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中国：

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

“特区”思维该终结了

看到《重磅：北京将建自贸试验区》这样的标题，我就不禁感慨不已！

还是老毛病：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主事者及其专家们的头脑啊！

搞特区的思维方式，源自清代“五口通商”和“租界”，继而中华民国时期的“苏区”“边区”，再就是改开后，设立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特区”或“计划单列市”，当然，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所谓“共和国长子”的“国企”、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企”和“台商”（有时也被“关门打狗”），最后是五花八门的“新区”和所谓的“自贸区”！

试想一下，一百多年来，所有这些个“特区”“新区”“国企”“外企”背后，如果抽掉官僚和资本合谋的“特权”，还有何“特”可言？没了“特”谁还有兴趣？而在一国之内，如此这般大面积搞“特权”正常吗？资源总体有限，你多吃多占多用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谁埋单？除了吾土吾民（包括一会儿要消灭一会儿是“自己人”的被斥为“私有”的所谓“民企”）和他土他民（WTO后商品－劳动输出及资本输入），还能有谁买单？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可持续的国家常态吗？

当然不正常不可持续：这种人为的“割据”甚至“炒作”，既造成社会分配机制不公平，也不是长久之计（更别扯什么千年大计）！

所以，正常国家正常情况下，中国特色搞“特区”惰性惯性思维可以休矣！

如果“自由贸易”是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过程中必备的前提，就从整体国策入手，实施无歧视的“一视为仨，存同尊异，间道竞合，和恊共生”！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究何搞不起来？搞“上海自贸区”那时，我就专文讲过，搞自由贸易区，需要两个“反特权”的必备条件：一是通讯自由，打破“信息不对称”；一是律法公平，打破资源不对称和权责不对称。其他如对官的“正面清单管理”（法无许可不可为）和对民的“负面清单管理”（法无禁止即可为），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数字经济自由贸易、区块链技术管理等等，是这两大必备条件的衍生条件！

试问：八年来，从上海，到天津，从海南又到北京，那么多所谓的“自贸区”搞起来了吗？事实已经回答：不可能！对不起，这与谁谁谁是不是谁的宗法式或江湖式亲信无关！！

朋友刘斌夫来字补充说：“自贸区是邻国之间多边无障碍零关税国际贸易合作区域，涵盖至少两个国家以上区域；国内某个城市搞什么自贸区，纯粹瞎掰！我无数次地在内参和公开场合批驳过！”

刘斌夫是从“自贸区”的本义讲的。我要说的是，“特区思维”背后的“政治内耗与资源浪费”问题。要害是，特区思维强化了特权。事实上，中国这么多年已经搞了五花八门的“特区”特权实验了，既没有真正解决贸易壁垒问题，又出现了诸般劳动、资本、资源、分配公平多重失衡问题，这种搞法该到头了！“对外开放”了这么多年，该是实行“对内开放”的时候了——以达“内外双开放，生態双循环”的时候了！

道理常情都很简单：自由通讯和公平律法，不可能划起圈（特区）来搞，而必须是全国全民共享才可能实施－－国民事权大如天！

所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呼唤：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

坏话我就不说了，洗洗睡了！

历史选择必成历史陈迹

忽又看到朋友发来视频《中国崛起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原来是老朋友温铁军老哥也开了自媒体“温言铁语”，我当然要遥相祝贺！

对于这个疑问句，我不想置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温言铁语说“中国像头牛被扒了两张皮”，我也认为这个比喻是成立的。只是，在上一波中国特色经济全球化中，第一，中国国民（劳动者）确实没有拿到多少好处却整体落下了身心灵亚健康和乡村生活的败落；第二，中国环境特别是水、空气、土壤、微生物也肯定是被毒化和山水林田湖草被破坏了；第三，赚来的几万亿外汇强制结汇换成人民币进入流通，无疑大大冲淡了中国国民储蓄的含金量（这是政府公司主义“举国体制”与民争利、夺利的真正实证）。同时，第四，美国产业空心化和中心城区衰落的后果也无疑是中低阶层劳动者跟着受损；第五，美国政府丢失了税收和就业政绩，“政府危机”时有发生。就是说，带着中国特色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下扒了“五张皮”！

其实，我更愿意用“秦晖双重失衡”来描述“中国生产过剩、美国生产不足”（温铁军）这一真相（参看钱宏《“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以球为体，共生为用——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

问题在于，必须了解造成“秦晖双重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谁“扒了五张皮”呢？也就是说，谁从“中国生产过剩、美国生产不足”（或许可以叫“秦晖-温铁双重失衡”）中，得到好处呢？第一，是美国金融资本家，第二，是中国当权派和依附权力的中国产业资本（中国没有真正的“资本家”）。而且，在中国百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政治遗产集体无意识作用下，美国金融资本家（对不起，还有非洲权贵）和中国当权的利益集团及资本暂时拥有者得到的好处，是他们合谋算计（甚至坑瀣一气）分赃的结果。

所以，中美两国社会各阶级，无论从扒了“五张皮”中获利，还是吃亏，都与Nationalism没有关系。因此，解决“扒皮问题”的因应之道，不可能从“中美老大之争”（含“修昔底德”隐喻）或“中美霸权之争”（含所谓“冷战”类比）的理解中获得，而且，正是“中美老大之争”的误判渲染，把中美两国人民误导到中美两国冲突、对抗、脱钩的歧途，而耽搁了解决“五张皮”问题的正途。

今天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历时性的修昔底德类比关系，也不再是现代化先发后发国家的关系，中国既没有作为富有魅力的强势大国崛起，美国更没有象中国的名嘴渲染误导的那样衰弱。何况当代历史已经证明，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主导者的过程中，早已经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种基于古代历史类比套用当代国际关系的“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的思维方式，那种生硬把Nationalism扯进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摩擦之中的种种煽情，都是误国误民的哗众取宠！

因而，中美关系必將重新定位——中美各自优先处理好内部社会事务，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成本”而共时性存同尊异、互通有无、相互学习、间道竞合而共襄生长的全球性关系。

不了這一點，就不能懂得中美贸易战与新寇疫情后，将来临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生態文明新時代的起码知识！

如今，美国出了一位资本家出身的总统，反其道而行之，以增加美国中低阶层的工作和钱袋子为内容的“美国优先”，既要中国结构性改革打“贸易战”，又逼迫美国华尔街资本家与中国政府脱钩……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非政客出身的总统的政策，不但得到多数美国人的支持，而且获得共和党全党支持，甚至在对华政策这一块上，影响了美国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形成了全美对华的一致对抗态度（并非冷战，冷战思维只是一种历史类比，任何类比都是蹩脚的。相对于热战的冷战时期，苏美两国还会坐下来谈成“限制核武器”的协议，还有太空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政者也有两种选项：

一是在贸易谈判尚在继续的情况下，中国自己主动回到2003年“调结构，转职能”和2013年“全面改革”的思路，主动将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八年从与国内外资本家合谋+外汇管制（人民币冲水稀释国民储蓄）“双重扒皮”中所获得的利益，直接输送一部分给中国国民和底层社会（特别是广大乡村），并实行“对内开放”，在政治上给中国社会发展空间，还“国民事权”于中国城乡公民，以激活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同时，与美国及其“自由世界”保持不继续交恶的国际局面，把“加入WTO15年保护期承诺”一一付诸实施。

一是继续保持原样不动，以Nationlism为武器，让本来倍受内外权力、资本欺压而羸弱的中国国民，去充当抵制美国政府的墙壁，去承受中美脱钩带来的失业冲击，还指望中国乡村又一次充当劳动失业的蓄水池，指望“新基建”、进一步强化各种各样的产业规划作金融蓄水池，外加“海绵吸水般”抽租，在国际上，又自欺欺人地和美国死嗑到底对弱小国家战狼到底。

这两种方式哪个好？或者说中国会选择哪一种方式？还真不好说，立场不同、话语权不同，选择结果就不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后一种方式，则是继续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信赖和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继续无社会的“社会主义”空壳国家，继续让共和国徒有其表，也就是随着惰性和惯性，任着性子走，虽中国体量大一下子也垮不了，还可能又“换一部分人”得到特权红利，但也不会太久，因为“超高制度性成本”已经让吾土吾民吾国的可承受力接近临界状态了，而且，如果真的哪一天突然垮了，又会压死一大片无辜者，结果可能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十六次“治乱循环”。

前一种方式，可能让中国走向一个“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正常国家，让叫了一百多年的共和国名副其实，但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阵痛。阵痛之后，中国可望“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当然，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个人感觉，这里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必须澄清：

第一，“西方发展主义”（个体资本主义）与“列宁发展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发展主义的一体两面，都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而中国实施的所谓“全民所有制”，只是中国式“公有制”修辞掩盖，或“假公济私”偷换概念（黄宗羲），是对“有生命的个人”丰富内涵的历史与逻辑的抽空抽干——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44-1845）——一切离开“有生命的个人”的政治、政策实践，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非正常的变态行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强调“当今世界只有中国绕不开马克思主义”。

第二，离开尊重“有生命的个人”这一历史前提，谈“资源配置”（1984）、谈“姓社姓资”（1992）、谈“三个代表”（2000）、谈“科学发展观”（2003）、谈“孰公孰私”（2017），谈人民和人民币、谈Nationalism、谈“天人合一”或“以人为本”，乃至谈公权力对于国家和国民的意义，进而谈历史、谈逻辑，都必然与常识、常理、常情背道而驰，亦即马克思发现的“异化”。至于是否“醉翁之意不在酒”，又当别论。

第三，中国式的谋略（兵家之术），是毒害中国社会健康的病毒。顺便说说中国当代最大的谋士——陈云先生，他一辈子对中国经济社会用过三次兵家之谋术，且都得手了，但都造成了更大的至今“不可解”的根问题：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上海利用“公私合营”搞死了原来的同路人——所谓的“民族资本家”（1949年的五次“经济战”不算），又利用“粮食统购统销”卡死了中国农民的喉咙，后又为了苏联156个工业项目站在刘少奇、周恩来一边压垮了饶漱石、杜润生等“农民党”；

第二次是1960年提出把城市“剩余劳动”（包括干部）包袱一下甩给已经被“大跃进”搞得羸弱不堪的农村去，但根本没有缓和解决中国“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只是一种“损人利己”（不把农民当“自己人”）的小伎俩；

第三次就是1983年提出“子弟兵”继承各级政治权力和国资（所谓全民所有制）“保江山不变颜色”，哪有一点儿“共产党人”的味儿？

陈云先生这三次权谋，伤害的都是中国社会的元气，让中国的“共和国政体”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长期名不副实地运行，也是今天日益强化的“权控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因为是既定事实，所以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但只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常识，就会明白这样的逻辑：

凡是历史的选择，也必定会成为历史的陈迹！

所以，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正常国家，还是回到那句话：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

孞烎2020年9月6日凌晨2点51分于Vancouver

作者：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