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宏：如何走出当前中国经济困境？

——Symbionomics如是答（提纲）

从工商文明到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一、转变经济学思维方式

把专注资本增值/减值的“投资、内需、出口”拉动经济模式，转变为专注资（能）源能效/能耗的“生产、交换、生活”激活内生能力的经济模式——让生产回归生活！

参考《让生产回归生活！——社会论的共生经济学如何接着资本论的分配经济学说？》（2015），《改变思维方式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利益羁绊势在必行——关于刘鹤先生“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的延伸思考》（2013）。《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2019年10月30日《经济要参》）。

二、改变央、地政府宏观经济刺激思路

1、所谓“新基建”，要突破现行基建年18万亿投资规模（任泽平）的空间不大，有人算过账，即使去年央视罗列的七大项目（领域）全线上马，最多也就年增加1万2千亿投资，这对中国的所谓宏观经济拉动与2008、2015年两相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无济于事。

2、过去十年间2008、2014、2015三次基建投资“战役”有成效，但更积累了这种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付出的12大历史成本，这些历史成本不可能藏在地毯底下，2019、2020后，现正处于集中“还债”期（武汉疫情突发只是雪上加霜，农民工返城复工率不到65%，企业复工率不足70%），中央政府（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几乎再没有出台宏观经济刺激手段的空间，即使“降息”这种世界通行的刺激手段，在中国空间也很小，且对直接影响汇率，其他碎片化、补丁化的思维方式捉襟见肘，各种“顶层设计”走到了尽头。

3、地方政府“底层驱动”乏力，有条件做的过去十年都做完了，如今，地方政府既无创新性项目，又无配套资金，甚至启动资金都成问题（专项发债需要时间，且未必有人买），许多地方政府保障在职和离退休公务员工资都成问题，所以，那些“7省市推出25万亿重点项目”（财经）、“粤苏甘总投资额近34万亿”（21），甚至“深圳宣布投2000亿，487个重大项目”（市发改委）能否落地，恐怕也不能打保票。基建不是产业，不是业态，收益慢而长，政府和国企的短期效益（没有短期效益民企不可能参与进来推波助澜分一瓢羹）从何而来，谁埋单？说白了，除了继续自然资源能耗（自然不会说话，但大自然随便一“说话”就是人类不能承受之重，如这次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埋单者当然是社会，而且，最后必定落到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再说，钱从哪里来？“央妈”放水，“财爹”发债，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最后都是债务（货币的本质就是债），中国各种循环债已经突破600多万亿（朱云来）。

4、大量印票子进入流通后，一个看不见又看得见的结果，是不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城乡家庭存款的缩水，且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社会性的“底层驱动”更是乏力，基建刺激必然带来经济过热等后遗症，最终效果依然是弱化了“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的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何况以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为标志的公共卫生危机并未过去，控制疫情尚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复工复产业成本增加，复工也未必复产。

5、如果从资源能耗占比和利润率（投4元赚1元）上严格算账，大型国有企业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际整体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竞争力）；在农民没有“农会”组织没有“谈判权”的前提下，“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必然诱发权力和资本的进一步结合，进行双重投机与打劫，既不能增加国家实际竞争力，又会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城乡冲突，甚至出现粮食危机，致使14亿人温饱不保。

6、中国宏观经济十年强刺激政策积累的“12大成本”是，（1）、储蓄率下降；（2）、人民币经常账目基本没有盈余；（3）、人民币有贬值压力；（4）、外汇储备占比下降；（5）、外债上升；（6）、内债高起；（7）、投资回报率降低；（8）、资源集中于房地产；（9）、中小银行质量非常有问题；（10）、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几近耗费殆尽；（11）、上下交征利、两面人形成的机会主义导致社会道德失衡失灵；（12）、前11大成本集中表现为中国“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将可能在2020年产生“市场滞胀”与“政府赤胀”迭加效应（参看钱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版）。

八十年代，成功恢复美国人民对自己国家信心而引领世界走出七十年代“经济滞胀”困境的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从政策实践上透析“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他说：“你无法既支持大政府、重税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又支持小老百姓”！！！

要之，没有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新基建”无济于事，真要霸王硬上弓，将会成为各地新一轮跑马圈地而一地鸡毛。

在农民没有“农会”等组织形態——没有“谈判权”的前提下，“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必然诱发聪明而傲慢的权力和资本的进一步合谋，进行双重投机与打劫，蚕食“永久基本农田”，既不能增加国家实际竞争力，又会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城乡冲突，甚至粮食危机致使14亿人温饱不保。

三、走出中国经济困境的十六字方针

“十六字方针”是：纾困难、降成本、提效率、强社区、重建社会。

1、纾困难：对象直接是千万计家庭（家庭是立国之本）、8千万中小企业、1.2亿个体户，取得超高预算内、预算外和顺差汇率收入的政府，应积极承担起国民医疗、教育、养老、住保的义务，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给中小企业提供流通资金并推迟或减免税收，“给老百姓发钱”，降低“恩格尔系数”。

2、降成本：大幅度压缩政府规模，紧缩和规范政府性行为，制订《反操纵法》，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特别要提一下，地方政府不得再强行当地企业贷款发公务员工资）和边际效益成本，重建“官吏告老还乡”制度，结束公职人员实际供养终身制（建立超大上层建筑“软着陆机制”与“官吏退出机制”）。

3、提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政策效率、法规效率，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着手解决“文件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实际冲突，解决“条条块块”上下左右相互掣肘（参看《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的历史跃迁——中国模式“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的死结怎么解？》）。

4、强社区：鼓励城乡社区经济，力争三年内，使社区经济形態成为与市场经济形態、政府经济形態并驾齐驱的经济形態，形成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之势（参看《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

5、重建社会：构建社会治理体系、扶持NGO组织、制订《国民事权法》，保障国民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的发挥空间，实现社会再平衡、政治再平衡、经济再平衡（参看《重建社会机体，恢复健康正常——通过广义智慧城市示范呈现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物流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6、再强调一遍，14亿人的中国，真正可持续发展，在城乡社区各具特色生活方式再选择（再生、再创造），以及为城乡社区共生体（Symbiont），提供相对应的“新基建”服务（基建本不是产业），这才是政府、大型企业和社会基金，应该花大气力的方向和导向。比如，象娄底市市长杨懿文那样，实施每个社区匹配“全科医生+常规诊断机器人”（休养生息），建立社区“内置金融+区块链”（创业创新），社区经济看起来小，实则没有比这更大的事，“大”也是从“小”做起来的，比如苹果公司大不大？但它最初就是几个社区青年做的小微企业。再比如，如果有可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以共生经济为内容的生態文明实验区”建设。

要之，武汉肺炎疫情蔓延时的中国经济状况（所谓“抗疫与复工”的冲突），不只是企业或行业（功能器官）、产业（腔管器官）等社会组织方式有问题，更不是基建不充分问题，而是构成国家社会组织的细胞（国民、公民、人民）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长期受压抑带来的内生能力（自救）有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治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长期短板）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让组成不同器官相互协调运转的细胞活起来，一种行之有效的举措，就是尽快将政府和大国企组织长期占据垄断资源攫取的超高垄断利润、顺差盈余，以及大量反腐资金，分流（相当于“开仓济灾”）到国民手中“与民生息”——让城乡居民和中小企业手上有钱、有资源——展开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结网生活能力，以完成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构！

最后，走出中国目前经济困境根本因应之道，还是要将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的制度设置，中国的经济结构，无心理阻隔地建立在“家庭第一，社会优先，服务公众”（Family first & Social priority & Serving the public）的基础上，从而让吾土、吾民、吾国成为一个富有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的正常国家！

孞烎2020年3月11日于温哥华列治文

作者：钱宏

单位：全球共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