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学思维，就是共生哲学思维！

——简评杨培芳先生《唯信息哲学能使中国赢得未来》

钱 宏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

共生哲学是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时代的灵魂。信息哲学思维，就是共生哲学思维！我们管这一基本思维形态特征叫：生态文明统领，共生思想为魂！

不了解这一基本思维形态特征，我们就会“身子进了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倘如此，即便看到了信息学、生态学、地球学发现的问题，但发现问题者，依旧可能采用“跟造成问题相同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而缘木求鱼。

于是，我们发现，即便是宣扬信息哲学、主张生态主义、参与全球化的人们，依旧会重新陷入工商文明时代的二元权利分化思维，甚至重新迷失于农耕文明的一元整体和谐思维，从而延用人神、是非、善恶、美丑、祸福、君小、华夷、东西、左右、工农、城乡、劳资、官民（精草）、朝野、你我、先后、成败、得失、输赢……对立冲突的价值观、求同存异的方法论和排他性共同体的组织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以及人际、群际、社际、国际、代际、内外关系！

杨培芳先生意识到信息哲学思维较质能哲学具有更强更广延的解释性或叙事性，甚至走到了“三元恊和、互利共生的新哲学理念”这一人类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门口。这在当代中国普遍缺乏哲学思维“审视生活”的情况下，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但同时也十分可惜的是，大概由于“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的思维定势，以及囿闭于近代以来日本人教会中国人的Nationalism意识（中国现代语汇中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语汇基本来自日本人转译）之根深蒂固，而对当代生活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未能进行重新审视，使得他的《唯信息哲学能使中国赢得未来》一文的立论基点和推导性结论，又回到了东西或中外得失成败输赢比较级的形而上的哲学预置上，从而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上，依旧试图以西方发展主义为圭臬，来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遭遇的生活背负、生态背负、生命背负“三大背负”问题，世界性的增长极限、对抗极限、施恶操控极限“三大极限”问题，以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道德失灵“三重失灵”问题！

共生（Symbiosism）哲学思维，从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揭示一切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存在方式，着眼于从生命、生态、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三大关系，解决一切有损人的身心灵健康的问题——从观念文化定势，到社会制度设置和政策实践展开过程中的二元对立问题，亦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必然和“意识形态上的超高价值承诺与政策实践上的背道而驰”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的问题（参阅钱宏“五个如何，一个范式”，五个如何：《中国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如何走出“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政治维谷？——简评<为什么说在中国“宪法”是最具“奥威尔式”话术色彩的用语？>》、《当代中国人如何从治乱循环中走出来？——警醒吧！又见“率兽食人”》、《如何走出“造反与专政”的怪圈？——读<我的自我评价>析中国历史前景》、《如何走出当前中国经济困境？——Symbionomics如是答（提纲）》；一个范式：《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范式的历史跃迁——中国模式“制度-文化-人性”的死结怎么解？或怎么建立基于“科斯忠告”的社会创新机制？》。均见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哲学-共生经济学笔记（2008-2020）》55.9万字）。

共生哲学思维，觉察到“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为此，亟需着力于帮助人们摆脱凭借各种共同体“追逐权、钱、性”而“陷入忙、盲、茫”的困境——在“一视为仨，和实生物，存同尊异，间道竞合”中，实现社会再平衡与生活方式再选择，走向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我们的方略是：地球为体，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

因此，唯有共生哲学，可望将生命哲学、生态哲学、生活哲学进行到底！

孞烎2020年6月29日于温哥华Richmond

附录：

唯信息哲学思维能使中国赢得未来！【鼎新经济学会】

杨 培 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

哲学思维一般指的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于社会实践和经历不同，每个时代的哲学思维都有不同的分支和学派。但从根本讲，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总会在同一时代形成一定的共识。

人类社会大致有三种哲学思维，第一种形成在农业时代，那时的人们信奉地心说，主流哲学思维是整体一元论，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第二种形成于工业时代，人们信奉日心说，主流哲学思维是二元对立，提倡个体至上、普遍斗争。非黒即白，非我即敌，非左即右，非无产即资产，唯独缺少中产思维。当前社会严重撕裂，灾害频发，都与这种哲学思维不无关系。

进入信息时代，科学家发现类似人脑的复杂宇宙的自组织关系，正在形成一分为三的多元协同哲学思维。所谓一分为三，主要指在一个独立时空中，只有三维具有正交完备性，二维不完备，四维则出现共线性而破坏正交。换句话说，一个事物只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就可以被定义。力学有三个基本定律，热学有三个基本定律，生物学有三个基本定律，马克思主义也有三个基本来源。整个宇宙或只有三种原始存在，就是物质、能量、信息。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时代的演进，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不断演进，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中断。

•宇观领域从地心说、日心说、到复杂宇宙说。

•-微观领域从五行论、原子论、到量子论。

•社会结构从中心化、分级化、到扁平化。

•组织方式从集中化、离散化、到区块化。

•处事方略从模糊整体论、精准还原论、到关联生态论。

•资源配置从官僚支配、资本竞争、到社会协同。

•核心价值从崇尚权力、崇尚财富，到崇尚智慧。

•社会伦理从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到互利主义。

•思维模式从一元统御、对立斗争、到三元共生。

农耕生产力时代，模糊整体论思维造就了中国几千年的辉煌文化，包括老、庄、孔、孟和中医理论。机器生产力时代，精准还原论思维形成了碾压世界的西方文化。自清末以来，中国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全面倒向西方，甚至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建树。结果向西方学了一个多世纪，也没有摆脱全面落后的局面。

只是进入21世纪的前20年，似乎一夜之间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劲敌。究竟是什么让世界惊叹中国成就，又让美国政客非要遏制中国不可 ？

不是农业。中国号称农业大国，即使不算农民工，全国农业人口依然在4亿人以上。改开40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均保持稳定增长，但中国仍然是净进口粮食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据统计，2018年我国总进口粮食11555万吨，总出口粮食多366万吨。

不是钢铁。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钢铁产量才能代表国家实力。1958年大跃进的首要目标是生产1070万吨钢铁。2018年，中国钢铁产量是美国的8—10倍，但是时过境迁，钢铁不再代表国家的真正实力。

不是汽车。40年来，中国一跃成为汽车大国，2018年汽车保有量达2.4亿，同期美国汽车保有量为2.5亿，但是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跑的，除了少数民族品牌之外，多为德系和日系车辆。在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于欧美。

不是飞机。中国民用飞机长期处于试产和起步阶段。后来，中国政府曾经下决心，一定要把民用大飞机搞上去，结果几经努力，并不理想。最近，美国波音和法国空客屡屡暴露缺陷，但是中国在民用航空领域要进入世界第一梯队，恐怕尚需更多的时日。

不是军工航天。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集中力量在军工领域屡有建树。从原子弹到氢弹，从会唱东方红的卫星，再到载人航天技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原子弹那么小，美国的原子弹那么大‘’（毛泽东语）！即使中国的载人航天登陆了月球，也比美国晚了半个多世纪。

基础设施很重要。我说过，中国工业有两大致命伤，一是加工精度不够，二是材料纯度不足。就连机械手表和圆珠笔芯都做不好！但是短短几十年，中国高速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水利电力工程可圈可点。公共基础设施不仅造福国民大众，同时成为援外的首选。这是因为中国更适合公共工程领域的发展。

信息通信是关键。200多年前，中国人固守农桑丝绸，视欧洲机械为雕虫小技，坐失了机械革命时代的良机。100多年前，欧洲人不屑于电气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始于50多年前的信息革命，虽然源自美国，一旦遇到中国文化，则如水银泻地，顷刻迸发出普惠大众的生命力。从第一代移动通信到第四代移动通信（1G–4G）主要解决的是人际交流和商品交易问题，中国基本都是追随者。从5G开始，信息通信主要解决的将是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监测与控制问题，正在成为直接生产力和军事力，成为日益社会化的新型基础设施。正是在这个节点上，中国信息通信成为世界的引领者，这才让美国政客感到非常不爽，极力制裁中兴和华为这两家通信技术公司。

适应时代是根本。农业时代适合模糊整体化思维，工业时代适合精致个体化思维，信息时代需要关联社会化思维。美国种族主义者固守工业时代的路径依赖，过于迷信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信条，从哲学思维层面排斥整体化和社会化。他们曾经认为中国只能驾驭快要淘汰的技术产品，掌握不了像集成电路、光导纤维这类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结果，中国通过社会化应用创新反求核心技术，最终实现了跨越发展。不仅创造了武汉光谷基地，即使在芯片的设计、光刻、封装三大工序中，除光刻外，两大重要工序也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可见最重要的不是固守工业精准哲学优势，而是适应信息协同哲学趋势！

模式创新筑未来。改开四十年，中国成功于什么模式？有人认为是自由市场模式，有人认为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其实都不是。在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的成功，既不是靠集中计划，也不是靠自由市场。在他看来是一种模糊混合模式，‘’中国经验表明，不通过私有化，甚至不通过明晰产权也能进行成功的市场改革‘’。其实他也没有搞懂，中国正在摒弃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超越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网信生产力基础上，摸索一种协同关联、互利共生，更加社会化的新型经济模式。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科技进步随时间呈指数增长关系。农桑时代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机器动力时代，学生一旦超过老师，老师也会翻脸，这都是传统生产力形成的思维偏见。网络信息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最大区别是共享而不再是独占和垄断。唯有树立信息时代的新哲学思维模式，方可使中国赢得未来。

自苏联解体之后，华盛顿就开始上演”赢者的诅咒”，特朗普总统的任性与欧洲社会的分列，都预示着西方工业文明与原子论哲学已到尽头。

最近读书，发现清末留欧学者辜鸿铭写于1914年的一段话：”今日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根源于对人性的错误认识：源于人性本恶的错误观念。因为这种错误观念，使欧洲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武力来维系。最不能让人容忍的一件事是，他们每个人总担心其邻居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要来抢夺和谋害他”。而中国人很小就懂得”人之初，性本善”，确信”公理和正义是高于物质力的力量”。

辜氏认为，中国的优秀人性不是靠严格推理，也不是靠动物性本能，而是起自人类的一种”相互依恋”的同情心。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性本善、模糊化的大一统哲学思维会在近三百年内黯然失色？就是因为它不适合精准化的工业生产力时代！为什么西方性本恶的原子论哲学进入21世纪之后又开始锈蚀？就是因为它不再适应新型信息生产力时代！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时代之变必将碾压中西之别》，农耕时代，中国的丝绸文明曾雄踞世界东方；工业时代，欧洲机器文明让中国丝绸黯然失色。信息时代，中国将超越善恶对立的两种文明和两种主义，打造协同互利的新经济哲学基石。

如果说一百多年以前，辜鸿铭老先生就预见到西方文明的衰落，中国文明的再兴，那也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模糊的希冀。要让中国真正引领世界未来，必要条件是哲学思维的与时俱进，充分条件是新型信息生产力的大力普及。
我相信”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但是中国尚需走出天下一统和两元对立的传统哲学思维，扩展三元协同、互利共生的新哲学理念，方可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信息社会公平美好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