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共生？

摘 要: 把共生之“是”转化为共生之“应该”是实现共生之首要通道。

关键字:共生之“是”；共生之“应该”

一、共生之“是”和“应该”

所谓共生之“是”，指的是共生作为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而所谓共生之“应该”，则指的是把共生规律运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中，作为实践的准则和规范。

我们先来看共生之“是”。共生主义把共生原则视为宇宙大一统原则，这是因为，宇宙起源于“一”，宇宙的最终归宿同样也是“一”。因此，在宇宙的中间阶段，包括我们生存的太陽系依然是属于宇宙这个整体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关系。 不仅如此，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只能尽量争取与我们身在其中的地球这个整体和恊相处——比方说，人类无论怎样文明进步，都逃不脱地球对于人类的宜居条件的制约，如果人类破坏了这个宜居系统，那么人类就必然受到惩罚。如果放任地球环境持续恶化，那么人类会最终把自己毁灭掉。对全球人类而言，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只有一个五湖四海、只有一个大气层。它们就是人类的“天”。这意味着人类只有一个“天”，人类只能共同生活在这一个“天下”。

共生之“应该”作为伦理原则，人类作为自然的一员，应该遵循自然法则，如果不遵循“是”的法则，那么人类什么也不是。那么，这个“应该”来自何处呢？按照康德的说法，来自上帝。但是今天，每一个地球人都十分清楚，谁也不能代表上帝宣示他的旨意。因此，康德的绝对律令就成为了一纸空文。谁也没有资格宣布上帝的律法——教会没有资格，教皇没有资格，同样，国家、政党、大学教授、科学家、艺术家，都没有资格。只有自然才有资格。

共生之“是”之所以可以转化为共生之“应该”，是因为，它不是出于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主观愿望，而是出于所提出的背景是绝对否定性的。事实上，只有客观的“应该”才能成为绝对律令。这意味着，共生原则是整体要求，而非局部的权宜之计。俗话说，欺人、欺己，但是不能欺天。欺天的结果是自绝于天地，玩火者自焚。事实上，共生原则所针对的主体正是自由的人，因为只有人可以自由地与他人“不共戴天”，因此幻想一家独大，像6500万年前的恐龙一样，独霸世界。但是，即使没有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地球的巨大灾难，恐龙在吃完了物件，并且把环境也吃光了之后，也会自取灭亡。

二、公权代表了共生原则的“应该”

在这个意义上，共生原则是人类伦理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虽然这条底线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看不到这条底线，这就如我们在城市的小巷小街上，在乡村的山坳里，看不见广阔的地平线一样。眼前的纷繁杂物之网线遮住了我们的视线，以至于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地平线，以为这些建筑物、山坡——乃至一些人为的高大漂亮地标——就是世界的地平线，是我们判断世界的“尺度”。海德格尔在分析人的本真存在时，把死亡作为一条标准，认为向着死亡的生存才是本真的生存。对于人类来说，死亡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似乎不难想象。但是，把共生原则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伦理底线，却似乎很难想象。人们很容易轻易地越界，把一己之利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这样做，通常不会受到“必然性”惩罚。比如，在利益之争中，人们通常采取零和的博弈策略，并且一旦得利便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了。不过，传统伦理还是有相应的说法：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是底线约束法，它在整体上规定道德准则，而不是在局部的条件和情境中规定道德准则。可见，共生原则作为道德原则，是大是大非原则。

而从正面的、积极的方面看，共生原则的博弈原则，则是双赢的原则，因为它把博弈双方视为绝无仅有的双方——这意味着：吃掉对方才是真正的全盘皆输，共同毁灭。基于双赢博弈的诉求，共生理论是把利益区分为整体利益与个部分利益。 自由市场的结果通常是：少数竞争者越来越强大，大多数弱势者则越来越弱。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平衡者，这就是国家，就是公权。显然，公权似乎是代表整体利益的，它平衡利益竞争的方式是通过再分配资源的方式，比如，通过资源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就此而言，公权代表了共生原则的“应该”：你活，别人也活。

三、如何“应该”？

从共生之“是”到共生之“应该”，在社会实践上，最终诉诸的就是人们的良知良能。而良知良能表面上看是主观的、内在的，其实也是客观的、外在的。因为我们可以从经验上验证——比如，一个制度是共生原则的还是单边主义的，这就看该制度在实践上的结果：到底是哪些人得了利？如果大多数人，甚至80%以上的人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那么，这项制度不公正、没有良知良能，就是有目共睹的，客观外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共生主义的经济理论反对“国富论”，因为，国家过分富强，就意味着人民过分卑微、下贱。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是如此，它最终把治下的人民变为了卑微下贱的、毫无道德尊严的群氓。

作者：刘进，全球共生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本文是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北京）主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