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星空——序《中国：共生崛起》

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局外人的星空

袁  剑

一位对中国思想界情况颇为熟悉的年轻朋友送了我一个绰号：局外人的单口相声。如果其中还蕴含着某种褒义的话，我愿意将这顶帽子转送给钱宏兄。因为他比我更为合适。

所谓局外人，是指其身份。

1989年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经济学家以及相关背景的技术官僚几乎垄断了中国公共舆论界，经济学以及相关的技术话题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唯一话题和唯一知识。造成这种荒谬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经济学的去政治化话语方式契合了1989年之后的政治环境；其二则是，经济学迎合了1989年之后中国民间社会以及各级政府对财富的普遍想象。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想象中，似乎只有经济学才是发财致富的不二法门。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经济学就变成了中国改革唯一的知识及思想提供者，经济学家及其相关背景的技术官僚就变成了中国改革“权威”和“法定”的阐释者，换言之，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只有经济学家及技术官僚们才是“权威”与“法定”的局内人，而其他的 “三教九流”的发言，如果不是“旁门左道”的搅局，就是超越专业的越界。极而言之，他们至多也只能算是中国思想界的边缘和点缀。在这个意义上，钱宏兄无疑是一个标准的局外人。

然而，正是这个局外人，却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究和关心着局内之事，这不仅让钱宏兄显得特别另类，也让人觉得特别孤独。但正是这份孤独，让我对钱宏兄肃然起敬。在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中，执着于一种毫无回报的思想探索，如果不是出于强烈的知识兴趣，就一定是出于对天下国家难以割舍的大责任和大情怀。

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让我从钱宏兄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只有精神贵族，才能够独守在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甘之如饴。在一次饭局中，钱宏曾经不经意地谈到自己的生活态度：我十块钱可以过一天，一万块也可以过一天。言下之意是，他对物质生活可以处之泰然。我想，他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只要让他可以自由地思考和写作。我不敢轻易揣测其他人，但就我个人而言，钱宏对物质生活的这种耐受力让我自愧弗如。在我的印象中，钱宏兄总是在不断的码字，不断地思考，不断地与同好们交流着那些在旁人看来与生活毫无关系的话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倔强甚至偏执的思想探险者。可悲的是，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被人称为盛世的当今时代，这种孤独的思想探险家正在成为濒危物种。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今天又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却突然发现我们的思想资源如此贫困的关键原因。毫不夸张地说，在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之后突然遇到瓶颈时，从上到下，从精英到百姓，今天的中国正在普遍陷入了一种手足无措，无所依凭的状态。只有到了今天，我想人们才会了解，局外人的思考原来如此稀缺，如此珍贵，而“当局者迷”的历史错误，竟然发生得如此频繁。在钱宏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温家宝的一段即席讲话，这是多年来中国领导人讲话中最脱离党八股的，因而也是最打动我的，温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我看来，所谓“只关心脚下的事情”即是以狭隘的“经济人”视角去计算眼前的利益得失，这正是中国社会三十年以来被推到极致的一种文化；而关注天空，则是以一种最大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去探寻历史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任继愈老先生为这本《中国：共生崛起》一书原书名《大战略思维》，所做的题签“追寻可能的世界”，正是对“关注天空”这一隐喻作出的最好诠释。不用问，在熙熙攘攘的只关注脚下的人群中，钱宏兄是特立独行的仰望星空之人。这大概是局外人的另一层含义。不过，钱宏兄的孤独，可能并不仅仅来自其人格和精神，更来自于其话语方式。

话语方式往往体现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体系。在这一点上，钱宏兄是颇为奇特的。坦率讲，钱宏兄的话语体系是很难进入的。作为其论述起点的几个原创的核心概念，比如“发展观点上的生态文明主义”、“文化上的社会共生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所谓“背景组织主义”都是人们非常陌生的观念。而对这一代完全接受西方主流思维训练的学人而言，这一套基本概念则显得尤其隔膜。这增加了读者进入钱宏兄作品的障碍。当然，我也完全同意，任何思想的革命，都是从话语方式的革命开始的。也正是在话语方式这个层面上，钱宏兄的言说的确有点单口相声的意味。

不过，仔细倾听这个单口相声，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言说者的自说自话，而是准确地切中了当下中国问题的。就我的理解，“发展上的生态文明主义”，即是对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增长模式的最好解毒剂。在中国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中，环境的破坏及资源的消耗让人触目惊心，于今更是达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显然，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式增长的问题，更是一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所以，我揣测，钱宏兄的生态文明主义有更深和更加广泛的指涉。如果说，生态文明主义，已经被别人用别的话语方式论及过，那么，“社会共生主义”则是针对当代中国独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过往的三十年中，比之于对自然资源的剥夺，中国阶层之间的剥夺程度也创下无与伦比的记录。我曾经论证过，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建基于这种剥夺之上的。但正如钱宏兄用常识论述到那样，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否则，经济奇迹总有一天会戛然而止。所以，在经济奇迹还没有完全退色的时候，最大限度的消解剥夺，实行社会大和解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改革三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也同样是社会矛盾及仇恨积累的三十年，看不到这一点，中国就可能重蹈治乱循环的历史覆辙。我相信，钱宏兄的社会共生主义不失为重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起点。在这一点上，我与钱宏兄心有戚戚焉。

在解释“大文化战略”的时候，钱宏兄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重建”，看得出，钱宏兄已然察觉:中国的问题已经不独独是制度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哲学与文化层面的问题。于是，进入“背景主义哲学”与“重建中华价值范式”的思考，就成为钱宏兄自然而然的精神诉求。

我十分赞同钱宏兄的“文化的危机说到底是哲学的危机”的论断。李东凯在《背景主义：当代世界哲学的新路》一文中认为，当今世界哲学界的现状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乃至混乱，出现主体性丧失的碎片化、逻辑推论的随意性和对绝对存在的抛弃三大缺陷。哲学，特别是作为现代文明老师的西方哲学，已经莫衷一是混乱了一百多年。因此，如何避免三大缺陷，达到研究对象不能片面、逻辑论证必须严密、以追求万物的普遍根本法则为研究目的，是哲学要获得新生和发展的时代要求。

哲学不应当只是对已有世界的真理性证明，哲学更应当是向未来世界拓展和创造的指导和方法。哲学的生命并不在它的真理性，而在它的智慧性。即在于它对人的存在的本真的照明、敞开和指引。

当我们不再把哲学看作是学科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的时候，背景主义哲学无疑更接近世界的真实和本质。背景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存在总是人的存在，而人又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做为秉承者现身。人是秉承者，但作为能动的主体，又总是在已有的文化背景下向着未来创造着新的生活，形成由承者向在者的蜕变。可以认为，背景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质，在于试图走出传统哲学的羁绊，从真实的人的存在状况出发，找到人的基本存在结构。钱宏以“背景”为本体化对象，以“背景主义”的本体化理论根据，通过历史考察与逻辑推论，而得出认识轨迹与价值诉求一致性的结论。由于这个“背景”包含了一切存在，而避免了片面，并且以追求适用于一切存在的最后的理论根据或价值基础为目标，因此，“背景主义”符合哲学新生的上述三大条件，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哲学的一条新路，一条很有生命力的新路。根据“背景主义”，人是背景中的存在，人的认识或实践的成果又变成了背景的一部分。人的认识的发展也是背景的发展，考察背景可以认识人，考察人可以认识背景。背景主义里的人与背景的这个相互运动关系，类似于人与绝对的存在的关系。人是绝对存在支配的具体存在，考察绝对的存在有利于认识人，考察人的存在，有利于认识绝对的存在。因此，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通过人的生命自组织活动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唯物或唯心、东方或西方、古代或现今这样的片面极端。钱宏兄自己话说“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心物共生；既不是人我对立，也不是人我同一，而是人我共生；既不是天人相分，也不天人合一，而是天人共生。”钱宏兄一方面积极肯定文化背景、现实生活条件对人的创造活动的基础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建设和创新，在于主动展开生命自组织连接活动，丰富背景、整合背景、在出（创新）背景，以开创自己自由的新生活——这显然是中国新时代精神的哲学提炼。

如此，背景主义哲学，以追求适用于万物的根本法则为目标，以包含一切存在的“背景”为本体化对象，从人的认识、实践与背景的相互运动关系引导出人的存在是“生命自组织力”，并根据这个“生命自组织力”，推导出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共生法则”。

“共生”，作为背景存在所必须的法则，作为人类的存在所必须的普遍法则，也是背景主义哲学所追求的那个最后的价值基础，在物种起源进化、生态平衡循环、人类历史实践、复杂系统自组织，以及日常生活、教育传播、经营管理、建筑设计等都已得到了广泛的印证。因此，由“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价值”推论出可以指导人类行为的其他法则和规范，也就顺理成章。可以说，背景主义哲学已经构成了包含本体论、认识论、人的存在、人的认知（工具）、人的价值等全部哲学要素的非常完备的哲学体系。

《中国：共生崛起》一书最后落脚到文化创新——“重建中华价值范式”上，重在提高中国人思想力水平，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滋养新生代国民的胆识心肝与精神自立的种子，钱宏兄寄望于80后、90后、00后成为富有“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精神的博雅淑女、达人君子。

这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五四”时期。不过我相信，这一次文化和哲学重建（如果它真有的话）将不再是“五四”时期的照搬与选择性复制，而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将是一桩艰难的事业，但同时，这也是一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值得的事业。我想，钱宏兄无疑是这桩事业筚路蓝缕的先行者。这个“背景主义”哲学，连同上述“生态文明主义”、“社会共生主义”一道，可望成为中国人贡献给当今处于又一世界历史大变局前夜，亟需新的智慧引领向前的人类的一条新路。

我也曾对他周围的人说，钱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贵族，大家需要对他加以呵护。在未来，钱宏兄还将继续是一个局外人，但是我真的希望，他的言说不再是单口相声，而是更多人的合唱。

忽然想到，古训“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与现代耗散结构开放体系的理论诉求，竟然是那么相应成趣。

是为序。

2008年9月28日于南京

作者：袁剑，新华社特约评论员，著有《大裂变来了》和《中国证券市场批判》

作品介绍

Toward Symbiosis: the Way of China’s Real Rise

良知、文明、共生

保持国家永续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健全有序的社会自组织

引领世界恊和相安的价值基础，是生态文明的公民共生力

这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也非一部娱乐作品，而是一部超越左、中、右或主流、暗流、非主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性作品；一部志在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书；一部改写现行基础学科大前提的书；一部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书！

《中国：共生崛起》的主旨，是时代主题的转换，即：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的哲学思考，以及“中国当下社会建设”的路径探索。

《中国：共生崛起》目录

序言：

侯  宁：《献给人类文明之树的一朵奇葩》

袁  剑：《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局外人的星空》

代自序：我也有一个梦想

一 

问题：破解中国和世界难题

由各级政府主导市场配置加基础外向主导型经济，形成“地方诸侯经济”、“部门王爷经济”、“大国企垄断经济”混合财政联邦，直接挑战中央权威，损害国家战略大政的执行力。在“萧何定律”的作用下，GDP上去了，政府公信力却下来了； 市场主导的福利政府经济，则正好相反。这就是“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世纪钟摆”难题，当代中国人应有大智慧、大担当、大慈惠，来破解这一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钟摆难题”。

》》》减速，设若“保5连续十年天不会掉下来”，中国最应当做什么？

》》》超越之路：从第五波改革论争看中国未来十年的改良愿景

》》》张香帅做的三件事影响了中国一百年

》》》中国确乎在拯救世界，中国人拿什么拯救自己？

》》》中国官员有精神、有气派！

》》》应对十大挑战，激活制度资源，从价值观入手

》》》中国人应有“大战略思维”

二 

背景主义：思维方式变革与哲学方法

探寻中国的改革共识与动力机制，必须回到哲学。不管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人，只有人，才能聚气、知、性、真、善、美、慧、德、神于一体！然而，500年来作为现代文明老师的西方哲学，已经莫衷一是地混乱了一百多年。哲学的生命并不在于它的真理性，而在于它的智慧性(质能信、智勇慈、身心灵三重三位一体)，即在于它对人的存在的本真的照明、敞开和指引。

》》》追寻可能的世界

》》》背景主义如是说：文化危机说到底是哲学危机

》》》我们从何而来：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

》》》共生场——行将来临的革命

三 

共生是人类智慧、价值、伦理关系的终极法则

人类从对“神学”与“独尊”的恐惧与反抗中，诞生了“世俗、科学、信仰”分殊的思维，换来了“人”“神”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存，也纵容了自己追逐世俗生活的“马太效应”。今天，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前夜的中国与世界，需要超越一切“特权”的哲学思维引领向前。共生哲学，将过去的二元对立逻辑，跃迁到三元全息思维；将传统的仁人（你、我）世界，跃迁到现当代的仨人（我、你、他）世界；将过去的平面线性展开，跃迁到立体网络互动，通过丰富或拉开个体、族群价值诉求差异、需求差异，达到共生的效果与目的。

》》》论共生的智慧

》》》全生态社会建设论

》》》“共生儒学”论——从仁人世界到仨人世界

》》》从“改造世界”，到“善待他者”

》》》民生、官生恊同生，是谓共生！

四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扬弃“以GDP增长率为纲”，需要还原社会主义的本义，即把“社会”置于优先地位之主义。由此，我们发现，任何“顶层设计”必须基于社会组织成长，否则终难逃“钟摆难题”的窠臼；“公民共生体”，可能正好是超越世界现行诸种“政党政治”的最佳社会组织形式；而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正好有理想、有诚意、有能力率先全球积极主动扶持公民共生体成长，成为世界性的“社会元勋”。

》》》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

》》》还原历史和思想理论的真实、鲜活与美感

》》》国民事权大如天！

》》》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公民共生体——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的落脚点应是社会

五 

改变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

标准化、格式化，是工商文明拓展生产产能与提升人类生活格调的通则，但带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时代呼唤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改变经济学思维方式构建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克服中国普遍存在的政府性“公权私用”的诸多“短期行为”，超越“中国模式的萧何等式定律：三个硬道理×三大优势禀赋×四大成本代价＝中国官员（政府）比较优势之本×腐败罪恶之本×五大红利（非可持续）”。

》》》乐活新思维——富阳人的伟大创举

》》》中国全面改革的关键：创建以民生质量为核心的GDE评价体系

》》》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

六 

世界政治新格局

从“气候政治”、“无核世界”、“G20峰会”，到“UN维和”、“绿色和平”、“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超越工商文明“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的新诉求、新行动，而问题依然在于改变思维方式，创建一个共生世界。在这里，共生法则可以简明地表达为：一、共生公式：改变世界的力量＝乐活细小行为×我(每一个人) ；二、全球新智慧公式：＝“减排+简约”ד无核+互联”ד反恐+善待”。

》》》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

》》》请用“共生世界”为“无核世界”导航

》》》何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七 

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

中国一百年来的真实经验，对于西方工商文明的“四三三复制”与“选择复制”，即用四十年完成革命方式的选择复制、三十年对前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选择复制、三十年对美国市场资本主义的选择复制。既创造了国家伟业，也一次次地带来了社会撕裂，伟业让人自豪但弥补不了撕裂的创伤，且创伤必然会积累转化，继续老路再无创新，终至引发社会历史危机总爆发。今天，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再也拖延不起了！

》》》善政与良治之基：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

》》》钱宏DC谈“和解共生与中国再造”

》》》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

》》》中国意识形态空位期各派人士影响力分析与平行四边形理论及中国的未来

八 

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个人之人格与一个国家之国格，都有一个是否富有魅力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未闻人与人之间相交往，一见面就谈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强调自己的核心利益。所以，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交，整体形象高于现实利益，不言而喻。当中国人通过自己的言谈笃行散发出富有魅力的思想，充满人类德性的光辉时，中国一定会有真正的朋友！

》》》Graceman：造个英语单词，带着微笑走来

》》》我们需要有灵魂的精英和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

》》》世风：由末法时代走向共生！

九 

重建中华价值范式

世界五大宗教讲述的是一个故事：文化是人类暗夜生活里的灯光，照耀他人才能照耀自己；文化犹如每人手中握着一双超长的筷子，你使劲夹起的食物再多也吃不到自己嘴里，更改变不了精神的饥荒与恐惧，唯有在尽力相互给予中，人类才能优雅从容地休养生息。文化创新，重在提高中国人思想力水平，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滋养新生代国民的胆识心肝与精神自立的种子。

》》》为提高中国人思想力水平作出独特贡献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重建大中华价值范式

》》》共生十诫（A DECALOGUE by SYMBIOSIS）

代跋：《走向共生》(Toward Symbiosis)发刊词

附录：专家学者推介语与博客读者留言

一、专家学者推介语33条

二、博客读者留言

后记：

2010年4月18日上午，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政策、实践论坛”上，给参与论坛的大中城市市长班、资环两型社会班（副省级）、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骨干班学员作过一次题为《后哥本哈根时代，改变思维方式：将国际碳政治纳入全球生态政治框架创建“超主权基金组织”》的演讲，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创建一个共生世界”（中国文明网以此题作了报道），倡导“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用共生价值观处理国内上下左右强势弱势优势劣势群体关系，以及城镇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经济与政治、社会与文化关系，处理国际、人际关系和全球性事务。同年9月11日，在全国政恊礼堂常委厅举行的“庆祝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十周年暨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论坛”上，我又应邀作了同题发言，并提出解决全球性事务与解决国家利益关系事务的思维方式，要有所不同，全球性事务更需要各国政府与人民建立一种不同于奢侈攀比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新利他主义——简约自律的共生主义伦理价值观，否则，人类必将自蔽于行将沉没的船舱。

大概这两次发言，产生了部分反响，有关方面的同志辗转找到我，希望多看到一些我的文章并提出最好能结集出版。这就是现在这本《中国：共生崛起》的由来。

关于生态文明，及其所要建构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的共生法则，并不是我一个人发明。据我所知，上世纪70年代至新世纪之交诸多中外人文学者、建筑设计大师、管理学家、教育家、分子生物学家就有不少论述。而关于共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达尔文同时代的德国生物学家、俄国植物学家、社会学家和本世纪美国生物学家，有关“生物共生起源”实验、观察和互助进化的论述。让我惊奇且惊喜的是，这些论述直接催生了伟大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创建者孙中山“人类进化，非相国相助，无以自存”（《社会互助论》，中华书局，1981）的共生伦理观。

中国当前最要紧者，是和解共生。互助需要和解，和解才能共生。和解，亦即恩格斯曾深情表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的和解，在和解的基础上建立全社会的互助关系、无歧视的伙伴关系、全生态的社会共生关系。和解，本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而《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早就指出了和解的内部机制与方向。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生命智慧能量的自由有序释放，这与中国的“天道”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古老智慧相映成趣。可以说，正是古今中外的鸿儒大哲们，一道揭示出宇宙演化的共生法则。揭示共生法则的共生哲学、共生智慧或共生新思维，显现出人类价值认知，从关注结果，到关注过程的超越，是对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理想的历史性整合。

因此，保持国家永续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健全有序的社会自组织；引领世界和谐相安的价值基础，是生态文明的公民共生观。

更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17大率先全球正式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而且，据我所知，至少有六位省委书记先后提出了相关战略、实验和进一步的论述，他们是江西的苏荣同志，倡导创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湖南的周强同志，还在任省长时就提出中部地区“共生崛起”的口号，继而明确将“共生崛起”作为一种区域经济的发展新思维；贵州的栗战书同志，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浙江的赵洪祝同志，甚至提到了“文化发展与创新活动具有内在的共生性和互渗性”；山西的袁纯清同志，继1998年出版《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之后于2008年又出版了更系统的《和谐与共生》一书；还有新疆的张春贤同志，至少是认同他的老搭档周强同志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崛起”新思维。

我想，这是中国人从工商文明建设到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积极主动转变思维方式的表征，是对共生哲学或“共生新思维”时代呼唤的实践回应。

这种共生哲学或“共生新思维”，在现实政治导向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全生态社会建设”。这意味着，政府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及其盈利与非盈利组织的成长，以修复中国百年来历经革命、继续革命和市场经济一再破坏的社会和社会组织机体，而谁能勇敢、智慧、悲悯地补好这一工商文明时代的必补之课，谁就为中国的良治久安和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谁就是中国的“社会元勋”，同时，这也是第一位“社会元勋”作为国家元首的法理基础。

这种共生哲学或“共生新思维”以及“公民共生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可演化为“城乡共生体”、“工农共生体”、“社区共生体”、“区域共生体”、“跨界共生体”、“跨国共生体”、“全球共生体”）的出现，预示着中国人将以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崭新价值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普惠全球。

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也将像法兰西贡献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像美利坚贡献民有、民治、民享观念一样，为人类贡献良知、文明、共生全新价值观，意味着，我们将以一种全新的魅力大国形象融入世界，引领全球！

如果说，本书在人类感悟、揭示、笃行共生法则的道路上，也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其作用就是抛砖引玉。因为共生，是一种古老而又新锐的智慧，而人类对共生法则的揭示，不只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畅言笃行的实践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所以，我热切期待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意见，特别是“80、90后”的批评意见，欢迎他们一道来丰富共生新思维，推进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态走向共生，因为他们代表了世界和中国的未来！

本书能够结集出版，首先要感谢湖南的易鹏先生，没有他的提议，我至少不会想到以现在这种方式结集。我要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白光清社长的慧眼，感谢韩婷婷同志的玉成，感谢马军先生担任责任编辑，他们的洞察力让我敬佩，他们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帮助我理顺了结集的思路。出版界老前辈周兴泉先生审阅了全书，周先生中肯的“审读意见”，给我良多启迪，他还为我改正了许多易错讹的常用字和标点符号，使我这个小学生在校正过程中时怀感恩情愫。本书能够得以出版，还要感谢童庆炳、谢勇、李书磊、张广义、张启明、戴明朝、薛广生、白桦、李志强、鲁力力、鲁萍、常大林、温海龙、陈政、钱慧明等师友多年来给予我精神鼓励，以及在我生计发生困难时给予的无私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应出版社之邀为本书出版发行写推荐语的专家和前辈，他们（排序不分先后）是岳楚渔（民间哲学家，《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作者）、任玉岭先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杨福家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普颖华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未来学会军事分会常务理事）、张剑荆先生（国际时事评论家，《中国如何影响世界》作者，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温铁军先生（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王鲁湘先生（凤凰卫视中文台著名主持人）、茅于轼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研究所创始人）、柳建伟先生（《突出重围》、《英雄时代》作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辛子陵先生（传记文学作家，前国防大学教授）、袁岳先生（著名财经电视主持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侯宁先生（经济学家，2008-2009中国十大财经人物）、曹鉴钦先生（政治学博士，华盛顿《新世界时报》总编辑）、曹景行先生（凤凰卫视中文台著名主持人）、姚博先生（五岳散人，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封新城先生（《真有意思——总编访谈录》作者，新周刊总编）、路金波先生（著名出版人，评论家）、柯云路先生（著名长篇小说《新星》作者）、张世英先生（哲学家，北京大学终身教授）、黎鸣先生（自由学者、哲学家）、邓正来先生（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郞遥远（《草根不“主义”》、《主张》作者）、易鹏先生（财经评论家）、一清先生（《最近汉字有点烦》作者）、玉昆先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博闻天下》主持人）、关愚谦先生（香港专栏作家，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左学金先生（城市规划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杨鲁军先生（经济学家，《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作者）、崔之元先生（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萧功秦先生（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先生（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赵启正先生（全国政恊外事委员会主任）、袁剑先生（新华社特约评论员，《大裂变来了》作者，董事长杂志前总编）、万俊人先生（哲学家，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周天勇先生（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教授）。他们来自几乎不相干的领域，却多半与我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联系，故而接到这个不情之请，都很快写来了让我深感羞涩的溢美之语，不管他们的“推荐语”是否有助于出版社的市场销售（而且出版社还不能使用而只能有选择性地采用），我都视作对我本人的一种莫大鼓励和鞭策。

我还要感恩这个科技昌明的互联网、超高速时代，否则，我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部跨学科、跨层次、跨文明的思想性作品。我更要感恩这些年愿意听我讲述共生新思维的干部、学员和80、90后，以及曾经与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读伙伴，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远远超过了我能给予的，与他们无拘无束天长地久地老天荒的愉快交流，让我常常在夜阑人静时，感念不已。最后，我要感恩我的家人和孩子们给予我的无声的精神支持，他们不但安于因我无遐顾及赚钱而相对匮乏的物质生活，而且他们阳光灿烂温暖如春的微笑，时时予我脆弱的心灵以无私的抚慰。

钱  宏

2012年1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