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思维方式的贫困？

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

2010年03月24日03:00上海证券报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思维方式的贫困——旧文再刊说明

看到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幕 《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发布》，我想起11年前2009年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当时，我寄以很高的期待，早在预备会议前的一个半月，我就发表了一篇《假如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哥本哈根谈世界共生》，我希望“哥本哈根峰会结出新的世界伦理成果。不管各国政府领导人和谈判专家如何博弈，但至少在价值观上达成一种富有时代特质的共识：人类行将进入一个共栖、共济而共生的全新时代！”

当我意识到哥本哈根的博弈不可避免，我于会议开幕第二天一早又发表了一篇《拯救地球，亟待克服我们被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比的蒙昧》，那时，我依然相信“不管会议在具体目标上是否达成预期效果，但有一点，是可以期待的，这就是，人类从此树立一种具有实质进展的精神范式和处世哲学，让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乃至数十亿人相信，共同抗拒全球变暖是一项值得投注心力、物力、财力的事业。”

接着又写了这篇《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此后，鉴于“地球变暖”等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的存在，我明确提出“限制人类文明足迹，创新生活方式，有赖于共生智慧的普及”的命题，显然，这不是提倡“环保”“绿色”“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碳达值”（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等概念可以做到的，“碳中和”并不支撑地球生灵的存在，何况碳排放与碳吸收不是一个相等关系——我相信从大自然养育生命的意义上，碳排放与碳吸收之间，也存在一个“黄金分割率”，而这个黄金分割率，可以用来指导人类生产、生态、生活方式在价值效能上，达成一个最佳阈值，这就是我思考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时，相应地提出超越以资本的增值/减值为参量的GDP标准的恶性竞争，彰显以能源资源效能的能效/能耗为参量的GDE标准的良性竞合。

在这个意义上，对不起，我认为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之后的这次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大会（还有刚刚开过的意大利G20峰会），各个国家围绕“碳峰值”“碳中和”提出各自的达标的年限承诺（“报价”），以保障地球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增幅以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更保障不了！

今日的事情，又回到了11年前的开了10天的哥本哈根会议，一纸对谁都没有约束力的所谓“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的协议，反映的只是当代人类思维方式的贫困和各主权国家价值取向上的自我中心主义。

当时，有网友看到我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最后峰会前的17日发表的《一个中国公民对气候大会的最后期待》，写下了一则新天方夜谭，再抄录于此，敬请分享：

大船正走向舟沉人亡的方向，船上有人选出三个代表共商对策。但是，结果大家不是商量先去修船再算账，而是一定要算清楚每个人的账和责任，再去修船。A代表认为，船坏了，B的责任最大，应该他修。B认为，我修船技术不过关，让我去修不是强人所能吗？C有技术又有钱，让C去修吧。C代表认为，B惹的祸，A也要承担船沉的危险，我凭什么为他们买单？我最多修三分之一。船上的人一片嚷嚷：要把这个帐在船沉前算清楚，希望那个时候来得及修。最后，大家都宁愿船沉，也不愿意多出点力，任凭大船徐徐下沉。

当然，“COP26”若是真的促成的“碳关税”的全面实施，也许由此改变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真的在主权国家之间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碳排放ABC再平衡”，从而迫使各主权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改变一下排碳方式！

孞烎2021年11月3日于Vancouver

2010年03月24日03:00上海证券报

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宣布，将于4月1日开始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今年的首轮气候谈判会议。今年的两次主要会议日程表也已设定：分别在5月31日和11月29日开始UNFCCC第32届附属机构会议和坎昆第1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了避免在墨西哥会议上重蹈覆辙，在思想观念上总结一下哥本哈根会议的教训实在很有必要。

        其实,问题很清楚，所谓气候政治或者说国际碳政治，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基本点：首先是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权国家自身生态环境的恶化；其次是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纬20度之间受害国家的生存危机。哥本哈根会议恰恰是忽略了这个基本点，而把所谓的气候政治误导至主权国家的利益博弈的轨道上。

　　近代以来，欧洲以不断创新概念著称于世，几乎每到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他们都能提出解决发展方向和构成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比如“主权国家”、“科学”、“法制”、“市场”、“资本”、“标准”、“国际框架”等等，也确实使全人类受惠于此。然而，中国古人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回，欧洲错了。这些年来，欧洲人一步步把增长、环境、生态、气候等问题，引向国际语言的“气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误导。这种误导，很可能是欧洲自恃在“低碳经济”上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一厢情愿地希望继续借“气候政治”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新国际框架。骨子里，欧洲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和对抗性思维方式主导世界的近代路径的延续。

　　在哥本哈根，中国提出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毋庸讳言，中国确实已是世界排碳大国，所以，中国会前主动提出自己到2020年到2030年单位GDP在2005基础上减排40%-45%的目标时，一再强调，这完全是“自主行为”，是本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中国这一“自主行为”，无疑应当受到各国政客、专家和民众的欢迎和借鉴——减排二氧化碳，首先是优化各国自身的生产、生活、生态循环模式。

　　很清楚，中国已不把“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对立起来。当然，这个目标能否达到，技术和资金层面都还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而更需要政策目标的改变、改变增长方式、改变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比如，说服世界银行和国际评级机构改变目前通行的GDP、GNP价值评级标准，说服世界各国政客和专家确立地球文明形态，如以生态文明取代工商文明。否则，哥本哈根的唯一成果：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只能是一纸空文。

　　笔者以为，离开地球生物、人类、生态，气候问题就失去了意义，气候问题只是碳排放的一个结果。所以，“人类参与其中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生态政治”。我想说的是，既然“人类参与其中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那么，作为国际语言的政治基础更真实的表达，应当更具体地表述为“生态政治”。

　　生态政治，作为国际语言行为基础，落实到主权国家层面，可以用一句稍加修改的中国谚语来表达，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兼顾他人瓦上霜”；落实到各国主权公民层面，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克服和摒弃我们被近代唯利主义思维方式诱发的现代工商文明所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缘的蒙昧。为了让世界各国公民都相信这样一条“共生公式：乐活细小行为×我(每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并且如此行动起来，我以一个中国公民的名义，郑重提议：把“气候政治”概念，及其相关国际框架的谈判，纳入到全新的“生态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国际框架之中，以促进世界社会各主权国家和主权公民切实地行动起来。

　　人类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既能包容“气候政治”中所含蕴的理念、范式、原则，又不回避小范围的谋略博弈，同时，能够重新承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72）》理念及成果，显然代表全人类全世界发展方向的价值观或处世哲学？这种新的处世哲学，笔者冒昧地以为，就是上世纪以来人类出现的宽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变化的智慧，以至共生的智慧，即生态文明所要求的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学、共生的价值观，并且，把这种全新的处世哲学可以这样概括：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在生态政治国际语境下，笔者郑重提议：各国政要和各路专家在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墨西哥会议之前，酝酿设立一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在“生态政治”思维框架内，根据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及危害，把注意力聚焦在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权国家自身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以及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纬20度之间受害国家的生存危机问题上。

　　所以，这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起码包括这样两大机制：比如用“减排基金”来承担前20名排碳大国的减排成本，从全球范围内作资金、技术、最低经济发展标准的平衡和调节；比如“生存移民基金”来承担和支付南北纬20度之间温室效应受害国的置地、移民成本。

　　（作者系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欧中联合商会副秘书长，世界共生价值研究院（IWSV）共生学院教授）

　　（钱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