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需要拯救任何主义！

——读齐泽克文有感

我们不再是要拯救任何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制度设置，我们要拯救的甚至不是何种文明和文化——我们需要拯救的是生命，是与人的身心灵健康息息相系的社会生活。

裴泽文兄弟一早发来，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的《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并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重现》（宋尚诗翻译）一文。

齐泽克先生在本文中提供了一种颇具警示性的思路——灾难促进反思，即冠状病毒潜在地打击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带来的痛苦将使人们反思现存的社会形式，从而寻求一种新的全球性组织，以调控经济，甚至在必要时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且，齐泽克式的反思，超越了那种一厢情愿的想象！

但是，正如此文标题所显示的结论，依然象以色列作家史学家赫拉利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样，能给人启迪，却又依然停留在现象描述和脱离实际的呼吁层面，并没有提出具有超越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甚至，齐泽克的文章结论——将其反思和呼吁称为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本（Viktor Orban）所谓的共产主义或有文凭的自由主义的“彻底变革”（radicalchanges）或“拯救”，还可能引起误会和误导。

今天，有过被称为“斗争世纪”的20世纪经验教训的人类，必须明确的一个常识、常理和常情是，这场波及200多个国家的新冠病毒大灾难，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大危机面前，我们不再是要拯救任何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制度设置，我们要拯救的甚至不是何种文明和文化——我们需要拯救的是生命，是与人的身心灵健康息息相系的社会生活。而为此，人类和国际社会，需要重建世界秩序——重构健全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参看《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新冠病毒引发的这场生態大战的结果，并非人类与新冠病毒（微生物）的你死我活。在人类活体（免疫力）遭遇新冠微生物（病毒）进宿后，双方机能实现非杀活性再平衡过程中，一种远超国别利益共同体，甚至远超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涵盖地球生命新陈代谢共襄生长的微生物、人与动植物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共生体（Life symbiont）组织形態，将应运而生。因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主要着力点，依然是在通过新冠疫苗等方式促进“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的同时，防止和避免因种族、文明、主义等等不同引发的“人类自身相残”相互推诿攻击，带来底层社会生態和自然生態难以承受之重！

我想说的是，在处理全球大危机意义上，在国内外疫情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变量皆不可预测的条件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将显现超能与群体赋能（empower）价值。共生（Symbiosism）本身，是一切活体及活体间生命自组織灵动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是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又译协同学）的动態平衡。有道是“微生、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因此，共生，是天地之大德，也是人类个体与群体认知与愿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企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重新建构制度设置和运行的行为圭臬。

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以球为本，共生为用－－搁置一切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建立新范式，重构全球化的哲学基础》的探索，也只是给新世界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思想理论准备。

我深知，真正的改变和重建，从来都是倒逼出来的，而且倒逼的张力要足够大！比如，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今日世界也许真的“需要一场灾难”，才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特性，及其改变的方式。

首先，齐泽克也看到了“比尔盖茨难题”，他指出，这样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简单——疫情会很快消退，我们只需静待疫病的激增（spike），然后生活自然会回归正常。面对这些过于简单的希望，首先要接受的是，威胁将持续存在。“即使这股浪潮退去，灾难也会以新的、甚或更险恶的形式重新出现”。如果看不到问题的空前严重性，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灾难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就白白浪费掉了——人的普遍惰性是“好了疮疤忘了伤”，灾难过后又回到旧的自以为是的制度设置，以及相关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其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还将继续影响我们与周遭人、事、物（包括自我身体）最基本的互动方式——不止国家和其他机构会控制我们，我们也学会了自我控制和规训。就连高级政客和超级富豪自由活动的开放空间也被限制在他所拥有的“岛屿”之内，而与国民、公民、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实体经济也已然大受其损。

再次，但是隔离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所有的岛基相连。我指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个人心灵中,人人能用心感受、触摸到而且人人真信笃行的东西，依然存在。至于互联网技术呈现的“虚拟现实”是否安全，事实是，感染网络空间的“virus” 和 “viral”（数字病毒），不仅早就存在于冠状病毒发现之前，而且这次也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一起扰乱世界市场的平稳运行，而且可能在虚拟现实的双重维度齐头并进。但是，如果病毒、疫苗和群体免疫力的动态平衡，是必须适应的现实，那么，让我们尽可能地克服心理反应过度（恐慌）、医疗反应过度（误医）、行政反应过度（隐私与健康对立），而学会接受与之共生！

顺便说一句，也许马斯特计划的12000个无地表死角的卫星互联网+心联网（Mind of internet），会很快让我们现行比拼既有技能技术（如建5G基站）的诸般行为，都将显得多余和浪费（卫星互联网未投入运行之前，4G并非不能用，为何要搞争一时之气的所谓“弯道超车”的5G基建呢），我们亟需将有限有资金资源用于“纾困难、降成本、提效率、强社区、重建社会”。

最后，新冠病毒和意识形态病毒，双维席卷并可能感染我们，倒逼我们探索一种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一种不脱离社区生活实际的在世界范围内齐心协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实现（actualizes itself ）或发挥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的社会生活方式（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参看《Earth Day（世界地球日）寄语》）。

于是，人们自然而然想到，某种能够控制和调节经济的全球性组织，以及在必要时，该组织可以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世卫组织（WHO）远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即使有一种更合适的组织形式——比如全球共生理事会——也依然不足以承载人们基本的正常社会生活所需。所以，全球共生研究院提出的因应之道是：

第一，诚如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的那样，存在了75年的联合国，其体制机制亟需进行新的适应性改革，以利于建立一种能够紧急处理应对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灾祸）”组织架构——比如成立一个“全球共生理事会”（《致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亟需超越“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困境”，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提出，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呈现生态，“以共生权范式替代产权理论”，在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自由（跨界资本主义或价值主义）和公共物品最大化的政府管控（国家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二元交逐利的无间地狱中，引入一种类似老子“小国寡民”式的休养生息普惠化的社区经济形態，疫情（毕竟不是常态）之后逐渐形成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三位一体新格局。

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别阵营之争，一切回归到人的身心灵健康，势在必行！

孞烎2020年4月27记日于温哥华

原文链接

https://www.rt.com/op-ed/481831-coronavirus-kill-bill-capitalism-communism/

作者：钱  宏（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