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

人类政治经济组织行为的经济学因应之道

共生经济学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前  言

一、文化属性导致“结构性失衡”

二、“经济增长黄金率”也不够用

三、“经济健康黄金率”导出经济学的8大转变

四、共生经济学究何提出“仨自组织人”

五、共生权范式改写“人口逻辑”

六、Web3-AGI发展与共生经济学高度契合

前 言

经济学应当对现实情况保持动态适应，而现行经济学，存在着“想象虚构”固步自封的模型化与现实脱节的矛盾。

2000年6月，一群法国经济学学生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法文的请愿书——《Open letter from economic students to professors and others responsible for the teaching of this discipline》，掀起了一场后来被标示为反“自闭症经济学”(autistic economics)的经济学学生运动。

其实，这也正是我本人基于“生命自组织价值论”（the Life self-organization axiology），反思现行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工程学的计量经济学、伦理学的产权经济学、货殖论经济学<从桑弘羊到亚当斯密>）的“单纯经济学思维”，于2010年6月8日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报告《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提出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成就生命，让生命呈现生态”的原由。

2015年3月我应CES中国留美经济学会30周年庆·密歇根大学邀请，作《 Symbiosnomics What Problems to Solve?》报告，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货殖论的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货币信用、真实收入、虚实经济的“三重两极分化”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陷入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周期性钟摆”困境，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态的生产与资本增值（从“增长之术”到“增长之道”），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的极限，改变何以可能？

这就是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能量转换和信息流变中重估一切所谓经济增长的价值（Reassess the value of all so-called economic growth in energy conversion and information flow）。

问题并不复杂，成本与收益的消长，藴涵着生命（生活）价值与生态（生产）背负的动态平衡关系，所以，经济学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的综合，一句话，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问题，即从人的身心灵自组织活动（能量转换与信息流变）过程中确立价值取向的问题。

基于此，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发现：人是经济自组织人、政治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的共时性存在，应当超越单纯（货殖）经济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因而提出经济学与经济行为的“共生权范式”，势所必然，并使用“仨自组织人”，转换“理性经济人”概念。于是，Symbiosnomics提倡，用能量转换能效/能耗的GDE价值体系建立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对冲资本增值/减值的GDP国民账户核算中两个资产负债表，来评估人类经济行为的价值及相应生活方式的意义。

这里我必须提到，美国的“生态经济学”者赫尔曼·达利(Herman E.Daly)与著名过程哲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Jr.)，通过反思GDP增长率，提出“经济增长是否会最终走向不经济”？显然抓住了脱离实际的主流（货殖论）经济学及过去大半个世纪各国政治理念“增长癖”的问题，进而指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和“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按照目前的实践和衡量标准，增长真的会一直增加财富吗？它是让我们在累加的意义上更富有，还是有可能事实上产生的成本比我们得到的收益更多，从而让我们更穷呢？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没有任何答案。他们没有任何答案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考虑和衡量经济增长背后的生态成本。他们只是考虑收益。这就是现在GDP的含义。”十分难能可贵（参看达利、柯布合著的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Paperback–April 1 1994）！

只是，两位前辈依据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提出用以解决问题的“稳态经济”（Steady state economy）概念，并对中国政府强调“生态文明”（2007）表示极大兴趣，依然没有超越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一、文化属性导致“结构性失衡”

2018年初，我应朋友要求写的《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载在《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上（http://symbiosism.com.cn/4012.html）。

反观过去的五年，中国的经济运行的情况依旧是：所有已经发生和预料发生的坏事，都发生了，且正在接踵叠加变本加厉而至；所有期待发生和预料发生的好的转变，都没有发生，且越发看不到一点改变的希望与未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以共生经济学观之，答案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民族（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行为，是其历史中形成的固有“文化属性”使然。但归根到底，是该民族（主权）国家“有生命的个人”（官民）的行为使然（马恩，1845），再具体一些，是国民个人、社会社区、政府政权精神体能及其三大“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使然。

然而，由于文化属性的差异，“三大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在不同国家会出现结构性差异，而在现实中产生极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准宗法帮派秩序主导的国家，“政府政权的自组织力”往往假革命之名、国家之名、公有之名过度发挥，长期压抑压制“国民个人、社会社区乃至地方政府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否定个人生命的丰富性、自主性或“有秩序的自由”创新性，导致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组织行为“结构性失衡”的畸形发展，乃至癌变性野蛮生长，结果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几乎所有政府政权“集中力量”亲力亲为之大事、辉煌之事，往往都成为“烂尾工程”。当然，文化属性的差异导致各有各的“结构性失衡”，美国也有美国特有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这里先不讲美国（参看《中美贸易恊议：双方都需有“结构性改进条款”！》，2019）。

过去几十年，中国一边进行“书记市长市场经济目标”的以开放促改革，一边奉行并坚持“国家资本主义”或“党国无限责任公司主义”（Party-State Un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ism，参看钱宏《GDP增长率为纲锦标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下的政府公司主义》，New World Times，2006；温铁军《中西体制最根本差别在于负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爱思想网，2013；李少民《中国的举国大公司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Inc.)》，剑桥出版社，2022年），在2001年被降低门槛加入美国领衔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WTO等），引入“制度外部性”之后，虽然大大缓解了自身存在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结构性失衡的基本矛盾”，但“谋求全权必承全责”，一旦失却“制度外部性”支持，便跳不岀“萧何等式定律”（2010，见《中国：共生崛起》P29-32，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共同体命运。

结果就是大家所看到的状况：“举国大公司”超强负债型经营偏好成就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同时，必将发生：1、天量“债务危机”（单是地方政府+城投债务数百以万亿计，相当于银行储量的一半）；2、遭遇货币信用、真实收入、虚实经济的“三重两极分化”与政府、市场、道德的“三重失灵”迭加；3、接下来中、长期收益将继续下滑到资不抵债。

不过，中国特色文化属性只是助长了“单纯经济学思维”的偏好。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文化属性问题，并不是对“货殖论的主流经济学”自身存在的问题忽略不计，而恰恰相反，是要从经济学的源头寻求文化属性的因应之道。

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发现：单纯“理性经济人”经济学假设，只是一个局部表象，不能解释个人、企业、政府、政党、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组织行为及其文化属性的综合作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更不能解释和解决“中国特色文化属性”源头上就存在的资源垄断条件下的“无限责任”组织平台问题——秦制汉儒、成王败寇、赢者通吃、循环取代的“宗法官本位”文化属性，形成“自己人”（乃我族类）与“异己人”（非我族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巧诈权谋争夺政治经济组织平台的极端控制，及输入型政府管控（德法前苏）与市场自由（英美）周期性世纪钟摆的叠加效应，偏好单纯经济学思维的实践行为——承载传统货殖论的假公济私“利出一孔，利入一孔”机制，衍生出“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的事实，乃至习惯性“言必己出，行必己令”“批示治国，文件治国”，势必在“信息化时代”顾此失彼这一现实状况（参看经济要参《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走出“水面勾兑共赢的浆糊经济学”思维误区》，2019，http://symbiosism.com.cn/2363.html）。

于是，Symbiosnomics（共生经济学）针对这种现实情况，提出了“仨自组织人”理论和“共生权”范式。

二、“经济增长黄金率”也不够用

这里粗略介绍一下2014年我和诺奖得主菲尔普斯（2006）在上海交大对话的提纲——《从“经济增长黄金率”到“经济健康黄金率”》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在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增长模型中，投资，是经济产出增加的关键决定因素。而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增加，理论上源于储蓄率上升。一般规律是，随着储蓄率上升，投资和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就会增加相应的产出水平。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践，验证了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是决定其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 但是，既然高储蓄率可以带来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那么，是不是储蓄率越高越好呢？有没有最优的储蓄率？

学生时代的费尔普斯，正是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于1961年发现了“黄金率水平”。即欲使每个工人的消费达到最大，则对每个工人的资本量的选择应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事实上，所谓“黄金率”，常是指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的优化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看作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可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假定经济可以毫无代价地获得它今天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资本，但将来它不得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存量。如果目标是走上使每个工人的消费最大化的稳定增长道路，黄金率决定的数量，是一个经济体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每个工人的资本量。

菲尔普斯就这样沿着索洛创立的所谓“新古典增长模型”思路，从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研究了储蓄和消费的数量关系，发现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率”（The Golden rules of economic growth）。他认为，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产出或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不断扩张，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相应地导致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劳动过剩）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降低人们的长期福祉。

于是，菲尔普斯的“经济增长黄金率”，就解答了人们关于劳动和资本该如何搭配的问题。这对中国政府2003年提出的“调结构、转职能”，如厘清“孰公孰私”（含“计划市场”“姓社姓资”）的旧观念，改变“国企民企”资源占有比例、政府投资铁公基、土地财政、代工产业、劳动力密集、外资大举进入、城镇化路径依赖等等结构性失衡问题，无疑有积极的参照意义。可是，此后10年，特别是最近10年来，由于缺乏国民个人和社会社区两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充分发挥，几乎所有“调结构，转职能”的党政行为，非但都归于失败，反而变本加厉，其表征就是与民生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成了“五座大山”。连所谓“政治素人”的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都看得出来：“结构性失衡”问题，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组织行为的“死结”（2018）。

不过，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本身，都不会自动地趋向于“黄金率”稳定，所谓单纯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内循环和外循环”，更是伪命题。离开“三大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基础，单是为了实现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最大化，政府应当如何通过政策选项，以支持“黄金率”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是宽松还是紧缩？是纾困还是救急？就是个难得要领的问题。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投资率基本上保持在33%至43.4%之间，这一高比率，显然冲击了所谓“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均衡关系。这不只是个比例和顺序问题，简单地把顺序改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很难奏效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国民总体上对分享增长成果的感受不足，所谓“无感增长”，当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边际要素”时，其缺陷和隐忧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步入“黄金率”路径的核心障碍。连鼓吹“有为政府”的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主张消费拉动是误导中国”（2017）。

当然，单纯从中国经济逐步步入“黄金率”增长路径看，专家们说了，中国政府也还是有作为的政策空间，但由于中国特色文化属性的作用，使得整个社会人权、事权、物权合一的“经济共生权”的缺失，实施起来那叫个“蜀道难，难以上青天”，最突出的两件事：“民生五座大山”和“官生资产公布”，“两会”年年开，就是出不来相应的法案加以解决（我曾在2011接受新浪网“两会面对面”栏目采访时提出“国民事权大如天”）。

 菲尔普斯“经济增长黄金率”理论价值，说白了，在于发现并指出：赚钱、存钱不是目的，而只是生活生存的必要手段之一，所以，必须实时找到资本与劳动、储蓄与消费的最优化的数量关系。

但是，我不得不说：赚钱、利润、存钱不仅不是目的，而且，还必须看到，赚钱、利润、存钱更不是没有资本和劳动以外的成本。实际上，从储蓄和消费的数量关系上，就可以反映“资本和劳动以外的成本”的构成要素。大家都知道“成本利润率”（Profit/cost ratio，即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利润/成本费用×100%），但问题在于，现行“企业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成本，就等于剩余价值的“全部预付资本”吗？显然不是。

现行经济学的边界，就是现实经济活动的边界。在现行经济学边界内的5大谬误（人都是理性的、供求定律、商品价格一致、逐渐均衡、抽象模型），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经济活动面临“成本/利润率”问题的天花板。爱因斯坦说，“你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思维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现行经济学存在的问题，需要从问题的发生、生成和演化过程中，寻找突破，更需要引入某些新的知识条件，让经济学思维升维。

经济学的语言语境，也“是我们有机体的一部分，它和有机体一样的复杂”（维特根斯坦）。那么，根据细胞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学说，其Mitochondria（线粒体）基因组遵循的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运转总体趋平衡，也是Transcendental(先验地)符合熵增/熵减/熵旋定律（Entropy increase/Entropy reduction/Entropy spin law）。

熵（Entropy，1865）可以用来描述“能量演化”的系统状态一种量度参数。简单说，熵增（Entropy production），就是能耗，是指有效能量的耗散而导致退变；熵减（Entropy reduction），就是能效，是指因有效能量的增加而导致功能增强;熵旋（Entropy spin），就是能量的聚合、聚变，是指能量源无序状态转换成有序运转导致功能超序生成增强。

共生经济学认为，既然负熵是系统有序化、组织化、复杂化状态的一种量度，那么，负熵可以理解成是激活熵减效应的活性因子，引入负熵能使有效能量不断增强（能量转化）。如果说，熵增是“时空意间”的毒药或游离基（Free Radical），它会让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国家、环境走下坡路，或是让人衰老。那么，熵减则是“时空意间”的解药或抗氧化游离基（Anti-Oxidant），它能与熵增相抗衡。但是，即便如此，仍不代表一个系统就能生生不息，组织与个人的发展离不开负熵（Negentropy）-熵旋（Entropy spin）理论思维。因此，负熵-熵旋理论背后的哲学思维，对于系统运行活力才是方向性的指针。共生经济学认为：负熵-熵旋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基于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新陈代谢强弱代偿生生不息”的共生思想。

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就是讲求从科学艺术观念到政治经济组织结构性实践行为规范，如何通过发挥每个人的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让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和熊彼得创新成为常态？以解决包括“成本/利润率”等诸般问题的经济健康黄金率问题。

因而，比如马斯克等1000个IT专家及企业家担忧ChatGTP过快，建议暂停研究六个月的背后逻辑，并非AI抢了人的工作，实际还是如何通过“内外开放赋能”从对各种超级智能机器人“反噬造物者忧虑”，转变为“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新陈代谢强弱代偿生生不息”？这一共生哲学问题。

降本赋能，是马斯克共生经济的哲学。有机构统计过，马斯克将有效载荷 (Payload）送至低地球轨道的成本，Space X低得令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这样的超级大国，都不好意思的地步：SpaceX：$1950/公斤；长征3号：$5833/公斤；苏伊士：$7246/公斤；航天飞机：$19824/公斤。谁说只有国家规模的单位，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未来世界，谁能将资源成本、人力成本、管理成本、生产运行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等等边际效益成本，通通降下来，谁就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前进方向！

基于此，“熵增/熵减/熵旋效应”或“能耗/能效/聚合效应”，就可以是评判一个系统，包括人体、企业、政党、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行为，是否具有活力的第一指数（基于数据或大数据）和价值导向调整指数。

而且，成本/利润率，也属于熵增/熵减/熵旋效应范畴。基于此，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组织的行为结果，在特定“时空意间”条件下的“预付资本（成本）”，除了：1、企业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员工隐性奉献成本”；2、庞大上层建筑成本，即政府“公共产品成本”、“公权消费成本”、“政治内耗成本”三种显性成本外，还必须考虑，企业和政府通过资本垄断和政策操纵低估、忽略的超负荷经济基础之“生产资源（能量）成本”，这包括：3、自然“环境（水、空气、土地、微生物、地理）成本”；4、社会“文化道义成本”、“无序（非自组织）成本”、“同代成本”；5、社区“聚居能耗成本”、“失业游民成本”；6、家庭“身心健康成本”、“技能学习成本”、“代际养育成本”。只是目前仅仅从政府、企业两张资产（资源）负债表上，不能反映“全部预付资本（成本）”，也没有反映的媒介路径方法。而且，这些低估、忽略的隐性成本的叠加（熵增）效应，将可能造成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经济生态、社会政治生态、社区聚居生态、家庭文化生态状况的恶化，乃至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人性-制度的恶性循环”（厉有为、钱宏《改良社会政治生態与“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扬弃》，2020，http://symbiosism.com.cn/4399.html）。

所以，共生经济学（Symbiosonomics）提出，仅仅从真实反映一个经济体增长或负增长状况，就必须至少同时建立6大资产（资源）负债表：政府资产（资源）负债表、企业资产（资源）负债表、自然资产（资源）负债表、社会资产（资源）负债表、社区资产（资源）负债表、家庭资产（资源）负债表。将6大资产（资源）负债表共约、通约后，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包括制度、法规（含公约、规章、协定）、政策（含政策设计或顶层设计）、技术工具手段的价值优劣所在，以便在适时调整现行所谓“投资、出口、消费”三要素比例顺序的同时，积极主动实施基于“熵增/熵减效应”，或“能耗/能效效应”的公共政策。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给出的每单位（区块）资源生产贡献率——即看是否加重生态背负、地球背负、社会背负、身心灵健康背负为基础的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全生态平衡率，所体现的边际成本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和尊严感。

但这样一来，“经济增长黄金率”就不够用了，更确切的表达，应当叫“经济健康黄金率”（The Golden Rules of Economic Health），亦即建立“三大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型。

三、“经济健康黄金率”导出经济学的8大转变

经济健康黄金率水平，将同时给出：1、判断一个经济体正处于、高于、或低于“黄金率状态”的数量标准，这部分（数量标准）可以用一般等价物（价值承兑通用凭证），即货币量来衡量，但是不够，还必须能够：2、判断一个经济体正处于、高于、或低于“黄金率”状态的能量标准（如能效/能耗），这部分（能量标准）由于衡量标准比较多，如何设立能量标准？有待研究；3、判断一个经济体正处于、高于、或低于“黄金率”状态的文化价值标准（如诚信度/公信力），这部分（文化价值标准）的衡量标准同样比较复杂，如何设立文化价值标准？能不能用“信用量”（Good记录统计）或“信息量”（信源、信道与受信者预知之比），即比特来衡量？有待研究。这里主要是提供思路。

 经济健康黄金率，将导出共生经济学（Symbiosonomics）“从资本论的分配经济学，到社会论的共生经济学”的8大转变：

1、基于“三大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充要条件，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投资－消费社会，到内外开放赋能的“组织共生人假设”——仨自组织人（你、我、他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生态－生产（含人自身）－生活和恊互助社会，势所必然。

2、共生经济学的共生权（the Symbiorights）理论，超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的两难选择。因而共生权，也超越传统工程学或伦理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努力（参看《共生权：经济学叙事的范式转移（The Symbiorights：a Paradigm shift in Economic narrative）》http://symbiosism.com.cn/5861.html）。

3、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推动社会进入“熵减-熵旋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GDE指数评价体系——一套不同于以资本增值/减值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和价值参量，即：以能源能效/能耗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效能（GDE）统计方法和GDE价值参量。那么，衡量政治经济组织行为的测量方式，从企业、政府两张资产（资源）负债表的累计，到自然、社会、家庭、社区、企业、政府六大资产（资源）负债表的综合。

4、从加法减法思维、赎罪上天堂，到乘法除法思维、赎福得共生；从学科化广义职业教育，到“三本通学教育”－－发现本心（身心灵健康教育）；成就本事（博雅通识觉知教育）；守住本分（全人格教育）,以克服不同“文化属性”带来的惯性与惰性。

5、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两种经济形态周期性世纪摇摆困局，到社区经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三大经济形态（Economic form）全生态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

6、共生经济学通过区块-共生链将人类共享交易成果落实在生产、消费、分配全过程的各相关方，从追逐权、钱、性特权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到实行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健康幸福的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的普惠生活方式。

7、共生经济学倡导“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重组的零关税、零壁垒、零歧视三零规则”新世界贸易秩序，以超越在国际社会事务中任何一家独大的念想和抱负，彻底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世界各国官粹主义（Elitism）或民粹主义（Populism）操纵，让“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康德）。

8、化解文明冲突，重建世界秩序，国际社会亟需发起并签订《全球共生公约》，促进联合国改革，成立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共生理事会”，从超高国际交易成本、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的资本（垄断）-权力（操纵）民族国家，到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全球共生社区（地球村）。

鉴于过去50年来，人类片面占有某些稀缺性、差异性资源的需求，而遭遇“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气候大会）、“对抗的极限”（古巴导弹危机、核子生化武器）、恃强凌弱的极限（超音速旅行、IT软体、Web3-AI）三大极限的警示——资源能源只能转换形態不可以无限增长供给，这里有必要对上述“第1-3个转变”中有关仨自组织人GDE价值参量，作一点说明。

共生经济学认为，无论从稀缺性的结构主义意义上，还是差异性的自由主义意义上，人们经济社会活动中宏微相济的能量释放与效能平衡，都是根本性的。因此，共生经济学突出了资源的健康配置和资源生产率的提升，是解决稀缺性、差异性问题的关键，并由些提出将GDE作为价值参量，取代传统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这里的Energy，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能效、孞息提炼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参详。所以，也许用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总值来做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发展价值参量，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与合目的性。

另外，生態文明的英文Ecological civilization，也是“E”打头，所以，GDE，已经包含了“生態”和“动態”及“动力学”（dynamics）的含义。更为奇妙的是，中文生態一词中的“態”，本身就包括了“Energy”的全部含义，同时，生態文明指的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状况、规则构成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恊和（Synergetics）方式。迄今为止，我们对文明形態的定义都是以“業”为参照物，如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而从生態文明开始，人类将进入以“態”为参照物的文明共时性历史新时代。生態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转型从单一、多样的“業”（产業、行業、事業、企業、百業），到立体、整体的“態”（业態、生態、心態、生活即生产、服务、休养生息状態）的历史性飞跃。

这里的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可以同时依据3个值的综合评价来加以计算，即：

 能产1：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生产、消费、物流过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对环境生態（包括奢侈浪费率、社会公平损害率、游戏规则混乱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增长、国民身心健康受损、非法经济、简约美学）破坏量等；能产1=1-转换效能，即表示转换必需成本+负面消耗因素总和，能产1越低，效能越高。

能产2：能量转换的产生量（+值），生产产出价值及环境（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如所谓“人口红利”>、家庭乡村社区公益经济、政府投资产值、市场投资产值、进出口本外币对冲、Estate结构优化率、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贡献率、社会公益建设贡献率、幸福指数、亲情间的服务、非亲情间的善行）优化价值等；按能量守恒法则，能产2=总转换能量×转换效能，此为乘法。

能产3：创意生产量（+值），非可比价格的精神能量（思想、文化、爱心活力及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自然修复循环，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时尚流行潮流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性服务消费贡献率，简约乐活物质性循环消费贡献率、社会政治共生体自组织力）；能产3是消耗能量最小（只需保证个人生存及心灵自由），因而产生效能最高的部分。

这种“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是一种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GDE参量的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既把现行GDP或GNP的方法考虑在内，又把所谓Green GDP或Green GNP的方法考虑在内，还把“创意产业”（所谓GDC和GNC的方法）考虑在内了，同时全方位涵盖了人自身（人口）的生产、家庭生产、社区乡村生产、自然资源贡献、社会公益贡献、社会政治组织贡献、政府与市场投资、国民消费、进出口贸易的正负能产值。

 能产123值统计中，第1值显然是负值，为了强化环境、气候、生態意识，人类首先应当了解自己“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其次才是正值，即第2值和第3值，相当于现在GDP或GNP的统计方法，但较之涵盖面宽阔得多。尤其是第3值，远不是目前所说的“文化创意产业”所能概括的，它将是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到生態文明时代“共生经济”的主要评价指标和基本参量指标。由于新的“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更趋公正、公平、公道，如被世界各国采用，那么不但类似《京都议定书》中有关碳排放量的硬指标（奖励机制及由此衍生的“碳排放权交易”将被取消）要进入统计，像机会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的软指标，也要进入统计。具体可以再细化，并作出若干理论模型与方法规则（参看《生態经济参量指标》、《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分别刊于《经济要参》2013年第4期和2019年第44期）。

所以，共生经济学认为，稀缺性、差异性的应对方式，不再局限于依赖外部的经济增长要素，更可以从内部的经济健康机制变革中，找到解决办法。 作为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能效/能耗核算体系，GDE（国内总能值），是一个用于衡量生態背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能量转换效率和能效的综合指标，与GDP（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关注经济产出的货币价值（增值/减值）不同，GDE强调了经济活动对能量的利用和转换过程，更准确地反映了资源的健康配置和单位资源的生产率。

GDE作为价值参量的关键特点包括：1、能量转换效率：GDE衡量经济活动中能量的转换效率，即产出与能量输入之间的关系。高能量转换效率表示经济活动能以较少的能量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2、能效和能耗平衡：GDE强调能量的能效，即能量的产出与消耗之间的平衡。它考虑了能量输入和能量损耗，反映了资源转换的整体效率与恊和性。

3、资源配置和生产率：GDE的引入使得经济活动不仅仅关注货币价值，还关注资源的健康配置和单位资源的生产率。这有助于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的健康增长。

4、生態环境背负减压：由于GDE考虑了能量的转换效率和能效，它更能反映经济活动对自然、社会、人（身心灵）可承受力的影响。

GDE价值参量的重点，在于能量转换效率和能效/能耗平衡，有助于更精准地衡量资源生产率、资源成本与收益的健康配置，为解决资源稀缺性、差异性问题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且，GDE价值参量对人类新生活方式再选择、适用性和潜在影响，将与Web3-AGI和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发展趋势高度契合。

总之，仨自组织人假设及GDE价值参量，推导从“经济增长黄金率”，到“经济健康黄金率”，传导出全新经济学思维。

遗憾的是，9年过去了，上述《提纲》的内容至今没有翻译成英语文本传播开来。当时现场对话亦因语言差异，从菲尔普斯善意的微笑和答非所问中，可看出他基本没有听明白“仨自组织共生人”“健康黄金率”的理论含义！现在此公布，欢迎批评指正。

四、共生经济学究何提出“仨自组织人”

我将“社会建设是克服三重失灵的唯一妙方”，写在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转到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生崛起》一书的封面上。

我所谓的“社会建设”，源自2007年9月初参加中央舆情局召开的“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个建议，即“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

所以，这里的“社会建设”，指的是：社会自组织力建设，包括学、商、工、农、兵、知、市“七民”与政务官、事务官“二官”各自成长为“仨自组织人”（组织经济人、组织政治人、组织文化人），主动有序构成“三大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展开生产、生活、生態的可持续生息循环（上书P161）。

再进一步讲，我特别针对中国讲的克服“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的所谓“社会建设”，是指所有必须的社会组织信息流变的中的“熵增、熵减、熵旋三重循环”，而且，三重循环是一个开放的生命全息有序-超序自组织（普里高津）、自适应（达尔文），且自相互作用（希格斯，含自催化、自创新）之Dynamics & Synergetics（动力学与恊和学）你、我、他全生態创造性过程。

所以，市场自由离不开政府管控，政府管控离不开社会开放，社会开放离不开人的生命生活，反之亦然。那么，从这一现实真相观察发现，现行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工程学的计量经济学、伦理学的产权经济学、货殖论经济学<从桑弘羊到亚当斯密>）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我且不说其是随意假设）“理性经济人”，远远不能反映社会经济运行的Dynamics & Synergetics（动力学与恊和学）你、我、他全生態创造性过程之真相。

针对这种情况，有人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的客观存在，提出“现实社会人”（如厉以宁，2017）概念；更有人为了“营造有利于社会企业创新、创业、成长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出“社企法人”（如ROC行政院，2014）概念，来取代“经济人”和“增殖法人”，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但是，“社企法人”和“社会人”这样概念，还只是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并没有揭示真实社会经济运行历史的内在机制。

那么，什么“社会经济运行历史的内存机制”呢？

马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有一个发现，即：“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这就是说，包括“社会经济运行历史内存机制”，是一个通过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人开放的生命全息有序-超序自组织（普里高津）、自适应（达尔文），且自相互作用（希格斯，含自催化、自创新）之Dynamics & Synergetics（动力学与恊和学）你、我、他全生態创造性过程来实现的。他们是自组织经济人、自组织政治人、自组织文化人（或自组织知识人、自组织道德人、自组织臻美人）三位一体的共生人，所以，我们管这种状態中的人，叫“仨自组织人”或“组织共生人”。

每一个赋有科技创新、人文规范、哲学思维的“仨自组织人”即“组织共生人”，都具有社会自组织信息流变的“熵增、熵减、熵旋三重循环”特质，因而，现行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现实社会人”，都要让位于“仨自组织人”亦即“组织共生人”。

因此，果能将“仨自组织人”“组织共生人”熵增、熵减、熵旋三重循环的有序-超序自组织、自适应、自相互作用（自催化、自创新）特质，落在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组织信息流变中，便可望从“理性经济人”片面贯通市场、政府、道德全过程导致三重失灵的各种囧境！

遗憾的是，我和厉有为等朋友著述的《哲学-共生经济学笔记》（53万字）2018年交给人民日报出版社已经6年了，2020年初进行了修订书名调整为《哲学-共生经济学（2008-2020）》，还没有正式出版（面上的原因是需要出版补贴）。

五、共生权范式改写“人口逻辑”

加拿大经济学家David Card，因论证了“提高劳动力最低工资待遇不会影响就业”，而获得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特鲁多总理在给Card博士贺词中说，加拿大“努力实现强劲的经济复苏，让每个人都能获益，在家乡和全球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正是人类经济学叙事live and let live之共生权范式转移（The Paradigm shift of Symbiorights）的最通俗表达。

 我想说的是，Card博士这一研究结果，与拉弗曲线表明的“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不会影响税收入”（里根经济学的主要依据），两种相关性经济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种相关性法则－－或可称之为“Laffer -Card law”，也为共生经济学（Symbionimics）揭示的“确立共生权范式，实行对内开放赋能，将大幅降低社会交易（含政府管理）成本与边际效用成本”，打开了一道视窗。

这也表明，共生经济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应运而生的条件，已经成熟。人类将在一种全新的语境中，重述、重估、重构一切！

共生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整体的“仨自组织人”或“共生组织人”，替换单纯的“理性经济人”。

其实，只要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与《道德情操论》看作一个整体，就不难发现：人天生对自身利益的看重（趋利避害）与从他人获得爱、安顿灵魂和赎福共生之间，非但不矛盾，而且，趋利避害与赎福共生的思想动机，都是人们社会经济行为动机和基本权能（Right & Energy）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我们以产权理论划分和定位经济行为和经济实体“孰公孰私”，十分不切实际，注定会在政治理念上混淆公私关系，在政策实践上陷入左右摇摆、进退失据的混乱，为官家特权与科技资本坑瀣一气又勾心斗角扼杀思想创新，留下操纵、垄断的腾挪空间。

相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典范而言，共生经济学的“仨自组织人”假设，将一国“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无论科技、资本、社会如何迭代翻篇，始终归结为“全人称”（你我他）的“生产、交换、生活”，“让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態”，并以精神-物质体能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国民效能转换总值（GDE）为账户核算体系，重塑智人“思想塑造生活”的基本权能，坚守人与地球生灵的生命、生活、生態文明为目的，避免虚实经济、收入分配、信用资源“三重两极分化”，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困境”，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的冲突，重建世界新秩序，实行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参看《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上、下）》，分别刊登《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期，《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1/2合辑）。

既然是全球共生范式转移，那么，只是考察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产权制度基础，远不足以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人权、事权、物权关系，而必须扩大到文化，上升到哲学，才能找到合适的针对性方法。借用“天赋人权”的表达，世间万物都天赋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的共生之权。共生之权，人们已将包括每种生灵（包括野生动植物微生物）、每个人都有免于遭受严重的贫穷和饥饿的权利涵盖其中。所以，我们将“以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the Symbiorights）。

共生权，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2010.6.8）建构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基础概念。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共生权（Symbiorights），包含了人、事、物的“权利”（Pights），包含了“权”（Power）和“利”（Profit），也蕴涵了“责任义务”（Duty）和“权能”（Right & Energy），所以，共生权，不独为“民”或独为“官”所有。在共生学人的意识里，叫“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参看《中国：共生崛起》P135-143，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共生权范式语境中的人权概念，是基于“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个人，富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设定。包含三大自由两项权利：通讯自由（Freedom of communication），行为自由（Freedom of behavior），信仰自由（Freedom of faith），免于匮乏的权利（Rights from want），免于恐惧的权利（Rights from fear）。人权概念，是共生权范式的“初始条件”。

共生权范式语境中的事权概念，是基于“三大自由两大权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定的法定行事权利，包含个人行为自由的内涵与边界（法无禁止皆可为）；组织行为自由的内涵与边界（法无许可不可为）；第三方行为自由的内涵与边界（法有规定必须为），社会再平衡理论。所以，人类在《反垄断法》（1890）之后，还应当有《反操纵法》，更要有《国民事权法》（中国尤甚），有《人类文明足迹限制法》。事权概念，是共生权范式的“心物条件”。

共生权范式语境中的物权概念，是基于人权、事权必须有物质保障的设定，包含生产、生活资料，以及物化的知识技能和公共物品，“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观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制度的“孰公孰私”问题。物权概念，是共生权范式的“底线（边界）条件”。

以共生权理论（the Symbiorights theory）观之，股份制度、福利制度、个人所有权，都是资本社会化（相对计划经济的社会资本化）的一种途径！

 2017年5月，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讲《共生论VS资本论》时，特别介绍了用“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Social capitalization and Capital socialization）作为二十世纪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框架，不仅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Planning economy and Market economy）两种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明晰两种经济模式的事实判断，而且，为人们提升“生命自组织价值论”的认知判断，提供了便利（转型与发展系列讲座第69期：“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fudan.edu.cn)）!

 既然全民基本收入（BUI）或社会红利，是一个国家的“消费市场及税源保障”的一种方式。所以，这里倒是要好好算笔账，需要一个类似“拉弗曲线”的“社会红利-社会消费-政府税收三维曲线图”。

  因为，共生经济学瞄准仨自组织人为研究对象，实现理论经济学（相当于理论物理学）“共生权”范式转移，确立GDE价值参量体系，建立自然、社会、家庭、企业、政府、社区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建构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成就生命，让生命呈现生態”（芝加哥大学，2015.3），自此，改变了资本论与社会论、工程学与伦理学、宏经与微经、结构与自由、资本与劳动（含思想）、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合作、需求与供给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使之得以兼容而相向而行，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那么，近年来经济学家揭示的“消费资本论”“纳税资本论”“关怀资本论”与“生产资本论”“交换资本论”“生活资本论”一样，就有了一以贯之的共生经济学理论前提。

 然而，当今人类－－有生命的个人，即你、我、他－－的问题是：在恊调处理人与自然（天人）、人与社会（人我）、人与自己身心灵(心物）三大关系上，过去起作用的行之有效的市场、政府、道德（含契约）三种方式，不但都相继失灵，而且在争夺基本生活资源上，既相互越位，又勾兑冲突，陷入成王败寇（道德）、赢者通吃（市场）、假公济私（政府）的三大失衡失灵状態。

社会学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曾说，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发现，人口逻辑的改变，发生在过去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人口步入快速增长期与生活质量提升首次步调一致，但在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正如“马尔萨斯陷阱”所昭示的：人口增长反而加剧生活的困难。

21世纪之交的过去三四十年，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有两类国家受益较大，一是发达国家，一是低收入国家。前者凭借技术和资本竞争力，后者得益于人口密集的廉价劳动力。前者获得科技红利与资本红利，后者取得人口红利。中国快速发展30多年后，也走到这个关口，一边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尚未建立，一边是人口负增长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谓“两头都不占”，从而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如果“两头都不占”，同时又没有完成国民普遍“生命权、私产权、自由权三底线”现代文明转型，更有可能踏入“转型中期陷阱”。

如果说，技术、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带来的红利，克服了“马尔萨斯陷阱”，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又对“转型中期”的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是可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中期陷阱”的叠加效应。同时，当一个国家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衰退时，基于“货殖价值论”的主流经济学，也面临历史性的挑战。

一种能够适应挑战，转变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经济学——适应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投资于人的丰富性；从重学历轻科技人文的职业培训，转为重视劳动者智能和意识成长的教育；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需要的经济学——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必将应运而生。

基于“三大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充要条件，提出以内外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你、我、他全生態仨自组织人构成的“生態－生产（含人自身生产）－生活”恊和社会，取代现行主流经济学基于财富增长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形成的“投资－流通-消费”经济社会，势所必然。

共生经济学提出的仨自组织人概念与盖勒（Oded Galor）《人类之旅》一书中“新的变革改变人口增长的底层逻辑”完全吻合。他将人口逻辑，形容为“变革之轮”，得益于两方面累积效应：一是人口规模增长到能推动更大范围创新的程度，二是随着人口对环境培养出更强的适应性，推动文化改变——从对人口数量追逐向质量提升转变，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这就突破了人口与经济的思维惯性，为共生经济学提出的“仨自组织人”取代“理性经济人”理论，在人口增长曲线与人类社会变革关联性方面，提供了历史性的支撑。

三年疫情带来改变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联结效应，居家办公，强化了劳动力（仨自组织人）的丰富性与流动性；跨境电商，也促进了生产者、消费者、所有者结成三位一体组织共生人的动能性与恊和性；疫情全球性流行，加上战争、灾难性气候变化，也令各国意识到，间道竞合、赎福共生才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最终答案。也将改变“城市缺青年，青年缺工作悖论”或“招工难与就业难悖论”局面，提供新的思路！

首先，共生权范式及仨自组织人理论，为重新思考人口逻辑、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源概念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克服马尔萨斯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的人口福祉和经济健康发展。

在共生权范式下，每个有生命的个人，都是本自具足又非独存的“仨自组织人”。人口逻辑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被视为一个多维度的生態系统。即使在纯粹的经济活动中，个体（仨自组织人）也不仅具有技能、知识经验和理性，还具备情感智力、道德价值观和自由创造潜能。这种综合性的视角强调了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

其次，是对人力资源认知的改变。人力资源不再仅仅是劳动力的简单累积，而是涵盖个体智慧、情感和能力的综合体，这就要求促进教育、社会公平和身心灵健康的全面升维，最大限度地释放每个人的创造力和贡献，以实现人口的共生权。

再次，人口红利不再局限于数量上的劳动力增加，而是被重新理解为仨自组织人多元智能和潜能的释放。基于共生原则的人口规模和分布，应当平衡个体的需求、社会的恊和，以及环境的健康。

共生权范式进一步提醒我们，从单一的经济增长黄金率的追求，转变为经济健康黄金率的目标，强化个体、社会和环境的恊和发展，超越传统的经济增长思维，创造涵盖社会的稳定和公平、环境的保护以及人类福祉的经济模式，从而超越传统的人口逻辑、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源概念，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限制，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態的恊和共生，创造一个更加富有创意、可持续和繁荣的未来。

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是对“共产风”“共荣圈”“大同世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这种两极选择的超越，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权力资本）的纠结。

总之，共生经济学提出的仨自组织人概念，改写了传统经济学研究对象“理性经济人”，将改变人们对“人口与经济的迷思”。构成城乡整体生活的三大自组织部门：“受人尊敬的政府组成的公共部门、由负责任的企业组成的私营部门、由强大社区组成的多元化部门”，在组织平台、教育、招工的效率与价值取向上，都将朝着克服片面的理性经济人，重视、鼓励、发挥“仨自组织人”即“组织共生人”的丰富性、竞和性、适应性方向改变。

六、共生经济学与Web3-GPT高度契合

最后，我讲一下共生经济学与Web3-GPT高度契合性。

我们前面讲过，只有生活在当下，才能引入条件，突破语言和世界的边界。显然，Web3-GPT是活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时代的当代经济学人绕不过去的现实。

首先，从哲学世界观上看，人只要真的活在当下，让哲学回到生活，人类中就必会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

当世界观引入参照系后，牛顿话语的边界，是绝对时空观；

当思想实验引入光速后，爱因斯坦的话语边界，就是相对时空观；

当引入量子概念和观察者后，波尔海森堡们的话语边界，就是或然时空观；

引入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思想者后，钱宏（Archer Hong Qian）的话语边界，便是时空意间观……

那么，时空意间观发现：共生（Symbiosism）是生活常态，也是恒态。生态，生态，就是生之态，如何保持生之态？内外开放赋能，能量互孞互动，是生命系统永葆青春活力的充要条件，也是衡量一个系统（个人、社会、政府、企业、家庭、集团、国家）生命力强弱的检验标准！

以“时空意间观”观世界，在天人关系上，既不是天人合一，也不是天人相分，而是天人共生；在人我关系上，既不是人我对抗，也不是人我同一，而是人我共生；在心物关系上，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心物共生！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心物能的创生-共生史！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孞”（信、䛑）。

孞，即心念。我在参与钱学森倡导的“思维科学”（包括所谓特异功能）研究那会儿（1984-1985），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向我发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总说“我知道你肚子里想什么”？“人算不如天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为什么讲耶稣是“道成肉身”？就是说，算计、算力、理性、神经系统、模块识别、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有更高或更深层次的东西。后来慢慢发现，这东西，不在外，而在内，就是我们的孞，即心念。

孞，心念，绝不仅仅脑神经科学所能了解清楚的，正如人工智能的研究，绝不能限于传感器的物联应用，限于包括大数据、大模型、强算力在内的理性智慧，还需要感应器的心联应用，需要包括美妙的意愿和高尚意志力在内的情绪智慧，可以说，心念的产生，是由Minds、Heart和Neuros恊和动态平衡的结果。

所以，要实现“从人工智能（AI）到人工意识（AM）”的演进，就要设定Minds-Heart-Neuros（心念）=Consciousness（显意识认知）×Subconscious（潜意识愿行）之模态，Minds-Heart-Neuros=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cognition)× Subconscious (subconscious mind)，以便在细胞（线粒体）层面上打通碳-硅基生命的耦合，而不只是脑机接口。

那么，将发生学（Genetics）、动力学（Dynamics）、恊和学（Synergetics）,融为一体的哲学-共生经济学（Symbionsomics），是当下IT-互联-AGI时代人类打通物理、生理、心理及科技人文、工程伦理、效率公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组织生态、理性情感、逻辑历史（人神约定）的思想保障！

人啊人，唯有思想生成的孞宇宙（Mindageverse），才能创造出无数个元宇宙（Metaverse）及再生宇宙，从而告别“轴心-稀缺性时代”，迈向“共生-丰富性时代”。

随着GPT带来新的AI应用热潮，超越“摩尔定律”的高算力GPU芯片，相较于传统消费级芯片，算力芯片面积更大，存储容量更大，对互连速度要求更高，大规模芯片的高性能和低成本。比如Chiplet技术在算力芯片领域的4大优势：1、小面积设计提升芯片良率；2、更低能耗更高性能；3、IP快速复用降低设计成本和复杂度；4、针对性选取制程工艺降低制造成本等，正是“成本最低而健康快乐黄金率最高”及“GDE参量评价体系”Symbiosnomics（共生经济学）的一个佳妙案例。

我想说的是，Web3-AI（ChatGPT）的降世，是“时空意间观”的一个技术性自然延伸，是孞宇宙生成的又一个元宇宙。这个ChatGPT，是一个自行生成文本、图像、指令等内容的超序（Superorder）系统，将可能是10 年来对科技公司、传统行业和未来职场（包括教师、医生、律师、服务员、产业工人、程序员、文员、运载工具驾驶员、公务员，等等拼稀缺性的职业场），最具颠覆性的力量之一，可以说，现行逻辑范围内的可能生活场景中，凡是有标准答案的人类知识行为、职业行为，都将被逻辑压缩简并明了，也就是可以被机器人碾压性替代，于是乎，我们今天的教育，尤其是适应工商文明需要的学科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大学，都将被动接受冲刷、重组！

 ChatGPT是又一个高效精美的人工交流引擎（元宇宙平台），将可能替代人类现行大部分智能活动，包括已有逻辑范围内的科学探索、理论建构、发明创新、组织管理、律政研判、军事指挥、论断手术、艺术创作、歌舞表演，以及不同语言文字的学习和多语种间的流畅翻译，及其每一种语言文字（新汉字、新概念）承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交流、交融和交换！

如此一来，人类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孞任，将大大增强，文明的冲突将大大减弱，国别的分裂与利益裂痕也将最大限度地得以弥合。所以，埃隆·马斯克堪称伟大的工程学与伦理学双料天才，是为人处事中能将动力学与恊和学臻美连接平衡的共生楷模，他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数量超过人类且效率惊人的“反噬担心”有道理，但只要人类葆有思想，葆有对现有逻辑之外的可能世界的探究与创新行为，凡是问题，又都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是，人类真正开始从轴心时代走向共生时代的历史转变！

一种乐观的愿景是：碳－硅基生命、生物AI、“超级智能” (ASI,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也可以实行严格的“目标驱动”“类型恊和” 与“心智模拟”非万能“生物链态”制造，对“智联世界生成未来”进行一个总设定——“存同尊异，相向而行，间道竞和，赎福共生”臻美动机和价值取向！

所以，Web3-ChatGPT的出现，非但不是取代个人的思想，而是让“有生命的个人”（马恩，1845）的思想和不同性情类型（钱宏七曜人生），得到空前的解放，将人类际遇的所有“混沌边缘”（Edge of chaos）的质能孞-身心灵事物事件，一个个渐次自组织连接动态恊和平衡起来，生成更具真善美慧神的人间奇迹！

这是一个创建共生世界的佳妙过程。于是，Web3-ChatGPT将渐次彰显：轴心时代以来，由来已久的缺失科技的人文（巫术愚昧）、缺失人文的科技（危险胁迫）、缺失公平的效率（强弱冲突），以及没有生态的金融（杠杆反噬）和没有韧性的发展（不可持续）“三缺失两没有”等等全球性问题，也将在共生的哲学通识、人类共情、全球公约引领下，在创建一个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共生世界过程中，得以逐步解决！

这是一个人机对抗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机共生的时代。

随着Web3、区块链技术和AI（含GPT人工智能）三位一体的“心联网”（Minds Networking亦即通心网）的出现和普及，更使个人社会社区生活去轴心化而丰富多彩化——既有差异特色又非自我中心——成为可能!从而超越笛卡尔之前神性压倒人性、理性，笛卡尔之后理性、人性压倒神性，而回归神应许之身心灵自相互作用的生活恒态（参看《共生场：行将来临的革命！》，2008， http://symbiosism.com.cn/4080.html）。

在MindWeb3-区块链-OpenAI（含GTP人机共生）条件下，共生经济Symbioecnomy范式，解决稀缺性的同时，就了超越一切Trust组织平台——金融机构、西式市场经济主义机构、中式党政公司主义结构，进入“孞-元宇宙”自创新生态——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成为现实，每个有生命的个人和相对小的国家，都将充分发挥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没有大国特权操纵，也没有集团资源垄断，及其勾兑（既沆瀣一气又勾心斗角），康德期许的永久和平——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都将成为不可能！

今天，超越崇尚支配统治逻辑的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范式，走向Live and let live“伙伴关系”逻辑的共生范式——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势在必行！Beyond the capitalist, nationalist and socialist paradigms that dominate the logic of domination, towards the symbiotic paradigm of the logic of partnership——Symbiosnomics，be imperative！

一切组织平台如梦幻泡影，惟有每一有生命的个人价值自组织创新生生不息！All organizational platforms are like dream bubbles, Only people the value of self-organization is endless!

那是一个由爱尽善尽美联结的天地生灵“存同尊异，相向而行，间道竞和，赎褔共生”的世界！

孞 烎整理

Morning of February 10-July 8, 2023 ，in Vancouver

Archer Hong Qian 钱 宏

移动：+1 604 690 6088 电子邮箱：hongguanworld@gmail.com

全球共生学会（加拿大）学术委员会主席

Chairman of the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NADA）Academic Committee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学术委员

Academic Committee Member of Shanghai United Nations Studies Association

中国作家恊会会员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