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事务 – 全球共生研究院 http://symbiosism.com.cn Symbiosism for Institute Fri, 26 Dec 2025 23:20:08 +0000 zh-Hans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6.9.4 http://symbiosism.com.cn/wp-content/uploads/2019/04/cropped-001372b171a50cba64ac02-1-32x32.jpg 全球事务 – 全球共生研究院 http://symbiosism.com.cn 32 32 世界新格局的黎明 ——俄乌春季战争是“镜”也是“灯”！ http://symbiosism.com.cn/6790.html http://symbiosism.com.cn/6790.html#comments Tue, 22 Mar 2022 13:15:00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6790 世界新格局的黎明

——俄乌春季战争是“镜”也是“灯”！

 

钱  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NADA）学术委员会主席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学术委员

 

题记：俄乌春季战争，改变了国际社会，进而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将改写人类编年史。值此至暗黎明之际，一切营营苟苟的自我盘算、谋略、布局、观望（躺平）及背后的思维定势，都将只会误己、误人、误国、误世而毫无价值！

 

 

毫无疑问，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几乎吸引了所有地球公民的眼睛，牵挂着每个有生命的个人的心。那么，如何看待俄乌战争便成为一个时代性问题？

 

这里简单说说“俄乌战争面面观”，怎么观？

 

你可以从军事、政治、经济、金融观，也可以从科技、人文、历史、社会未来观，于是，有人观到了“施季里茨式”的普京，何以成了“泥足巨人”“纸老虎”，观到了“瓦西里式”的泽连斯基，反而成了重塑乌克兰民族精神的英雄；有人观到了战事一起，德日重整军备的贸易，观到了战后俄乌重建数以千亿计的商机、中美欧俄修复与纠结的国际关系，还观到“给中国上演了一场生动的未来演示动画剧”……

 

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观者持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我看重的是何兆武式的富有历史感的哲学观者。

 

你是一个中国公民，从2月21日普京的万言电视讲话－－祭出杜金“欧亚主义”，不难让你观见当年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下，继1932搞的伪满州国（相当于伪克里米亚国）后，1935年搞出华北五首自治（相当于顿-卢自治）的花招。

 

你是一个世界公民，从2月24日俄罗斯悍然入侵拥有4500万人的乌克兰发起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中，很容易观见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瓜分波兰后，CCCP又借口芬兰离列宁格勒太近，让它与德国之间没有战略缓冲地因而“没有安全感”，于同年底以大军碾压之势对仅350万人的芬兰，发动的史称“冬季战争”的模式，并得出俄军必败的结论－－请允许我据此对俄乌之战，称之为“春季战争”。

 

老话说“悲剧是冬季的神话，喜剧是春季的神话”，无论是悲剧喜剧，还是悲喜剧？都取决于观者的屁股坐在哪？

 

但是，观者入不入戏，如何站队，其实并不重要，有道是“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世界，已经改变！昔日的日本以及德国已然融入国际社会，而CCCP解体后的主体俄联邦亦开始融入国际社会的艰难历程，今天台海此岸的PRC已经GDP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彼岸的ROC人民幸福指数排世界第26位、人均GDP已达2.84万$，今天的芬兰，幸福指数是全球之最，正在受苦受难的乌克兰人民，明天也会更好！

 

设若你是一个共生学人（Symbioscholar），观到了什么？我本人观到的是：这场俄乌“春季战争”，正在改变国际社会，也超越了东西方国家“地缘政治”陈旧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将“天缘政治”（马斯克星链等不仅提供高维的通信环境，而且单挑普京的核威胁看）、“人缘政治”（从世界各地人们慷然经援技援乌克兰中看）引入国际社会，进而可能完全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

 

此番“俄-乌春季战争”，不仅宣告了核平衡的时代（所谓制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核威慑立国或不劳而获）将成为过去，真正以“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康德）为历史标志，载入人类史、地球生灵史（参看3月8日综述的《关于“春季战争”的纵深思考——人类亟需本自造物主的大成智慧引领向前》，http://symbiosism.com.cn/6755.html）！

 

“春季战争”已经发生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出于什么根据（如情报错误）发生的，也不是谁输谁赢，甚至不是战后废墟中乌克兰如何重建？乌克兰已经实现灵魂、心智和国体上的救赎，赢得国际社会的敬重，哪怕大批人民成为战争难民、城镇沦为废墟，战场上取得对俄胜利并重建乌克兰是迟早的事情。人类并稀不缺重建自己家园的经验，稀缺的还是，如何非排他地——即“你我他”全人称地live and let live？

 

这就需要改变思维定势。就当事方来看，面对乌克兰人民强烈抵抗和越来越深的敌意，即使达成乌克兰中立化的“谈判目标”，莫斯科当局也不太可能在乌克兰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或亲俄领导阶层。而普京总统越是将乌战视为“输不起的战争”，他越是担心全世界都把他的团队当成“法西斯”，因而越是期望以“铁腕，铁血”赢得“春季战争”的胜利，他就越是将俄罗斯朝着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彻底失败而“去俄罗斯化”“去国家化”，乃至“去国际化”的方向飞奔！

 

同时，国际社会也要反思，倘若俄罗斯因国际社会全面制裁，陷入这样断活路的“无间道”，那么必须想到“不给别人活路的同時，也就堵死了自己的活路”。所以，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已经摆在国际社会面前：谁来救救俄罗斯？谁来救救欧亚旧大陆？谁来救救被过往思维定势捆绑的当代人类的灵魂？

 

国际社会更应意识到，在生态文明全球化趋势背景下，居然发生这样规模的侵略与反侵略、以及制裁与反制裁，这样大的反差，给人们精神上、心智上、思维方式上带来的猛烈冲击波，将可能引发也亟需我们当代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革命性改变。

 

坦率地说，我并不反对为了制止战火，国际社会对战争发动方的俄罗斯实施“制裁”或“全面制裁”，但是，若问我为什么为战争发动方的俄罗斯担心？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拥有1.4亿人、纵横经纬170×40余度，横跨欧亚大陆、连接两洋（北冰洋、太平洋）四海（黑海、波罗的海、白令、日本海）的俄罗斯，真有精神、心智、思维方式上的问题，而且因为其错误而遭受毁灭性制裁，势必会影响和拖累相邻国家及整个世界！

 

再者说，俄罗斯领导人并不怕国际社会的制裁。改制后俄罗斯不象中国大陆，一是有基本的现代政治文明机制（起码不需国家财政超负荷供养任何“官阶大一统”的政党）；二是俄罗斯城乡居民每家都有一块土地（种粮食养奶牛）、一辆汽车（不缺油）、一个木质别墅（遮风雨），少数寡头的作为对普通国民生活影响不大；三是免费医疗、教育、养老制度（世界银行报告）。2001、2009年我两度在俄罗斯考察发现，这是一个真正超稳定的国家。

 

如果俄罗斯真的因制裁而不好，国际社会能好得了吗？而且，象普京这种因误判国际社会担心风险避免介入而绥靖，就可以对看上去“软弱无能”者进行随意凌辱，结果酿成连同自己在内的世界性惨剧、悲剧，过去发生过，当下正在发生，将来还会发生！

 

所以，我们当代人，必须改变国际关系的思维定式，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思维定势！包括：将世界划分为“西方”“东方”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闭环思维定势，自我膨胀的升降赶超思维定势（含修昔底德陷阱），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绥靖主义（抛弃牺牲弱小安抚强盗劫贼而苟且偷安）思维定势，合纵连横火中取栗的机遇主义权谋思维定势，农商文明扩张土地（资源和人口）的思维定势，工商文明巿场自由与政府管控钟摆思维定势，企图将一国内一集团内矛盾（多半由特权与内外资本勾连勾兑引发）向外转化的民族国家本位主义、官粹主义、民粹主义、寡头主义（含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左派右派”）的思维定势，强者为所欲为出尔反尔谎言重复千遍即真理的思维定势……

 

在这里，我特别要劝国际关系学家和各国政治家们，不要再把“国际社会”，简化为“东方国家”“西方国家”。因为正是二战后联合国及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出现，让我们渐渐看到由有生命的个体与共同体（社区、企业、政府、社会组织）构成的“世界社会形态”（钱学森1992,参看《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Embrace An Era of Symbiosism in the World Community，刊《新世界时报》News World Times，2007），乃至“国际社会共生体（Symbiont）”的存在，才让我们通过这场春季战争，看到“天缘政治”“人缘政治”“生态政治”世界新格局的出现。

 

诚然，世界格局的改变，必将改变我们当代人的利益观、权能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请看一张图片《图书馆废墟里的读书人》：1940年伦敦遭遇大轰炸，图书馆废墟里的读书人还在，这个世界的文明火种就还在。善于学习和读书，是资源成本最低而效用最高的心智行为。

 

 

“图书馆废墟里的读书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最震撼人心之处，在于保留文明火种背后的价值观和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不同价值取向，决定和改变我们对同一件事情——哪怕是最糟烂的事情——的意涵与发展方向！

 

再请看看电影《血战钢锯岭》（hacksaw）中另一个画面：德斯蒙德·道斯展示了一个比虚幻更加奇幻的真相——在生命的惨烈战火中，手无寸铁的道斯，凭一己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向死而生，救出了75个伤残将士！而且，不仅是美军士兵，还有日军士兵！

 

道斯的思维方式很简单：“当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我想一点一点把它拼凑起来，这总归不是什么坏事！”

 

也正是自1215年“贵族反抗不受约束的王权”的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不同——不是无休止的成王败寇“取而代之”，而通过法律约定、约束——英国才成为现代政治文明以及后续的世界工商文明（相对农商文明）发祥地。

 

这一思维方式及价值观，让人类取得的最高政治成果，是《权利法案》（全称《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An Act Declaring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the Subject and Settling the Succession of the Crown，1689）、《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1648）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

 

但是，二战至当下，工商文明及其政治格局，成为包括亚、非、拉、大、欧美在内的国际社会通则后，又遭遇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遭遇（化石能源）增长、（生化核武）对抗、（IT-AI）施恶操控三大极限的挑战；一是遭遇非自由市场的农商文明（依然以土地、自然资源、人口占有为优势）国家对工商文明价值规则的挑战。

 

无论是三大极限的挑战，还是价值规则的挑战，都不可能在现行价值阈值及其工商文明的生活方式内得到解决，而必须升维到全息共生思维，及其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才能加以化解（参见“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形成的《共生宣言》Declaration of Symbiosism，2012）。

 

善于发挥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而全息共生，才是资源成最低而幸福快乐度最高的心智行为！

战争，是人类斗争思维的极端表现。这种极端表现有一个极限，就是战争双方或诸方不至于全体同归于尽，如果突破这个极限，人类这个物种甚至连带所有地球生灵，都将无分强弱化归乌有（归零）。所以，战争的创伤，对人的身心灵的创伤，还在战争进行时，就得有人来抚平。

 

当身边所有的人都对德斯蒙德·道斯既要参军，又不肯碰杀人武器，还坚持要上杀人前线救人的行为难以理解时，他对受连长之托来劝说自己的爱人多萝西·舒特说：“如果我不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多萝西·舒特告诉他：“我爱上你，就是因为你与众不同。”

 

 

人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在平常和极端条件下，成就和恢复为一个神奇的共生世界？

 

共生世界决不是仅仅靠做和事佬、乖巧儿与虔诚的祈祷能够达成的。五岳散人（姚博）十二年前对我说：在这个世界走到今天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没有什么比达成共生的共识更有利的事情了。这话不是弱者说给强者的哀求，而是精神强大者主动伸出的手。

 

有道是，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战争总是要结束的。俄乌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和亲戚，那么，不管这场牵动世界人心的俄乌战争，以什么方式进行，双方付出代价如何，有没有输赢，是双赢双输？最最重要的是它将以什么方式结束？这才是战后重建并继续共处蓝天白日下的地球生灵当代人类值得期待的！

 

今天，在俄乌战争中，我看到作为弱势且矮小个子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仅成为乌克兰人民坚强反抗侵略维护主权、自由、尊严赢得国际社会同情和敬重的戏精式超英的精神象征，而且能够向强者普京主动伸出和谈、和解、和平的手，这不正是体现出了俄乌春季战争将可望改变世界格局的共生思维的价值取向吗？

 

那么，在新的世界格局条件下，战后俄乌关系如何定位？我想乌克兰也不是以什么“中立不中立”来定位自己，而是：如何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联系国际社会的纽带与桥梁？只要这个问题有解，随着俄乌终战，这片大地上就将出现从地缘政治冲突迈向共生政治格局的历史契机！这是国际社会应当重视和欢迎的态势！

 

最后，我以“拥枪”为例，说一下共生效应。“枪”本该是个自我防卫的工具，但在被强权碾压与侮辱的过程中，人们应不应从猎物变成了猎人？而无论强弱，有理无理，合情不合情，又如何成为灵魂的自我救赎者开创新的生活方式？我在2月22日《就三件可能改变历史的大事件答客问》中讲到：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梁山好汉的故事，讲到后面她就特别惋惜和生气。朝廷和宋江达成协议，让梁山好汉放下武器归降的结果是，先让梁山好汉去征方腊，然后在剿匪庆功宴上，自以为征方腊有功可得个一官半职的梁山好汉们，被下毒药，一命呜呼，死得好可怜啊（唯武松一人逃脱）！

 

由此观之，如果美国民众放弃宪法第二修正案中规定的拥枪权，结果会是什么？那就是任由资本（包括外来资本）和权力勾兑，侵占国民生产生活资源资料（特别是土地）。最典型的案例，是电影《哈里之战》中，文弱的哈里与调动军队配合保险公司侵占其外婆的收藏品的战斗，现实版是发生在2014年内华达州“邦迪武装民兵维权故事”，告诉美国民众：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先哲们留下的无价之宝，如果内华达牛仔们没枪，邦迪一家的后半辈子只有去华盛顿上访了。

 

 

 1994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常承诺乌克兰销毁核武器及陆基洲际导弹发射井，还不到三十年，乌克兰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在俄罗斯联邦（UN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武力和诡诈兼并中，变成另四常可以讨论的问题了，这件事的后果，不仅再次表明战火中诞生UN及其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一票否决制）无效和设置不合理，亟需改变，而且，挑战了整个人类以主权国家为构架的世界秩序的基础——诚孞契约，让所有国家失去“全球共生”的生存安全感、思维方式的历史感和价值取向的方向感。

 

那么，将这样的心智行为提升拓展为自觉的Action，升华到哲学的极致，就是共生大智慧，就是顺应时代潮流而生并引领我们一道解决时代性问题之钥－－Symbiosism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

 

所以，国际社会亟需直面当代全球性问题——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科技、人文）——的哲学对话，“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社会亟需组建“UN全球共生理事会”UN Global Council for Symbiosisism，制定《全球共生公约》Global Convention on Symbiosism，发布《全球共生宣言》Global Symbiosism Declaration。

 

为了鼓励世界新格局的行为典范，我建议，联合国設立“全球共生绅士奖”The Global Symbiosism Gentleman Award，第一个奖应頒给凭借星链网点AI服务一己之力制止任何国家级核讹诈的Elon Musk，第二是发明Peer-to-Peer IT去中心约定区块链技术联结全世界的Satoshi Nakamoto，第三个应是看似软弱却能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春季战争”中不怕牺牲挺身而出引发世界格局改变的О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еленський夫婦。

 

 

我们一切应改变之运而生的必要的组织架构和组织行为展现的权能、权责、权利，是不是以共生（Symbiosism）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当代人一个“to be or not to be”式的问题！也许，应该将To be or not to be之灵魂生死存灭问题（王子），具体通俗化为更有震撼人心的感性力量：To live or not live的“活与不活”问题（平民）！这是10年前为《原徳：大国哲学》一书作的自序《从王子之问，到农夫之问》中提出的问题，如今，只好再问一次！

 

 

总之，人类已进入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黎明，亟需源自造物主的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Humanity has entered the dawn of another great historical change and is in dire need of a great wisdom from the Creator to lead the way forward!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创造当代历史，需要思想范式的转移。我们当代人注定要自己创造新的范式，因为我们不能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华夏中心主义）中寻找当代生命价值的所在！ 

 

All history is a product of human thoughts.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requires a paradigm shift. We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are destined to create a new paradigm because the existing paradigms of (Western centrism, Eastern mysticism, Chinese centrism) cannot uncover the current value of life existency.  

 

全人类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孞烎2022年3月20日于Vancouver

 

 

]]> http://symbiosism.com.cn/6790.html/feed 5 关于“春季战争”的纵深思考 http://symbiosism.com.cn/6755.html http://symbiosism.com.cn/6755.html#comments Tue, 08 Mar 2022 11:17:45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6755 关于“春季战争”的纵深思考

——人类亟需本自造物主的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钱  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NADA）学术委员会主席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学术委员

 

所有精神铁链枷锁，都是心魔心障，心智（mind）未开，智慧担当不够，因而让自己也让别人陷入邪恶（evil），陷入求同灭异的无间道，于是无尽无休的权谋冲突疾苦灾祸，不可避免！

 

All spiritual chains are shackles of inner demons and psychological barriers, neither open minded, nor having enough wisdom, which will let not only yourself but also others fall into evil and impasse, so endless conspiracy conflicts, sufferings and disasters are inevitable!

 

如何做到所有生灵live and let live，道不同亦相与谋？是当今时代的哲学大课题，也是有生命的个人必修课，今昔展望去魔障，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叫：共生。或者说：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How to make all living beings live and let li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also cooperate each other? It is a major philosophical subject in today’s era, and it is also a required course for living individuals. Looking back and present clearing-off the demon barrier, this is a new way: it is called symbiosism .or say: Respect differences while reserving similarities, live symbiotically on inter-paths！（Translator：Austin Huang、Puyang）

 

——《惟共生，让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

 

 

一、从生态战争到生态文明的分析框架

二、一根筋智障

三、假借羊皮放纵狼狗的强盗逻辑

四、验证共生真理的临界点到了

五、从“俄罗斯化”到“去国家化”历史节点

六、非共生理路的“地缘政治复兴计划”的终结

 

公元2022年2月24号获知，俄21日纵容并承认乌克兰两个地区为主权国家之后，以保护俄罗斯族裔名义对乌克兰采取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正式入侵乌克兰的消息，当时的直觉告诉我：2022年的乌克兰不可能比不上1939年苏联入侵下的芬兰，俄军必败！

 

历史资料：曾几何时，苏联以芬兰威胁到列宁格勒的安危为由，持续以谈判、威胁或尝试颠覆芬兰政府的方式，来解决其边界问题。芬兰则力保独立之成果，持续以外交手段来避免战争。多轮谈判皆无结果，苏联决心武装入侵芬兰。

 

 

抗击苏联入侵保卫战的“民族英雄”Simo Hayha，被苏军士兵称为“白色死神”的芬兰阻击手

 

1939年11月26日，苏联制造“曼尼拉炮击事件”，11月30日，对芬宣战。苏军以20个师45万人、2000辆战车和1000余架作战飞机从四个方向对芬兰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在3天内“解放”芬兰，并且当晚就在芬兰建立起傀儡政府。当时的芬兰，全国人口只有370万人，国防军总数只有3.3万人。芬兰陆军的装备，也只停留在一次大战的水平上。芬兰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苏联高层傲慢地认为芬兰会像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不堪一击，乖乖地归顺于苏联。然而，芬军在力量对比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凭借1927-1939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击战、阵地战、消耗性围歼战和阻击战，让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惨重，对芬军主阵地久攻不克。加上苏联在“大清洗运动”中，大部分军事将领都遭到迫害，“幸运”活着的将领们也根本无心指挥战争。战争一直延续到次年3月,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与芬兰谈判和约。芬兰政府也因弹尽粮绝只得接受苏联的讲和条件。芬兰虽然割让了1/10的领土，但通过战争避免了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一起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作出一些妥协，但基本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在这场史称“冬季战争”（芬兰语Talvisota）中，苏联投入巨大兵力却损失惨重（据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实际在苏芬战争中损失上百万人），国家声誉也受到重大伤害，既未达到原先征服芬兰全境的政治目标，而且因此侵略行径遭受国际联盟（UN前身）的除名。芬兰则不仅保有了自己的主权，还赢得了国际声望。

 

今天，这个英勇不屈富有智慧的芬兰，已经成长为人民“幸福指数”世界首屈一指的伟大国家！

 

为了区别于史称“冬季战争”的“俄-芬战争”，我冒昧地尽量中性地把这次同样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俄-乌战争”，命名为“春季战争”。同时，这样命名也意味着这场战争打不到“夏季”。

 

单纯从军事技术上谈论“春季战争”，并非我所长，但请允许我从近现代生态战争到生态文明的分析框架，对国际社会关系、传统思维和当代价值观念等方面，谈谈“春季战争”开打以来引发的日记式思考（我不打算写成论文的形式），分六个部分，供大家批判。

 

我且剧透一下先，我要说的就一句话：此番“俄-乌春季战争”，将真正以“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康德）为历史标志，载入人类史、地球生灵史！

 

 

一、从生态战争到生态文明的分析框架

 

在讨论“春季战争”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我在2020年1月提出的一个命题：一切战争都是生态之争。文章发表在共生网上（参见《一切战争都是生态之争——关于战争奖励机制的思考和终极因应之道》），在所谓“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我又陆续写了《怎么办？新冠大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生态大战－－不要再抽国计民生的血！》 ，《人类如何走出生态战争的深渊？》等。

 

今天，地球上的所谓生态失衡——水、空气、土地、微生物、动植物及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主要是人类对人类、人类对动物、植物、昆虫、微生物，借助所谓科技工具和人文观念发动各种各样的生态战争，以及大自然报复性的生态战争造成的后果！

 

这就是说，生态战争，不仅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各种导致所谓治乱循环的生态战争，也包括人类与动植物特别是微生物成批灭活的生态战争！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不揣冒昧地提醒讲生态或“生态主义”的朋友：一定要搞清楚，讲“生态”，必须用“文明”作为后缀，加以限制；而且，必须注入“共生”的灵魂，加以规范！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者，精英不是草根的主宰者，大人不是儿童的主宰者，会算善斗解决不了今天的诸般“全球性问题”。所以，必须从哲学上克服“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自我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个体或共同体以自己为中心将他者（她、它、祂）求同存异地纳入“差序格局”——在内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的自我优越感，与“非我族类”的存同尊异，间道共生；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与整个地球生灵共生，从而走出生態战争的深渊。

 

地球上大部分战争，本质上都属于生态战争－－强势生态族群对弱势生态族群空间资源的侵害，而多数弱势族群又反噬包操少数强势族群。包括农耕文明时代历次引发“改朝易姓”政权更迭的农民起义、工商文明中的恶性竞争、“马尔萨斯灾难”和“修昔底德陷阱”，都是生态战争的反映。

 

我们这里讨论的“苏-芬冬季战争”（1939）和“俄-乌春季战争”，自然是典型的生态战争。

 

今天，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走向自我毁灭深渊的原因：权力-资本驱动下的科技发展——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只要资本驱动的科技与利益偏袒的权力坑瀣一气，照样不仅会加激官本位带来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而且会导致整个人类的异化（马克思），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内维茨）。尽管技术进步、迭代、革命，可望促进人类经济从高成本的“碳基文明”的存量发展，到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硅基文明”的增量发展，甚至或多或少会触动各国社会结构的调整，制度（体制机制）设置的路径（功能）改变，也会改变竞争思维的某些路径（谋略）。但是，如果这种结构调整和路径改变，依旧是与利益偏袒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某些个体或共同体（利益集团）假公济私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结合在一起，而缺乏具有历史动力学（Dynamics）与社会恊和学（Synergetics）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特质的共生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再选择（调整结构和改变路径）的方向性内驱力量，加以价值定位和规范，人类今天沾沾自喜的工商文明的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趋势，非但不能促成“零关税、零壁垒、零歧视”趋零边际成本世界秩序的出现，反而可能成为一个走向文明异化、生态冲突的高成本、高代价、高背负的“共灭链”。

 

人类再不着眼解决诸般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潘基文），将随时可能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及其工具（科技、人文、宗教、强权组织、生化核武、生物AI、奢侈浪费、特权惰性）反噬。顺便说一句， 缺乏共生哲学内驱力量，正是当前缺乏“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孙立平）而人们普遍处于身心灵亚健康状况的根由。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我们讲“生态文明统领”时，同时跟进“共生思想为魂”，进而用共生价值观为人类现行一切“硬道理”导航——重估一切价值取向（Revalue everything!）！

 

我这里实际说的是一个“从生态战争，到生态文明”的解释框架。这个解释框架，可能更有利于帮助当代人类走出1648年“光荣革命”（确立贵族、第三等级发展法权，即符合自然正义的“人权”）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独立于教皇、教廷的世俗法权，即符合约定正义的“主权”）以来逐步形成的现行世界秩序的维谷。

 

所谓“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的双核机制，只是“人权”与“主权”破解阶级冲突的“写作业”者，遭遇非阶级斗争传统的东方国家（官民冲突）“抄作业”崛起时，可能引发的人类性“生态战争”。

 

如所谓技术周期、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叠加，将世界推向“囚徒困境”，激发“先行国家”和“后发国家”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所谓“贸易战”“金融战”（包括官民冲突及各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式伙同外权、外资“与民争利”，而引发的内战和外战），都是其表象（没有“唯一根源”）。

 

但是，人类性生态战争，尤其在高科技杀人武器在不同国别已经相当普及的条件下，不同于过去一切“你死我活”胜败、输赢二分法的战争形态之处，在于其有一个对抗（分裂）的极限与一个操纵施恶的极限——即战争双方、多方甚至连同“中立方”一起同归于尽！

 

顺便说一句，事实上，二战结束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就已经超越了人类历史上对战争胜利者“屠城”和“割地赔款”的马尔萨斯式“战争奖励”方式，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生态文明”甚至“共生文明”的价值（参看钱宏《关于政府、国家、教宗、邻居与战争的思考》，刊国务院《经济要参》2015年第23期）。

 

所以，共生法则既是人类性生态战争的底线思维，也是驱动人类超越存量博弈的创新动力机制。

 

只以一颗君王的头颅、一纸契约、一次会议、一项研究的成本，换来的制度改变，史称光荣革命、辛亥革命、天鹅绒革命、宁静革命、科技人文革命！

 

这里的革命是改变生活方式之意，而非革杀生命之意！

 

凡是以革命、继续革命、替天行道、民族优越或威胁之名，行自我轴心之实，并需付出千百万生命为代价的暴力-血腥行径，都会陷入不断“取代和反取代”的恶性权力斗争，而换不来制度性改变，更换不来生活方式创新！

 

所以，我作为中国人，主张重写近代史！世界近代史：1689－2022；中国近代史：1757－2022。

 

俄罗斯沙皇（凯撒）－列宁－勃列日涅夫-普京血腥革命的悲剧，表面是以不断扩张领土，以获得“安全感”，实则是争夺、复兴东罗马（正宗，外加浓重的蒙古东方专制）帝国自我轴心思想作祟！以第二、第三“神圣罗马帝国”自居的血腥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同样是这种轴心思维的悲剧角色！

 

反之，欧美诸国，哪怕经过了光荣革命、自由理性革命、宪政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亦至今未脱歧视又忌惮双头鹰罗马帝国的心態！对实行了天鹅绒革命的俄罗斯，依旧耿耿于怀。

 

于是，此二元对立争夺正宗轴心的冲突（亨廷顿，1996），根深蒂固，在所难免。这种冲突，不是这样的方式（如拿破仑、希特勒），就是那样的方式（如沙苏俄吞噬周边国家作卫星附属国）此起彼伏地展开！

 

这正是所谓“冷战”与“后冷战”的本质所在。

 

中国只是夹在东西罗马（正宗）帝国轴心与反轴心争斗之间，要么做受气包（1945-1972，从ROC到PRC），要么在冷战两方选边站，经历“两个一边倒”，1949-1961向苏俄一边倒，甘当反美排头兵冲锋陷阵（朝鲜越南战争）完成工业布局，1979-2019向美国一边倒，愿做反苏同盟者韬光养晦官家闷声发财，而后忘乎所以目空一切自我轴心似乎已然可望单挑世界！

 

同时，中国自身官强民弱“治乱循环”的固有矛盾，决定无论从东西罗马（正宗）帝国的争斗冲突中是否得到便宜，都不能改变秦制汉儒绞肉机的制度设定，结果，吾土、吾国、吾民（Our soil, Our country, Our people）总是，落得元代散曲作家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揭示的“兴亡盛衰百姓皆苦”的命运！

 

今天，这三种近代政治生態的存在方式，都走到了自身阈值的临界状態，如何走出轴心时代的思维窠臼，进入共生时代的精神体能？是身处信息化、全球化、生態化的当代人类，不可回避的哲学大课题，也是每个本自具足又非独存而富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个人的时代必修课！

 

对中国而言，首要问题，依旧是解决自身官民冲突问题——一视为仨，存同尊异，开放赋能，间道共生！因而不排除两岸合力重建ROC（擦一擦還是金字招牌，改变污名打压ROC现任领导人蔡英文等愚蠢的失敗的老套路，换下脑筋想想，二十多年前蔡敢于力排众议推动两岸小三通、陆妇台籍、8吋晶圆到大陆投资设厂，今天她说“两岸互不隶属”既是大中华区政治生態的事实，又是作为ROC领导人第一位事实承认PRC的存在，日前出席“蒋经国纪念园区”活动既惹怒民进党老大又让国民党指责蔡“去蒋化”说词失效，这些都是朝着形成两岸政治共识方向迈进的不简单的进步），与美欧一道反推UN改革的可能，也不排除中国人联合起来独创世界第一个实行共生政体的“中華共生國”的可能（参见钱宏《中國：共生崛起》P164，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我的所思所行，是继续三重启蒙，推出已经写了十三年的《新范式：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ABC》，拍摄《共生之光·一千个共生案例App》哲学纪录片，策划《華文之美文冶社藝術展》，发起几个有代表性的中立国家起草《UN全球共生公约》，还有，筹建共生論壇大廈，以及“八大共生博物館群”（http://symbiosism.com.cn/6723.html）。

 

孞烎

2022年2月25日于Vancouver

 

二、一根筋智障

 

“春季战争”开打后的第4天，有段标题为“普京放狠话了”，并被广泛称之为“核讹诈”的视频，无论是真，是假托，还是为其洗地，是形似，还是神似，都充分显示一个事实：掌控着国家机器和核按钮的普京自己，才是普京的敌人。

 

视频中的中文字幕显示，普京为自己对乌克兰人民的蹂躏，似乎找到了一种“严父对待不孝儿”的逻辑，进而有了和教坏不孝儿的外人打一架，且不惜一切代价往死里打，哪怕同归于尽也无所谓！

 

他总结说，他不是历史罪人，他是创造历史！

 

是的，敢于按下毁灭生命的按纽，让造物主发抖吧！能够如此创造历史，创造地球的无人史！这是何等豪迈：“我就是我，我是普京”，顺我者，昌不昌我不管，但逆我者，必亡！

 

共生学人发现，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若有敌人，就是自己！一切与人过不去，都是心智障碍症（多半源自先辈留下的梦魇，比如争夺东西罗马帝国凯撒正统而相互歧视），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鲁迅曾说：“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这种“英伟感”，也可以是由怨恨与雄心产生，当宿怨和雄心交相冲撞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时，就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为了显示其决心信心和强硬，所有与之相悖的信息，都将屏蔽或绝缘，任何理智的权衡都视为“胆小鬼”，让自己处于极度膨胀到足以绑架人民、国家和世界的状态，产生一根筋智障。

 

我要说的是，患有一根筋心智障碍症，被先辈的梦魇吞噬灵魂，而遮蔽共生（Symbiosism）智慧的人，不只是普京，也包括欧美的政客，以及普京式英雄的追随者（无论他是什么身份），稍有不同的是，不过是在气势上，他们不如普京一念之差，就一条路走到黑而已！

 

停留在“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观念中的欧美各国政客，都要反思、反省、反观1996年之后，对待俄罗斯的习惯性歧视和病態排斥政策，欧美政客包括中国的准政客们，完全看不到世行报告显示的，改制后的俄罗斯联邦至2010年多有制度创新的新风貌（参看《原德：大国哲学》P1－75，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我必须说，普京是有问题，但各国当局没有问题吗？当俄-乌战争真的打响后，虽然国际社会义愤填膺纷纷对俄罗斯加以“制裁”，但各国当局“投鼠忌器”不肯对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施以有效止战物资的援助！各国政客们又都在盘算着自己能不能“火中取栗”？甚至或明或暗“首施两端”，龌龊地谋划着战争拖延时间长还是短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如此以往，不排除这场给俄乌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春季战争”，最终酿成世界大战，乃至地球第六次大毁灭的可能！

 

当国际社会经济增长的极限（化石能源使然）、政治对抗的极限（生化核武使然）、操控施恶的极限（AI互联卫通使然）“三大极限重合”，达到其阈值临界状態时，人类真的按照普京“一根筋智障”逻辑走下去，而不能自拔，一切营营苟苟的算计、谋略、观望（躺平），都将毫无意义！人类这种生物，终致沦为后来者（外星生物）嘲笑的遗迹！

 

是故，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们，该关心自己的灵魂了，我相信，你们是有灵魂的！对吗？

 

支持我们创作哲学大公益纪录片《共生之光》的人们，有福了！

 

Archer Hong Qian

2022年2月28日于温哥华

 

三、假借羊皮放纵狼狗的强盗逻辑

 

以侵占鲸吞领土与他国附庸，以获得“安全感”的认同，是什么逻辑及结果？

 

据说，入侵乌克兰战事遭遇困境后，陷入极端情绪中的普京先生，指挥俄军入侵乌克兰，是倘若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俄罗斯将失去战略纵深而没有安全感。

 

这是典型的假借羊皮推销狼狗的强盗逻辑，既不符合历史常识，也不符合地理常识，更无最基本的地缘政治、民族特性知识。恰恰相反，只要看过彼得大帝、叶卡婕琳娜二世传记，就知道，自俄罗斯崛起后，从寻求“出海口”，到“布拉格之春”（1968），从鲸吞整个西伯利亚、海兰泡、海森崴、库页岛，到入侵阿富汗（1979），从来都是欧洲、亚洲对“双头鹰”的领土野心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

 

对于俄罗斯，看看作为世界公民的德国人恩格斯、马克思在1848—1849德国革命后是怎样描述的吧。

 

弗·恩格斯1852年2月于伦敦写道：“……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种族、尤其是这个种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在被俄国每个农民看做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察尔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的真正的驻节地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始终不能安定下来；过去一百五十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独立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而在这方面，波兰人应该受到赞扬，因为波兰人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反映俄罗斯化油画：双头鹰”攻击”(Hyökkäys)芬兰少女、并且撕毁她的法律书籍，作者：爱德华·伊斯托，1899

卡·马克思1853年5月31日在伦敦写道：“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60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

 

这还没有把马恩之后的俄清战争、苏日战争扩张和侵占的东方国家的领土计算在内呢。

 

当然，普京公然侵乌的行为，引发的另一个后果，不只是欧洲北美无条件联结起来了，而且，也让亚洲国家情不自禁地联结起来，一起对付俄罗斯大帝国……且越是如此，就越会促使普京可能不惜一切，除非发生奇迹（比如无论输赢普京亲自嘎然停战谢幕归隐，但俄罗斯仍将向死而生，乌克兰遭受的伤害只能慢慢医治）！

 

在广袤而强大的前苏联及俄罗斯面前，北约只能是个天然防守型军事组织，根本没有主动进攻俄罗斯的能力，再说虽有29个国家的北约的欧洲诸国的民族习性，诸国加起来还不到哈萨克斯坦中亚五国那么大的地域，俄罗斯真的担心“北约东扩”吗？我日前在批评普京的同时，也批评欧美诸国对以东罗马帝国（正宗）继承者自居的俄罗斯存在的防患过度，以致歧视。但从这两天普京加大火力甚至27日发出核威胁的情况看，还要进一步批评并提醒：乌克兰军民抗击侵略的士气让人鼓舞，而“春季战争”的局势却依旧不可乐观。因为，已经被自己的疯狂逼到绝境的普京，与2007年以前一度希望被北约及欧洲接纳的普京（我曾给予过高度评价），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普京，如果说那时的普京，很难让人想象会把手摸向核按纽，那么现在，可谓恼羞成怒的普京，真的不排除要么自杀，要么扔原子弹的可能！

 

也许，全世界包括俄罗斯人，都要做最坏的准备，让自己那些营营苟苟的算计谋略，先搁置起来，想想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躲过一场大劫难吧！

 

孞烎

2022年3月1日于Vancouver

四、验证共生真理的临界点到了

 

妈妈，这不是虚拟世界的画面，这是真的杀人和被人杀！一点也不好玩啊！

 

我的俄罗斯兄弟，你们为什么要越界侵掠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把我们美丽的土地和建筑物，变成你们“特别军事行动”的废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解放”！

 

当扎波罗热核电站起火爆炸的气浪，顺着西南气流刮向东北时，遭遇世界末日审判的人中，你们可以幸免吗？

 

人啊人，不共生，就共死，验证真理的临界点到来了！

 

是什么样的谋略梦魇碾压了你们的灵魂：

 

臭名昭著的泛斯拉夫主义？

 

与西方争凯撒正宗的第四罗东马帝国轴心主义？

 

还是蛙吞日月的俄罗斯军事秩序控制下的欧洲技术中国经济中亚能源之欧亚主义杂货铺？

 

抑或干脆是神机妙算不择手段谋取战略红利的东方机会主义尚黑成功学？

 

可有德有道是：大国无须尚谋略，尽善尽美循智慧！

 

这世界：既不是天人相分，也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天人共生；既不要人我分裂，也不要人我同一，而要人我共生；既不要唯心主义，也不要唯物主义，而是心物共生。

 

 

人类已进入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黎明，亟需源自造物主的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Humanity has entered the dawn of another great historical change and is in dire need of a great wisdom from the Creator to lead the way forward!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创造当代历史，需要思想范式的转移。我们当代人注定要自己创造新的范式，因为我们不能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华夏中心主义）中寻找当代生命价值的所在！

 

All history is a product of human thoughts.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requires a paradigm shift. We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are destined to create a new paradigm because the existing paradigms of (Western centrism, Eastern mysticism, Chinese centrism) cannot uncover the current value of life existency.  

 

人是“追寻可能世界”（In pursuit of possible worlds）的生灵，当代人需要“重估一切价值”（Revalue everything）！让你、我、他（她它祂）全人称地“存同尊异，间道共生”：Live and let live，而不要Evil and let evil！

 

共生、共生、全球共生；和平、和平、永续和平！

 

当下，既然是“不共生就共死，验证真理的临界点到来了！”那么，当下就不是讨论追责和找替罪羊的时候，更不是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的时候，而是如何瞬间制止战争！

 

刚刚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大火已经扑灭。我呼吁，应该给炮火中勇敢扑灭扎波罗热核电站大火的乌克兰消防队员颁发202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全球共生研究院将给乌克兰消防队员“共生绅士奖”！

 

孞烎

2022年3月4日晨于Vancouver

 

五、从“俄罗斯化”到“去国家化”历史节点

 

“春季战争”中，俄军两次暴露的弱点（准备不足、协同不灵、军技老旧）、乌克兰人民反侵略意志、俄乌总统掌控社交媒体动员国力和影响世界舆情的技能悬殊，大大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想。澳大利亚的朋友徐汉京看到了“俄乌战争一定程度加速了国家机制的内部朽烂，总体上来说，起到了暴露国家机制局限性的作用”。

 

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社交媒体”借助卫星通讯登上历史舞台，从“信源”（实时采信）与“信道”（自组传播）上，改变了政府集团控制传统媒体人们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第46任美国总统川普，到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不仅在感知、思维和价值上改变了一国政治生態，也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生態。

 

国家新旧体制转换，是一个现实运动与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双向破茧过程。一战、二战的反战胜利，暴露了以（民族）囯家殖民机制配置区域洲际资源（土地和人民）的问题，导致上一波殖民国家纷纷脱离宗主国运动与自由国家、专制国家两大阵营冷战及两种范式转移，最后促成了上一波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科技、人文、宗教）的经济全球化。

 

但是，今天看来，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相当脆弱，原因在于它依旧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民族（主权）国家秩序的框架内，进行的单向资本（资源）运动，加上很容易产生实行“市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号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贸失衡与政治冲突（权资勾兑下的官民冲突、强弱冲突，放纵与保守的观念冲突），严重威胁着国际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带来了一系列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科技、人文、教宗）的“全球性问题”（UN秘书长），亟需改变。

 

 

正当人们面对这种冲突与“全球性问题”表现出极其无奈之际，泛斯拉夫主义+极端地缘政治的欧亚主义（土地扩张）梦魇引发的“春季战争”，即俄乌热战甚至热核战，很可能在新的全球性反侵略（包括对大自然的侵吞）行为中，形成一种“从生态战争到生态文明”的解决方式：从传统地缘政治扩张的“俄罗斯化”（始自彼得大帝20世纪初），到前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第一次“去俄罗斯化”（“政党国家化”，1917），再到前苏联解体的第二次“去俄罗斯化”（“民族国家去俄罗斯化”，1991），这回是因反“去俄罗斯化”入侵乌克兰遭遇世界性制裁而第三次“去俄罗斯化”（脱离国际社会的“去国家化”，2014-2022年），亦即通过“去国家化制裁”的方式，呈现出全球政治生態的一个历史转捩点，而且，将可能由此导致一波全球性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强化社会的“去国家化运动”。

 

去国家化，就是某些国家被踢出正常国家，自阻并被阻于国际社会生態圈之外，切断与国际社会全方位交往，高筑墙而被迫完全内卷化（如踢出SWIFT、冻结外汇储备、关闭领空、跨国服务轻工断链、IT断联），而“墙外”的国际社会也将继续大大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教宗、人缘、天缘、地缘政治思维阈值，创新并重构全球交往规则与人际、社际、国际、洲际、星际、代际新秩序。

 

所以，全球性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去国家化运动”，绝对不是简单的着眼于民族、教宗、地界、国界（扩张或收缩）的地缘政治复辟，而是基于天地人立体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全球政治共生运动的开始！

 

全球共生运动，是“镜”，也是“灯”，是“存同尊异，间道共生”智慧大潮，每个区域、每个国家、每个组织共同体、每个人，包括北美、欧洲、东亚，都将各自进行与之相适应的结构性调整和改变，“贵潮流而不贵特色”（何兆武），而且“潮流寓于个性（多元）差异之中”。

 

同时，我相信，能够诞生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安德罗波夫的俄罗斯联邦，在被迫“去国家化”过程中，经过内部结构性调整改变后，还将以全新的面貌重返国际社会。

 

鉴于上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去国家化运动”，必然伴随双边、多边谈判为基础的全球化重组，国际社会对于“主权国家”的定义与接纳方式、世贸组织规则、联合国（如果必须存在）建制改革（包括制订《全球共生公约》，发布《全球共生宣言》，组建“全球共生理事会”）、各个国家内部的结构性调整与改变，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议。

 

 

总之，从轴心时代向共生时代的历史跃迁，已然开始！

 

参看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晨星出版社，2018）；SYMBIOSISM：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style《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Oenbook Press,CANADA,2021)；The Symbiosism: a Paradigm shift in UN narrative《共生：联合国叙事的范式转移》（http://symbiosism.com.cn/5898.html）。

 

孞烎

2022年3月5日于Vancouver

 

六、非共生理路的“地缘政治复兴计划”的终结

2022年3月6日于Vancouver

 

Bibel·马太福音第5章第3-10节The Beatitudws《山上宝训》八福，“谦虚的人，有福了”，人及地球众生，乃神造物主，不要做神，不要心刚硬－－越是强大的人，越是有有一颗柔软的心－－只要好生解决人自己造成的地球生灵的非共生问题，即可！

 

看到埃隆·马斯克先生斥巨资奖励“双碳技术创新”，我不得不对我非常敬佩的他，先说一句话：你懂得没有人文的科技是危险的，你也明白没有科技的人文是愚昧的，可是殊不晓：缺乏哲学思维和价值的科技与人文，依然是没有方向感，没有灵魂的Flight。

 

生死存灭，以小见大。有人再次提到2013年复旦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林森浩毒杀同学、2018年加拿大皇后大学高分子化学博士王某毒杀他人未遂案（还有1991年震惊世界的“卢刚事件”），指出：“再高的学历，也难以洗白内心的愚昧”。

 

我想，如果把这个判断，改为“再高的职位，也难以管控缺德的冲动”，同样恰当——都是漠视生命同归于尽的非共生理路。

 

普京2月21日发布的“复兴俄罗斯荣光计划”电视讲话，痛斥俄共（布）建立的苏维埃联盟体制，以及西方的搅局添乱，把昨日光荣的俄罗斯搞得一团糟，只有他普京才能清理掉共产党和西方造成的The Augean Stables（奥吉亚斯粪坑），复兴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往日荣光，而解决所谓“北约东扩”造成的乌克兰危机，只不过是复兴俄罗斯荣光的起点（暗示将有众多的所谓主权国家的人民和土地被顺理成章地兼并统一或成为俄罗斯联邦的附庸或卫星国）。

 

这是一个全球化重组时代出现的“非共生理路”的注定要失败的“地缘强权政治复兴计划”。

 

支撑普京“地缘强权政治复兴计划”的逻辑理路和立场起点的，是以“普京的大脑”著称的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民族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е́льевич Ду́гин，据说会讲10种外语）振振有词的欧亚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东罗马（正宗）-蒙古帝国梦魇的大杂烩！

 

其实，杜金-普京俄罗斯地缘强权政治复兴计划，不过是陷入了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中嘲讽的历史循环现象，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种梦魇循环，是一种魔咒，在东西方历史上都不新鲜。在东方，有王莽恢复三代制度、杨广造运河征高句丽、董仲舒-成吉斯汗-康有为-“样板戏解放全人类”的大同世界；在西方，有路易·波拿巴，他们都是借亡灵（凯撒、秦皇）来支撑自信，或干脆就是披着羊皮放纵狼狗的皮影戏（shadow play）。

 

鉴于位居高位而被梦魇魔咒压迫灵魂而自我膨胀上演现实版皮影戏的人，必如路易·波拿巴般让法国一度遭遇了去国家化，王莽、杨广般遭遇去政权身败名裂，累及生灵涂炭的命运！

 

身处全球化重组当口的PRC吾土、吾民（Our land、Our people）当国者们，凭直觉判断就理当审时度势，悬崖勒马，坚决与杜金-普京的俄罗斯复兴计划切割（无论战场输赢都已经失败了），才能避免成为被普京绑架的命运共同体才对啊！

 

我再说一遍：杜金-普京的欧亚主义，骨子里仍是臭名昭著的神秘的泛斯拉夫主义+东罗马（正宗）-蒙古帝国梦魇作怪！而且，可能还受到Anglo-Saxon人的诱惑——公元5世纪初，一群说着日耳曼语的Anglo-Saxon人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原住民凯尔特族人，成为不列颠群岛的新主人。一千年后，这些Anglo-Saxon人来到北美，消灭了百分之九十的印第安人；1788年，他们又去了澳大利亚，从此当地原住民基本消失；最后他们去了新西兰，灭绝了当地的毛利人（此资讯由冯胜平提供）——甚至更古老的Lucy（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灭绝地球90%的物种及其他物种的诱惑！

 

在有生命的个人（历史）及其养育生命的土地（利益）面前，无论基于逻辑的理由，还是基于立场的站队，抑或某某输赢得失营营苟苟的布局算计谋略，凡为其侵占行为（表演或看客）辩解欢呼者，都是蒙蔽心智道德的愚蠢的强权乏走狗行径。

 

超越核武时代的全球化重组时代（IT-WTO-生物AI），不共生就共死，没有唯一的“最后的斗争”胜利者！（请看Archer Hong Qian《SYMBIOSISM ·共生：一种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Onebook Press，CANADA，2021）。

 

然而，让人惊愕不已的是，饱受列强入侵之苦又名为CCP统治的PRC故园内外，为普京“复兴计划”的实施（从吞并乌克兰起始）欢呼者大有人在，甚至有喝正宗洋墨水的某博士超逻辑超人性欢呼“希望乌克兰人死得越多越好，对我们越有利……”，谁是“我们”？真不知是高级黑，还是真的蠢货！

 

尽管有人评价说：“当了博士，如果没有人性，依然是人渣和恶魔！”但依旧大有人在，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与世界又一次际遇To be or not to be生死存灭的两可问题！

 

是故，当今世界，悠悠万事，惟此为大：SYMBIOSISM·共生！

 

孞烎

2022年3月7日集束于Vancouver

 

 

 

 

]]> http://symbiosism.com.cn/6755.html/feed 3 Trump总统的三大政治遗产（理念和领导力）——写于川普第一任总统离任日 http://symbiosism.com.cn/5659.html http://symbiosism.com.cn/5659.html#comments Wed, 20 Jan 2021 20:33:36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5659  Trump总统的三大政治遗产（理念与领导力）

 

——写于川普第一任总统离任日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2020年1月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和其他人一样，看到听到的，都是丑化川普的资訊和漫畫！

 

2020年1月19日偶然到了北美，什麼信息都不缺，判斷在自己，偉大或是渺小不与个人利益立场关联性为据，而是看当地人的感受，我只看以下三点：“美国国内事务”、“国际社会和世界事务”、“全球化重组”，川普先生做了什么。

 

第一、美国社会国内事务：川普倡导“美国优先”（或MAGA）内涵是，不只是美国政府而且是各国政府，都首先要对本国社会和社区人民好，并且落实在政策实践毫不动摇，特别是他的减税政策（中国语境叫“轻徭薄赋”），得到美國婦女，尤其是有孩子的婦女、平民勞動者（红脖子）和中产阶级这些不会写文章、不会绘画、更不会操作投票机偷窃选票和不能操纵國家機器程序确认窃选结果的往昔無人關心的美国的沉默大多數的衷心欢迎，这就是偉大——孩子、妇女、勞工再怎麼卑微（他們在政治斗争中也確實沒什麼用，除非革命起義）,但却代表著人类的未來和生活的希望，改变了“穷人富人二元对立”而指向特权操纵的社会再平衡认知——从追求结果公平到追求起点、机会公平！

 

第二，国际社会和世界事务：就是川普做美国总统的四年，猛一回望，人们发现，过去动不动就荼毒平民、让士兵当炮灰的战争，恐怖袭击爆炸几乎消声匿迹了——国别（民族）之争的本质，实际上是不同国家的权力-资本精英代理人绑架本国人民之争——作为政治素人的川普总统，他不是利益团伙的精英代理人，他甚至不与之同流合污（先富起来的他，一再强调他本来没有从政的诉求），当然也就不存在要用战争的极端方式解决国别冲突中的精英代理人矛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由此得罪了所有国家甚至盟国敌国的利益团伙及其精英代理人）——他的方式是，有话好好说，坐下来谈，谈不好宁可用经济制裁也不打仗，然后接着谈，谈好了签约并诚信履行，于是，以色列与中东四国签下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和平协议，塞尔维亚与斯洛文尼亚再也不谈谁统一谁化干戈为玉帛了，朝鲜核试验停止了，ISIS真的销声匿了，伦敦、巴黎太平了，还有中美各国政府对本国难民、非法移民负起了责任，避免了国与国之间、非法移民难民（部分犯罪行为，如贩毒吸毒强奸卖淫）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从而开创了世界和平的新方法、新篇章！

 

第三，全球化重组：有鉴于WTO自由贸易互惠原则（任何成员在给予其他成员优惠待遇的同时，也享有其他成员给予的同等优惠待遇，却没有“双边对等关税原则”造成“经济全球化”规则漏洞）陷入罗德里克三元悖论（全球自由贸易、国家主权和民主人权三者不可兼得）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川普总统以《谈判艺术》锚定双边或多边谈判，在保持买卖公平的前提下，实现基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趋势的零关税、零壁垒、零歧视三零规则的全球化重组，以改变现行“经济全球化”在政府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面前束手无策的局面，美墨加自由贸易恊议的签署，只是刚刚开始（其不足是对第三国转口贸易缺乏关税要求，可能是个漏洞），如此这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谈下去，最后的结果，将是一个全新的全球化路线——全球共生主义……

 

但是，Trumpism & Trumpnomics=有信仰的平民自组织主义+世界和平+全球化重组，必然与精英代理人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表现为政府重商主义）发生冲突！

 

川普的伟大，在于他富有傻子般的发心、圣人般的智慧和骑士般的勇气，知难而进，而且成就卓著，示范性地开启了重建世界秩序之路！

 

不管川普个人有怎样的缺点（确实政治上不成熟，不够“老政客”，比如发推文太多，任性，急躁，动辄退群，大嘴巴乱开玩笑），但是，如何对待川普的三大政治遗产，考验着作为灯塔之国接下来掌控者们的智慧、勇气和担当！

 

当然，成为美国平民后的川普先生，接下来是选择自己安宁享受富贵生活，还是重新组党和创建媒体继续宣传Trumpism & Trumpnomics？甚至2024年第二次竞选美国总统……这都是他的权利，更无可厚非，他该为美国和世界尽的职责，已经尽过了——至少作出了艰难而明确的示范！

 

我本人期待他2024年的回归，将他开创的未竟事业——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进行到底！

 

参看文献：
《Trumpism=SG2——化解人类“分裂-对立-冲突”及“美国百年挑战”因应之道！》（2020.11.7，Vancouver）

 

《谈谈Trumpnomics 10大亮点及2020美国大选和第4权力——川普经济学绝非“逆全球化”，而是要“重组全球化”》（2020.11.9，Vancouver）

 

《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上）》


《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下）》

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下）

又，《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全文分别刊载于2018年9月《经济要参》和《战略与管理》2019年1/2合辑

 

《建立新范式，重构全球化的哲学基础——由Populism和Elitism中文翻译引发的讨论》（2020.4.23,Vancouver）

建立新范式重构全球化的哲学基础——由Populism和Elitism中文翻译引发的讨论

 

孞烎2021.1.20晨记于Vancouver

]]> http://symbiosism.com.cn/5659.html/feed 3 谈谈Trumpnomics10大亮点及2020美国大选和第4权力 http://symbiosism.com.cn/4354.html http://symbiosism.com.cn/4354.html#comments Tue, 10 Nov 2020 06:25:19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4354 谈谈Trumpnomics10大亮点及2020美国大选和第4权力

 

——川普经济学绝非“逆全球化”，而是要“重组全球化”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我先声明，我不站队，只是同情这位个人赚了钱又担任公职的可怜政治素人，想为“We the people”做点事，却让人感觉他象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都想吃了他……而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日前，我在共生网发表了一篇《Trumpism=SG2——化解人类“分裂-对立-冲突”及“美国百年挑战”因应之道！》（http://symbiosism.com.cn/4347.html）。

 

我使用了Trumpism（川普主义）这个概念，并提出T=SG2公式。我写Trumpism川普主义的真正用意，这不只是为了美国经济的重组，而且在于世界秩序的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全球化重组，以便构建一个“可能没有Trump的Trumpism”的价值理性、伦理、爱与美的回归。

 

T=SG2，即川普主义=自组织权利价值观*全球化重组的平方。由T=SG2，派生出Trumpnomics（川普经济学）概念。

这里的T=SG2，分别：

 

T：Trumpism，川普主义

 

S:Self-organization，自组织权利价值观

 

G:Globalization reorganization2，全球化重组

 

Trumpism=Self-organization right values × Globalization reorganization2

 

基于共生（Symbiosism）哲学——一切生命活体都是富有精神体能及其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存在——理念，这个公式中，“自组织权利”概念，可与“自由权利”概念互通，而在解析各经济社会活体运行情况时，更能具体到每个生命个体活体和群体活体的观察结果。

 

这里“平方”之意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于价值观共约的国际双边、三边或以上恊商合作，构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平的世界，构成新的全球化共生重组（参看约翰·罗杰关于Multilateralism的定义“根据普遍的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以上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可见世界对川普的误解有多深）。

 

我们对川普3年8个多月来的政策承兑（承诺兑现），包括他的信仰、理念、政策、领导力、目标措施和用人之道等作些深入了解，就不难发现：非政客的川普，当总统搞政治，并非为了个人名利（4年来，总统家族净资产缩水30%），他更非国际媒体贴上标签“独裁者”，显然，美国总统没有司法、立法权、媒体权，行政权也不是随心所欲，舆论话语权也十分有限，用个推特还经常被禁言黄标掉粉——但是，他已然开始成为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带着镣铐跳舞”的非政客政治家！

 

综合一下，从以下10点，可以看出，Trumpnomics（川普经济学）的成就，实实在在，无可匹敌：

 

1，川普经济政策第一目标，是解决“铁锈带”社会空洞化的民生就业，创造了半个世纪失业率最低，600万人摆脱了对食品券的依赖成为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由此拉开了美国经济结构性改革，产业资本回流，也开始触动了基于金融科技资本导向的劳动力成本不平衡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滥觞于克林顿时期）之根，我们将看到，Trumpnomics绝非“逆全球化”，而是要“重组全球化”；

 

2，川普总统提交国会通过并签署的第一个法案，是减税法案，根据拉弗曲线，降低税率有利中小企业、农业和偏远地区发展，增加工人、职工工资，受到蓝领工人、农民、妇女、少数族裔普遍欢迎，也有利于军工高科成长——上任第一年就在联合国呼吁：“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将永远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就和你们一样，你们是世界各国的领袖，你们也会，也应该永远把自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这是对“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美国优先”即“社会优先”最恰切的解释，也表明他意识到一个常识：各个国家“办好自己的事情”，才是“全球共生、永续和平”的基础；

 

3，股市创造历史最高纪录；

 

4，处方药降价，给全体美国底层民众实惠，也惹怒了大医药公司巨头；

 

5，新冠疫情3万亿纾困资金，让中低收入家庭，妇女儿童，中小企业普遍受惠，却饱受“防疫处理不当”的诟病，医药界憋到今天，才终于公布疫苗问世；

 

6，解决百年未遇的经济金融危机，3月17日推出财政部+美联储组合拳迅速稳定了经济和金融市场，同时也动了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奶酪；

 

7，2020年三季度增长33.1%，七十年之最；

 

8，美加墨“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重组的“零关税、零壁垒、零特权”三零规则貿易協議，已经签字完成，美日、美欧、美英、美日印澳新、美巴西，甚至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在進行中——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国尤其是的中国“势利眼”精英们注意的是：一旦“全球三链重组的三零规则”成为新的世界秩序基础，也就事实上彻底超越了在国际社会事务中一家独大（所谓“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或“把红旗插遍全球”）的任何念想和抱负，也就彻底跨过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才是Trumpism的创世纪价值——对这种全球化重组的恐惧，是包括“华盛顿精英沼泽”在内的世界各国官粹主义（Elitism）者反对川普的心理根源；

 

9，中美貿易关系并未中斷，只是要重置规则（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有效“内循环”需要“外部性”张力，重置中美贸易规则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增加底层收益和降低负担，意味着真正消费市场——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不源于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本逻辑的战争冲突模式，而是“谁更能解决好本国国内问题”为轴线的治国理政模式），仍可望通过中美双边談判解决；

 

10，川普不怕麻烦多，但是，Trumpnomics中并没有历届美国总统通过武力强化国家影响力的理念，而且还本着“尊重邻国的权利，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原则，推动解決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矛盾，还在韩国撤“萨德”，从中东、阿富汗撤军进行中，为世界创造安全、繁荣、和平环境……

 

说句套话：Trump is the public servant！然而，这次美国大选，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美国主流媒体，似乎完全漠视川普总统的努力及其Trumpnomics的10大成就。

 

顺便说一嘴“第4权力”美国主流媒体。正如有的网友所说，第4媒体的概念是正面的，但被一党操控说瞎话就变成第三帝国的戈培尔了。美国联邦最高法官P·斯特瓦特1974年根据新闻媒介在现代社会的重要作用，从法学的角度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很有创意，但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波软性攻破宪法的基石，成为利益集团误导世界的工具。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人民应通过这次大选舞弊，媒体扮演非洲国家军事政变的军人角色，用大规模的媒体平台实现了政变夺权，彻底明白媒体不具备三权分立之外的合法性——最多是三权分立的一个必要补充。最大的系统性作弊，正是媒体和大科技垄断控制的诸般作弊行为视而不见：

 

1，一人多票；2，死人票；3，弃票于野；4，非公民投票；5，马克笔废票；6，点票员改票；7，偷盗选票；8，过期选票盖选举日邮戳；9，拒绝共和党监票员入场监督；10，木板遮窗户进行黑屋点票；11，点票软件频出错把川普票变成拜登票；12，输错数字；13，故意暂停延迟计票；14，不计军人票；15，午夜幽灵票；16，利用政府公民信息帮30%的常年不投票的公民代邮寄了选票；17，新生儿投票；18，某地有15万个Jane doe无名氏投票；19，用现金买票；20，派人收割选票；21，货车内作票……当然，这些证据，有待法院呈堂确认！

 

不妨开个玩笑，在玩政治手段上，非政客的川普总统简直是孙子辈，在台上累得半死，白忙乎，老牌政客拜登先生是祖爷爷輩的，在台下以静制动，坐收利！

 

为了不贬低此次美国大选中哪一方，我把美国这次大选比作一次足球决赛。这次美国大选，就象一场足球赛中的乌龙事件，比赛双方阵容几乎势均力敌，临终场时，一方连进了数粒“手球”，而问题在于：主裁和边裁都看到了，但没有判无效，结果，进手球方宣布：“赢”了比赛！

 

但是，场外世界各地的观众和球迷们一脸蒙圈过后，不干了，“输”球方也要求进行各种取证，交足协裁定。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只是“参赛双方输赢”的问题，而是关乎比赛规则的尊严和足协的名誉问题。也就是说，出了类似“手球”这样的舞弊违规情况，如果不被追咎，并加以妥善解决（包括补规则漏），考验的是整个比赛规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全世界人民对美国立国之本会不会崩塌和“灯塔之国”的信念！

 

这就远不只是驴象之争、左右之争、联邦地方之争，更不是川、拜二人谁当总统之争了！

 

我想起伟大的罗纳德·里根总统，曾在1983年全美福音派联会上引用托克维尔的观察说：“当我走进美国的教堂，听到它那闪耀着公义之火的布道时，我才真正明白了美国何以如此伟大和天赋非凡。美国人是虔信上帝的。而一旦美国不再虔诚了，它也将不再伟大。”

 

 

朋友江瑜和肖礼斌半开玩笑地概括道：1，在美国，总统（president）与公民（resident）之间的差别，就差一个P（屁）。公民每四年可以合法颠覆政权一回；2，总统首先也是公民，被委屈也可以上诉法院，走司法程序；3，本届美国大选，明显分成了顶川和反川两派，势均力敌。这很正常，利益的两个阵营……无论谁最后当总统，都代表近乎一半的民意。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都说明了法律高于一切，最后司法说了算。

 

这就是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看到的美国，可以很“烂”，很“乱”，但有规矩——这规矩，信守住这规矩，是灯塔之国创立的世界典范！

 

既然如此，我建议川普先生自己先休整一下，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11月5日，开始举证违宪和舞弊法律诉讼程序后，有三个时间节点：12月8-12日各州确认有效合法投票计票情况；12月14日选举人团投票；1月6日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终决谁当美国第46届总统！

 

那么急啥呢？川普总统还有两个多月在任总统的履职期呢，他应当继续充实Trumpism及其Trumpnomics的蕴含，该干嘛幹嘛！

 

我昨晚上写《T=SG2》，已经超越选举比赛，而是关乎美国和世界下一步应如何走出危机？民主党人已经提不出一点点富有新意的政策（拜十条早看过），相反，还将继续损害美国劳动者和挖空国家——损己也不见得利人，可能还会鼓励占便宜、偷懒行径而不思长进——那么，不管川普当不当美国总统，他的政治遗产都应当总结一下。

 

当然，坦率地说，川普先生不是神，也不是完人！大选连任遭受“窃选”，不顺利，并非坏事，或将促川普总统意识到，有哪些做法是亟需反思并纠偏的……如果能够改变改进一下策略和方式，会更美好——Trumpism旗帜会真正飘扬起来！Trumpnimics也更加普惠全美、牵动世界！！！

 

 

大选不顺利，并非坏事，可促川普总统意识到，有哪些做法是亟需反思关纠偏的问题：

第一，不要太沉迷于“脱口秀”、个人好恶“大嘴巴”，发推也最好克制一下，作为政治家，这是给自己造成被动局面的大忌，政治就是妥协，连巴顿将军也懂得妥协呢，比如派伊万卡或最好亲自去亚利桑那州给约翰·麦凯恩夫人再表示诚挚的歉意；

 

第二，不必动不动就“退群”“掀桌子”，不要再给人感觉象一头闯入瓷器店里的公牛，尽快补救一下，比如让美國重返巴黎气候恊议，还有WHO等，特别是重返TPP意义重大（坦然承认退出TPP是一个错误），川普主义内容会更丰富，也将会更易于被国际社会接受和看好，而不是对抗或无奈；

 

第三，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包括Trumpism理念及其Trumpnomics领导力的传播、解释、推行、深化与完善，可设立一个基金会来运作并建立重要奖励机制，让华盛顿文官体系和美国大学教授、研究员们有事可做，也有意愿和动力做！

 

是的，现行世界秩序，大有改良而重建的必要（参看钱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川普总统作为“神选之人”，显然也意识到这种改进、改良是必须的！

 

 

但是，改良（Improve），并非一切推倒重来。英语Improve一词，是指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或者改善。Improve（改良）是与“改恶”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既尊重传统价值，又乐意接受有系统、有条理、负责任的改变，具有直接社会生態意义和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Symbiosism）价值。既然出过阿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罗纳德·里根的美国共和党的精神传统，可以追溯到富有博弈、妥恊、契约典范Improve意义的Glorious Revolution，那么，唐纳德·川普总统，何不顺此精神之大势而为之？

 

最后，综合修改我看到的一些网友的意见，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不妨说三点看法：

 

1，林肯领导南北战争，及戰后的和解（林肯声明没有敌人，失败方一个人不抓），缝合了美国分裂，保持了联邦制国家政体。

 

2，2020年选举危机，是州级权力在选举层面，完全压制联邦的结果。

 

3，避免再次出现各种选举笑话(具体到规模性舞弊），必须革新选举制度，建立完全独立，不受党争影响的联邦选举委员会。

 

请记住一句话：美国的宪法是为有道德和信仰的人们准备的。中国也有一句俗话，叫做“锁只是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拉开大选的距离，我们操不操心，12月8-12号、12月14号、1月6号，谁当美国第46届总统的结果一定会出来，还是多想想：什么是人类支撑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精神力量如何？比如Trumpism有没有创世纪价值？有，该如何；没有，又该如何？

 

一休师傅说：休息，休息一会儿！我也有点困了，想去泡个热水澡，休息一会儿！

 

孞烎2020年11月9日晨记于Vancouver

 

 

 

钱  宏（Qian Hong Archer）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C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HK）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

 

]]> http://symbiosism.com.cn/4354.html/feed 1 Trumpism=SG2——化解人类“分裂-对立-冲突”及“美国百年挑战”因应之道！ http://symbiosism.com.cn/4347.html http://symbiosism.com.cn/4347.html#respond Sun, 08 Nov 2020 09:31:21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4347 Trumpism=SG2

——化解人类“分裂-对立-冲突”及“美国百年挑战”因应之道！

 

（附录《建立新范式重构全球化的哲学基础：由Populism和elitism中文翻译引发的讨论》

《共生思想何以应运而生？》）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NADA）

 

当今之时，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更根本的“人类的分裂”。

 

因为分裂，才有对立，因为对立，才有冲突。从哲学上看，人类的这种“分裂-对立-冲突”，源自远古人们对天人关系（人与自然）、人我关系（人与社会）、心物（人与身心灵）关系“三大关系”的认知。

 

这是一个新情况下的“to be,or not to be”式的老问题！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人类的认知，经历了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经历了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哲学家们的恋爱对象，也必然要从以偏概全的“整体统一”观念，到全息交互主体共生的“关系过程”。因而，重新定位天人关系、人我关系、心物关系“三大关系”。

 

天人（自然）关系：既不是天人相分，也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天人交互主体共生。包括重新界定人神、一多、异同、德道、阴阳、潜显、虚实、体用、是非、有无、主客……关系。

 

人我（社会）关系：既不是人我对抗，也不是人我同一，而是人我交互主体共生。包括重新设置人际、群际、国际、代际、东西、左右、正误、敌友、官民（含君臣、劳资、强弱）、康病、供需、义利、安危、欲约规则、文信忠行……关系。

 

心物（身心灵）关系：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心物交互主体共生。包括重新定位时空、动静、明暗、规矩、宏微、真假、善恶、美丑、智愚、门墙或门窗、有间无间……关系。

 

 

一句话，以共生（Symbiosism）哲学思维与价值观,重新定位“三大关系”，一切本着“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精神，尽情发挥“We the people”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就能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关系过程中的“分裂-对立-冲突”,从而为“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追寻可能的世界。

 

今天是“俄罗斯联邦和解日”（1996），@财神@辉 兄，谢谢你转来萧公秦与鋆菀两位的“聊天记录”。

 

对不起，我不同意萧公秦先生对于“美国百年未遇的巨大挑战”这个“3+2综合症”的表达。他说的“第一个层面，即民粹主义的民主的困境。第二个层面，是平等的绝对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左或白左思潮。这就造成美国中产阶级的疏离，黑白分裂。第三个原因，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美国产业的空洞化与高科技化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程式化的表达，毫无新意，根本就不成立。

 

“三个方面原因的叠加”，自相矛盾，“特朗普个性”和“疫情处理不当”，非常不实事求是，也反映着他对美国和世界的情况隔膜之深。

 

第一，美国有没有“分裂-对立-冲突”？当然有，但是，美国式政府权力和资本合谋造成社会族群分裂，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经发生。所谓“民粹主义的民主的困境”，这一流行说法如果是成立的，那么，这个“民主困境”本身，就是“西左或白左、黄左思潮”将平等绝对化、全球化（政治正确），并通过华尔街资本运作，造成绑架社会（纳税人）养懒人（势必成为精英附庸）、“美国中产阶级疏离”和族群分裂的一个结果。

 

第二，这个结果的标志性事件——2011年9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又与上一波全球化造成“美国产业的空洞化与高科技化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相关联，是我称之为“秦晖双重失衡”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正是在后克林顿-奥巴马时期成为事实的。如果把这种“秦晖双重失衡”式分裂（参看钱宏：《“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以球为体，共生为用——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刊《经济要参》2020年4月），归咎于试图纠正这种“失衡”的特朗普总统，显然有失公道——世上哪有诅咒“病魔”，连充满爱心的“医生”一起骂倒之理？

 

网友Daren指出：“Trump is the public servant！美国的价值观分裂和族群撕裂，不是川普造成的，而是在川普之前早已是严重现实，否则作为政治素人的川普根本不可能上台执政。现在有人把美国的撕裂归咎于川普，实在是找错了替罪羊。”

 

第三，曾几何时，贬抑“民粹主义”（Populism），成为“政治正确”的时髦代名词，实际反映的是“官粹（精英）主义”（Elitism）或“代理人权利价值观”（Value of agent’s rights）持有者们——这在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智利、委内瑞拉、中国有另一种表述，叫“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对困难推卸政治责任寻找“替罪羊”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西左、白左或黄左精英们，一边脚踩着“民粹主义”，指责其造成“民主困境”，一边又打着“弱者有理”或“穷得有理”“重新分配财富”“公平即正义”的旗子，煽动对宗教信仰和所谓“白人至上主义”的憎恨，“官主”精英们增加税收——增加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实际以“平权为由”使弱者丢失工作机会（最低小时工资规定，迫使雇主只选择有技能者大学生）成为坐等受救济者，又以“代理人”（救世主）自居，从中坐收“雁过拔毛”之利（从“同情正义”偷走“公平分配”中挖空国家）。

 

事实上，最近三十年来，这种“代理人权利价值观”+“官粹（精英）主义”或“新权威主义”，民主党权力不为“We the People”服务，却与跨国金融（科技）资本坑瀣一气以自肥，才是今日世界特别是“美国百年未遇的巨大挑战”。

 

第四，早在川普成为候任总统时，我就在《经济要参》上撰文指出他的“美国优先”实际上是“社会优先”，是为“We the People”服务，亦即这样的政治哲学——“家庭、教会、邻里和社区中间发现了美国的伟大，即：各种制度均致力于鼓励和培植诸如关心他人和尊重上帝之下法治之类的价值观”（Reagan，1983）。“克林顿－奥巴马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权重教训，是肥了美国资本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美国政府丢了税收和就业，牺牲了中产阶级和工人，导致城市社区衰败和产业空心化，美国国家形象还倍受发展中国家及欧美国家左派抹黑。于是，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遏制资本、尊重劳动、重建社会的呼唤，促使美国共和党明智地与民主党互换车道，成全了作为大资本家的唐纳德·J.川普（Donald J. Trump）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的契机。”（2016年12月）

 

所以，如果说，川普承兑（承诺兑现）的减税增产增薪、工农劳动致富、制造业产业回流（反对美国资本与外国权力-资本合谋）、社区建设、妇女儿童退伍军人和“故土的陌生人”少数族裔（比如阿米什人、印第安人、铁锈带失业者）权益、600万人摆脱了对食品券的依赖成为自食其力的光荣的劳动者……是“民粹主义的民主困境”，那么，这恰恰是一种积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民粹主义”，也可以叫作“川普特色的民粹主义”（Trump’s Populism）——我更愿意叫做“自组织权利价值观”（Self-organization right values与“他组织权利价值观”或“代理人权利价值观”），正是这世界包括美国，亟需医治“西左、白左、黄左”（人间天堂乌托邦）病魔的对症疗法，应当大力提倡。

 

第五，说川普“新冠病毒的处理不当”，更是对川普竞选对手（不等于敌人）拜登的鹦鹉学舌。什么叫“新冠病毒的处理不当”？如果说隔离、封城、关闭边境，是对新冠病毒处理得当的“中国经验”之一，那么，事实上川普早在2月2日就继朝鲜、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关闭中国边境（当时还被华春莹指责为“不地道”），更不要说他动员有生产能力的公司加紧生产口罩、呼吸机（还要从1月至3月一直提出派遣研究人员到中国参与新冠病毒的研究）等等，他怎么就被铁板钉了钉为“处理不当”了？老实说，这件事上，除了台湾，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在任领导人，可以称之为，或假设为“处理得当”？并不在位的希拉里或者拜登能“处理得当”吗？这种对特朗普的指责，实在是无话找话！

 

第六，我日前在推特上讲了，政治素人川普进了白宫之后，才发现过去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包括WTO、IBRD、IMF 等），既不能继续让美国伟大，而且还助长了不公正、占便宜的坏风气，必须重构新的世界秩序——川普主张在价值观一致的前提下通过双边、多边谈判，实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趋势下的“零关税、零壁垒、零特权”的三零规则，重组全球化。这样“重组全球化”，不是媒体宣称的“逆全球化”或“单边主义”，而是John Roger “根据普遍的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以上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的真正靠谱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这样表述：如果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川普主义”（Trumpism，指川普选民支持的政策的集合体，是一种具正当性的政治力量，不同于主流媒体里通常的“反智”、“种族主义”、“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的脸谱化标签）的话，那么，我愿意这样表述：

T=SG2

Trumpism=Self-organization right values × Globalization reorganization2

 

“川普主义”=“自组织权利价值观”ד全球化重组”2

 

这个“自组织权利价值观”，既回应了“公平即正义”的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诉求（中国话叫“一娘生九子，连母十样心”），又与“上帝之爱”的鼓励和培植关心他人和尊重上帝之下法治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因而，充分体现了“自然-约定即共生”（所有活体具备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哲学思想。

 

我以为，这个Trumpism及其Trumpnomics（另专门文介绍），恰恰正是“美国百年挑战”的因应之道？

 

然而，宏觀美國，这次美國人民选“公僕”，无论競選連任或上任者，本來都是该享受人生的大齡人了，為了担任公职，服務公眾而接受四年一度的“民主大考”，只要參考方遵守大考规規，在程序正义（即约定正义）中各尽所能，而非靠耍小聰明舞弊取勝，“参考方”都可谓难能可貴，值得尊敬！

 

可是，竟發現“打小抄”，且是高科技低劣“篡改答案”，甚至“偷換考卷”行为，而畅行无阻，“结果”，让“民主竞考”的蒙羞，使大选失去了至關重要的公正！此若不纠错，甚至识错、糾错机制失灵，當然就是非同小可关乎选民信心的宪政危機！

 

专權、舞弊到处有，如此規模，如此嚴重，只能是工業文明的結果，中國和美國皆然！最后优劣，還看糾錯機制！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呢！！！

 

因而，11月3日选举日结束，从11月4日早晨后，直到美国宪政设置中所有纠错体制发挥正常效能－－恢复选民信心之前，揭露出多少种作弊手段，由此引发任何美利坚式的群体事件，我都不会觉得奇怪！

 

其实，聽其言，觀其行，川普三年九个月來執政Style，他要數最靠譜總統！假如川普第二个任期也学学政客，说人人爱聽的漂亮話，又堅持自己办實事的Style，他就是最完美的總統！！可他不是完人，不是神，我們只需要他的政府，繼續承诺兌现Trumpism及Trumpnomics，就是人間再好不過的總統！！

 

川普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國家再次偉大，说到做到承兑诺言，不同流合污，不被收買，却遭到精英官僚们全方位汚名和全盘否定，对他的政策极尽施絆之能事，川普先生的无私和Trumpism的伟大，可追華盛頓、林肯、老罗斯福、里根……但是，歷史上有冇这样被各方上层勢力碾压欺辱的總統吗？

 

说出全部真理，但别太直接——

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

迂回的路才引向终点

Success in Circuit lies

真理的惊喜太明亮，太强烈

Too bright for our infirm Delight

我们不敢和它面对面

The Truth’s superb surprise

 

 

就像雷声中惶恐不安的孩子

As Lightening to the Children eased

需要温和安慰的话

With explanation kind

真理的光也只能慢慢地透射

The Truth must dazzle gradually

否则人人都会变瞎——

Or every man be blind

——Emily Dickinson 《说出全部真理，但别太直接》

 

如果川普早读过爱米丽·狄金森《说出全部真理，但别太直接》，Trumpism & Trumpnomics 遭受的阻力会不会少一些？！

 

 

 

当然，如果他能读到钱宏主编的《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Trumpism & Trumpnomics必将大放异彩，惠及全体美国人民！

 

孞烎2020年11月7日（俄罗斯联邦和解日）于Vancouver

 

 

 

附录：

建立新范式重构全球化的哲学基础

——由Populism和Elitism中文翻译引发的讨论

 

钱  宏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联合国秘书长在世界地球日提出“携手实现更高质量复苏”倡议。而秘书长倡议，能否落到实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及其各自内部情势——这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头等大事——处理是否得当。

 

如果说，从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反垄断法》，到20世纪10年代西奥多·罗斯福领导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运动之后，美国才成为一个精英主义（Elitism）和平民主义（Populism）交替并存动態平衡的国家。

 

那么，中国则似乎始终没有从“精英统治-平民造反-精英统治”治乱循环怪圈中走出来的国家。

 

同时，由于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美国的跨国资本主义合谋，造成经济全球化出现“秦晖双重失衡”。美国的“精英主义（Elitism）和平民主义（Populism）交替并存动態平衡”，也业已被打破，甚至面临撕裂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左派右派政治倾向划分，远远不能解释和理解这种“双重失衡”。

 

共生哲学认为，如何解决双重失衡问题，也许需要从词源学和文化语境上开始探究。根据西方更多呈现“阶级斗争”社会特征，而中国更多呈现“官民矛盾”的社会特征这一基本判断，现在，向诸位请教，我想知道，為什麼populism翻譯成中文是“民粹主義”，且含砭义，而是不翻譯为更中性的平民主義？同时，為什麼elitism不相应翻譯为“官粹主義”或“官家主义”，而是在中文语境中含褒义的精英主义？

 

聂锦芳（国家重点项目《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作者）：populism能否翻译成“大众主义”？这样贬义成分就减弱了；elitism翻译为“精英主义”也未见得的全是褒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用嘲讽的意味。我也不太懂，我德文和俄文还可以，英文不行，刚才与孩子讨论了一下。您在加挺好的吧？那里疫情缓解了吗？保重！

 

钱  宏：看數據這里疫情也较重，但是人们完全沒有恐慌情緒！我一直觉得列寧主義在政治上的先锋队、先进代表、特殊材料等等就是精英主义。同樣是社會主義者的克魯泡特金在政治上就是populism，还有托爾斯泰，但都被后来的精英们斥之为“民粹”（甚至有人写了民粹主义简史之类的文章）。谢谢！

 

冯胜平（普林斯顿大学中共党史专家）：约定成俗，没有为什么。

 

钱  宏：沒有为什麼，但有嚴重後果！這种翻譯对了解美國和中國的真實国情（歷史和現實），甚至全球化运动，產生了嚴重的偏差、失实和误导！

 

当“民粹主義”成为鞭打國民、公民、人民的大棒，让人產生曾經被当时的政府（官家）利用当炮灰后又惨遭杀绝的“极端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义和团联想混杂在一起时，有着天然优越感的“精英主义”（至少在中国应当叫“官粹主义”）者们，又以中文“国家主义”（同一个nationalism两种翻法大有讲究）的高调，同时催化出两大倾向或“双重失衡”。

 

中国的官粹主义，亦即精英主义（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者们：

 

一边以“宁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政治遺產与外来资本合谋（超国民待遇相诱），以廉價商品输出勞動的方式，佔領外邦尤其美國劳动市場，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其产业空心、两极分化、債務危機等嚴重經濟失衡；

 

一边又在“效率优先，兼顧公平”的意识形态免责口号驱动下，处处以“公”的名义与冠之以“私”的原子化的毫无交易談判权的國民、公民、人民爭利，造成中國大陸官、民嚴重分配不公和严重社會失衡。

 

由于經濟史学家秦暉，最早在《21世紀的全球化危機》（2018）中探索过这一波全球化带來了：美國的嚴重經濟失衡和中國大陸的嚴重社會失衡，我在《“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以球为本，共生为用——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一文中，把这种双重失衡，称之为“秦暉双重失衡”。

 

杨  晨（递归英语教学创立者）：1、populism，n. 平民主义, 民粹主义，popul 人民，ism表示“…主义，思想”；2、elitism，n. 精英主义，elite  精华, 精锐, 中坚分子。单词的本义和学术意义的差异是由学者在特定的学术领域的定义来决定的。

 

钱  宏：有沒有官粹（官本位）主义，对应的英文？

 

杨  晨：官粹主义就是官意至上，就是官意就是真理、正义和标准，其主要表现就是官本位、官僚主义、干部特权、漠视民意等等。

The official populism is the supremacy of the official will, which is the truth, justice and standard. Its main manifestations are the official standard, bureaucratism, the privileges of cadres, ignoring the public opinion and so on.

 

实际上，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民粹主义，而是官粹主义。仇富不是主要的，仇官情绪才更严重。现在官民党群关系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其根源就在于社会极度不公，而这又与官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粹主义在一些地方泛滥，民粹主义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弹，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所以当前的民粹主义主要是官粹主义的产物。

In fact, China’s main problem now is not populism, but official populism. Hatred of the rich is not the main thing, but the hatred of the officials is more serious. At present,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the people,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is unprecedented, and its root lies in the extreme injustice of the society, which is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official populism. Populism is just a natural rebound, an emotional thing. So the current populism is mainly the product of official populism.

 

钱  宏：太好了，这正是我问有沒有“官粹主义”的英文对应词之意！楊老师大才啊，感谢！每当我看到那些责怪甚至谩骂民粹主义的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们的自以为是，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官粹主义”这个词，后来在文章中就干脆启用了这个概念。

 

杨  晨：官粹主义的确是民怨沸腾的重要根源。

 

钱  宏：杨老师概括的“官粹主义是造成民怨沸腾的根源”，无疑反映了当代中国最真实的情况。只是这种情况，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反复重演的顽症，是无数次大大小小改朝易姓治乱循环的根源（黑格尔等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历史进步，有的只是“流氓轮流坐赃”），而且，今天的中国又一次走到“官民对立”你死我活的临界状态。怎么办？是再次重复“过去的故事”，还是从思想观念到制度建设上推陈出新？（参看钱宏：《官生、民生恊同生，是谓共生——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的发言》,2011;《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本质是官生问题——Symbionomics ABC》，2017）。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亟需一场共生哲学引领下的类似西奥多·罗斯福亲历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运动，而后和解共生走向全球（参看《改良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十六个切入点——钱宏在DC：和解共生与中国再造》，2008春节；《中美变和游戏规则与双S底线思维》，2019）。

 

我相信，《以球为本，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这篇文章，是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全球化大历史背景下，把中国放进国际社会，也把国际社会放进中国，以创建一个全球共生世界的路径思考！

 

如果这篇文章有准确的翻译，在世界级媒体发表，估计会有反响——当代中国人的心声，也是解决这个可能四分五裂的世界问题的适宜方式、方法！http://symbiosism.com.cn/#

 

林  湄（荷兰作家）：共生世界的路径无疑是很好的，只是准确翻译比较难，需要很高的水平才行。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恊调“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或者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以及两种nationalism（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克服“国家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双重失衡”，实現中國大陸的社會再平衡和美國的經濟再平衡，化解單純經濟全球化危機及由此帶來的諸多“全球性問題”？而這個問題，正是我们2012年提出Global Symbiosism全球共生概念，并发起全球共生論壇（GSF）的缘起。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共生的思想，也是落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界地球日提出“携手实现更高质量复苏”倡议以及四任秘书长有关“联合国改革”的哲学基础——人类完成“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历史跃迁！

 

请参看分别刊登在《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期，《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1/2合辑上，“抛砖引玉”的两篇小文：

 

  • 《共生政体：中美模式各自大有改进空间——写于福山<身份>将问世之际》（2018）。2、《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上、下）》（2018），本文从八个方面展开论述：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中美当局都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美国的席勒学会会长赫尔加·泽普·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女士提出：“人类现在的生存取决于建立新范式！”我说是的，当代人注定要自创新范式，而不再是在过往范式（包括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在内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哲学-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正是为化解中美两大超级经济体“双重失衡”而产生的内外冲突，重构全球化，建立新范式，应运而生（参看钱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共生智慧即爱之智慧，启示我们，人世间的事，大凡就一个约定的“约”字。共生场论认为，从物理星系的运行，到生命组织的繁衍；从佛陀拈花微笑，到基于四大福音的新旧约；从存同尊异和实生物，到男女恋爱生育繁衍；从文字语言的使用，到软硬通货的融通，一切皆为共生约定而俗成！

 

因而发现和遵循共生法则，也是当今地球公民（Earthlings），全体共生、全息共生、全球共生，化解冲突，永续和平的智慧、情怀与格局。有了这个共生约定，无论我们处于强势、弱势，优势、劣势，都会实时提醒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不要把自己的地板，当成别人的天花板，也不要拿别人的天花板，当自己的地板，所以，一视为仨、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为美，从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

 

离开共生约定的一切自由基，要么被机体消除，要么终将导致机体解散，走向黑洞深渊“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唯有共生的间道智慧，才能点燃我们的心灯！

 

我们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共生智慧之灯，我们的慧命，就是呼唤大家相互点燃，相互照耀，共襄生长，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获得成本最低，尊严感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妨用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中文“共生”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共襄互利”“和……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

 

共生（Symbiosism）思想，渊源于公元前8世纪中国伟大思想家伯陽夫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9世纪后叶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率先将希腊Symbiosis引入生物学，并在俄罗斯、美国、日本的矿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医药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建筑设计中逐渐展开，当代中国学派的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思想，则可看作是一种人类文明及时代精神活的灵魂的新综合（《共生简史·当代哲学宣言》，刊2020年1月29日出版的《经济要参》）。

 

孞烎2020年4月23日于温哥华

附录二：

 

共生思想何以应动而生？

钱  宏

 

无论是列宁式国家资本主义的语言，还是希特勒式国家社会主义语言，抑或传统中国式乡愿犬儒主义语言，都是抹杀“有生命的个人”这一历史创造的第一个前提（马恩），日丹诺夫、戈培尔们构建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媒体舆论垄断，扼杀个体生命的创新动力本质，麻木其作为个人的尊严，致使其治下的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退化为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动物中的一只，人人驱赶着涌向某一个规定的方向，令他变为一块滚动着的巨石原子。

 

特别是，苏俄帝国和第三帝国的语言特征，是Nationalism、群体主义、官粹主义狂躁。当它转而面向个人的时候，不仅仅面向他的意志，而且也面向他的思维，当他在教导人的时候，它便是在传授鼓动狂热的方式和教唆群众的方法。

 

尽管英美奉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也有其极端性，有时造成族群分裂、阶级对立，但两相比较，英美基本守住了“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而百年来尚能创新不断，引领世界潮流，而苏德则正好相反，其成就不过是把人类既然创造的某些部分无限集中放大推向极端，不仅造成物质资源极大浪费，而且导致创新精神枯萎溃乏。

 

当今之世的问题在于，苏德当时的国家形态早已不复存在，但在当今其控制权力欲望及其制度设置模式，却依旧象梦魇一样压迫着做帝国梦的“活人的灵魂”（马克思）。这种压迫活人灵魂的“梦魇”，一旦与举国权力和资本（包括来自英美资本财团）相结合合谋，形成“权控市场”，不仅直接损害本国国民的创新与存在，也间接损害英美中产以下国民的存在。

 

因此，人类面临又一次历史大变局，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超越既有意识形态——当代人类注定要自创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新范式，而非在现成轴心时代创造的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非此即彼地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人类的未来，需要整合轴心时代以来的所有思想资源——包括基督教的、儒学的、东正教的、佛教的、伊斯兰的、道教的，以及一根科技的、人文的制度设置，但决不是这些传统智慧的拼盘，而是应当有着对所有地球生灵星际生命一视为仨、存同尊异、间道竞合、生命之源一以贯之的全新内涵的思想，完成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跃迁。

 

于是，共生（Symbiosism）思想应运而生。

 

 

]]> http://symbiosism.com.cn/4347.html/feed 0 Where does the UN go?联合国将何去何从？ http://symbiosism.com.cn/4159.html http://symbiosism.com.cn/4159.html#comments Thu, 13 Aug 2020 04:15:44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4159 联合国将何去何从？

 

宏观全球

 

地球为体，宏观天下人事物；共生为用，心系健康身心灵

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

 

 

一、时至今日，联合国的使命作为，是解决超主权、超地縁、超文明的诸般全球性问题，实现全息生态的全球共生。

 

二、联合国如果不改变组织架构上的主权国家排他性设置，在面对解决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诸般“全球性问题”时（2020年又新增新冠疫情、经济停摆、意识形态对抗），二战炮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必是狗咬刺猬无从下手，而无所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再怎么努力工作也是无可奈何！

 

三、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联合国，要么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变：

 

1、 将人权、主权、物权观念，更新为全球共生永续和平观念，修改《联合国宪章》；

 

2、 设立“全球共生论坛”（GSF），起草、颁布《全球共生宣言》；

 

3、 改变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制度，常任理事国扩容为5＋6：中美俄英法＋德国、日本、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

 

4、 给托管理理事会赋能、提升人权理事会规格，两会合并更名为：“全球共生理事会”，设立“共生文明基金会”；

 

5、 调整经社理事会各世界组织职能，起草制定《全球共生公约》⋯⋯

 

要么，联合国面临解体重组！

 

我们不愿看到前浪们辛苦建立的联合国一步步无可奈何地走向解体！

 

那么，值此UN75周年之际，让我们展开直面“三超性全球性问题”的哲学对话，搁置一切偏见和特权诉求，全力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进行联合国改革的工作！

 

钱   宏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

2020年7月24日于6051 Richmond

 

 

Where does the UN go?

 

1、Up to now, the UN’s mission is to tackle global issues of super-sovereignty, super-geography and super-civilization to achieve global symbiosis of holographic ecology.

 

2、if the United Nations does not change its exclusive setting of sovereign states in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en faced with solving the”global problems” that are supra-sovereign, supra-geographical and supra-civilizational (Covid-19 epidemics, economic shutdown and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in 2020), the United Nations, born out of the fire of World War II, will be at a loss as to what to do,no matter how hard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works!

 

3、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cannot solve “global problems”, will either undergo radical structural changes:

 

a).Update the concepts of human rights, sovereignty, and property rights to the concept of global symbiosis and sustainable peace, and amend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b).Establish the Global Symbiosis Forum (GSF), and draft and promulgate the Global Symbiosis Declaration.

 

c).Change the system of veto of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expand the permanent members to 5 + 6: China, USA, Russi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Japan, India, Brazil, Australia and Canada.

 

d).Empower the Trusteeship Council and upgrade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by merging and renaming the two councils as the “Global Symbiosis Council” and establishing the “Symbiosis Civilization Foundation”.

 

e).Adjust the functions of the ECOSOC world organizations, draft and formulate the Global Symbiosis Pact …

 

Or, the United Nations faces disinteg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We don’t want to see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the former waves have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disintegrate step by step inexorably!

 

So, on this occasion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UN, let’s start a philosophical dialogue to confront the “three super global issues”, set aside all prejudices and demands for privileges, and fully support Secretary General Guterres in his work on UN reform!

 

Archer Hong Qian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

6051, Richmond July 24, 2020

 

]]> http://symbiosism.com.cn/4159.html/feed 1 是非爱恨情仇，皆因“我不是我的我”？——一位能够通权达变一以贯之百年一遇的政治奇才 http://symbiosism.com.cn/4149.html http://symbiosism.com.cn/4149.html#respond Tue, 04 Aug 2020 13:57:58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4149 是非爱恨情仇，皆因“我不是我的我”？

 

——一位能够通权达变一以贯之百年一遇的政治奇才

 

 

没有蒋经国，就没有阿辉伯

 

《孤女的愿望》表达的是一个少女对幸福人生的愿望。

 

歌曲创作的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推行以农业培养工业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出口代工工业模式，从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中挺过来的台湾，到6、70年代，受美国停止对台湾美元经济援助（1965），实行与大陆接触政策影响，台湾农业工业差距进一步拉大，农业资本与劳动力备受工业财伐剥削，社会矛盾加剧，在农复会工作的农经博士阿辉伯，联合六位大学教授对此向政府发出强烈抗议。

 

 

未料此举，得到时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青睐。当时，经国先生为了摆脱台湾经济危机，解决工农部门失衡难题，正大力扶持“吹台青”、推行“革新保台”在地化、本土化政策。这成为阿辉伯崛起的机会，就在尼克松踏访中国大陆之际，蒋经国发布尚在新西兰出席国际农业会议的台湾在地人才阿辉伯任政务委员的消息——满足台湾青年一代政治上升空间的愿望。那些说蒋经国错选阿辉伯的言论，实在是对经国先生的辱谩！

 

而此时，“文革”中的大陆，则走的是相反的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0年代大陆也有一首民谣，叫作《知青之歌》！

 

阿辉伯与阿民叔本是两隔岸兄弟

 

90年代初，阿辉伯与阿民叔本是相互暗送秋波，打破了两岸40年没有官方接触的僵局，主动方在伯不在叔的务实外交政策，突破了老蒋汉贼不两立退出联合国（本可以观察员留下）以来的国际空间仄逼局面，让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一个小小的特殊主体，重新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但是，伯在康乃尔母校演讲（开始叔并无强烈反对），欧洲邀请台湾官员访问＋发布总统直选制后，引发叔之不爽而反应强烈，又是打飞弹又是六评，伯领导下的台湾，还遭美国克林顿政府“三不政策”打压！

 

然而，在如此高压之下，伯反怼叔：“你大还是我爸大”，非但不示弱，反成功当选中华民国第九任亦即第一个民选总统（我们称之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件事在大中华历史上，可谓开天辟地，居功厥伟，非同小可！

 

至1999年，伯发表大陆与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论，并将“还政于民，还权于人”政治信念，通权达变，一以贯之，集权而不恋栈权位（连、宋、陈、马、蔡崛起，实际都是伯的有意后事安排），可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却招致国、共隔岸默契，口诛笔伐，将其本土化政策垢病为“台独”－－伯12年最高公职任期内，并无“台独”言论的证据。这是垢病者，基于自己对伯的爱恨情仇，严重不实事求是的意气用事！

 

阿辉伯最让阿民叔不满的言论，大概是“中华民国为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子”父子关系论（中式民间分家常情常态），但这依旧是一国论，而且，很可能依然是两岸人民终将公决的方向－－如果大陆不刻意挤压2400万台湾人民，且放弃对14亿大陆人民实行“驭民之术”的话！

 

呜呼！叔伯兄弟相差3岁，本可比拼服务本区域人民，台海两岸，和平竞赛，共襄生长！

 

可结果却是：阿民叔在大陆，则继续代表一切，奉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的夷夏之防意识形态。总算形式上和平交接政权，也算开创历史，却始终不放实际操纵，后遗症严重！

 

而农经博士阿辉伯在台湾，对中国民主、台湾经验的贡献和自我定位，可谓“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2000年卸任后至今日，岛内外所有对阿辉伯的赞扬、批评或谩骂，都是从某一方面对他成功之道的印证！

 

阿辉伯成功之道

 

第一，站在道德高地：真心还政于民，还权于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一切谋略策略政治手段服从于此。于是，终于在错综复杂的权斗中脱颖而出。

 

第二，政治上自觉限制自己：将总统任期从6年改为4年；直选第一届总统后，只担任一届，便主动退出，不谋求连任，主动扶持社会政治力量成长。将经国先生解除报禁，开创民可批评官的历史进行到底，在台澎金马地区，完成总统、议员、省市长人民直选。

 

第三，党内集权平衡各派老政客势力（借力打力），但力推新人，继续经国先生开创的政治本土化进程，突破“汉贼不两立”传统观念，派出“密使团”与大陆高层代表人士暗中接触，国际上开展不拘国号、国名的务实外交，以虚打实保持台湾的存在感，以民主保台，威权变自由，创造了中华民国台湾经验。

 

性格：真诚、勇毅、笃行、迎接挑战、务实、灵活

 

意识：戒急用忍、我不是我的我，行稳致远、富有成事智慧！

 

既通权达变，又一以贯之

 

阿辉伯晚年演讲常把“我是不是我的我”挂在嘴边，意即在“我”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实现。他出生时，是日本人，阿辉伯的名字被改为岩里政男，他当过日本军官，打过二次世界大战；他是台湾本地人，经历过228事件；参加共产党读书会，尝过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滋味；又在经济学家介绍下加入国民党，经过蒋经国亲自面授机宜，一个学者和政治素人，竟然从行政院政务委员，而台北市长、省主席、副总统，直至中华民国总统。

 

 

阿辉伯不是阿辉伯的阿辉伯，他用他这一生实践了这句话。而台湾何尝不是在历史的镜子面前问“我是谁”，蒋经国“革新保台”、阿辉伯“中华民国台湾化”、陈水扁“一台一中”、马英九“联共制台”和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主政12年，阿辉伯不是阿辉伯的阿辉伯，是中华民国台湾的阿辉伯，在他的宁静革命下，台湾不是台湾的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更不是日本的台湾或美国的台湾，而是中华民国的台湾，是特殊国际的台湾。

 

阿辉伯93岁时，接受李桐豪采访，他谈到生死问题：“我阿辉伯耶，如果那天来临，我也不会哭。”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他有强大的自我，却通过禅修克服自我，他活在一个需隐藏自己、出卖他人才能存活的险恶时代，于是他做了各种矛盾又务实的抉择：他促成台湾的民主化，但也喂养地方派系造成党派族群分裂制衡；他被视为“台独教父”（12年最高公职任期内，并无言论证据），却一手建立两岸互动模式；他执行本土化路线，又始终尊崇蒋经国。

 

他在90年代开创的台澎金马政治格局影响至今，即便人生落幕，阿辉伯仍是个永远无法被取代的名字。

 

何谓“不是我的我”？

 

最后，不管阿辉伯是一个什么样的矛盾体，也不管阿辉伯与台湾政坛各派人士（无论是国民党大老，还是年轻一代的宋、连、陈、马、蔡）之间的是是非非爱恨情仇，只要把握住“我是不是我的我”这把通权达变一以贯之的精神钥匙，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释！

 

那么，“我是不是我的我”，他的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从他最喜欢的托马斯·卡莱尔《衣裳哲学》和哥德的《浮士德》两本书不难得知，这个“不是我的我”，事关灵魂和仪表。那就是弗洛伊德式本我、自我之外的“超我”（superego），更是释迦牟尼的“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和“常乐我净”的“我”（梵语ātman）。这个“我”，不是日常第一人称的“我”（梵语为aham、英语me），其本义为“存在”（be），引申“事物本质”，又指“至高无上之主宰”，而不是陷入“我执”的小小共同体的、个人是非恩怨情仇的“我”（me）。

 

这，大概是阿辉伯担任公职和卸任后继续参与公共事务时，时常提醒自己，也要求自己做到的“不是我的我”吧？

 

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你可以不认可他，但是不要自己沉沦”。一位在《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演讲视频下留言的年轻人，这样自信地评说：

 

“感念万能LDH总统，运用高超手段在独裁专制且豺狼环伺的国民党中杀出重围，在任内完成6次宪改，至今无人能匹敌。且在政治斗争集大权于一身后，非但没有恋栈权位，还还权于民，实现真民主，巧妙地让在风雨飘缈中走钢索的台湾成为亚洲的民主灯塔，也是台湾人的骄傲。体制外的史明、体制内的LDH，终其一生都在为台湾(建国)奉献，在此晚辈向你们至上最高敬意，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台湾加油！”

 

斯人已去，精神尚存，他通权达变一以贯之地促成的东方民主模样，何时终成大气候？这是新生代的事！

 

台海两岸人民为大

 

顺便想到台海两岸关系，此消未必彼长，彼长必至此益。

 

大中华台湾地区进入经国-登辉时代以来，回头望，过去的40年间，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是非，不知不觉，打自邓丽君的歌声飘进大陆人的耳朵起，接踵而来的台湾校园歌曲、影视小说、流行音乐、方便食品、休闲食品、休闲生活、高科技代工、金马奖、新国学、保健器材、IT产品、文创产业、小区经济、义工精神，普通台湾人那种安祥、平和、有尊严的目光和神态……在一定程度上，细雨润无声般地也改变了大陆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向前走，只要不发生人为阻隔，不管两岸当局如何对立，2400万与14亿人民之间，依然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地竞相学习，共襄生活，天长地久……

 

一切理念、制度、利益都将回归生命、生活、生态，正所谓大德曰生，和实生物。

 

那么，台海两岸何不：存同尊异，间道竞合，破解冲突，和恊共生？！

 

孞烎2020年7月31日－8月1日于温哥华

 

参考理解：《大般涅盘经》〈如来性品〉中解释“常乐我净”时，说：“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义。”也就是说，佛所讲的“我”，是如来藏或佛性的意思，这是人人皆可成佛的ātman我，而不是说有一至高无上的ātman我。

 

如何达到无我？《楞严经》有言：“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是说要使身心内外通通让位，最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因此《楞严经》提出二十五种悟道方法，分别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下手，随选一门深入，都可通达无我，证到存在（be）的本来究竟是什么。

 

 

作者：钱宏（中国作恊会员、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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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

 

钱 宏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宣布，将于4月1日开始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今年的首轮气候谈判会议。今年的两次主要会议日程表也已设定：分别在5月31日和11月29日开始UNFCCC第32届附属机构会议和坎昆第1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了避免在墨西哥会议上重蹈覆辙，在思想观念上总结一下哥本哈根会议的教训实在很有必要。

 

其实，问题很清楚，所谓气候政治或者说国际碳政治，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基本点：首先是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权国家自身生态环境的恶化；其次是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纬20度之间受害国家的生存危机。哥本哈根会议恰恰是忽略了这个基本点，而把所谓的气候政治误导至主权国家的利益博弈的轨道上。

 

近代以来，欧洲以不断创新概念著称于世，几乎每到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他们都能提出解决发展方向和构成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比如“主权国家”、“科学”、“法制”、“市场”、“资本”、“标准”、“国际框架”等等，也确实使全人类受惠于此。然而，中国古人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回，欧洲错了。这些年来，欧洲人一步步把增长、环境、生态、气候等问题，引向国际语言的“气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误导。这种误导，很可能是欧洲自恃在“低碳经济”上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一厢情愿地希望继续借“气候政治”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新国际框架。骨子里，欧洲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和对抗性思维方式主导世界的近代路径的延续。

 

在哥本哈根，中国提出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毋庸讳言，中国确实已是世界排碳大国，所以，中国会前主动提出自己到2020年到2030年单位GDP在2005基础上减排40%-45%的目标时，一再强调，这完全是“自主行为”，是本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中国这一“自主行为”，无疑应当受到各国政客、专家和民众的欢迎和借鉴——减排二氧化碳，首先是优化各国自身的生产、生活、生态循环模式。

 

很清楚，中国已不把“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对立起来。当然，这个目标能否达到，技术和资金层面都还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而更需要政策目标的改变、改变增长方式、改变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比如，说服世界银行和国际评级机构改变目前通行的GDP、GNP价值评级标准，说服世界各国政客和专家确立地球文明形态，如以生态文明取代工商文明。否则，哥本哈根的唯一成果：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只能是一纸空文。

 

笔者以为，离开地球生物、人类、生态，气候问题就失去了意义，气候问题只是碳排放的一个结果。所以，“人类参与其中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生态政治”。我想说的是，既然“人类参与其中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那么，作为国际语言的政治基础更真实的表达，应当更具体地表述为“生态政治”。

 

生态政治，作为国际语言行为基础，落实到主权国家层面，可以用一句稍加修改的中国谚语来表达，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兼顾他人瓦上霜”；落实到各国主权公民层面，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克服和摒弃我们被近代唯利主义思维方式诱发的现代工商文明所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缘的蒙昧。为了让世界各国公民都相信这样一条“共生公式：乐活细小行为×我(每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并且如此行动起来，我以一个中国公民的名义，郑重提议：把“气候政治”概念，及其相关国际框架的谈判，纳入到全新的“生态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国际框架之中，以促进世界社会各主权国家和主权公民切实地行动起来。

 

人类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既能包容“气候政治”中所含蕴的理念、范式、原则，又不回避小范围的谋略博弈，同时，能够重新承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72）》理念及成果，显然代表全人类全世界发展方向的价值观或处世哲学？这种新的处世哲学，笔者冒昧地以为，就是上世纪以来人类出现的宽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变化的智慧，以至共生的智慧，即生态文明所要求的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学、共生的价值观，并且，把这种全新的处世哲学可以这样概括：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在生态政治国际语境下，笔者郑重提议：各国政要和各路专家在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墨西哥会议之前，酝酿设立一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在“生态政治”思维框架内，根据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及危害，把注意力聚焦在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权国家自身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以及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纬20度之间受害国家的生存危机问题上。

 

所以，这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起码包括这样两大机制：比如用“减排基金”来承担前20名排碳大国的减排成本，从全球范围内作资金、技术、最低经济发展标准的平衡和调节；比如“生存移民基金”来承担和支付南北纬20度之间温室效应受害国的置地、移民成本。

 

2010年03月24日 刊于  中国证券网

　

（作者系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欧中联合商会副秘书长，世界共生价值研究院（IWSV）共生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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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

 

我有朋友说，美国人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美国错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错了，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美国人的发明，没有必要反驳美国人中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德国的李斯特，但为列宁首倡，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国家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二是指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监督和调节，“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特别指出1921年苏联经济的两大重点：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

 

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后，列宁领导革命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向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做出让步，解决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同时用新的手段加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手段不但包括了进一步加快国家所有的大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了大规模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苏联的经济，还包括了向外国资本出租和出借国有的矿山、工厂等等。1978后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不是有飞蛇走线的历时性联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教科书上说，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之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如一位朋友所指出的“当时党的政策是使民族工商业紧快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计划定货、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进而实行全行业合营的道路。这有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9月7日的谈话为证”（胡德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在《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根据列宁这一“历史梯子”的论断，那么现阶段，中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的企业，包括当前国进民退“混改”，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至于离“社会主义那一级”还有多远，起码是需要探讨的。至少，只要提高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能力），人均落后并不重要的经济模式，不属于“社会主义那一级”，而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政府货殖主义）。1990年代中国政府重商主义或权控市场经济的思想要义，是强化国家（政府）“汲取财政的能力”（参看胡鞍钢、王绍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1993）。正如独立评论人袁剑所指出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中国的变局》1995）。决策者在这一思想默契下，中国式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亦即所谓“渐进式改革”成为可能。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内涵。这里的“社会主义”，等于“政府主导”（国家主导），这里的“市场经济”，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法定条件下，仅仅剩下“效率优先”。

 

纵观全球，一切为了“提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确实绝无仅有，把它称之为“中国模式”也未尝不可。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完全超越了经济范畴，当然是现行经济学理论——无论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老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特色利维坦（Левиафан）。所以，我勉强称之为“政府货殖主义”（政府重商主义）。因为它可以让交易对象（本国企业和居民）、贸易对象（外国政府和企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一句话，这种以整个国民、国土、社会生態背负为代价的“权控市场经济”模式成功的秘诀在于：不但可以置公平正义、法治秩序、国民待遇，乃至自然环境、社会历史、道德规范于不顾，而且，让政府行为和组织机体无限膨胀，乃至城乡社区生活凋敝而趋于社会原子化；不但可以让失去以土地为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本国国民，成为权力资本无限欺压盘剥的对象，而且，能在现行世界贸易中发挥政治比较优势，赚得盆满钵盈。

 

但问题在于，这种“政府主导，效率优先”的国家资本主义，既然是以整个国民、国土、社会生態背负为代价，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身的极限。正如袁剑指出，这种把政权合法性与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将可能遭遇“奇迹的黄昏”（2004）。而且，非经济学家秦晖也看到“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2008）。只要对中国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收入，各种预算外收入、彩票收入、汇率差价收入除外）增量占GDP增量的比例分析，得知：占中国人口比例15.4%-16.14%的2.16-2.26亿吃财政饭人数+领取养老金人数消耗掉当年54.30%的GDP增量，剩下84.6%-83.86%的人口只消耗45.70%的GDP增量（2017）。难怪原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研究员陈申申一再呼吁“建立预算制度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可见，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國家”，可谓人类20世纪最大的奥威尔式谎言，沒有之一。因为这一谎言，最大限度地破坏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不仅让左派和右派无所作为，而且政府推动的所谓渐进式改革失去内生性动力而断裂，对内葬送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的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最大限度地损害了国家形象，不仅差点毀掉中国，还将继续把中国“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终归会招来国际社会的敌视。以马克思主义观之，“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为目标的集团官本位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其权力（中国“官粹、官僚、官家”特权文化使然）与资本（西方工商文明使然）勾兑杂揉的“中国模式”，已经造成“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追求财税增长远高于GDP增长带来城乡失衡、社会失衡、央地失衡、内外失衡等广义生態背负问题的根源，当然也是中国大陆所谓官员+智囊型经济学家们的问题。我这里说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包括“50人论坛”及希望挤进该论坛者。不过，9月16日该论坛20周年纪念会的基调，已经开始正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有所改变（林毅夫、胡鞍钢两位除外）而重提坚持独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我对这一基调性转变，给予高度评价！

 

针对“北京论坛”《中美县级机构对比表》显示，美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个，中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6个（截止2018.5）的“政府臃肿”及“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的问题，我欣喜地看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和“50人论坛”上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特别是“减政”改进办法：“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针对“运动治国”“指标治国”“文件治国”的问题，需要确立“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態并制定相应的《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以确立各自的事权边界。

 

针对19世纪以来人类特别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纠结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態，造成诸般历史性悲剧的情况，除了从产权理论加以重新厘定，还应当超越现行工程货殖学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将“人权、事权、物权”整合为“共生权”范式，加以解决。

 

一句话，只要是“国家政权与资本的结合”，并“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经济”，包括“盐铁”“烟酒油电”专营、“土地（财政）金融”、“外汇管控”等，就可以叫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叫“权控资本主义”或“官粹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更恰当，包括权控政府（国营）经济和权控市场（民营）经济，前者必然导致垄断，后者必然导致腐败，是事实，也是应当承认的常识。

 

在中国，改变特权导致垄断与腐败两大毒瘤的“权控资本主义”逻辑最有效办法和力量，依然要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边完成自身“革命党-执政党-服务党”的改造，一边积极主动扶持中国社会成长，重建社会，为实现社会再平衡创造条件，以超越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二元对立格局，在国家政体上建立起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动态平衡机制，从而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克服原子化社会（官民）在权控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助、无奈、无力及无方向感、无安全感、无尊严感，并将这一过程用宪政共和制加以巩固（参看钱宏《再访问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刊《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2018年9月19日《经济要参》）。所以，改变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或权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態方式，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困境”，势在必行。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改进空间。套用毛主席的话说，“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

 

分析完资本、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化”、“资本社会化”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运动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共和制”的历史沿革和当代使命。

 

首先，从词源上看，society，严复把它翻译为荀子讲的“人能群，彼不能群”的“群”，后经日本转译为一个双音节合成词“社会”，社，即“团体”，会，指“用来聚集的地区”，组合起来就是“在一个地方所聚集成的一个团体”。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并不是脱离个人的行动的实体，在个人行动之外，并没有社会的、作为一个行动实体的存在。我们能够观察、记录、分析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所以，马克思发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而“社会优先”中的有生命的个人，是社会的终极价值。这也是安•兰德在《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两本改行量仅次于《圣经》和《列宁选集》的哲理小说中表达的观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他并没有说“人的本质在其可能性上”是什么。

 

以共生哲学观之， 这个可能性，就是有生命的你、我、他“仨人”（相对于“仁人”），聚集于一个特定时空协和一致的合作行动，由这些协和行动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分工合作，我们把这种分工合作关系的实时组合，称之为社会。因而，正如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叫作“资本主义”，那么，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

 

那么，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本身就等于民主、自由、共和体制的共襄生成；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就等于社区、市场、政府形態的共襄生成；从文化上看，社会主义等于亲缘、地缘、生灵缘机体的共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继政府论、自由论、资本论之后的社会论，就是共生论。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现实意识形态争论中，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市场、自由对立起来，或者在“民主”前冠以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我认为，正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2006）一样，“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完全不成立的命题。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我们国家传统的理解上和几十年的实践过程看，众所周知那个“社会主义”，影响较大较深的无论是从苏联式的“共产社会主义”（实际是国家资本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跟“民主”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一层意思是，大家从思想理论上和历史起源上看，其实社会主义本身，又是最讲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1832）的兴起与民主运动（第二国际）、民主革命（欧洲1848）、人民革命（中国1949）的兴起，几乎是一脉相承。

 

正因为如此，后来很多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国号中，都直接打着“民主”（包括“人民”）的字样。比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民主共和国”、“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东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国号，“苏维埃”（Совет，Soviet）即是“工兵民主政权组织”引申为“人民民主”之意。

 

这都很说明问题，即社会主义就等于“人民当家作主”，即民主，等于“人民中心”、“社会优先”。所以，只要了解了社会主义的本义，也就了解了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与民主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的一体两面。我这是从思想理论上、逻辑上、历史起源上讲的。从传统实践上讲，人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却又恰恰相反，又把它与民主变成对立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使用这类国号的国家是不是名副其实？这正是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引发包括特朗普所谓“抵制社会主义”在内的诸般概念混乱情况。

 

那么，什么叫社会主义？我的理解，第一，不能离开它的历史起源，即1832-1848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或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共襄生（成）长。

 

第二，就是以“社会”为先决条件，为优先条件，把“社会”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社会优先的主义，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相对于“国家主义”、“朝廷主义”、“政府主义”、“资本主义”而言的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天然本质，就是讲民主的。没有什么单独还要叫一个相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同义反复。
第三，在宪政共和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生成三大基本要素，一是有一种能够表达“社会优先”公平正义的概念，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替代单纯公有与私有、官粹与民粹二元对立的产权理论（众人之私即是公，一己之公即是私，化解公私冲突，唯界定共生权法）；二是在政治形態上，有一套能够实时表达公平正义“共生权”承诺的法治参与形式——实施民主自治程序的机构和公民实践；三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態上，要求一个当代正常国家，无论是以市场（自由）经济为主，还是政府（规划）经济为主，都应当建构一种作为生活托底的社区经济形態——以作为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最大化的保障机制。在中国，更需要从企业所有制（如国营、民营、合资、独资）划分企业是否社会主义属性的梦魇纠结中走出来（参看钱宏《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即将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所以，社会主义“三大要素”，也是无分阶级、族群、官民身份地保持公民对当代国家信念的基本保障。

 

前面说过，“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桑德尔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理由是“赋予不在阶级体系上层的人们、工人阶级和普通男女以权力，并且培养一种团结意识和对公民素质的理解，正是这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我们是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然而，以此观之，无论是欧盟，还是主权（民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桑德尔在2016年6月谈论“脱欧论者和特朗普的能量源”时指出，既注意到社会民主党，把民主玩成一种政治自治工程以至成为“无法控制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又注意到丢掉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危险。“上一代主流政党的最大失败之一是没有能严肃看待民众的渴望，没有直接回应民众觉得自己在塑造支配其生活的势力方面有发言权的诉求。这部分是民主问题：民主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与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密切相关。失去权力的无力感部分就是自治工程失败的感受。”致使人们普遍对政治、政客、现有政党感到失望和沮丧，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政治没有能解决最重要的和公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什么构成公平正义的社会，以及公共利益问题、市场角色问题、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参看吴万伟译Michael Sandel: “The energy of the Brexiteers and Trump is born of the failure of elites” BY JASON COWLEY）。这也是我在本文开头，特别提出“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不要忘本”的原因。

 

相比之下，我感到福山先生在他的“历史终结”（“‘终结’是指‘目标’而非‘结局’”）于自由民主制的论断，遭遇现实挑战之后，提出“身份认同”的利弊以及“国家认同”作为补救措施，既在哲学上有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古老箴言，也对“世界社会”、“社会优先”的社会主义概念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创新动机。

 

 

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態、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的创新!

 

当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官粹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资产国营(大家族)化还是资产社会(民营)化”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国企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还是体制问题”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在为“城市中心论还是乡村中心论”“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之时，中国、美国、欧洲和南部非洲的“社会人”，早已针对中美欧非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中产阶级失落”、西北欧洲存在“福利国家惰性病”和南部非洲存在“种族特权”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態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欧洲“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南部非洲“班图精神运动”（生活在一个Ubuntu社区里，必须彼此分享和关爱Live in a ubuntucommunity and must share things and care for each other），以及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生態经济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环保酵素救地球运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的“新经济运动”，欧洲的“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南部非洲的“班图社区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环保酵素救地球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態”——社区经济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大方向(参看《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態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

 

总之，按照“社会优先”的社会主义，起码必须“有社会”，如果没有或不充分，国家和政府就有责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也要积极主动扶持社会成长，重建社会，而且“社会优先”，才可望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二维中引入第三维——“社区经济”（顺便说一句，在中国，为了鼓励城乡居民自组织就业和创新，鼓励承载市场经济、政府经济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般的社区经济形態成形，我主张象20年前上海市扶持国企下岗职工实施的“5040工程”那样，减免所有年利润100万人民币以下“小微企业”的税费），包括“草根的生態经济运动”所蕴涵的经济社区化、社区服务化、服务生活化——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结构，即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局面。倘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作为工商文明后发的国家，就可能成为生態文明的先发国度。

 

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我们说，“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是指他要十分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优先、公民本位的社会主义，而非“无社会”的精英本位的“假、大、空”社会主义，甚至也非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式企业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参看钱宏《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录《中国：共生崛起》P160-1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是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式“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发源地）欧洲式“民主”社会主义的升级版——整合了洛克“政府论”、马克思“资本论”、新世纪“共生论”与东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古老智慧的社会共生主义，亦即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Global Symbiosism with Social Priorities）。

 

早已从英国手中接棒“世界领导”责任的美国，不可能回到“门罗主义”。美国总统要在生態文明的全球时代，继续承担引领世界的责任，就必须意识到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才是“必须捍卫释放人民身上不可思议的潜力，使一切成为可能的基础”，也即是全球共生主义的基础。从而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特别是以某个“Party-state”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和某个“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并加以避免。

 

如果既非“白左”又非“普右”又在竞选中与民主党互换车道的共和党人特朗普，真的要介入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新建构，只要高举起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旗帜，就能不让英联邦人民失望，不让尚未完成工商文明社会转型又跨着生態文明的门槛的亚非拉人民失望，更不会让美国人民失望，还能重振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信念，让人们找到历史感，让一切“无社会”的假社会主义原形毕露无所遁形，而自觉改弦更张顺势而为。

 

假如特朗普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且强迫它脱下旧时代的伪装”（基辛格）的历史人物，他就应当意识到，丢掉全球主义，不从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的新思想，谈“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和“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和统治”，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缺陷，使自己陷入现实利益困境（比如与中国打贸易战，与盟友争吵）。这还不只是放弃责任的孤立主义美国凭什么再次强大的问题。哈耶克指出，人类合作是社会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民主、共和、市场、社区、地缘的优点，就是它使我们能够相互合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威权风格的、自顶而下的规则，不是秩序或进步的源泉，相反是一种障碍。不同个人、社区和企业群体、市场、地缘国家等不同主体间能够贯彻民主、共和、相互合作，就能实现因“信息相互融合而发生知识的质变、升华”，进而不断打破和修正威权风格的、自顶而下的规则。因而，单个人或单个国家或地区不能以一种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的方式生存，追求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是反社会性的，更何况今日人类社会因互联网云计算而去轴心化已成大势。

 

那么，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势在必行。正如《理性乐观派》和《自下而上》两书作者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在《奇妙的“云大脑”——这就是市场》中所说，哈耶克1945年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指出，中央计划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它试图用某些精英或领袖个人无所不知的才智，来取代人民弥散的、碎片的、本地的、但又相互关联的知识，大部分这样的知识是默会的，或者说是自组织整合的。正所谓“必集大成，方得智慧”。如果说，把前者叫作“官粹主义”，那么，后者自然是“民粹主义”，而这种民粹主义不正是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社区、市场、政府经济形態所必备的社会条件吗？怎么就不“政治正确”了？而以“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进行“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和“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和统治”，一切就顺理成章（而且在“双边”“多边”谈判的运用上，也将更加灵活而有效，也不会拘泥于“双边”或“多边”）。

 

只有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才能与去轴心的全生態（区块）链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现实相匹配，承载得起各个主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交流想法、服务社会从而激励社会变革，“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建设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追逐自己对命运、遗产和家园的美好梦想”，真正体现“这美丽的星球上每一个国家都很特别，每一个都很独特，每一个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闪闪发光”，从而共襄生成繁荣、发明、文化实验与可持续和平。
总之，人类需要创建一个“千灯互照、光光交澈”的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全新生活方式——重建世界秩序（参看钱宏《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繁体版，晨星出版，2018）。

 

 

陽子2018年9月26日初稿10月6日成稿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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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八个方面展开论述：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最近两年有关“公有制”“私有制”的讨论又热闹起来，而且，这种讨论很快就从学术上升到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与中国的“公私合营”、“民进国退”、“国进民退”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特别是对私营经济，从“消灭论”“暂时不消灭，终究要消灭”，到“退场论”“职工管理论”不一而足。为此，胡德平先生发表了《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重温中共中央[1991]15号文件》。

 

国际社会方面，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3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在讲到委内瑞拉时，严厉批评了社会主义，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苦难和腐败，所有国家都应抵制社会主义和它给所有人带来的痛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加以反驳，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合不合适，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有趣的是，特朗普作为一位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美国总统，也讲起了意识形态，但这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身处美国总统之位的特朗普，面对国际社会的今日格局，无法回避，不能不勉为其难所致。这就充分表明，有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公有制、私有制，以及效率与公平、需求侧与供给侧这些“先辈们的传统”问题，如马克思所言至今依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必须重新梳理加以澄清，人类才能避免重新陷入“不共戴天”式斗争思维的危险——由于工商文明已然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人类社会不共生，就可能共死的临界状态，重陷斗争思维的后果将成为人类难以承受之重。

 

 

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

 

中国作为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在如何学习复制的问题上，经过器物、制度、国体变革仍然无所适从之后，终于发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今天，回望这段深刻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文化运动，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只是引进了“Democracy”（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和“Science”（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两位先生，而未能同时请来“Liberalism”（哲学和意识形态）和“Republicanism”（政治权威最终来自人民同意的原则）两位女士。

 

缺了“自由与共和”思想理念滋养的“科学与民主”，不仅结不出创新生产、生活、生態的种子，而且往往沦为“造神与专制”的工具。在哲学上亦有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德道相蓄势成之”的朴素理念，人、事、物众生灵皆“由二而三”共襄生长，阴阳和合共生万物——先生女士相爱生儿育女；雄雌蕊结实生成种子；天生地载而生万物；寒暑交替而成四季；电子和原子核组成原子；势能动能超弦振动相互转换为一切人、事、物正常生息的能量。“自由与科学”，“民主与共和”的共襄生长，才是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人类富于尊严与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的完整表达。

 

尽管这一遗憾，在后面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有所弥补（胡李之争并非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孰重孰轻孰先孰后之争），但囿于当时时政变化多端，终是不了了之，而回到先前两千年“成王败寇”治乱循环的老路——时至今日，中国在器物上取得GDP世界第二甚至不远为世界第一超大经济体的成就，却在“制度-文化-人性”循环及其基本社会生产、生活、生態方式上，远不能说已经是一个正常而有特色的现代国家。

 

在共生场中，势能（potential energy)是一种蓄势待发的能量，势能不是属于单独物体或实体所具有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物体或实体所共有。势能之“势”，可以理解为由各种综合因素组合成的能量聚合体，影响到人、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关系状态。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势能大致上分为两种：因状态产生的势能和因位置产生的势能，都可以释放或者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势能就转换为动能。人类进入工商文明后，最根本的势能来自国民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创新，思想势能可以低成本吸附组织资源，因而对人、事、物有一种价值增值效能。

 

因此，当“自由与科学”“民主与共和”的思想势能形成，并转换为工商文明成就的强大动能后，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可以顺势、借势，甚至简单“选择复制”，就能获得低成本高增长的效能，从而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

 

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原因，是1980年代始加入战后形成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凭借其势能释放所致。当时为了适应这一势能，顺势而为，众所周知，邓小平针对“左的那一套，什么时候不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来就不是哪回事喽！”同时，为了争取搞经济建设的时间和鼓励大胆试验，提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1992.1.18-2.21）。

 

但是，当工商文明的思想智慧、情怀担当、价值格局直到其阈值临界点，自由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也暴露无遗，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前夜，即将迈进生態文明新时代新世纪之门的时候，就不是“不争论”，而是澄清“问题与主义”，势在必行。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处于历史“顺势”转型阶段，回避“谈主义”或“讨论理论”，要么是因某种现实原因故意“暂时”不谈、不讨论，要么因为长期不谈、不讨论而失去了“谈”或“讨论”亦即“创新”的能力和信心。前者是“创新恐惧”（可能带来某种暂时的损失），后者是“恐惧创新”（承受失败的风险）。

 

如果说盛行各种各样“拿来主义”的整个20世纪，我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持有这样两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其中包含了某种“韬光养晦”和“大智若愚”的智慧，那么，当历史的脚步走进新世纪、新时期，近三十年来形成的所谓“中国模式”中缠绕的“中国问题”，已然“扎堆”成历史前进的“天花板”和“瓶颈”（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时，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再不寻求思想、主义、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不单是一种不长进和没出息，极而言之，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人格、智慧和热情的污辱！心安理得地没出息，比任何没出息可怕可悲一万倍，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参看《共生主义词典》，2007，刊《经济要参•“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专辑》2013年第3期）。

 

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

 

由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源，都来自欧美，所以，要澄清这些问题，走出人类共同的梦魇，必须先从分析近代以来国际社会概念演变开始，进而重建世界秩序。

 

今天，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时代，恕我直言，美国总统特朗普讲“抵制社会主义”的时候，犯着一种“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毛病，甚至可以说，他有点忘本——忘记了是谁把他送进白宫！

 

对于特朗普的当选，相对最近提出“身份政治”分析框架的政治时评家福山在《身份》中给出的负面评论，认为特朗普几乎是出于直觉地故意激怒左派，分裂民众，“暂且不论他造成的各种破坏、种族主义和荒唐举动，最令人不安的事情还是他享有的支持度。”而言，当代社群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更具政治敏锐性，也更客观地加以肯定，指出：“特朗普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感受，他们不仅被经济抛弃，而且文化也不再尊重工作和劳工。”

 

当然，也许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特朗普，并没有清晰意识到，正是他实际上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再平衡”的主张，让那些对“精英政治”“政治正确”不满的“最有发言权”的美国底层人民，把他送进白宫的。但他确实是上任之后，成为历史上兑现竞选承诺最多而少让选民失望的一位美国总统。虽然他因此而得罪了精英或官粹主义者，但说特朗普是草根或民粹主义者，这个定位并不合适，因为他主张草根、平民利益，显然并非打击精英、官僚利益，而是要两者之间求得一个社会动態平衡。

 

这里涉及美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也是个需要重新认知的问题。即一个能让当选美国总统，兑现承诺的国家，能够习惯性地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吗？从特朗普总统讲的“美国优先”的内容看，不管它对外部世界意味着什么，但它主要讲的是美国普通工人的就业、减税、制造业回流、改变社区空心化问题，也回应了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芝加哥教师运动、快餐业工人运动、反对警察暴力运动以及收入公平问题的大辩论等社会运动，对媒体和“华尔街”政客的不满。所以，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甚至包括他讲的“尊重美国的主权”“美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以“爱国主义”反对“全球主义”，实际上讲的都是以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

 

我说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得益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互换车道”。假如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人，是明确批判给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带来好处却没有在实际上帮助工人的自由贸易协议，参赞目的旨在“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利益服务的政府，而不是服务一小撮在顶层的人”的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者桑德斯再年轻10岁，也许特朗普，就没有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的机会（参看钱宏《“社会优先”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冒昧地以为，尽管为产业工人“尊严和幸福”说话的资本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言行一致，在“资本再平衡”的意义上表现也不错，但身居“世界领导”大国总统的他，要实现“社会再平衡”，成为福山先生所期待的“一种能够与全体公民的关切展开对话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能有超越狭隘身份关切的全国视野，而非只顾自家利益”，还是应当补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课。

 

同时，身处生態文明全球化大变局的思想理论家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需要重新进行梳理。

 

这就需要先从历史发生学上搞清楚“社会”与“资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诸多演变形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兴起，特别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逻辑形成之初，不久就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追求社会公平的共产主义（17世纪）和伴其道而行之的社会主义（19世纪30年代），乃至综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40-90年代）。

 

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先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斗争史观，后以英国政治经济学为“批判的武器”，同时发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逻辑对于工商文明的极大推动作用和作为工商文明生产主力（无产阶级）的罪恶剥削事实这一“双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式的“武器的批判”，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命运共同体的过渡，来达成“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同时，经过“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实现共产主义条件下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

 

在马克思看来，形成这种“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亦即共生体组织形态）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穷十年之功（1857-1867）铸就皇皇巨著《资本论》（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尽管今天看来，《资本论》的逻辑建构存在着诸般欠缺，但是，马克思对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和对劳资矛盾的理论揭示，给世界的普遍警醒，使他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朽丰碑——马克思不愧为“千年第一思想家”（2001年BBC投票网评），伴随欧洲以至美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展开，马克思主义结出了五大历史成果：

 

马克思主义第一大成果，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23年后，客观上促成了1890年美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反大资产阶级的《谢尔曼反垄断法》，以及20世纪初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直接参与的反托拉斯进步主义运动，最后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后国会通过实现公平交易三大证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及《萨班斯法案》）的出台而建立起一个基本健康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中论述的股份制为标志的“资本社会化”和“社会生態化”过程（参看钱宏《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而且，我相信，当代欧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兴起，也印证了人类进一步将“资本社会化”“社会生態化”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第二大成果，是经过列宁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后的“精英革命理论”与俄罗斯二月革命后反一战组织“苏维埃”（即工兵联合政府）极富激情而机智的结合，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名义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权。后又经斯大林、日丹诺夫式再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加盟国和若干卫星国组成），最后成为“冷战时期”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与美国相当的超级大国（参看《邻居的伟大与幸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怎么回事？》，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2007），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资本化”过程。应当承认，这一成果在中国的延伸，也创造了两大奇迹，一是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名义”将清末至抗战时沦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了，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是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布局，其最高成就，就是“两弹一星”和进入联合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参看钱宏《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载童庆炳主编《大文化战略》，中国工商联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第三大成果，是在恩格斯亲自参与下成立的社会主义国际（又叫第二国际）近一个世纪的持续推动下（从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到21世纪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第三条道路），通过“依法抗争”、议会道路和行政干预，在西欧、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普遍实现了的改良社会生態的所谓“福利国家”（一说“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第四大成果，是理论成果，即以所谓“法兰克福学派”、“青年马克思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为代表，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异化理论，从意识形态领域、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下人类畸形的生存状况，并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生態概念。这一成果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如陶东风、朱学勤、徐友渔有相当影响（尽管他们声称是批判地接受）。

 

马克思主义第五大成果，既属于理论，又可望成为国家实践哲学的成果，这就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哲学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领域，把人与自然各自的地位与作用、演进过程、矛盾结果、和解路径等“共襄生成、自然有为”的论述。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推动下，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一批学者，如余谋昌等结合中国古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信念，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生態文明”的概念。也包括欧美国家的“生態学马克思主义”者和柯布等人发起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以及基于对三十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得失损益的历史反思，中共17、18、19大相续提出“生態文明建设”战略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哲学思想，我们将这一成果表述为“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几乎涉及人类本身和人同自然的全部关系内容，其得失成败，功过是非，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当代人类一定会从马克思主义五大成果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让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以形成与之相应的人类共襄生成的价值体系——即全球互联生态化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

 

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

 

2017年5月9日下午，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69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514会议室，以《“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为题第一次在大学讲坛上讲到“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厘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最后实现社会生態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与人类300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活动和历史运动具有高度吻合性，达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的高度理论概括。

 

第二，“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动力机制，与人类权利从顶层逐级向底层分流的动力机制一样，并不是来自理论设计，而是真实的历史运动本身。我们可以追溯到1215年《大宪章》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倡导“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1625年的《权利法案》、1648年的“光荣革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主权国家秩序、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861年俄罗斯“解放”农奴的法令、1862年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890年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8年苏俄实行“土地国家所有，由农庄永久使用”集体农庄、1934年美国三法合一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基于古特雷斯秘书长“可持续和平”理念的联合国改革，势必导向又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

 

顺便说一下，我说“社会论本质上依旧是权利范式”（权利rights包含了权力power），并不涵蕴“从资本论到社会论到权利论”是一个递进关系的意思，而只是说明，“资本论”与“社会论”都是过去500年来人类最高智慧即权利智慧（含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的范畴。以“自然法权”或“自由理性法权”（即天赋人权）的观念视之，如果把效率与资本主义、公平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我们很容易明白效率属于工具理性法权范畴，公平属于自由理性法权范畴，所以，公平不仅是效率的基础，而且是效率的动力前提，如果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就必然给追求经济特权（比如以GDP增长率为纲）留下空间。所以，必须把公平与效率作为直接关联概念来研究，这也是漆琪生、陈岱孙把经济学（economics）翻译为“经世济民学”的本义。

 

第三，“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依旧属于“解释世界”的范畴，并不是要说明比如“资本（财富）社会化”是我们的改变目标或方向，但把这种解释方式，用来观察当今世界，比如包括美国、中国、欧洲、亚非拉在内的各国标榜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政府经济”、“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公有制”或“私有制”、“需求侧改革”或“供给侧改革”等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力量，有助于从实际出发，“走出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有助于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化解冲突、实行和解，进入“社会生態化”新时代，以球为本，走向共生。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

 

上述分析框架，是11年前我为华盛顿的《新世界时报》写作的《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Embrace An Era of Symbiosism in the WorldSociety）一文中提出来的。当我注意到钱学森提出的“世界社会形態”（1992）的概念时，我发现“世界社会所奉行的思想理论、道德情感和现实交往，再没有比共生主义来得实在。我一直感觉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共和制度、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早已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同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时代。”（参看《原德：大国哲学》P34-5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什么叫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对于封建主义、宗法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言，更呈现出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征，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某种理论界定，比如“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社会心理、社会学说。但它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人类性的社会实践。因此，这里说的“资本主义”一词，更多地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其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值”，即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值，是法制社会（与宗法社会对）和自由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社会财富获得人生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增值，首先是资本（生产资料资本、生活资料资本和生产力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资本所有者不同，“资本增值”的类型自然也不同。所谓“私人资本主义”、“股份资本主义”、“集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等等分类，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这一分类本身，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历史发展到今天，用普遍幸福和少数人幸福来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企图简单划分这个仍然有着主权国家、地区界别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不实事求是。从社会政治结构上看，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当人类生产、生活、生态运行普遍超越宗法专制社会而进入法制共和社会时，资本主义（包括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背景下的逻辑历史前景，就是“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即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如果将传统（苏维埃式）社会主义与现代（欧美式）资本主义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就恰恰是“资本的社会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反倒是“社会的资本化”，传统社会主义实施的正好是现代资本主义极力避免的各种资本垄断和权力操纵。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具有个人占有的暂时性，所以从绝对意义上，不管资本在社会个体中如何流转，总体上都具有公共性（commonality）。即使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的商品形态（物品及其价值形式、货币等）不进入生产流转，而仅仅作为消费资料（潜在不变资本）存在，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潜在的生产力资本——可使生产资料资本升值的可变资本，也没有改变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这种公共性，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说，社会作为一种资本价值，具有群体占有的长期性，所以从相对意义上，不管社会在资本占有形式中如何变化，总体上都具有自由性（freedom），只要生产力资本（可变资本）的劳动形态（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进入生产过程，而作为生产方式（包括管理方式等可变资本形式或智本、思本）存在，就立马表现出社会作为资本价值的这种自由性，所谓“人是活宝物是死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伦理（幸福）底线。否则，不管其冠以何等华丽的意识形态词藻，其实践都是非人性、非人道的异化形态，都是人类本性的悲剧和迷失！

 

马克思不愧为继亚当•斯密之后划时代的人类导师，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人类从此懂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亦即公平是效率的条件，为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威适时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每个生产力资本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资本的拥有者。在马克思之后的100多年里，人类分别实践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前者以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前苏联式社会资本化模式（或精英专政模式）为代表；后者以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标志的美国式资本社会化模式（或大众联合模式）为代表。

 

结果在实践中，在社会（国家）资本化模式与资本社会化模式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矛盾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后，至核军备竞赛时走到了尽头（再斗争下去人类必然文明共毁同归于尽），加上国家资本化模式由于其依赖精英专政的本性越来越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本质而困难重重，资本社会化模式反而较好体现“公平是效率的条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使人类组织形式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形式，人类终于在1980年代走向和解之路，也为人类走上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社会优先的“世界社会”共生主义之路，奠定了基础！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 http://symbiosism.com.cn/3961.html/feed 0 共生课堂：2020全球共生元年，我们该做点什么？ http://symbiosism.com.cn/3897.html http://symbiosism.com.cn/3897.html#respond Sat, 13 Jun 2020 02:46:16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3897 加拿大乐活网报道（江传瑜）：2020年，由于新冠肆虐全球，许多活动近乎停摆，“Stay Home，Stay Safe”成为了当下的主旋。6月6日，由加拿大赣商联合会，与全球共生学会联合举办，借星环移民集团公司会议室，作为主会场，在线为听众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上讲座。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钱宏主讲了主题为“2020，全球共生元年，我们该做点什么？”。

 

 

讲座共分了5个部分：

1、新冠启示：在宁静与淡泊中反省我们的贪婪与浮躁

 

2、身心灵健康：重新定位天人、人我、心物关系

 

3、UN75全球对话：联合国改革方向与机制创新

 

4、温哥华情怀：世界第一个共生博物馆与共生大学

 

5、共生约定：提升我们精神品位与温情奉献

 

 

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钱教授已经感受到了温哥华这个世界宜居城市的内秀，内涵和天地人共生的吸引力，感受到加拿大以社区生活为基础的国家制度设置——“家庭第一，社区优先，服务公众”——所形成的温暖而富有活力的社会生活氛围，与他倡导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天然契合，是一种典型乐活（LOHAS）的即“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在演讲中，钱宏教授认为，“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我们上揆天机、下接地气、中达人和，一切为了人的身心灵健康！

 

如果说，2020全球性新冠疫情危机经济危机，可能成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历史纪年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各国政府和人民主动采取自我纾困行动，以及联合国古特雷斯秘书长发起UN75纪念线上全球对话活动，将可望成为人类转危为机的智慧元年！

 

钱宏以极大的热情提议社会各界参与“UN75全球对话”，帮助“联合国改革”，在机制设置上形成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据悉，他以“全球共生研究院和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名义提交这些议题，已经得到联合国有关方面的回应，将作为议案上交2020年9月联合国UN75大会高级别会议。

 

在回答“2020’全球共生元年，我们该做点什么？”时，他提出一项很具体的建设性构想——温哥华有条件建世界第一座“全球共生历史博物馆”和“全球共生大学”。我们期待教授的提议能得到社会各界的附议和支持。

 

 

全球共生历史公园设想图

 

讲座由加拿大赣商联合会执委黎杞昌和肖礼斌先生主持。听众除了温哥华当地上线听众外，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美国，欧洲以及中国上海，乌鲁木齐，北京，厦门的各界学者和教授共30多人。会后，钱教授也耐心细致地回答了听众的一些问题和疑问。加拿大赣商联合会执行会长程关民先生说到，教授的讲座精彩，受益匪浅，希望以后多举办几次，有些内容可以展开。北方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温士顿学院院长，国际创意制片人何笑梅女士，非常赞赏钱宏教授的讲演，对于在温哥华建立共生历史公园，开办共生大学很感兴趣。此次讲座，特别感谢星环移民集团提供的场地，网络和后台操作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纽约协会主席李依凌女士，祝贺讲座成功举办！

 

线上听众部分截屏

 

讲座结束以后，钱宏教授给加拿大赣商联合会赠送了自己主编的《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一书，加拿大赣商联合会执行会长江传瑜先生代表商会受赠，同时也向教授赠送了加拿大赣商会笔记本。祝愿全球共生思想能更加广泛传播，共生历史博物馆和共生大学能尽快落地。

 

钱宏教授赠书

 

]]> http://symbiosism.com.cn/3897.html/feed 0 我们不需要拯救任何主义！ http://symbiosism.com.cn/3827.html http://symbiosism.com.cn/3827.html#comments Tue, 28 Apr 2020 12:44:30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3827  

我们不需要拯救任何主义！

——读齐泽克文有感

 

 

我们不再是要拯救任何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制度设置，我们要拯救的甚至不是何种文明和文化——我们需要拯救的是生命，是与人的身心灵健康息息相系的社会生活。

 

 

裴泽文兄弟一早发来，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的《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并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重现》（宋尚诗翻译）一文。

 

齐泽克先生在本文中提供了一种颇具警示性的思路——灾难促进反思，即冠状病毒潜在地打击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带来的痛苦将使人们反思现存的社会形式，从而寻求一种新的全球性组织，以调控经济，甚至在必要时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且，齐泽克式的反思，超越了那种一厢情愿的想象！

 

但是，正如此文标题所显示的结论，依然象以色列作家史学家赫拉利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样，能给人启迪，却又依然停留在现象描述和脱离实际的呼吁层面，并没有提出具有超越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甚至，齐泽克的文章结论——将其反思和呼吁称为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本（Viktor Orban）所谓的共产主义或有文凭的自由主义的“彻底变革”（radicalchanges）或“拯救”，还可能引起误会和误导。

 

今天，有过被称为“斗争世纪”的20世纪经验教训的人类，必须明确的一个常识、常理和常情是，这场波及200多个国家的新冠病毒大灾难，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大危机面前，我们不再是要拯救任何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制度设置，我们要拯救的甚至不是何种文明和文化——我们需要拯救的是生命，是与人的身心灵健康息息相系的社会生活。而为此，人类和国际社会，需要重建世界秩序——重构健全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参看《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新冠病毒引发的这场生態大战的结果，并非人类与新冠病毒（微生物）的你死我活。在人类活体（免疫力）遭遇新冠微生物（病毒）进宿后，双方机能实现非杀活性再平衡过程中，一种远超国别利益共同体，甚至远超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涵盖地球生命新陈代谢共襄生长的微生物、人与动植物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共生体（Life symbiont）组织形態，将应运而生。因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主要着力点，依然是在通过新冠疫苗等方式促进“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的同时，防止和避免因种族、文明、主义等等不同引发的“人类自身相残”相互推诿攻击，带来底层社会生態和自然生態难以承受之重！

 

我想说的是，在处理全球大危机意义上，在国内外疫情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变量皆不可预测的条件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将显现超能与群体赋能（empower）价值。共生（Symbiosism）本身，是一切活体及活体间生命自组織灵动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是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又译协同学）的动態平衡。有道是“微生、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因此，共生，是天地之大德，也是人类个体与群体认知与愿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企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重新建构制度设置和运行的行为圭臬。

 

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以球为本，共生为用－－搁置一切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建立新范式，重构全球化的哲学基础》的探索，也只是给新世界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思想理论准备。

 

我深知，真正的改变和重建，从来都是倒逼出来的，而且倒逼的张力要足够大！比如，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今日世界也许真的“需要一场灾难”，才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特性，及其改变的方式。

 

首先，齐泽克也看到了“比尔盖茨难题”，他指出，这样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简单——疫情会很快消退，我们只需静待疫病的激增（spike），然后生活自然会回归正常。面对这些过于简单的希望，首先要接受的是，威胁将持续存在。“即使这股浪潮退去，灾难也会以新的、甚或更险恶的形式重新出现”。如果看不到问题的空前严重性，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灾难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就白白浪费掉了——人的普遍惰性是“好了疮疤忘了伤”，灾难过后又回到旧的自以为是的制度设置，以及相关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其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还将继续影响我们与周遭人、事、物（包括自我身体）最基本的互动方式——不止国家和其他机构会控制我们，我们也学会了自我控制和规训。就连高级政客和超级富豪自由活动的开放空间也被限制在他所拥有的“岛屿”之内，而与国民、公民、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实体经济也已然大受其损。

 

再次，但是隔离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所有的岛基相连。我指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个人心灵中,人人能用心感受、触摸到而且人人真信笃行的东西，依然存在。至于互联网技术呈现的“虚拟现实”是否安全，事实是，感染网络空间的“virus” 和 “viral”（数字病毒），不仅早就存在于冠状病毒发现之前，而且这次也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一起扰乱世界市场的平稳运行，而且可能在虚拟现实的双重维度齐头并进。但是，如果病毒、疫苗和群体免疫力的动态平衡，是必须适应的现实，那么，让我们尽可能地克服心理反应过度（恐慌）、医疗反应过度（误医）、行政反应过度（隐私与健康对立），而学会接受与之共生！

 

顺便说一句，也许马斯特计划的12000个无地表死角的卫星互联网+心联网（Mind of internet），会很快让我们现行比拼既有技能技术（如建5G基站）的诸般行为，都将显得多余和浪费（卫星互联网未投入运行之前，4G并非不能用，为何要搞争一时之气的所谓“弯道超车”的5G基建呢），我们亟需将有限有资金资源用于“纾困难、降成本、提效率、强社区、重建社会”。

 

最后，新冠病毒和意识形态病毒，双维席卷并可能感染我们，倒逼我们探索一种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一种不脱离社区生活实际的在世界范围内齐心协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实现（actualizes itself ）或发挥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的社会生活方式（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参看《Earth Day（世界地球日）寄语》）。

 

于是，人们自然而然想到，某种能够控制和调节经济的全球性组织，以及在必要时，该组织可以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世卫组织（WHO）远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即使有一种更合适的组织形式——比如全球共生理事会——也依然不足以承载人们基本的正常社会生活所需。所以，全球共生研究院提出的因应之道是：

 

第一，诚如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的那样，存在了75年的联合国，其体制机制亟需进行新的适应性改革，以利于建立一种能够紧急处理应对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灾祸）”组织架构——比如成立一个“全球共生理事会”（《致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亟需超越“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困境”，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提出，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呈现生态，“以共生权范式替代产权理论”，在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自由（跨界资本主义或价值主义）和公共物品最大化的政府管控（国家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二元交逐利的无间地狱中，引入一种类似老子“小国寡民”式的休养生息普惠化的社区经济形態，疫情（毕竟不是常态）之后逐渐形成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三位一体新格局。

 

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别阵营之争，一切回归到人的身心灵健康，势在必行！

 

孞烎2020年4月27记日于温哥华

原文链接

https://www.rt.com/op-ed/481831-coronavirus-kill-bill-capitalism-communism/

 

 

作者：钱  宏（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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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Day（世界地球日）寄语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应对要略

 

今年的联合国世界地球日，笼罩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氛围中，所以，写《Earth Day 寄语》，感谢地球日之父盖洛德·尼尔森，我不可能回避人类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恰巧刚看到上海张文宏医生接受西班牙华商咨询的视频，我想说，张文宏医生的高见和经验非常宝贵！

 

我要进一步说，新冠病毒和新冠病毒致病是两个概念，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人体细胞会产生抗体（T细胞）杀灭或控制它，病毒也会自行复制，双方较劲的结果有三种：

 

一是抗体完全杀灭病毒，且继续杀活自身细胞，临床表现高烧和重症，加之医疗过度错用抗生素抑制抗体，以致人体死亡，普通人，占感染者1.5-2%；

 

二是抗体与病毒达成平衡，病毒蛋白与细胞蛋白结合，而病毒DNA进入人体细胞DNA，结果是人与病毒共生，临床表现为无症状或轻度症状，多数人，特别是年青人，占感染者85%，并有助“群体免疫”效应产生；

 

三是抗体弱而病毒强，大量复制的病毒侵蚀细胞吞噬细胞蛋白致细胞大面积死亡，而终致肺成片空洞化，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如果加强营养并休息好，还可能逆转，但如果营养跟不上、休息不好又不能及时医护，终至人体死亡，多为老弱病残者，占感染者1.5%-2%。

 

应对要略：

 

一是加强营养、休息、娱悦心理减压，提高人体机能身心灵健康；

 

二是加强病毒疫苗研制培养促进“群体免疫力”（病毒疫苗只是人工促抗体的方法，而且，所有病毒疫苗都是以2%的死亡概率搏98%的生机）；

 

三是找到适合自己身心状态的煅练方式和药食物理体温调节方式，强化人体自愈修复功能。

 

所以，和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作斗争，战胜疾病是对的，但应对新冠病毒的终极方法不可能靠斗争，而只能发挥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达成T细胞（抗体）与病毒之间适当平衡（参看2017-2019.7写的《共生菌如是说：人类文明止步，自然需要安宁》），所以，我在2月1日写了《蝙蝠侠如是说：能与病毒共生者，寿！》。

 

结论还是，从认知、愿景、笃行三个方面改变人类中心主义，修正人类对自然对生命生物界的三观（参看《以球为本，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日前

 

Happy Earth Day!接着期待Global Symbiosism Day！

 

钱  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2020年4月22日Earth Day（世界地球日）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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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和孔子两则）

 

按：今天是联合国世界地球日，我在我个人的网面上发表出两份相隔两千多年的虽是假托之作但问题是真问题的文字。

 

此两篇假托之作，一个偏向科技，一个偏向人文！

 

考虑到中国人还不怎么熟悉世界地球日，我且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上复制一份资料，供大家参考。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钱 宏

2020年4月21日于温哥华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尽管2019冠状病毒（COVID-19）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肆虐，占据了新闻的头版头条，勾走了人们的思想和全部的注意力，但采取气候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排放差距报告》，截至2020年底，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需下降7.6％，并保持住每年7.6％的降幅，我们才能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下。2020年4月22日不仅是世界地球日50周年的重要纪念，也是全球签署《巴黎协定》，承诺采取气候行动的5周年关键节点。

 

这场大流行清楚地提醒世人，人类和地球在全球规模的巨大威胁面前有多脆弱。我们亟需解决对环境无节制的破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回应COVID-19引发的社会经济影响时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兑现《巴黎协定》承诺方面多取得一点进展，我们如今在面对这一挑战时或许会显得从容的多。”

 

世界地球日的背景

 

第一个世界地球日于1970年举办。当时，愤怒于石油泄漏、雾霾和河流污染等环境事件，2000万人走上街头，针对他们眼中的重大环境危机发起抗议活动。这是当时全球最大规模的公民活动，迫使各国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包括通过环境立法并成立环境机构。除了这些实际成果之外，此次活动还展示了人们凝神聚力可以取得多大的成就。

 

时至今日，这一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将这一天指定为国际地球母亲日。在2016年世界地球日，联合国正式通过了《巴黎协定》，各国明确地立下了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限制在相较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以内的承诺；并决心增强各国减轻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能力。

 

2020年世界地球日

 

在庆祝五十周年纪念之际，选择“气候行动”作为主题， 2020年世界地球日显然已经准备好成为历史性事件。这一节日原本旨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展一系列活动，然而如今，COVID-19促使人们戏剧性地转向数字化和虚拟平台。2020年世界地球日呼吁大家连续24小时采取行动，不论规模大小，只要有益于地球和我们自身都欢迎。在这一日子设立50周年之际，公民社会组织者希望通过数字化平台围绕气候变化开展全球对话、积极行动、表演、网络研讨会和活动，推动大家采取行动。

 

当世界急于为大流行后的复苏做计划和准备时，联合国环境署和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将其看作是一次亟待得到重视的 “重建更美好”的机会。我们亟需通过加强保护力度和推动出台政策让人们充分了解并尽力消除忽视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可能导致的风险。4月22日适时提醒人们， 抓住机会拥抱自然，创造绿色工作、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刺激、紧急采取行动以保护我们自身免受全球变暖的致命威胁，确保健康、有尊严的未来。.

 

你能做什么？

4月22日，无论你身处何处，身处哪个时区，都可以加入earthday.org实时直播的讨论、活动和行动，探索众多虚拟的世界地球日活动。有许多新工具可用于志愿活动和宣传，你也有机会以公民科学家的身份——使用“2020地球挑战”应用程序——测量你所在地的空气质量和塑料污染等数据。相关内容还包括：日常行动面临的挑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图片；制作属于自己的世界地球日 窗口标识的技巧；还有向他人介绍自己“绿色行动”的展示平台。 

 

一线社区领导者将在 4月21日举行的网络研讨会上庆祝世界地球日，其中包括世世界各地领导人的祝福；来自青年气候活动家的信息；以及与宗教和土著领袖的对话。

 

就像50年前的第一个世界地球日一样，是时候展示团结一致、积极行动的势头，并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息，亟需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遏制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丧失、并使环境保护成为“重建更美好”的根本基础。

 

展望未来的50年，随着6月5日 世界环境日不断临近，联合国环境署将分享关键信息，告诉大家该如何行动能够保护生物多样性，为遏制生态系统退化而植树造林并致力于推动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大自然处于危机之中, 面临着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栖息地丧失、全球变暖和有毒/有害污染的威胁。不采取行动就是人类的失败。对抗当前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并保护自己免受未来全球威胁的危害，需要我们对危险的医疗和化学废物进行健全管理；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进行强有力的全球管理；致力于实现“重建更美好”，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并促进向碳中和经济的过渡。人类有赖于即刻行动，以实现具有复原力和可持续性的未来。

 

 

Title: What is the Corona/ Covid-19 Virus Really Teaching us? 

主题：Covid-19真正教会了我们什么？

 

Bill Gates has said the coronavirus reminds us we are all equalCredit: AFP – Getty

 

‘A SPIRITUAL PURPOSE’

 

“I’m a strong believer that there is a spiritual purpose behind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whether that is what we perceive as being good or being bad.

 

我坚信发生的每一件事后面都有一个精神层面的目的，无论我们认为是好还是坏。

 

As I meditate upon this,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what I feel the Corona/ Covid-19 virus is really doing to us.

 

当我沉思时，我想与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新冠病毒究竟对我们做了些什么。

 

1)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we are all equal, regardless of our culture, religion, occupation, financial situation or how famous we are. This disease treats us all equally, perhaps we should to. If you don’t believe me, just ask Tom Hanks.

 

1) 病毒提醒我们，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我们的文化、宗教、职业、经济状况，或是一个人有多么出名。在病毒眼中我们都是平等的，也许我们也应该平等对待他人。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就去问汤姆·汉克斯。

 

2)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we are all connected and something that affects one person has an effect on another.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the false borders that we have put up have little value as this virus does not need a passport. It is reminding us, by oppressing us for a short time, of those in this world whose whole life is spent in oppression.

 

2) 病毒提醒我们，我们的命运都是联在一起的，影响一个人的事情同时也会影响另一个人。病毒也提醒我们，我们建立的虚假国境线毫无价值，因为病毒并不需要护照。病毒还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暂时受到压迫，世界上还有人一生都受到压迫。

 

3) It is reminding us of how precious our health is and how we have moved to neglect it through eating nutrient poor manufactured food and drinking water that is contaminated with chemicals upon chemicals. If we don’t look after our health, we will, of course, get sick.

 

3) 病毒提醒我们，健康多么珍贵。而我们却忽视健康，吃垃圾食品，喝被各种化学品污染的水，如果我们不照顾自己，我们当然就会生病。

 

4) It is reminding us of the shortness of life and of what is most important for us to do, which is to help each other,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old or sick. Our purpose is not to buy toilet roll.

 

4) 病毒提醒我们，生命苦短，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已经生病的老年人。人生在世的目的不是买一卷卷的厕纸。

 

5) It is reminding us of how materialistic our society has become and how, when in times of difficulty, we remember that it’s the essentials that we need (food, water, medicine) as opposed to the luxuries that we sometimes unnecessarily give value to.

 

5) 病毒提醒我们，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物质至上，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才想起我们的基本需求是食物、饮水和药品，而不是并没有什么价值的奢侈品。

 

6) It is reminding us of how important our family and home life is and how much we have neglected this. It is forcing us back into our houses so we can rebuild them into our home and to strengthen our family unit.

 

6) 病毒提醒我们，家庭是如何重要，但我们却忽视了这一点。病毒强迫我们回到我们的房子里，所以我们可以把房子建成家庭，并建立牢固的家庭纽带。

 

‘OUR TRUE WORK’

 

7)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our true work is not our job, that is what we do, not what we were created to do. Our true work is to look after each other, to protect each other and to be of benefit to one another.

 

7) 病毒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工作并不是我们打的那份工，我们固然需要打工，然而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打工。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互相照顾、互相保护、互助互利。

 

8) It is reminding us to keep our egos in check.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no matter how great we think we are or how great others think we are, a virus can bring our world to a standstill.

 

8) 病毒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妄自尊大。病毒还提醒我们，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伟大，也无论别人觉得你多么伟大，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能让整个世界停摆。

 

9)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the power of freewill is in our hands. We can choose to cooperate and help each other, to share, to give, to help and to support each other or we can choose to be selfish, to hoard, to look after only our self. Indeed, it is difficulties that bring out our true colours.

 

9) 病毒提醒我们，自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可以选择合作互助、分享、付出、互相支持，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自私、囤积和自顾自。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面目。

 

10)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we can be patient, or we can panic. We can either understand that this type of situation has happened many times before in history and will pass, or we can panic and see it as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consequently, cause ourselves more harm than good.

 

10) 病毒提醒我们，我们既可以耐心，也可以恐慌。我们既可以理解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但最后都过去了，我们也可以恐慌，以为世界末日到了，结果伤害了我们自己。

 

11)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this can either be an end or a new beginning. This can be a time of reflection and understanding, where 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or it can be the start of a cycle which will continue until we finally learn the lesson we are meant to.

 

11) 病毒提醒我们，疫情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我们现在可以反省和理解，从错误里吸取教训。疫情也可以是一个轮回的开始，而且还会继续下去，直至我们吸取教训为止。

 

12)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this Earth is sick.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the rate of deforestation just as urgently as we look at the speed at which toilet rolls are disappearing off of shelves. We are sick because our home is sick.

 

12) 病毒提醒我们，我们的地球病了。病毒还提醒我们，我们必须看到森林消失的速度，也必须看到一卷卷厕纸从货架上消失的速度。我们都病了，因为我们的家病了。

 

13) It is reminding us that after every difficulty, there is always ease. Life is cyclical, and this is just a phase in this great cycle. We do not need to panic; this too shall pass.

 

13) 病毒提醒我们，困难总会过去，然后就容易了。生活是周期性的，现在只是周期里的一个阶段。我们不必恐慌，疫情一定会过去。

 

14) Whereas many see the Corona/ Covid-19 virus as a great disaster, I prefer to see it as a *great corrector*. It is sent to remind us of the important lessons that we seem to have forgotten and it is up to us if we will learn them or not.

 

14) 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的疫情是一场灾难，但我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纠错”。它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的重要教训，是否再次吸取教训取决于我们自己。

 

Bill Gates said the virus is sent to remind us of the important lessons that we seem to have forgotten Credit: EPA

 

 

子寿终录

 

子寿寝前弥留少时，唤诸弟子近叩于榻侧。子声微而缓，然神烁。嘱曰：

 

吾穷数载说列侯，终未见礼归乐清。吾身食素也，衣麻也，车陋也，至尽路洞悉天授之欲而徒弃乃大不智也。

 

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然王者耳木，赏妙乐如闻杂雀鸣，掷司空之衔于仲尼，窃以为大辱。其断不可长也。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无位则无为，徒损智也，吾识之晚矣。呜呼，鲁国者，乃吾仕途之伤心地也。汝勿复师之辙，王不成，侯为次，再次商贾，授业觅食终温饱耳，不及大盗者爽。吾之所悟，授于尔等，切记：践行者盛，空叙者萎。施一法于国，胜百思于竹。吾料后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驭民，塑吾体于庙堂以为国之魂灵。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实其位耳。

 

拥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蛆；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锋舌焉与利剑比乎？愚哉！旷古鲜见书生为王者，皆因不识干戈，空耗于文章。寥寥行者，或栖武者帐下，或卧奸雄侧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于枯骨，君觞溢流紫液，新朝旧君异乎？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概言之，行而优则王，神也；学而优则仕，奴耳；算而优则商，豪也；痴书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易其巧舌令从者拥主，而民以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势。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

 

武王人皆誉之，纣王人皆谤之。实无异也！俱视土、众为私。私者唯惧失也。凡为君者多无度，随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于股掌，挟同僚若持羽毛，腾达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聩者，则有隙，断可取之。

 

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颂君王仁。

 

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

 

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

 

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舌可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

 

吾即赴冥府，言无诳，汝循此诫，然坦途矣！切切。

 

言毕，子逝。

 

 

有关“假作”或假托作品的说明

 

有关文章作者真假，我以为主要看是否神似和是否与当下人的感受契合，而且，对被假托者名誉不够成损害，就大可不必太较真。如果一定要较真，那么最应当较真的是，西汉后世儒家人称“小戴”的戴圣所作《礼记》中《礼运篇》中假孔子之口表达的“大同”、“小康”。

 

可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大陆新儒家没有人计较是不是孔子说的，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认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话就是孔圣人所言，而至于当时所谓的“公”和与之对应的“私”，是什么样的内涵、外延，则没有人真的关心。

 

曹雪芹有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之论，毛主席就引用《红楼梦》虚构人物王熙凤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压倒东风”，还有现在官员也常引用这凤姐的话说“大有大的难处”等来说事的。再者说，谁说得清《红楼梦》的作者是谁？曹雪芹是谁？高锷又是谁？脂念斋是谁？

 

真假有无，对中国人，有时也真难说得明白。比如对于自己遗体处理，自己的真实表态哪怕签字，往往也不被后人尊重。最突出的案例，就是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等都带头在死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1976年周恩来、1997年邓小平是火化了，但遗愿是不进八宝山，一个洒到大江南北，一个洒到大海里去。特别是毛泽东，如果真正遵守毛主席的遗志便应该火化而不要再保存遗体，然而放在1976年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神化领袖并搞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照此实行。

 

那么，现在也有人怀疑1956年的签字是真是假，许多人认为，不管签字是真是假，毛主席遗体应当按中国传统“入土为安”，认为签字是真的人，就说应当尊重毛主席遗愿火化，把纪念堂改为毛泽东博物馆。而认为签字是假的人则认为，保持现状不变才是尊重毛主席……不亦而足。

 

 

摘自钱宏：《真与假、遗体与遗产、道统与创新——由<儒家党的生命线是仕途经济>及<子寿终录>引发的通讯讨论》（2013）

 

 

]]> http://symbiosism.com.cn/3792.html/feed 0 全球13位思想家预测：疫情后世界秩序将何去何从？ http://symbiosism.com.cn/3679.html http://symbiosism.com.cn/3679.html#respond Wed, 08 Apr 2020 12:31:36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3679 全球13位思想家预测：疫情后世界秩序将何去何从？

 

导言

与1929、2008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一样，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其深远的后果我们今天仅能开始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但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而且必然催生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智慧。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在这场危机爆发之际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在Foreign Policy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位思想家谈一谈他们对疫情后全球秩序的预测，及徐小平根据朋友圈网文整理编辑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位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思想者，对这个问题的预测，并将原题更名为《全球13位思想家预测：疫情后世界秩序何去何从？》。

来源：“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目 录

1. 斯蒂芬•沃尔特： 一个开放、繁荣与自由皆倒退的世界

2.罗宾•尼布雷特： 经济全球化的终点

3. 马凯硕：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4.约翰•伊肯伯里：民主国家将走出窠臼

5.香农•奥尼尔： 更低的利润，更多的稳定

6. 希夫山卡•梅农：新冠疫情对于未来全球共同应对 危机将产生有益启示

7.约瑟夫•奈：美国权力需要一种新战略

8. 约翰•艾伦：新冠疫情的历史将由胜利者书写

9.劳里•加勒特：全球资本主义戏剧性的新阶段

10. 理查德•哈斯： 更多的失败国家

11. 科里•舍克： 美国未能通过这场领导力测试

12. 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每个国家中，我们都 见证了人性的力量

13.钱 宏：新冠全球生態大战呼唤全球共生新思维。

 

一个开放、繁荣与自由 皆倒退的世界

【题目】A World Less Open,Prosperous and Free

【作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 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

 

 

新冠疫情将强化国家权力、加强民族主义。疫情疫之下，各种类型的政府都会采取紧急措施以管控危机。而当这场危机结束时，它们中的许多将许不情愿交出这些新得到的权力。新冠疫情也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在这场疫情中，韩国和新加坡两国应对最出色。中国也在早期的失误之后，作出了良好反映。 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则反应迟缓、应对失策这进一步损害了西方的 “ 形象 ” 。不变的则是，世界政治最为根本的冲突本质。以往的疫情（包括1918-1919年大流感在内）并没有终结大国间的敌对或者开启全球合作的新时代。本次新冠疫情也同样不会。由于公民期待本国的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国家和公司会寻求降低未来的脆弱性，我们将看到当前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一步消退。 总之，新冠疫情将会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事情本可以不必如此，但是致命病毒、计划不周与无能领导这三者的结合已经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但却令人担忧的道路.

 

经济全球化的终点

【题目】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作者】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英皇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新冠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激起了美国两党与其斗争的决心，意图强行推动中国与美国高科技和知识产权的脱钩，并试图于迫使盟国仿效。为实现碳减排目标而施加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不断增加，已经使许多公司对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受到质疑。目前，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加强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届时，政治领导人将需要极大的自我克制来维持国际合作，并防止向公开地缘政治竞争的方向倒退 向公民们证明自己可应对疫情危机将使领导人获得一些政治资本，而那些无力管控疫情的领导人只会极力推卸责任。

 

 

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题目】A More China-Centric Globalization

【作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

 

 

 

COVID-19的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方向。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为什么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因为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了信心，不管有没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有害的。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丧失信心。这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从1842年到1949年的百年屈辱是自满和领导人试图闭关锁国的恶果。相比之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文化自信的大爆发，更加相信自己的竞争力。 因此，正如马凯硕在《中国赢了吗？》一书中提及美国将面临两种选择。如果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它将不得不与中国展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零和地缘政治竞赛。然而，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社会状况不断恶化下美国人民的福利，那么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明智的建议是选择合作，然而，鉴于美国对中国不利的政治环境，该建议可能不会被采纳。
【编译】金琳 【校对】刘潇昱

民主国家将走出窠臼

【题目】Democracies Will Come out of Their Shell

【作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系 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短期内，这场疫情将为西方大战略辩论中的所有不同阵营注入动力。民族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对华鹰派，甚至自由国际主义者都将看到证明他们观点紧迫性的新证据。随着经济的破坏和社会的崩溃，除了民族主义、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等类似的趋势得到强化以外，很难看到其他任何东西。但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样，可能也会出现一种缓慢演变的逆流。一种类似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在战前和战时阐述的那种国际主义。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崩溃表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它们在罗斯福所谓的“传染contagion”面前非常脆弱。与其说美国受到了其他大国的威胁，不如说受到了现代性深层力量的威胁。罗斯福和其他国际主义者所设想的是一种战后秩序，这种秩序将以新的保护形式和管理相互依存的能力重建一个开放的体系。美国不能只躲在自己的边界内，要想在开放的战后秩序中运作，就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多边合作的基础设施。 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会经历同样的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是由一连串的脆弱感所驱动的。一开始，人们的反应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将会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

【编译】金琳 【校对】刘潇昱

更低的利润，更多的稳定

【题目】Lower Profits but More Stability

【作者】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副主席和拉 美研究方向的高级研究员。

 

 

COVID — 19 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主导企业生产的供应链往往具有多个阶段，并分布在不同国家，如今企业将要重新思考并收缩它们。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打击。经济上, 全球供应链面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及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和 3D 电视机打印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挑战；而政治上，尤其是在成熟的经济体制中，实际和可以感知到的失业增长 , 也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COVID – 19疫情现在已经打破了全球供应链中的许多联系：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工厂关闭使得其他制造商以及医院、药店、超市和零售店的库存和产品短缺。 另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更加详细地了解供应来源，并以效率为代价换取稳定充足的库存。各国政府也将进行干预，迫使它们认为具有战略价值的行业制定国内后备计划并进行储备。这样做虽然盈利能力会下降，但供应稳定度将会上升。

【编译】刘潇昱 【校对】金琳

新冠疫情对于未来全球共同 应对危机将产生有益启示

【题目】This Pandemic Can Serve a Useful Purpose

【作者】希夫山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原印度国家安全顾问 原印度驻中国大使.驻巴基斯坦 高级专员。

 

 

判断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最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目前有三种趋势已较为明显。

 

首先，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将改变当前的国内及国际的政治生态。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仰赖于政府权力，以管控当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政府在克服新冠疫情及其导致的经济下滑方面成功与否，将会影响社会安全问题及社会分化趋势。无论政府是否能够成功的解决疫情及其引发的经济问题，总之，这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回归。当前的经验表明，威权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并不擅长。及时且成功应对疫情的国家，例如韩国，一直是民主国家，而不是由民粹主义者或威权领导人统治的国家。

 

第二，新冠疫情并不代表世界各国间相互关联的终结。流行病本身就是人类相互依存的证明。但是，在所有国家中现在都已出现了向内转向的趋势，以寻求对本国命运的自主权和控制权。不可否认，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更差强人意、更锱铢必较且不断变小的世界。

 

最后，世界也可以从新冠疫情的流行中感受到一丝希望和理智。印度在疫情爆发后发起了一次由所有南亚领导人参加的视频会议，以制定一项共同应对危机的区域政策。如果这次疫情能够让我们警醒并意识到在应对重大全球性事件时多边合作的真正利好，这场危机也算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编译】房宇馨 【校对】董骁天

美国权力需要一种新战略

【作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世界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 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前 院长。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 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 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2017年，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聚焦大国竞争的新国家安全战略。 此次的COVID – 19疫情表明该战略的不足，美国即使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也无法独善其身。 正如理查德•丹泽(Richard Danzig)在2018年总结的那样： “ 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而且在后果上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 , 人工智能系统 , 计算机病毒以及可能被意外释放的辐射，也许将成为所有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商定的报告系统、共享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作为缓解众多共同风险的手段。” 在应对COVID – 19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时，仅仅考虑美国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是不够的，成功的关键是认识到与其他国家一同行使权力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利益的定义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这次COVID – 19的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

【编译】刘潇昱 【校对】金琳

新冠疫情的历史将由胜利者书写

【题目】The History of COVID-19 Will Be Written by the Victors

【作者】约翰•艾伦(John Allen)，布鲁 金斯学会主席、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

 

 

一如既往，新冠疫情危机的历史将会由胜利者书写。每个国家的越来越多的个体正以各种前所未有而令人冲击的方式感受着这场疫情所带来的社会紧张。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抑或是公共卫生政策观点而得以保全的国家，将会对其余那些经历毁灭性打击的国家宣告胜利。这将会是民主、多边主义和全民医保的伟大胜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这将清楚地展现果断的威权主义统治的好处。不管怎样，这次危机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国际权力结构重新洗牌。新冠疫情将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长远来看，在企业倒闭、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这次疫情很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产出能力。这种混乱的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贫穷工人比重较大的国家来说影响尤为巨大。国际体系将由此承受巨大的压力，并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

【编译】董骁天 【校对】房宇馨

全球资本主义戏剧性的新阶段

【题目】A Dramatic New Stage in Global Capitalism

【作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 曾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 卫生高级研究员，普利策奖得主。

 

 

本次新冠疫情对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冲击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极易遭到破坏。 因此，新冠疫情不仅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影响，而且会导致更为根本性的变化。全球化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从而降低了仓储成本。库存若搁置超过了几天，便会被认为是市场的失灵。（产品的）供应经过精心设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与运输。新冠病毒却向世人证明，病原体不仅会感染人类，而且能够破坏整个实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 system)。 鉴于全球二月以来在金融市场所经受的损失的规模，企业可能会以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的保守态度，走出这场疫情。其结果便是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进入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为了免于未来遭受破坏，供应链会更加靠近国内且充斥着剩余。这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短期利润，但也会使得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编译】李源 【校对】刘瑛琛

更多的失败国家

【题目】More Failed States

【作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

 

 

尽管理查德•哈斯并不喜欢用“持久”一词作论断，但他认为新冠病毒危机至少会在几年内促使大多数国家的内顾，更加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境外之事。哈斯预计，由于供应链的脆弱性，国家将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迈出更大的步伐。国家还会表现出对大规模移民更强烈的反对。同时，鉴于资源需要被用于国内重建和应对这场危机的经济后果，国家对处理地区或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将具有更少的意愿或做出更少的承诺。许多国家都将难以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国家贫弱与失败国家将在世界上更加普遍。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衰退。就其积极一面来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可能会有所加强。但总的来说，根植于全球化的危机将削弱而非增强世界应对危机的意愿与能力。

【编译】李源 【校对】刘瑛琛

美国未能通过这场领导力测试

【题目】The United States Has Failed the Leadership Test

【作者】科里•舍克(Kori Schake)，美国 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能为力，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这场疫情的全球影响本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以便给予各国政府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并调配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而被极大削弱。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以便给各国政府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并调配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这场疫情的全球影响本可以得到极大削弱。这也是美国本应当组织的事情，以此显示美国虽自私自利但也不尽然如此。但在这场领导力测试中，美国“挂科”了，世界也会因此而更加糟糕。

【编译】刘瑛琛 【校对】李源

在每个国家中， 我们都见证了人性的力量

【题目】In Every Country, We See the Power of the HumanSpirit

【作者】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是目前本世纪最大的全球危机，其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巨大影响。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威胁着全球78亿人中的每一个个体。由此产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可能超过08-09年间全球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所造成的影响。每场危机本身就足以造成一场大地震，永久性地改变我们所认知的国际体系和力量平衡。迄今为止的国际合作严重不足。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 ——不能搁置谁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口水战并转而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信誉可能都会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欧盟不能为其五亿民众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援助，欧洲各国政府可能会在未来从布鲁塞尔收回其所让渡的权力。而在美国，最紧要的是联邦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有效措施来遏制危机。 然而，在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体现人类精神力量的鲜活事迹：医生、护士、政治领导人乃至于普通的民众都展示出了人的韧性、效率和领导力。这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应对并最终战胜这一异常挑战带来了希望。

【编译】董骁天 【校对】房宇馨导力。

新冠全球生態大战呼唤全球共生新思维

【题目】Global ecological war calls for new thinking of global symbiosism

【作者】钱宏(Qian Hong)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28卷本《国学大师丛书》（1991-1996）总主编、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全球共生论坛（GSF）发起人。

 

 

无论疫情后世界秩序将何去何从？我坚定认为：新冠全球生態大战呼唤全球共生新思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很可能是一个历史节点：从人与人的关系定位纪年，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纪年——此前的历史叫新冠前（BC），此后为新冠后（AC），2020为新冠元年。新冠BC与新冠AC，在人类思维方式上的标志性区别，是克服过往单纯经济学思维的“工商文明全球化”——由于其人际、社际、国际、洲际、代际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形成的生態失衡失序，必然导致官粹或民粹的Nationlism反弹；进入“全球共生”观念和价值标准引领下的“生態文明全球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不是改变，而是帮助人类完整认知和改善“全球化”再出发的新起点。所以很有可能，2020新冠元年，也将成为：2020全球共生元年！

 

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大危机与1929、2008两次大萧条或大危机完全没有可比性。前两次全球大危机都是市场性、流动性危机引起，最后传导到实体经济，1929年那次是罗斯福新政干预、2008年是各国央行出手，市场性、流动性危机化解，实体经济（含军工、基建）随之恢复，政府干预刺激政策的出台短期有效！2019-2020这次，由于新冠疫情对各国社会正常生活不仅是全覆盖性“熔断”，而且疫情将如何演变，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未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可能出现失业潮、饥民潮。在这样一个大危机面前，各国政府可以推出的政策工具，首先是避免危机引发国民日常生活受困，甚至饥荒，进而避免出现包括微生物与人类以及人类自身在内的“生態大战”，以紧急应对“比尔盖茨难题”（Bill Gates Problem）。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波及200个国家和地区，有人甚至认为，相对波及39个国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波及61个国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以不同于人类自身所有战争形態的方式开始了。这就不是什么可能引发“次生灾难”“经济衰退”的问题，也不是过往认知的国际、洲际间所谓“核战”（引发核冬天）“生化战”，而是更可怕的“生态入侵”（非可控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病毒、有害物质）引发的广义生态危机和生態安全问题了。生態大战，是指人类文明过度扩张，掠夺生态资源、抢占生态空间而破坏生物、微生物自然环境、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前提下，引发作为地球生命基础的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小型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对人类的反噬，引发的人与微生物以及人类自身相残的战争。

 

但是，人类必须看到，維系地球生命新陈代謝共襄生活的底盤，是微生物而不是人和动植物，这回，新冠病毒（微生物）既然选定人類為宿主，其目的仍然是：自己活也必让人類活（live and let live）才能“長期存在”与人类共生，而並非杀死人类活体，与人类同归于盡。所以，这场生態大战的结果，并非人类与新冠病毒（微生物）的你死我活。在人类活体（免疫力）在新冠微生物（病毒）进宿后，双方机能实现非杀活性再平衡过程中，一种远超国别利益共同体，甚至远超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涵盖地球生命新陈代谢共襄生长的微生物、人与动植物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共生体（Life symbiont）组织形態将应运而生。因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主要着力点，依然是在通过新冠疫苗等方式促进“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的同时，防止和避免“人类自身相残”相互推诿攻击，带来底层社会生態和自然生態难以承受之重！

 

我想说的是，在处理全球大危机——生態大战的意义上，在国内外疫情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变量皆不可预测的条件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将显现超能与群体赋能价值。共生（Symbiosism）本身，是一切活体及活体间生命自组織灵动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是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又译协同学）的动態平衡。有道是“微生、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因此，共生，是天地之大德，也是人类个体与群体认知与愿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企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制度设置和运行的行为圭臬。

 

共生在现实处世、处事上，指称的是待人宽容、宽松、宽厚如待己，或利他而利己（live and let live），“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谋求别人活得好”。共生过去是，將來是，今天更加凸顯为每一“有生命的个人”与群体，包括当代企业组织（产业链与价值链、需求链与供给链之环）的基本生活观念和生存方式。

 

在新冠疫情大危机面前，大家正好放慢增长的脚步，等一等“掉队”的共生灵魂，考虑一下经济长期增长积累的资源背负、生態背负历史欠债，怎样偿还和修复，而不是继续刺激社会性机会主义物欲，继续把这次防控新冠疫情中声称反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推向极致。显然，大疫情之下，你不发展，别人也不可能有大发展，大家都满可以把各自短板好好补补，没有人逼你非要实现个什么超高的政治目标，不是吗？

 

2020年肯定是个历史节点，经济发展以及比拼高下，在此后三五内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如果再不转变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诉诸愿行，也许现在再悲观的预测都是太乐观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傲慢以及所有辉煌，在这场新冠病毒引发的大危机面前都将不堪一击，也许“新冠病毒”是地球的免疫抗体，而人类正好入侵地球宿主机体上的病毒呢？而“新冠病毒”的出现，正是地球母亲警示人类的大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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