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

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

——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

钱  宏

海因里希·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正如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

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一个体认共生法则的社会，才能无阻隔地融通世界，化干戈为玉帛，变腐朽为神奇。

一个践行共生智慧的公民，才能发挥好自组织灵动力，付出代价最低，而获得幸福度和尊严感最高的生活！

关爱一切众生的大慈航、洞察万法实相的大智慧、彰显普世幸福的大格局，一视为仨，和恊共生。

——摘自《共生场论：共生史观、民族本位主义与公民共生体》

前 言

一、今日社会真正的共识

二、顶层设计与底层驱动

三、相约共生，改变世界（上）

四、相约共生，改变世界（下）

五、三大经济形態新格局

六、我只有一个问题

七、中国现代化新路线图

前 言

发展和崛起的真正含义，是从提供产品，到贡献思想。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想永葆价值创造的活力与自处高贵的尊严，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哲学思考！

我相信，刘鹤先生下面这个判断，蕴含着十八大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精神的哲学思想。

刘鹤先生在谈到“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时指出：“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马克思曾经发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这是因为，人的存在，在其历时性上，是基于人的精神体能，人的精神体能表现为人的生命自组织力；在其共时性上，人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活动，广义上无时无刻不处于大自然生態自组织、社会生態自组织当中，狭义上离不开政府自组织、家庭自组织和群团自组织的互联、互助、互动；因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福祉，有赖于发挥劳动者（公民）生命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和合共生（参看钱宏：《破解GDP迷局，彰显GDE格调——美丽中国，五位一体，生態统领，共生为魂》http://t.cn/RVfno15）。

但是，中国现行“资源货币化”集约的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政策实践，与中共十八大“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大战略，亦即与“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和合共生”的现实诉求，似乎存在“两张皮”的问题。最近《上海思想界》刊文报道中央党校召开高端思想论坛，《八问中国思想形势》中的八个问题，也无一不是指向“两张皮”的问题。还有“上热下冷或下热上冷”的问题，而且，“新常態”已经提三年了，可眼下的情况，“按下葫芦浮起瓢”且“吃力不讨好”的事，倒似乎是一种更真实的新常態。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种情况与我们现行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与现实价值取向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顶层设计过度而底层驱动乏力的问题呢？如果真是两张皮，我们今后怎么办？

一、今日社会真正的共识

最近5天，北京、天津、苏州、成都、郑州、无锡、济南、合肥、武汉、珠海、福州、东莞、南京、上海等城市连发从“限购、限贷”到“2套及以上居民家庭暂停发放商业性住房贷款”。由此想到一篇名为《损失1500万亿的前一夜，日本人还在买房》文章，但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在政府 “土地财政”、“资产性收入”与“过度金融化”三大政策的鼓励下，中国人为了成为“有房产的有产者”，其投机的习惯一经形成，就很难收得住手脚。

我说什么来着？当大家还在为是左是右、是专制是民主、是忠是反、是善是恶、是美是丑，吵得不可开交时，竭泽取鱼的抽水机已经悄然发动，抽血的针头已对准了你、我、他的静脉……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当家难，“当家的”更难啊，充满脓血的气泡已经膨胀到爆烈的临界了，以其由它自爆可能引发天崩地裂，不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壮士断腕之力，主动有序刺破减压排泄毒气……如果没有“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何以撑开一片艳阳天？

虽然眼下的“限购限贷”，只是提高楼市门槛，仅仅是“风，起青萍之末”，但谁都别兴灾乐祸，以为自己置身事外，可以悠然自得地隔岸观火！所以，得想个法子，转换一下运道。不过，这也未必是坏事，且也许是中国经济走向真正的“新常態”之生机。这就是我早在这些消息出来之前，为什么连着写《这样的“土地改革”，应当刹车！》（http://t.cn/RVzICRZ）、《收起你的浮华之心，回归自然休养生息》（网络屏蔽了两次，发不出去），以及《中国现代化新路线图——让中国全境变成通达优美宁和的宜人之邦！》（http://t.cn/RV7D9Bk）的因缘。

帕累托定律（八二定律）和帕累托改进，揭示的远不只是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只是表象，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本身能不能改变，在政治上区分正负资产，才是本质，是难点！今天的中国，正所谓“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自我革命性成长时，再也不可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意义是：过去30年、20年里摸到石头的人们，已经安营扎寨，不想再过河了。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已经成为“烂尾楼工程”。

这些天，连着收到不同的人或媒体，从不同动机重发刘鹤载于《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上的一篇文章。这就是2008年11月26日和28日分上下两部分刊发于《第一财经日报》，标题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刘鹤先生的核心命题是：小康社会新要求就是使低收入者转变为有房产的中产者，以避免拉美国家陷阱。无非就是试图以此办法，让中国绕过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继续“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可持续”增长。犹如另一位参与“十三五规划”制定者林毅夫先生，前些年以“资源禀赋”、“后发优势”和“产业政策”为由，所鼓吹的中国还可以“继续增长二十年”！

现在，这篇文章被用不同的标题重新刊登出来，如《刘鹤罕见地谈文革，曝光最高层智囊最看重的6件事》、《中国必须长期关注的三个问题，包括让低收入者有房产》、《小康社会新要求就是使低收入者转变为有房产的中产者》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

老实说，刘鹤在7年前可谓比谁都清醒，起码他意识到了：“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態，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可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天中国的问题，早又不是7年前的情况：今天中国社会的真正共识，已经从“改革共识”，转换到“中国改革模式已经成为改变对象”的共识，因此，近年来众多“中国经济50人”参与的听上去很不错的改革决议、规划和举措，都面临“上热下冷”的严峻挑战！只有对内全面开放，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才能释放出超越邓及后邓时期“以对外开放促集团官本位改革”（一说“跛足式改革”）的动力－－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机制！ 

自从党报出现“权威人士”这个词后，坊间渐渐流传起一个说法，叫：“人大智囊时代，刘鹤智囊时代”。以我一个局外人观之，我隐约感到，果真有个“人大智囊时代，刘鹤智囊时代”，中国甚至人民大学和刘鹤先生本人的危与机，就并存矣！意识到了“危”，也许就是“机”。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能量，而“大能至慈，你权、钱、性的能量越大，与之相关的责任也越大，否则终是浪费”（参看《共生十诫》，《中国：共生崛起》P31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但愿“中国经济50人”善自珍重，好自为之。

我更关心的是，如果党政智囊班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出现如此严重的趋同、同构、同质现象，在“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危机”以及法治经济难张的条件下，谁来保证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不在实践中出问题？中国公元前8世纪伟大的智者伯阳父就告诫过我们：“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参看钱宏《从左丘明著<左传·国语·郑语>：伯阳父与郑桓公对兴衰之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复兴什么？》http://t.cn/RVfR1WS）。

不过，我相信刘鹤先生起码是个敢于直面“真问题”和“硬问题”的学者兼高官。只要敢于碰“真问题和硬问题”，中国三十年开放蕴含最大能量——中国公民和社会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得以释放，必将推动一场真正划时代的改变。当代中国公民，已经感觉准备参与的这场改变，“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有道是，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一场人类经济学革命，就要率先在中华大地上兴起！

二、顶层设计与底层驱动

我完全赞成刘鹤先生在《没有划上句号的增长奇迹》的判断：中国改革早已跃过“摸着石头过河”“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进入“深水区”，需要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循序而进的“顶层设计”阶段。但是，顶层设计，或总体规划，当然很好，但当我们真要这么做时，则需要彻底的反思传统，复兴智慧，正视现实，开拓未来。这就是:

摒弃“跟着领袖造反”的文革思维、“集团官本位”的改革思维的双革思维，以收敛和限制制度优势的“法权操纵”、比较优势的“资本垄断”两大特权，扶持和顺应“社会建设”、“底层驱动”历史前提，形成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社会共识”与“文化自觉”，变对外相对开放为内外全面开放的大担当与大格局。

那么顶层设计有术、有道、有逻辑前提、有历史前提。

顶层设计之术：相对“草鞋无样边做边象”，但依旧是政府系统技术层面。

顶层设计之道：相对总体规划大战略思维，将技术、策略扎根于社会系统、国家战略。

顶层设计的逻辑前提：社会共识。

顶层设计的历史前提：社会建设，底层驱动。

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失缺真相、正义、宽容、和解基础和社会底层驱动的任何顶层设计，都将如“部门订法”、“文件治国”一样，必给各级党政机构留“选择性执法”、“选择性立法”、“选择性遗忘”之重大缺憾，必按下葫芦浮起瓢且吃力不讨好，必推倒重来！

更有甚者，观察今日中国现实，实际存在马克思主义曾经认定必经“武器的批判”才能消解的“法权操纵”和“资本垄断”两大特权勾兑的“权力资本主义”（参看钱宏：《当代中国才真正绕不开马克思主义——从共生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共性说起》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a40fe50102wep9.html）。

谋求两大特权，是人、事、物诸業之毒药；坚持两大特权，不但使基于“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拉弗曲线和“一部分人富多数人不能更穷”的帕累托改进“调结构、转职能、稳增长”的“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且已然成为消解十八大“五位一体，生態统领”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毒瘤。

在以生態文明建设统领经济生態、政治生態、文化生態、社会建设和党政建设全局的过程中，人们将重新要求自己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用共生智慧重建政治伦理，作出新制度安排，将成为大势所趋——而中国和世界也必将用共生法则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所以目前，我以为将计算机领域“顶层设计”概念，运用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和需要“阵地意识”的军事领域，也许更合适。

尽管“顶层设计”有克服“草鞋无样边打边象”的总恊调不足的优点，但是，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就不大合适，因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底层驱动与顶层设计的联动”，否则，一切顶层设计都将难得其法，也必定会推倒重来！（参看《改变，请从世界观开始！——習李王一定會擺脫毛鄧（矛盾）政治邏輯的宿命！》http://t.cn/RhAoKI3）其实，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是“顶层设计”，在这个意义上，“两个三十年”至今，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少过“顶层设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顶层设计”过度。从计划经济的“五年计划或规划”，到大大小小五十多次政治运动，有哪一样不是经过“顶层设计”的？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我一点也不否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顶层设计，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需要基础设施之时的伟大力量。

其实，无论理论家们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顶层设计，冠以什么样的主义名称，但它在通过“权力”或“资本”或“权力+资本”的生产关系的改变，集中资源“办大事”这一点上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率先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揭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点，后来，不仅再次被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名为“社会主义”实际“国家资本主义”（参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七号上写的一段文字，后以《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题目，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再次验证，而且，也被今日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团官本位改革”，所证实！

就是说，中国的成就，虽然不是对历史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的完全复制，但是，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预言的结果。但有两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第一，集中资源优势办的“大事”，全都是“好事”（如基本工业布局+铁公基+房地产）而不包括着“坏事”（如大跃进、文革、强拆而维稳、逐行业砸员工饭碗、土地财政、乡村败落、环境污染、道德低地、全民身心灵亚健康）吗？我想这个问题，不但不言而喻，而且“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三十年”至当下，过去、现在都存在大量的事实证据。无须多说什么。

第二，无论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立不成立，但是中国真正地遭遇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问题，这就是“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显现。而且，我不能不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是这个问题和这个矛盾当时大批转业军人填充到各级党政机构，经常发不出工资（中国的改革从来是为了“官不聊生”的问题，而“民不聊生”只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顺带解决的问题。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张居正到邓小平，从来都是为了解决庞大上层建筑带来的“官不聊生”的问题，只是手段不同，切口不同而已），三十年之后，本质上依旧是这个问题。只是除了官僚阶层的压力、市场经济的压力这些属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问题之外，又多一层“自然资源的短缺”（罗马俱乐部）、“自然的反抗”（恩格斯）和原子化乡村-社区生活的压力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刘鹤先生在7年前注意并提出的“五个再认识”十分有价值，他说：“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十八大前夕，刘鹤又通过“两次经济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比较，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態化三大挑战，并提出“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经济学──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刘鹤)》，《比较》2012.10.1；参阅钱宏《关于刘鹤先生“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的延伸思考》http://t.cn/RVz6R49），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但是，如此复杂的问题和严重的矛盾冲突，显然不是为解决“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依靠“让低收入人群”成为“有房产的有产者”增加“资产性收入”这样一个“二次分配”手段，所能解决。就算出于“社会同情”并以“政府补贴”的方式，让低收入人群“有房产”，是避免“民粹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態化”而作为顶层设计的一部分。那么，什么叫“有房产”？起码是有一套除了住宿起居之外可以进入“市场”的房子，才叫“有房产”吧？反之，如果一个人或一家每月平均收入不足甚至低于600元的人家，仅有一套“有房产证”的住房，即使这房子估值百万、千万元，又怎敢怎能“变现”，不能变现，又与画饼充饥何异？

而另一方面，如今中国城镇居民拥有一套、两套以上房产以上者，又何止亿万户？他们真的都是构成“社会稳定”和“保增长”中坚力量的“中产者”吗？再者说，就算他们是“中产者”，可这样的“中产者”，如果天天怀着机会主义的动机，在楼市、股市里推波助澜，那么，他们除了给政府竭泽而渔的“土地财政”、大跃进式的“金融财政”击鼓传花，成为经济泡沫的“推手”和受害者，还有一点点对经济社会起稳定作用的“中产者”应有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功能吗？

“有房住”和“有房产”，是两个既相关，却又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有房产”和“中产者”，在逻辑规格上更是两个完全不同层级的概念。再者，“有房产”就等于“中产者”吗？无论从历史、从逻辑、从价值上看，时至今日，所谓“中国中产阶级”依旧是个完全不靠谱的伪命题。尽管我知道，一个思想者和他的职务身份所能表达的观点与对策，往往存在不小的差异。但是，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先生，尚且如此看待和判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態势，并据以参与最高层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真心让我吃惊！

三、相约共生，改变世界（上）

再来看看《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这显然是一本具有权威“局内人”眼光的好书，他们也大多是“顶层设计”的参与者。所以，自然有其难得的史料价值，而且，其中不乏发现、发明与问题并存的真知灼见。

比如刘鹤先生发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这就是在生产资料垄断条件下的“政府公司主义”或“政府与企业合谋”的中国模式，必然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萧何等式定律”（参看钱宏：《中国确乎在拯救世界，中国人拿什么拯救自己——谁在消费“中国模式”，谁在为且将继续为“中国模式”埋单？》，《中国官员有精神、有气派——请先解“中国模式的萧何等式定律”》，分别见《中国：共生崛起》P19-28、P29-32，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然以我这“局外人”的目力视之（著有《奇迹的黄昏》、《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和《大拐点》的袁剑先生2008年曾为我的书作序《局外人的星空》自称“局外人”），局内的“中国经济50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最近三十年的发展，无论从其统计方法，观照视野，逻辑周延，历史反思，还是洞察智慧，担当情怀，未来格局，都不免存在“我执”虚妄的一面。这就是，他们笃信执着坚持的“集团官本位渐进式改革思维”，必然受制于“萧何政治等式定律”和“爱因斯坦思维定律”的普遍性。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党政运行日益频繁的“问题集中显现期”或“矛盾集中爆发期”，特别是“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50人”及中国执政团队“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又“吃力不讨好”的新常態。

的确，我不否认，这本出版于7年前（2008）的书，如编辑者所言：众多作者精深的知识都来自于他们在中国30年充满挑战而又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改革和增长中发挥的实际角色。这种知识和洞察力是局外人所不具备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重要的文献。它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的改革过程，总结过去的进步和失误，为今后继续前进所遇到的挑战提供指导。它也会加速人们已经开展的学习进程，为增长和发展提供中国的经验。最初作为开放和学习过程的改革肯定还会继续下去，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学习和分享经验的过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图书出版。与众多其他图书比较，本书是与众不同且不同凡响的，诸多作者各有经历、各有视角、各有体例，是一本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自由体文集。撰写本书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是具有国内一流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批主流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走过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有些人还从政策的建言者成了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践者，这当中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激情的辩论。无论是写自己所经历的事，还是评述某一方面30年的变革，我们都会从中感受到每一位经济学人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睿智审慎的学术思考和崇高凝重的历史责任感。经济学家们不仅追溯了肇始改革的安徽小岗村土地联产承包制、巴山轮会议以及莫干山会议等标志性事件，而且着重探讨了改革的历史背景、理论借鉴、三农问题、人口就业、价格机制、财税体制、金融创新、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产权制度、外贸外汇以及宏观调控等全方位的议题，读来引人入胜，百感交集。

最后，中国经济50人希望通过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初步探索中国改革模式的理论解释，为续写中国未来发展的辉煌与奇迹，为推进中国转轨经济和世界转轨经济的研究，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一份独特的力量。

但是，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经济50人”的希望归希望，对“中国改革模式的理论解释”，是一回事，能否“续写中国未来发展的辉煌与奇迹”，则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根据“萧何等式定律”、“爱因斯坦思维定律”、“八二分化定律”和基本固化在中国社会底层大部分国民的现实感受，所谓“中国改革模式”本身，也许正是“续写中国未来发展的辉煌与奇迹”需要改变的对象，而已经固化的“中国经济50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能否适应这样一种几近“自我革命”式的改变？他们具备这样的智慧、担当和格局吗？

恐怕这很难不是个问题。再者，若大中国，难道就只能有中国经济50人设定“一盘棋局”走到头吗？

今天，中国高层是否依旧怀有天下精英“尽入吾彀”的幻觉，且在这种幻觉中继续发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资源垄断”的比较优势呢？我不知道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只知道，过去“中国改革模式”的实践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远远近近、方方面面的不可能“永远藏匿在地毯底下”的天量沉没成本（Sunk Cost）被“选择性遗忘”，而没有计入国家社会资产负债表，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张资产负债表！现行GDP统计参量属于“不完全成本核算契约”，因为只有企业与政府两张资产负债表，不能反映GDP总量遗漏的大量自然环境成本、社会公信成本、家庭人口成本，因此，应当建立“五大资产负债表”，并且变以资本流动的增值、减值价值标准为能量转换的能效、能耗价值标准，即变GDP为GDE（参看钱宏：《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经济学·绪论》http://t.cn/RV4aCGU）。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50人参与其中的“中国改革模式”，如今已经成为需要“改变的对象”呢？这是因为，他们是人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神，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也有他们不可能逾越的认知边界（boundary）与参与边界（任何人或人群的作为都有边界，中国经济50人推高摊大缺乏底层驱动的顶层设计已经早就触到边界之墙，他们发布的信息发挥的能量，对系统而言只会一路衰减至零），而现实中，他们又恰恰是而且长时间地是制定“中国改革模式”的经济政策的主要参与者。

我们知道，凡是参与者，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且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我称之为“索罗斯定律”中的两个相反方向去做，一个是认知函数，连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一个是参与（或操纵）函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世界”（参看索罗斯：《人的不确定性原则》，2009；钱宏、李志强《参与——现代人的追求》，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1）。认知函数属于思维方式，具有惰性特征，参与（或操纵）函数属于价值取向，具有利己特征。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特征在同一个参与者身上，可以是分离的，也可以是一致，这就是索罗斯说的“不确定性原则”和他从他老师波普那里借来的“开放性原则”。于是，他给自己设定（我更愿意用“约定”）了一个动態的“概念框架”，以尽量实时把握消解“不确定性”，并尽可能主动适应“开放性”，这就是象他说的和做的那样“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哪里是那个媒体造作的“金融大鳄”，分明是一个即便在生態文明新时代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或找到人的安身立命之位的，堪称具有共生思维的哲学家么？！

但是，请注意，索罗斯之所以能做到把“两个相反方向”的函数和行为特征统一起来而拥有共生思维，是因为他在金融领域和自身生活领域，都是一个“完全性的参与者”，因此也是一个“完全性契约的履行者”（本特·霍尔姆斯特伦），而且，无论是试错、试验、证实、证伪，其效果、效益、效能如何，他都可以或必须自己对自己负全责。而我们的“中国经济50人”在国家经济领域和自身生活领域的参与者，显然是“不完全参与”和“不完全履约”（奥利弗·哈特），而且，他们“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刚刚得知，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öm），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领域的杰出贡献。这是很有意味和一件事。现实对象的政治、经济、文化运行，是自组织的，即便是进入单纯经济领域的人，也不可能是单纯的“理性经济人”，而同时是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的三位一体，即“仨自组织人”。因而众多“仨自组织人”行为认知与参与过程，尤其是一体化、模式化、制度化的体制机制性行为，必须始终遵循人世间最大的契约约定，即共生法则的约定（参看钱宏《相约共生：一切皆为约定，约定即为共生——试论超主权货币和世界最大公约值的哲学基础》http://t.cn/RVbYlv0）！否则，包括制定政策模式路径者在内的仨自组织人们，不但会自然突破任何“经济思想模型”（特别是将活生生的人简单化为“消费者”的现行“供需-投资-进出口”的经济学模型）的设定，甚至朝着相反方向发展，使思想与现实脱离而呈现出“两张皮”现象！

“中国改革模式”当然有其辉煌，但成功和成就的背后，是包含着诸般苦难的天量沉没成本和历史欠账，比如当政府自组织力的过度发挥，必定会压抑公民自组织力和社会自组织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比如“办事必求人”、“跑部钱进”、“维权维稳”等诸如此类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苦难辉煌、辉煌苦难，这就直接挑战了社会公平正义和中国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和崇高理想。所以，无论“中国改革模式”取得多大成功，都弥补不了其思想与现实分裂、认知与参与拧巴、路径与价值纠结，这一严重先天不足的“两张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谁都只能做表面文章，在萧何等式定律面前，“集团官本位式改革”本身造成的“庞大上层建筑压迫高成本超负荷经济基础”的体制性障碍，谁都动弹不得，执行层和底层不用说，包括最高层，概莫例外。有道是改革的“成绩不说跑不了”，而改革造成的问题可以不说但不能正视并加以解决就“不得了”，而要解决问题，根据爱因斯坦思维定律，就不能企图继续延用跟造成问题相同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和解决问题。对此，有人尖刻地质问道：难道我们的改革就是当初一些人愚蠢的顶层设计失败之后，为了证明自己正确的错上加错吗？因而，这才是中国最深层，也是最严峻的思想与现实问题！

诚然，这是区区“中国经济50人”不可能逾越的认知边界和参与边界（参看施里希廷Schlichting [德]《边界层理论》Boundary Layer Theorys），我相信也是他们近年来倍受左右人士及中国各阶层垢病的难处、苦恼和危机！

怎么办？中国面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列宁的“怎么办”，和改革及改革者成为改革的对象三重“怎么办”？这里说句同样反映中国思想形势的题外话。2012年7月，一位参加过“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的人民出版社编辑向我约稿，我的朋友汉涛先生花了五个月时间，辛辛苦苦从我有关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怎么办的50多万字中整理出一本出版社要求的24万字的书稿，并取名《怎么办？——中国政改的共生思想探索》。成稿时，中共十八大已经开过，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高层一股新干劲、新气象。可是，《怎么办》这本小书的出版，还是成了问题。人民出版社先是要5万元的学术著作出版补贴（这个可以理解），我好不容易东借西借债凑齐了钱，编辑却告诉我社领导看了书稿，感觉太敏感，不敢出（这个也可以理解）。

今天，我依然是这个思路：只有确立生態统领的共生思维，才能消解缓和“两张皮”问题，将十八大向世人昭示的“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

四、相约共生，改变世界（下）

什么叫共生思维？共生思维当然离不开共生思想，是共生哲学的方法论与价值论。简单说，共生思维就是，承认世界社会（人、事、物）生態系统是自组织的前提下，在认知和参与两个函数间找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张力，以克服现行系统思维先天不足和天花板，进入熊彼得式创新的趋零边际成本的全生態共生社会。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小众乐乐不如大众乐乐，而众乐乐、大众乐乐又不压抑小众乐乐、独乐乐”。

所以，以共生思维观之，当我们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用不着象搞人类价值概念统战似的那么复杂而麻烦，只要严格严肃严厉笃行“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习近平）一句话足矣，关键是以此反思、检验我们已经做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这样，共生思维不仅解决了“两张皮”的问题，而且，在“认知和参与两个函数间找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张力”，亦即处理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出发点与目的地，并以此作为我们国家政策性（治国理政）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准则圭臬。

在渴望特权和改造他者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将要走到尽头之时，作为人类认知与行为约束条件的一种全息生態社会共生场的贺洛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已经悄然登场。值此人类历史全球性大变局的前夜，引领东西方前行的大成智慧聚合变化迫在眉睫。

中国的群经之首《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美籍华裔哲学家方东美将此解释为“生生之德”。那么，何谓“生生”？生生，可有两解：一是动宾结构，生是生的源泉，生出生且活的事物、生的状態、生的结果，让生活成其为生活的原因，创生、再生出创造性的人、事、物（天、地、人，你、我、他），可用英文表述为Creative Creativity，即生生之德，亦即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事物共襄生成的过程，多归源为一，many unifying into one）。二是并列结构，是动词，生而复生，互助生、互换生、迭代生、生生观照、生生不息、向死而生向生而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共襄生成过程；也是名词，生和生并生、关联生、偶合生、生与生交相辉映，用英文表述为Live and let live，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亦即哲学认识论、伦理学意义上的“一视同仨，和恊共生”。

生生之德，又称共生之美（Creativity in Beauty），即指天地人、人事物、你我他（她它祂）共襄生成的过程。因而，共生是贺逻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亦即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生態文明”的灵魂，共生，是“全息共生”的简称。

共生乃天地之原德，天地之大美。所以，共生即是天道的法则，诚实地遵循共生原德天道而行，就是人德亦即人道的法则。有了这个“生生之德”，圣人就可正确地安其“位”，“德配其位”和“位配其德”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定出天道人道的本位，及其阴位（亦即势能）和阳位（动能），本、阴、阳仨位一体互联、互动、互助，形成生生不息的自组织灵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进入生態文明建设。

由此，我们意识到：德无中外，生而有道，道无古今，悟在当下。当代人类注定要重建“范式”，而非从现行范式中去找安身立命之所（现成范式，包括西方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共生，作为一种普遍法则和智慧，无论在当代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工程师、教育家、政治家、管理学家……的探索中，还是在自然、人类（婚姻和体育运动中最典型）、生物、宇宙天体的实际运行中，都不难找到具体印证。而且，人类现有的创造力和技术能力，已然到了“不共生，则可能共死”的对抗极限的临界状態，所以，共生不仅在理论上是充分的，而且在现实中是全球全人类必须的约定范式——全球共生，即是一种具有普惠价值的思维方式与约定范式！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共生起源 （Symbiogenesis），是大自然成就人、事、物生生不息的基本法则，按照共生起源的法则，人类再不可陶醉于自我创造的各种系统特权，而必须承担起作为大自然孩子的历史使命：“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一边继续认知、参赞世界的非生物与生物循环，一边在认知、参赞生物与非生物循环的语境中竞相适应、合作互助、各美其美、美他（人）之美、美美与共、生生不息、赎福共生。

一句话，依据共生法则处理人、事、物的关系，以最低的资源成本获取最高的幸福度（指数）效能，就是我们提倡的共生思维（参看程一恒 丰子韩 沈小芳 錢 宏《赎福共生，普惠全球——一种能够拯救西方理顺东方的全新思维》http://t.cn/RVt9N7U）。

尽管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仿生学，但是，遵循共生法则的共生思维，依然可以驱动各种“方便法门”的创新。在长期的竞相适应与合作互助中，一些好的相对稳定的适应性、互助性的方式方法渐渐固定下来，经过不断进化、优化、整合，形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传统、定势、模式、科学、文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人类这个大自然的孩子创建人造物化世界使用狭隘孤立的仿生功能的方法，采取简化了的科学模型的特征，是典型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足迹的演绎。也就是说，系统总是相对于一个系统性“参照物”而言，经过系统简化了的约定、排除、设置边界（约束）条件，并以简化了的能够以数学模型表示的关联性，来外延和演绎获得参与生物、非生物资源循环的转换利用，为了达到相对稳定的可控制（能效与能耗）、可集约、可复制继续简化的结果。系统思维，富有简单之美。

显然，系统思维是共生法则生生之德的一种方便法门。但是，任何方便法则，在源头上都有其不完满性，在展开过程中有其多重瓶颈或天花板，衍生的结果有其局限性。系统思维，由于具有明显的价值选择偏好性和对于环境的适应性，所以，在人类进化进程中，系统思维必然会在系统的“输入”口过滤掉它认为不必要或多余的东西，比如语言、文字的多音、多义、多形的丰富性、能指性、变异性、差异性，而选择其能指性、专门性、稳定性、同一性。这样有利于“加工”优化、整合，有效率地“输出”服务（产品）价值，却省略了语言的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但是，社会进化每走完一种系统性范式，或者环境、时代发生突变，就需要经过同一性（效率）与差异性（公平）等等的多重迭代、改变、蜕变而自组织共襄生成新的范式。这种情况，甚至在一种范式的演绎过程中，也在微妙地发生着，如果一味求同，甚至世界大同一体化，不给差异性留有余地，保存人、事、物种的多样性，以适应突变，修复系统机能，系统必然走向死亡（这是包括天堂与地狱、共产与私有、大同与小康二元对立同一等乌托邦悲剧在人间上演的终极原因）。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公元前8世纪东方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共生智慧之光！

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且能不断优化、整合的创新，是系统思维及其理论（无论简单系统，还是先简单后复杂的超序系统），是城市化-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集成化的根据，而且，在忽略了或将大量自然成本、人文成本、身心灵健康成本作为“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城市生活，也被多数国家、地区的人们认为是幸福度效能最高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成为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们对自己、对世界、对人民获得幸福的庄严承诺。

但是，一切方便法门，都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沉没成本”不可能真的“永远沉没”。在一种系统思维框架和约束边界下，优化只能专注单一瓶颈，整合的子系统只能简化，效能的增长不可持续。比如，物流（实物运载子系统）是绿色有机食品安全与农业现代化的瓶颈；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健康安全成本转移问题，是能源政策中化石能源、核能、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分配比例，能源供应保证体系的局限；土地资源、政府公信力、文化圣域，是发展高铁等超高速运载工具的极限（利用政治经济强势博弈抢别人的高科技创新成果，“贪天之功为己有”，导致跨国跨境技术合作困境和诚信危机）；心路不通、价值冲突、利益切割，可能暴发互联网、物联网的重大危机（出现基地组织、ISIS等极端组织、黑客组织。巴黎爆炸、比利时爆炸案制造者都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物联网信息传递扩散优势）。

一句话，中国面临的产业转型、结构调整（远远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投资、内需、出口增长比重问题）、需求侧改革或者供给侧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依法治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生態文明建设等等，都面临从单纯资源优化整合的系统思维，转换到资源成本最低国民幸福度最高的“资源生产力”的优化上来，多重极限、局限、瓶颈，非有共生思维不能为功。因为，只有赎福共生的全球共生思维，是当代人类亦即中国与世界了解、处理、解决当今世界各种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的问题与创新，实现生態文明形態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关键入口，是拯救西方、理顺东方的大成智慧。

共生思想与生態文明建设现实之间，是一种天然契合的关系，而且，前面提到的索罗斯发现的不确定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正好构成共生思想处理生態文明建设问题中的两大智慧条件。

第一、索罗斯发现的不确定性原则（易错性、反身性、非独存性、变量性的历时与共时性相互作用），是共生思维之所以必要必须的条件。

正是“不确定性”的存在，为我们心灵的自由与探险提供了挑战、空间与可能，让生活在永葆悬念中获得新意、情趣和美感，穿越诸般不确定性去建立交互作用，是从量子纠缠到男女恋爱生产富有魅力的源泉，一切新的智慧与创造，皆源自充满差异多样的非确定性。

第二、索罗斯从波普尔再发现的开放性原则（证实性、证伪性、互补性的共时与历时性相互作用），是共生思维之所以充分充足的条件。

正是“开放性”的存在，为一切地球生灵个体性生理机体、社会性生活机体保持着耗散结构的活力，让我们获得自然、自由、自在的平等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提供了可能的余地，天、地、人，你、我、他（她、它、祂）一起来，心手相握，live and let live（何兆武）, “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从而“道不同亦相与谋”。

因此，能够基于宇宙天体全息生命自组织共生法则，处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我们的认知与参赞、思维与价值、自我与事件（如赚钱、慈善，公权、服务，休养生息）动態关系者，也就是在一国或一地区能够发挥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者，我们称之为富有大共生智慧、大共生情怀、大共生格局！这就叫“相约共生”－－生態文明的活的灵魂，亦即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作为一个“国大民众”（相对“国大民寡”、“国小民众”、“国小民寡”）型超大国家的执政当局，肯定需要也一定会“超越小算计，彰显大智慧；超越小站台，彰显大担当；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为历经片面的“双革思维”及其正负资产积淀之后，中国执政当局有俱足的底气“整合过去，超越羁绊，相约共生，改变世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必将实行“生態统领的共生新思维”，且中国已经率先全球确立了一个全新方向——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

五、三大经济形態新格局

生態统领的共生新思维，在经济领域的指向，就是将现行经济运行的投资方式、供需方式、经贸方式，转换到人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来。

中国上层精英的时代病，就是号召别人该如何如何做——还是代圣人立言教化万民的老套路！结果，一方面是越喊创新就越出不来创新；另一方面，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创新乃至重大原始创新，却怎么也过不了精英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態“审批程序”——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態价值标准的创新！

当局内人，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官粹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资产国营（大家族）化还是资产社会（民营）化”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国企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还是体制问题”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在为“城市中心论还是乡村中心论”“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之时，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局边人”们，早已针对中美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中产阶级失落”和西北欧洲“福利国家惰性病”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態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欧洲“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以色列“的吉布兹”，日本的“山岸会”，以及中国近年来举起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田园综合体建设”、“新农村合作社运动”（从“戶戶包产”到“人人持股”）、“新上山下乡运动”、“生態经济运动”、“社会（自然、心理）公益活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新经济运动”、欧洲的“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態”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物流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方向（参看钱宏：《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態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09.03http://t.cn/RVAr1qN）。

对于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结合包括“局内人”的政策思路和生態布局，从结构和功能上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超越后工业社会：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a、中国确实存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文明败落”和“城市病”的问题，而美国照样也有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城市空心化的“社区生活衰败”的问题，中美这一共同问题的交集，必须找到具有新文明形態意义的方法路径，才能加以解决；

b、化解城乡市农冲突与社会阶层冲突亟需找到新的突破口；

c、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2、政府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亟需制定《城乡社区建设法》）：

a、政府和大型企业，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公益活动；

b、但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公益活动的本质，是发挥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力，即“众筹”之事。不是让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村委搞形式主义“新街道”、“新农村”。所谓众筹之“筹”，即可持续使用的计算器具，引申为众人将各自拥有的看家本事、本钱、资本聚集起来，自然、自由、自在地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生態通约。故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梦。

c、但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组织形式，它们是以“休养生息最惠化”为目的涉及千家万户遍布城乡各社区的，为国家稳定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发展提供日常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需和后续人力保障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以及现在半死不活的“养老养生医疗幼教企业”、融资难的“小微企业”，以及各种互联网“社群经济”、“开源社区”、“乐活经济”、“情怀经济”等等，也应和“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农工商合作社”，都属于“社区经济”范畴。

3、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ABC，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

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

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中国将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

这里要特别说说“社区经济”。

第一，社区经济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是的，过去列宁有句话，叫“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现代化“资本积累”路线主导下，中国五六十年代对乡村居民进行了一场敲骨吸髓式毁灭性剥夺。中国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到1978年几乎完全干涸。可是，三十年前从安徽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广东、福建沿海、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一枝花”，从上世纪八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到2008年金融风暴试卷全球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稳定情绪，事实早已回答了：谁说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不需要“小生产的汪洋大海”?

第二，社区经济承载着民生之本，市场经济体现着民权之基，政府经济（包括军工）代表着民族之躯，生態统领，共生为魂，呈现出一个国家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生態的健康態势。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产权政策、产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资源分配政策，也应当相应地体现这一健康態势。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好说，中外都有许多现有的成熟政策，问题在于，当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并对社区经济作出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定位时，三大经济形態的关系如何互联、互补、互动？

首先，一个国家无论官民（包括军民），都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资本，这一需要主要由“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提供，所以今后，凡是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目的就是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基本不承担生产经营之外的社会职能，至于市场经济企业是独次私营企业，还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如由国企改革转变而来的市场经济企业），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必须明确，那些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靠榨取农民血汗积累和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国企（特别是军工企业），若要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型企业，必须善待全体企业员工，绝对不能再搞片面复制MBO那一套，即把一线员工作为“不良资产”下岗后剩下管理层搞经营者私人持股），其考核参量是货币增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其次，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健康合法的商营环境及公共物品，这一需要显然由“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及军工）提供，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排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顶层设计（建跨海、跨壑、跨国大桥、隧道、高铁、高速公路，特别是军工体系）。所以，凡是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现行国企和政府委托托管的企业，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谋求提供公共产品最优化，特别是涉及国民教育、医疗、医药、水电、电讯、“公路”、媒体、空气、国土、金融、军工、情治服务行业企业，基本不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如果需要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悉将转变为市场经济企业（这要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标准），包括所谓“军转民”或“军民融合”（如军工产品结构由单纯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转变；军工生产技术装备、工艺、材料和人员等由军事专用性向军民通用性转换；军品分系统或零部件由完全或主要使用军事专用品转向尽量使用军民两用品等），其考核参量主要是社会效益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最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创业、创新的“双创”活动平台，这一需要就是由“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所以，凡是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各种修身养生养性的培训企业，特别是农业经济（含休闲农业、文创经济），由于其经济职能承担着“粮食是永恒的战略资源”“奖农劝稼，稳固国本”这一国民休养生息的前提，也是社区经济范畴。社区经济的目的更加清晰，就是提供最惠化的休养生息方式，既不承担也不应当承担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职能，也不承担公共产品最优化的社会职能，其考核参量也就相对宽泛，主要是货币保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社会企业成员创业、创新力度，家庭企业还要评估其人类自身生产（包括养育、教育）的得法程度。

三大经济形態的互动关系是这样的，首先，由于“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了一个国家居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也就为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营造了最稳定的社会商营环境和政治官运环境，同时，又为市场与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资源、熟练工人、创意人才，因此，国家政策对其应当有诸多优惠倾斜，比如一个社会企业或家庭企业，年收入在一定范围以内税收全免，而其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则不再享有这样的政策优惠，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后，就可以转为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甚至可能由于其创新成果的特殊性，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其次，“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效益、规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时依然承担多少员工的就业，在国家政策上也可以设置“退出机制”（这同破产完全不同），归入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一拆几化整体为零小），享受其他社区经济企业同等优惠待遇，这同样起到保持就业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业或因为经营好，或因为产业政策调整，或因为重大创新和发现，也可以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再次，“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或由于创新，或由于吸引更大投资，或由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政策也可以允许转（含军转民或军民融合）为“有效用边界”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或出于扶持（包括精准扶贫）的目的或由于政府工作照顾不周、不到位，比如准“社会（自然、心理）公益组织”，也可以化整为零（含部分军转民或军民融合），倾斜、转为、复制某地区城乡的“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社区经济托底！

三大经济形態划分、职能与互动，不仅重新厘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活动方式方法，将经济学从关注“投资-内需-出口”资本增值减值，转换到关注“生产-交换-生活”资源的能耗/能效上来，而且，有助于明确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迎接“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物流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

刘鹤先生曾在介绍《大国的兴衰》一书时，说了一句将可能成为经典的话：“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基于此，他对什么是新经济？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是结构性，不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某一种产品，不能是周期性的；第二，必须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就业，否则，视其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不妥的；第三，有利于建立国内市场体系，能够加快国企改革。

以此观之，共生经济学提出的社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经济格局，完全满足“刘鹤三标准”，且在结构功能上远远溢出，比如以往让改革者苦恼甚至望而却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上热下冷或下热上冷”、“法权操纵与资本垄断”等“两张皮”问题，都将消解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实践之中。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目的是让赚钱的一心赚钱，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务的尽心服务……这也相应满足了新古典综合、马克思公平、熊彼得创新、“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拉弗曲线和“可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多数人也不会受压更穷”的帕累托改进要求。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不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政府自组织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较优势”、偷猎式选择复制的“后发优势”理论、头重脚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热下冷的“顶层设计”……诸般党同伐，顺势也把精英政治从“吃力不讨好”事必亲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解放出来而回归正常。

最后，中国人民呼唤百年牺牲亿万时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共和宪政，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构建与互动，是人类经济行为上的一次形態革命，是我们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大势所趋。

在这场经济革命中，无分主流、非主流，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无分江湖庙堂农工商，不管是局内人、局边人，还是局外人，都将参与其中各显神通，生克反辅，共襄生成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六、我只有一个问题！

回到本文开头通过“有房产的有产者”进行“二次分配”的话题，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只有一个问题：显然，金子再多，钞票再广，是不能直接吃的。知识再多，资讯再广，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四化”再怎么物联、智联，都需要参与者个人或团队用脑筋消化并诉诸自组织行动。就算“票子能吃”、“资讯能消化”，举国之人，都得“亲自”来，即使出于100%的善意，实事上也不可能大包大揽、越俎代庖、而由谁们全都“代表”了不是吗？！

股市、楼市的必要性，原本是为了解决投资不足而拓展生产所需资金短缺问题的一种暂时性金融手段。房产成为资产性收入，也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碎片化思维，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生产-交换链条上看，甚至是一种幻觉。

但是，如果生产不是为了交换生活方式，而只是通过“生活资源货币化”，去为资本、资产增值去刺激供给内外需消费，哪怕是“一对一”特定供需，特别是奢侈浪费型消费，股市、楼市的必要性就大大过界了！

当生产房子、购买房产成为获得“资产性收入”和追求资本增值的纯粹投资行为时，房子就不是房子，而成为投资者“待变现”的钢筋混凝土媒介物。“待变现”的可能，有一个大假设前提，两个假设中前提和无数的小前提。一个大前提：人是有无限潜力的“理性消费宠物”，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能创造无限供给满足“理性消费宠物”的需求动机。两个中前提：一是城市化可以无限扩张市场，吸引包括国际化在内的大容量投资；二是市场化可以造就无限多的消费需求，使大容量的投资快变量增值。于是，拥有城市房产的“有产者”也随之拥有快变量“资产性收入”，那么，低收入人群也由于拥有“房产”而自然有了“资产性收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指出，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所以，无论是生产“人类自身”，还是生产-交换“生活资料”，都不是也不能是以投资和资本增值为目的的“衍生品”。这就是说，民间或政府生产住房，是用来满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获得居住这一生活资料。今日中国，乡村居民的住房不算，各大中小城、镇已建和在建的房子，一说够45亿人住，一说够35亿人住，不管是45亿还是35亿，我只有一个问题：

按照现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现代化路线图，即使把中国剩下的44％的乡村居民，全部驱赶或利诱化入城镇，将乡村文明消灭了，即使从现在起，全国各地政府再不批准一平方米的住建工程项目，中国有45亿或35亿城镇居民吗？

答案的否定性，显而易见，那么，继续鼓励“资产性收入”的楼市、股市政策（包括被股评家叫好的以取消农村户口好事为由的“土地改革”），所为何来？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认定的一条底线思维，就是：在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只要不是以自然、社会、家庭（个人）身心灵能量转换的能效与能耗为思维导向，以“生产-交换-生活”为目标，即“让生产回归生活”为价值取向，而继续以国家资本的增值与减值为思维导向，以“供需-投资-进出口”为手段，即以“GDP增长率锦标赛”为价值取向，那么，就必定为法权操纵和资本垄断留下选择性执法的空间，连帕累托改进都将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结果只能是：让有权有钱者安之若素不假，让低收入者成为“有产者”难真！

沿着将生活资源货币化“供需-投资-进出口”现行经济学模式理路，不久前，开创了现代管理咨询新纪元的麦肯锡公司，根据他们对中国消费者特征的多年研究，并总结各国在华公司对中国城市逐个管理的工作经验，发现了一种更有效且更合算的管理方法，即麦肯锡城市群（ClusterMap）方法：它不再按照简单的城市层级和地理区域来划分中国城市，而将800多个中国城市划分为22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围绕1到2个中心城市发展。为了确保这种方法是可行并适用的，所有的卫星城距离1个中心城市不超过300公里，并且每个城市群的GDP都超过中国城市总GDP的1%。决定城市群的不只是其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还包括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以及城市中消费者共同的消费態度和偏好。与逐个管理城市的方法相比，用城市分群的方式更能在广阔地域范围内实现销售队伍、分销渠道、供应链以及营销的恊同效应，更有实效性和成本效益。同时，比起将中国城市简单分成几个地区的做法，用城市分群的方式能将工作做得更细。

尽管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四化”早已成为政策政策导向，同时是中国进入“消费社会”的标志，但是，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研究机构或官方智库，以及中国经济50人，能够提出一套象“Cluster Map”这么“理性”的打开中国“供需-投资-进出口”市场的经济增长路线图。

然而，Cluster Map的问题也依然在于“待变现”，这个假设的大前提成立吗？人真的是“理性消费宠物”，且有无限消费潜力和需求动机吗？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基于这个假设的“供需-投资-进出口”经济学建模，及其“四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实践载体，就一定会在其创造价值成就的过程中，带来人非人、事非事、物非物的恶果，并且遭遇其自身发展的极限。

这就是在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的左右摇摆中，让所谓“理性经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泡沫化赌徒命运，也是以反“重商主义”为前提，书写《国富论》创建古典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作为伦理学家和《道德情操论》作者被后人遗忘，而后继者们将“理性经济人”假设无限建模、设计、张目，一会儿“看不见”、一会儿“看得见”周期性伸手缩手、左右摇摆、前后断裂的悲剧命运！

七、中国当代化新路线图

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改变，归根到底，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新格局的形成，既有赖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取决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中国人必须追问：现代化就是以消灭乡村文明为目标的资源货币化集约的城市化（在四化中，城市化又是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载体）吗？生活的理想不是“理想的生活”（张闻天，1971），而是要么为了某些个“乌托邦”作牺牲，要么围绕“GDP增长率”转圈子吗？身处多丘陵山水的中国人要过“好日子”，也一定要走这条路吗？

是的，过去至今的路数真是如此，这不是明摆着的发生在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故事吗？！而且，表面上看，中国的城市化率据称已经达到56％了！然而，这只是旷古未有的“铁公基＋房地产”吞金吐银的大工程，而进入这些城市的人们真的有自己的“市民生活”吗？我看答案值得怀疑，而且十分不确定。

在城市群匆忙游走着的人们，更多地不过象是这个由“政府、企业、专家合谋”集中力量办的大工程中的某些情节、断篇，甚至碎片、原子而存在着。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他们，是为了资本增值、保值而存在的规划者、投资者、消费者、职业培训者、打工仔、房奴、医奴、子女奴……唯独不是有生命自组织力的有精神情致的活生生的人——无论他们是“黑领”、“金领”，还是“白领”、“蓝领”、“氓流”，现代公共生活的“公民”意识都异常缺乏，几乎完全没有作为精神性存在的社会自组织力！

因为，城市圈里，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作为中国特色“私民”，为了“出人头地”的“权、钱、性”，而陷入“忙、盲、茫”的身心灵亚健康状態。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关中国人身心灵健康的严峻情况，一是中国不孕育，据《2012年中国男性精子质量调查白皮书》调查显示，全国约有4000万的男女患不孕不育，约占人口比例为12%-15%，男性不育患者中有两成为精液质量差导致。此外，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尤其是司机、白领等更是不育的高发人群。数据显示，我国的捐精合格率为15%-20%（请注意，捐精志愿者多为大学生！）。一是精神病，据中国疾病预防调研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人，每13个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障碍患者；每100人中，就有1人是重症精神病人。2015年9月15日《健康时报》报道，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心理科教授王旭梅介绍，目前中国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达17.5%，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其中抑郁症是重要组成部分，不乏患者因病自杀身亡。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患。

这两组数据，事关种族繁衍、生活质量和人生意义。人啊，非牛、非马，也决非经济学“消费宠物”。时至今日，我们的以消灭乡村文明为目标的资源货币化的以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为载体的现代化理路，还不应当改弦更张吗？2010年世博会前夕，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主题为“创建一个共生世界”的“生態文明的思想政策实践论坛”上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但是我知道，尽管情况如此，但是中国既有现代化路径一时半会儿根本不可能停下来。既如此，如果这样的城市化在中国真的不可避免，而且还要继续，那么好吧，来点新老经济学思维方式——从现行生活资源货币化的政治经济学到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过渡如何？

就是说，结合“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相应地让现行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继续成为“蓄水池”，主动积极构建“生態化的智慧城市”，鼓励市民自发自觉的“上山下乡”（含领导干部“告老还乡”）。这是三条并行不悖而互联互助互动的全新路线图：

第一，把这个钢筋混凝土丛林，让给“外来的”中外投机家们——让Cluster Map成为中国的“吸金库”、“蓄水池”吧！只是要谨记，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6%，那么这个Cluster Map的扩张空间将不到4%，而且，如果“新农人”、“新上山下乡运动”（含领导干部“告老还乡”）形成气候，沿海城市居民向中西部迁徙，人口方面有可能还会“缩水”。

第二，中国城市化接下来的故事，将是这样展开：以生態文明为导向，以互联网智联网为手段，用PPP的方式试着做一批“生態化智慧城市”——目标是让中国率先全球构建一个“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参看錢宏在“‘十三五’新常態发展智慧城市高层专家论坛”上作的《广义智慧城市的GDE价值参量与普惠共识——创建一个趋零边际成本的全生態共生社会》，2016年5月24日北京丰台区。《地球公民進入生態文明的全新参量》http://t.cn/RVfno15）。这是中国从工商文明的后发国家，转变为生態文明先发国度的必由之路！

第三，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率先全球构建一个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物流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改变现行大面积转移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思路，给中国的市民和乡亲们，保留一些（不低于40%的人口）城镇乡村社区生活的空间，以鼓励市民自觉成为乡村文明复兴的主力——不妨称之为“新上山下乡运动”（从被动、被迫到主动、积极）。

全球互联互助互动的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无论何地，只要有网络，就能连接上全国、全世界。因此，改变现在把最宜居的地方当作旅游地，而把最不宜居的地方当作生活居住地的虚妄。如“北上广深杭重津”就当是你分期的旅游驻足的地方好了，卖掉北上广深杭重津，甚至所有省会及计划单列城市的房产，到三四线城市，特别是山水宜人民风纯朴的乡村去生活吧！

来一次主动积极自觉的“新上山下乡运动”吧，到中西部去，到山水宜居的乡村去！凡此参与笃行者，就立马跨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了，而不只是做个“新农人”体验一下生活，更非单一的“颐养天年”。

这场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意义，关乎超越中国人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即：今后是否降低人类活动的能耗而提高能效，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熊彼得式”创新能力的标准。果如此，必：A、于克服“广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让整个国家摆脱“集团官本位”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结构的转型；B、于改变“土地财政”、“资产性收入”与“过度金融化”三大政策导向；C、于恢复国民正常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机体；D、于自己身心灵健康；E、于城乡生活质量倒悬局面的改变；F、于扭转全民性“机会主义”的时代风气；G、于这片大地乃至全球的自然循环……都大有裨益。

而且，更是参与者作为中国公民，用自己的脚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一次富有书写历史之意义的“主动投票”（远胜那形式上的“一人一票”），从而不经意间带动人们进入一种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也为构建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也是共生经济学的中国现代化新路线图。在这样的路线图上，还有机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经济”条件下带来的“产能过剩”吗？不过我知道，因为习惯，因为方便，因为利益，这张“中国现代化新路线图”，目前还不会有人理睬……“按下葫芦浮起瓢”、“吃力不讨好”的事，还将是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新常態。

但是，我仍然相信，对中国而言，今后五年十年，是三千年来，又一个充满魅力与希望的历史时刻。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特别是最近五百年间，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并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等全球大变局。而新的千年已然开始10余年，前生態社会和当代性已然到来，地球不再是分裂为西方与东方，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智慧引领向前！

我们的“经济50人”，我们的哲学家、政治家、企业家，我们的80、90、00后们，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与光荣权责了吗？

所谓“不忘初心，方得永久”，是指不管用什么语言方式表达，共生法则、共生愿力、共生智慧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大自然母亲造就地球生灵之初，本来就是共生的，人类文明特别是工商文明，发展到今天，中国和世界遭遇的各种危机，皆因我们这些个自然之子心中这片共生沃土也是净土，被遮蔽所致！愿我们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生命自组织力，先做一项自我“去蔽”的工作，而后都能在这样一片沃土上——优雅从容地休养生息！

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且千方百计诱导人们去竞相获得“免费的午餐”，进而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態的生产与资本增值，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改变何以可能？这就是作为社会生活哲学的“共生经济学”试图作出回应的问题。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提出“蓄水池”、“生態化智慧城市”、“新上山下乡运动”（含领导干部“告老还乡”）三条道路并行不悖相互作用的这个新路线图，毫不含糊地要求，中国人率先全球转变“思维方式上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上利益羁绊”，走向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

五百年來誰著史，

八萬里路展風流；

天人之際生態統，

古今之變共生場。

愛通乾坤理法術，

思接千載德道情；

此岸民聲遮不住，

方舟必過山萬重。

让生产回归生活，改变一下“供需－投资－进出口”的生活资源货币化的经济学思维，用“奥亢姆剃刀”将现行政治经济学中多余的“名相”、“实体”（包括设在超高成本经济基础上的庞大上层建筑手脚架）统统剃掉，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引入“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价值观”，回归到“生产/生长－交换/配置－生活方式”创新的简约思维！

这就叫“生態文明统领，共生思想为魂”！

让我们超越“中国向何处去？”的浮躁与不安，进入同处一片蓝天下的“中国何以处世？”的崭新时代吧！

陽子2016年10月5-13日于复旦北苑39－101A开关居

钱 宏：无党派人士、中国作恊会员、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北京相对论联谊会会员、华东师大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师大知识与价值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名博沙龙副主席、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研究员、中国儒学研究会秘书长、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工程《国学大师丛书》总主编、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联系方式：qh2012@vip.126.com,手机13818181587,QQ62200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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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述中文“共生”或“共生主义”，是一个哲学范畴。可用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活方式”（mod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共生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思维之处，是她从出发点与落脚点，既讲系统自组织的动力学（dynamics），又讲系统平衡制衡均衡的恊同学（Synergetics），由此发现和展开的是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从无到有”、“有无相生”、“天人和合”、“别开生面”、“永恒创生”、“生生不息”与“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的故事。每个人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生灵。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dynamics的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Synergetics的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而能够整体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就是从共产主义（Commuism）到共生主义（Symbiosism）世界观，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呈现为趋于共生主义思维方式。

一般翻译，“共生”主要有三个西语词汇:一个是英语、德语的symbiosis，俄语的симбиоз意思与之相当；一个是英语Conviviality。英语、德语的Symbiosis是希腊语源Sumbioun，Conviviality 则源于拉丁语（参见张永缜：《共生理念的哲学维度考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5期，2009年9月，第11—18页）；一个是法语的Co-naissance 或commensalism，Co是communicates的缩略，同时法国人也用symbiosis（参看钱宏据《北京晨报》2013年11月3日报道，作《习近平首次提出将“和谐共生”作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共通发展的道路》，最好把“和谐共生”换一字，即把表达言语一致同调的“谐”，转换为表达心、力恊调的“恊”，表达“和实生物”，不只是“言语的和”，更是“心力的和”。“和”的意思，是指事物共襄生成的过程，和，即是共生。这样， “和恊共生”这一动宾结构的中文短语或概念，有，而且突出了“口、心、力”一致、恊调、沟通，所以用communicates中的Co作为前缀即co-symbiosism意译“和谐共生”，不直译为harmoniouss ymbiosism，再通过出口转内销翻回来：“和恊共生”。http://blog.house.ifeng.com/article/31021017.html）。

综合其意，共生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体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互助关系，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人类当然也是共生生物。没有共生现象，地球上就不会存在生命。也许正是共生关系推动了多细胞生物有机体的进化，这就是“共生起源”（马古利斯）。有的科学家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个巨大的共生有机体。更为奇妙的是，量子力学家们发现在微观世界量子海洋中的“共轭现象”与“量子缠扰”（相距感应），也是共生关系。从19世纪中叶三位俄罗斯植物学家到1873年德国生物学家，以古希腊语Symbiosis对共生现象正式命名，再到美国科学家对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证实，共生在西学语境中，同样不仅是矿物学、生物学的、综合进化的，也是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环境艺术设计、社会学的，宇宙学的，当然也是哲学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曾经创造出共生体系和契洽(Consensus)体系，来认识这个世界（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60页）。著名的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的过程（process）哲学，以共生（con-crescence,意思为growing- together)和“涵摄”（prehension）为关键词，强调万物之间相互依存感应(connectedness relatedness)，Prehension，是怀特海自造新词，分别将Comprehension、apprehension去字头改换而成。在美国，不仅有专门的共生学会，还兴起了强调共生精神的社会运动，这就是“深层生態学”（deep ecology）。在“深层生態学”中，“共生”主要是一种智慧，更为确切地说是实践的智慧，这就与中学语境中的共生精神契合了（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Aspects. In: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The 21st Century.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5.）。

更为通俗的相应意思，就是Live and let live，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何兆武，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形成的《共生宣言》，2012）或“谋求自己过得好，也要谋求别人过得好”（习近平，2012年7月7日清华大学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参看：新华社特稿《“人民是我们力量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2月25日电）。此外，根据日本学者渡边章梧的调查，日语的“共生”对应英文的词语竟有五种之多：symbiosis；conviviality；co-viviance；living together；“co-living and co-existence。其中coviviance为日本社会学者伊东俊太郎所造新词（转自孙国柱《共生学专栏述评》，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6107，详见（日）渡边章梧：《共生学の英译はどれが适しているのか》，《共生思想研究年报2006》（东京：东洋大学共生思想研究センター编，2007），第95页）。

日籍美国人中本村提出的“区块链”，中国人提出的 “互联网+”“+互联网”的一切展开，只要不是脱离实体经济依托，都是共生思维（两种或两个以上关联方“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的人、事、物）自觉不自觉的具体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