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学：构筑“共生”生態文明时代的核心学科

摘 要：中国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生产力快速上升的同时，环境和公平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共中央政府从2007年提出生態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需要让致力于处理生命有机体与生存环境“共生”关系的生態学从大学讲坛走向社会实践，成为指导“共生”生態文明建设的核心学科。

关键字：共生；生態文明；生態学

一、 走向“共生”生態文明新时代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为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付出巨大的资源、环境和健康的代价，生態文明建设成为中共中央政府自2007年以来实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之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把生態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核心战略的位置。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小约翰.柯布（John Cobb.Jr）的话说，也只有中国的政党和政府能把生態文明建设放在如此战略高度，因为她不仅能及时反思自己30年经济发展之路，更是对300年资本全球化霸权主义之路对后发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试图从根本上扭转资本主义模式汇出的 “奢侈生活即美好生活”的“全民共识”。 而实现生態文明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于培养“生態型人民”，后者要求我国教育意识形態从“物质价值观”到“生態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为了根本上实现生態文明战略，需要从其理论及其学科体系的重建做起。如果说经济学是以现代“物质文明”为发展核心阶段的核心理论的话，生態学应该是生態文明新时代的核心学科。因为生態学是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与工程。本质上，生態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经济学 ：长期以来，我们只着眼社会经济指标，忽略对自然的经济价值，客观上造成以牺牲自然达到经济发展目的的严峻现实。建设生態文明，就是重新构建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共生”、“和恊”关系，只有学好处理生物之间的“共生”、生物与其生存环境“和恊”关系的生態学，做到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达到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真正和谐，建设“共生”生態为文明世界 ；实践上，生態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 :现存的任何生態问题都是人类试图改造自然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自然需要打通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藩篱，没有其他学科比生態学更合适作为解决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態问题的桥梁学科了。著名生態思想史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生態学所描绘的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以及有着错综复杂联系的世界，提出一个新的道德观：人类是周围世界的一个部分，既不优于其他物种，也不能不受大自然的制约” 。

二、“共生”生態文明：人类文明的本源

“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先秦《周易》之《易经干卦》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句；晚些时候的《尚书舜典》中也有“浚哲文明”的说法，唐代的孔颖达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从这个定义看，“经天纬地”意为认识自然，顺着自然创造文化、财富，“照临四方”造福人类和自然生物，也可以这样说：“高山大川就是经天纬地之文，天上红日皓月就是照临四方之明”。可见起始的文明等同于自然界，或说当时的“文明”就是我们当下所说的“生態文明”。

然而，人类社会演化至今，失败国家、国际关系破裂、局部战争的普遍存在、全面战争的威胁、饥饿与贫困人口、粮食与食品安全问题、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和多元的，但其中根本的危机是生態危机。生態危机的根源又是人类自己亲手制作的，人类创造了巨型的市场之幕让自己生存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市场的范式中，层出不穷地制造出经济危机和生態灾难。一切以利润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却让大量的人口陷入贫困之中，带来更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背后是生態危机，摧毁我们祖先创造的生態文明大厦。

在众多的生態危机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严重的就是全球变暖，她从全球角度说明人类存在对祖先创建的文明从概念和本源的根本误解。生態是生物（包括人类在内）与其生存（发展）环境关系的状態，人类文明源于和谐生態的。回顾人类社会公认的四大文明–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没有哪一个文明不源于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和生物与环境之间“和恊”关系的，没有一个不和茂密的森林孕育的生命之水环境相关,生態环境是文明生成与提升的重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文明从本源上看就是生態文明。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开始，人们的目光逐步聚焦在社会，奉行社会至上的目标，渐渐忘了他们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文明从人类的发展目标变成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

今天我们面临种种严峻的生態危机之后，重新思考文明的本源时，可以给文明重新定义，她至少包含三个维度：从一维空间看，文明是特定时间人类社会与自然互动的状態；从二维空间看，文明是人类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构造及文化特点的综合；从三维空间看，文明是某一地域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態适应的全过程，也即人类文化的时间（历史）、空间（地理）和政治经济社会的三维进程。由此也可见，文明即生態文明。只是当我们陷入“社会”之中，一“叶”（即社会）障目不见了 “泰山”（即自然），丢了文明的前缀“生態”，从此文明也就走上了不归路。

三、生態学：复归“共生”生態文明时代的核心学科

人类文明肇始于农耕文明，即农业是社会文明的基石。但不得不承认，人类自拿起第一把锄头就对地球环境进行无休止的破坏，更为遗憾的是，人类对此的无意识，在人口数量和消费欲望的膨胀下加速破坏的速度、广度和深度。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指出：全球普遍存在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衰退、能源缺乏和环境污染等五大生態危机，使人类文明滑向破灭的危险。尽管生態学诞生于1866年，它真正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学科是100年后的1960年代。但可以说，上述五大生態危机才是生態学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因为19世纪中叶正是工业革命生产力达到高峰也是环境问题开始凸显之时。正是不断恶化的生態危机，驱使生態学从其母体生物学学科脱离，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不断拓展产生70多个分支学科。在这些分支中，生態伦理学使人类意识到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农业生態学重现乡村文明和农耕文明；生態经济学让生態学不断渗透到经济学中，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两个方面与统治世界200年的经济学直接对话；产业生態学、生態工程学让清洁生产和低碳消费有了技术的支撑。

在生態学产生和发展的百余年中，科学家结合演绎和归纳方法，从生態系统的各个尺度提出了生態文明赖以存在的生態学原理，对应地，与今天必须提倡的“共生”发展、“和恊”进化、“低碳”生活有关的生態术语，都是作为“生態型公民”的我们应该熟悉的,也是“共生”生態文明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教育应该触及的核心内容。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我们是善于喊口号的民族，如果缺少理论支撑和行动，生態文明在我国容易沦为世纪口号。在我国生態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我国生態学（家）的却无所作为，张正春先生就此提出严正批判：“中国的生態学家罔顾现实（生態危机之严重），他们的学术是依然守着自己的领地，在实验、资料和模型之间纸上谈兵、自娱自乐。每年的年会成为他们相互认识和相互吹捧的沙龙，根本不想也无法提出让国家走出生態危机的战略对策。”

因此，只有当国人理解生態学的本质、规律并遵守她们，“共生”生態文明才能从口号转化为可及的目标：公平和公正不仅是代内之间，更是代际之间，也许还需要拓展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生物之间。只有那样，世界各国就能走出政治制度、宗教和经济的种种歧见，“共生”生態文明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就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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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何慧丽，小约翰•柯布. 解构资本全球化霸权，建设后现代生态文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网络优先版）。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

²生态文明”、“和恊”、“共生”以及“全生态共生社会”等理念作为哲学概念，是钱宏先生的思想主张。据他回忆说，从1990年代主持国家“九五”重点工程《国学大师丛书》时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将“中国往何处去”的时代主题，转换提升为“中国何以处世”的哲学命题？最终，他提出把“共生”作为相对于“权利”范式的当代人类认知世界、参与世界的范式背景，并提倡“全球共生”、“共生启蒙”等等。这些概念和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两本着作中：一是《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二是《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³Odum E .P.1997 .Ecology: A Bridge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 Sinauer Associate, Inc.

⁴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译者序，第5页。

⁵张正春先生2013年对中国生态年会做出的评论，题为“生态危机：追问中国生态学家的良心”，见：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408536.html。

作者：王松良，福建农林大学农业生态学教授，全球共生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本文为2014年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嘉义）的主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