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合作是共生的一体两面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今读朋友李晓轩转来《共生时代的协同价值》一文，并说“这篇文章中谈到企业从竞争到共生”，不禁感慨系之。

作者姚斌文中讲的是企业从“如何避免组织被颠覆”的问题，而且是从“协同”（Synergetics）发展切入主题。尽管作者从赫尔曼·哈肯《大自然成功的奥秘：协同学》，以及美国战略管理学家伊戈尔·安索夫的协同学应用，到详述共生论者陈春花教授《协同：数字化时代组织效率的本质》关于互联网时代给组织管理带来改变的三个核心特征、四个基本观点、八个概念（组织效率、分工、组织边界、契约、信任、强链接、共生和赋能人），但是，结果却依旧没有在观念上改变“竞争与合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甚至引发读者“企业从竞争到共生”模糊印象，是不应该的。

当然，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念，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

这让我想起，1998年我曾应江西教育出版社邀请，林纾式地翻译过的爱德华·拉森《众神之夏——“猴子审判”以及科学与宗教的论战》一书。1925年5月这场被戏剧化地称为Monkey trial的起因，是田纳西州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人是从低等动物演化来的”观点，而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唆使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在课堂上讲述过演化论的生物教师斯科普斯，接受审判，目的是：彰显联邦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和田纳西州宪法上“法律不能偏好某个宗教或者崇拜”，因而反演化论的立法，违宪！

可以说，这是一场严肃的闹剧，虽然当时斯科普斯输掉了诉讼，但这场审判引来了200多个记者，并经无线电在全美现场直播，震惊了整个美国。作者爱德华·拉森熟谙美国科学史，他对发生在田纳西州“世纪审判”案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考证，在书中揭示了美国历史上交织着的多数主义原则和个人权利的冲突，南部和北部、城市主义和乡村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

我想说的是，另一场发生在科学界内部的论战，已将拉森揭示的多重冲突，消融在微生物成长的切实观察与公共认可之中。这就是美国微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女士，1967年的实验观察，证明生命的“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1969年发表问世后与新老达尔文主义者展开长达20年的辩论，至1990年美国中学生物学教材，终于吸纳了“共生起源”的思想（参看《SYMBIOSISM·共生》P071、P244，Onebook Press，2021）。至此，宗教界人士亦开始普遍相信，演化论与基督教并不矛盾，美国各州也都逐步取消了反演化论的立法。

也就是说，演化论与特创论，完全可以在生命起源的共生机制中找到依据。因而，人类要重新定位天人、人我、心物三大关系。

共生（Symbiosism）是一切活体的存在方式，生命世界由活体的精神体能（Mind energy）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特创演化而成，因而共生，是生命世界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双翼动态平衡运行的基本法则。

共生哲学认为，地球生灵经三世而再生，即：A、采集狩猎文明的自然世（Naturalopocene）；B、工商文明的人类世（Anthropocene）；C、生態文明的地球世（Earthropocene）。

然而如今，一个以人类对地球产生深远影响为标志的世代（Anthropocene），不是将会来临，而是早已来临，甚至已然走到临界状态。

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但却往往无法擺脱被自己的创造物控制反噬（Reverse phagocytic）的命运。如今，反噬已然是造成人际、事际、物际、群际、族际、國際“分裂－对抗－冲突”的重要原因。过去五百年，由于“以人为本”思想观念的普及，大航海拓展，科技人文工具（热核生化兵器、基础建设、经贸交流、规划、市场、标准化复制化规模化）的使用，及其反噬效应（Reverse phagocytic effect），大大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致使地球的自然系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下，联合国环境组织关注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三场由人类造成的地球危机，已经到了包括微生物在内的所有地球生灵与人本身难以承受之重的地步。正如Anna lie Nevitz所警告的，人类力量的自我膨胀，再不幡然悔悟，彻底反思现行生活方式阈值，将可能招致地球的“第六次大灭绝”（The Sixth Extinction: Will Humanity Survive?），那么，包括人类在内的200多万个物种的生命世界，能否超越自我膨胀而进入臻美共生的地球世（Earthropocene.参看《SYMBIOSISM·共生》P083、P257，Onebook Press，2021）？这是一个问题，一种真正的大危机!

我们把这样的“地球危机”，称之为“全球共生危机”！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生命世界的起源、成长、走向，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显著属性，那就是，既然共生（Symbiosism）是生命世界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双翼动态平衡运行的基本法则，那么达尔文发现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Natural choice，（survival of the fittest），实际上当理解为：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在这里，竞争，表现为共生法则的动力学(Dynamics）激励机制，合作，表现为共生法则的恊和学（Synergetics）平衡机制。所以说，竞争与合作是共生的一体两面，统称竞合共生。事实上，共生法则贯通地球从无机物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有机生命活体的“新陈代谢、强弱代偿”全过程。

今天，我们当代人，正处于“工商文明的人类世”向“生态文明的地球世”转移的历史大变局前夜，改变固然需要“快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提供的解决方案，需要“及时的政策干预、监管和治理框架”，以及“可持续金融体系的支持”即“将数万亿美元从消耗地球的风险转移到更绿色的投资、更可持续的市场和更健康的地球上”，但不是为了继续扩展人类文明的足迹，而是相反——要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收缩和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为此，我们需要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

我们将这样的典范转移，称之为共生（Symbiosism）典范转移。以共生典范反观地球生灵“三世而再生”历史进程，不难发现：A、自然世的共生起源（The Symbiotic Genesis）；B、人类世的共生底线（The Symbiotic Baseline）；C、地球世的共生灵魂（Symbiotic Soul）。

为了应对“全球共生危机”，国际社会亟需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以适应人类文明形态与典范转移的需要。于是，我们结合联合国1987年提出的“可持续”概念，于2012年在中国发起了“全球共生论坛”（GSF），2018年出版了《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在加拿大成立了“全球共生学会”，组织出版了中英文对照读本《SYMBIOSISM·共生——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style·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One book Press，CANADA，2021）。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无论党派，还是企业；无论国家，还是社会，从工业（发明）化，到生态（数字）化时代，其生存的正常态，大抵都是：工业（发明）化时代是标准、复制、规模性生存，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老三论，强化了这种生存的宏大叙事方式；生态（数字）化时代是个性、创新、分布生存，自组织论、突变论、恊和论新三论，彰显了这种生存的宏微叙事方式。

两大叙事方式，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存在，而贯通其间的始终是这样一种自然选择的适应性机制（Fittest mechanism of Natural selection）－－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那么，当我们考察个体与群体、党派与企业、国家与社会的行为方式时，我们耳熟能详的“竞争激励”“开放赋能”“合作共赢”，都是这种适应性（Fittest mechanism）机制一体两面的表现方式。

当然，在不同时代，侧重面有所不同，在工业（发明）化时代，竞争激励是最突出的淘汰机制，在生态（发现）化时代，竞争激励是最好的合作机制－－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我们当代人，身处一个从轴心适应、到共生适应的历史大变局的当口，即将迎来一个信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复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新世界。

总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一切都要回落在地球世的身心灵健康上！

孞烎2021年10月19日于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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