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内外合力倒逼创新！

内外合力倒逼创新：敢问路在何方？

——政治变革的最低成本（阻力）原则

钱 宏

（Archer Hong Qian）

前言

经济学家周其人发现，地球人都知道：不创新、不改变结构、中国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局。不过，单纯经济运行分析中国的困局，还不算个事儿：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夹在中间，上有发达国家的“小院高墙”，下有印度、越南等竞争产业链转移，他们成本更低、招商引资力度更大；从内部看，中国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那么，中国经济如何复活呢？

依我之见，中国经济困局的根源，还在于“先辈们所有陈腐不堪的梦魇”，仍然在继续纠缠活人的头脑。

这一点小秘密，马克思早就洞察到了。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马克思撰写了一篇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文章，他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坏消息接踵而至，旧人旧思有无底气再强硬？

坏消息一：意大利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意大利政府决定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政府推行多年，花费九牛五虎之力的，当今世界最大的“产能过剩转移工程”处于崩盘的境地。

坏消息二：国际信评机构穆迪将中国，香港、澳门政府信评又降至负面。将中国8家主要国有银行信评展望降至负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让中国政府及中国国有银行在国际上彻底损失引资功能——经由香港的70%以上引资成为问题！

坏消息三：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团队证实，阿根廷政府从此退出金砖国家峰会，同时将退出”一带一路”所有活动。一反常态，改变了阿根廷政府历来的币缘政治政策。

坏消息四：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2月2日公开说，“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威胁，中国从来不是美国的朋友”。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时的“韬光养晦”谋略失灵，游说蒙骗美国上当之路不通！

坏消息五：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全票讨论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美国认为，香港已经不是邓小平承诺的”一国二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的《锅安法》已经让香港独立行政没有任何可能。所以不能再享受高度自治，因而也不应继续享有经济贸易特殊权力及豁免权等外交的待遇，必须立即取消中止，这意味着大陆75%引资将断流！

顺便说一句，没有港币-美元自由兑换，没有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中国大陆75%引资（至2019年止如此，难以置信：包括北上广深在内所有引资不足25%），一旦断流，所谓的“地缘政治中的币缘战略”（currency strategy）之梦——敢于本外币不自由承兑的经贸流氓习气，就玩完了！将不得不改弦更张！

主管部门对这些真实新闻都进行封锁，是故意引导中国数以亿计的愚民在欢天庆地，连自己都不知这出戏怎么结终？！

好消息是，党的神经末梢似乎尚未麻木

不过，党内似有好消息，感觉其机体神经末梢还没有完全麻木，这就是，据时评家蔡慎坤称，八九月间曾就三中全会议题和报告提纲征求全体中委和省部级领导意见，意见最集中的三个方面是：

一，检讨战狼外交得失，与欧美恢复友好合作关系，止住外资外企撤出势头，稳住就业。

二，房地产大幅松绑，取消三条红线，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出台促销政策。

三，对民营经济和民族资本，要进一步明确其合法地位，取消歧视政策，享受与央企国企同等待遇，尽快恢复经济活力，提振股市信心。在地方债务危机逼迫下，各方开始敢于反馈意见，居然与强力操盘者倒行逆施的初衷，大相径庭，短期内无法形成共识，操盘手们只好采取“拖字诀”。

我想知道的是：所有这一切内外合力，能倒逼创新和变革，让强力操盘者从“路易·波拿巴式的梦魇”中解脱出来吗？那就不能不对中国的治史，作一点梳理。

拣选与革命：Elitism与Peopulism

拣选（Election），是指被拣选者与造物主建立的特殊关系与约定，这种特殊关系与约定，是造物主赋予一部分人独特的身份、使命和责任，来传承造物主的旨意、律法、福音和价值（即中国语境中的“天命”）。但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拣选并不意味着优越或排斥其他人，而是强调被拣选者的存在和行为应该成为其他人的榜样；所以第二，如果被拣选者不能在自己的思想行为中“传承造物主的旨意、律法、福音和价值”，那么，即使你是被造物主拣选的人，仍然可以被取而代之——就是被“革除天命”。

在中国语境中，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古代中国人相信上天授权统治者管理天下，当统治者失德，不敬天，不尽己，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天命就要更改，这就叫“革命”，即“革除天命”。革，变革；命，天命。在现代政治学中，革命（Revolution）指当民众反抗政府时，现行政治权力、政治组织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改进、改良和改变。

然而，汤武革命后，秦制汉儒以降，几乎凡遇历史选择和改变，为什么我们中国，几乎总是选择最差的，至多是次好的？以至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不无偏蔽，却又特别现象级地写道：“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它只是君王覆灭更迭的不断重复罢了，任何进步都未能从中诞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

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在“精神”领域的变化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在人类使命中，达到“尽善尽美性”的冲动，是真正的达到精神解放、获得自由的变化能力。而这样的历史从未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过。秦制汉儒以降，中原政权皆行“权力操纵、资源垄断”——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皇帝一人享有人身自由，但却没有精神自由，其他所有人更是缺乏任何自由，只要这种制度不发生实质性改变，个体就不会产生理性与自由的觉醒，中国就不曾开启过精神自我否定、超越并逐步实现自由的历史，只是一次次诱发“彼可取而代之”的冲动，以至于“循环取代”式内斗。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2700年间这片与世隔离的土地上，发生大大小小战争6000千余次（中国战史专家王小平）。

近代以来，从乾隆禁海令，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从“二次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一边倒”“继续革命”（反右、文革），在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精神的自由意识的觉醒，虽然也似乎有精英主义（Elitism）与民粹主义（Peopulism）的交替登场，却都不过是为了“选择复制”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只是在世界历史分岔的两条路径上，陷入悲剧性的二元对立选择。两种路径是指：

第一条路径是，1215大宪章-1688光荣革命-1769工业革命-1786美国独立-1948世界人权宣言，民权宪政；

第二条路径是，1789法国大革命-1871巴黎公社（共产）-1917十月革命-国共三次内战后的一边倒和继续革命，野蛮专政……

问题在于，无论是前一路径，还是后一路径，在其原发地都葆有纠错机制和纠偏能力（如法国五次共和），而中华每一次从精英和草莽中拣选出来窃取“国家”权力的特权者，都是抱持“打江山坐江山”一姓独大作死到底的物欲不悔改不思改变，陷入不断推倒重来原地打转的“魔咒”！

且说1949年后的74年，先往回追溯……

1949年后的中国，显然选择的是“第二条路径”。1958年5月8日在中共8大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大笑）”。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当时所谓“专讲民主”、不讲集中的无政府状况（“几十万个政府”），提出“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其实，毛说的马克思，并非讲自由和发现“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马克思（1845），而是在《国家与革命》中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斯大林。

所以，1949年后选择的是“中国特色第二条路径”，即：毛主义=秦制汉儒+列斯（秦制：用官驭民两全体制；汉儒：假公济私货殖机制；列斯：党国资本特权优先）。

这条路径，走到1970代后反复出现“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冲突”，再也走不下去了，于是逐渐有了1980年代后，加上“邓陈：官阶商贾自己人上”，亦即“中国特色半统制半市场”混合制（吴敬琏）路径。

商鞅驭民六术与苏绰驭官三术

然而，1949-1978年后，虽然中国（大陆）选择世界历史的“第二条路径”，实行“毛主义=秦制汉儒+列斯+邓陈”混合制，但始终坚持“不断重复”的本土“用官驭民”的中国特色。

商鞅驭民六术

弱民：通过让民众弱化，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

贫民：剥夺人民的余银余财，使人民家无积粟，眼里只有穷富一边，争当富者；

疲民：为民寻事，让他们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

辱民：剥夺人民的尊严和自信，使人民更加尊重官员；

愚民：通过控制人民的知识和信息，使百姓不会独立思考；

虐民：选拔重用奸恶之人，让他们实行恶政，以达到治国强盛的目的。

苏绰驭官三术

概括越来，就是用贪官，确保他们忠诚；杀贪官，排除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收财产为我所用。

宇文泰是北周的开国皇帝，请教谋士苏绰，如何治国才能永保江山不倒，不被刨祖坟？

苏绰回答，用官。又问，如何用官。答，用贪官，反贪官。那怎么用贪官呢？你要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他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只能给他权，让他们自己想办法用权生钱，叫他们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不就可以搞到钱了吗？

又问，贪官是得到好处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苏绰回，他们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利，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利。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稳固了吗？

宇文泰又问，既然用贪官，为什么还要反贪官呢？苏绰回答，这就是治述的精髓所在。宇文泰就挪到苏绰身旁，谦虚的说，请先生教我。苏绰答到，这里面有两个好处：

一是天下无官不贪，不怕官贪，就怕官员不听话。所以可以用反贪的名义踢除不听话的贪官，保留听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利，又可以受到民众的爱戴。

二是官员只要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们诚惶诚恐，担心你治他的罪，他越担心就越忠诚。他敢不听话就是自找死路。所以他一定会跟你同心同德，这就是御官之术。

而如果都是清官，那么人民是喜欢的。但是你的位置就危险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清官仗着自己清廉，说话直，态度强硬，一定会冒犯你。这种看上去是忠诚的行为，其实就是犯上。你如果忍不了要罢免他，那么民众就会抱怨，有怨气，你的位置就保不住了。

宇文泰大喜！苏绰随即黑着脸就反问道，陛下再没有什么想问的吗？宇文泰大吃一惊，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好像没了。苏绰反问，如果任用贪官，而使民怨沸腾怎么办呢？宇文泰听了汗如雨下，再次靠前匍匐的问，那该怎么办呢？

苏绰说，你就祭起反贪大旗，广作宣誓，使天下人都知道你是心系天下，最恨贪官。宇文泰问，那如果贪官惹得民怨太大，该怎么收拾残局呢？苏绰说，杀之即可，抄家，没收财产，这样做既能平息民怨，称赞你的英明，又能没收财产，何乐而不为呢？

反观当代，展望未来⋯⋯

秦制汉儒以降，行商鞅驭民、苏绰用官之术以来，在成王败寇赢者通吃、天下为公假公济私（利出一孔利入一孔）的宗法（帮派）政治架构中，所谓的士大夫精英们，死谏死战的文武百官，不过是待烹的“牧羊犬”（干部）；所谓的升斗小民草根们，韭菜炮灰的人民群众，不过是待宰的“君之羊”（群众）。

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世界历史中（第一条路径与第二条路径）呈现的所谓“阶级斗争”，只有“官官相护的官民斗争”、“驭民相残的官官斗争”、“挑拨离间的民民斗争”，没有精英主义，更没有民粹主义，有，也只是犬儒式Elitism，有也只是牛羊式Peopulism。

因而，无论为官为民，总体上都难逃悲催的宿命。从商鞅的“驭民”，到汉儒官阶官职“大一统”，从苏绰的“驭官”，再到苏俄党国资本特权主义，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非宪政的“科举取仕与党管干部迭代混合制”，也是中华精英与草根的双向选择，结果总是一次次轰然倒塌于：民怨沸腾与官腐遍地的结构性失衡！

所以，在中华“大赌场”上，帝王统治术倒也并不复杂，就是玩“平衡”——平衡“官官斗争、民民斗争、官民斗争”三种斗争关系，玩溜了，继续坐庄，玩砸了，顷刻完蛋！

时至今日，社会原子化的举国体制“梦魇”，形成“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让“共和国公民”在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半统制半市场）导致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又勾心斗角闹剧中，沦为宗法帮派专制政治经济文化的“韭菜”或“炮灰”命运——精英主义的惰性与民粹主义的惯性！

总之，秦制汉儒毛文革后遗症+陈云自己人祖坟忧虑+小平一部分人富裕设置，结果就是，再次走到官腐民怨临界状態。

敢问路在何方？

至于改弦更张的思路，历史都不是凭空书写，幸运的是，19大“基本方略”400字已然铺垫：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大继续拓展1000字，概而言之：

生态文明革命，共生思想为魂！

意识行为活动显现能量的过程本身，就是宇宙生命自组织力（也叫自相互作用）存在的明证。

那么，如何将生态文明灵魂的“共生”思想，落到现实的生产、生活、生态实践上，适宜而谐美地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健康的关系，继而落脚在我们的制度设置和政策实践中，至关重要：1、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两大和解”；2、“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3、“反观和展望人类文明进程”；4、“共生经济学助力中国嬗变为生态文明的先发国度”。

谁能堪领此大任？还是技术官僚过度优先，他们比较容易明了：

反官腐而不平民怨+言必己出行必己令专权+失去经济外部性支撑=又走到体制机制（阈值）临界状态。其实，何以挽狂澜于既倒，果断撂面子得里子？无非倒逼四字而已：换思换人。

最幸运的政治变革，遵循最低成本（阻力）原则。人心若皆如初见，一夜之间换乾坤，20届三中全会的推迟，不排除酝酿出一种可能的结果：也许没准儿，转捩兹事体大，华丽交棒新人，JP激流勇退，JN临危弄潮！

重点依然是：能不能克服精英主义的惯性与民粹主义的惰性？

但是，我不主张继续批判中国的精英主义，更不赞成抱怨中国民粹主义，我们更多地要反思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后的“继续革命”，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松绑气氛”，以及1992后的“权控市场经济”和2001年底低门槛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却至今纠缠不清于“孰公孰私”问题……。

于是，在反思1949年后四十年间中国文化有无创新进展，追溯中国“近代诸子”至“春秋诸子”中，提出“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并组织策划主编了《国学大师丛书》（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工程”1991-1996），希望当时的青年一代超越“孰公孰私”的纠结，而自“立范式，开新路”。

据我的考察，中国没有阶级斗争，只有官民、官官、民民斗争，自然，中国也没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对此，2006年我在华盛顿的《新世界时报》开设专栏《枭阳通讯》上，发表《中国“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优先的主义》等。

基于此，2007年，在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代表意见的座谈会上，我提出“重建社会”“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社会和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的命题。2010年，在《中国改革》杂志举办的特邀研究员关于中国未来十年展望的讨论会上，我进一步提出中国有一个与“民生”并列的“官生”问题，而且“官生，民生，勰和生，是为共生”的命题。2011年“两会”开幕当天应新浪网特邀作文，提出宪法级界定“国民事权大如天”的命题。

2012年始，我们发起并组织举办“全球共生论坛”（GSF），提倡“顺势而为，体行共生”等，至2018年已经举办四次大论坛七次小型论坛。特别是2013-2020年，为《经济要参》组织和撰写41篇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行为的各个层面角度，讲的就是一个主题：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

孞烎2023年12月11-13日草于温哥华

全球共生学会（加拿大）学术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NADA）Academic Committee   +1 604 690 6088  hongguanworld@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