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ity is in dire need of a great wisdom from the Creator to lead the way forward!

人类如何走出生态战争的深渊？

——读植物学家蒋高明姐妹文有感

蒋高明的《人类农业已走向了邪路》和《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姐妹文太棒了。

尤其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情势下，蒋文澄清了多方面的问题：今天，地球上的所谓生态失衡——水、空气、土地、微生物、动植物及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主要是人类对人类、人类对动物、植物、昆虫、微生物，借助所谓科技工具发动各种各样的生态战争，以及大自然报复性的生态战争造成的后果！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不揣冒昧地提醒讲生态的朋友：一定要搞清楚，地球上大部分战争，本质上属于生态战争－－强势生态族群对弱势生态族群空间资源的侵害而多数弱势族群又反噬包操少数强势族群。这种情况，不仅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各种导致所谓治乱循环的生态战争，也包括人类与动植物特别是微生物成批灭活的生态战争！

这次新冠病毒与人类的战争，就是最好的活生生的例证和警示（参阅《一切战争都是生态之争——关于战争奖励机制的思考和终极因应之道》；《怎么办？新冠大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生态大战－－不要再抽国计民生的血！》），请原谅我就不去重复世卫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定时公布的各种各样相互关联的灾难数据了！

正如讲生态需要注意到灭活性的生态战争一样，讲“绿色”的朋友也要当心。我们知道，太阳光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我们的地球也是“七色星球”，所谓生物多样性即蕴含在生生不息的七色地球之中。可见，单一讲“绿色”或“蓝色”，也未必都好，讲地上植被、讲环保，当然“绿色”“蓝色”为好，但水中，绿澡、蓝藻类如果大量繁殖，就是水污染乃至水生物生态的破坏。

植物学家蒋高明的杰作，是对《共生菌如是说：人类文明止步，自然需要安宁》和《“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以球为本，共生为用——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最全面最权威的注释！

蒋高明富有哲学思维与慈悲情怀地明确指出，人类走向自我毁灭深渊的原因：“因为科学，所以可放心地食用；因为科学，可以没有智慧。”从蒋高明列举的“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表现”中，我们不难发现，资本驱动下的科技发展——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只要资本驱动的科技与利益偏袒的权力坑瀣一气，照样不仅会加激官本位带来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而且会导致整个人类的异化（马克思），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内维茨）。

尽管技术进步、迭代、革命，可望促进人类经济从高成本的“碳基文明”的存量发展，到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硅基文明”的增量发展，甚至或多或少会触动各国社会结构的调整，制度（体制机制）设置的路径（功能）改变，也会改变竞争思维的某些路径（谋略），但是，如果这种结构调整和路径改变，依旧是与利益偏袒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某些个体或共同体（利益集团）假公济私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结合在一起，而缺乏具有历史动力学（Dynamics）与社会恊和学（Synergetics）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特质的共生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再选择（调整结构和改变路径）的方向性内驱力量，加以价值定位和规范，人类今天沾沾自喜的工商文明的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趋势，非但不能促成“零关税、零壁垒、零歧视”趋零边际成本世界秩序的出现，反而可能成为一个走向文明异化、生态冲突的高成本高代价的“共灭链”。人类再不着眼解决诸般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潘基文），将随时可能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及其工具（科技、人文、宗教、强权组织、生化核武、生物AI、奢侈浪费、特权惰性）反噬。

缺乏共生哲学内驱力量，正是当前缺乏“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孙立平）而人们普遍处于身心灵亚健康状况的根由。所以，蒋高明姐妹文，也是对《放下“孰公孰私”背负，中国企业方能恢复正常——改变权力与资本、科技坑瀣一气的制度设置势在必行》揭示的情况的最好注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我们讲“生态文明统领”时，同时跟进“共生思想为魂”，进而用共生价值观为人类现行一切“硬道理”导航——重估一切价值取向！

所以，讲“生态”必须用“文明”作为后缀，加以限制；而且，必须注入“共生”的灵魂，加以规范！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者，精英不是草根的主宰者，大人不是儿童的主宰者，会算善斗解决不了今天的诸般“全球性问题”。所以，必须从哲学，亦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克服“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个体或共同体以自己为中心将他者（她、它、祂）求同存异地纳入“差序格局”——在内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的自我优越感，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与整个地球生灵共生，从而走出生態战争的深渊。

所以，我们要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的“联合国改革”，并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提出三项建言：第一，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和“21世纪四大挑战”为导向的超地缘、超主权、超文明共识：地球为体，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第二，颁布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后又一划时代的《全球共生宣言》，以良智、文明、共生，整合自由、平等、博爱与民有、民治、民享价值观，并启动《全球共生公约》的起草工作；第三，扩充“托管理事会”功能，提升“人权理事会”规格，合并更名为“全球共生理事会”（UN Global Symbiosism Council），并启动“全球共生基金会”的筹备工作。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共生理事会的组织构成，不再仅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利专事处理“全球性问题”，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三大冲突，逐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现代世界秩序。

孞烎2020年7月18日于溫哥華Richm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