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间性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等观念变革

——从高尚全“两个中性原则”引发的思考

钱 宏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惊闻富有成事智慧的改革老人——高尚全先生仙逝，享年九十二岁（1929-2021），我不胜感慨！

我感慨，中国1980年代“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到现代工业经济体的双重转型任务的改革”，竟然能够“克服保守的思想禁锢，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去开创、确立新的体制”。

我感慨，在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刻，涌现了如高尚全、马洪、童大林那样一批富有“成事智慧”的新人（参看《成事智慧、说理无力、挑战和契机——读柳红<破题1984：马洪的两份手稿>》)。

我更感慨，象高尚全先生这样一生追求改革、牵挂改革，又“心底无私天地宽”富有良智（Beautiful Mind）者——90高龄还能写出《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如此富有创见的苦口婆心的大作——是否后继乏人？

我在2019年1月11日回复柳红的微信中写了下面这段话：

破题者都是值得尊敬的人！

他們不只是富有说理的智慧，更有成事智慧。

高尚全、马洪先生1984年，能运用自己所处特殊位置，推動当时中共元老一起发力，促成12届4中全會写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难能可貴！也为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共14大报告把另一个说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改革開放的目標，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

高尚全所写报告局部影印件（蒋平提供）

尽管“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有本质上的缺陷，然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进步。而所谓本质上的缺陷，正是今天中国的当值者需要偿还的历史欠债：

首先，在理论上，缺乏马克思要求的“彻底性”，可谓相当别扭，商品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离开了“分工”“交换”“价格”与“资源”，戴什么主义的帽子，都无法“掌握群众”依法行事，不过是沐猴而冠耳！

其次，这一理论上的别扭，在政治上，必然为“权控市場”预留下权力与资本的结构性操纵与垄断空間，而成挤兑劳动（价值）之势。

其三，也在实踐上，为日后及今各级党政机构创租、抽租、寻租，以及所謂“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各種权变，留下诸如某种經濟组织是不是“自己人”这样的口实！

这种表述上的本质缺陷，势必在中國大陸参与世界經濟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不仅随之遭遇“市場自由与政府管制周期性世紀钟摆困境”，而且同時，还可能因自身先天结构性病毒病灶，一边从世界自由經濟体系分工中汲取大量资本能量，一边又对现行世界性經濟形態构成某种侵害，从而加剧中國大陸内部经济的畸型发展，乃至癌变漫延！

癌变漫延的现实表现，就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动荡与各种债务危机，造成“三大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极分化，信用资源分配两极分化（向松祚2015）。

这种情况的存在，撇开现行利益格局羁绊不谈，一方面暴露了现行新老结构主义、新老自由主義、新老政治經濟學，以及“宏經”“微經”生硬学科划分上的严重思维路径依賴与价值取向偏颇；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与世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革故鼎新，创造了势在必行的时代契机。

那么，三十五年之后，当中国需要进行“改革突围、创新突围、对内开放”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还有高尚全、马洪先生这样审时度势既有说理智慧，又具成事智慧的伟大历史人物吗？

请允许我把这段话抄录于此，我相信，这也是高尚全先生仙逝前的心声。所以，我在写出这段话的半年后，读到高尚全先生6月写的《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特地写下了这篇《“四中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等观念变革——从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引发的思考》。今特重刊于此，再表敬意！

高尚全先生永垂不朽！

晚生：钱  宏

2021年6月27日晨于Vancouver

{提要}高尚全先生提出的“下一步改革”，当离不开四个中性原则，即：劳动分工中性+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价值中性（简称“四中原则”），亦即：劳动分工间性+资本-劳动竞争间性+所有权间性+价值间性（简称“四间性原则”）。“四中原则”或“四间性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第三次思想解放，从而对接上新的经济学思想及其基础理论，即是确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仨自组织人”对象及其“创新（劳动-资本）分工配置”和“共生权”三层意思的观念变革。

高尚全先生颇具创新地提出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我与高先生相逢于2008年北大经济学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论坛上，后又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重逢，参加“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讨论会——《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重逢。

此后，每次看到高尚全先生的文章，都会认真阅读。这次我

想说的是，如果仅仅从改革的政策实践上看，高先生提出“两个中性原则”，是他继当年排除万难与马洪等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概念，即“权控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亦即既要解决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和“姓社姓资”意识形态争执问题，又要先让权力放心，还要让权力心安理得地务实操纵、垄断市场，采取的改革折衷方案之后，在中国经济压力下行加大和中美贸易持续摩擦背景下，给出的又一个回避“孰公孰私”（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根本认知问题，搞“深化改革”的一个权宜性办法。

社会转型大师高尚全重逢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专家首届座谈会上

真难为高先生了！

只是今天，无论是“中国经济压力下行加大”，还是“中美贸易持续摩擦”，都只是“孰公孰私”这一导致中国“跛足改革”（胡温发现，2003）根本认知——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问题的表象。

高尚全先生的可贵之处，是结合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提到的竞争中性原则，提出了“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两个中性”原则，而且，从哲学思维上澄清了“中性”认知，区分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分为二”是表述认识事物的最终性质，“一分为三”则是认识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法。

这个思维方法上的“最终性质”与“现在状态”区分，不仅超越了以往谈改革状态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下一步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方向。

这就是，“非中性”的“孰公孰私”二元对立问题，包括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偏袒问题，再也不能用某种似是而非甚至以非为是的意识形态说词绕过去回避了（参看钱宏《再论走向共生之第三次思想解放》、《从“三个代表”到“新三大法宝”——以共生的名义：重塑“私有财产”与有公信力的公权力》，刊精神文明网http://www.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22602）。

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专家首届座谈会上谈“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显然，从事物现在状态的“一分为三”，引出的所谓“中性”，就是思维方式上“不偏颇”，价值取向上“不偏袒”。我想高尚全先生这一区分，是中国人从经济运行到哲学思维上的一次跨越性进步！

更进一步，以共生哲学（Symbiosism）观之，高尚全、易纲提出的“中性”原则，也就是“间性”（Inter-path relation)与“间道”（Inter way）原则。共生，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最佳表达形式，是在时间上延迟冲突、空间上设置缓冲地带扩展的同时，积极地相互接受个性差异，并扩展共通领域的关系，找出“间性通道”。

这里有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是“间性”。间性，是一种关系约定，也是一种“缘分”“道行”。间性，是人类认知事物和参赞化育，以及遇事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的因应通道。“间，以及缘间而行之道”，指一切关系的交互作用，如调节人体八大系统遍布所有器官的经络，即为间道，哲学上讲的物质能量信息（心）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主客体间性、万物间性、大（小）道间性，所以，间性也叫间道（相对无间道）；间性，也可以指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上的二重乃至多重关系，比如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及其变体间性，民粹（草根）主义与官粹（精英）主义及其变体间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变体间性、国际政治中的双边多边间性，比如公平与效率间性、需求侧与供给侧间性，社区、市场与政府间性，生产、交换与生活间性，制度、人性与文化间性。从方法论上看，我们把找到人、事、物间性共生，称之为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初始条件”（背景），并称之为“间道智慧”。

第二个关键字是“动態”。任何关系间性都是实时处于动態过程之中，动態，是指心、物、能一体具足自组织振动，形成希格斯自相互作用態势。这在方法论上，称为“心物条件”（心理-物理条件）。

第三个关键字是“平衡”。关系间性实时动態运转可持续（生生不息）的必要条件是平衡（包括均衡、制衡），心物能一体间性振动状態，呈现出宇宙万物各自特定的本位（分阴位、阳位，或势能、动能）地生生不息（负阴抱阳、负阳抱阴），共襄生成灵动臻美（优美、壮美、奇美）之生態。这是人、事、物存在的“边界条件”。

间性（初始条件）、动態（心物条件）、平衡（边界条件），三个关键字，总体呈现的是，无论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无论须㢱芥末，趋于静態平衡者，为向生而死，趋于动態平衡者，为向死而生。作为初始条件的间性或间道变了，作为心理-物理条件的动態態势和作为边界条件的平衡（均衡、制衡）生態，也会发生变化。

因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必须实时把握有无之间，生生死死无量循环的周期性，通悉“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非共生即可能共死，非共死即可能共生之奥妙，是故，自己活也要别人活，而不要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live and let live,not do evil and let evil）。我们认为，这就是当今世界，人类与天地万物及人类自身历久弥新的约定。

这个历久弥新的约定的底部，书写着这样一个中文词：共生（Symbiosism）。

共生，是人、事、物间性（道）动態平衡生生不息的宇宙法则。共生思维也是走出系统思维，及“复杂之复杂”系统思维（包括高科技建模思维、大人文定势思维，以及一切预设了利益羁绊“地板”和路径依赖“天花板”的“制度-文化-人性”）困境之大成智慧与普惠价值。

有了这个共生约定，无论我们处于强势弱势，优势劣势，都会实时提醒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不要把自己的地板，当成别人的天花板，也不要拿别人的天花板，当自己的地板。所以，一视为仨，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为美，从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永续和平、太和吉祥（参看《共生（Symbiosism）是间道臻美之学》，见《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第479-485页，晨星出版社，2018）。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在多重组织形態间性（含多重文明间性）中尋找化解冲突重建新时代、新世界秩序，以及适宜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提“中性原则”，那么，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应当是所有权）中性，离不开劳动（技能、资源）分工配置中性！

就是说，即使是“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两个中性原则，也还是不充分的。

      道理很简单，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哈耶克从哲学上进一步发现：计划体制是不可持续性的，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技能、资源）分工配置。

千百年来，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本能和知识（技能、资源），以价格为唯一信号进行分工交易和配置，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并促成人类的进步与繁荣，改进生产和生活方式。

    任何个人、团体、共同体（政府）都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转所需的所有知识（技能、资源），因此过度计划体制、顶层设计、产业规划，必然造成巨大浪费、甚至灭杀“知识分工，竞合共生”，最终导致真理终结、经济崩溃、道德沦丧……因此，为了避免这种败局的出现，还应当有一条罗伯特议事规则中讲到的“价值中性”（The value of neutral），即生产决策过程中，旨在凝聚组织认同，提高运作效率，平衡多元利益，通过文明议事来说服、辩论、妥协，从而形成有效能的公平行动。

所以，我想在高尚全先生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作如下补充：劳动分工中性、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价值中性，即“四中性原则”；或劳动分工间性、资本-劳动竞争间性、所有权间性、价值间性，即“四间性原则”，才是一个经济体（个体、群体、共同体、共生体）正常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

我相信，高先生的哲学思考，加上我这个小小补充，不仅是竞合共生的另一种表述，而且也是人们改变经济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里还必须对“四中原则”中的“劳动分工中性”，作出比哈耶克进一步的揭示。说劳动分工的本质是知识分工没有错，但知识分工何以可能呢？知识分工，远不只是教学意义上的“学科分工”或“技能分工”。

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观之：

首先，哈耶克发现的“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知识”的前提，是“每个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存在，亦即马克思揭示的作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43-1845）。

近三十年来，由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及各种智能技术、物联网迅猛发展和世界贸易格局根本变化，引发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绝不简单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片面的“理性经济人”分工、分权、分利追求市场占有率/力（往往引向零和博弈），以及市场占有方式——产品、品牌、标准、复制、规模、垄断、绩效——的改变，而是“零收费（相对于区块）、零壁垒（营商环境八要素）、零歧视（相对于特权）”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再适应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发展趋势。

第二，“有生命的个人”作为活的行为主体的存在方式，表现为富有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因而也就是熊彼得“创新”主体，而作为创新主体，必然具有其“独有的”丰富性。我们很容易发现，任何市场主体（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体验性效能，而并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方式都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的特征。

我们将这种开放赋能的三位一体全人称市场主体，称之为“仨自组织人”（Three Self-Organization Person）。正是“仨自组织人”这种丰富性、差异性、独有性，构成了作为活体的个体、群体、共同体、共生体既不相同，又具有中性（平等）权利的社会现存状态。

更重要的是，不同市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之间，呈现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超越了，甚至消除了传统的主客体（Subject and object）关系。因而，所有“仨自组织人”从组织内到组织外，都彼此互为主体。而且，互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能够实现系统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单独实现“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统一，且可体验的高效能、高质量发展。

于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共生逻辑或共生效应——生成了一种整体高效高质的市场综合有机体——共生体（Symbiont）组织。共生体组织，也叫共生型组织，是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组织而言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態。

于是，更加令人激动的大事件将会发生——由“仨自组织人”形成的共生体这一组织形态、组织方式的根本性的改变，带来了人类超越同质化竞争的竞争方式的改变——竞争与合作的共襄生长（Grow by Symbiosism）。

竞争方式的改变，会激发作为“仨自组织人”个体和群体的上进心和创造力，使之超越自我，开发潜能，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取长补短，共襄成长。所以，这样的竞争并不排除合作，尤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中，由于资源共享、利润共赢（各得其所），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而“打破了组织传统竞争模式体现出的单向线性思维，是一个双向或者多向的思维模式，使得有机系统中的组织个体可以开展基于自身优势、并为成员贡献价值、融合共生伙伴资源的网状发展”（陈春花），所以，共生体组织，真正实现了竞争与合作的不可分割，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在竞争合作中集聚力量、启发思维、开阔视野、激发创作性，并能培养同情心、利他心和奉献精神。

哲学家休谟说：“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于是，“创新分工中性”概念，成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的有机组成。我们将“三链生態圈”中这种高尚的竞争，称之为“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第三，富有“仨自组织人”意义的创新分工，不只是亚当斯密发现的“理性经济人”的“劳动分工”，也不只是哈耶克发现的“知识分工”，以及马克思看重的大工业化“集体（无产阶级）劳动分工”，如果只是“劳动分工”“知识分工”和“集体劳动分工”，这些分工，事实上随着科技创新及其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生態圈”形成，都将被自动化、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所取而代之。

企业家的行为是其创造力的表现。亚当·斯密：“人人拥有的财产就是他自己的劳动，因为劳动是所有其他财产的最初根基，所以是最圣洁，最神圣的。”这就回到了“劳动分工”的出发点和目的意义问题，也就是，如何保持不同的仨自组织人“生产-交换-生（活）態”的权利（权力与利益、义务与义务）动态平衡问题。

共生经济学认为，传统产权理论，尤其是公有制、私有制的产权理论，及其政策实践，不再适用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生態活动的规范，而由仨自组织人展开的综合“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思想，应运而生。

今后，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中性伦理（幸福）”底线。因此，所谓“所有权中性原则”，指称的不再是“公有制”或“私有制”意义上的中性，而是“共生权”意义上的中性。

我理解的劳动分工中性+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价值中性（简称“四中原则”），对应着“仨自组织人”及其“创新（劳动）分工”和“共生权”三层意思。

这样，就必須在“孰公孰私”（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的認知上，彻底解放思想，而后，中國大陸經濟結構性问題，也将自然而然得以解決（参看钱宏《中国经济潜力呼唤新经济学思维》，刊国务院发研中心《经济要参》2019年7月31日）！

基于此，我冒昧地认为，高尚全先生提出的“下一步改革”，当离不开四个中性原则，即：劳动分工中性+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价值中性（简称“四中原则”），亦即：劳动分工间性+资本-劳动竞争间性+所有权间性+价值间性（简称“四间性原则”）。“四中原则”或“四间性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第三次思想解放，从而对接上新的经济学思想及其基础理论，即是确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仨自组织人”对象及其“创新（劳动-资本）分工配置”和“共生权”三层意思的观念变革。

而一旦在“下一步改革”中引入“四中原则”，引入相应的“仨自组织人”理念，那么，就势必要求在政治体、经济体、自然体的组织和行为上实行真正的“集成改革”和“全面改革”：权力的归权力、市場的归市場、资本的归资本、劳动（知技）的归劳动，还有自然的归自然、社会的归社会、家庭的归家庭，各有明确分工，相互作用，共襄生长！

这一集成-全面改革形态，已然在虚拟空间（metaverse）中露出端倪。

陽子2019年8月5日晨于辽东灣童心公寓

附录一：

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转引自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公众号”）

不久前，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我结合此前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G30国际研讨会上提到的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提出了“两个中性”原则，即“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所有制中性原则”。之所以提出“两个中性”原则，是因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所有制中性原则，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建议把所有制中性也作为重要原则，形成系统性的“两个中性”原则。对此系统性的“两个中性”原则，我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哲学思考。

一、 什么是“中性原则”

所谓“中性原则”，指的是绝大部分社会事物不是由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单纯对立两方面组成的，而是存在大量中间事物和中间地带，甚至这些中间事物才构成了社会事物的主体。因此，对待各项社会事物，不能简单地用两分法去区分内外、敌我、对错，而是要以“中性原则”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和处理。

1、中性的普遍性

中性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特征。《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其中的“一生二”的哲学意义是事物即矛盾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演化，呈现出来就不是“二”，而是“三”，所以“三生万物”。因此，“一分为二”是表述认识事物的最终性质，“一分为三”则是认识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法，两者不能混同。事物的现存状态往往可以一分为三，所以有正、有反，也有中；有有益、有害，也有无害；有姓资、姓社，也有更多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

我的老朋友艾丰曾经详细地阐述了“中性论”，他认为，在所有领域中，“中”是一个广泛的存在。不仅有无阶级性和无社会制度属性的事物存在，就全社会而言，就人类整个发展史而言，中性的事物是社会存在的主体。中性事物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据，是继承和创新能够结合的基础。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整体来看，也是无阶级性和有阶级性、无制度性和有制度性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体或融合体。

2、什么是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

什么是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就是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公平竞争，政府的行为不给任何市场主体参与者尤其是国企带来任何“不当的竞争优势”，不特别保护某一个竞争者。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在其《竞争原则协定》中提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概念。后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资本-劳动竞争中性”的含义进一步拓展，为了使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给国有企业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明确政府采购等八个方面的标准。

什么是所有制中性？就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不仅要平等竞争，而且要一视同仁，不分我高你低，不因所有制差别而进行歧视，也不应对不同所有制规定专门的限制措施。我认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所有制中性原则，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建议把所有制中性也作为重要原则，形成“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双重原则。各种所有制都是平等竞争、一视同仁。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都是为公平、公正的市场发育成长创造环境，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二、 改革历史进程中“中性原则”起的作用

回顾历史，对“中性原则”的自觉运用和把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于推动改革的前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计划与市场竞争论中的突破口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庸俗二元对立的错误看法，将事物的最终性质和当前状态混为一谈，将市场经济这一无阶级属性的事物跟资本主义绑定。经过改革开放酝酿阶段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逐渐接受了“中性原则”。人们或者没有准确地认知“中性原则”，但是小平同志强调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是典型的“中性原则”的一种深入浅出的阐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中性原则”的政策衍生。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着重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完全是“中性原则”具体而生动的阐释和运用。

基于这些“中性原则”的运用，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无社会属性，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改革因此首先在计划与市场竞争论中取得了突破。在1984年十二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过程中，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最终为中央所接受。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伟大成就证明，带阶级属性的“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样中性事物的结合，是对“中性原则”自觉运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突破和胜利。

2.学习国外经济管理经验

根据“中性原则”，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管理经验，属于典型的中性事物，也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更可以用的事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出许多成熟的经济管理经验，包括宏观调控的经验、微观企业管理的经验、资本要素市场组织管理的经验等等。这些经济管理经验都属于中性事物，不带有阶级属性，又都是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外经济管理经验十分有利于市场经济，并无害于社会主义，最终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毫不犹豫地学习这些先进的国外经济管理经验。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自觉运用“中性原则”，充分地学习国外经济管理经验。譬如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我们邀请了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向他们学习如何将宏观调控与市场作用结合起来。这次学习讨论的结果，为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再如“股份制”这一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过去长期以来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因为“股份制”是与资本、资本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看来，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股份制也只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在创新经济不断发展迭代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和科技创新要素越来越重要，正逐渐取代资本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股份制”也因此不断发展，形成如“期权激励”、“股份合作制”等等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充分说明，“股份制”是一种中性的事物，“股份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应当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和利用。

3.中共诸多重要政策文件蕴含着“中性原则”的内核精神

中共多次提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内核。中共十八大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历次中央全会文件表述的核心实际上与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内涵并无二致。即无论各种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成分，在政策环境、法律保障、要素供给等方面，俱应平等竞争、一视同仁。

三、 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把握好中性原则，不仅是新时期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乃至全面深化改革都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改革中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1.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这个硬骨头主要讲的就是改革要面临的既得利益的阻力。类似行政垄断、歧视民营企业等等都是既得利益格局的具体表现。为此，就必须通过落实两个中性原则，破除行政垄断，把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各司法机构都应当在中共领导下高度重视两个中性原则，各部门、各地方、各司法机构必须协调一致，补齐政策和法律短板，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稳定的环境。

2.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国有企业不断改革的进程。1993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2003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职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属于中性事物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资本市场和在资本市场上的进退，都属于中性的范畴。因此，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国资委职能从管人管事转到管理国有资本上，都是落实两个中性原则的体现，并无关阶级性。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则是推动中性事物与社会主义属性的结合，更值得鼓励。

3、应对国际贸易纠纷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纠纷是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各项改革开放措施，来化解这一风险。一方面，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坚决回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讹诈和不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则要加快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被攻击的破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主动落实“两个中性”原则。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实质焦点是两个：一是对国有企业的定性，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享受特殊政策，处于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地位；二是希望压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保持美国高科技的竞争优势。主动落实“两个中性”原则恰恰是应对这两个矛盾焦点的重要法宝。“两个中性”原则的缘起本身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为创造不同国家、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公平竞争环境。对这一原则的主动应用和落实，加快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上被认可。

作者：高尚全

来源|财新网

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9-06-26/101431613.html

附录二：

宏观世界之虚拟空间（metaverse）

    看《父亲节的由来》联想——兼读朱嘉明《“元宇宙”和“后人类社会”》心得。

    父亲节设立的过程，很生动地诠释了“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Tip O’Neill）的观念，也展示了人类无中生有、实中生虚和有无互动虚实相济的创生过程。

    当我感受到加拿大“家庭第一，社会优先，公共服务”的制度设置后，进一步发现：好的地方政治都来自社区（教区）的原创，而社区的原创，则源于“有生命的个人”！

    所以，马克恩恩格斯早就总结说：“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基于此，他们预言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想接着补充说三点：

    第一，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并不是完成式而是现在进行时的，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然并非人类社会的终极形式，而是现在进行时的组织形式之一，比如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政党政治也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第二，自由人都是具有“自组织意识觉醒”的人，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科学技艺、工商业、信息態虚实工具，进入自然（现实）世界，不仅大大拓展了自由人的生活空间（点-线-面-体-），而且形成了一个“人化自然世界（有无相间虚实相济的metaverse）”，但同时，对于生活空间和人化自然的占有与控制，往往成为自由人的本能显现，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能解决资本垄断与权力操纵下的排他性（族群内外的民众）问题。

    第三，怎么办？海德格尔说“人类的意识其实是第一位的存在”，因而回到“有生命的个人”意识觉醒和创造性参与（experience、discovery、creatoreconomy、sptial computing、human-coputer interaction）的社区化（infrastructure）、大众化（decentrslizition）。那么，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基于有生命的个人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演化形態（比如碳-硅基生命虚实共生体），将自由人的联合体，转化为自由人的群-环-域共生效应（Symbiosis effect），从而形成自然、自由、自在人的共生体？！

    意识觉醒（ mind awakening）创造性自组织的表现形態（含metaverse）有：科学（理论思维先导）、技艺（无中生有/有中生无/有无相生）、工商（分工复制竞争合作）、政治（重大利益的权威分配）、军事（重大利益分配的极限冲突）、法律（以规律与人心导向的机会均衡约定）、哲学（通过审视反思追寻可能的世界）……科幻电影《Blade Runner 2049》 展示的生物人、电子人、数字人、虚拟人、感应人、信息人，以及他们繁衍的拥有不同性格、技能、知识、经验、情感诉求的后代（后人类），不过是观念意识觉醒后的自然人、自由人、轴心人、自在人，乃至共生人——亦即“仨自组织人”在自然世、人类世、地球世的阶段性表现。

 孞烎2021年6月21日于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