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120亿：大陆人为何会“声援刀郎”？

——语言的改变能够带动世界的改变！

钱宏（Archer Hong Qian）

《罗刹海市》播放量，已经突破120亿，创下了世界之最的纪录！

都说刀郞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特别是歌曲中，极具反讽意味的人名“马户”“又鸟”的隐喻或明喻。可是，要从拆字艺术上看，“驢”，不是“马户”；“雞”，也不是“又鸟”啊，至少蒲松林写《聊齋志異》那会兒不是。

而且，蒲老爷子写的《罗刹海市》，只是主人公马骥的一段爱情传奇，讲故事的人对黑白、美丑、仙俗，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加中性的比较视角，谈不上强烈的褒贬。这故事里的“罗刹国的海市”的情节，让我不由得想到那首对美好情感追忆的世界名曲《卡斯布罗卡集市》。

所以，中国大陆之外说华语的台灣東南亞地區國家及华裔年青人，聽了刀郞的《罗刹海市》，完全沒有大陸人的那種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式“复仇”的感覺。

这是什么缘故呢？早七八年前，我就观察到，当下大陸人有“三態”：第一態，是犬儒逐利；第二態，是及時行樂，或躺平了苦中作樂；第三態，是戾氣衝天，又被强“捂”“盖”着，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原因“你懂的”，不说也罢。

刀郎也不例外，他有戾氣，当然是相對文明的戾氣（所谓骂人不带脏字），可以理解。重要的是，他“王者归来”的《罗刹海市》，无意或有意把那捂着的“盖子”，揭开了一个小小出口，且顺便砸了一把那“捂盖子”的手，让大陆人民在“声援刀郞”的言行中，痛快地喷发出压在心底的戾气！

當然，戾气也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也是可以轉換为积极的反思和社会行动力！

有位叫向承美的在读博士生，道出了“声援刀郞”的奥妙。她说：“我曾经以为，声援刀郎，因为我是艺术家，亦或者因为我是巴蜀人。后来我才发现，声援刀郎，因为我是人。人就应该有人的尊严和权利，并为之付出努力和抗争。即使我们相貌平平、即使我们普普通通， 即使我们没有任何才华， 我们依然有被尊重的权利。当我向承美这个真的在读博士，亲身经历了一场长达一年的被诋毁、被抹黑、被造谣和被污名化之后，我才深深明白: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一个20年前发行量就270万的歌手，都能被流氓们强势驱逐，作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哪里才是安身立命之所？群体沉默很久之后的今天，我们声援的仅仅是刀郎吗？是声援他开启了善良人勇敢反击流氓们的先河，是声援他不折不挠对不公的反击，是我们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愤怒和呐喊，是对丛林法则的压抑和绝望，是我们对自己懦弱和委屈的反思， 是对才华能得到施展的健康大环境的渴望，是每个人能有尊严地活着的希望和盼望。与其说我们声援刀郎，不如说我们声援自己。”

在这里，“声援”已经是一个富有力量的哲学概念，一个语言哲学的概念。当“戾气”被转换成“声援”，就可能成为一个推动改变的社会思潮和行动。

生在立陶宛的法国哲学家莱维纳斯（Levinas）发现，外在于自我的“他者”,因而提出倾听他者的“声音”，才能“声援”。自幼体验到人的“脆弱与对彼此的依赖性”，后又感悟到“语言是一种脆弱的合作的事业，只有在主体间的时空意间才能存活”并提出“公共空间”概念的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十分担心“泛滥的Nationalism会让民主制度屈服于经济力量之下”，他在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提出，各国“陌生的人民”需要相互“声援”的概念！

共生学人（Symbioscholar）们基于两希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诸贤，特别是耶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和慧能的“明心见性，本自具足”（Self-Contained With a Clear Mind），相孞每个有生命的个人，都是赋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孞宇宙（Mindageverse），提出“一视为仨、和实生物、存同尊异、间道竞和”的智慧规范。

共生学人们，一手拿着“鏡”，时刻观照自己；一手举着“燈”，須臾关照別人，这一镜、一灯，始终照耀着我们人生的“践约”之道，在自覺覺他、互命互运、互喻互悟的終身學習中幸福地live and let live！当人类经由轴心时代，进入共生时代之际，只要有了这“鏡”与“燈”，无需强求“权、钱、性”陷入“忙、盲、茫”，也不必人人为神佛、为尧舜，但你、我、他，皆可成为身心灵健康快乐而幸福臻美的赋有共生智慧的人！

那么，当你和你一样的绝对他者“相遇连接”时，无论你身处何种时空意间，都要倾听他者的声音，永无止境与之“声援”“适应”而Live and let live，以期在创新多重元宇宙（Metaverse）中取得动态平衡，为世界提供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刀郎借着“马骥逛罗刹海市”的传奇故事，含沙射影的“复仇”（姑且认之），狠命玩儿了一把语言的模糊性，末了，竟又唱出了一句“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似乎在隐喻，某些业内大哥大的语言反映其做人的格局，太小太窄！

这就涉及语言作为一种游戏（games）的边界问题。

语言游戏有没有界限？维特根斯坦说过：“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我可说的东西恰恰说明是可以思想的，不能说的，恰恰是未能思想的。但同时，只要思想参与者不给自己设定思想的牢笼，在其可能性上，人类的语言游戏就可以无限畅玩儿！

所谓不能说的东西，仅仅是不能用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但是可以通过情感语言（如音乐、绘画）描述来显示。通过情感语言的描述，来显示未能表达的东西，从而感受和显现游戏对于参与游戏者的价值。思想表达的逻辑边界与情感描述的语言界限相遇，使人类一切游戏成为可能。

最后，人们透过语言的界限，看到它背后人类思维表达的差异性，为了大家能够一起玩儿，使游戏可持续进行（发展），每一种游戏本身都先验地包含着游戏规则，当然，伽达默尔说了，游戏本身还必须具有价值，尤其是显示人类情感的审美价值，乃至臻美价值。

我从刀郎“生儿维特根斯坦”，想起2007年我为《共生词典》写序时，引用并评述过维特根斯坦的这句名言。不过，我不是肯定或否定，也不是为了权威引证仅仅重复一句名人名言，我是从维特根斯坦这句话的“所指”和“能指”上，探究从我的现实生活中能获得什么现实意义。

这句话的所指，是明确的，就是它本身讲的人的“边界”（范围、局限），其能指，则意味着“边界”可窄可宽，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也可突破拓展，所以他的另一句名人名言是：“哲学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破除偶像。”

就比如，“文革”中胡耀邦先生的世界的边界，早在1969年“9大”前给毛泽东的“信”，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语言）还有“平反冤假错案”中，就突破了“文革”（世界）的禁锢边界！

但不幸的是，时至2012年的中国，还需要温家宝先生来提醒中国还有衰缩到“文革”的禁锢之可能。而且，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现实生活中，种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美丑错位之事，比比皆是。

比如，最让我不解，也是对中国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態现象级的颠倒和混淆，就是“公私关系”！硬生生把国家领导人都一再承认的铁的事实：“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五六七八九特征）的所谓“民营经济”，说成是“私有制经济”。反之，把占有国家绝大多数资源，却只贡献了40%多点的税收，30%多点的国内生产总值，20%多点的技术创新成果，10%多点的城镇劳动就业的“国有经济”，说成是“公有制经济”。

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中国的官和民们都不搞清楚，或都默认现行“孰公孰私”的话语语境，所以，这些年来才在什么“公与非公”（宪法，1982），“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资源配置，1984），“党政公司主义与市场经济”和“效率与公平”（姓社姓资，1992），“民进国退与国进民退”或“自己人与非自己人”（2002至今），以及“依法治官与文件治民”“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的价值承诺和政策实践上，自相矛盾，飘忽摇摆，带来一系列社会治理上的无所适从和经济发展上的大起大落，麻烦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不认真厘清“孰公孰私”的问题，直接影响中国的政体和国体，而且必然会影响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態度和立场。

可以说，“孰公孰私”作为一个问题，远，可以追溯到“秦制汉儒法家驭民”的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超级价值承诺与“假公济私”的政治实践。被誉为“中国启蒙思想之父”的黄宗羲，与说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的洛克是同时代人，他在300多年前，就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是一代代君臣官僚集团“以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党羽），享受无穷”，于是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孰公孰私”问题，近，可以梳理到最近70多年来“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意识形态偏执。300多年后，被人为归到“非公经济”（八二宪法）的所谓“民营经济”（文件表达）之“五六七八九特征”（真实情况），难道不就是黄宗羲指出的“万民之忧乐”的最大的“公”吗？！

而时至今日，离温先生的提醒，又过了十二年，还有人操着文革红卫兵“打棍子、扣帽子”“排斥异己”“抓敌对势力”的腔调行事，連歌坛都不例外，也就是活在“文革”的边界里，这是真真正正的没出息不长进！就别说文化复兴中国梦了！

这是当代中国一个文化属性的现象级问题！没有哲学上的厘清，没有从语言的文化属性之根上的改变，我们这个民族就依旧会活在一统江山的各种“规划经济”相互冲突和“文革”语境（边界）混乱里，山重水复转圈圈，难以自拔！

正所谓：注意你的言辞和行动，因为它能主导你的行为；注意你的行为，因为它能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因为它能塑造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因为它能决定你的个人命运，乃至你的国运！

既然“生儿维特根斯坦”说了“Language is a part of our organism and no less complicated than it（语言是我们有机体的一部分，它和有机体一样的复杂）”，而且“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这意味着，语言的改变，能够带动世界的改变，那么，我们就“一切从语言的改变开始”吧！

In Vancouver on July 31,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