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一切历史类比谋略性斗争思维吧！

摒弃一切历史类比谋略性斗争思维吧！
——附录聊天笔记三则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经济学逻辑发了一张文字图片，说：

如果美欧日达成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共同市场场”，等于是构建了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市场，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通过构建这一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实际上宣布WTO已经破产。如此将会使美欧日强强联合，进一步开展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和优势互补，但是对其他没有加入的国家的经济而言却是“贸易壁垒”，所有没有加入的国家都会强烈要求加入，相信经过审核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都会陆续加入，而对没有加入的国家造成“贸易壁垒”将会越来越大！准入最基本的要求是：

 

一、国家实施私有产权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二、国家取消计划经济政策，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三、国家拥有成熟的司法体系来保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实施；

四、政府不参与企业经营，政府没有垄断市场的可能。

 

这些条件中国一条都不可能具备，所以毫无疑问中国是必然被排除在外的，这也标志着美国“连横”谋略获得巨大成功，而中国“合纵”谋略则彻底地失败了！

这张图片上的文字所表达的“四个条件”，肯定是真实的，但是，老实说，作者将引到“标志着美国‘连横’谋略获得巨大成功，而中国‘合纵’谋略则彻底地失败了”，只是承认“技不如人”，就无助于对情况的真切研判，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解决问题。

如果上述事实，至少表明以下真相：

一、特朗普重构世界秩序与约法的方式，既不同于美英早期“最惠国待遇”的利益“一体均沾”，不同于小罗斯福式的“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式（比如宁可美国作妥协牺牲也要让斯大林、丘吉尔接受中国、法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同于尼克松、卡特、克林顿式（为了某个政治目的以老大身份说服或代表盟友接受谁入伙）的形式主义多边联合，而是采用非常务实的可量化指标（如贸易方面的零关税、零壁垒、零歧视三零规则）的双边、多边谈判恊议，并由此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共生体大联合！

二、这与我们理解的或自以为是的“非理性、独霸的、非规则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这一严重误判无关！这种误判，正是近七年来，我们许多外交辞令和国际关系政策上无的放矢自说自话毫无新意的假话、空话、大话之根由！

三、基于本源意义的多边主义（约翰·罗斯：根据普遍的行为准则，恊调三个或以上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全球化理念，从美加墨“自贸区”，到美欧日“自贸市场”，还会有美澳印东盟自由贸易恊议……美国正在逐步完成“全球供应链重组”替代原来WTO规则漏洞很大的世界供应链。其实，何止是供應链重组，这是一次“全球价值链重组”啊！而要在多边关系中進行“价值链重组”，单靠谋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相关多必须具备和遵循“普遍的行为准则”约定，这就需要智慧、实力和自信！

结论：中国真要实行“内外双循环”，中国大陆当国者（权力、资本、知识精英），亟需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摒弃“合纵边横”历史类比谋略性斗争思维和“语言腐败”（屁股决定脑袋、修辞替代逻辑、善行恶名化恶行善名化）。如果继续自我感觉良好的对外“战狼外交”（刺激-反应式）、对内“与民争利”（权力与资本合谋，假公济私），醉心于这个“规划”，那个“战略”，抑或假多空大小18个“自贸区”（无一具备信息、法律、汇兑条件），玩黨政公司主义自欺欺人，而不思动真格的改变——着眼于中国国民和社会自组织力与外连平衡接力这一共生价值的开放、扶持、释放，最后真的被排斥在美国当下着力重组的“全球价值链”之外，我们PRC将一切都回到1976年之前“继续革命”“不斗行吗”的样儿！

当今人世间，一切的一，一的开切，皆为：

踐約共生，还是背約作死？

亦即：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一個关乎吾土、吾民、吾國、吾官生死的問題。

孞烎2020年10月15日于Vancouver

附录聊天笔记三则

黄奇帆怎么了？

恕我直言：和前年（2018）提醒国人：“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趋势促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三规则等言论相比，这两年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我本很尊重的技術官僚黄奇帆先生越来越昧了判断力，他的最新演讲《美国在金融领域和我们脱钩等于自杀》，不过是蒙鬼哄亡人而自欺欺人，简直是放屁！

想不到黄奇帆这种退役技术官僚，如今也是时空颠倒逻辑混乱，刺激－反应式的情绪化思维！

大前提是：如果美国和中国金融脱钩；

中前提是：美国打得了俄罗斯、东南亚、韩国、日本打不了有“三大法宝”的中国；

小前提是：美国金融进入中国“照样受到惩罚”；

结论竟是：所以，美国金融与中国脱钩等于自杀。

请问：既然美国和中国金融“脱钩等于自杀”，那么，美国金融和中国脱钩了，也就是美国金融资本不来了对吧？人家都不来了，“非自由兑换””一行两会”再怎么英明，又如何“照样处罚你”？而且，外国在中国既有金融资本“占比仅1. 8%”，又如何“杀人一千”？还“自损两千”？是等于“自杀”，还是等于“他杀”？什么叫在金融领域美国和中国脱鈎“杀人一千自损两千等于自杀”？

金融大鳄索罗斯（不等于美国政府，更不等于美国）打俄罗斯、打东南亚、打韩国、打日本自杀了吗？既然他喜欢用历史类比，用打打杀杀词汇，那么，请问：沙皇俄罗斯和斯大林苏联在海森崴、在江东六十屯、在东北杀人数十万，自损了多少？割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自损了多少？是自杀吗？别人不清楚中国的金融市场的混乱情形，曾经当过重庆市长还在正和岛大淡中国金融的黄奇帆还不知道吗？

撇下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正视，不去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反而永远有理振振有词怼别人，真是有出息哈！美國人自己更知利益上的损益和價值诉求，用不著我們提醒！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SMT教授说：高见。墙内各色人等囿于意识形态话语的路径依赖，没几个人明白美国大调整的目的与后果。产业链重组、地区组织、世卫与联合国改革（甚至抛开另组），美国正在重构国际秩序。

李世默们热衷于权力与资本坑瀣一气又勾心斗角！

看到朋友转来李世默先生在纽约时报的对话，说他“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我只能呵呵！

传：白岩松说：

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养老也认了！

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现在该信谁？谁才可信？中国政府下半年援助欧盟10亿美金，援助东盟100亿美金，昨天又宣布无偿援助文莱40亿美金，40万人的小文莱相当于每人1万美金。

著名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是中国人的就全转：谁动了我们的社保？（2020中国人均寿命73一2011中国人均寿命73．5岁）（我们从25岁开始工作到65岁，整整缴纳四十年的社保，而我们却只能享受8年养老社保，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

我国将延迟职工领取金年龄]人保部明确表示，将/企业职工退休和领养老金年龄目前职工退休领养老金年龄女性55岁，男性60岁，今后职工退休领养老金年龄将延长5年，这就。未着职工将多交、少领保险费。许多人认为延迟职工领取养老金年龄很不合理，这不是养老而是坑人！人社部暗示要将领养老金的年龄延迟到65或68岁，可见社保基金入不敷出是多么严重。当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七十来岁，规定68岁领取，恐怕有的人交了一辈子社保最终只能领取冥币了！社保庞氏骗局的本质还不够清楚了吗？那些还在鼓吹企业应该为员工购买社保的各路良心们，你们是真的蠢还是良心被狗吃了？

[我们必须知道]：在中国，普通公民缴纳养老金的费用占工资的28％，而公务员无须缴纳。但退休后，公务员退休金却是普通职工3倍，实际上他们的高退休金是由普通职工等纳税人埋单。清华白重恩教授说，中国社保缴费乃全球最高，这对于工资低于公务员的普通人来说，已经是重负。如果你也是拿工资，交社保的，如果你也觉得不公平请将帖子起来，到你所拥有的群里面转载，尽我们的呐喊！！转起让更多人知道是如何的不公平。

 

這就是李世默说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實況轉播，这种本質上政治國家資本主義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是：

14億人的國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壓低、透支6－9亿人及3亿孩子的生命訴求和未來，并“以中國特色公的名義”，攫獲本國民的生活、生態資源集中於黨國手中，進行权力－資本勾兑合谋坑瀣一氣，將一切公共事務個人化、幾乎所有政府責任社會化、全体国民生計（生育、教育、健康、就業、社保、养老、安葬）產業化，將最大限度地把資本、資金、資訊集中於几百个家庭（约1亿沾亲带故攀龍附鳳者）构成的黨政权力掌控之中，滋潤地对内對外天花亂墜任性妄為……

在美國接受大学研究生教育回中国发财的李世默先生，及其由公司、媒體、研究、金融組成的產業軍團，就寄生在如此這般的“社會主義國家”，他滋潤，他能干，甚至還養了一批門客，2013年以來，他跳出來高舉Nationalism 旗幟，屁股決定腦袋、修辭替代邏輯、无视中国中底层、边缘国民被剥夺与被侮辱的事实，一句“让历史说话”以蔽之，不但要误導中國大陸人，而且要誤導世界輿論……

特朗普应当补上社会主义的课！

我在《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2018）等文章中讲到“特朗普应当补上社会主义的课”。

也许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特朗普，并没有清晰意识到，正是他实际上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再平衡”的主张，让那些对“精英政治”“政治正确”不满的“最有发言权”的美国底层人民，把他送进白宫的。但他确实是上任之后，成为历史上兑现竞选承诺最多而少让选民失望的一位美国总统。虽然他因此而得罪了精英或官粹主义者，但说特朗普是草根或民粹主义者，这个定位并不合适，因为他主张草根、平民利益，显然并非打击精英、官僚利益，而是要两者之间求得一个社会动態平衡。

这里涉及美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也是个需要重新认知的问题。即一个能让当选美国总统，兑现承诺的国家，能够习惯性地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吗？从特朗普总统讲的“美国优先”的内容看，不管它对外部世界意味着什么，但它主要讲的是美国普通工人的就业、减税、制造业回流、改变社区空心化问题，也回应了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芝加哥教师运动、快餐业工人运动、反对警察暴力运动以及收入公平问题的大辩论等社会运动，对媒体和“华尔街”政客的不满。所以，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甚至包括他讲的“尊重美国的主权”“美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以“爱国主义”反对“全球主义”，实际上讲的都是以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

我说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得益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互换车道”。假如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人，是明确批判给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带来好处却没有在实际上帮助工人的自由贸易协议，参赞目的旨在“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利益服务的政府，而不是服务一小撮在顶层的人”的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者桑德斯再年轻10岁，也许特朗普，就没有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的机会（参看钱宏《“社会优先”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冒昧地以为，尽管为产业工人“尊严和幸福”说话的资本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言行一致，在“资本再平衡”的意义上表现也不错，但身居“世界领导”大国总统的他，要实现“社会再平衡”，成为福山先生所期待的“一种能够与全体公民的关切展开对话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能有超越狭隘身份关切的全国视野，而非只顾自家利益”，还是应当补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课。

同时，身处生態文明全球化大变局的思想理论家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需要重新进行梳理。

这就需要先从历史发生学上搞清楚“社会”与“资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诸多演变形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

在宪政共和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生成三大基本要素，一是有一种能够表达“社会优先”公平正义的概念，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替代单纯公有与私有、官粹与民粹二元对立的产权理论（众人之私即是公，一己之公即是私，化解公私冲突，唯界定共生权法）；二是在政治形態上，有一套能够实时表达公平正义“共生权”承诺的法治参与形式——实施民主自治程序的机构和公民实践；三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態上，要求一个当代正常国家，无论是以市场（自由）经济为主，还是政府（规划）经济为主，都应当建构一种作为生活托底的社区经济形態——以作为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最大化的保障机制。在中国，更需要从企业所有制（如国营、民营、合资、独资）划分企业是否社会主义属性的梦魇纠结中走出来（参看钱宏《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所以，社会主义“三大要素”，也是无分阶级、族群、官民身份地保持公民对当代国家信念的基本保障。

“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桑德尔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理由是“赋予不在阶级体系上层的人们、工人阶级和普通男女以权力，并且培养一种团结意识和对公民素质的理解，正是这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我们是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然而，以此观之，无论是欧盟，还是主权（民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们说，“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是指他要十分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优先、公民本位的社会主义，而非“无社会”的精英本位的“假、大、空”社会主义，甚至也非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式企业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

其实，当代中国人，更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让社会主义共和国名副其实，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本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的本义，就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把社会放在首要地位，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的优势，而不是相反——把资本放在首要位置，来吸纳社会主义的优势；也不是把社会主义去砸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阶段与阶段、形態与形態的区别，而是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凡有生产、生活、生態常识的人都知道，手段必须服从目的，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价值理性的引领之下。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突出对当代中国的针对性，我建议，或应加上一个“有社会的”定冠语。（参看钱宏《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中国：共生崛起》P160-1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