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势在必行！

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势在必行！

——宏观故园之老友新朋

Archer Hong Qian(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新西兰的裴兄传来《温铁军的全民论挺吓人的》，视频后有一段编者按语：

“当初温和秦晖先生有过争论，从抱不抱暴力大腿，到头脑逻辑都输的一塌糊涂。沉寂十年，磨剑回归，不见进步退步的反而更厉害。别人的东西，不管用什么理论也不能强夺，人数多也不行。更不能鼓动别人不惜命去抢夺。这些争论在kong丹和秦xiao都动用了草泥马，也是这套理论，这些人都着实吓人。所谓的全民或者国营不能透明监督，和每个民有什么关系？一个私营企业可以在股市人人持股，并且可以透明监督，这还算不算私营？有些地方不管是由私到公，还是由公到私，你愿意不愿意都要强制接受，期间都是权力者向自己腰包装，围观者就是喊爷爷也分不到一毛钱。把别人的强制成自己的，还大呼小叫的要人性命，可以算缺德鬼了。”

东方这块土地上，最发达的智慧，是权谋，中国从来不缺为权力辩护的肉食者。

看了这个视频，我有些不解，一直在做“新乡村建设”，一直在为农民争“国民待遇”，一直在呼吁允许农民“组织越来”，享有与权力-资本的“谈判权”的老友温铁军，已经退休了，为何突然为权力，特别是为他所谓的“沟马”（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与资本结合。列宁，1917），做起辩护士来了？这是当今权力对一个学者的刚性需要吗？不象是。是“指鹿为马”式胁迫吗？也不象啊！

2007年4月钱宏与温铁军、卢明明、张晖明、曹鉴钦、殷玉良等

在上海淞江调研土地规划与政府信用

好吧，我就不去揣测老朋友的处境和心思了。我想说的是：

洋马不是马，沟马亦非马，正如汉佛不是佛， 佛马皆是瓶，里边装的依旧是宗法等级+帮派政治那一套。

没有社会资本成长的“宗法等级+帮派政治”的中国，从来没有形成阶级社会，甚至连贵族社会都从未充分成长，就被造反起义破坏了打碎了。所以，中国只有官民矛盾、官民斗争，没有阶级斗争。

自然，中国的所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也就是“民养官与官驭民”的关系，这里包括多少民养多少官？官家有多少种驭民之术？比如从两千年来屡试不爽的商鞅“驭民五术”，到今天混淆“孰公孰私”边界，以便于“假公济私”“与民争利”。

问题并不在于以“剥夺剥夺者的名义”，进行暴力剥夺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如何有理或无理，也不在于已经成为历史的债务，要不要清算，这种历史债务——这块土地上每一次造反起义都是一次替天行道式“剥夺剥夺者”，与马克思主义扯不上半毛钱关系——是永远扯不清，也没有必要扯的事情！1950年对内外资本的暴力剥夺，早在1980年代以多种方式扯平了，为何今天又要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吻来重提？要提醒谁？

最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必须坦诚承认：如果没有前三十年苏联“156个项目”援建的基本工业布局，没有美国后三十年从最惠国到降门槛入WTO等“制度外部性”的帮助，中国至今形不成马克思要求的，自由创新的规模化生产力与法制化生产关系的动力学、恊和学根基！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全民论”，是一系列偷换概念和混淆“公私”使然。全民所有=国家所有=政府所有=官阶大一统所有，所以，在官家主义（吴思，2014）强权控制下，全民论=全官论。

而且，更加荒唐的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却被冠以“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称谓——其中包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虚幻价值承诺和“利出一孔”“利入一孔”无孔不入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践——结果形成了一种解不开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死结。对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死结，史称冗官、冗兵、冗费，今前中组部长张全景称之为“官多为患”（1998），前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称之为“官满为患”（2011），而且，这个“多”“满”的背后，是冗债。

当然，前后两个三十年，确实不能相互否定。七十年来，这块土地上掌控权力的官家集团，从偷换概念，到偷抢占据所有资产，垄断所有资源，特别是官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所谓权控市场经济情况下，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中国特色国家资本主义运动：全官寻租化，全民佃农化。

这个“全官寻租化，全民佃农化”，在最近三十年，可以用二十年前温铁军与我讨论过的“政府公司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含非民粹主义的官粹主义）来概括。顺便说一句，我很遗憾温铁军老哥放弃了这个包涵了中国国民（特别是农民）、中国社会无组织权而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无谈判权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概念”。

2004年冬在人大学生食堂钱宏与温铁军漫说中国现行体制的由来

这个具有无限责任公司性质的政府集团公司，一旦与外来大资本（如华尔街高科资本）勾兑，其资本资源增值保值的收租割对象有三：

一是中国国民（低工资低人权），一是地方政府（财税费），一是外国国民（劳动权）和政府（税收）。

然后，这个有着900万亿¥超估值资产和600万亿¥实际循环债务（据朱云来说）的政府无限责任公司，在生产、劳动、资本三“过剩与不足并合症”和“制度外部性效应失灵”，必定出现比“市场滞胀”更可怕的大面积“政府赤胀”（钱宏，2011），经济下行趋势不可逆，其蓄水池似乎亦有三：

一是金融化房地产和大宗商品（泡沫永不破灭？），一是层出不穷的铁公基规划和开发区（天量奢侈浪费），一是广大中国乡村山水田林湖草（永远是政治经济失败后甩包袱的对象）。

是的，有人迷信权力的力量，特別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力量！许多外国政府都很羡慕妒疾中国政府的权力任性，我看到的是：每个集中力量办的“千年大计！”（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动作），看上去也就是損失了几千亿美元（背后资源包括透支后代的资源）而已。

可“一个孩子好，政府来养老！”（无从兑现的承诺之一）这个烂尾后遺症＋“强拆”＋“截访”＋“驱赶低端人口”＋“假公濟私的杀富濟貧”＋“一切姓尚黑”⋯⋯对家庭（特別是失独家庭、倫理）、对民族（基因库多样性、道德文化积淀）、对国家资本（人口红利、全民佃农化、全官腐敗化）、对社會（畸形生长），特別是对人的尊嚴和幸福的傷害、毒害、损害、危害、災害，可就不是可以金錢计算和权力崩溃能了结的。

权力的力量一旦和“立功、立德、立言”的刚硬野心结合在一起，給一个地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权、一个黨，帶來只有深重的災難！

实际上，权力的力量再大，包括与资本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勾兑在一起，也做不成真正的社會无限責任公司。

下面，让我们接着反思一下中国历史吧！

简单说，中国文明的致命历史缺陷，就是一条：从一开始至今就没有建立起保护和鼓励自由创新的制度文明。

没有制度文明的坚守和创新增量，就只有在存量里面转圈圈，结果就是宗法血缘鼓励的出人頭地、成王败寇，强者为王，嬴家通吃。结果就是：所有人（从帝王到官家、人民）都没有价值驱动的方向感，没有自由创新的安全感，也就没有快乐自在的幸福感。

当然，也许远古时代到禹，还有一种以贤能和谦卑为标准的禅让制度。但是，从禹的儿子启破坏了这个脆弱的禅让制度之后，在包治百病式的易经巫术思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变通、权谋）的纵容下，夏朝建立伊始，血淋淋的权力倾扎就上演了，大大小小的宗子们，不择手段的成功学和“汤武革命”“取而代之”、“赢家通吃”、“一将功成万骨枯”、“万寿无疆”式、“三不朽”式的速僵、速朽，就没完没了。

权力无边界，必定心刚硬。特別是秦始皇消灭六國后的大一统王朝，一代代更迭至今，无论出自中原，无论来自北方，无论是道统传承，还是武力僭越，无不奉行“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金科玉律，政权就是絞肉機，兄弟父子相残，完全没有形成正常的权力继承机制。

始皇伊始，就没有开好头。即使权倾天下的嬴政，生前恋权求不死藥被巫术耍，死后生蛆无人问，儿子暴死太监手中，孫子被腰斩于造反派刀下！

华夏纵横，汤武革命，强夏暴秦，脏唐臭汉，宋明犬儒，元清戾气，现世苟且，或巧取豪夺，或娱乐致死，或岁月静好，或桃枝夭夭……兴衰皆一个苦字了得，唯独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周树人当年找了半天，也就从“吃人”历史的缝隙里，可怜巴巴找出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最多不过是以避世的方式，张扬一下个性风格，远不足以承载起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升华Mission，结果就是无止境的原地转圈圈！

以至于，这块东方大地上，2700年间，發生大大小小戰爭6千余次（王小平，2012），每一次大型改朝換代，每一次慘烈的宫斗，都是以千萬人头累累白骨为代价，换得一時贏家通吃的盛世，然后由盛而衰、由衰而竭、由兴而亡，治乱循环，周而复始。

在这样的治乱循环之中，作为全部历史第一个前提性存在的“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1843）的命运，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换不来社会制度文明的良性积累。这块土地上，总有人想着立不世之功、立千年之德、立大义微言，让后世子孙景仰，而政教（领袖导師统帥舵手）合一，而实际上总是被一次次砸碎了重来！

从制度文明看，先别说西方，只要看东边的日本，天皇制，一脉相承，政权更替有序，进退有度，穩健成長，从无大动荡；西方近8百年來，长子继承制＋君主立憲，同樣保障了稳定与創新的双轮驱动；歐洲剩餘人才，从地理大發現后，拓展了美洲新世界，摒弃了长子繼承制又从母国的君主立憲蛻變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文明……传说的尧舜禹“黃金時代”不可能成為現實，但可以汲取某些智慧加以当代整合与超越！

这块“全官寻租化，全民佃农化”的土地上人們，即使走向海外，也依舊只是限于：要么如太监郑和般扬威西洋，要么只顾逍遥自在，要么挟资避祸，而到了新的土地上复制宗法出人頭地那一套，即便不差钱，還是想要賺更多的钱（包括反手去赚母国人民的钱还美其名爱国，跑到外國來爱國？），最多也就是建个“唐人街”图腾什么的，从来没有沒有惊心动魄的地理探险，沒有精神上的在地化融入，沒有思想上的自由平等，更沒有制度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創新！

怎么办？

纵观古今内外，我想，这大概就是去岁至今，突然被抛到北美的我，一边随缘而安，每天思索不止，一边在此地出版《SYMBIOSISM·共生：一种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一书之后，又写了《爱是尽善尽美的联结——宏观世界之族裔歧视》和《共生之域——亚裔、华裔加拿大人可贡献的精神象征！》两文的原因吧？

开疆拓土，并不只是物理、生理、心理生活的延續，殖民者或移民们，需要掙脱过往序章的梦魇，实現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

而思想境界的升華，又需做出新生活方式的樣貌場景來，才能激發一代代人践行的Vision & Passion⋯⋯

這就是从“山巅之城”到“共生之域”的偉大精神象徵！

既然当年New England人身处蛮荒之地能做到，那麼，锦衣华服不差钱的华裔温哥华人、亚裔北美人为什麼做不到？！而且，设若华裔加拿大人、北美人做到了，做好了，甚至做得更有创新意义，可以反馈母国啊！！一如后来的新美利坚人、新加拿大人，在制度文明和生活方式上反馈老欧洲一样！！！

上海的老朋友书法家林庚看完这个分析，对我说：“刚看了钱兄的文字，分析得非常透彻。在如此情况下，要变甚难，决非你的共生论能解决，任重道远，此地倍艰。”

是啊，连老朋友温铁军都变了，我知难了！八十年代名记者洪波在北京说了四个字：“精神重建”。可谓深解我心！精神重建，就是“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这也是我2013年在雅典参加“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所作的主题报告《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的历史跃迁》的内容。参看钱宏：建立新范式重构全球化哲学基础–和通社 (hkanews.com)。

今天，我有些累了，真想有个宽大的臂弯让我睡一会儿，让我愉偷懒！先写这么多吧。

孞烎2021年12月5日于Vancouver

2020年9月12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官网刊登《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钱宏悼念张世英先生》提问：一百多年来，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使命屡屡遇困，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有一条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百多来，中国人自晚清到当代，在“赶超西方”物质技能的冒进中，始终没有完成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这个“精神文化上的超越”，就是指张世英的“我们-自我-他者”发现和“人生的四种境界”主张。 中国融入世界的百年历史使命，有待张世英哲学思想的普及！https://phil.pku.edu.cn/xwgg/zsyxsyd/505591.htm

作者新书：SYMBIOSISM 共生: 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 Style 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 https://www.amazon.ca/dp/B096PYNP8H/ref=cm_sw_r_u_apa_glt_0KRJY15HME8AAT3ABCV7

作者联系方式：Qh2012@vip.126.com, Hongguanworl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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