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 of the market stagflation, government swelling,

self-expansion of the way

走出市场滞胀、政府赤胀、自我膨胀的因应之道

钱 宏

2023年1月16日，在瑞士的高山度假胜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在世界经济衰退担忧中拉开帷幕。

虽然WEF近年来遭受“富人俱乐部”甚至“只会增加全球碳排放的喷气式飞机的空谈场所”的诸多批评，但是我们知道，WEF是在解决50多年前的1970年代那场“经济滞胀”的诉求中，应运而生，也促使国际社会对“撒切尔-里根经济政策”形成高度共识和争相效仿。也就是说，WEF年会曾经的确取得过辉煌的思想成就！

那么，世界经济有没有可能再次遭遇50年前那样的“滞胀”，外加“通胀”？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路透社报道，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的与会者正在计算他们的经济和企业可能付出的代价；而世界经济论坛调查的私营和公共部门首席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二预计今年将出现全球衰退，其中约 18% 的人认为“极有可能”。尽管世界各地对衰退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通常包括经济萎缩的前景，可能在“滞胀”情况下出现高“通胀”。而在有的国家，可能情况更加严重，不只是滞胀、通胀，还有“赤胀”，甚至“赤胀赛滞胀”的情况。

在2023年WEF年会的“重启贸易、增长和投资”讨论会上，WTO总干事Ngozi Okonjo-Iweala强调，对于今天面临的有关全球共同利益的所有问题，没有多边主义、没有合作、没有团结，就无法解决它们。“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复苏，那我们就需要贸易（Trading）。”Trading这个词，包含贸易、商业、交通、运输、转运、运载等诸多关乎经济活动的含义。显然，Iweala强调的国际社会正常Trading所需的“多边、合作、团结”三个前提条件，都出了问题，但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正常Trading”的三个前提，都出了问题——即非多边、非合作、非团结——其原因是什么？请允许我直接点出这个原因，就是“国家重商主义传统+地缘政治”形成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政策-实践。当今世界，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背后，是国际社会的“共生危机”，“全球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共生危机”。

所以，“非多边、非合作、非团结”的因果链条造成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非共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那么50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包括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Paulson Institute“创新经济论坛”，要解决世界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冲突问题，自然要从解决“非共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入手，进行广泛的哲学对话，形成新的哲学共识，才能反观清楚各国国家和国际社会面临问题的实际情况和本属性质，从而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路径和方法。

2011年9月3日，我作为《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研究员，就“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主题发言时，写下一幅对联。

    上联：官生列支有增无减

    下联：民生欠债不能不还

    横批：赤胀赛滞胀

我预警中国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或“中国模式”将出现：比“市场滞胀”更加可怕的“政府赤胀”。政府赤胀就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伴随的天量“债务危机”，以及自然背负、社会背负和人的身心灵背负三大“生态背负”（Ecological burden）。

会上有学者问我有什么法宝？我回答，走出“赤胀赛滞胀”和“生态背负”局面的“思想－制度－实践”法宝，就是两个字，曰：共生（Symbiosism）！

何为共生？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共生就是“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共生就是对内开放赋能，全人称发挥你、我、他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从一个正常国家，国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缺一不可（参看高度《共生思想，重组全球化进程催生伟大智慧》https://riseweekly.com/gong-sheng-0125/）。

我们知道，18世纪之前的英国也出现过“国家重商主义”，但自小皮特首相在政策实践的各个环节上，充分采纳了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一书中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以供给促需求），问题得了比较长足的解决。直到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和“欧洲政治冲突”，类似国家重商主义的凯恩斯“政府干预”思想（以需求促供给），被小罗斯福总统采纳，那场经济危机与政治冲突，才得以勉强解决。但留下了隐患，就是“冷战”与1970年代的“滞胀”。

本文开头讲到WEF年会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由“隐患”变成“显患”的问题，而诞生的。

我的问题是，在工业化“后发优势和劣势”条件下，形成的东方国家重商主义传统，在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三种“非多元、非合作、非团结”，亦即“非共生”的自我中心现象：政府赤胀，自我膨胀，或赤胀与膨胀并存。这“三种非共生的自我中心”现象中只要出现一种，东亚国家（也许还有拉美国家）即可能会经历我称之为的“转型中期陷阱”，出现“经济衰退”、“债务危机”和“生态背负”。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跌入“转型中期陷阱”国家的经济衰退、债务危机和生态背负，必然外溢，影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

日本经历了两次“转型中期陷阱”，以“自我膨胀”为标志：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建“大东亚共荣圈”，一次是日本式重商主义欲“买下整个美国”。历史教训如何总结？为了在日本举办一届“全球共生论坛”（GSF），我于2015、2019两次去日本考察，日本良好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国民心态，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谓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在我看来，也许正好是“获得的二十年”，日本从此将进入真正发达的正常的共生国度！

中国也遭遇两次“转型中期陷阱”，是以“政府赤胀”为标志：一次是早已成为历史的官僚资本主义“四大家族”形成期，一次是现在进行时的权力社会主义“利益集团”形成期。有人问我怎么办？我回答：如果“内生性改革动力”不足，甚至“改革中期断裂”，全球化背景下，会有“外部性压力”促进内部结构性变革，如果内、外动力都缺位，就可能暴发“武器的批判”式革命。

于是，当我的《中国：共生崛起》一书几经波折，终于2012年5月正式由中国正式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后，我们发起了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GSF，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62OrKetNA）。

今天，看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新闻报道，展望2023年，走出市场滞胀、政府赤胀、自我膨胀生态背负的因应之道，我谨以下面的话，与读者朋友分享。

经济衰退叠加债务危机，中美交锋也是美中交媾；

官民分裂并非社资对峙，穷富冲突亦即官民对抗。

战争选项就是加速破产，共生为魂才有生态文明；

一视为仨方能间道竞合，顺势而为推进体行共生。

和以生物改变同则不继，道不同亦相谋求异尊异；

你我他Live and let live，别求共同体只需共生权。

孞 烎

January 18, 2023 in 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