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态“双循环”

——共生权范式观照下的人权、物权与国民事权，

就经济发展谈阶段机遇的文风、党风、世风该变变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来自我因疫情滞留在温哥华，尽管疫情让加拿大政府关闭了通往所有国家的海关边境，但我接触到这里社区的朋友，依然在自发地做着许多中加连接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事，尤其让我感动。

一件事是，深圳大晟文化产业投资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哥华的Canada Longevity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合作拍摄一部以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原型的，旨在高扬“生命高于一切”，绵延“中加友谊”的巨幕电影《生死69小时》。这部真实反映“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作品，其精神含蕴和艺术呈现，正如电影《血战钢锯岭》中的主角德斯蒙德·道斯所说，战争如果不可避免，总要有人尽可能把那撕裂的世界，一块一块拼接起来，无分敌我，仅仅本着：生命高于一切的真理和信仰！

另一件事，是这边的Canada Community Service Association主动联手全球20个城市（3个加拿大城市、6个中国城市和10个五大洲城市）在线举办“中华传统文化节暨抗击新冠疫情全民行动”。每个城市精心准备一个节目，一一看下来，无不让我动容感慨！

这两件事，之所以让我感动，是因为它们再次证明，人类正在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迈向全球共生新时代！即使遭遇象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迫使各国政府封城、封国、经济停摆这样的生態大危机，也依然不能阻隔不同国别的人民和社会，以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进行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更别说中美“贸易战”打得火热期间，美国企业特斯拉在中美贸易战之后仍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而中国的福耀玻璃还在持续跟进在美国的投资。

而这一切背后的历史逻辑，正是共生经济学揭示的一个真相：只要人类社会葆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总是能找到边际成本最低而希望感和幸福指数最高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正巧此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斐泽文教授，从微信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一晚上在琢磨所谓“内循环”那新东东，昨天连黄奇凡这样的老法师也出来站场子了，你怎么看？他还讲到，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描述的东方经济形态变迁，可以作为共生经济学“三大经济形態理论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一个史实支撑。

斐教授从南半球发来的这个问题与让我在温哥华的感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生存状况与发展方式大背景上，有着直接联系。我对他说，这首先要检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提法的历史背景。

这就需要回顾一下中国过去四十年，怎样从闭关自守的“艰苦探索”，一步步走向“改革开放”，又从改革进入“深水区”，回到“内循环”，通过总结这区间的经验教训，明晰“从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到对内开放促全面改革”历史过程，给“双循环”找到动力学与恊和学的思想理论、制度设置和政策实践的基础。

一、内外顺逆，存乎一心：践约不践约

简约而言，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地看，始于邓小平访美、访日，开啓的“以对外开放，促体制改革”，经过1984年“资源配置”与1992年搁置“姓社姓资”两次思想理论解放，确立了“权控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不彻底，但已经获得参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中国经济社会持续近四十年“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的发展格局。

但是，由于中国“跛足改革”（胡温发现）造成“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片面追求GDP增长（单纯经济学思维）的结构性缺陷，依旧极大限度地限制着中国社会和国民“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成长空间，以至于中国在加入WTO“15年保护期”满时，由于欧日美发现中国依旧未转变为WTO需要的市场经济地位，加之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到意识形态对抗，而使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近四年来，逐个丧失经济学上讲的“制度外部性”（Institutional Externality）这一“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外部环境条件。

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一个是人权，一个是契约。共生经济学进一步发现，人权与契约的大前提和落脚点，是诚信践约。

平心而论，在中美建交的四十年中，前二十年，中国总体上是践约的，几乎可以说是一切国际契约的模范践行者。没有这样的诚信基础，美国也不可能让中国降低门槛加入世界自由（市场）贸易体系（WTO）国际大循环。但后二十年，聪明的中国人发现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有许多孔子可钻，甚至违背“十五年保护期”的多数承诺，国际社会也没有惩罚条款和监督机制，于是，就聪明地来个“选择性践约”——即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就践约，没有利的或有难度的，特别是要触动中国经济结构性制度性核心利益的部分，就不践约。于是，甚至为了赚取外汇，造成国内全面负债经营。

我在《共生政体：中美模式各自都大有改进空间》（2016）等文中指出，有两方面的问题要弄清：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忘记了“政经二元”“国民二元”“城乡二元”多重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原本是中国自己必须做的事，同时，由于中国自身举国体制“超高制度成本”背负，在世界贸易顺差（劳动输出，资本输入）中赚取的巨大利益（税收和外汇）并没有充分惠及本国国民（这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搞外向型经济——劳动输出、资本输入——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至今尚有6亿人收入处1000元之下）。常识告诉我们：中国市场是大，但不要忘记的铁律：弱民是不可能造就有效需求市场的。

另一方面是，尽管小布什、奥巴马已经发现了美国政府损失了税收和就业，出现劳动市场萎缩、城市空心化等严重社会生態背负问题，但由于美国华尔街资本家从中美贸易获利丰厚，又因为美国政府需要中国帮助解决一些其他问题（如反恐、借钱刺激消费），在近二十年间，也没有较真坚持敦促监督中国全面践约。就这样，中国超高制度成本的举国体制，既无内部制约机制，又无“制度外部性”制约机制，谁能阻挡巨大利益的诱惑？这期间，美国总统就换了三位，同时，美国大资本家与中国政府合谋的过程中获得巨大好处，受损的是美国劳工（幸好有成熟的福利制度）和中产阶级。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当“十五年保护期”满，率先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美国主导的WTO成员国资格要求的国家集团和国家，是欧盟，是日本，并不是美国。请参看2016年写作《步步莲花，共生吉祥！——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笔账，怎么看？》作此文时，还远没有中美贸易战！这两方面的情况，就是我所谓的“秦晖双重失衡”，也是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到“贸易协议谈判”反反复复，终于演变成意识形态及其外交、军事、经济制裁，甚至“脱钩”等全方位与中国政府对抗之原由。

今天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历时性的修昔底德类比关系，也不再是现代化先发后发国家的关系，而是：各自优先处理好内部社会事务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成本”而共时性存同尊异、互通有无、相互学习、间道竞合而共襄生长的全球性关系。

中美冲突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根本扯不上关系——中国既没有作为富有魅力的强势大国崛起，美国更没有象中国的名嘴渲染误导的那样衰弱。何况当代历史已经证明，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主导者的过程中，早已经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种基于古代历史类比套用当代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那种生硬把Nationalism扯进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摩擦之中的种种煽情，都是误国误民的哗众取宠！

因而，中美关系必將重新定位！不了這一點，就不能懂得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生態文明新時代的起码知识！

一切意识形态之争和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之争的背后，都是秩序之争、规则之争、契约精神之争、社会生活方式之争！国际冲突、国内冲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和理由，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诚信践约。中美冲突是如此，国内冲突（包括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官民冲突）也是如此。

而践约不践约？既涉及现行规则、秩序的健全问题，更涉及国际国内在理念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内卷化（单位劳动边际收益在过密投入下，会出现递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无法升级）問題。举个浅白的例子，中国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其实也是与中国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一个价值承诺，更是一种终极约定，那么，执政党在国家政体设置、行政行为和对外关系等政策实践上，是否与之契合？就是最起码的检验标准——也即衡量有没有国内冲突的晴雨表！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民主政体的美国，早晚都会出一个对国际公平交易（尤其对中国）特别敏感，且价值观偏保守的特朗普式的总统！而且，不管这个总统是商人出身，还是政客出身，抑或象威尔逊那样教授出身，最后都会进入以哲学价值观（诚信践约）考量，反思自身及中美关系的性质（冲突或缓解）与因应之道（实力和道义）。

多说一句，站在中国立场，相应地也应当（理想的状態）有一位领导人如此反思自身及美中关系的性质与因应之道。

二、双循环的三大前提与三大法宝

回到“双循环”的问题。以国为单位对外开放，并根据对外开放的需要，改革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逐步融入国际大环境，形成正常的政治接触、经济交换、文化交流，中国整体上获得机体正常新陈代谢的活力，是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这一成功经验的背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自由经贸社会体系，对中国的接纳——从经济学上讲，这叫“制度外部性”张力！

所谓“脱钩”，意味着“制度外部性”张力的丧失。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所谓“经济内循环”＝机体新陈代谢活力放缓渐至停滞。

尽管黄奇帆、贾康、程实等知名人士对“经济内循环”竞相放大招、辩学理、辨治乱，也有老牌三农专家李昌平将“内循环”锁定在有效内需的关键，是以国家扶持“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方式”让农民有更多可支配的钱。更有温铁军等人士及数以万计的志愿者长期坚持的“新乡村振兴”，重新审视“农业产业化思维”确立中国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等等，就是属于内循环范畴。这些我都赞成，但是，还不足以应对“制度外部性”张力渐失，外部环境恶化“政治冰点扩散”与内部制度能耗（超高成本）条件下，内循环如何破解“机体新陈代谢活力放缓渐至停滞”问题。

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观之，提出“国内大循环”的动因有二：一是如何“自力更生”解决城市青年和还乡农民工两股劳动大军的就业和生计问题，二是基层政府相当于中国GDP年总量的上百万亿直接和代理债务问题。其实，自力更生并没有错，错在过度（最大限度）管控压制压缩社会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而政治操纵一切政府行为方式！所以，只要敢于“对内开放”，主动积极扶持社会成长，重建社会，以释放中国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形成三大自组织内驱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格局（参看《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社会主义》，《中国：共生崛起》P160，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在此格局下，如果所有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都能自主更生而自力更生，那么，所谓“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不是没有可能。

我更愿意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称之为“仨自循环格局”，但有三大前提：

第一大前提：在意识形态和制度设置上，顺势而为，体行共生。这里指的是，摒弃搞阶级斗争年代遗留在政策实践上的“内外有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传统（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实行“全面开放”——即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实施“对内开放”，将“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这一共生法则，引入中国经济社会机体，形成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局面。所谓“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在意识形态和制度设置上，说白了，就是一切形式的“顶层设计”，都要与相应的“底层驱动”相匹配。意识形态和制度设置上的内部关系理顺了，制度外部性也必然跟着理顺（参看《共生就是对内开放赋能——清晰的逻辑，适宜的方式、明确的目标！》，2019），何愁没有双循环？

第二大前提：是政治上，一视为仨，和恊共生。这里指的是，回到2003年胡温上台伊始，就提出的“调结构，转职能”，改变“跛足改革”的局面。这里的重点是“全面改革”（习近平），直指“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具体来说，就是从改变经济结构转变党政职能入手，克服党政机构或政府性企业（内部自己人）“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而宪法第35条又是事实上不可能落实的国情条件下，造成支出（公共列支、创租、抽租、寻租）不断增加，引起的国民或公民性企业或社会性企业（外部自由人）收入下降（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超高），有效消费或投资降低“一头长，一头消”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说白了，就是防止“内部自己人”通过各种财政政策和债务货币化等手段给自己人直接输血，对“外部自由人”再次进行新一轮“洗劫”，从而扭转社会财富“2 :8效应”滑向“0.1:9效应”的趋势（参阅《钱宏在DC：和解共生再造中国——兼议改良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十六个切入点》）。

第三个大前提：在经济上，存同尊异，间道共生。这里指的是，全面开放（重点是对内开放）和全面改革（重点是政治体制）的同时，在经济形态上，在现行“政府经济（公共物品）”与“市场经济（资本复利）”二元对立形态之间，引入“社区经济（生息创新）”形态之维，开创三大经济形态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新格局，以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困境，克服中国式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双重“租金型模式”（吴晓玲），化解主权国别冲突、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含劳资）建制冲突，重建世界秩序，为实现“从追求国家资本高增长到追求国民生活高品质”的政策实践和制度设置这一伟大历史转变（参阅《竞合共生，破解冲突——从黄奇帆<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说开去》）。以走出“转型中期陷阱”走出“改革中期断裂”。

三大前提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参看《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如果说，前四十年的成功部分，是“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那么，这里讲“和解”、“补课”的关键，是补上“对内开放促全面改革”的课，具体说，就是用好与上述三大前提对应的三大法宝：

第一大法宝，依靠人民，重建社会（落实权利Rights，确定方向感）；第二大法宝，瘦身去瘤，培元固本（规范权力Power，拥有安全感）；第三大法宝，生态统领，共生为魂（体行共生Symbiosism，获得幸福感）！有关“三大法宝”，请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再访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

三、共生权范式观照下的人权、物权与事权

我们发现，解决“仨自循环格局”的三大前提，运用好三大法宝，不仅是处理中国自身问题的因应之道，而且，中国就自然而然地与现代政治文明连接上了。

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是以宪法的方式将一国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自组织创新的权利（Rights）巩固下来的前提下，授予国家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力（Power）的事权边界，从而超越了传统社会“君权天授”与“替天行道”治乱交替双循环的政治格局。

那么，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的治国理政，首要任务，就是划分“国家事权”与“国民事权”的边界，比如说“法无许可不可为”与“法无禁止皆可为”，讲的就是政府事权与公民事权的边界；其次，是划分中央与地方，或联邦与省洲县社区的事权边界；最后，是防止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不同利益集团、政党邦派）事权与国家政府事权的公私混淆，比如“权利（如财产、资源）不可公有”与“权力（如公安、税收）不可私有”！

最后这一条，对中国大陆特别有实时针对性，它涉及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尽管有过“资源配置”（1984）、“姓社姓资”（1992）两次并不彻底的思想解放，以及“经右政左”跛足改革（1997－2006）的讨论，但由于始终没有在思想理论上触及事关国体政体根本的“孰公孰私”问题——当代中国人至今纠结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认定“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这一似是而非混淆“孰公孰私”的权威定义，从而造成“庞大上层建築与超负荷政治經濟文化基礎的基本矛盾”——中国超高制度性成本——集中体现在“孰公孰私”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双轨制”和“两张皮”上（参看《“四中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等观念变革——从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引发的思考》、《怎么办？新冠大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生態大战！－－不要再抽國計民生的血！》、《放下“孰公孰私”背负，中国企业方能恢复正常——改变权力与资本、科技坑瀣一气的制度设置势在必行》皆见http://www.chinavalue.net/）。

如果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真的要催生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那么，我们认为，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理论”取代“产权理论”是一个思路。因为只有共生权理论，能够在“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意义上将人权、事权、物权统一起来加以观照，将“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顶层设计与底层驱动”融为一体，落实在思想理论、制度设置、政治行为贯通不悖。

请允许我在共生权（Symbiorights）范式下，重新厘定人权、事权、物权的共生关系。

人权（Human rights）：人，就是人类（human）、人民（common people），人民不是抽掉“个人”的政治空壳，而必须是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作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也就是中国俗话说的“一娘生九子，连母十样心”的人，更是罗斯福说的拥有“四大自由”的人，那么，这里的权（Rights），即《世界人权宣言》讲的“人类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权利”(human beings shall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belief and right of from fear and want)。这也是各签字国之间的一个约定，然而如何“践约”——保证各个国家或政府在其制度设置与组织行为中，践行这个约定？我不无遗憾地发现，这是一个联合国成立75年来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涉及诚信践约的需要一个各国政府和人民在理念、制度、行为层面，形成最大公约值的哲学共识，并以这一共识为基础，开展从加利、安南、潘基文到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的“联合国改革”（参看《联合国将何去何从？（Where does the UN go）》http://symbiosism.com.cn/4159.html）。

物权（Real right）：物，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真实的，实际存在的，非凭空想象的，现实的东西，包括一切私有的所有物、财产、财物、不动产、房地产、房屋及院落、庄园。物权，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和拥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一切生产资料、生活资源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排他性地享受其利益的权利。依物权的这种性质，它具有优先的效力和物上请求权。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归于何人之手，都不能妨碍物权的行使，物权人可以向任何占有其物的人主张其权利。物权依其性质，产生普遍皆有的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等三重效力。

事权（Civil rights）：事，就是做事，从事，处事、事业；权，就是权能，权利，权力，权限，职能边界。事权，指自然人、公民或社会组织行为主体自组织处理事情的权利（Right）和职权（Power），包括对做某件事拥有谈判权、成事过程中自主更生的支配权，事情结果的分享权。处理事情的职权，需要明晰事权主体，明确任务和责任范围。比如中国古人讲“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淮南子·兵略训》），“且谕汉家绥抚厚，莫言湘守事权轻。”（梅尧臣《送邵郎中知潭州》），“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传三．日本传》）等事权，都是一级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所承担行事、处理事情的职权，一般而言，事权、财权、财力三要素达到匹配，一级政府组织就能正常运行。但是，康有为《大同书》丙部说：“近百年则平民之权日兴，如隶之制尽释，虽有贵族、大僧，而事权日落，与君权而并替。”这引出了我这里讲的公民事权（Civil rights）与政府事权（Government authorities）划分、比较关系及各自的边界。比如前面讲到“法无禁止皆可为”与“法无许可不可为”，讲的就是政府事权与公民事权的边界。在“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意义上，公民事权中的“事权”，不仅是法律用语“民事权利”的简称，包括民事法律规范赋予民事主体满足其利益的诸般法权：1、财产权与人身权，2、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3、绝对权与相对权，4、主权利与从权利，5、专属权与非专属权，6、既得权与期待权，7、原权利与救济权等等。更是指称一国一区域人民、国民、公民拥有生产、生活、生态资源进行“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生存权、行为权和思想权（定居或迁徙权、劳动权、消费权、经营权、管理权、创造发明权、创新权）。

当我们把事权与人权、物权结合到起加以考察时，我们很自然地发现，人民、国民、公民事权（Civil rights），不仅包含了“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和拥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一切生产资料、生活资源的权利”（物权）和“人类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权利”（人权）的自组织权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Symbiorights）叙事中，事权，尤其是国民事权，处于“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枢纽位置——具有动力学与恊和学双重机制，真正能够将人权、物权进行到底！

在张全景、刘锡荣指出“官多为患”、“官满为患”造成政府组织“乱作为”或“不作为”超高能耗成本，同时宪法第35条事实上又不可能落实的国情条件下，联系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上严重存在这样的事实——挟政府组织自重的掌握话语权和行事权的人们，一边发出永远做不到的超高价值承诺（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且把所有政府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一边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几乎无孔不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比商鞅、桑弘羊、张居正时代有了更厉害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AI手段，参看《先哲的遗言》，《随笔》2005年第3期）地与民争利的驭民政策实践——2011年3月初我应新浪网、奥一网邀请，在“两会点对点”节目接受访谈中，我以《国民事权大如天》为题讲到：在中国大陆，处理好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的关键，是事权——国民事权！

将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为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反观人类经济形态和经济行为的变迁、现状与发展态势，同时凸现事权的重要位置，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一个发现或创新。

《生态主义主张》作者金建方最近从美国来信认为，“你提出的‘事权’，是一个新概念。”人权和物权是老概念，特别是物权。物权历史非常悠久。物权思想在工业社会中已经发展到顶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物权的产物。在工业社会中，谁拥有资本，拥有工厂，谁就拥有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便是以工厂为中心，进而再分销渠道和销售网络。马克思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社会一切关系的核心。生产决定消费，也决定分配。所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的设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工厂已经不再拥有社会生产方式中的核心地位了。而营销企业，研发集成企业，却成为整个经济关系的核心所在。考虑一下苹果公司的经营方式。苹果公司并不拥有工厂，却拥有营销权，技术集合配套权。因而，它能获得了最大的利润，取得财富分配权上的绝对优势。高通和海思在芯片产业中的经营方式也是这样。事实告诉我们，在后工业化社会，物权和产权，并不一定会带来收益，却往往会成为包袱，成为累赘。看看现在中国搞了那么多开发区，建了大量的工厂，都在那里荒废，闲置或破产。当代搞经营的人，往往不愿意自建工厂，或者，虽然建立工厂，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干，而是搞外包协作，依靠产业链和供应链。这已经变成一个时代潮流。所以，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以物权思想为核心的所有制思想，即所谓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划分，什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划分标准，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可见，明确共生权，凸现国民事权，是帮助当代中国人解开“中国特色孰公孰私”之谜的钥匙，也是“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態双循环”，破解“蒙代尔-阳子不可能三角”的关键（参看《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

在共生权范式观照下，重新厘清人权、物权与国民事权，有利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理顺：

一、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人人生而具足又非独存，人际关系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因而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真有敌人，那就是自己！

二、进而，社会关系上，“公”上，“私”底，公中有私，私中有公，不可偏袒公权、私权，更不可偏废私权、公权，因而当凸显基于人权、事权、物权的共生权！由此，我们提出“官生，民生，恊和生，是为共生”的命题，超越传统社会“君权天授”与“替天行道”治乱交替双循环的政治格局。过去纠结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需求侧”与“供给侧”、“公平”与“效率”的诸般二元对立，可以休矣！

三、国际关系上，从单边到双边，从双边到多边，从多边到全球关系（包括微生物、动植物与人），因而当“以球为体，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行文至此，我突然发现，“仨自循环格局”和共生经济学的现成样本，不就在我目前客居的国度吗？

我随缘而安地在这异国他乡住了七个月，我向这里的朋友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加拿大政府能够将疫情纾困金直接打入每个够条件的公民个人账户，根本不存在中国各级政府和“政策掮客”参与救济金、扶贫资金、农业补贴资金、文旅特色小镇配套资金，以及各种专项资金“再分配”这种“雁过拔毛”的事情？我也没有看到遍布全国城乡各种各样的“烂尾工程”——基本消解了“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超高制度性成本问题。

李克强在2020年两会记者招行会上也说：政策资金要直达地方、直达基层、直达民生。其实，拿加大制度设置上，在防止政府及政策掮客“雁过拔毛”方面，有非常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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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客家联谊会执行会长JCY先生告诉我，欧美日加治国，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立法的基础是人权和诚信。有了人权保障，人人都有尊严！有了诚信基础，行事成本最低（即与人方便而不是处处设障，层层卡压）。加拿大在政府与每个公民之间，只有一个扁平的机构CRA（加拿大税务局）。所有公民（含永久居民，包括小孩）都有一个社会保险卡（SIN卡，类似中国身份证）。你的一切经济往来都与SIN卡联系。故而高效，扁平，无须“中间人”为环节。中国是赋权于人，必有权力寻租，且官员乐此不疲。

这种基于人权与诚信的扁平制度——公民社会保险卡——设置，从源头上避免了中国“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及其人身依附（国民Right依附政府Power）甚至减轻了生態背负。总体上符合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边际成本最低而幸福感最高的（反比关系）基本原理。

温士顿学院院长何笑梅博士，给我介绍加拿大的“高福利经济社会制度”，其设置和运行是这样的：加拿大是典型得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国家。在政府（Government）事权上，有明确划分：立法权与政策法律化权的权力，在议会；对法律与法律化的政策的执行权力，在政府（Administration）。 由于民众具有对议会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权力，加拿大政府必须尊重民众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本原性政治权利，即国民事权（Civil rights），由此形成了社会福利制度中公民参与的治理理念。

加拿大作为高社会福利国家，政府治理理念，充分体现了钱老师表达的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主要体现为：公民参与，公正与公平，合理划分政府职能，扩大社会福利资源。

 1、公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国民事权），是现代民主制度最根本的理念，这一理念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民主，后由法国思想家卢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发展，形成了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人民主权思想。加拿大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采用的公民参与的政治理念实践，是民众对指定法律的议会议员和执行法律的政府官员有公共选择权的客观结果，也是国家机器，统治阶级为维护主导统治地位，缓和矛盾的主观意志的产物。

     2、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加拿大政府采取了罗尔斯的公正与公平的概念。罗尔斯认为，一个公正和公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尽可能使社会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多得好处的，较少受损的社会。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就随之从发展经济转到如何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上，加拿大政府的公正与公平治理理念，主要表现在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力，还有保障文化权力，隐私权力等。加拿大实际上把多元文化共生作为国策，鼓励接受并欣赏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最近BC省政府宣布拨出1000万加元建一座“华人博物馆”。 

3、合理划分政府职能（事权）的治理理念。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理想国》里就对政府职能进行过讨论，提出了审核职责分工的思想，这一思想被西方国家政府加以继承何发展，形成了合理划分政府职能的治理理念。加拿大实行三级政府制度，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有着联邦宪法赋予的明确职责（事权）。联邦政府：外交，军事，对外贸易，海关，联邦税收，移民事务，金融货币制度，刑法以及渔业等；主权政府，省政府主要负责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医疗，教育，自然资源，社会保障，安全，地方税收等。市政府负责城市基础建设，环境卫生，市场规则，发放商业执照，许可证等。其他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务，都归为“社区自治”，所以，加拿大公民享有充分的“国民事权”。

社会福利主要有省政府负责，由于三级政府几乎没有重叠的职责，也就没有重叠的机构，这有利于减少政府冗员，财政冗费（支出），同时职责明确，方便问责。避免社会福利制度中各级机构互相推诿责任内耗，提高效率，为公众参与提供公开的信息和监督对象，直接避免了“雁过拔毛”现象。 

4、扩大福利制度的资源，加拿大政府的具体表现：一是鼓励扶持民间发展经济，包括市场经济和社区经济；二是严格的税收制度，四层累进税制，收入高者税率高，达到33%；税种多样，严罚逃税行为， 有效保障税源，支撑社会福利制度；三是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募捐，彩票，志愿者文化，政府开办博彩业；四是提高资源效率，宏观上实现社会福利资源最大的边际效用和投入产出比率，这意味着设置好了制度，并严格依法执行制度，就产生了客观的效能! 

有比较才能鉴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江传瑜和何笑梅的回答，让我感到，共生经济学提倡的“政府、社会、公民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社会机制，在加拿大已然有着较充分的制度践行。甚至基于质量效能法则的共生经济学GDE价值参量，提出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態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也似乎有了确切的答案。而“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态双循环”在加拿大实际上是一种常态！

那么，中国真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在共生经济学意义上向加拿大学习吧！

而且，就经济发展谈阶段机遇的文风、党风、世风该变变了！我们提出改变单纯货殖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共生经济学，就是要提倡“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回归生态”，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为法权基础，以开源社区、“共生链”（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孰公孰私”两极对立的产权理论纷争，提出制订以《宪法》为基础的《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合称《中国法典》，以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生态环境，从而将传统货殖经济学，拓展为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全方位“经世济民”之学，进而跃迁到生命哲学的思想高地与智慧之谷（Ideological Heights & Valley of Wisdom），建构一个“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恩格斯）的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最后，我期待中国的上层精英们，重新反思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的制度设置、中国的经济结构，以便也能够无任何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阻隔地将国家建立在：“家庭第一，社会优先，服务公众”（Family first & Social priority & Serving the public）的基础上，让生产回归生活，从而让吾土、吾民、吾国成为一个富有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的正常国家！

中国社会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已积淀一百多年了，2020，到了该诞生巨人也必涌现巨人的历史时刻了！

陽子2020年8月5-13日于Vancouver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