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超越与救赎：一切从语言的拓展开始！

——再说刀郞的“生儿维特根斯坦”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昨天，说完了刀郞《罗刹海市》中的“戾气”，经过广大网友的“声援”，可能“转换为积极的反思和社会行动力”，即“语言的改变能够带动世界的改变”之后，还想再说说我的一个好奇。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大陆没有《卡斯布罗卡集市》那样纯粹的歌唱，难道大陆没有“卡斯布罗卡集市”或“马骥逛罗刹海市”的传奇故事？显然不是！可是大陆的音乐人，就是写不出来这样的歌，甚至，写不出“台湾校园歌曲”（如《乡间小路》）那种轻柔曼妙入心走肺的清新旋律……

为什么？是“大陆官民三态”（犬儒逐利、娱乐致死或躺平苦中作乐、戾气冲天）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属性吗？这是一个问题。

对此问题，新西兰的赵晓兄，从经济学供求关系的区域性上，通过探讨“为什么男人喜欢金庸，女人喜欢琼瑶”，得出“符合经济学人的理性最大化，供应满足了需求”给出了一个解释。我理解，他其实是说，有什么样需求才有什么样的供给，写歌人既是满足听众的需求阈限，也只能供给听众认知与愿行阈值范围以内的东西。而且，这是“符合经济规律，必须讲求产销对路！艺术作品，不象食物吸引人们的胃，但必须抓住人们的心，扣紧时代的脉，同时还能打好擦边的球。”他还从“私骂”到“公骂”的供需奥妙上，对比了中国区域特色的“山歌”与西方区域特色的“摇滚”，“对嗷嗷等哺的需求的‘有效供应’”的不同风格。山歌是中国制造中国自信，“谁要敢否定山歌，那准得被唾沫淹死”，而刀郎，恰好“用流行+山歌”的形式，“聊斋的怪诞，借古讽今的表达，给欣赏的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开放、多元的解读可能，专供大家作为骂娘的出口，无论你心中想骂谁，你都必定可以达到符号的对应。”所以，赵晓兄不无幽默地说“刀郎的歌大火，并不在于歌的音乐质量本身，而在于刀郎不愧姓刀，硬是用刀在无孔的不锈钢上划开了一个小口，于是滚开的水从高压锅中喷涌而出……”

“大陆官民三態”，犹如这口不锈钢高压锅，正需要刀郞这把艺术之刀的唤醒！在这一点上，赵晓兄与我达成了共鸣，被重压了十年，刀郞“王者归来”，《罗刹海市》绝非为了个人“复仇”，他是用山歌艺术形式，把那捂着的“盖子”，揭开了一个小小出口，且顺便砸了一把那“捂盖子”的手。于是，大陆人民有了一次在“声援刀郞”的群体觉醒中，形成了对各种美丑不分、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现实的一波接一波的“批判声浪”。这声浪很可能转换为积极的社会思潮和要求改变的行动——不夸张地说，刀郞是以其独有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用他激动人心的歌唤醒一代人！

这就是，赵晓文中最后提到的“愤怒与批判之外，更需要的其实是超越与救赎！”

“超越与救赎”，就是唤醒与改变！那么，唤醒改变从哪里开始，我想，其实刀郞《罗刹海市》最后一句歌词，“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就是唤醒，而且含蓄地给出了改变的路径：一切从语言的拓展开始！

既然语言的改变和拓展，能够带动世界的改变和拓展，那么，我们再回头看看作为语言哲学家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所表达的这两句话，给当代中国人有怎样的启迪？

“Language is a part of our organism and no less complicated than it.语言是我们有机体的一部分，它和有机体一样的复杂。”“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我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

语言是生命（有机体）的一部分，人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语言就是这个世界的边界。

所以，人的边界，即是语言的边界，一个人永远都无法想象自己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所以，常闻“不与井蛙言海、不与夏虫言冰”。然而，这问题吊诡之处在于，口称“不与井蛙言海、不与夏虫言冰”的人，也会因为语言语境所限，成为“井蛙”和“三季人”。

这并不只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真切的现实问题，即我熟悉了怎样的语言，我就能探索并构建一个怎样的世界。然而，对不习惯走心的人们，却往往只是复制模仿，被洗脑了还振振有词自以为是趋之若鹜。

这里简单考察一下中国现行主流语境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国人三態”的影响，是必不可省的工作。这就涉及过去一百多年来所谓“国际共运史”的语境问题。

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将成为埋葬资本主义的有生力量，创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对概念，这对概念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语言模式（社会解释模型），是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整岀来的东西。

这一社会解释模型的语言语境，后又分为伯恩斯坦与列宁两派。简单说，是“唯生产力论”与“唯生产关系论”，或西欧派与苏俄派。特别是作为贵族出身为兄复仇的列宁，又直接迭代到“国家与革命”的语境，导致他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冲突，且与同情他的考茨基、卢森堡的分道扬镳……两派的余绪，到60年代又分出一个批判修正重建启蒙的法兰克福学派，算是东西中间派（1980年代传到中国在非主流学者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说的，列宁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实为党国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国率先取得胜利的语境。也就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治形态的改变，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中国的“马列主义”。其结果，就是这一模式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区域实施起来，都无法解决其“先天结构性失衡”问题，套用其语境表达，就叫“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由于其如癌变内伤一样需要耗费超高社会成本，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生態背负，走到其阈值临界点（其语言的边界即其世界的边界），就必然会塌陷崩溃，归于失败。

当“基本矛盾”在中国，经毛氏文革的极端实验（他想依靠个人权威，给上层建筑消肿，又是批“资产阶级法权”，又是批“唯生产力论”，又是批“帝修反”），而陷入“穷且困”后，邓小平象维特根斯坦说的“让哲学回到生活”，他抓住了一个生活常识：“凡跟美国好的国家都富裕了”。而且，变着法儿提出了一个“科学技术（信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这就在所谓的“马列社会主义”语言模式中，引入了一个在他那里是作为“四项基本原则”（这一表达的首创者其实是江青）的一个手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放了一些市场空间——即以对美国开放，促中国不影响党国政权基础的“渐进式改革”。

这一非同小可的举动，就在“列宁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引入了一个变量——信息革命，但是带着枷锁的信息革命！

然而，中国的所谓的“渐进式改革”与要求对称、动态平衡、开放恊和的信息革命之兼容性，非常有限，而且，其自身存在的“先天结构性失衡”的癌变内伤，没有经济学上说的“制度外部性”氧气养分熵减效应，这种所谓“渐进式改革”，随时会熵增死亡！

这就是邓-陈-彭-薄与叶-胡-赵-万，面对“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时，围绕“资源配置”（1984）、“松绑捆绑”（1985-1989）、“姓社姓资”（1992）及其背后的“孰公孰私”等固化语境阈值争论不休，发生对抗性冲突的根本原因。邓发明了“不争论”，也就是将矛盾往后延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无异于“路易十五”的任性，但也赢得了在其阈值内让一部分人“闷声发大财”的时间和空间。

是的，以开放促改革，在社会生产领域引入货殖论经济学思维，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说法和做法，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比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993），比如央地“分税制”（1994）等等，鼓励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展开“GDP增长率锦标赛”，以投资“房地产”“铁公基”全方位拉动产业、金融、制造业、服务业发展。这些新的语言语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官民的行为边界。原来的“纯计划经济”变成了“书记市长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增值机制，也一下由原来“纯计划经济”语境下的一台总发动机，一下变成了“书记市长市场经济”语境下大大小小5万台发动机在运转，形形色色的“招商引资”及项目，层出不穷，形成了“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格局。在1990年代末期至新世纪初，很快出现了生产过过剩、劳动过剩、资本过剩而步履维艰。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又遭遇了“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困境”的叠加效应。幸运的是，在1997年邓去世香港回归之后，适时引入了“制度外部性”，加入美国主导的WTO。后邓时期的江-朱，至少做对了一件事，是利用“华尔街资本的虚狂”（资本与权力勾兑）——死活要以低门槛（发展中国家非市场经济体）挤进WTO，实行出口拉动主导，消解了生产、劳动、资本三大过剩，在世界贸易中赚得盆满钵盈，总体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如果说邓小平的“渐进式改革”，得益于“文革”经济崩溃、苏东的政治解体，应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老话，那么，江-朱加入WTO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又埋下日后失败的隐患。概而言之，就是搁置了胡-温2003年就提出的“调结构，转职能”，不以国家资本主义或权力资本主义问题为问题，反而觉得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优越性，致使2016年日本、欧盟、美国相继宣布中国加入WTO15年后依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开打，再次暴露出中国政经体制“先天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而且近年来经过三年疫情，大有任意强化之势。

“任意强化”，涉及民族主义自我膨胀情绪的问题（其实，中国以前没有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日本人教出来的，日本自身有两次自我膨胀）。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与民族主义自我膨胀情绪混杂在一起，一旦丧失“制度外部性”的熵减效应，就必然走向内卷而千疮百孔……因为语言还是那个语言，边界还是那个边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世界（含高压下的中国公民和社会偶尔表现的两大自组织力）不会因你而停滞，已经不带你玩儿了！

这就是中国现行主流语境的来龙去脉，若问求解之道，我的看法依然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提出的“国民无差别共生权”概念。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有社会，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假大空，在资源垄断的《八二宪法》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实践中，必然蜕变为政府（官僚）公司主义的“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所以，中国必须“以共生权范式重建社会”——中国不能继续“九龙治水”的集体（分赃）领导制，也绝不可能回到皇权专制和血缘继承的君主立宪，中国可以自创一种“社会元勋立宪制”——谁能在政治上帮助中国人把从晚清至今遭到破坏的社会（组织）重建起来，谁就是中国的“社会元勋”（2003年9月，在《从三个代表到社会元勋立宪制，看中国未来四种可能的前途——答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理论版负责人问》，2006年分两期刊登在美国的New World Times）。

所以，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不是科技、人文之术的高低，而是哲学语言（语境）之道的突破！

是的，“生儿维特根斯坦”深深意识到，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他要活在当下，让哲学回到生活。为了探索、理解、把握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学会使用语言；而为了感受、超越、打破、拓展（Expansion）我们的世界边界，我们又必须把语言放下，反思自己，生活在当下。

只有生活在当下，才能引入条件，突破语言和世界的边界，而只要真的活在当下，让哲学回到生活，人类中就必会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

当世界观引入参照系后，牛顿话语的边界，是绝对时空观；

当思想实验引入光速后，爱因斯坦的话语边界，就是相对时空观；

当引入量子概念和观察者后，波尔海森堡们的话语边界，就是或然时空观；

引入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思想者后，钱宏（Archer Hong Qian）的话语边界，便是时空意间观……

那么，以“时空意间观”观世界，在天人关系上，既不是天人合一，也不是天人相分，而是天人共生；在人我关系上，既不是人我对抗，也不是人我同一，而是人我共生；在心物关系上，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心物共生！

时空意间观发现：共生（Symbiosism）是生活常态，也是恒态。生态，生态，就是生之态，如何保持生之态？内外开放赋能，能量互孞（信、䛑）互动，是生命系统永葆青春活力的充要条件，也是衡量一个系统（个人、社会、政府、企业、家庭、集团、国家）生命力强弱的检验标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心物能的创生-共生史！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孞”。

孞，即心念。我在参与钱学森倡导的“思维科学”（包括所谓特异功能）研究那会儿（1984-1985），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向我发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总说“我知道你肚子里想什么”？“人算不如天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为什么讲耶稣是“道成肉身”？就是说，算计、算力、理性、神经系统、模块识别、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有更高或更深层次的东西。后来慢慢发现，这东西，不在外，而在内，就是我们的孞，即心念。

孞，心念，绝不仅仅脑神经科学所能了解清楚的，正如人工智能的研究，绝不能限于传感器的物联应用，限于包括大数据、大模型、强算力在内的理性智慧，还需要感应器的心联应用，需要包括美妙的意愿和高尚的意志力在内情绪智慧，可以说，心念的产生，是由Minds、Heart和Neuros恊和动态平衡的结果。

所以，要实现“从人工智能（AI）到人工意识（AM）”的演进，就要设定Minds-Heart-Neuros（心念）=Consciousness（显意识认知）×Subconscious（潜意识愿行）之模态，Minds-Heart-Neuros=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cognition)× Subconscious (subconscious mind)，以便在细胞（线粒体）层面上打通碳-硅基生命的耦合，而不只是脑机接口。

那么，将发生学（Genetics）、动力学（Dynamics）、恊和学（Synergetics）,融为一体的共生哲学-经济学（Symbionsomics），是当下IT-互联-AGI时代人类打通物理、生理、心理及科技人文、工程伦理、效率公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组织生态、理性情感、逻辑历史（人神约定）的思想保障！

所以，中国与世界正经历一场真正的历史大变局，亟需“良智-文明-共生”大成智慧引领重生！

良智（Beautiful Mind）：倡导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哲学（Symbiosism）认为，孞（Heart-Mind），是一切活体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之种子；

文明（Civilization）：孞宇宙Mindageverse是人化自然，或一切人造“元宇宙”（Metaverse），及再生宇宙（AIGC与GPT新型内容生成方式或超级人工智能）之根本;

共生（Symbiosism）：化解轴心时代以来，因争夺组织平台（Trust）特权导致的族群分裂、国际对抗、文明冲突，确保任何科技、人文AI在其可能活动范围内不走极端、不反噬人类，有赖于孞联网（Minds Networking）对于互联网（Internet）-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综合迭代创新和全球普及、普惠。

重生：普惠价值，人类及联合国（具有人权和主权的主体间）亟需签订一项超越轴心时代的《全球共生公约》（白皮书），以迈进共生时代的生活方式。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解读人类基因蓝图计划”负责人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先生。这位领导6个国家的两千多位科学家，通过三十一亿对信息单元序列解开人类生命蓝图奥秘的基督徒科学家，2006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叫《The Language of God》(上帝的语言)，为了促进科学与信仰的融合，他又更名为BioLogos(生命罗格斯)，表明Bio(生命)最终来自造物主Logos(生命之道)，正合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宇宙和生命每一个被解开的奥秘和每一次语言边界的拓展，我们都要向创造和救赎我们生命的上帝感恩。

基于此，我就不揣冒昧地把维特根斯坦“Language is a part of our organism”这句话，直接修改为“Language is a part of our Life”。所以，要拓展我们生命活动的自由边界，一切从语言的拓展开始！

孞烎2023年8月1日于温哥华

Archer Hong Qian 钱 宏

移动：+1 604 690 6088 电子邮箱：hongguanworld@gmail.com

全球共生学会（加拿大）学术委员会主席

Chairman of the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NADA）Academic Committee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学术委员

Academic Committee Member of Shanghai United Nations Studies Association

中国作家恊会会员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