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比什么都重要！

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比什么都重要！

——我读当代伟大哲学家张世英

钱 宏

中国作家学会会员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学术委员会主席

一位朋友看了我悼念张世英先生的短文，回了我一段话，他看到了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乐于读古代和西方圣哲，而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家却弃之如敝帚，却不知当代的问题要靠当代扫帚来打扫，真是可悲。”

而且，这位朋友也道出了我之所以说张世英先生是当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的衡量标准——审视当下人类精神生活状况及未来生活方式的再选择！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文明的灵魂，是追寻可能世界的不竭动力。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历史使命，但哲学家不是史学家，不接受“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的宿命论，无悬念的过往，并不代表人类不断臻美共生的未来。因此，有 A Beautiful Mind（美智）的哲学家绝不等于“哲学史家”。

凡能称得上哲学家（区别于哲学史家）者，其哲学必须具备四大品性（结构功能）：

一是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二是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三是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四是可践行的当代性生活：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参看《当代哲学宣言》，刊国务院《经济要参》2020年1月29日）。

一、张力世运英哲出

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不缺，不管是金钱物质，还是科技人文，抑或权力管控，都大大过剩，唯独缺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追寻可能世界的内在张力——哲学。

我一直冒昧地认为，想做哲学家，就不能偷懒，不能躺在前人探究铺就的温床上阐释所谓“微言大义”吃现成的。而我们中国搞哲学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学会使用“奥卡姆剃刀”，总是让一堆堆的知识理性冲淡生活主题，故而不能深入哲学堂奥。我们只要真的搞清楚了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就能从一句高度概括的范畴中举一反三，获益匪浅，比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伯阳父）、“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我们所爱之物昭示着我们是谁”（阿奎那）、“苟学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存在就是被感知”（巴克莱）、“规定就是否定”（斯宾诺莎）、“他人即是地狱”（霍布斯）、“人为自然界立法”（康德）、“凡是存在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存在的”（黑格尔）、“现象就是本质”（胡塞尔）、“我们-自我-他人也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张世英）……便同时具备哲学共时性的“四大品性”。可见，一代一代的哲学家都是搁置一切正错、是非、善恶、君小等等形上预置，与日俱进，关切世运，深入生活，从中找出方向性的东西。

那么，“吾土、吾民、吾国”的时代精神文化生活诉求，亦即历史使命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有个性地融入世界——存同尊异，扬弃过往、参赞天地、恊和万邦！

一百多年前，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有了融入世界的历史使命，然而屡屡遇困受挫。特别是当下，中国GDP取得世界第二的好成绩的情况下，依然遭遇各种所谓“脱钩之困”，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有一条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自晚清到当代，在“赶超西方”物质技能和制度形式的冒进与模仿中，始终没有完成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

要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离不开真正的当代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我们-自我-他者”成长过程的发现、人生“欲求-求知-道德-审美”四种境界的主张和“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本体论。

这个发现、主张和本体论的特点是，通过提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过往哲学家的探索，引导当代人思考，目的是让当代人自己成为哲学家，而不是让当代人的脑袋成为过往哲学知识理论的“跑马场”。所以，普及张世英哲学思想，正是中国融入世界和世界拥抱中国的当代精神文化超越之道！

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对“自我”的认知与觉悟。在《中西文化与自我》（2011）出版说明中，张世英坦诚地说，他受到当代心理学家朱滢新著《文化与自我》的启发，朱滢的书中列举了两种类型的“自我观”，认为美国哲学家“Searle代表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张世英代表中国哲学对自我的看法”。该书称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独创性；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强调个体与他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中国人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英美人依赖自己的观点。”朱滢“用大量社会调查和心理实验证明：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年轻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传统的‘互倚型自我’，是‘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比起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观来，较少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让张世英先生感到“震惊”，这促使他重新反思自己在《哲学导论》和《境界与文化》两书中倡导建立一种超越主客二分式和自我主体性的“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于是，他写了这本《中西文化与自我》，意在从对“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本质的阐释中，从中西两种自我观的比较中，特别是从中华儿女为争取个体性自我的独立自主而奋力挣扎的历史长河中，让我们领会到个体性自我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必然性，领会到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

那么，什么是自我？自我是人富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所以，自我，首先是“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自我意识又是通过一次次自组织选择而不断成长着，而且，每次自组织选择都离不开与外部世界即他者的连接平衡过程，这些也构成了自我的组成部分，所以，自我之中，一开始就会有被“他人”“互倚”形塑的影子。一些生来就有无法改变或必须依赖的元素（空气、山水、土地、微生物、衣食住行信、父母兄弟姐妹、邻居社区）是最初始化的自我。但是，这时的“自我”，是以“我们”的方式，出现在“自我意识”中，我们身处于自然、亲情、社会生活关系和生活方式之中，还没有自觉到“他者”（他/她、牠、它、祂）“自我性”的存在。

我了解张世英先生“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思想，是从先生为“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2014）主题：“一视同仨，和恊共生”，以及随后他给论坛贺信，以及张世英先生给论坛的论文《共生的哲学：我们-自我-他人》开始的。

张世英先生在贺信中亲切地写道：

值此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召开，我谨祝论坛议程所设定的所有目标取得圆满成功！

从重“我们”到重“自我”，到重“他人”，似乎既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发展的道路，又是一个个人人生的进步历程。人生的初级阶段，缺乏“自我”的自由意志，其言行主要是从“互倚型自我”出发，言“我们”（包括父母至亲）之所言，行“我们”之所行。待逐渐突显“自我”的主体性之后，产生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则以“我”为“主”，以“他者”为“客”，把万物都看成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他者”皆被同一于“我”，同化于“我”，以致无视“他人”。如果可以把前一阶段叫做“无我”的阶段，这后一阶段就可称为“有我”的阶段。当入世较深，觉悟到“他人”和“我”一样具有独立的、特异的“自我性”之后，人生就进入了一个超越“使用”的阶段，不再视“他者”为使用的工具，而有了尊重“他人”的意识。这是人生的第三阶段，可称之为“超越自我”的阶段：“他人”是不能为我所用的，是不能被自我所同一和同化的，我只能“面对”他人，与他人“相遇”。

如今，我们中国人早已超越“自我”，进入“他人”的全球化认知和参与阶段，所以，必须在我们的文化心理设计上有所发展，有所改变，具体说，就是要打开视野，将“你、我”仁人聚焦，扩展为“你、我、他”仨人聚焦，就是用“仨”人世界观整合、超越“仁”人世界观。人生是否可以分成这样三个阶段？我希望得到学者们特别是心理学家的评论和证实。那么，如果将“我们-自我-他人”三段论引入“万物不同而相通”的社会、自然、人的整体身心灵生態系统，是否就进入共生思想论者钱宏所说的你、我、他全人称“仨焦思维”？即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主题“一视同仨，和恊共生”所指称的一种与生態文明相适应的新哲学范式？进而表征人类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家、国际、全生態关系建构上迈入一个“从权利启蒙，到共生启蒙”的历史新时代？我也期待得到与会学者、嘉宾的进一步解答和求证。

所以，我愿意以《共生的哲学：我们-自我-他人》一文，参加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的讨论，谢谢诸位！]

张世英先生的《共生的哲学：我们-自我-他人》，分别从：一、西方传统文化：从“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二、西方现当代文化中由“自我”优先到“他人”优先的转折；三、“他人”优先反对“自我”优先；四、中国文化传统：尊重他人的“自我”，才有真正的共生；五、“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本体论；结语、共生在中华传统下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述。

二、万物相通聚仨焦

张世英先生贺信中提到的“仨焦思维”，是指我在事前给他寄去的我参加“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雅典）”的论文《共生儒学——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的一个哲学概念。以下，请允许我根据对张世英先生《共生的哲学：我们-自我-他人》学习心得，对仨的概念进行重新梳理，就教出于出席“张世英先生追思会”的诸位前辈方家。让我们来解析一下“一视同仨，和恊共生”之意。

“和恊共生”的意思，就是不同的“心、力”“和”而“共生”。所以，“和恊共生”与张世英“万物不同而相通”思想是直接对应的。而“仨焦思维”中“仨”，即是架通“和恊共生”与“万物不同而相通”思想的彩虹桥。“仨”作为从张世英“我们-自我-他人”关系过程考察中，引申出来的一个哲学概念，仨的概念，也是本文讲的“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应当代中国“有个性地融入世界——存同尊异，扬弃过往、参赞天地、恊和万邦”历史使命之运而生。

“一视同仨”（或“一视为仨”），把哲学一元论与多元论在人类认知与参与的行为中统一起来。这里的“一”：完全地，一概、一律，没商量地。“视同”：看作是（仨）；“仨”：被看作为最大文化圣域，于是，人类必须约定（契约、法定、注册）为仨。

从观念上说，“仨”，是相对于中国精神文化内核的“仁”而言的。我们可以从“仁”与“仨”的构词上，即不难发现这种相对性的完美结构和历史过程。

仁：你、我，基于亲缘、地缘互闭的自己人、小圈子世界。

仨：与农耕文明时代的“仁”相对。从仁到仨，是位格的升华。仨，首先是属性概念，代表社会人你、我、他仨称谓的总体，三生万物，也是这个意思，仨者，多也，不可数；当然，其次也是数量概念，就是一、二、三的三。

仨：你、我、他（她、它、祂），基于天缘、地缘、人缘互联的全息、全生態、大格局世界。仨，是基于自然循环、均衡、制衡的共生思维显著的方法论，可表述为：仨焦（点）方法，或：仨焦思维，如“一分为三，三位一体”、“道不同，亦相为谋”，因为归根结底，“生命之源，共生一体”、“宇宙之源，共生一体”。

这样，仨的观念，仨焦思维就直通全息共生的哲学本体论。将时间、空间、背景（无论“大爆炸”，抑或“4维黑洞”）引入、开启后，你、我、他背后还有个“谁”，即你、我、他是谁？这个谁从何而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往哪里去？

张世英先生《我们-自我-他人》的考察，人类经历着“从重‘我们’到重‘自我’，到重‘他人’”三个阶段，那么，用仨焦思维来理解，“我们”，可以划分为或包涵了：你我、我你、他我，后面这个“他我”在第一阶段是蕴含着的“谁们”，即背景，从文化意义上讲，包括了天（神）文、地（母）文、人（子）文的历史积淀和呈现方式，这个谁们，是伏羲、轩辕、佛佗、泰勒斯、普罗泰戈拉、文王、阳父（史伯）、苏格拉底、李耳、亚里士多德、孔丘、墨翟、孟轲、庄周、荀况、董仲舒、耶稣、但丁、朱熹、陆九渊，以及古典哲学所苦苦求索的对象。这个阶段对“谁们”的求索，人类获得的最高智慧，是“天人合一智慧”和“逻各斯(logos)智慧”，诞生了“狩猎-采集文明”后的“农耕文明”、“宗教文明”、“前工商文明”。

张世英先生说的“自我”，可以划分或包涵了：本我、自我、超我，后面这个“超我”，既是第一阶段的“他我”的再现，又是第二阶段的“谁”，这是从伽利略、笛卡尔、李贽、培根、王阳明、洛克、王夫之、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到现代人文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灵学家们苦苦追寻的对象。这个阶段的对“谁”的追寻，人类在“独立型自我”和“互倚型自我”中，获得的最高智慧，是“权利智慧”。

权利智慧的启蒙深入，使人类区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后，进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地向着天、地、人，向着自然、社会、人自身，向着政治、经济、文化狂飙突进，催生了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及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变奏，并伴随N次N种革命性进步，于是，“工商文明”、“后工业社会”生活方式接踵而来。

那么，进入“生態文明”新时代，“他人”（Others），就可以划分或包涵了：他（她）、它、牠、祂。表明人类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之后，已经突破了“我们”、“自我”进入第三阶段，将你我、我你、我他中的“他者”，扩展到了社会、自然、神祉，人类对“谁”（包括“谁们”）的认知，进入实然、或然（含必然）、应然的仨焦全息思维，人类必须在超越“两种自我”中，获得的最高智慧，将是万物不同而相通的“共生智慧”。

共生智慧，是继农耕文明的和谐智慧或逻各斯智慧、工商文明的权利智慧后，人类可望达到的智慧新高。

共生智慧是伴随信息革命、生態革命、“前生態社会”而来，引领人类进入全息（holeg）生態文明和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大成智慧。因而，在经受500年权利智慧浸润的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族群、各阶层、各种族先后空前觉醒之际，继续依赖“两种自我”的权利智慧（含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相关性），很难解决天、地、人和你、我、他的共生问题。

特别是工商文明的发展主义已然显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操控）的极限三大极限之际，人类“自我”阶段形成的权利智慧的极端化运用，使得全人类很可能遭受“非共生，即共死”的命运。因而，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与世界有必要展开一场“从权利启蒙，到共生启蒙”的自我教育运动。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人类新生代而言，三个阶段、仨焦思维并不是简单不可逆的线性发展，而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无限迭代旋转循环过程。

共生启蒙，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启蒙。鉴于“仁”的观念深入“互倚型自我”浸润力，当代中国人要“超越自我”，有必要特别强化和凸现你、我、他全人称仨焦全息思维。

仨焦全息思维在伦理关系上，提出“善待他者，竞合共生”的伦理规范，以至体制、制度、规则、行为约定。这就有必要对“他者”（Others），进一步界定。

他者：在这里是一个复合词，代表他/她、它、牠、祂。反思中国文化的不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只有“自己人”的五伦关系（所谓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没有或忽略或对象化（汲取、掠夺、教化、贿赂）：

第六伦，他/她、他人；第七伦，它、自然万物；第八伦，祂，神；第九伦，人机神互联共生，全体、全息、全生態（神在其中，神、生相通，谓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曰神）。

所以，仨，及仨焦思维，在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论、伦理论上，尊重差异、多样、多元，将人与己族、己国的关系，拓展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从而将中国文化的“五伦”关系，拓展为全球、全宇宙的“九伦”关系——不同生態相通而臻美共生的关系。

这样，仨，作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财富管理方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方式，彰显出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

第一，仨，蕴含并避免了公元前8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伯阳父的警告：求同、独尊、片面分类和选择，导致打破自然循环、均衡、制衡的“和实生物”（“和”而共生），而走向“同则不继”（系统崩溃、死寂）。

第二，仨，超越了对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歧视性，也超越了“同仁”，所表示的“自己人”、“小圈子”、“小集团”、“小帮派”，及“党同伐异”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的狭隘性。

第三，仨，突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他（她、它、牠、祂），他中有你的互联相通关系，是真正应互联网时代之运而生。仨，是生態文明共生体（symbiont）的哲学表达，指称“超私人（亲情）”、“超区域”（超地缘）、“超边际”甚至“超领域跨界”的共生体（与共同体相对）方式，开展自组织合作，谋求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live and let live）。

第四，仨，作为共生体的形態，精彩纷呈：男女共生体、城乡共生体、官民共生体、跨界共生体，公民共生体、代际共生体、超主权共生体、人机共生体（从集成芯片到纳米机器，使用各种方便的能量和材料来进行新陈代谢、生物AI等活动）。

第五，一视同仨，聚焦在“仨”，亦即：仨，作为新世界观概念，不但要超越“以自己人为本”、“以己族、己国为本”，还要超越“以人为本”，不但要讲自己人、小圈子、小集团、小生態、小气候、小环境的“可持续”或“永续”，更要讲地球村、全球你我他（含大气层……）和宇宙太空的“可持续”或“永续”，从而“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

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到生態文明社会组织结构的整体改变，是从谋求特权垄断的利益共同体，到建构健康、简约、高尚的公民共生体。公民共生体，是生物共生体的社会展开形式，在工艺设置上，包括这样三个层次的交互关系：一是人自身及所需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生活；二是生产、生活所需相对应的工艺制度，包括一切游戏规则、法度、体制、机制、模式、方式、组织建设；三是符合生態法则和人类本性（忠于心灵呼唤）的价值约定，包括自由主义传统、平等主义传统、尊严（民族）主义传统，及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主义、民主主义等“变奏”形式（参看《原德：大国哲学》），以及慈航、俭约、谦和、敬畏、良智、健康、高尚、自由、平等、自在、逍遥等哲学概念的个体与群体实践。

从经济社会建构的意义上，仨焦思维贯通于人类迄今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每个要素都与其余要素互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即仨焦操作系统，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平台（通信，管理经济活动之基；能源，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物流和运输，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每一次“通用技术平台”的升级，都朝着“零”社会交易成本和“零”边际效益成本社会挺进一大步。高度组织的共生社会，而非一盘散沙的原子社会，才能充分发挥你、我、他的精神体能和生命自组织力推动“通用技术平台”的不断升级，接近建构、承载、维护好杰里米·里夫金所预感到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必定是建立在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的仨焦思维基础上。

从公共空间的意义上，可以更精确地进一步明了“仨的观念”、“仨焦思维”所蕴含的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性质，它包涵这样三重意义：1、仨是超越你我私域的整个公域。2、仨是当事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而且是无穷个第三方的总的组合，即整个社会。3、仨是超越利益当事双方的整个公共利益，是自然公义、约定公义和自然-约定公义的诚信践约。

因此，仨的观念在政治伦理关系上，必然提出“一视同仨，和恊共生”的现实规范，以至体制、制度、规则、行为约定。

最后，我想说，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时代，人在宗教桎梏下的解放之权利启蒙不同，这次“万物不同而相通”的共生启蒙，全人类都站在“并喻文化、后喻文化”时代的同一起动线上，重新建构权利智慧时代形成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全部文明形態，超越工商文明发展主义“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真正走进全球生態文明新时代的共同努力，是必须的。共生启蒙，也延续了我本人90年代初期的背景主义哲学思考，即把学者从代圣人立言教化万民的位置上请下来，进行自我启蒙，向后生、向时代学习。所以，“顶层设计须谨慎，问计底层新生代”，才能站在风口浪尖紧握日月旋转，真正与时俱进。

三、三大关系新定位

当今之时，由于大型喷气式飞机、互联网，甚至星联网，加之热核武器、生化武器，甚至生物AI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不仅大大缩短了人类的空间距离、心理间隔和边界约定，也使现代政治文明的约定公义，遭受空前未有的挑战。

我们当代人（We the contemporary）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更根本的“人类的分裂”。

因为分裂，就有对立，因为对立，才有冲突。从哲学上看，人类的这种“分裂-对立-冲突”，源自远古人们对天人关系（人与自然）、人我关系（人与社会）、心物（人与身心灵）关系“三大关系”的认知。这是一个新情况下的“to be,or not to be”式的老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的认知，经历了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经历了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哲学家们的恋爱对象，也必然要从以偏概全的“整体统一”观念，到全息共生的“关系过程”。因而，亟需重新定位天人关系、人我关系、心物关系“三大关系”。

天人（自然）关系：既不是天人相分，也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天人共生。包括重新界定人神、一多、异同、德道、阴阳、潜显、虚实、体用、是非、有无、主客、逻辑历史……关系。

人我（社会）关系：既不是人我对抗，也不是人我同一，而是人我共生。包括重新设置男女、人际、群际、国际、代际、东西、左右、正误、内外、敌友、官民（含君臣、劳资、强弱）、公私、康病、供需、义利、安危、垄断操纵、欲约规则、文信忠行、结构自由……关系。

心物（身心灵）关系：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心物共生。包括重新定位时空、动静、明暗、规矩、宏微、真假、善恶、美丑、智愚、门墙或门窗、有间无间……关系。

一句话，用共生（Symbiosism）哲学思维与价值观，重新定位“三大关系”，一切本着“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精神，超越自我，尽情发挥“We the people”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就能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关系过程中的“分裂-对立-冲突”,从而为“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创建一个可能臻美共生的世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贡献。

和實生物徳位配，

同則不继無間道。

自然有為架彩虹，

因孞稱義立約櫃。

萬物不同而相通，

心物參赞天地人。

一視為仨你我他。

競合臻美而共生！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写历史。我指的当然不是囿闭于“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理念的历史，不是地球上各个民族国家的编年史或断代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通史”或东方/西方的“兴起”，而是一种基于人类探求自然公义与约定公义过程的，从因孞（信）称义，到臻美共生的历史。

虽然历史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但是过往并不代表未来，这种“从因孞称义，到臻美共生”的历史，将启示我们，人类亟需一种新的精神约定。这个新约定，就是：全球共生，永续和平。

于是，我们当代人，注定要自创范式，再开新风，而非继续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人类必将从“求同存异”的轴心时代，走向“存同尊异”的共生时代。完成从埃巴文明（发明象形文字、创立解剖学经络学为基础的生命哲学和诞生了世界第一座城市、颁布第一部成文法、第一部药典和农人历书的巴比伦）、印夏文明（寻求般若涅盘的印度与自足华夷之辨的中国）、两希文明（推崇逻各斯的希腊和崇拜一神的希伯莱），到共生文明－－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庙堂农工商无例外地“存同尊异”，发挥所有个体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回归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全生态地各谙其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自然、自由、自在生活－－之历史跃迁！

那是一种成本最低而幸福快乐度最高的约定！

那也是一种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全球零关税、零壁垒、零歧视重组的共生社会！

那更是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四、自我超越凭良智

最后，万物不同而相通的臻美共生思维，并不是简单的“从分析到综合”。有人嘲笑“盲人摸象”，但是，大象也不是“柱子”，“墙”，“扇子”，“管子”的综合体。这其实是“明眼人”通常存在的一种打补丁式的加法思维，这样的明眼人，既形不成真共识，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大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而一切活体都是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的存在形式，是一个全息共生態！

作为活体的人类，富有“天地之心”的美誉，更是如此，所以，人的“美智、文明、共生”行为，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约定承兑方式”。

当代人类必须重建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心中怀日月，笔下秀乾坤，跳出先辈们给出的天人合一或相分、人我合一或相分、心物合一或相分的惯性惰性思维，实时进入天人（存增）共生、人我（公私）共生、心物（ 耗效）共生的竞合游戏均衡状態，不要想再吃现成的解决问题，也别轻易将先辈们所达到的智慧和愿行说成一钱不值！

仨焦思维，在认知和参与上，最后还要归结到“存在就是被发现”。发现什么？当然是（万物、我们-自我-他人）“不同”与“相通”。被谁发现？谁去发现？贝克莱说是“感知”，王阳明说是“灵明”，我管它叫“良智”（Beautiful Mind）。

良智（Beautiful Mind）：心灵、爱心、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基于美国Howard Gardner对未来提出“5Mind”理论——责任道德之心（The Ethical Mind）、学术专业之心（The Disciplinary Mind）、综合统筹之心（The Synthesizing Mind）、开拓创新之心（The Creating Mind）、尊重包容之心（The Respectful Mind），Qian Hong提出“臻良智”（Extension of Beautiful mind），并预言互联网、物联网之后必建“心联网”（The Internet of Mind）概念，这里7个英文“Mind”，皆指向中文“良智”基本涵意（参看《中华普惠价值及人类文明历史划分的辨析》）。

因而，当代中国人能不能做到“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亦即能不能融入世界达成张世英先生“万物不同而相通”的臻美共生境界，取决于我们的良智、文明、共生水平发挥到什么程度。

孞烎2020年9月10日-12月11于Vancouver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