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

本文从八个方面展开论述：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最近两年有关“公有制”“私有制”的讨论又热闹起来，而且，这种讨论很快就从学术上升到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与中国的“公私合营”、“民进国退”、“国进民退”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特别是对私营经济，从“消灭论”“暂时不消灭，终究要消灭”，到“退场论”“职工管理论”不一而足。为此，胡德平先生发表了《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重温中共中央[1991]15号文件》。

国际社会方面，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3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在讲到委内瑞拉时，严厉批评了社会主义，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苦难和腐败，所有国家都应抵制社会主义和它给所有人带来的痛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加以反驳，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合不合适，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有趣的是，特朗普作为一位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美国总统，也讲起了意识形态，但这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身处美国总统之位的特朗普，面对国际社会的今日格局，无法回避，不能不勉为其难所致。这就充分表明，有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公有制、私有制，以及效率与公平、需求侧与供给侧这些“先辈们的传统”问题，如马克思所言至今依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必须重新梳理加以澄清，人类才能避免重新陷入“不共戴天”式斗争思维的危险——由于工商文明已然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人类社会不共生，就可能共死的临界状态，重陷斗争思维的后果将成为人类难以承受之重。

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

中国作为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在如何学习复制的问题上，经过器物、制度、国体变革仍然无所适从之后，终于发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今天，回望这段深刻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文化运动，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只是引进了“Democracy”（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和“Science”（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两位先生，而未能同时请来“Liberalism”（哲学和意识形态）和“Republicanism”（政治权威最终来自人民同意的原则）两位女士。

缺了“自由与共和”思想理念滋养的“科学与民主”，不仅结不出创新生产、生活、生態的种子，而且往往沦为“造神与专制”的工具。在哲学上亦有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德道相蓄势成之”的朴素理念，人、事、物众生灵皆“由二而三”共襄生长，阴阳和合共生万物——先生女士相爱生儿育女；雄雌蕊结实生成种子；天生地载而生万物；寒暑交替而成四季；电子和原子核组成原子；势能动能超弦振动相互转换为一切人、事、物正常生息的能量。“自由与科学”，“民主与共和”的共襄生长，才是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人类富于尊严与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的完整表达。

尽管这一遗憾，在后面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有所弥补（胡李之争并非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孰重孰轻孰先孰后之争），但囿于当时时政变化多端，终是不了了之，而回到先前两千年“成王败寇”治乱循环的老路——时至今日，中国在器物上取得GDP世界第二甚至不远为世界第一超大经济体的成就，却在“制度-文化-人性”循环及其基本社会生产、生活、生態方式上，远不能说已经是一个正常而有特色的现代国家。

在共生场中，势能（potential energy)是一种蓄势待发的能量，势能不是属于单独物体或实体所具有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物体或实体所共有。势能之“势”，可以理解为由各种综合因素组合成的能量聚合体，影响到人、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关系状态。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势能大致上分为两种：因状态产生的势能和因位置产生的势能，都可以释放或者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势能就转换为动能。人类进入工商文明后，最根本的势能来自国民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创新，思想势能可以低成本吸附组织资源，因而对人、事、物有一种价值增值效能。

因此，当“自由与科学”“民主与共和”的思想势能形成，并转换为工商文明成就的强大动能后，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可以顺势、借势，甚至简单“选择复制”，就能获得低成本高增长的效能，从而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

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原因，是1980年代始加入战后形成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凭借其势能释放所致。当时为了适应这一势能，顺势而为，众所周知，邓小平针对“左的那一套，什么时候不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来就不是哪回事喽！”同时，为了争取搞经济建设的时间和鼓励大胆试验，提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1992.1.18-2.21）。

但是，当工商文明的思想智慧、情怀担当、价值格局直到其阈值临界点，自由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也暴露无遗，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前夜，即将迈进生態文明新时代新世纪之门的时候，就不是“不争论”，而是澄清“问题与主义”，势在必行。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处于历史“顺势”转型阶段，回避“谈主义”或“讨论理论”，要么是因某种现实原因故意“暂时”不谈、不讨论，要么因为长期不谈、不讨论而失去了“谈”或“讨论”亦即“创新”的能力和信心。前者是“创新恐惧”（可能带来某种暂时的损失），后者是“恐惧创新”（承受失败的风险）。

如果说盛行各种各样“拿来主义”的整个20世纪，我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持有这样两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其中包含了某种“韬光养晦”和“大智若愚”的智慧，那么，当历史的脚步走进新世纪、新时期，近三十年来形成的所谓“中国模式”中缠绕的“中国问题”，已然“扎堆”成历史前进的“天花板”和“瓶颈”（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时，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再不寻求思想、主义、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不单是一种不长进和没出息，极而言之，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人格、智慧和热情的污辱！心安理得地没出息，比任何没出息可怕可悲一万倍，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参看《共生主义词典》，2007，刊《经济要参•“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专辑》2013年第3期）。

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

由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源，都来自欧美，所以，要澄清这些问题，走出人类共同的梦魇，必须先从分析近代以来国际社会概念演变开始，进而重建世界秩序。

今天，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时代，恕我直言，美国总统特朗普讲“抵制社会主义”的时候，犯着一种“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毛病，甚至可以说，他有点忘本——忘记了是谁把他送进白宫！

对于特朗普的当选，相对最近提出“身份政治”分析框架的政治时评家福山在《身份》中给出的负面评论，认为特朗普几乎是出于直觉地故意激怒左派，分裂民众，“暂且不论他造成的各种破坏、种族主义和荒唐举动，最令人不安的事情还是他享有的支持度。”而言，当代社群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更具政治敏锐性，也更客观地加以肯定，指出：“特朗普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感受，他们不仅被经济抛弃，而且文化也不再尊重工作和劳工。”

当然，也许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特朗普，并没有清晰意识到，正是他实际上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再平衡”的主张，让那些对“精英政治”“政治正确”不满的“最有发言权”的美国底层人民，把他送进白宫的。但他确实是上任之后，成为历史上兑现竞选承诺最多而少让选民失望的一位美国总统。虽然他因此而得罪了精英或官粹主义者，但说特朗普是草根或民粹主义者，这个定位并不合适，因为他主张草根、平民利益，显然并非打击精英、官僚利益，而是要两者之间求得一个社会动態平衡。

这里涉及美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也是个需要重新认知的问题。即一个能让当选美国总统，兑现承诺的国家，能够习惯性地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吗？从特朗普总统讲的“美国优先”的内容看，不管它对外部世界意味着什么，但它主要讲的是美国普通工人的就业、减税、制造业回流、改变社区空心化问题，也回应了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芝加哥教师运动、快餐业工人运动、反对警察暴力运动以及收入公平问题的大辩论等社会运动，对媒体和“华尔街”政客的不满。所以，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甚至包括他讲的“尊重美国的主权”“美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以“爱国主义”反对“全球主义”，实际上讲的都是以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

我说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得益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互换车道”。假如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人，是明确批判给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带来好处却没有在实际上帮助工人的自由贸易协议，参赞目的旨在“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利益服务的政府，而不是服务一小撮在顶层的人”的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者桑德斯再年轻10岁，也许特朗普，就没有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的机会（参看钱宏《“社会优先”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冒昧地以为，尽管为产业工人“尊严和幸福”说话的资本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言行一致，在“资本再平衡”的意义上表现也不错，但身居“世界领导”大国总统的他，要实现“社会再平衡”，成为福山先生所期待的“一种能够与全体公民的关切展开对话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能有超越狭隘身份关切的全国视野，而非只顾自家利益”，还是应当补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课。

同时，身处生態文明全球化大变局的思想理论家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需要重新进行梳理。

这就需要先从历史发生学上搞清楚“社会”与“资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诸多演变形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兴起，特别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逻辑形成之初，不久就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追求社会公平的共产主义（17世纪）和伴其道而行之的社会主义（19世纪30年代），乃至综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40-90年代）。

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先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斗争史观，后以英国政治经济学为“批判的武器”，同时发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逻辑对于工商文明的极大推动作用和作为工商文明生产主力（无产阶级）的罪恶剥削事实这一“双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式的“武器的批判”，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命运共同体的过渡，来达成“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同时，经过“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实现共产主义条件下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

在马克思看来，形成这种“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亦即共生体组织形态）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穷十年之功（1857-1867）铸就皇皇巨著《资本论》（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尽管今天看来，《资本论》的逻辑建构存在着诸般欠缺，但是，马克思对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和对劳资矛盾的理论揭示，给世界的普遍警醒，使他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朽丰碑——马克思不愧为“千年第一思想家”（2001年BBC投票网评），伴随欧洲以至美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展开，马克思主义结出了五大历史成果：

马克思主义第一大成果，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23年后，客观上促成了1890年美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反大资产阶级的《谢尔曼反垄断法》，以及20世纪初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直接参与的反托拉斯进步主义运动，最后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后国会通过实现公平交易三大证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及《萨班斯法案》）的出台而建立起一个基本健康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中论述的股份制为标志的“资本社会化”和“社会生態化”过程（参看钱宏《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而且，我相信，当代欧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兴起，也印证了人类进一步将“资本社会化”“社会生態化”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第二大成果，是经过列宁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后的“精英革命理论”与俄罗斯二月革命后反一战组织“苏维埃”（即工兵联合政府）极富激情而机智的结合，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名义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权。后又经斯大林、日丹诺夫式再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加盟国和若干卫星国组成），最后成为“冷战时期”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与美国相当的超级大国（参看《邻居的伟大与幸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怎么回事？》，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2007），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资本化”过程。应当承认，这一成果在中国的延伸，也创造了两大奇迹，一是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名义”将清末至抗战时沦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了，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是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布局，其最高成就，就是“两弹一星”和进入联合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参看钱宏《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载童庆炳主编《大文化战略》，中国工商联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第三大成果，是在恩格斯亲自参与下成立的社会主义国际（又叫第二国际）近一个世纪的持续推动下（从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到21世纪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第三条道路），通过“依法抗争”、议会道路和行政干预，在西欧、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普遍实现了的改良社会生態的所谓“福利国家”（一说“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第四大成果，是理论成果，即以所谓“法兰克福学派”、“青年马克思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为代表，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异化理论，从意识形态领域、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下人类畸形的生存状况，并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生態概念。这一成果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如陶东风、朱学勤、徐友渔有相当影响（尽管他们声称是批判地接受）。

马克思主义第五大成果，既属于理论，又可望成为国家实践哲学的成果，这就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哲学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领域，把人与自然各自的地位与作用、演进过程、矛盾结果、和解路径等“共襄生成、自然有为”的论述。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推动下，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一批学者，如余谋昌等结合中国古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信念，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生態文明”的概念。也包括欧美国家的“生態学马克思主义”者和柯布等人发起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以及基于对三十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得失损益的历史反思，中共17、18、19大相续提出“生態文明建设”战略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哲学思想，我们将这一成果表述为“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几乎涉及人类本身和人同自然的全部关系内容，其得失成败，功过是非，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当代人类一定会从马克思主义五大成果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让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以形成与之相应的人类共襄生成的价值体系——即全球互联生态化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

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

2017年5月9日下午，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69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514会议室，以《“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为题第一次在大学讲坛上讲到“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厘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最后实现社会生態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与人类300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活动和历史运动具有高度吻合性，达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的高度理论概括。

第二，“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动力机制，与人类权利从顶层逐级向底层分流的动力机制一样，并不是来自理论设计，而是真实的历史运动本身。我们可以追溯到1215年《大宪章》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倡导“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1625年的《权利法案》、1648年的“光荣革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主权国家秩序、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861年俄罗斯“解放”农奴的法令、1862年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890年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8年苏俄实行“土地国家所有，由农庄永久使用”集体农庄、1934年美国三法合一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基于古特雷斯秘书长“可持续和平”理念的联合国改革，势必导向又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

顺便说一下，我说“社会论本质上依旧是权利范式”（权利rights包含了权力power），并不涵蕴“从资本论到社会论到权利论”是一个递进关系的意思，而只是说明，“资本论”与“社会论”都是过去500年来人类最高智慧即权利智慧（含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的范畴。以“自然法权”或“自由理性法权”（即天赋人权）的观念视之，如果把效率与资本主义、公平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我们很容易明白效率属于工具理性法权范畴，公平属于自由理性法权范畴，所以，公平不仅是效率的基础，而且是效率的动力前提，如果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就必然给追求经济特权（比如以GDP增长率为纲）留下空间。所以，必须把公平与效率作为直接关联概念来研究，这也是漆琪生、陈岱孙把经济学（economics）翻译为“经世济民学”的本义。

第三，“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依旧属于“解释世界”的范畴，并不是要说明比如“资本（财富）社会化”是我们的改变目标或方向，但把这种解释方式，用来观察当今世界，比如包括美国、中国、欧洲、亚非拉在内的各国标榜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政府经济”、“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公有制”或“私有制”、“需求侧改革”或“供给侧改革”等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力量，有助于从实际出发，“走出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有助于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化解冲突、实行和解，进入“社会生態化”新时代，以球为本，走向共生。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

上述分析框架，是11年前我为华盛顿的《新世界时报》写作的《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Embrace An Era of Symbiosism in the WorldSociety）一文中提出来的。当我注意到钱学森提出的“世界社会形態”（1992）的概念时，我发现“世界社会所奉行的思想理论、道德情感和现实交往，再没有比共生主义来得实在。我一直感觉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共和制度、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早已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同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时代。”（参看《原德：大国哲学》P34-5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什么叫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对于封建主义、宗法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言，更呈现出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征，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某种理论界定，比如“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社会心理、社会学说。但它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人类性的社会实践。因此，这里说的“资本主义”一词，更多地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其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值”，即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值，是法制社会（与宗法社会对）和自由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社会财富获得人生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增值，首先是资本（生产资料资本、生活资料资本和生产力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资本所有者不同，“资本增值”的类型自然也不同。所谓“私人资本主义”、“股份资本主义”、“集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等等分类，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这一分类本身，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历史发展到今天，用普遍幸福和少数人幸福来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企图简单划分这个仍然有着主权国家、地区界别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不实事求是。从社会政治结构上看，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当人类生产、生活、生态运行普遍超越宗法专制社会而进入法制共和社会时，资本主义（包括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背景下的逻辑历史前景，就是“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即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如果将传统（苏维埃式）社会主义与现代（欧美式）资本主义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就恰恰是“资本的社会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反倒是“社会的资本化”，传统社会主义实施的正好是现代资本主义极力避免的各种资本垄断和权力操纵。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具有个人占有的暂时性，所以从绝对意义上，不管资本在社会个体中如何流转，总体上都具有公共性（commonality）。即使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的商品形态（物品及其价值形式、货币等）不进入生产流转，而仅仅作为消费资料（潜在不变资本）存在，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潜在的生产力资本——可使生产资料资本升值的可变资本，也没有改变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这种公共性，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说，社会作为一种资本价值，具有群体占有的长期性，所以从相对意义上，不管社会在资本占有形式中如何变化，总体上都具有自由性（freedom），只要生产力资本（可变资本）的劳动形态（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进入生产过程，而作为生产方式（包括管理方式等可变资本形式或智本、思本）存在，就立马表现出社会作为资本价值的这种自由性，所谓“人是活宝物是死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伦理（幸福）底线。否则，不管其冠以何等华丽的意识形态词藻，其实践都是非人性、非人道的异化形态，都是人类本性的悲剧和迷失！

马克思不愧为继亚当•斯密之后划时代的人类导师，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人类从此懂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亦即公平是效率的条件，为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威适时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每个生产力资本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资本的拥有者。在马克思之后的100多年里，人类分别实践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前者以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前苏联式社会资本化模式（或精英专政模式）为代表；后者以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标志的美国式资本社会化模式（或大众联合模式）为代表。

结果在实践中，在社会（国家）资本化模式与资本社会化模式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矛盾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后，至核军备竞赛时走到了尽头（再斗争下去人类必然文明共毁同归于尽），加上国家资本化模式由于其依赖精英专政的本性越来越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本质而困难重重，资本社会化模式反而较好体现“公平是效率的条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使人类组织形式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形式，人类终于在1980年代走向和解之路，也为人类走上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社会优先的“世界社会”共生主义之路，奠定了基础！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