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mas：Victoria Island归来有感

Christmas

Victoria Island归来有感

天地生人海陆空

山水田草林洪荒

社區城镇间掩映

江湖廟堂農工商

愛聯美善你我他

家庭族裔各安康

縱橫經緯自組織

文良明智日月長

我深深感覺到，若大个地球在茫茫宇宙中也是个小小Island，象小蚂蚁一样的人，搞出来的主權國家算个啥？一个主权国家内还要分个彼此亲疏你我异己，还斗个球！

孞  烎

2021.24～27

Vancouver

附录几则杂感对话

回来浏览三天网传各色时政生活新闻旧事，特别是防疫方式，回应了几位朋友的留言。

身在洛杉基的红二代金JF君：大家都是推脱责任，不作为。防疫过分了，连正常的病人都不接受。除了实施大规模的改革外，没有出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中国的情况比美国还要糟。

我说：快两年了，许多人自诩高明的“暴力清零”，实在是簡單粗劣愚蠢之至，引发诸般政治、經濟、人道次生性灾害是必然的！

宏觀故園，无奈之极，大概率我深受专制機會主義荼毒的華夏，必經联省、联市、联地自治而邦联，方得重建“共生政体”的制度文明——社会元勋立宪制共生国（参看钱宏《中国：共生崛起》P164、P234-24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秦制漢儒合流，華夏文明死球，

二五零零一貫，興亡百姓皆愁。

權力決定一切，资本甘当老二，

权資沆瀣一气，全官全民蒙逼！

习惯了成王败寇赢家通吃观念的人们，即便是难得清醒的青年历史教师袁腾飞，在调侃前苏联总统时，也未能幸免。我不能不说几句：政坛退休，能自食其力，不靠吃国家财政过日子，不怕暴露自己弱点，还是英雄好汉。中国的干部退休都是国家财政包揽一切费用（占用国民医疗资源和三公消费，也是在位者控制退休者怕他们乱说乱动的一种手段），用国家财政养一个党的所有不断膨胀的超级组织并将国家机器当成自己一个个的派出所，和无需用国家财政养一个党的组织，是俄罗斯与前苏联的主要区别，也是中国与俄罗斯的主要区别，所以，一个国家的元首（领导人）终身制不终身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靠什么终身制。正如要不要打仗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用什么方式打仗，最终要让国民付出多大成本代价，值当不值当？事实上这世间存在世袭、法定、事实等三种终身制，关键是看对国家和人民是否够成沉重负担和拖累。

回归平民的戈尔巴乔夫总统，能出演电影养活自己，一点也不丢人，相反值得大大地点赞！

苏联到俄罗斯的历史欠债太过沉重，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初期的困境并不是个人造成的，尽管他们有责任，但换谁也未必能做得更好，经历如此大的历史转变，没有象中国历代政权更替那样血流成河，已经是非常不简单，中国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一个国家的政权被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债务压得透不气来，陷入资不抵债时，只有大情怀者才不忍心靠搜刮国民来维持政权，而是葆有做人起码羞愧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对政治家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品德！难道非垂死挣扎，死他娘的几百万、几千万人，再加故意搞人分九等、让社会相互仇视猜忌内耗窝里斗……才是伟光正吗？

老子哲学认为，越是伟大有力量的人，越需要一颗柔软的心啊！

日本的王海滨：转来《苏联，实亡于勃列日涅夫》，并评论说：这篇文章倒是有点水平。

大概81年，我看过一本中国新华出版出版的苏联历史学家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写《勃列日涅夫的力量与弱点》，反映了蘇聯二十年停滞的情況。而且，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追溯到了1910年代的革命方式及结果的比较：“诚然，在1905年流血革命以后，随之而来的是1917年和平的二月革命，几乎没有牺牲，也没有杀掉沙皇就更迭了政权。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谈到俄国新的二月革命时写道：“俄国是现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列宁及其政党发动了新的革命反对这个“最自由的国家”，于是便开始了一场流血最多的国内战争，最终建立了永恒的宗教裁判制度。这里要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在西方发生的历次革命，包括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在内，都是死伤不多的人民自发革命，然而，从十月革命展开序幕的各次共产主义革命都是伤亡极大的有组织的一党革命。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西方人民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所建立的制度是一种保障所有人，不分种族、宗教信仰、政治观点，都享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制度；而（苏联的）共产主义革命所建立的制度却是暴虐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是阿斗，党是统治者。因此，必须把以暴力消灭暴政而建立法制的革命，同消灭法制，建立新的、极权主义暴政的革命区别开来。”（第217页）。

建立暴虐制度上的苏联，表面上似乎具备一个超级大国的所有特征，但国民生活得实在太苦了。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苏联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好像还沿着发展的轨道滑动了一段时日，到了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85%。但是，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业年增长率从8.5%下降到5.9%，农业年增长率从4.3%下降到1.1%。而劳动生产率年增长则从6.8%下降到3.2%。

更重要的是，苏联工业增长8%能给民众带来的实际物质生活增长感受，可能连西方的2%都不到，这是因为勃列日涅夫除了战狼外交（在捷克、在中苏边境、在阿富汗）、撒币外交（培植卫星国、搞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外，苏联经济增长的大头，更要养活一个庞大的上层建筑。比如，本来苏联的军政系统就有两套班子，财政负担翻倍，勃列日涅夫推翻赫鲁晓夫改革，重新推动领导干部终身制之后，这个负担就变得更加严重。虽然勃列日涅夫不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但他的确是个阶层的扩大和强化者。勃列日涅夫靠扩大特权阶层的权力来赎买其他官僚的支持。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对给他提意见的民间意见采取强硬的手段，不是抓进监牢、送去劳改或精神病院，就是干脆赶出苏联。结果这些打压反而让其反对者都变得极端化、系统化、集团化。可以说，苏联这一时期手造了它的反对派和掘墓人。

有关这些，《苏联，实亡于勃列日涅夫》一文已有多年討論，我们还可以从《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看到，我就不多重复。但此時由报人刘亚东写出來，对中國人弄清苏联垮台的事實是非，仍是有现实的镜鉴意義！

让我们回到中国议题。其实，我一直在说，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一场和平革命（参看《我们需要有灵魂的精英和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2003）。但后来，先是孙袁不和，后是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同时培植国共两股政治势力相互争斗，同样陷入了“伤亡极大的有组织的一党革命”（无论是国共合作打军阀，还是“清党围剿”“第三次国内战争”，抑或“打倒走资派”“抓阶级异己分子”的文革和“清除反官倒运动”，都是如此）。

中国比苏联有更沉重的历史包袱，两千多年的“秦制汉儒”，走到近代才遇上“制度外部性”的挑战。中国要改变，需要“重写近代史”（跨度1757-2020），才能看清。

葛XL：中国要短期内改变，怕还是无希望。

钱宏：那也未必。但先解決中国的准普列汉诺夫－－脱离了“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陈独秀1927年描述ROC“军政、训政、宪政”过度期的國民黨式的问题（不防称之为“国民黨陷阱”）：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改变需要思想理论的支撑。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9)

我说的是，真心解决这个“国民黨陷阱”问题，而不是象搞“文化大革命”那样，以此为由，排斥异己分子，也就是：真心从此种狀態中走出來，还是有希望的。

当然，改变需要内外张力。我相孞（信），只要内外张力足夠大，POC台灣能走出來，PRC大陸亦能走出来！

那么，张力来自哪里？

張力只能来自抓住“人的根本”——即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原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因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本自俱足又非独存的小宇宙”（《六祖坛经·行由》第八节），是造物主的“爱与光”“镜与灯”的和合，也就是共生的！

因而，改变的“内外张力”，来自共生Symbiosism，亦即：Live and let live的社會自組織力与外连接平衡力！

桑宜川：钱宏兄常有惊人之语，自治一说，乃为洞见，若得上路，当是历史奇迹，相见一笑泯恩仇。

钱宏：谢谢桑兄，比历史上“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和解”故事，多一点点，即和解的主体：都能够发挥各大自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共襄创新生活方式，包括新制度文明建设。

周Z：钱老师，请教您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等一众人对民国有好感，而对党国无好感？

钱宏：很簡單，因為他們的心(Mind）是活的。

周Z：有道理。

钱宏：因為，國人心死者多，心在者鲜，所以，魯迅虽是半个思想家，卻仍被稱為“民族魂”！

周Z：您为什么说鲁迅是半个思想家？

钱宏：大概因為他尖锐有余，而视域偏狹，有善于發現并敢于面對真問題硬問題的眼光，却短于通透解決問題的因應之道，无奈（加之生病）中竟然被“左聯”馮雪峰等潜伏的黨棍误导⋯⋯

周Z：您这几句话信息量很大！

钱宏：不過不能对前人过于苛求，我们生在那个时代，也未必会做得更好。当代國人，应該自己对自己的时代負責担当。

我1982、1984分别撰长文，魯迅长于發現問題，毛泽東精通國情，二者有心灵相通之處，但是，二者的短处也都十分明显－－在灯光下（既有思想甚至故紙堆）找钥匙－－缺乏追寻可能世界創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

居YA：兄的各种观点，我赞成并支持。

钱宏：感恩兄長知音。从《德道经》《塔木德》得出的“少则多，难則易，大则簡，鮮則衆”的道理，我只做一件事情：普及共生思想的案例！

居YA：好，专攻共生。

2021年12月28日于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