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故园之囧境及因应之策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晨看好友叮咚文《立陶宛未平，捷克又起，小国“反华”背后的大文章》，窃以为不妥。把所谓“小国”“挺台”，视为“反华”，是大为不妥！

第一，将挺号称“中华民国”的台湾“政体”说成反华，下意识或潜台词中，已经把2300万男女老少的台湾，从“中华”踢出去了，有违“一中”。

第二，近年这种下意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夸张的“玻璃心”意识形态，反证案例就是，我PRC外事部门，曾经将中国游客在北欧餐馆闹事，受到在地媒体好意调侃式批评，做成了“辱华”的“大文章”，生生地把个传统上友善国家弄成“反感”国。

第三，“小国‘反华’”中的小国称谓，还有“招摇”等词，依旧是满清慈禧老佛爷大国沙文主义式地说日本是“蕞尔小国”之歧视性词语，不合大小国家无论什么政体一律平等的现代规矩。

“日三省吾身”是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不反省自己，凡“错”都是别人的，我大国“永远有理”，总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架势，遇事即如此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还何以处好世？处妥事？

我们只会鹦鹉学舌跟着说“弱国无外交”－－其实也未必，想想促成“四三废约”的ROC外长顾维钧；

焉知“大国亦无外交”－－外交不是吵架，更不是威逼利诱巧取豪夺，否则，必遭捉襟见肘“按下葫芦浮起瓢”，吃力不讨好楚霸王四面楚歌之结果！

有人说，只要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什么事情都好办了？问题是怎么成为世界第一强国？GDP世界第一吗？如今所谓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全门类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算不算第一强国?以此论之，今日中国远不如两宋、元、明、清壮大，世界第一，那又怎樣？

今天，美國資本勢力与中國特权阶層沆瀣一气，造成号称世界老二的中國：6亿人月收入不足千¥，2.2亿人不足5佰¥，9亿人不足2千¥，11亿人不足3千¥，中國鄉村生活破败和美国城市生活空心铁锈，才是再也不可能回避的問題！

中國和美国共同的癌症，是兩國自我膨胀的精英们丢失了灵魂，他們精神堕落、满嘴瞎话、犬儒逐利，挑动分裂衝突，还企圖煽動草根平民当維持他們既得特权利益的阿斗炮灰！殊不知，时代不同，再祭这种Nationalism，转移不了國民对生不起孩、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供不起官的具體感受的注意力！你就绕舌绕到天上去，巫术思维，画餅再美，他們內心都不会吃这一套，还得回到地上來面對現實！越早越好！

再想想近年来，我对外花了那么多银子，军机航母导弹飞天器也没少造，可是，为何无论形式上与我有无外交关系，联合国成员国中却没有几个真的是我们的朋友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反省！

有道是，大国不尚权谋，强国更需担责。大国、强国外交，更需要“利人达己，达己利人”，从而“live and let live”之共生思维，方为自信（参看《SYMBIOSISM·共生——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style·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One book Press，CANADA，2021）！

有了自信，“玻璃心”意识形态，就能转换为“生命哲学”！

于是，我们可以在生命哲学的启迪中，实行这样的十六字方针：“赋能国内，拓展国际，内外开放，共生崛起”，并重新定位各项国策，办成六件事大，完成PRC从“朝廷”式政权，到全体国民富有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当代正常国家之历史跃迁：

第一件事，是明确人民中心，重建社会的国策。为此，彻底还清1950年以来60多次政治运动的历史欠债（不可能永遠藏在地毯底下，该償還的早还早轻裝，不早偿还必然与现实問題缠繞交织），党和政府主动积极扶持晚清到当下屡遭“特权-资本”强力破坏的社会成长，建立一种“社会元勋立宪制有序内阁政体”（参看《从“三个代表”到“社会元勋立宪制”》，2003，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书，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

第二件事，优先建设“城乡共生体”。社会成长起来的同时，明确政府公职人员正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把处理好国内民生事务（家庭，生养、健康、教育、退保障，官员恢复“告老还乡制”）放在首要位置，一切为了人的身心灵健康（参看《怎么办？——原德：大国政治探微》，全球共生研究院，2021）；

第三件事，缩小上层建筑规模。为减轻经济基础负担，将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吃财政饭”的机构和人员，精简掉五分之三，突出社会组织与社区功能，实行“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成长的共生经济（ Symbioeconomy）体制（参看《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第四事件，国民事权高于党政法权。废除“指示治国”“文件治国”，落实依法治国，整合制订以《国民事权法》为基础的《民法典》、以《行政许可法》为基础的《官法典》、以《民法典》、《官法典》为基础的《大宪章》（参看《哲学-经济学笔记（2008-2020）》，2021）；

第五件事，恢复正常、对等、互利、谦和的外交策略。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的基础上，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更多地承担必要的全球义务，为内、外经济贸易文化关系，开辟绿色通道（参看《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第六件事，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使UN胜任解决“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实现全球共生，永续和平。中国社会、企业、政府三方都应参与其过程（参看《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党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这六件大事对应的是，当代正常国家的准则：创建一个人人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的资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忽然想到好友戈峰日前转发《普京总统顾问莫洛夫：俄罗斯与中国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富有理性品位的大格局历史视野！

我想说的是，俄罗斯联邦，终于从沙皇与苏联思维方式双重路径依赖和单一价值观的利益羁绊中走了出来，超越了任何党派特权集团对国家和人民的政治绑架（这是中国，甚至美国，无法比拟的新政治文明实践），又继承了苏俄时代的广袤空间－－这个空间包括苏联未参与美英等国1943年发起对ROC“废约”，而持有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总体上完成了“威权＋民主”的政治制度创新！

相关论述请看《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原德：大国哲学》P47-50，2012），还有《邻居的伟大与幸运》（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

谢谢大家！

孞 烎2021年10月21日

于208-8020 Ryan rd.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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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宏（Archer Hong Qian）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今读朋友李晓轩转来《共生时代的协同价值》一文，并说“这篇文章中谈到企业从竞争到共生”，不禁感慨系之。

作者姚斌文中讲的是企业从“如何避免组织被颠覆”的问题，而且是从“协同”（Synergetics）发展切入主题。尽管作者从赫尔曼·哈肯《大自然成功的奥秘：协同学》，以及美国战略管理学家伊戈尔·安索夫的协同学应用，到详述共生论者陈春花教授《协同：数字化时代组织效率的本质》关于互联网时代给组织管理带来改变的三个核心特征、四个基本观点、八个概念（组织效率、分工、组织边界、契约、信任、强链接、共生和赋能人），但是，结果却依旧没有在观念上改变“竞争与合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甚至引发读者“企业从竞争到共生”模糊印象，是不应该的。

当然，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念，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

这让我想起，1998年我曾应江西教育出版社邀请，林纾式地翻译过的爱德华·拉森《众神之夏——“猴子审判”以及科学与宗教的论战》一书。1925年5月这场被戏剧化地称为Monkey trial的起因，是田纳西州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人是从低等动物演化来的”观点，而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唆使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在课堂上讲述过演化论的生物教师斯科普斯，接受审判，目的是：彰显联邦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和田纳西州宪法上“法律不能偏好某个宗教或者崇拜”，因而反演化论的立法，违宪！

可以说，这是一场严肃的闹剧，虽然当时斯科普斯输掉了诉讼，但这场审判引来了200多个记者，并经无线电在全美现场直播，震惊了整个美国。作者爱德华·拉森熟谙美国科学史，他对发生在田纳西州“世纪审判”案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考证，在书中揭示了美国历史上交织着的多数主义原则和个人权利的冲突，南部和北部、城市主义和乡村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

我想说的是，另一场发生在科学界内部的论战，已将拉森揭示的多重冲突，消融在微生物成长的切实观察与公共认可之中。这就是美国微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女士，1967年的实验观察，证明生命的“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1969年发表问世后与新老达尔文主义者展开长达20年的辩论，至1990年美国中学生物学教材，终于吸纳了“共生起源”的思想（参看《SYMBIOSISM·共生》P071、P244，Onebook Press，2021）。至此，宗教界人士亦开始普遍相信，演化论与基督教并不矛盾，美国各州也都逐步取消了反演化论的立法。

也就是说，演化论与特创论，完全可以在生命起源的共生机制中找到依据。因而，人类要重新定位天人、人我、心物三大关系。

共生（Symbiosism）是一切活体的存在方式，生命世界由活体的精神体能（Mind energy）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特创演化而成，因而共生，是生命世界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双翼动态平衡运行的基本法则。

共生哲学认为，地球生灵经三世而再生，即：A、采集狩猎文明的自然世（Naturalopocene）；B、工商文明的人类世（Anthropocene）；C、生態文明的地球世（Earthropocene）。

然而如今，一个以人类对地球产生深远影响为标志的世代（Anthropocene），不是将会来临，而是早已来临，甚至已然走到临界状态。

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但却往往无法擺脱被自己的创造物控制反噬（Reverse phagocytic）的命运。如今，反噬已然是造成人际、事际、物际、群际、族际、國際“分裂－对抗－冲突”的重要原因。过去五百年，由于“以人为本”思想观念的普及，大航海拓展，科技人文工具（热核生化兵器、基础建设、经贸交流、规划、市场、标准化复制化规模化）的使用，及其反噬效应（Reverse phagocytic effect），大大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致使地球的自然系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下，联合国环境组织关注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三场由人类造成的地球危机，已经到了包括微生物在内的所有地球生灵与人本身难以承受之重的地步。正如Anna lie Nevitz所警告的，人类力量的自我膨胀，再不幡然悔悟，彻底反思现行生活方式阈值，将可能招致地球的“第六次大灭绝”（The Sixth Extinction: Will Humanity Survive?），那么，包括人类在内的200多万个物种的生命世界，能否超越自我膨胀而进入臻美共生的地球世（Earthropocene.参看《SYMBIOSISM·共生》P083、P257，Onebook Press，2021）？这是一个问题，一种真正的大危机!

我们把这样的“地球危机”，称之为“全球共生危机”！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生命世界的起源、成长、走向，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显著属性，那就是，既然共生（Symbiosism）是生命世界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双翼动态平衡运行的基本法则，那么达尔文发现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Natural choice，（survival of the fittest），实际上当理解为：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在这里，竞争，表现为共生法则的动力学(Dynamics）激励机制，合作，表现为共生法则的恊和学（Synergetics）平衡机制。所以说，竞争与合作是共生的一体两面，统称竞合共生。事实上，共生法则贯通地球从无机物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有机生命活体的“新陈代谢、强弱代偿”全过程。

今天，我们当代人，正处于“工商文明的人类世”向“生态文明的地球世”转移的历史大变局前夜，改变固然需要“快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提供的解决方案，需要“及时的政策干预、监管和治理框架”，以及“可持续金融体系的支持”即“将数万亿美元从消耗地球的风险转移到更绿色的投资、更可持续的市场和更健康的地球上”，但不是为了继续扩展人类文明的足迹，而是相反——要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收缩和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为此，我们需要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

我们将这样的典范转移，称之为共生（Symbiosism）典范转移。以共生典范反观地球生灵“三世而再生”历史进程，不难发现：A、自然世的共生起源（The Symbiotic Genesis）；B、人类世的共生底线（The Symbiotic Baseline）；C、地球世的共生灵魂（Symbiotic Soul）。

为了应对“全球共生危机”，国际社会亟需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以适应人类文明形态与典范转移的需要。于是，我们结合联合国1987年提出的“可持续”概念，于2012年在中国发起了“全球共生论坛”（GSF），2018年出版了《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在加拿大成立了“全球共生学会”，组织出版了中英文对照读本《SYMBIOSISM·共生——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style·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One book Press，CANADA，2021）。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无论党派，还是企业；无论国家，还是社会，从工业（发明）化，到生态（数字）化时代，其生存的正常态，大抵都是：工业（发明）化时代是标准、复制、规模性生存，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老三论，强化了这种生存的宏大叙事方式；生态（数字）化时代是个性、创新、分布生存，自组织论、突变论、恊和论新三论，彰显了这种生存的宏微叙事方式。

两大叙事方式，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存在，而贯通其间的始终是这样一种自然选择的适应性机制（Fittest mechanism of Natural selection）－－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那么，当我们考察个体与群体、党派与企业、国家与社会的行为方式时，我们耳熟能详的“竞争激励”“开放赋能”“合作共赢”，都是这种适应性（Fittest mechanism）机制一体两面的表现方式。

当然，在不同时代，侧重面有所不同，在工业（发明）化时代，竞争激励是最突出的淘汰机制，在生态（发现）化时代，竞争激励是最好的合作机制－－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我们当代人，身处一个从轴心适应、到共生适应的历史大变局的当口，即将迎来一个信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复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新世界。

总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一切都要回落在地球世的身心灵健康上！

孞烎2021年10月19日于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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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三言两语·对不起，葛老师的意思我还是没完全弄明白》中，将社会学家默顿的“显功能与潜功能”分析框架，引入历史学研究，并应用到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理论界及网络时评中，以期捋清在社际关系、代际传承中“历史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如何统一？

可以说，孙立平教授是在坚守读书人和长者的理性和常识。考虑到中国当下流行着一股“思想贫乏而话术泛滥，真相不堪立场优先，逻辑不够修辞凑”的犬儒逐利、浅薄娱情/自我膨胀、躺平主义/戾气冲天之风，孙立平教授这样一种常识性理性坚守，是需要勇气的！

孙教授要和葛老师捋清楚的问题，是历史学和性质和作用，能不能“绕”开“真”或由于某种利益诉求（比如某种存在的合法性）“部分绕开真”的问题。

而孙教授引用默顿的“显功能与潜功能”概念，并将学术研究与“饭碗”（利益）联系起来（比如用非真的历史帮忙找某种合法性，只能是闹笑话“帮倒忙”，甚至沦为“高级黑”），更显出一种理论的力量！

这种“理论的力量”，正好和昨天美籍华裔党史专家冯胜平 先生在“普林斯顿-复旦”群中讲的历史逻辑中存在的人心／人性及其显逻辑（结构）与潜逻辑（结构），和前些年历史学家吴思、政治学者周敬青提出的显规则与潜规则，和上世纪初精神分析论者弗洛依德的显意识与潜意识，甚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揭示的所指功能与能指功能……对于帮助人们“捋清”一个问题的多重（侧面）表现，具有同等社会历史意义！

老实说，真要捋清当代中国的历史社会问题，还不能回避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曾给北大毕业生讲的“语言的腐败”現象，更无法回避李克强2013年初答记者问时讲到的一种“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官风、文风、世风！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过的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我对孙立平教授在《对不起，葛老师的意思我还是没完全弄明白》表现“不同意，但也不想反驳”的君子风度（所谓“看破不点破”的老成），也有些不满足。

既然讲到了当代中国的“官风、文风、世风”（参看《走向共生·高端报告》第一期，2009）这一“人本身”的根本表征，那么，孙教授何不直接一捋到底，又一捋到顶——即我们当下生活的社会政治语境、个人身心灵健康的内在张力和三观？要捋，就捋到这语境、张力、三观的分裂、对抗和冲突，造成的“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危机，以及因应之德、之道、之术、之理、之法呢？

毫无疑问，从文明演化的视角看，“德、道、术、理、法”的最高境界，是理论思维。所以，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曾受此启发，在1984年应钱学森先生之召作《谈谈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刊布于《国内哲学动态》1985第8期），后来又于1998年5月在《方法》杂志发表《读〈读黑格尔〉》（收入《原德：大国哲学》P112-115，责任编辑改标题为《为何国内学者的理论思维含量如此之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11）。

不承想，日本友人贺强女士日前给我微信说：“正在读您二十多年前写一文《读<读黑格尔>》。”我回复：“有点意外！当时是应约江西教育出版社一编辑之约写的，不过后来与王先生和解了。”她解释说：“昨天有朋友给我带来《方法》杂志（1998.5)上面刊登的。朋友也是北师大的，来日本二十多年，在大学教书。我看文章中你提及的关于‘理论思维的七个问题’，在这二十年里，问题没有任何好转且越演越烈。朋友带过来的还有同期的《读书》杂志，有篇谈到‘第三文化’，想到当年在宣传工作时也被要求去上海社会院采访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题目。兜了一大圈，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新冠疫情时代后的世界格局，将原先遮遮掩掩的问题赤裸裸地抛出来了，国家与个体不得不重新思考。您这么多年来推动的‘共生’理论，正是以放光彩的时候。”说实话，她的这番话，不只是意外，是大出我意外！

后来，我进一步研究了王元化先生的生平和著述，在王元化先生仙逝时写了《第三种忠诚——对于思想的忠诚》、《哲学精神高于宗教、主义和政治－－关于第三种忠诚的越洋对话》（收入《原德：大国哲学》P150-154）。由此我又不能不提一下1998年应同一家出版社写的《世纪边缘的中国青年学者——改进“社会大生態”的中国精神》，2013年又应一网友之约写的《略评<牛津共识>——28位明眼人的共识不是问题，创造创新才是问题！》。还有更早的1982年写的《当代中国哲学停滞和僵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对不起，我感到，当代中国人的理论思维问题，依旧是个根性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面对历史／逻辑问题，人心／人性问题，利益／灵魂问题，任你“绕的能力”有多强——任你聪明、机灵、权谋、善巧、自嗨而自闭，似是而非、以非为是地绕到天涯海角，绕到月球火星上去，还得直接回到当下现实存在状態中来！

还是SARS时说的那句话：“我们需要有灵魂的精英和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见《中国：共生崛起》P269－272，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5）

孞烎2021年6月20日晨于Vancouver

附录：

孙立平：对不起，葛老师的意思我还是没完全弄明白

文章来源：立平观察

1、最近，网上为了葛老师的一个观点，吵得不亦乐乎。我看了一些网友的质疑，也看了葛老师义正词严的回复。总的感觉，葛老师绕的能力是真强。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她经常说，不行，我的脑子慢，你让我捋捋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看来，现在争论的这个事情，不从根上捋捋还真会被葛老师带入了迷宫。

2、社会学家默顿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显功能和潜功能。我把这对概念的含义稍微改造一下，大体是下面的意思。任何人们制造或设计出来的物件，一般都有两层意义的功能或作用。一层是显功能，即人们想用它来干什么？它主要是干什么的？这种功能是明确和显而易见的。另一层则是潜功能，即潜在的功能，也就是这个物件实际上还会起到的、并非是当初人们有意设计的、而且不是特别明显的作用。

3、如果这么来看历史学的性质和作用，就比较清楚了。为什么人们要研究历史？为什么社会中要有一个历史学？其显功能无非是这么几个。第一，了解过去。人类是智慧动物，总想知道自己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不管有用没用。第二，实现文化的传承和积累，沿着前人的足迹出发并走得更远。第三，提供历史的借鉴，避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几项功能的实现都要以真实为前提。虽然历史研究不可能完全达到真，但必须尽量去接近真。

4、但历史学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这些，它还有潜功能的一面，比如说，搞历史研究，从社会的角度当然是一项学术活动，但有时对研究者个人而言，又是一个饭碗，弄好了还是一个不错的饭碗。不信去掉这层含义，还会有几个人会以历史研究为业？当然，潜功能还包括葛老师说的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等。但这时也要说明一点，潜功能作用的发挥，往往也要以显功能为前提。试想，没有那个相对可信的真，就是为了别的目的胡编乱造，谁会给你饭碗？你即便是想拿着那假历史去给别人帮忙，也只能是帮让人笑话的倒忙。

5、如果是这么看问题，就可以看清楚葛老师带我们绕的是一个什么迷魂阵了。实际上，在历史研究这个大的题目之下，不同的人是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宁可付出哪怕是生命的代价，也要秉笔直书；有的人出于探究过去的兴趣，一辈子皓首穷经；有的人为了挣个饭钱，做着可能毫无意义的考证；有的人为了之外的某个功利性目的，尽量去挖掘有利的史实，甚至不惜扭曲一点。现实中这些都是存在的。如果用葛老师的说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不同意，但也不想反驳。

6、问题是，这些事情是应当分开的。用这几天流行的话来说，为了真实的历史与为了政治正确的历史应当是分开的。而葛老师的问题则是，尽量把这些事情搅合在一块，并且把这种搅合叫做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他不无诚意地说：我说这番话，意在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在葛老师这里，政治正确范围里的事情，马上变成对青年学者学术研究的要求。这哪里是在捅破一层窗户纸，这是在窗户纸上倒了一盆浆糊。

7、为了让这盆浆糊更好地黏在窗户纸上，葛老师又援引了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容质疑的说法：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这句话，从政治上说，我不想评论。但葛老师是学术圈中人啊，难道葛老师不知道除了研究和宣传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发表和讲授的问题？你说发表和讲授是属于学术还是属于宣传？应该用哪个标准？还可以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形：如果那些真实但“政治上不正确”（其实这种不正确往往是人们臆想出来的）的成果都只能存在于研究者个人的电脑里，那将来人们学到的历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8、为了让绕的这个圈子更有科学性，葛老师又提出了一个选择性和价值倾向的问题。大体的意思是说，历史研究总是有选择性的，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因为历史是浩瀚的大海，你的研究不可能没有选择。表面上看，这话也说得很聪明。但其实是似是而非。谁也不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秦始皇哪天洗脚哪天没洗脚，乾隆皇帝哪天打喷嚏哪天没打喷嚏，我们是还原不出来。但不能做到完全真实不等于不努力去接近真实。这不是历史学的基本常识吗？价值观下的选择也是如此。我为什么研究这个不研究那个？我为什么注意这个细节不注意那个细节？因为对理解历史的意义及重要性不一样。但这与从政治角度考虑的选择不完全是一回事。

9、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徐水，回来路上顺便去看那个大午。当时他正在走火入魔地研究黄帝还是炎帝（我记不清了）的出生地，说那个出生地离他们那里不远。然后还郑重其事地托付我向历史学界的朋友征询一下意见。恰好，过一段时间开会时遇到葛老师，我就说了这个事，问他这个事靠谱吗（因为我对这个一点不懂）？葛老师的回答是，黄帝（或炎帝）这个人有没有都说不清楚，哪来的出生地？我知道，大午弄那个也是想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找点文化资源。而葛老师的态度也很明确，历史要以事实为基础，不能为了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

10、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葛老师在有的地方的表达上还需要斟酌一下。比如说，历史上的历史都是为政权合法性辩护的。这里，合法性这个词有点敏感，最好不用。而且，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什么有时用扭曲事实的方式为自己服务？那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我相信，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历史真实性与政治的正确性之间的一致性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可以更好地得到统一。葛老师可能有点多虑了。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经济学逻辑发了一张文字图片，说：

如果美欧日达成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共同市场场”，等于是构建了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市场，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通过构建这一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实际上宣布WTO已经破产。如此将会使美欧日强强联合，进一步开展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和优势互补，但是对其他没有加入的国家的经济而言却是“贸易壁垒”，所有没有加入的国家都会强烈要求加入，相信经过审核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都会陆续加入，而对没有加入的国家造成“贸易壁垒”将会越来越大！准入最基本的要求是：

 

一、国家实施私有产权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二、国家取消计划经济政策，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三、国家拥有成熟的司法体系来保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实施；

四、政府不参与企业经营，政府没有垄断市场的可能。

 

这些条件中国一条都不可能具备，所以毫无疑问中国是必然被排除在外的，这也标志着美国“连横”谋略获得巨大成功，而中国“合纵”谋略则彻底地失败了！

这张图片上的文字所表达的“四个条件”，肯定是真实的，但是，老实说，作者将引到“标志着美国‘连横’谋略获得巨大成功，而中国‘合纵’谋略则彻底地失败了”，只是承认“技不如人”，就无助于对情况的真切研判，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解决问题。

如果上述事实，至少表明以下真相：

一、特朗普重构世界秩序与约法的方式，既不同于美英早期“最惠国待遇”的利益“一体均沾”，不同于小罗斯福式的“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式（比如宁可美国作妥协牺牲也要让斯大林、丘吉尔接受中国、法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同于尼克松、卡特、克林顿式（为了某个政治目的以老大身份说服或代表盟友接受谁入伙）的形式主义多边联合，而是采用非常务实的可量化指标（如贸易方面的零关税、零壁垒、零歧视三零规则）的双边、多边谈判恊议，并由此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共生体大联合！

二、这与我们理解的或自以为是的“非理性、独霸的、非规则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这一严重误判无关！这种误判，正是近七年来，我们许多外交辞令和国际关系政策上无的放矢自说自话毫无新意的假话、空话、大话之根由！

三、基于本源意义的多边主义（约翰·罗斯：根据普遍的行为准则，恊调三个或以上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全球化理念，从美加墨“自贸区”，到美欧日“自贸市场”，还会有美澳印东盟自由贸易恊议……美国正在逐步完成“全球供应链重组”替代原来WTO规则漏洞很大的世界供应链。其实，何止是供應链重组，这是一次“全球价值链重组”啊！而要在多边关系中進行“价值链重组”，单靠谋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相关多必须具备和遵循“普遍的行为准则”约定，这就需要智慧、实力和自信！

结论：中国真要实行“内外双循环”，中国大陆当国者（权力、资本、知识精英），亟需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摒弃“合纵边横”历史类比谋略性斗争思维和“语言腐败”（屁股决定脑袋、修辞替代逻辑、善行恶名化恶行善名化）。如果继续自我感觉良好的对外“战狼外交”（刺激-反应式）、对内“与民争利”（权力与资本合谋，假公济私），醉心于这个“规划”，那个“战略”，抑或假多空大小18个“自贸区”（无一具备信息、法律、汇兑条件），玩黨政公司主义自欺欺人，而不思动真格的改变——着眼于中国国民和社会自组织力与外连平衡接力这一共生价值的开放、扶持、释放，最后真的被排斥在美国当下着力重组的“全球价值链”之外，我们PRC将一切都回到1976年之前“继续革命”“不斗行吗”的样儿！

当今人世间，一切的一，一的开切，皆为：

踐約共生，还是背約作死？

亦即：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一個关乎吾土、吾民、吾國、吾官生死的問題。

孞烎2020年10月15日于Vancouver

附录聊天笔记三则

黄奇帆怎么了？

恕我直言：和前年（2018）提醒国人：“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趋势促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三规则等言论相比，这两年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我本很尊重的技術官僚黄奇帆先生越来越昧了判断力，他的最新演讲《美国在金融领域和我们脱钩等于自杀》，不过是蒙鬼哄亡人而自欺欺人，简直是放屁！

想不到黄奇帆这种退役技术官僚，如今也是时空颠倒逻辑混乱，刺激－反应式的情绪化思维！

大前提是：如果美国和中国金融脱钩；

中前提是：美国打得了俄罗斯、东南亚、韩国、日本打不了有“三大法宝”的中国；

小前提是：美国金融进入中国“照样受到惩罚”；

结论竟是：所以，美国金融与中国脱钩等于自杀。

请问：既然美国和中国金融“脱钩等于自杀”，那么，美国金融和中国脱钩了，也就是美国金融资本不来了对吧？人家都不来了，“非自由兑换””一行两会”再怎么英明，又如何“照样处罚你”？而且，外国在中国既有金融资本“占比仅1. 8%”，又如何“杀人一千”？还“自损两千”？是等于“自杀”，还是等于“他杀”？什么叫在金融领域美国和中国脱鈎“杀人一千自损两千等于自杀”？

金融大鳄索罗斯（不等于美国政府，更不等于美国）打俄罗斯、打东南亚、打韩国、打日本自杀了吗？既然他喜欢用历史类比，用打打杀杀词汇，那么，请问：沙皇俄罗斯和斯大林苏联在海森崴、在江东六十屯、在东北杀人数十万，自损了多少？割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自损了多少？是自杀吗？别人不清楚中国的金融市场的混乱情形，曾经当过重庆市长还在正和岛大淡中国金融的黄奇帆还不知道吗？

撇下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正视，不去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反而永远有理振振有词怼别人，真是有出息哈！美國人自己更知利益上的损益和價值诉求，用不著我們提醒！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SMT教授说：高见。墙内各色人等囿于意识形态话语的路径依赖，没几个人明白美国大调整的目的与后果。产业链重组、地区组织、世卫与联合国改革（甚至抛开另组），美国正在重构国际秩序。

李世默们热衷于权力与资本坑瀣一气又勾心斗角！

看到朋友转来李世默先生在纽约时报的对话，说他“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我只能呵呵！

传：白岩松说：

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养老也认了！

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现在该信谁？谁才可信？中国政府下半年援助欧盟10亿美金，援助东盟100亿美金，昨天又宣布无偿援助文莱40亿美金，40万人的小文莱相当于每人1万美金。

著名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是中国人的就全转：谁动了我们的社保？（2020中国人均寿命73一2011中国人均寿命73．5岁）（我们从25岁开始工作到65岁，整整缴纳四十年的社保，而我们却只能享受8年养老社保，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

我国将延迟职工领取金年龄]人保部明确表示，将/企业职工退休和领养老金年龄目前职工退休领养老金年龄女性55岁，男性60岁，今后职工退休领养老金年龄将延长5年，这就。未着职工将多交、少领保险费。许多人认为延迟职工领取养老金年龄很不合理，这不是养老而是坑人！人社部暗示要将领养老金的年龄延迟到65或68岁，可见社保基金入不敷出是多么严重。当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七十来岁，规定68岁领取，恐怕有的人交了一辈子社保最终只能领取冥币了！社保庞氏骗局的本质还不够清楚了吗？那些还在鼓吹企业应该为员工购买社保的各路良心们，你们是真的蠢还是良心被狗吃了？

[我们必须知道]：在中国，普通公民缴纳养老金的费用占工资的28％，而公务员无须缴纳。但退休后，公务员退休金却是普通职工3倍，实际上他们的高退休金是由普通职工等纳税人埋单。清华白重恩教授说，中国社保缴费乃全球最高，这对于工资低于公务员的普通人来说，已经是重负。如果你也是拿工资，交社保的，如果你也觉得不公平请将帖子起来，到你所拥有的群里面转载，尽我们的呐喊！！转起让更多人知道是如何的不公平。

 

這就是李世默说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實況轉播，这种本質上政治國家資本主義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是：

14億人的國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壓低、透支6－9亿人及3亿孩子的生命訴求和未來，并“以中國特色公的名義”，攫獲本國民的生活、生態資源集中於黨國手中，進行权力－資本勾兑合谋坑瀣一氣，將一切公共事務個人化、幾乎所有政府責任社會化、全体国民生計（生育、教育、健康、就業、社保、养老、安葬）產業化，將最大限度地把資本、資金、資訊集中於几百个家庭（约1亿沾亲带故攀龍附鳳者）构成的黨政权力掌控之中，滋潤地对内對外天花亂墜任性妄為……

在美國接受大学研究生教育回中国发财的李世默先生，及其由公司、媒體、研究、金融組成的產業軍團，就寄生在如此這般的“社會主義國家”，他滋潤，他能干，甚至還養了一批門客，2013年以來，他跳出來高舉Nationalism 旗幟，屁股決定腦袋、修辭替代邏輯、无视中国中底层、边缘国民被剥夺与被侮辱的事实，一句“让历史说话”以蔽之，不但要误導中國大陸人，而且要誤導世界輿論……

特朗普应当补上社会主义的课！

我在《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2018）等文章中讲到“特朗普应当补上社会主义的课”。

也许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特朗普，并没有清晰意识到，正是他实际上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再平衡”的主张，让那些对“精英政治”“政治正确”不满的“最有发言权”的美国底层人民，把他送进白宫的。但他确实是上任之后，成为历史上兑现竞选承诺最多而少让选民失望的一位美国总统。虽然他因此而得罪了精英或官粹主义者，但说特朗普是草根或民粹主义者，这个定位并不合适，因为他主张草根、平民利益，显然并非打击精英、官僚利益，而是要两者之间求得一个社会动態平衡。

这里涉及美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也是个需要重新认知的问题。即一个能让当选美国总统，兑现承诺的国家，能够习惯性地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吗？从特朗普总统讲的“美国优先”的内容看，不管它对外部世界意味着什么，但它主要讲的是美国普通工人的就业、减税、制造业回流、改变社区空心化问题，也回应了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芝加哥教师运动、快餐业工人运动、反对警察暴力运动以及收入公平问题的大辩论等社会运动，对媒体和“华尔街”政客的不满。所以，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甚至包括他讲的“尊重美国的主权”“美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以“爱国主义”反对“全球主义”，实际上讲的都是以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

我说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得益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互换车道”。假如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人，是明确批判给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带来好处却没有在实际上帮助工人的自由贸易协议，参赞目的旨在“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利益服务的政府，而不是服务一小撮在顶层的人”的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者桑德斯再年轻10岁，也许特朗普，就没有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的机会（参看钱宏《“社会优先”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冒昧地以为，尽管为产业工人“尊严和幸福”说话的资本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言行一致，在“资本再平衡”的意义上表现也不错，但身居“世界领导”大国总统的他，要实现“社会再平衡”，成为福山先生所期待的“一种能够与全体公民的关切展开对话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能有超越狭隘身份关切的全国视野，而非只顾自家利益”，还是应当补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课。

同时，身处生態文明全球化大变局的思想理论家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需要重新进行梳理。

这就需要先从历史发生学上搞清楚“社会”与“资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诸多演变形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

在宪政共和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生成三大基本要素，一是有一种能够表达“社会优先”公平正义的概念，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替代单纯公有与私有、官粹与民粹二元对立的产权理论（众人之私即是公，一己之公即是私，化解公私冲突，唯界定共生权法）；二是在政治形態上，有一套能够实时表达公平正义“共生权”承诺的法治参与形式——实施民主自治程序的机构和公民实践；三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態上，要求一个当代正常国家，无论是以市场（自由）经济为主，还是政府（规划）经济为主，都应当建构一种作为生活托底的社区经济形態——以作为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最大化的保障机制。在中国，更需要从企业所有制（如国营、民营、合资、独资）划分企业是否社会主义属性的梦魇纠结中走出来（参看钱宏《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所以，社会主义“三大要素”，也是无分阶级、族群、官民身份地保持公民对当代国家信念的基本保障。

“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桑德尔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理由是“赋予不在阶级体系上层的人们、工人阶级和普通男女以权力，并且培养一种团结意识和对公民素质的理解，正是这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我们是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然而，以此观之，无论是欧盟，还是主权（民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们说，“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是指他要十分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优先、公民本位的社会主义，而非“无社会”的精英本位的“假、大、空”社会主义，甚至也非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式企业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

其实，当代中国人，更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让社会主义共和国名副其实，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本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的本义，就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把社会放在首要地位，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的优势，而不是相反——把资本放在首要位置，来吸纳社会主义的优势；也不是把社会主义去砸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阶段与阶段、形態与形態的区别，而是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凡有生产、生活、生態常识的人都知道，手段必须服从目的，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价值理性的引领之下。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突出对当代中国的针对性，我建议，或应加上一个“有社会的”定冠语。（参看钱宏《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中国：共生崛起》P160-1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徹悟“孰公孰私”，内外開放賦能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1990-1998深圳特区重启改革路转捩点上，接任深圳市委书记（1992-1994兼任深圳市长）的厉有为先生，日前在香港《文汇报》又发表了一篇力透纸背的雄文：《路在何方》！

厉有为呼吁：宪法正式承认民有经济的基础地位以及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在这篇天问式雄文中，厉有为提出一系列关乎中国基本制度设置及其意识形态的路径、路数、路向问题：

比如：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神圣不可侵犯并加载宪法呢？我们怎么看待资产阶级？怎么看待剥削？怎么看待阶级斗争？等等。

正巧今年1月23日（庚子跨年夜至正月初一），厉有为先生在微信中也向我发问，于是，有了《重建社会：改良社会政治生態与“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扬弃——厉有为、钱宏庚子新春的讨论》一文（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20-1-26/1849444.aspx），近9个月后的今天，终于见到了他的《路在何方》，从思绪连贯性上看，也许可以看作是“庚子正月初一提问”的遥相呼应之作！

因网上“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我不得不直接请求厉有为先生把他的原文发来拜读。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Symbiosism：感恩节快乐！Happy Thanksgiving Day！感恩生命里有你、有我、有他（她、它、祂）！

悟牛：

Symbiosism：美丽！想拜读书记的大作《保私产，防左倾》

悟牛：那是他们改写的！

Word《路在何方》（厉有为）.docx

Symbiosism：多谢书记，我先好好学习

悟牛：请指教！

Symbiosism：書記大作：路在何方？棒极了！

我想接着書记《路在何方？》，写一篇《孰公孰私？》如何？

路径、路数、路向，基于《“四中原则”，对应仨自组织人“孰公孰私”观念变革——从高尚全两个中性原则引发的思考》（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9-10-20/1833896.aspx）、《对内开放赋能：自我救赎，赎福共生——“吉黄杜内卷化难题”之根解》（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20-9-16/1877927.aspx）：

从確立“經建中心”（1978），到初定“商品經濟”（1984）；

从擱置“姓社姓資”（1992），到徹悟“孰公孰私”内外開放賦能；

國民、社會、政府三大自组織力与外連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長；

讓生產回歸生活，讓生態回歸生命，一切為着人的身心灵健康！

厲有為《血路》千秋名篇：

风口浪尖弄潮头，改革必伴热血流；

血路杀得伤遍体，夕阳染红孺子牛。

今发《路在何方？》，是“血路”到“生路”的再次历史性转捩，其遠胜当年（1992）皇甫平（周瑞金、施芝鴻、王戰）系列文之處在于：當棋局中幾乎所有的路，都塞死了時，給了當國者一次下不為例最后一次“悔棋”的机會，能抓住吗？！

孞烎2020年10月12-13日深圳-温哥华

路在何方（上）

香港文匯報 2020-09-21

厲有為  中共深圳市委原書記

在深圳改革開放40 周年之際，提出路在何方的問題，彷彿有些不合時宜。但是，實事求是地講，這問題真的存在。

改革開放初期，根據以往的實踐，有人提出取消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人就大呼大叫，這是企圖纂改毛澤東思想，這是砍旗，萬萬使不得。

路在何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出了方向。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方針。 有人主張搞幾個經濟特區，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有人堅決反對，說特區是租界，這是賣國，搞不得！

路在何方？

胡耀邦同志堅定地回答，主權在我不是租界，經濟特區可以搞，特事特辦。才有了深圳的今天。

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有利於生產力的大發展。但更有人堅決反對，說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市場經濟姓資，計劃經濟姓社，搞市場經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搞不得！

路在何方？

鄧小平 1992 年南方談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這是發展經濟的手段。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於是中國繼續大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力飛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2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是世界第三位日本的三倍多。

在全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後的今天，生產力得到解放，一批企業家脫穎而出，民營經濟得到大力發展，已經佔到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佔對外貿易的45%，佔稅收的50%，佔GDP的60%，佔科技創新的70%，佔職工就業的80%，佔企業數量的90%以上。這些數字說明了什麼？說明社會主義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由計劃經濟時代的幾乎百分之百的國有，發展到這麼大比例的民有，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新探索、新實踐、新境界。

至此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條路：第一條路是改革上層建築，來適應現實的已經變化了的經濟基礎；第二條路是改變現在的經濟基礎，往回走，來適應上層建築；第三條路是誰都不改變，維持現狀，實行雙軌制運行。我們現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路在何方？

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兩條路徑：一條路是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民營與國有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取長補短，自願組合，共同發展。另一條路徑是以政府為主導，以行政手段為主配置資源，給國有企業下指標，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吃掉。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民營企業發展到今天，是在不斷有人大喊大叫批判「私有化」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可見它的生命力有多強大，因為它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更符合常識。實踐已經證明：民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實踐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華為等民營企業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強烈打壓，就完全證明了它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但是，並未得到我國法律的承認，法律還只承認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承認不承認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我們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人民政府的神聖職責就是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只有這兩個安全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公民才能全力以赴地安心創業。我們的法律就是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不受侵犯的。在財產保護方面，國家大法中只承認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一樣，都神聖不可侵犯並載入大法呢？我們又遇到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問題，我們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國家大法中只承認：「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裏的關鍵詞是「合法的」三個字，寫在大法中的合法的私人財產，一定是指從法律意義上講是合法的。私人財產這麼多，而且隨時隨地都在變化之中，國家有什麼部門或機構來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進行認證呢？沒有！起碼直到現在沒有！那麼問題就出來了：這麼龐大的私人財產沒經過法律認證是合法的之前，都處在不合法的狀態，這就變成了私人財產是有原罪的，只有經過政府認證是合法的之後才合法！這把我們國家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變成了有罪推定！

如果大法裏對公共財產和公民的私人財產都同樣承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就沒有以上的問題了。這裡又涉及到對公共財產和對私人財產平等保護的問題。我們又站在十字路口。（未完，明日待續。）

路在何方 （下）

香港文匯報 2020-09-22

厲有為 中共深圳市委原書記

路在何方？

由舊時的蘇聯傳給我們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社會主義有私有制，資本主義有公有制（如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上市前就是百分之百沙特國有。沙特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對私有經濟（民營經濟）該不該與公有經濟在法律、政策、制度等等方面都一視同仁？還是在法律政策上對民營經濟低人一等，在資源配置上厚公薄民呢？目前這種情況在地方政府官員中是較為普遍存在的。我們又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我們國家權威的社會科學機構的領導人，大談階級鬥爭，來勢洶洶，彷彿誰不同意他的階級鬥爭觀點誰就是階級敵人。還有人寫文章說，前三十年消滅了資產階級，後三十年又培養了一個資產階級；前三十年消滅了剝削，後三十年到處都是剝削。我們怎麼看待資產階級？怎麼看待剝削？怎麼看待階級鬥爭？這是迴避不了也無法迴避的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勞動創造價值說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告訴我們，勞動必須與資本結合才能創造價值，這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勞動離不開資本，資本也離不開勞動，只有二者結合，才能創造價值、創造社會財富。二者是和諧共處關係、和合共生關係，是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不管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管是簡單勞動還是複雜勞動，不管是農業勞動、工業勞動還是服務業勞動，無一例外都是如此。不管是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都是如此。

由此，我們引出什麼結論呢？就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和諧共處、和合共生、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關係呢？還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關係呢？

在習總書記大力倡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況下，我們在國內是搞階級鬥爭還是建設中國公民的命運共同體？我們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有沒有矛盾？有沒有對立的利益訴求？有沒有鬥爭？有！肯定是有。我們是用和平方式、用法律手段加行政手段來解決矛盾和不同的利益訴求呢？還是大搞階級鬥爭，用批鬥、打倒、剝奪甚至是消滅的方式去解決矛盾呢？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在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下，互相依存的契約關係？還是工人階級被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關係？我們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資產階級在我們的語境中已經是負面的詞意了。我給它一個新的稱謂；有產的勞動階層。

我們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實踐中實事求是地總結出符合客觀實際的道理加以實施？還是不看實踐抱舊的框框、舊的教條、舊的理念不放？我們仍然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就當前形勢，用孫立平的話說是：四面埋伏，八面楚歌。外部壓力大增。我認為任何外部壓力都不會壓垮我們！關鍵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有人說，美國壓中國什麼籌碼都加上了，還有一個籌碼：就是等中國在外部壓力下犯錯誤，自己垮台。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最容易犯的是什麼錯誤呢？我認為最容易犯的是左的錯誤。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這個關鍵時刻，最重要的是穩定民心，其中關鍵的又是穩定企業家的民心，使他們覺得他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都得到政府法律的確實保障，便死心塌地的在國內拚搏、投資、發展。因而，就可以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等等。而不是像某大學教授所說民營企業家的心態那樣：「需要我們是你們不得已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的神聖使命。」如果他們對前景充滿恐懼和擔心，我們將如何振興中華，實現偉大的中國夢？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

路在何方？

路在腳下，路在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要下決心進行全局性、戰略性重大問題的突破，從理論認知、法律制度、實際工作上的突破！

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一定會有所作為！一定會有新的突破！

（續昨日，全文完。）

——体制肿胀+自我膨胀=绞肉机下，可有奇迹？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C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HK）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

朋友W看了《俄罗斯著名女新闻编辑自焚身亡，以死抗议政府打压新闻自由》，说：“这件事有可能引发俄罗斯政变，并影响世界局势。”

我只关心中国。中俄共病，盖受“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绝不“锦衣夜行”而搞“成王败寇”“面子工程”之害！

1990年代，俄罗斯联邦开始进入“自然-约定公义”的正常社会生活，但20多年过去了，由于同期西方政客的短视，至6年前，普京先生将“公投入俄”的克里米亚收入囊中的那一刻，已注定俄罗斯又进入一种困境。我当时就在凤凰网作文指出，克里米亚既然有95%俄罗斯人，又是公投入俄，你偏不收，它也跑不掉，难题却回给乌克兰政府和国际社会，你偷着乐！只要一收，就等于破坏了世界各国承认的“独联体”边界约定，所有矛头就直指向你，好容易加入WTO，也就白费了！他不听，当然也听不到我的意见，但我说了。

好在普京的国际关系腾挪功夫了得，去年以来，俄罗斯与欧美亚各国关系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普京在俄罗斯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从选举到政权架构正常运行，普京当总统不需要国家财政和国民帮他供养一个庞大的政党来维持！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常识：人类不能停留在自然公义（Natural justice）的Nationalism，而必须演化到约定公义（Agreed justice）的Civil life，才能进入“自然-约定公义”的正常社会生活。

不说別的國家（如欧洲的瑞士800多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近几500年，世界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是亚洲的日本2500年！），只说北美的加拿大，自立国以来，加拿大政府已经穩定运行一百三十多年了，沒有发生过暴力夺权或接班人选搞死的情況，一切都在约定中。这里节奏慢，但办事效率高，很多事情都在社區解決了，人均3万元不是从天上掉下來的！

反之，没有演化到约定公义的国家，自然公义也毫无保障！

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自公元前221年至1915年，少数民族251人、农民起义称王者100人，地方割据称帝者约60人之外，共出了494个皇帝（包括未在位、死后被追尊帝者73人），自然寿终正寝且善终者不足150人！正如黑格尔那个著名偏见：“中国没有历史，只有流氓轮流坐赃”，没有从自然正义演化到约定正义的国度，就没有历史，而只是治乱循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暴政推翻另一个暴政的一再简单重复着这样的周期：开国灭功臣-私党乱朝政-老臣挽狂澜-大乱复大治-腐败行于世-名臣欲中兴-国力渐衰微-社会大崩溃-王朝易姓开国灭功臣……。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中国的问题，永远是内部事务：迭床架屋，帮派林立，窝斗胜出，任性妄为，PRC已经从头到脚肿胀＋膨胀异常，而且政府人大政协军警司法所谓的国企……不过全是同质化的CCP派出所或分舵，又加上十几个操实权的综合性小组委员会、这个那个办公室，且不说正常的行政法理机制难以良性互动，仅仅冗官冗员冗费及其裙带，哪个国家财政（+小金库——据陈申申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公然默许党政权力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设“小金库”敛财，许多收益不入预算的国家）或底层商贾及国民，供养得起？！从内循环看，整个存量盘子就这么大，此长彼消，官多民就少（六-九亿贫民），倘若不强行外汇管制（既保障必需外来资源的增量供应，又发本币冲水国民储蓄），且外汇断供的话，就不是什么“好日子”结束，过“紧日子”的小事了！

早在21世纪之交，已是“官多为患”（中组部长张全景，1998）、“官满为患”（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2011）的中国，近七年来“超高制度性成本”，越发进逼临界状态（贫富官民无法相融），若冰山积雪，雪上加霜，颤颤巍巍，设再无根本变革，谁知道哪天哪里一个震动，一声巨响，引发雪崩地裂，又一次官梦破、商贾劫、百姓殃（仇官仇富与杀民杀贫）的周期？

反观历史，中国大陆自秦以降两千多年至今，“奉天承运”或“替天行道”式的汤武贵族革命、陈吴平民革命、王莽赵宋和平革命三种革命，从仇官仇富到杀民杀贫交替反复叠加，每逢政权交接班之时，必经一番黑箱暗流成王败寇不择手段窝里斗，改朝换代+大小政权迭荡商贾闪铄几百余回了，2700年间经历大小战争6000余次，而以尊重“国民生命、社会生态、公众（社区）生活”为终极价值宪章法度的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国家制度，从来没有建立起来。

极而言之，春秋战国以降，连个“长子继承”法，都会被宫廷政治帮派随意破坏，更别说什么五花八门的“会盟协议”，满嘴“仁义道德”“尧舜禹汤”之下，意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分蛋糕者先拿蛋糕”的特权，于是，由所谓“内圣外王”“外儒内法”或“外兵内法”+永远有理的修辞替代逻辑屁股决定脑袋的谋略角力诈术骗局组成的“绞肉机”，就成了所有政治帮派的决胜法宝！

如此一来，绞肉机下，秦合六国能怎样（秦始皇、秦二世都死得好惨啊，别说李斯、赵高）呢？王莽收拾残局又怎样？三国归晋后又如何？所谓太平盛世大一统的唐宋元明清，真的太平、消停过吗？没有宪章法度，在“仕途经济”（黄金屋、颜如玉）的引诱下，韩愈-宋儒们接着董仲舒“天人感应”，编造出一个所谓的“道统”“正朔”“官阶大一统”，既没有思想上约束力去阻止无数觊觎核心权力“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僭越者，徒增了后世历届政权政治生态中“政怠宦成”“求荣取辱”“说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和“高级黑、低级红”的媚类、伪类和酷类，毫无意义！

即使偶尔斗出个“知进退，通损益”，能够搁置一下“假公济私”（特权）的圣明贤良，芸芸众生幸福指数似也有望，但也多半终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成为后世添油加醋的美丽传说或追忆而已……

辛亥“契约革命”（与血腥革命对），ROC成立，是“流氓轮流坐赃”（黑格尔）的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捩点——武昌首义、南北议和，革命派接受了《清帝逊位诏书》提倡的“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ROC是亚洲第一个、世界第三个共和制国家，继承了大清帝国跨民族与大疆域的丰厚遗产，明确改写“华夏一统”的历史，继1908年颁布五大臣献上的梁启超版《大清钦定宪法大纲》后，有了第一个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正常国家制度设置初露端倪。

中华民国初成，然而很快，“二次革命”、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黎元洪不甘做象征性国家元首引发“府院之争”段祺瑞辞职不干、北洋政府危机、1924年苏俄支持的军阀冯玉祥又公然武力撕毁《清帝逊位诏书》契约，将末代皇帝孤儿逐出其约定家园紫禁城，致使军阀割据，乱象从生，及日本（1937）、苏俄（1945）相继侵华，各扶各的“代理人”，一波三折，烽烟再起。

可是，1949年赶走ROC的胜利者PRC，是否承接和巩固了辛亥“契约革命”这一历史转捩呢？

没有。很可惜，胜利者并没有这种历史感，而依旧回到了被历史书写的状况——向苏联“一边倒”，只不过形式上假马列外衣，行权谋内外斗争攫取社会资源之实（参看《王力回忆录》），且政治运动不断，对生命、生态、生活的摧残，可谓变本加厉惨绝人寰无以覆加。而后四十年呢？表面向美国“一边倒”，实际搞的依旧是“一部分人”特权者“先富起来”，特别是1990年代后全面“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发起各级官民无道义底线的各色聪明谋略＋科技手段，内外钻营急功近利营营苟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招幌和机会主义规划，以及“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行径大行其道，于是，“体制肿胀+自我膨胀”已然再一次接近临界状态，降低门槛加入WYO，只是极大地扩大了“外汇资源”，尽管暂时缓解了“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却助长了“秦晖双重失衡”、“官富民贫对立”和“社会两极分化”，6-9亿低收入平民也不可能形成真正有效的“消费市场”，特别是不守盟约不知感恩不择手段又自我膨胀振振有词的惯习毛病一上来，弄得内外“天怒人怨，国格尽失”……如今，环顾四周，可有朋友驰援？

当《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只是修辞和立场，而是逻辑和事实！历史轮回，滚滚尘埃，哪怕一小点儿落在任何“有生命的个人”（马恩）头上，都是一座呜呼哀哉的大山啊！

倒是幸存下来的台澎金马压缩版ROC，经过1990年代的所谓“宁静革命”，而初俱尊重生命、生态、生活合符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国家制度设置，可惜规模实力太小，且时时受到PRC之“Nationalism”文攻武吓……

谢谢朋友LMK转来张灵甫夫人生活的视频，另有《因为有了365万阵亡的国军才有了不死的中国》，感慨系之。我们都看过电影《红日》，也知道刘伯承元帅拒看战争片的谈话，忽然想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把这里的“主上”替换成“国家”，我想也适用于张灵甫将军为代表的“国军”吧？

这也是我半个多月前就克拉奇“悍然”访问，写《镜”与“灯”：6种解决PRC & ROC问题的方式－－我对台海时局的几点看法》（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20-9-21/1878009.aspx）的原因。

说到中国内战，更让我感慨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发生过内战，但只要内战一结束，无论是以“替天行道”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打内战，双方将士就多数回归正常的平民生活，而要回归平民生活，胜利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政治和解，惟和解方能继续在同一片蓝天下共襄生活。而不可继续鼓动激发仇恨“继续革命”。

我曾是“厦门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的顾问，并受研究会几位老先生的委托，于2014年在全球共生研究院与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合作举办“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嘉义）期间，发出《吁请海峡两岸开启金门战役阵亡将士魂归故里事宜磋商的倡议》，经过头一天激烈辩论，尤其国民党背景学者声明决不参与签字，他们中甚至有人提淮海战役后的惨状（指国军尸体被野狗吃无人过问）怎么办？我以日元战争、英美普林斯顿战役后均为双方将士同葬同一纪念碑下，尤其南北内战后全面和解共生为例，表示我们中国人也应当有这样的格局和智慧。当我晚上差点想放弃时，但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开会前头天第一个表示反对的台大教授吴展良朗声叫我拿倡议书来他要签名，他这一签带动了所有与会者都签上自己的名，让我感动！

好友陈申申见我写本文初稿，对我说：“我们真的需要有一座纪念碑来纪念国共双方阵亡将士。哪怕是对一个战役的也好。改变了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这个国家才会有未来。”我知道，这件事一时不会有结果，但依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值此又一个“双十节”来临之际，我们PRC再次处在承继ROC历史性进步的转捩点上，我不能不接着“To be or not to be？”这一王子之问，再来一个农夫之问：“共生，还是同归于尽？”（参看《原德：大国哲学》P1-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那么，作为PRC公民，我不揣冒昧接着遥问：中秋、国庆双节了，往日从世界各国雪片般飞来的贺电哪里去了？所谓“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如何成呢？社会主义、共和国如何名副其实？我们中国大陆究竟要走向何方？

还有，2020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人类亟需大成智慧面对全体地球生灵和地球环境的变化，我们中国人在制度和生活方式上能够适应这一变化吗？

特别是：“任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因为，具有天然个体差异的人，每个人都具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基本素质（the basic qualities），这说明，自然性（Nature）是人类得以生存、延续的前提条件。今日中国能先搁置一下形形色色nationalism,“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而“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吗？

怎么办？“萧瑟秋风今又是”，宏观故国，体制肿胀+自我膨胀=绞肉机下，身在异国的我，焦虑难安，惟寄望有奇迹发生——人民中心，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愿吾土吾民吾国吾官同胞，绕过一次旷世之劫而凤凰涅盘！

孞烎2020年10月7日记于Vancouver

溥仪

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

——公元前8世纪的伟大智慧：《国语·郑语》伯阳父对郑桓公论兴衰之道

作者：钱   宏（Archer Hong Qian）

小编按：今天是孔子的诞辰日。孔子不只是讲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不是讲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种自相矛盾又似是而非的话，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意识到了“和而不同”的伟大的善，并且成为后世中国人做人、处事、待物“高山仰止”式的道德标杆。

“和而不同”，虽是一句今天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出自《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由于孔子的门人弟子们并没有对此作“微言大义”的解释，以至于后人作出各取所需的解读。有的人认为“和而不同”，就是“不同求和”，更有自感强势者，认为“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甚至抹去一切差异的“求同化异”，即是一种强调以一方为中心、同一、统一的二元对立思维——这样与孔子本意完全相反的解读。

当代中国哲学家张世英先生2011年1月10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做题为“做什么选择，才能发展哲学”的演讲稿时，专门对“和而不同”作出正解。张世英先生在引述了《论语》、《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对于“和”与“同”的解释后，指出：“我观孔子的‘和而不同’，其指归在强调尊重不同的东西，包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反对盲从和随声附和的小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不能把‘和而不同’的本意解释为‘求同存异’。”（张晓岚《和爸爸张世英聊往事》）。

“和而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是“存同求异”，进而“存同尊异”，即搁置相同的部分，求取并尊重不同的对象，以便不同人、事、物各显神通，创造新生命、新生活、新生態。从物理中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到男女恋爱、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从社群组织团队，到不同生活方式的交流融合，都是存同求异、存同尊异的常识性案例，正如二十世纪哲学家、语言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伽達默尔（Gadamer）和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发现的那樣：差异正是事物显出特性和意义和前提（Difference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ings to show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s）。

孔子是春秋时人，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的源头，当出自西周（周宣王和周幽王时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钱宏基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人类反映生命、生物、事物“共生起源”的最早出思想记载，冒昧地称之为“八字箴言”。并认为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正是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当复兴的大智慧，特别是对当下中国人克服自我中心主义膨胀心态，诚挚进行“脱古改制，开放赋能，存同尊异，行稳致远”，让世界拥抱中国，中国融入世界，有特别重要的警示、启迪意义。

因此，全球共生网（http://symbiosism.com.cn）今天重刊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钱宏8年前（2012）写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公元前8世纪的伟大智慧：伯阳父对郑桓公论兴衰之道》，并附录左丘明《国语·郑语》原文，及徐中玉先生的翻译，以飨网友。

此外，钱宏院长对小编说，尽管《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表明左丘明与孔丘生活在同一时代（春秋末期），且关系密切，但是，左丘明撰写的《左传》及《国语》，并非后世儒家说的对《春秋》枯燥的“流水账”记录的“微言大义”，而是独立史书——中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及国别体史书，特别是《国语》记录了周王室及诸侯各国的史事，侧重于记言，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上古史料，如伯阳父与郑桓公“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说左丘明是“中国史学之父”名至实归。

2020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

前言

公元前8世纪的伯阳父发现了“和实生物”的第一原理，这是人类共生思想的最早源头，作为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比现行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人公元前7世纪的泰勒斯(Thales，预言橄榄丰收而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哲学家，印证了思想也是“有用的”)早了100多年。

“和实生物”有三层含义：

第一，包容了多元、多样的你、我、他（她、它、祂）全人称人、事、物，而不同的人、事、物，各有其德、其道、其理、其法，于是，可以“一视为仨，间道竞合，从而道不同，亦相为谋”;

第二，“以他平他”的外连接平衡关系，亦体现了平权、平等、平和、公平、和平、永久和平的共生思想，且唯共生可以让康德说的“任何统治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

第三，“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不同元素“共”“和”“组合”在一起（Sym），产生希格斯“自相互作用”(Higgs self-interaction)和“自组织力”（普里高津），形成动態平衡力。

钱宏版的共生思想（Symbiosism），基于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认为一切活体都具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这是人、事、物的最基本存在方式，所以，共生是时空意间的第一原理！

不同的人、事、物本来就是差异、有对立、且有矛盾、竞争、对抗、冲突，但是通过合适的方式“相和”“相爱”“组合”“和合”“和同”（非单一的同，“和同”共生）“平衡”“冲气以为和”“存同尊异，间道竞和”“道生”（老子）“并生”（庄子）“和而不同”（孔子）智慧行为，可以达成“和生”“间道生”的新事物，形成“万物生成”的“生态文明”之“共生效应”。

伯阳父接着讲到与“和实生物”相对的，是“同则不继”，即“去和而取同””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所以，无论是婚姻中，还是政治上，“求同存异”（单独的、单一的、强制的求同、统一，将异、不同存而不表）、“党同伐异”，都是不可取的。伯阳父据此，在与郑伯候一那次谈话中，评论周幽王统治用人，既然完全排斥能够帮助他治国理政的忠臣和君子，又专门勾结和他沆瀣一气的奸臣和小人，犯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伯阳父断言西周快要亡了，果不其然！

何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族复兴，首当复兴智慧，复兴知进退、谙兴衰之德性，而非功利主义的谋略算计，更非复兴某个曾经辉煌的朝代。

那么，中华民族如何复兴？早在1917年，伟大的民族复兴猛士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明确指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得，得其神明，施之中国，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故而复兴之方，在知进退、谙兴衰之道，扬己之长，取人之长，和通超越，融合共生，开创历史新路者也！

说到“进退兴衰之道”，早在公元前8世纪，东方大地上有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伯阳父，洞悉到人事物生生不息的内在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法则是“和”，不是“同”的真相。由此，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参见附录《<国语·郑语>：伯阳父对郑桓公论兴衰之道》，左丘明著，徐中玉译）。

伯阳父这个与“同”相对的“和”，是指不同人事物“和通”“和解”“和合”“和缓”“和平”“和睦”“和谐”“和气”“和乐”“和美”“和衷共济”之和，即“以他（异）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先王聘后于异姓”、“同姓不婚”。

伯阳父这个与“和”相对的“同”，是指不同人事物“同化”“同性”“同一”“党同伐异”之同，从冃(mào)，重复，从口，“口皆在所覆之下”，单一无差别，近亲繁殖，身份认同，故“若以同裨（益）同，尽乃弃矣”（参看《国语》之《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郑语·伯阳父为桓公论兴衰》）。

所以，“和”能生成万物，“同”则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而能丰富、发展。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种声音，单调得没办法听；只有一种物品，单调得没办法看（没有文彩）；只有一种口味，单调得令人生厌；只有一种事物，单调得无话可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注意到，“同一棵树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No two leaves from the same tree are identical）。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先生发现，在讲究“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利益共同体（集团）或命运共同体，会助长“思维僵化”的“制度惯性”，从而出现包括美国政治的衰退和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的当代人类的问题。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伯阳父在2800年前就告诫过“同则不继”啊！

伯阳父说的“和实生物”中的“实”，就是呈现真相、反映真相。从自然、社会、人事观察，以他平他谓之“和”所呈现的真相，即天地好生，且为共生，从而生生不已，生出万物，又恊和万物，表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东西南北左中右，江湖庙堂农工商，各显神通尽和恊，生克反辅皆共生。

以他平他谓之“和”所反映的本质，就是人、事、物丰富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的和通共生。所以，要解决当代人类的“政治衰退”与“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汲取公元前8世纪伯阳父“和实生物”和通共生的智慧！

伯阳父说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中的“平”，与300多年后《礼记·大学》的作者们书写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中的“平”，都是动词，但内涵更丰富。除了“平和”、“平定”、“安抚”之意，“平”即是“和”，强调互相呼应、相互照应的关系。按佛家之意，有三种相应，一是一切所缘之境，与心相应，名境相应；二是行与理相应，名行相应；三是三乘圣者，所修诸功德法，因果相符，名果相应。

这名境、名行、名果三种相应，即“和”的三种方式方法。用今天通讯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的话说，即“自组织”。以他平他，就是让相异、相近及相关的事物（他），相应地平和章明，有序互补、互信、互联而恊同、恊熵、恊和，呈现出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显神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存相生、共襄生长，生机盎然的共生态势。

这样，伯阳父提出的“和实生物”，就不只是停留在真相，而是进入到正义，同处一片蓝天下的人事物都应“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要宽容相待要善待他者，即使发生“你争我夺，不共戴天”的事情，也要厘清真相、声张正义，而有容乃大、彼此宽容、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伯阳父由此警示他的朋友郑国公和所有当国者，断然不可“去和而取同”，搞千篇一律，众口一味。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彰显出美美与共、共襄生长“多样共生”“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的哲学思想。这可能是人类关于生命、生物、物种进化“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最早表述。

280多年后，老子继伯阳父后发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讲：“上下不和，令乃不行”；晏子继之道：“心平德和，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孔子则对人事直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的都是有差异性的人事物与各不相同的东西，相“和”、亲“和”、恊“和”，才能取长补短，整体恊调，持续优化，产生新的事物，生必求异尊异，达到生生不息的美好境界。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停留于原有的状态，臃肿重叠，达到一定程度就没有继续发展的前途，更不可能永续发展。

继伯阳父之后1800多年，苏东坡又发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见认识真相之难！一个正常的有机（个人、组织、民族）共生体，倘若象某些非正常的利益共同体那样，不能真正了解自己与世界大势的真相、差异和优势，只会夜郎自大，要么自我封闭，要么自我膨胀，结果不知进退，不谙兴衰，自陷“同而不和”，“同则不继”，复归死寂。

2800多年后的铃木大拙，以“缘生”于“自己作主”的独特心理体验，超越佛教“解脱”之说，使禅宗得到现代性的阐释与升华，并影响了鲁迅、胡适、太虚、海德格尔、弗洛姆、汤因比等各国思想名流。尤其可贵的是，他以澄明深邃的现代语言激活了东方智慧——“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精神生命力。

“存同尊异，和恊共生”的智慧复兴，告诉我们当代人这样的真相：人类取得的外在物质成就再高，也满足不了永远雷同的人欲（贪嗔痴慢疑）的掘取需求，“浮云蔽日遮望眼”，结果势必自陷“内耗”，熵值激增。《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作者发现：人类的所谓发展，是熵的危机的产物，历史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是熵的逼迫使然。因此，在熵与欲望的压迫下，单纯的物质发展，在实践中实际是无导向的，它往往是短期行为，饥不择食，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只有拉开物质诉求和丰富人生精神诉求的差异，尊重“个人多样性”，去除遮蔽我们视野的“浮云”，激发心灵的自由，让各种思想和灵性相互砥砺，各显神通，在相生相克、相辅相成、互惠互利与相反相成、相融相通、互命互运的动态平衡中恊同、恊熵、恊和而共存相生，以防止社会畸型化，从而形成“自组织”的“减熵文化”导向，才能走出“内耗”，不至由于社会精神体能和心理焦虑的积累，引发瞬间外倾而造成“崩塌性”的火山爆发式的破坏。

道理很简单，物各有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故而必须“存同尊异，和恊共生”。这里的“和”“共”乃自然社会万事万物的生命、生活、生态基础，这里的“恊”“生”则是永葆个人、家庭、社区身心灵健康的生命、生活、生态愿景。（全息）共生就是“社会优先”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哲学思维与价值圭臬。

而且，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往往不允许“重头再来”，“失败了就是交学费”的好日子不再。今天异常脆弱的地球和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场，需要无误的选择，才能预防“瞬间外倾而造成”的社会崩塌（经济海啸、政治骚乱、文化堕落）和自然灾害。因而，复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古老智慧，从而避免对人类思想的成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求同存异——用一种尺度做标准，搁置差异性，衡量其是非、对错、可否、优劣的趋同性取舍，至关重要。

我相信，生活在19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也洞悉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相，因此，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终极真理”，并激愤地声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渴望人类社会能达到这样的共生境界——“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这与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严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由，首先是照着人事物、你我他、德位道的真相去看待、对待它们，是对自然万物和宇宙无意识的心灵体验。爱默生曾直言“要毫不犹豫地表现自己的心理活动，即使在所谓的大人物那里，也不存在任何超越自己心灵的东西。”

因此今天，我们说“中国特色”，只能来自当代中国人，葆有这样的处世态度：“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通共生”。从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男女老少公民、国民）真切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感悟体验出发，而非从已经形成的概念、体系出发，以发挥和释放各自特有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求真务实，自由创新。

富有大智慧（通达）、大情怀（担当）、大慈悲（格局）的人，总是最善于让人畅晓并信奉真相、正义、宽容、和解的力量。

总之，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一视为仨，间道共生，是人类一切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的基本前提（first principles，第一原理）。只是这个整体，不可人为归结为任何集团组织或类主体。一体并非同一，一体是多样性的聚合、和通，同一是单一质的堆积、重复，亦非“华夷之辨”二元对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共处一片蓝天下的，当从孔子时代“我欲仁则仁”，到全球化时代的“我欲仨则仨”，以生生之德、位位之道，贯通人事物、天地人、质能信（心）、你我他（她牠它祂）各显神通，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

所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我们必须认识并遵循的真相、正义、宽容、和解的大成智慧；而“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则是基于大成智慧的路径和方法——引领人类走出“末法时代”的路径、方法！

由此，我理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亦是：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世界文明史上用华语书写着堪与法语书写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英语书写的“民有、民治、民享”相和媲美的六个大字——

良智（Beautyful 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

2012年11月30日晨于北京邮电大学心约开关居

敬录：

《国语·郑语》：伯阳父对郑桓公论兴衰之道

左丘明著  徐中玉译  公阳子敬转录

原文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伯阳父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伯阳父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拏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依、■、历、华，君之土也。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

公曰：“南方不可乎？”对曰：“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通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已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于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

公曰：“谢西之九州岛，何如？”对曰：“其民沓贪而忍，不可因也。唯谢、郏之间，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必周德；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也，且可长用也。”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同也；弃聘后而立内妾，好穷固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周法不昭，而妇言是行，用谗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试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

公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对曰：“臣闻之，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公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译  文

郑桓公任周幽王的司徒，很得西周民众和周土以东百姓的心，他问伯阳父说：“周王室多灾多难，我担心落在我身上，到哪里才可以逃避一死呢？”伯阳父回答说：“周王室将要衰败，戎、狄肯定会昌盛起来，不能靠近它们。在周都洛邑，南面有楚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九国；北面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九国；西面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八国；东面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八国；这些国家若不是周王的同姓支族、母弟甥舅之类的亲戚，就是蛮、夷、戎、狄之类的少数民族。不是亲属就是凶顽之民，不能到那里去。该去的应是在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那一带吧！这一地带都是封为子、男爵位的国家，其中虢国和郐国最大，虢叔凭仗着地势，郐仲依恃着险要，他们都有骄傲奢侈疏忽怠慢的思想，又加上很贪婪。您如果因为周王室遭难的缘故，想把妻子、财物寄放到那里，他们不敢不答应。周王室混乱而衰败，这些人骄侈贪婪，必然会背叛您，您如果率领洛邑的民众，奉天子之命去讨伐他们的罪恶，没有不成功的。如果攻克了两国，那么邬、弊、补、舟、依、■、历、华八邑，就都是您的国土了，如果前面有华邑，后面有黄河，右面有洛水，左面有济水，主祭芣山和騩山，饮溱、淆两河的水，遵循旧法来守卫这片土地，那就可以稍稍稳固了。”

桓公说：“那南方不可以吗？”伯阳父回答说：“楚王熊严生了伯霜、仲雪、叔熊、季四个儿子。叔熊逃难到了濮地随从了蛮俗，季被立为国君，氏打算重新立叔熊为君，又遭祸难没有成功。这是上天开导季的心啊，他又聪明，能团结和好臣民的心，功德超过了他的先王。我听说，上天所开导的，十代也不能废。他的子孙必然大大开拓疆土，不可以靠近。而且他们是重、黎的后代，黎是高辛氏的火官，因为他纯洁博大，有如日月的光明、大地的美德，光辉普照四海，所以命名为‘祝融’，他的功劳算是大了。

“凡是帮助天地完成大功的人，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不显耀的，虞、夏、商、周都是这样。虞幕能倾听和风，育成万物很好地生长。夏禹能治理水土，使万物生长各得其所。商契能协和五教，教养安抚百姓。周弃能播种百谷、蔬菜，供给百姓衣食。他们的后代都成为王公侯伯。祝融也能显扬天地的光明，培育滋润嘉美的五谷材木，他的后代八姓在周朝没有做诸侯之长的。在前代辅助治理国事的，昆吾是夏朝的诸侯之长，大彭、豕韦是商朝的诸侯之长。在周朝还没有。己姓的昆吾、苏、顾、温、董，董姓的鬷夷、豢龙，在夏代就灭亡了。彭姓的彭祖、豕韦、诸稽，在商代就灭亡了。秃姓的舟人，在周代就灭亡了。妘姓的邬、郐、路、偪阳，曹姓的邹、莒，都属采服、卫服的边远地区，有的在王室附近，有的在夷、狄境内，统计不清楚。而他们又没有美名显扬，肯定不能兴起了。斟姓没有后嗣。祝融的后代能够兴起的，恐怕是在芈姓吧？芈姓的■越不足以受命。处在蛮地的芈姓已经蛮化了，只有楚国确实有明德，如果周朝衰亡，楚国必然会兴盛起来。姜姓、嬴姓和楚国的芈姓，他们实与姬姓交相更替干犯。姜姓是伯夷的后代，嬴姓是伯益的后代。伯夷能礼敬神灵来辅佐尧，伯益能使百物各得其宜来辅佐舜。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失掉祭祀，却没有兴盛的，周朝的衰亡将要来临了。”

桓公说：“谢国西面的九州岛，怎么样？”伯阳父回答说：“那里的百姓贪婪残忍，不能接近他们。只有谢国和郏地之间的国家，那里的国君奢侈骄横，百姓怠慢他们的君王，还不具有忠信的德行；如果更换国君而用忠信来教导他们，那是容易获取的，而且可以长久住下去。”

桓公说：“周朝将会衰败吗？”伯阳父回答说：“差不多一定要衰败了。《尚书·泰誓》上说：‘老百姓所向往的，上天必定会遵从。’现在周幽王抛弃光明正大有德行的人，喜欢挑拨是非、奸邪阴险的人，讨厌贤明正直的人，亲近愚顽鄙陋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正确主张，采纳与自己相同的错误说法。其实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所以能丰富发展而使万物归于统一；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用尽了之后就完了。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相配合，而生成万物。因此调配五种滋味以适合人的口味，强健四肢来保卫身体，调和六种音律使它动听悦耳，端正七窍来为心服务，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使人完整，设置九脏以树立纯正的德行，合成十种等级来训导百官。于是产生了千种品位，具备了上万方法，计算成亿的事物，经营万亿的财物，取得万兆的收入，采取无数的行动。所以君王拥有九州岛辽阔的土地，取得收入来供养万民，用忠信来教化和使用他们，使他们协和安乐如一家人。这样的话，就是和谐的顶点了。于是先王从异姓的家族中聘娶王后，向四方各地求取财货，选择敢于直谏的人来做官吏，处理众多的事情，努力做到和谐而不是同一。只是一种声音就没有听头，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是一种味道就不成其为美味，只是一种事物就无法进行衡量比较。周幽王却要抛弃这种和谐的法则，而专门喜欢同一。上天夺取了他的聪明，要想不衰败，可能吗？

“虢石父是个挑拨离间、巴结奉承、巧于媚从的人，幽王却立他为卿士，这是专门喜欢同一；抛弃了聘娶的王后而立内妾褒姒，是喜欢鄙陋无识的。

人；把侏儒、驼背置于身边取乐，这是亲近愚顽昏暗的人；使周朝的法制不明，却听女人的话行事，这是任用挑拨是非、奸邪的人；不任用卿士，却宠信任用佞幸的人，是行为暗昧。这些做法，都是不能够长久的。而且周宣王时有一首童谣说：‘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要灭亡周朝。’那时宣王听了后，有一对夫妇在卖这种器物，宣王便派人要把他们抓来杀掉。王府里有小妾生了个女孩而不是周王的孩子，她因为害怕而抛弃了女婴。那对夫妇捡到了女婴，逃亡到了褒国。上天使这件事出现已经很久了，又怎么能够改变它呢？《周书·训语》上说：‘夏朝衰亡的时候，褒国的神变成两条龙，聚居于王庭，说道：“我们是褒国的二位君王。”夏王占卜问是杀掉，还是放走或是留下它们，都不吉利。占卜请把龙的唾液贮藏起来，结果吉利。于是就陈列玉帛，用简策书写告诉龙，龙跑了而唾液还在，就把它用柜子贮藏起来，在郊外祭祀它。’到了商代、周代，都没有打开过。到周厉王末年，打开来看，唾液流到了庭前，清除不掉。周王叫妇人不穿下衣欢叫呼喊，唾液变成了一只黑鼋，进入了王府。王府里有一个童妾还未换牙，遇上了它，等她十五岁的时候就怀了孕，在宣王时生下了婴儿。没有丈夫却生了孩子，所以害怕而抛弃了婴儿。卖弓和箭袋的一对夫妇正在路上受到迫杀，夫妇可怜那女婴夜里啼哭，就捡了她躲藏起来，逃亡到了褒国。褒国国君褒的犯了罪，就把褒姒献给了周王，周王便赦免了褒姁，而十分宠爱褒姒，立她为王后生了伯服。上天降生这个祸害已经很久了，它的毒害够大了，将要趁周王失德而留下这个女人。毒性厉害的醇酒，它害人也越快。申国、缯国和西戎正强盛，周王室正扰乱不安，幽王还要放纵私欲，要不衰败不是很难吗？幽王想要杀掉太子宜臼，改立伯服，肯定要求申国交出太子，申国不交，幽王一定会去讨伐申国。如果讨伐申国，缯国与西戎就会联合起来攻打周幽王，周王朝就保不住了。缯国与西戎正要报答申国，申国、吕国正强盛，它们深爱太子也是可以预料的。幽王的军队如果攻打申国，它们去救授申国也是必然的。幽王心中愤怒了，虢公顺从了，周朝的存亡，不出三年了。您如果想逃避这场灾难，要赶快考虑好逃亡的地方，到灾难来了才想办法，恐怕就来不及了！”

桓公说：“如果周朝衰败的话，各个姬姓的诸侯中哪个会兴盛？”伯阳父回答说：“我听说，周武王确实发扬了周文王的功德，文王的福祚完了，应该是武王继承吧！武王的儿子，应侯和韩侯已经不在了，恐怕是晋国吧！晋国距守的地势险要，和它接邻都是小国，如果加上修行德政，可以大大开拓疆土。”桓公说：“姜姓和嬴姓诸侯中哪个会兴盛？”伯阳父回答说：“国土广大而且有德的国家差不多都能兴盛，秦仲和齐侯，是姜姓、嬴姓中的俊杰，又是大国，恐怕他们该兴盛吧？”桓公听了很高兴，于是就向东寄放妻儿和财货，虢国、郐国接受了，十邑都有桓公寄放东西的地方。

——从2020“恒大债务危机”说起

一则传闻

    日前，先是有人发了这样一张图在流传。我不知就里，转给金融专家兼画家LMK先生，并向他请教如何看？

LMK先生回复我：三眸陽子思想农夫 ，现在提前还美元债是不反常的。因为现在美元利率低过去太高，借新还旧也合算。过去七元一美金，现在六元七一美金，借人民币还美元汇率也是合算的。

我说：謝謝主席指教，如此甚好！生意永遠有生意本身的铁律。但这几天又传出恒大负债高达8355亿（一说万亿以上）的传闻，而且还自己向广东省政府上书表示如果不能重组，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等等。

据说，恒大一直以来，随政府节拍而高歌猛进，8355亿债务已经坐实！有人评论说，政府也许可以债台（主权债务和地方债务）一路高筑，但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又凭啥？能跟省政府上书，显然也是省委省政府的意思，恒大不知道各大金融机构并不由省委管理？所以，恒大这回只能闹大，平息民议，只是要让中央知道呢，还是要倒逼中央？有人说，恒大给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列出自己上下游企业8441家、员工14万人涉就业岗位317万多个遍布229座城市、预售商品房涉及业主204万，看似表功的背后，是暗示如果恒大不通过“重组”分担这笔债务危机，可能引发诸般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这是“巨型杨白劳倒逼黄世仁”。恒大放出这个风来，接着又辟谣：说这个文件是别人伪造的。可是不是谣言，大概率无风不起浪！反正一家公司，贷款8355亿元，每年财务费用就要上千亿，如何收场？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

LMK：恒大的行为模式不可取。当然，银行业也是盲目从业，75家送钱花，形成尾大不掉的现状。

中国特色与真假美猴王

LMK先生平实的回复，引发我进一步的思考，企业“不可取”的行为模式、银行“盲目从业”，尾大不掉（欠债少银行是企业老子，欠债多企业是银行的老子）的背后，是“超高制度成本”的老问题，八十年代改革开放（1984的“社商双轨资源配置”、1992年的搁置“姓社姓资”、2001年降格承诺加入WTO）以来，“孰公孰私”（含“孰家孰国”）这个导致超高制度成本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思想观念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是原来只有国企如此，后来民企亦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陆没有国企、民企之分，甚至没有“孰公孰私”“孰家孰国”之分，公与私在中国从来就是个政治概念，而非严格的产权概念，黄宗羲早就发现家天下式“假公济私”的政治现象，而如今是既有假公济私，又有“假私济公”现象，公可以剥夺私（如公私合营方式、打土豪方式），也可以私剥夺公（如MB0方式、无限借贷方式），反正谁有通天权力，谁说了算。

如今，这个“中国特色与真假美猴王”的问题，已经快走到临界状态了！因此，中国2020“恒大债务危机”与美国2008“两房危机”性质，可能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即使政府出手“救助”，也未必能按得住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链式反应。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偶尔看到著名时事评论家王剑却说：“说恒大要挟政府的，要么书生气，想当然；要么带风向，有用意。在中国，任何企业，当然私企，一个处长就可以掀翻，什么关系都不好使。他恒大要挟广东省政府？呵呵，笑话不用编哈！”

这是编笑话吗？我且说三个情况或叫中国特色：

第一、对中小企业的确如此。但在中国，政府、法院、金融机构都不过是党委的派出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倡獗是必然。所以，“关系不好使”这事要具体看这个所谓私企所“挟”的权力有多大，“要挟”政府（具体到某官员）是啥目的？郭某人不就曾挟权力干掉省部级官员吗？我就知道一个万达就让白山县政府搬到它投资的滑雪场……恒大做到8000亿债务规模，没有挟权自重，谁信？还有，要挟有用意，一定是与官员串通好了才会发生！

第二、与四十年前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同的是，1980年代后形成的党政重商主义权控市场经济，为党政机关和官员创租、抽租、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所谓私企老板，或大或小，一定程度上都不过是门内门外跑龙套的广义马仔白手套。对内是如此，对外看得更清楚，单是结汇这一条，权控市场经济彻底统辖了全部岀口型企业，通过廉价劳动（产品）输出和高回报资本输入，既冲击了输出国的劳动市场，又顺带人民币冲水割了全体国民“韮菜”（储蓄），中外老板哪个不是心知肚明？！

第三、非常态现代政治文明的正常国家：从中国特色帮派政治的权力来路非法定，到附庸经济的资本来路不明或不正，使得权力与资本既坑瀣一气，又勾心斗角，构成一种错综复杂的新型机会主义绞肉机，于是，国内国际生态战争不可避免，结果弄到谁都没有方向感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幸福感，就如鱼饮水了！

最后，当权力与资本坑瀣一气勾心斗角攫取财富时，埋单的必然是社会。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党政重商主义的要害，也是衡量是否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标准！那么，是否社会优先－－把社会，即把帮助扶持中底层人民、家庭、社区发挥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从而自然、自由、自在地生活、生产，作为施政价值承诺并不余遗力地兑现政策践行而非说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是“真假美猴王”的照妖镜！

比如美国，过去四年来，践行承兑“社会优先”的川普总统，面对拜登这样的竞选对手，应当理值气壮接过社会主义照妖镜，而不是砸碎它！

这就是我为何说，误把列斯毛国家资本主义或党政资本主义当马恩社会主义的川普总统“应补上社会主义的课”，同时，中国大陆领导人，也有个“怎样做才能交上社会主义共和国名副其实的时代考卷”的问题。

请先别笑，请参看《重建世界秩序：论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刊国务院发研中心《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战略与管理》2019年1/2期，P95-110）。

精神成长

在这一次“重建世界程序”的过程中，正巧也是中国展开百年融入世界的过程，那么，中国人的时代考卷，就是要完成这个“双重过程”的转型，必然要求在“熟公孰私”“孰家孰国”的思想观念上和制度设置上完成脱古改制行稳致远的精神成长，以适应“全球共生，永续和平”的需要。

那么，当代中国人需要怎样的精神成长做呢？

吉尔松（1884-1978）发现：“我们很可以想见一种哲学，在得当处承认集体，而无须为集体而牺牲个人，或为个人而牺牲集体。即使这样，也可能强调两者之中任何一个，而哲学家对于两者都含有轻重不同的估价，但适当的调停亦非不可能，而且只有那样才能实现真正哲学上的进步。这就是希腊和中古的哲学思索相互交流的实情，希腊因为从来没有否认‘个体’的实在性，才为中世纪肯定‘位格’的卓越价值，做了铺路的工作。”（《中世纪哲学精神》P160，沈清松译，上海人民，2005）

“调停”这个词，用得太好了。没有中世纪伟大的奥古斯都-阿奎那的哲学“调停”铺路，就不会有包括路德、伽利略、笛卡尔、培根、牛顿“因信称义”式“探究”在内的“文艺复兴”（自然正义）和洛克、斯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们的“启蒙运动”（约定正义）。

我不知吉尔松法文“调停”的原词型及确切含义，但从中文和英文“调停（Mediation）”的含义看，具有居间调解（恩怨、折冲冲突）、调摄养息（精神、喜好）、安排处理（云露、盐米）、恊调和谐（心手、兄弟、君臣、公私、家国）、调整（沉浮、虚实）的含义，是指争端各方以外的第三方促使争端各方直接谈判并参与或主持其谈判且达成恊议的行为。我猜想，法语“调停”含义也大致不离此般含义。所以，吉尔松讲的“调停”，就有了“和而不同”的思想意味。

从哲学上看，调停行为中出现的“第三方”，不仅是“你我”之外的“他”（她它祂）者，而更是内在的精神体能（你我他的身心灵）。人生而俱足，有个体生命自组织（自然本性）与外连接平衡（约定本性）力，这一自然本性和约定本性，既是“个体的存在性”根基，也是“位格的卓越价值”承兑之道。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人性”“理性”之权利智慧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普及到全世界，引发东西、左右、阶级、官民、人权主权的全面冲突时，体现“神性”“他者”的位格价值诉求，便再次提上全人类的议事日程。人们将再次发现，只有哲学家的“调停”，才能让作为冲突各方的公与私、家与国、个体与集体（共同体），走出“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诸般“无间道”，而获得自我救赎，最终复归“人性”“理性”“神性”的和而不同三位一体！

“和而不同，三位一体”的思想之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东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

如果说，吉尔松讲的哲学上的“调停智慧”，正是当代中国要拥有的精神成长，那么，刚刚仙逝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张世英（1921-2020）先生，则进一步发现精神成长的认知与愿行路径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重“我们”，到重“自我”，到重“他人”，似乎既是一个个人人生的进步历程，又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发展的道路。

张世英在《致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的贺辞》中指出，人生之初，缺乏“自我”的独立意识，其思想言行主要是从“互倚型自我”出发，言自我所属群体的“我们”（包括家族、社会群体等）之所言，行“我们”之所行，思“我们”之所思。待逐渐有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产生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则以“我”为“主”，以“他者”为“客”，把万物都看成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以致轻视“他人”。当入世较深，觉悟到“他人”和“我”一样具有独立的、特异的“自我性”之后，人生就进入了一个超越“使用”的阶段，不再视“他者”为使用的工具，而有了尊重“他人”的意识。这是人生的第三阶段，可称之为“超越自我”的阶段：“他人”是不能为我所用的，我只能“面对”他人，与他人“平等相遇”。

我想，这也许就是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提出“一视同仨”的意思。特别是，这个本属北方方言中“仨”字，一经提到哲学的层面，立马显示其奇妙无比的魅力。其思想实质，说白了，就是尊重他人，此时，个人才进入了人生的审美境界。

与个人人生历程的这样三个阶段相适应的是，人类整体文化发展的历史，粗略说来，也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现在已进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第三阶段——与他者平等共生“一视同仨”的阶段。考虑到“仁”这个字，表达的是“二人”，延伸为“你我”、“亲人”、“自己人”，也就是“我们”之意。其思想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炎黄联合打败蚩尤之后形成的“华夷之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他者”（others）,包括代表男女的“他/她”、自然万物的“它”，还有表示神灵的“祂”，都难以体现在“仁”的观念之中。基于自己人的“仁”的观念，不仅隐含着后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直至文革中指称“阶级异己分子”的歧视心理，而且明显带有“把万物都看成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之嫌，而先天缺乏“生命之源，共生一体”的哲学思维（见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P476，晨星出版社，2018）。

道理很简单，从吉尔松的“调停”哲学，到张世英“精神成长”的哲学发现，本质上透露出生命、生活、生態的智慧就是：物各有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故而必须“存同尊异，和恊共生”。这里的“和”“共”乃自然社会万事万物的生命、生活、生态基础，这里的“恊”“生”则是永葆个人、家庭、社区身心灵健康的生命、生活、生态愿景。因而从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引出的共存襄生，就是社会优先的生態文明新时代的哲学思维与价值圭臬。

当代考卷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转来转去，为什么总是一不小心就转到治乱成败循环的历史泥淖中去出不来了呢？

刚刚读到晓岚兄非常亲切的《听爸爸张世英聊往事》，其中一段讲到张世英先生2011年1月10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做的题为“做什么选择，才能发展哲学”的演讲稿，对“和而不同”的正解。张世英在引述了《论语》、《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对于“和”与“同”的解释后，指出：“我观孔子的‘和而不同’，其指归在强调尊重不同的东西，包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反对盲从和随声附和的小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不能把‘和而不同’的本意解释为‘求同存异’。”

我想，张世英先生在《做什么选择，才能发展哲学》的课题中特别讲到“不能把‘和而不同’的本意解释为‘求同存异’”，正切中了当代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遭遇困境的内在精神误区——把孔子讲“和而不同”理解成“求同存异”，直接背离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真相、正义、宽容、和解的智慧。

老实说，从国内，到欧洲、东南亚、北美，以我所见所闻，盖因我们中华人，至今没有完成张世英先生“我们-自我-他人”的认知与愿行过程。我们总是很难处理好公与私、家与国、个体与集体（共同体）的关系！

自诸子百家陷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式治家治国的纠缠始，中华人就在天人关系、人我关系、心物关系上拘泥于“合一”或“相分”“同一”或“分裂”，落入求同存异、求同化异一根筋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不能自拔。从而缺失了“合一与相分”中共存襄生的进步——为肯定个体的实在性又肯定位格的卓越价值铺路，在得当处承认集体无须为集体牺牲个人，或为个人而牺牲集体，抑或强调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并对两者都含有轻重缓急不同的估价，而加以适当调停共生！

今人把孔子“和而不同”理解为意思完全相反的“求同存异”“求同化异”，亦当属历来特殊“指鹿为马”式二元对立政治思维惯性所致，这当然不是富有历史感生活感的哲学思维。

张世英先生正解“和而不同”，进而发现“我们－自我－他者”是一个民族精神成长历史过程的哲学思想！上承东方最伟大思想家伯阳父的智慧，后啓当代中国人融入世界的认知与愿行，有着不可或缺的“脱古改制，行稳致远”的当代意义，值得中国士、农、工、商、兵、学各界在内外“开放赋能”中花大力气研究和普及，切实笃行，以避免再次跌入“治乱成败循环的历史泥淖”！

我想，这也是身处“恒大债务危机”——引发诸般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风口浪尖的当局者，引以为戒的一道时代考卷。

如今，中国人正处于张世英先生发现的，从“我们”进入“自我”过度的或后端，刚刚踏上拥抱“他者”的门槛，所以，我们亟需“脱古改制”，在观念上完成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的历史跃迁——以涵盖你、我、他（她它祂）身心灵健康的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超越片面“公权”“私权”的产权观念，是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终极价值诉求和最大的政经制度诉求。

当代中国人的考卷，不再是拘泥于“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的复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对不等于复古，而是复兴超越“假公济私、家国混淆、求同存异、出人头地”贪嗔痴纠结的智慧——本着公元前8世纪伟大贤哲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八字箴言，发扬“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精神，为“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开创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的无限臻美共生的可能世界！

孞烎2020年9月26日于Vancouver

作者：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 http://symbiosism.com.cn/4304.html/feed 1 http://symbiosism.com.cn/4279.html http://symbiosism.com.cn/4279.html#comments Wed, 16 Sep 2020 06:43:14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4279 对内开放：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提纲）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原载爱思想网 更新时间：2019-01-13 22:42:24

题解：真理的评判，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准确性，证据的充分性，实践上的可行性，还应考虑它在实际应用中是否能促进不同个体、群体或观念之间的交互主体共生。如果一种观点或理论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或不同观念之间的存同尊异，间道竞合，那么它被认为是更可行更有价值的真理。这种共生关系能够体现真理在实际中的价值和效能性。

         2009年10月10日，曾经挥笔写下《为自由鸣炮》的胡德平和思想农夫钱宏，时隔20年在北京西华门重逢，畅叙中国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

　　期间胡德平问钱宏：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钱宏即答：中国大有希望。胡说：愿闻其详。钱说：一切发展、进步、希望，都和社会动力学与协和学的动态平衡相联系，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最深厚的动态平衡机制，是社会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用一个公式表达，即：“综合国力=政府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中国过去三十年，仅仅重点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就取得了综合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成绩，当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并压制损耗了巨大精神体能，但还有两大自组织力没有发挥出来，就是说，即使按加法思维，中国也还有三分之二的巨大成长空间！如果用乘法思维，13亿人的精神体能再×三大自组织力，其综合效能有多大？世间一切能源中，人是最宝贵的！

胡再问：如何做到这一步？钱再答：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改变现行的社会发展评价标准，就两个字，曰：共生。用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价值观，来权衡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党内事务与政府事务、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经济增长与自然修复、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亲情社会与公民社会等八大关系，从而积极、阳光、正向地拥抱世界、融入世界，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

一、回顾动能1978-2012（官生与民生）

　　思想解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开放：为我所用的以外促内式变法，即以开放促改革

　　破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

　　财政联邦：GDP增长率为纲锦标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下的政府公司主义世纪之痛

　　瓶颈：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良与改恶，权力重新分配下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转机：加入WTO和人权入宪，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与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

        跛足改革拖累：调结构、转职能，和谐社会成“河蟹”

　　逆转：世界金融海啸与四万亿救市冲击下加剧结构性失衡，跛足改革导致国进民退复辟，陷入政府、市场、道德三重失灵

　　转型中期陷阱：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当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一中心两基点”国策，势在必行

二、反思势能2012-2018（利益格局羁绊与思维路径依赖）

　　共生：交互主体新认知，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统一旧思维，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全社会大和解与魅力大国风范

　　反腐：重建国内公信力，厘清“孰公孰私”，摒弃“自己人与异己分子”陈腐观念，克服商鞅-桑弘羊刑徒经济“货殖论”偏好，超越塔西佗-黄宗羲陷阱

　　核心：人民中心，谨守四中例会精神，依法治国（治官），摒弃“部门立法”陋习，克服“文件治国”“批示（折子）治国”惯习，无需须言必己出、行必己令，不必“利出一孔，利入一孔”，而顾此失彼吃力不讨好

　　承诺：国际公信力、中美摩擦与“制度外部性”，反促国内“结构性失衡”的转变，是谓“全面深化改革”

三、激发效能2019-2023（三重启蒙与三重突围）

　     自然启蒙是缘由，“自我突围”，走向你我他全从称

         权利启蒙是补课，“改革突围”，重塑社会政治生態

　　共生启蒙是通心，“创新突围”，修复生態机体活力

　　对内开放：“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恩，1846），“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一国之内无分体制内外的机构、阶层，国民待遇（城乡生养、就业、健康）一体化，以负面清单破除无形壁垒，开放社会资源要素门户（打破不同经济主体获取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本、技术、信息不对称性）交互主体共生，开放产业行业门户（金融、能源、汽车、建筑设计、高端服装、医疗、教育、康养、电信、快递、互联网、新闻出版、广电影视全产业行业），开放城乡区域流通门户，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GDE价值参量”，建构市场、政府、社区三维经济形態，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周期性钟摆困境”

　　夯实对内开放之基：《中国法典》（宪法、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限制顶层设计，激发底层驱动，超越两千年“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漩涡，实施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中国的社会元勋，以间道智慧处理各利益主体间共生关系，用“存同尊异，重建社会；瘦身去瘤，降本赋能；生態统领，共生为魂”新三大法宝为一切硬道理导航，一视为仨，间道竞合，一国之内也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代中国的政治家们必须在心底里，在行为上，毅然决然地放弃慈禧老佛爷创下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那份政治遗产！晚清至今，任何固守这份政治遗产者，无论一时取得何等耀眼的光环，终将成为不齿于国人的土鳖。当代中国的政治家，要么步先辈后尘，要么成为国家的社会元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

　　錢 宏2018年1月11-13日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附录：

自我救赎，赎福共生：“吉黄杜内卷化难题”之根性

最近几个月，随着“内循环”“双循环”口号的热炒，一个更具社会学与经济学意义的概念——内卷化，受到各界重新审视。我想，无论讲“内卷化”的人士出于什么动机和论述指向，都应当受到鼓励，没有必要急着定个什么调调。

内卷化（involution），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因为，在内外边界设限的条件下，单位劳动边际收益在过密投入下，会出现递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无法升级。

内卷化，或过密化，或内卷效应，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柯立弗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并用于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经济“自我战胜”过程，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反而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的现象。

有人打比方说，内卷化，就像一棵成熟了的卷心菜，始终在原地卷着，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变大了。所以，单纯的内卷化，相当于“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难能，却并不可贵。

作为15岁至26岁（1968-1979）在人民公社和知青场做了11年勒紧裤带为政府和城市人口奉献“商品粮”的地道农夫的我，对吉尔茨内卷化描述的现象，特别是黄宗智（Huang Zhongzi）教授有关中国“农业内卷化”三种商品化中的“剥削推动的商品化”（另两种是“生存推动的商品化”“牟利推动的商业化”）过程，有着深切体会，是真真的感同身受！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思想者，又对帕森杰·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政权内卷化”——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的论述，有着他乡遇知音的感慨。

所以，我把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结合吉尔茨的内卷化原创概念，一道称之为“内卷化难题”或“吉黄杜内卷化难题”。

这样的内卷化概念涵盖的中国内卷化问题，也适用于“李约瑟难题”（指向是科技生产力）、“钱学森之问”（核心是创新人才）、“转型中期陷阱”（要害是路径依赖）、“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痛点是公私颠倒利益羁绊）、“超高制度成本”（病根是机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泛滥癌变造成资源浪费和边际效益递减）、“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共业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以及“内循环”“双循环”“互循环”现象的解释。

但是，当我重新面对“吉黄杜内卷化难题”，并探索其解决方式时，我感到，需要赋予“内卷化”或“内卷效应”概念，更积极的“自我救赎，赎福共生”内涵。

这就是，将共生（Symbiosism）哲学关于生命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是一切活体组织（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权、企业、学校、共同体）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之命题，辅之以“区块链”技术应用，用来观照“内卷化”现象，引入“内外双开放”两个维度（大前提），以破解“政权内卷化”和“农业内卷化”难题。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注意：不是农村、农民或乡村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不能促进利益固化方式（如盘剥底层国民生存生产资源的低效能赢利型国有经济）的增量再生，只能勉强坚持“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不对称”以维持现状。但这两个“相似性”，有两个限定性前提条件。只要两大限定性前提出现松懈，内卷化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发生质的改变。

让我们以最近中国四十年两个阶段——即八十年代“中国经验”和九十年代后至今“中国模式”——为例。这两个限定性条件或大前提是这样的：

第一，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的“对内搞活”，亦即有限度的“对内开放”，改变了部分制度性内卷化边界（砸碎了部分镣铐），从而部分释放中国农业人口和企事业机构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

第二，“对外开放”倒逼部分改革，经过松动单一“资源配置”（1984）和搁置“姓社姓资”（1992）两次不彻底的思想解放——掩盖了“孰公孰私”这一更具中国特色内卷化的意识形态根源，形成半开放的“权控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以适应“最惠国待遇”，到争取到降格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而且，这两个大前提是相辅相成共襄生长的：“中国经验”的对内搞活（部分对内开放，释放国民、社会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必然促进对外开放（世界向中国敞开大门）；而“中国模式”的对外开放，又巩固对内搞活（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提升中国社会、公民、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也就是说，中国过去四十年，有限度的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倒逼部分改革，部分改变了中国农业内卷化与政权内卷化的格局。

但是，反过来看，如果“对外开放倒逼局部改革”，不能促进“对内开放倒逼全面改革”，因故（政权内卷化惯习）出现中途停滞，甚至倒转改革，就必然会丧失这两个基本前提。一旦这两个基本前提丧失，又必然重蹈覆辙，回到“吉黄杜内卷化难题”——权控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就将再一次陷入内卷化，而“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这也就是众多人士所描述的“转型中期陷阱”问题。我在长文《中国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中，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刊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对“吉黄杜内卷难题”的破解之道，就是四个字：对内开放！因为基于共生哲学，对内开放必然自然而然会对外开放。宏观中国内卷化难题之根解：对内开放的第一要义是改变，基本要求是社会共和，思维方式是一视为仨，价值取向是存同尊异，根本方法是间道竞合，终极目标是生活方式再选择——中国朝野行为方式和方向：顺势而为，体行共生！Let it be: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国度。请参看《对内开放：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提纲）》和《三大抓手九项举措”》。进一步的了解，请参看我们新近写作的《自组织“双循环”姐妹篇》：

姐篇《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态“双循环”——共生权范式观照下的人权、物权与国民事权，就经济发展谈阶段机遇的文风、党风、世风该变变了！》：一切意识形态之争和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之争的背后，都是秩序之争、规则之争、契约精神之争、社会生活方式之争！国际冲突、国内冲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和理由，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诚信践约。中美冲突是如此，国内冲突（包括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官民冲突）也是如此。

而践约不践约？既涉及现行规则、秩序的健全问题，更涉及国际国内在理念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内卷化問題。举个浅白的例子，中国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其实也是与中国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一个价值承诺，更是一种终极约定，那么，执政党在国家政体设置、行政行为和对外关系等政策实践上，是否与之契合？就是最起码的检验标准——也即衡量有没有国内冲突的晴雨表！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怎样从闭关自守的“艰苦探索”，一步步走向“改革开放”，又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不得不”（？）回到“内循环”，通过总结这区间的经验教训，明晰“从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到对内开放促全面改革”上下半场历史过程，给“下半场”的“双循环”找到动力学与恊和学的思想理论、制度设置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价值中国网：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20-8-14/1874458.aspx）

妹篇《放开一双“有质感的手”！——从邓小平《党和政府领导制度改革》讲话40周年说开去》：我们不应该苛求先辈，对先辈们永远保持一分温情与敬意是必须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代人从当下中国问题出发，客观总结先辈所作所为。我们充分了解：一、邓小平被公认的“以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遗产，是针对他早在“文革”前就指出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总病根”，搞“渐进式改革”，特别是通过1984年“资源配置”的讨论和1992年搁置“姓社姓资”争论，一系列措施，给中国国民（从耕者、工者、商者、学者，到地方政府）以部分自组织空间，亦部分事权（Civil Rights），在“制度外部性”（System externality）张力的推动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使中国整体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遗憾的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便终是显现出“半截子工程”的尴尬和遗憾；二、邓小平不被公认的“权控市场经济”遗产，至世纪初已经显现“结构性问题”带来的“超高制度性成本”（胡温上台时称之为“跛足改革”），而且，已经得到反向强化，回到其逻辑源头——继续革命年代“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侧”，尽管“跛足改革”的1990年代南巡后，还是“生产侧”！

其实，无论是革命，还是生产，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以及需求或供给、公平或效率、宏观或微观、规划或驱动、区域或国家、国内或国际、主权或人权、物权或事权、理论或应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命、生态、生活！仅仅想通了“蒙代尔-阳子不可能三角”的制度指向，再想想从中央到乡镇叠床加屋政府准政府性“骨干系统”（内卷化）规模，为何至今所有六七次“机构改革”悉数反弹，便不难明白：继续纠结于“孰公孰私”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走不出“吉黄杜内卷化难题”！

于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发现，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和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Control of visible hand）之间，其实有一双能将市场与政府、城市与乡村、劳动与资本、生产与生活、创业与创新、“官生”与“民生”、文明与文化、在地与全球挽在一起和谐共生，并作为经济社会生活托底的社区生活“有质感的手”（Sense of reality hands）。刊载精神文明网：http://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33829

总之，基于共生哲学，生命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是一切活体组织（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权、企业、学校、共同体）的存在方式，那么，对内开放，自然而然会对外开放，反之亦然。那么，什么内卷化、内循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中国融入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统统都不是问题！

孞烎2020年9月15-16日凌晨于Vancouver

参考文献

吉尔茨：《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加州大学出版社，1966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钱 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钱 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禾 必：《把内卷挂在嘴边的人们，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新周刊》，2020

钱 宏、厉有为、林德培：《哲学-共生经济学笔记（2008-2020）》，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作者：钱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张世英（北京大学教授）

“灯光啊，灯光

   在那深沉的黑夜，灯光

   只与星星逗情

   可曾知

   自己的周围，与星星的背后

   有多少

   可能的世界啊……”

这是钱宏君所著《爱与思语》一书的“追寻可能的世界”一文中的一首白话诗，既有诗意，又富哲理。作者明确地表示要“不要囿闭于既有的现实”而着力于“追寻那超越现实的可能世界”。的确，任何事物都植根于它“周围”“背后”的东西之中，只有把眼前事物放回到它所隐蔽于其中的不在眼前的事物之中，事物才得以敞亮，得以开拓和发展。但通常人为什么总爱死死盯住一点眼前的现实的东西而不放眼注意一下“周围”“背后”的可能出现而未出现的东西呢？钱宏君在他的文章中说，他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安”的伏流”“在奔涌”。我想这“不安”二字就是问题的关键：安于现实的人不可能去追寻可能出现而未出现的世界的“伏流”，只有“不安”于现实的人，才总想着要“超越现实”、“超越自身”而奔向“可能世界”。钱宏君的《爱与思语》是一本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随笔集，收集作者近著50余篇，时间跨度约10余年，内容上从生活、工作到思想，从文学历史到哲学，几乎囊括了人生的各个领域，但全书都突涌着一股“超越”和“不安”的“伏流”，激励着读者。

钱宏君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表示了他对中国传统的那种“循故道、因宗师，‘述而不作’”的“思维定势”的不满，表示了他对追求“全而又全”而“走向停滞和死亡”以致“什么也谈不清”的文风的不满，作者显然在心灵深处向往着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自由境界。也许这正是他所追寻的“可能世界”的具体内容。钱宏君在挥洒这些关于自由不自由的斗争的笔墨时，总是既令人感到非常具体现实，又能发人深思，令人浮想联翩。

钱宏君的文章之所以能在读者面前达到这样的效果，与他的惊人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作者说他“不是哲学科班出身”，不是“吃哲学饭”的。我以为这也许正是他的优胜处。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些“吃哲学饭的”哲学工作者，囿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公式，总认为哲学的最高任务只不过是通过这条途径以达到最抽象的、最普遍的本质概念而已，于是轻视想象力，把想象看成是本质概念的阴影，是不真实的东西，从而像柏拉图那样把哲学与文学、思与诗割裂开来，哲学变成了脱离生活、脱离情意的纯概念、纯认知的抽象王国而令人感到畏惧。其实，撇开通常把想象等同于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不谈外，想象，按照康德所开启的、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哲学家所阐发的观点，乃是一种通过当场的现实的东西把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显现出来的能力。刘勰的隐秀说，海德格尔的显隐说，都是讲的这个道理。诗情画意的真谛在于通过描绘出来的或言说出来的东西让人驰骋于未描绘出来、未言说出来的想象空间，让人玩味无穷。我以为钱宏君的《爱与思语》颇具此种特色。你看他描写动物园里的大蟒，“昂起头”，“凝望墙壁上的山水画”，“纹丝不动”，“那忧郁的目光，分明是一位行吟诗人”！（第44页）寥寥数语，想象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还因多种想象的画面而激起我对人类剥夺动物自由的愤慨……。更妙的是，作者在一篇文章中竟生造了一个字——“”（音Yù玉），以激发语重千金（“说话算数”）的精神，他称之为“‘’的精神”。文章通篇没有一字谈到今日的世风，也没有任何一点道德说教，但却很激动人心。德国现当代哲学家胡塞尔说，想象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幻想，幻想是没有物理基础的想象，但幻想也能提供“本质直观”（即让人通过想象的范例以直观到本质）。钱宏君在这里可以说是“幻想”出来了一个“”字，但这个“幻想”的确让人直观（胡氏又称之为“洞察”）到了事物的本质。我们这些吃惯了哲学饭的科班出身的人，爱在概念上兜圈子，缺乏想象力，很难有这样动人的直观。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奇华。勇夫必有情，智者当怀仨。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书“疾风知劲草”赠钱宏晚生

《爱与思语》这本著作的指归是要“追寻可能的世界”。其实，要追寻隐蔽在现实物背后的可能的世界，也必须依靠想象。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钱宏君不仅在全书中运用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在《谈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一文中明确地说明和强调了想象与直觉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赅，对于一些科班出身的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来说，颇具超越和创新的意义。

《爱与思语》一书意在激发爱、启发思，而不在引经注典，摆弄知识，但作者知识面之广仍横溢全书：中国的，西方的，古典的，当代的，文学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所有这些方面，作者似乎都不同程度地涉猎过，大有博览群书之概，比起我们这些搞西方哲学的不搞中国哲学，搞中国哲学的不搞西方哲学，搞哲学不搞文学，搞古典不搞现当代的所谓科班出身的哲学工作者来，钱宏君的视野显得格外开阔，思想显得格外活泼。钱宏君说他“崇敬那些尝试乘气球横渡大西洋的人们，崇敬那些为自己设计翅膀的人们”（第56页）。我想，他的知识面也许能有助于为他提供气球和翅膀。

——摘自《追寻可能的世界——钱宏的<爱与思语>读后》

分别刊载于1999年03月19日《光明日报》、1999年04月02日第10版《人民日报》

——共生是一种全新语境

以前看清华美女作家刘瑜的《观念的水位》，感觉她很通灵，把一些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表达得那么清晰可鉴，太有才了。

这次，在太和武当山麓陪玉兴兄弟十日，他聊天时，也经常用到“水位”这个词。我发现，这个词原来是一个可以上升到“语境”意义的概念。就是说，水位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话语、修辞、口号、学术范式、政治秩序，并赋予其新结构、新位格的词，具有尼采式“价值重估”的背景意义。

语境是形成秩序、新秩序、新新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历史前提。人是一种意义动物，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没有语境，就没有意义”，一切时代智慧的价值意义，存在于当代语境的形成过程之中！

其实，我时隔二十多年重新使用，并重新发现的“共生”一词，就是一个具有语境意义的概念——一个基于一切自然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的社会哲学概念。

共生哲学认为，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其认知和参与活动，是一个经由语言和语境（社会文化背景与言语行为情景）相反相成、相向而行、互为建构的动态平衡过程（《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童庆炳主编《大文化战略》，中国工商联出版社，1995）。所以，对译外文，中文共生，必须为Symbiosism这个样子，现成外语中如没有这个词，就得替使用拼音文字的世界造一个新词。所谓文明，无论东西南北，都是文字（符号）、冶和（技艺）、社区（聚居）的三位一体。

很显然，人类走到“全球化”“全生态”成真的今天，地理上分隔东西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所创造的智慧，经过两千年滥觞，随着人类参与生活、认知世界的半径越来越大且高深，达到“权利启蒙”（从社会各阶层权利，到地域各民族权利，到多元话语权）的高峰后，如今显然既不够持续承载认知对话的需要，也再难形成全球互联的共时又历时性参与交流的语域（话语范围、话语方式、话语基调）语境。

当出现全球性“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特权主体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时，就可能引发非共生则同归于尽，乃至全球变暖或变冷，地球（水球）自爆或流浪的大变局——这就是当今世界暴发“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文明文化冲突、自然生存与人身心灵健康冲突”五大冲突的根源。

而要化解“五大冲突”，就必须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重建“世界秩序”，而要“重建世界秩序”，就必须有既能整合轴心时代的智慧，又能适应全球化、全生态需要的全新语境——从诸般排他性共同体，到善待他者的共生体；从权利启蒙，到社会启蒙；从轴心时代，跃迁到共生时代。

因此今天，无论是讲道、讲佛、讲儒、讲禅意、讲历史、讲和谐、讲道统、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讲复兴，还是讲耶稣、讲安拉、讲逻辑、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讲民主、讲共和、讲科学、讲人文、讲博弈、讲宪政；无论是讲整体统一，还是讲关系过程；无论是讲智慧之爱，还是讲爱之智慧，都必须置于一种新语境之下，才能避免“鸡同鸭讲”，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避免“修辞替代逻辑，立场选择事实”，从而杜绝人际、社际、国际、神际、代际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实际出现各种各样“讲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口惠而实不至”“国妖行径两面人”的情况发生。

所以，当代人类注定要自创范式语境，以安身立命，而非在现成范式语境（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的零和博弈中寻找一己安身立命之所！

总之，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顺便说一句，“共生”一词，人们尽可望文生义，哪怕从未接触过的人，都可以凭自己现有的渊博知识和思维定势，提出反驳证伪，甚至给我上一堂“何为共生？”的课。比如我曾遇见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某院长，人家介绍说我是研究共生的，我什么都没讲，这位院长先生第一句话是：“哦，共生，还没听过”，但马上第二句话就说：“什么叫共生？我告诉你，一座森林，必须要有多种不同的树林和动物，这就是你说的共生”。是的，他说的没错，“生物多样性”，乃至“生物链”，确实也是共生的实例。

幸运的是，他很聪明，没有问：“狼和羊如何共生？”没有问出：“有的人，他就是不要共生，你怎么办？”（《共生宣言》专就这个问题回答是：“不怎么办！共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就是要特权，就是不自律，就是要你死我活，就是要心堵寻短见者，只能let it be！共生修可修之物，为可为之事，渡可渡之人，非修为，无以共生。”2012）但是可惜的是，他所讲的只是共生的一种实相，并没有进入共生作为一个名相，一个思想概念的门槛之内，更没有看到共生实相的历史逻辑所展现的可能世界，就在自己心中垒起了一堵望文生义的墙，被无间道遮蔽了自己的心灵之窗，束缚住了手脚，洞察不出间道生机。

既然境由心生，墙由心生，那么，突破心墙，便凡墙皆门，间道共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共生之灯，我们的慧命，就是呼唤大家相互点燃，共襄生长，在相互照耀中克服自身“脚下暗”，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获得成本（能耗）最低，尊严感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生活！

共生若水、如炁、似大地，是一切地球生灵的成长之约，是生命与智慧之源。

2019年2月13-14日于太和山-北京

作者：钱宏（中国作家恊会会员、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整合超越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唯一载体

6万多年前,我们被散播在风中，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

重逢和解后，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

灵动地走向英特网，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

——天下至道

时间：2008年12月28日

节目：“中欧社会论坛·中国直播室·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第十二期

主题：公民共生体——中国需要重建东方尊严主义

嘉宾：钱  宏，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编辑学会个人会员、凤凰新媒体首席评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上午好，这里是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以及中欧社会论坛联合主办的南都暨公众中欧社会论坛.中国直播室第十二期节目，我是奥一网主持人唐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论坛，我们今天的论坛邀请到的嘉宾是从上海远道而来的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凤凰新媒体首席评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钱宏老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钱老师的到来。

钱老师今天来到南都公众论坛，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公民共生体”这个话题。今天的论坛，首先是由钱老师发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在钱老师演讲结束之后，还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和现场的各位朋友进行互动，如果在座的各位有问题，或是观点想法，想表达，可以填写在我们刚刚发给大家的表格上，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同时钱宏老师今天也带了几本《爱与絮语》到现场，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将准备赠送给在座的朋友。好了，现在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有请钱宏老师发表演讲：公民共生体。

钱宏：奥一网友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一段时间事情比较多，跑来跑去，结果也没有什么准备，他们说做这个论坛，我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现在实在不好意思，如果不能让大家满意，请多多包涵。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公民共生体，为什么讲这个题目？这里面涉及到我刚刚去欧洲参加中欧社会论坛，欧洲部分的筹备会，在会上做了一个总结发言，其中我就讲到欧洲和中国的交往可以互相学习，欧洲跟中国有些共同的历史，欧洲经过了800年的战争，特别是二战之后走向了统一，但是这个统一是尊重现有的文化和基本的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统一。我们中国在2000多年前也经过了漫长的战国时代，最后也走向了统一，但是它是另外的一种统一。

现在大家都认为欧洲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中国学习的，这个是没错，特别是它从二战结束之后就开始搞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它也叫欧共体，一直发展到欧盟，这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包括它里面还有德法和解，这是非常宝贵的，也有人提议说是不是中日之间也可以仿照这种模式进行和解呢？

欧盟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政治上从欧盟来说得到最大好处的法国、荷兰，欧洲宪法在他们那里没有得到公众投票通过，还有新兴的经济体成长起来，其实对欧洲也有压力，所以我认为利益共同体，包括欧洲发明的政党政治，实际上它的模式在过去和现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可以学习，但是它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个基础上提出了公民共生体，可能是人类将来和下一步的一个选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后年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100周年。为了完成工商文明为内容的现代主义，中国人在过去的100年内先后完成了对自身传统社会的两次毁灭性的颠覆。一个是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30年，一个是以革命理想为导向的60年，反思100年、60 年、30年，我们不能不承认，革命和市场同时作为历史的双重角色，分别扮演着传统社会解体的冲击力量和现代社会整合的动员力量。革命导向（演变为“政府管制主导型经济模式”）与市场导向（演变为“市场自由配置型经济模式”）及其混合体运行的成就和问题，是同样巨大的，现在问题是，这一百年我们在推行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家现在都讲中国崛起，还有几近起哄似地跟一些老外在辩论所谓的“中国模式”，我们二十多万亿的GDP，两万亿外汇储备，这都是看得见的成就，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或者说付出了沉重的自然代价、社会代价和人文代价，即成本透支。下一步到底我们会往哪里走？

中国下一步究竟走向何方？人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这个论坛它有一个命题，叫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但是它怎么过渡？我觉得这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一起来研究。所谓“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算不算一个方向性的概括？我不是很清楚，我知道“社会”是文明形式的承载体。纵观人类千年史，从大宪章运动到光荣革命，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从世界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到中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欧洲到美国，从西方到东方，“社会”，作为权力秩序的核心价值地位日益成长起来，使得原来以君主、国王、国家、地缘优先的权力秩序，一步一步地逐渐失去了它古老的特权基础。中国是一个“社会成长”非常不充分的国家，甚至“公民意识”至今还不明朗。

所以，尽管利益共同体是对分散的个体具有不可比拟的比较优势，然而，假如“公民社会”依然停留在利益共同体阶段，地球村的居民们将拿什么超越三大极限：“增长的极限”（自然资源）、“对抗的极限”（国家社会）和“施恶的极限”（个体生命）？如果说，我们一方面讲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社会现实大家的认知，还停留在把公民社会理解为在利益共同体的前提下的话，它可能很难达到我们所说的走向公民社会的目的。

因为自70年代以来，人类在现代主义的路上我们已经碰上了自己的底线，面对自然、面对自然资源、面对自然环境，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可以一直增长下去？其实这个问题在40年前罗马俱乐部聚集了一批哲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政务官组织讨论，72年出了一本书，这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叫《增长的极限》，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环境、对自然资源开始重视起来，你不可能一直发展下去，大家用的都是化石材料、化石资源，我想这个极限现在全世界都有很明显的感觉。第二个极限，就是原子弹的发明和制造，还在日本使用过一次，60年代核军备竞赛，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人类意识到，如果再发生大规模现代战争，将没有赢家，不管利益共同体是国家的名义、集团的名义，它是整个人类的毁灭，这叫对抗的极限。伊拉克战争也表明再强大的实力，仍不足以实现由狂妄与伪善带来的野心。第三个极限，我把它叫做施恶的极限，就是对每一个人。现在互联网、软件、生物技术的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可能是一个小伙子，我们在座的平时看起来都不是很了解，也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他可能发明一种软件，一种新病毒，直接就打到五角大楼，或者是我们国家安全部的网当中，或散布到他认为对他实施过不公的人群中，把整个国家或社区摧毁了。为什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每一个生灵都需要得到善待，如果他没有被得到善待，就可能导致这样严重的结果。技术上现在确实提供了这种可能，这个问题也不是我研究的，我是归纳起来的，我们国家有两个军事家写了一本书叫《超限战》。第一个是经济疯狂的增长，引来增长的极限。第二个是原子弹、先进武器研制，带来对抗的极限。第三个就是黑客超限战的出现，带来施恶的极限。不管是谁，你口说一套、心里想一套，行为是另一套都不成，最后你都碰到自己的极限。

大家都在说“全球化”，如果全球化不是地球村全体居民的全球化，全生态的全球化，那么，等待我们和我们正在遭遇的，就是全球化的文明危机！

作为一个自称世界公民的中国人，我想起费正清去世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不管这两个“独一无二”，在中国人的经验记忆和理想愿景中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即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工商文明，是中国必经的历史阶段，而且，中国作为现代主义后发的民族国家，所经历的从国家资本主义积累到金融资本主义积累的60年，我们已经际遇的和我们将要际遇的，包括文明危机，都是命中注定。

诚然，危机，既是危，也是机。问题在于，中国和人类，是继续在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故道上滑行，还是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讲的这个题目，也由这个问题而来。

何谓公民共生体？

老实说，对于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这个概念，我自己也并不能说已经研究得很透彻，所以，今天我不是来宣讲，而是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抛砖引玉。

如果说，按照于硕博士关于中欧三次相逢的理论，在中欧相逢的第三时期，人类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interest)，还带着现代主义地缘政治、政党政治和主权国家时代的对抗性思维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种可能的选择，就需要创建一种比“利益共同体”更加能够承载人类共同命运，并与新兴的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经济社会能量转换（Energy Conversion Parameter）以及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世界性制度。我把这种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

公民，是人类公共性，比如公共责任或社会保障的人格载体，或者说，是人类公心的承载力量，同时，公民也是人类“自组织力”的最小、最基本的单位（人类有三大自组织力，公民个人自组织力，是相对政府自组织力和社会群体自组织力而言）。那么，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简单说，是在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interest)的小我、大我、小私、大私之上，以他者生存和自身公共性的人格承载为存在条件的社会组织方式。

在我看来，公民共生体，是整合与超越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的唯一载体，是整合与超越西方政党政治的新的文明形式，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社会组织形态。也是真正体现东方尊严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两大传统走向融合文化形态。对中国人来说，一个直接的话题，是如何将国家民族集团感情、亲情、悲情转化成大国公民的良知、责任和自组织力，如何避免小到有毒食品、“黑砖窑”，大到鲸吞公共财产、制造金融泡沫、倒买国土资源等恶性操纵事件，继续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发生？对世界和中国来说，共同面对的问题依然是“特权”与“维权”，操纵与反操纵的问题。

那些可以操纵国家机器、理论、人及其组织经济行为的那一部分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们一直在对“三大极限”假装糊涂。在一个非共生关系或非伙伴关系模式的国家里，他们连什么可以进入经济行为的统计评价范畴，因而得到绩效肯定，什么不进入统计评价范畴，还有更重要的游戏规则，等等，都是可以被人为地堂而皇之地操纵。其最好的情形，也只是：出钱让一些人挖洞，出钱让另一些人把洞填平；而比单纯经济垄断者更可笑、可恶而可诅咒的情形则是：用权把土地和树木铲平盖高楼大厦，再制造就业和服务的需求，过几年再重来一遍，循环往复，直至人类的乡村生活破坏殆尽，所有城市变成灯红酒绿、冷漠孤独的钢筋混凝土丛林。

套用一句古老的非洲格言:地球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财富。就是：当下的中国，不是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独享的最后的晚餐，而是后生未来托付我们共同呵护的家园。既然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中国应当在变革自身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率先建构一种全新的“全生态经济体系”。这种全生态经济体系的六个基础包括：1、人类全生态经济图景；2、全生态的文化观念与体制；3、改变和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亦即“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4、全生态的经济政策、规章和措施；5、共生关系的经济、社会、国际结构；6、建立在“共生主义”伦理哲学基点上的经济理论，也就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其中，重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是改变的突破口……

但是，中国人真的能在新的文明形态上走在世界的前头率先垂范吗？

主题缘起

最近，RAND[1]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既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这份来自RAND亚太政策中心的报告，从“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这一问题出发，从七个方面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表现及其深层文化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却很不乐观。报告称“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自19世纪末叶的中国政府向各省督府道台广布香帅张之洞《劝学篇》以来，这横跨三世纪一百多年间，中国人始终在“体用二分”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的选择中转圈子，忽东忽西、忽左忽右，至今没有进入一种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复归常态、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如此中国，当然远谈不上是健康的中国。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的大国，人类生活的一切指标借以“加减乘除”都不可能不对世界产生举足轻重或正或负的影响力。“任何国家都曾经和正在受惠于别的国家的经验”，文化从来都是活的、流动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世界上各个国家不管如何闭关锁国画地自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世界各国交流的频繁程度达到了一个前人想象不到的程度，以致直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你按下电脑的电源键），这种交流的本质就是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RAND亚太政策中心这份最新报告的出发点——“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问题在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认为，在和平、发展、合作这一现实的国际主题之上，还需要一种更高的哲学精神主题，这就是“超越与整合”。只有不囿闭于东西南北中左右地超越历史和前人的视野，超越当下存在的问题，又同时能够整合历史和前人的智慧、创新时代的精神价值，中国才会真正形成一种大国公民乃至世界公民的文化形象，接受世人的检验，参与“全球化”进程，使之导向“全民化”和“全生态化”的目标，进入崭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从而复归人类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常态，健康可持续地生活，中国才真正能对于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今天一切关于“文化”的议题应当关注的，也是我们网友所要努力的方向。

我们应当做什么？

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就提出来了。超越即是更生，超越即是复兴。这些年大家都在讲复兴，但复兴远不只是整体经济的强大，更是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古老智慧复兴，是中国人新文化形象的复兴，是中国崛起时代共生处世哲学的复兴。为此，我们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十六个字：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 全球视野

世界是一个整体，天下大道，就是全球共生。由于互联网、卫星传播、移动传播、大型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高铁，以及跨国经济流通和文化频繁交流，人与人、国与国的距离在迅速拉近，地球村已然不是一个概念而将成为活生生的实况，世界再没有什么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完全孤立。钱学森先生曾将此称作“大社会”，这个大社会，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日益促进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为走向世界大融合，奠定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坚实基础。

我想，“大社会”，应当成为今日中国人了解和对待事物的新起点。是的，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于确立自身的文明共和制度的同时，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然而，在人类进入世界大社会之际，亚太地区的崛起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大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网络时代的产物，是和解共生年代的产物，是国家主义、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融合的产物。世界大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的交往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发展为跨越民族、国家、个人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态，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我们首先倡导的是一种“全球视野”，即不仅富有东方文化底蕴，更将天下、世界、社会了然于心，毫无阻隔地克服和超越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心态。

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有能力、有胸怀进入整合色谱斑斓的世界文化，引发推进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世界大社会的共生、共栖、共济。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今日中国人，世界有期待。

• 东方情怀

全球视野离不开固有文化的精神支撑。人要富有尊严而自信，富有尊严而包容，富有尊严而显现自处高贵的博雅气度，所谓中华情怀或东方神韵，即在于此。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著名历史性对话中，曾专门讨论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尊严。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人兽之辨，孟子有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几稀”的意思，是只那么一点儿，相当少，几乎少得可怜。但就是这么一点儿差别，君子能够自觉到，寻常人却没有这个自觉。自觉到什么？就是在乎性理、性情、面子、做人的尊严。东方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精神的核心，即在指出人的尊严，维护人的尊严，将天、地、人并立于世。如果说，自由主义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灵魂，那么，尊严主义，则无疑可以视为东方文明的神韵和情怀。肇始于古代希腊文明的文化精髓，是讲求自由，其自由主义的文化大潮烟波浩荡源远流长。而发轫于亚细亚的东方文化，骨子里讲求的就是尊严，亦即先秦诸子时代展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那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性理、性情、“浩然正气”、“自在风骨”和神韵情怀。这风骨正气，神韵情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尊严主义，即遇事把人的尊严放在首要和优先位置，东方的尊严主义的传统甭管是历经两千年家国专制乃至极权利害的压制利诱，还是列强践踏，仍然灰蛇走线倔强挺立于中华大地，无论东西南北中左右，还是江湖庙堂农工商，绵延不绝，浴火重生。集大成者，乃今日仍令人无限神往的“唐宋气度”，那种自信与包容，亦曾是东方神韵情怀的灵光一现！

我们说，中国人亟需精神重建，首先就要复兴这种富有中华情怀的尊严主义，这种讲求人格尊严、国格尊严、文化尊严，就是人人自我负责而富有尊严地生活着（一种永远的现在进行时）。如此，中国的官场文化、商场文化、艺（娱）场文化、社区生活等等，就没有那么复杂，中国人就不必那么累于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权谋或谋略，中国的地缘政治、人缘政治，乃至整个生产、生活、生态也将为之改观。每个人的尊严是一切人尊严的前提，所以，尊严主义必然导出自信、包容、自处高贵的文化精神。只要这种“神韵情怀”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现在进行时，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也就开始上路了，现时代的天下相安世界共生之道亦必行于世。

• 善待他者

东方神韵情怀的展现，需要内在心灵的安顿。在现时代，中国人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智商和情商，还需要唤醒内在的灵商，中国人也需要自己的“世俗上帝”。因为，人类面对的一切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人性的危机，价值的危机。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核心命题，依然是华夏先贤大哲提出的良心、良知、良能。即：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重建世界、重建社会。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就是中国人的世俗上帝，此亦即海外华人所说的“良知教”。这一世俗上帝的第一原理或道德律，就是“善待他者”。

所谓他者（the other），是指“我者”(Myself或Ourselves)以外的所有的生命存在，所有的人，所有的社群，所有的国家，所有生态，所有物事。是“五伦”关系即“官民、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之外的“第六伦”，即陌生者，亦即“群伦”关系，尤其是相对“我者”，处于弱势的陌生人群、弱小国家以及“我者”的“过节者、厌恶者、仇恨者”，“异族”、异国、异类及其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以及“第七伦”即物事，“第八伦”即神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曾经把“他者文化”，界定“狄”“狨”“蛮”“夷”“匪”“伪”“非人”“异己分子”“蕞尔小国”……并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如此相处的结果，迟早是要么“我者”彻底征服，甚至彻底消灭“他者”，要么“我者”被“他者”征服或消灭。然而，人不能也不可能只限在自己的自然生命及亲情之内，每一种我与自身、亲情之外的个体、社会及自然事物即“他者”的关系，都成为一根生命的经纬线，从而构成生命的世界图景（锦）。当我们把一根一根的生命线抽取、剥离下来时，生命之“锦囊”便空无所有了。所以离开健全的人伦关系、人情关系，就没有了人生，也没有了社会；离开了人在他者中所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就没有了天下，没有了世界。

人性无善恶，因良知而有向善、从善、至善及臻于完美生活的秉赋。何为善？善，善就是没有歧视，就是let live，就是他我、群己合适的和合共生关系的实现。

那么所谓“善待”，就是公正地对待、兼相爱地对待、无私地对待、真诚地对待、平等地对待、自主地对待、无差别地对待、无障碍地对待、宽容宽松宽厚地对待。生命是地球优于群星的标识，生命是地球最美丽的花朵，人类作为生命意识形态的“我者”，是从第一次发现“他者”的存在，开始确立“我者”的存在，即从“他者”观照自身的快乐体验中，重新发现了“我者”，也发现了“他者”是“我者”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每个人善待他者的行为是一切人善待他者行为的条件，于是，善待他者的行为便成为人类一切公民共生体、幸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今日中国人，应当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善待他者的人格形象、国格形象（包括外交形象）、文化形象高于一切。是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最高准则。一颗高贵的灵魂，无论独处还是群居，无论他走到哪里、生活在哪里，善的种子就播洒到哪里！

• 和合共生

如果说“善待他者”还有目的，那么其终极目的就是：普天之下，和合共生。

今天，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已然走向“三大极限”，同时还有三大融合：一是经济生活领域里的“增长的极限”与全球融合，一是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里的“对抗的极限”与天下相安，三是文化生活领域的“施恶的极限”与全民身心灵安顿。尤其是后两者，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受着地缘政治为核心的权力关系转圈子，而争斗不已，单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就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核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争斗为内容的“冷战”，尽管早在60年代就清楚地知道核战争无最后赢家，而互联网时代可能出现的黑客“超限战”，更是只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归于瘫痪，“对抗的极限”的底线，“施恶的极限”的底线，是任何群体或个体生命如果得不到善待，他或他们的身心灵如果无从安顿，即使你强势到结成国家集团，或不可一世的帝国（如美国和前苏联），也可能在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能不重新认识到保护地球、呵护生命、尊重生态高于一切，不能不重新认识到众生和合共生——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的价值高于一切。

这里，我必须强调，和合共生的第一步是“和解”。正所谓“劫波历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不以人为敌、以邻为壑，而以谋求共存共济、互补合作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上，再次确立“公民主权高于官员主权”的运行秩序，所有阶层及国家，不再谋求获得特殊利益的权力为政治目标，从而以生态政治、生态经济超越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总之，和解，即恩格斯曾深情表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以及人与自己的和解，在和解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全面的互助关系、伙伴关系、共生关系。是谓“和解的年代”，也是我所谓和解哲学、背景主义哲学的现实诉求！和解的年代，是建设的年代——即提升智慧改变思维方式、改革体制、创新制度的年代。有句英文谚语，叫做“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得好，也让他者活得好！”），和合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

纵观世界历史的近代脚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惟有全民和解后，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奔全球。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如此，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如此，天鹅绒改革后的俄国也必将如此（不要眼睛看着鼻子底下）。中国要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也必须“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而社会大和解与魅力国形象，都是离不开教育——广义的关乎国民精神健康的教育。

正所谓，经济再好也只能管今天，科技发达尚可管明天，惟有教育方能管后天，管未来，我们的教育，应当着眼于和合共生——这一中国精神重建和文化再造的时代主题！

进一步探索的要求

完成中国人新的文化形象塑造，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文明的超越与整合，共生儒学将从以下六个层面渐次展开探微索幽，即：一切从身心灵的健康开始；一切从语言的改变开始；一切从世道人心（社会诚信心理氛围）的改进开始（或一切从收复道德失地开始）；一切从全民全生态社会的人权、事权、物权开始；一切从现代政治文明（结构）的建构开始；一切从发挥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开始。一句话，让我们把迷失的发展目标和常识性生活找回来。

这七个层面，就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基本范围与方向，衷心欢迎广大网友一道来参与，一道来帮忙。因为：

——我们需要有灵魂而真正有影响力的时代精英！

——我们需要娴熟驾驭现代世界工艺文化和精神开放、理智成熟的国民！

——我们需要国之公器而公用的职业政务官！

——我们需要负起中国社会大和解与世界文化建设责任的大国精神的政治家！

——我们需要描述得出现代中华人特质和高尚理想的艺术大师！

——我们需要发现自然、文化运行法则而自身超然物外的思想者！

——我们需要善待他者自处高贵而胸怀天下的幽雅气度！

这是我提出新人的形象，也是新中国国家形象具体载体，它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是这样的展示。果然如此的话，我想再次引用美国中国学开创者费正清先生发人深省的话结束今天的发言。

他说：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这个未来，就是引领人类超越和整合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

未来的生态文明时代它的社会载体就是我所谓的公民共生体，这也就是所谓“共生儒学”的价值目标诉求。谢谢大家！

以下是提问部分。

主持人：非常感谢钱老师的演讲，刚刚在演讲当中钱老师讲到超越三大极限、三大融合，以及他和赵启正老师提出的十六个字，全球视野、东方神韵、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收集大家准备好的提问，我们把写好的纸条交到工作人员的手中。

这位朋友说我对国有企业很了解，国企是被政府搞垮的，但是人民公仆却变成了企业的主人，工人主人下岗分化流向社会，党政军退休人员比国企退休人员待遇高，说明什么问题？

钱宏：这是现象的描述，任何的事情都有其历史的形成的过程，关键是我们对历史现象怎么去看待它。比如人生下来是平等的，作为一个理念、作为一个要求，是绝对没有错的，我也是一直强调全民、全生态的全球化，否则的话任何人没有得到真正的善待，就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崩溃、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崩溃，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但是说到国企的转型过程中出现很多的问题，这里面有技术问题，也有处事者本身的思想意识问题，也有他的历史惯性。现在国企的基础资源和存量资本，显然是过去时几十年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积累起来的，同时，由于其占据甚至垄断了许多宝贵资源又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所以，国企改革过程中必定涉及公平正义问题，包括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二次分配的问题。这倒是要讲中国特色、中国国情的。可是该讲特色、国情的时候，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他们不讲，只讲所谓的经济规律或干脆说管理规律，要搞MBO，就难保不会出现把拥有诸多垄断资源而且是全民几十年血汗积累起来而现行“经营效益差”的企业，贱卖给这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即所谓的“管理者”、“经营者”这种荒唐结果。“郎咸平现象”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能够全民参与某个具体的国企的二次分配，就有个历史地对待的问题，所以，中央政府要有统一配套的一揽子系统方案，才能较妥善解决。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法国首先在18世纪经过启蒙运动之后，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你去看看当时的法国宪法、包括罗伯斯比尔他们，他们还把公民分为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相当民主，现在黑人都当总统了，但是黑人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苦难走到了这一步，美国产生了黑人总统。

这个过程你要去讲一个具体的事情，不仅仅是讲一个概念上的公民权，而是去想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比如“二次分配”如何实现，如低收入者购房补贴、增加国民工资福利、平衡企业资源利益等等，要落到实处。

主持人：谢谢钱老师！这位朋友他想问您去欧洲参加中欧论坛的预备会，有什么人参加，是谁举办的？欧洲的人们在当下的中欧关系上都有什么看法？对于生态时代的来临，欧洲人和中国人同为地球村村民，如何学会合作与对话呢？中欧社会论坛能让中国人和欧洲人平等对话吗？

钱宏：平等对话不是一个政治权利，你能不能平等对话，首先取决于你们有没有共同的话题，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逻辑层面，你有没有能力，你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有过自己的思考，如果你有过自己的思考，同时你有足够的智慧，就有平等的对话权利。

我这次到欧洲参加中欧论坛的预备会，中欧的论坛以往的讲座都有过介绍，它是两年一届，叫双年的大会，第一届在广东的南沙开；第二届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就是欧盟的总部；第三届是在香港的理工大学开。首先中共论坛不同于其他的论坛，所有有兴趣的参与者都可以来参与，它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不要等到开大会，你自己就可以讨论，或者两三个人，或者十几个人，或者上百个人，你可以围绕着某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尊重每个人的智慧和个性。

在你的小组里面，你们讨论下来得出了一定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再拿到大会上去进行交流，没有一个人在上面做长篇报道，我认为这种方式非常好。

这次我在欧洲开预备会，也是分成五个小组，每个小组当中也分成若干个主题，我在那里也讲了我的观点，我说现在从概念上说一千、道一万不好说，但是在中国的江西，我们新的省委书记苏荣，一到江西就提出江西要建设生态试验区，是环鄱阳湖的，有南昌、九江、上饶、景德镇、抚州、鹰潭6个中心城市，人口2000多万，提出建设第中国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文明或生态经济试验区，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值得我们中欧社会论坛来关注，也值得欧盟委员会来关注、值得联合国来关注。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一定的帮助，特别是欧洲，为什么？因为欧洲在过去的几十年，尽管它前面也走过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但是他们毕竟很多方面做得非常好，包括生态保护，包括怎么样保持它原先的乡村生活，不像我们整个城市化过程，把乡村生活基本上都消灭掉了，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之路，他们有他们成功的经验，有他们好的技术、也有过沉痛的教训。这些经验、这些技术、这些教训，江西要建这样的生态试验区是有很多帮助的，如果江西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有助于江西这个实验成功的话，反过来说也是给欧洲提供一个更新的范本。我说你是帮助江西、帮助这个试验，也是帮助自己。

第二天卡蓝默主席（欧洲梅耶人类发展基金会和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一早找到我，说上午开大会之后，请你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黄教授做一个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当中我就讲到江西省，我们这个论坛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智慧这是很好的，如果能有一个统一的观念，把所有的分主题都能够整合在这样大的观念下，不是说要统一，而是作为一个方向性的东西，那可能这个论坛会更有效果，于是我又在那里介绍了江西的的这个创举。

主持人：这个朋友说钱先生演讲当中描绘了理想的王国，要实现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不仅要流汗，还要流血，在宣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如何看到黑砖窑的现象、血汗工厂的现象？

钱宏：这个题目比较现实，但我说的理想状态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每个人还原到自己，你作为小孩子的时候，你遇到的一些事情自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这样的状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去看待这个世界。我的思考都离不开这些基本点。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好，建国六十周年也好，他们其实分别取得了成就，你要历史的去分析，前三十年难道没有成就吗？有很大的成就，因为我们需要整个的完成工商文明的移植过程，也就是完成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工商文明的体例就是这样的，作为个人是这样的，作为国家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有第一桶金，要有原始的积累你才能开展一系列的建设。中国前三十年完成了什么？其实当时我们搞革命，发动农民来分土地的过程，其实这里面的性质并没有超过历史上类似的做法。但是当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果我们认为现代主义是合理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当时的领导人他们还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要完成自己的工业布局，你的积累从哪里来？你靠外援？不可能。靠每一个个体和一个个的小公司那样去积累国家的财富也不可能，所以它只有重新把人组织起来，把原来分配给你的土地重新聚拢。马克思有一个伟大发现，就是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完成的。作为国家来说，现在不叫榨取，榨取剩余价值的主题不是资本家、不是个体，它作为国家可不可以呢？因为这个国家你要完成现代化、要完成工业布局那怎么办呢？你现在只有这样，当时还有国家安全上的考虑，朝鲜战争之后，和西方世界断了联系，中国比较要发展，当时的苏联有一整套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他们在53到56年最后得出了结论，就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去搞工业化，那就是首先是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全体国民人身自由权利，你想啊，中国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国家竟然与世界上最发达最强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打了个平手，那是何等的辉煌胜利？这仗是谁组织打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这就造成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再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挑战者，她必然是说一不二，连言论上挑战者也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从所谓的“毛梁周马面子台阶之争”到“反右派”“反右倾”只是几朵小小的历史浊浪而已！）。

其实，当时共产党内中央争议也很大，但似乎没有办法，只有从领袖到人民，大家全都勒紧裤带，用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军工现代。城里的人一个月8块钱、18块钱一个月，难道你创造的只有这些？我自身本身就是农民，给你记积分，比如你是创造劳动力积10分，而这10分有可能一毛钱都不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完成了起码的工业布局，最大的成就就是两弹一星，这里面有太多的不公平，当时所有的人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之下，没有人表示异议，它的好处是什么？在国际上中国造出两弹一星之后，世界上所有的人也不敢小瞧你，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但是这样的代价是什么？我想不用我去重复，中间又插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所谓的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饿肚子，经济没有活力，包括农村世代农民种地，过去有句老话是世上只有种田好，半年辛苦半年闲，但是一个国家要搞现代化，由不得你有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当时很多人反思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比如说反右运动，其实当时一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拥护共产党的那些无党派人士，当时你打土豪、分田地，为什么现在又收回去了？这句话对不对？我们觉得对，至少你前后不一致。但是国家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们就成为了牺牲品。

前面三十年完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也没有可持续性发展，不可能再继续发展了，为什么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自下而上“时势倒逼”的结果。也是从农民自己先发展起来，就是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反抗，我们知道安徽的小岗村没有饭吃，大家把田地分了，没有钱用（大量逃港事件）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深圳，中央财政不堪重负才有简政放权“财政包干”国地税分流，还有“企业松绑”、“价格双轨制”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等，直至干脆把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最终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感受到的“搞GDP增长率为纲”。从这样一点一滴，然后慢慢的这个社会开始有活力了。但是作为国家来说，它的导向是什么？它的导向是要继续完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金融积累。包括刚才讲到国企带来的问题，这都是在国家主义、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去完成的，用的还是政府组织搞阶级斗争为纲的老办法（据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要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这样做就是合理的，就是正当的、合法的，但是它有它的合理性。关键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所以，我所思考的都是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包括我提出公民共生体，这个公民共生体就不只是针对我们国家，而是针对现在人类的走向，因为人类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点，你怎么走？

这里说的敏感一点，它包括对政党政治的超越，政党政治本身就是西方的，大家老是讲民主，但是民主它有前提，是要在健全的共和制度基础上才能实现民主，并不是那些反对民主的人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愚昧无知，这种说法非常的可恶，蒋介石的时代这么说，一直说到现在，还是这么说。什么叫共和制度？共和制度有两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就是确立法大于权，它拥有所有人必须遵循的法律，这是第一原则。法高于世俗权力。

第二条原则法怎么来的？它叫公平契约，通过契约产生，大家可以讨价还价，争论，最后确定出来。有了共和制度的基础，民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键是我们要去实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主持人：这位朋友有两个问题想请问钱老师，您所提出的公民概念是全球化的公民还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公民？公民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化解？第二个是利益共同体和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有什么不同？

钱宏：我刚才说了，我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把自己假设为一个世界公民，以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感觉来探讨公民的概念。如果你要从学术上去讲，那可以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讲起，讲到罗马的共和制度，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然后讲到近代、讲到法国大革命、讲到俄国革命，一直讲到中国人通过日本把公民概念的引进，我把这些背景都简化，我讲的公民就是一点，它是一个承载人性中的公共性，或公共性承载的载体，或者说承载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说的公民它没有国家概念、民族概念、区域概念、家庭概念，或者说这些概念都是次级概念，是公民要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现实中生活的一个公民，它并不排除你跟某个家族、某个地域、某个国家发生关联，因为你一定是具体的出生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哪个家庭里面的，你当然首先要去关注它的变化发展。比如说我到了欧洲，我还在讲我的老家江西的情况，希望他们关注它的最新变化。但是我不认可什么说法？你这是爱家乡、是爱国，我还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公共性，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去做的。至于另外你怎么去评价，你这是爱国主义，那是说的人自己的需要，说的人自己出于某种需要，因为我尊重他，同时关注这样言说的背后，有无谋求“特殊利益”的动机。辜鸿铭在《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中嘲笑群氓之首袁世凯时引用过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的一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其用意都是在“国家”这个概念的迷惑性，而强调人类普遍价值高于一切，人类公共性高于局部的“利益共同体”。

主持人：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最后这位朋友说，钱先生您的理念是根于自然和人性的，是人类的基本大道，你有什么方法实现这个大道呢？对当前的金融海啸您有什么基本的看法？

钱宏：首先我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也不是学术专家。关于美国金融海啸的问题，工商文明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经过凯恩斯主义变革，到70年代脱离“金本位”而建立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它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体系本身是一开始就存在着问题，只不过它带来了很多好处，它的问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它。它的坏处是以前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通货是以黄金作为基本的符号，金融并没有脱离实体经济部门，单独搞成一“金融帝国”式的“金融市场”，还可以搞金融创新、搞次级贷款，美国一枝独秀，美国人发现反正以美元结算，我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然后不断的印我的钞票，来支撑，亏了就往这里面填，然后世界各国不得不按照这个法则来。金融风暴出来他们还是很有良知的，格林斯潘进行了反省，他自己出来承认，他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光靠金融创新，虚拟资本不断的膨胀，没有实业资本，你就不管实体资本发展，泡沫总有一天要吹破。

其实，我们中国这三十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思路。像今年的股市一泻千里，还有楼市，为什么泡沫还降不下来？是因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希望通过别的方式来躲过这样的难关，实际上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看得很清楚，除非要结婚紧急需要房子，大家都不去买它，这个房子一定会降下来的。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是不是要改变的问题？它是一定要改变，也一定会改变的。所以第一次G20峰会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大家聚在一起，要制定一部《反操纵法》，这个世界不可能由少数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大家很穷的时候你是帮助了很多人，但是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金融海啸，就是世界的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衰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跳出这些小圈圈去看问题。这些年，总有些人带有煽动性的语言，比如讲美国人高消费，但是美国人通过金融海啸之后有反思，他们觉得我不超前消费了，一不消费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本来我们很多产品就是针对美国市场，然后现在不消费了，他说我高消费了，我不消费了，我不超前消费了，我也紧巴的过日子。这样一来，对美国大量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的“就业问题”、“生产过剩问题”立马显现出来了！

我想深圳处于沿海地区，我们的经济是外向型的经济，以外贸为主，还有基建型的城市化，这里面要反思的东西都很多，那都是有具体的部门、具体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去反思、去做。我说的是整体上的历史走向，“三大极限”摆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要改变，这个世界上之所以能够被人操纵，它还是结合在一起，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考虑，根子上没有脱离地缘政治权力关系的范畴，G7、G8也好、欧盟委员会也好，二十国集团也好，G2也好，金砖四国也好，还有各种类似的国际组织、APEAC之类的都是利益共同体，对“我”之外的没有加入者讲究“内外有别”，“有我有他”的，即不是全民公共性的、人类公心的东西，不是共生的概念，即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共生关系。

所谓许多迹象表明，各国领袖们一边高唱人类共识，一边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和“保护主义”抬头，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动向。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发展只是为了GDP增长率，谋求任何形式的单边、单一发展，都有可能迷失方向，造成灾难。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泡沫化”趋势正在形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开始收缩乃至迷失，中国的商营环境，特别是承载了70%就业职能的中小企业或叫民营企业的商营环境，不是更好了，而是恶化了。商营环境恶化，不只是带来经济（如交易成本、边际成本高）问题、社会公平维权问题、政府公权的正当性问题，还会带来一个国家社会人文道德风气的恶化，使未来越发显得不确定。

如此一来，就经济说经济的“单纯经济观点”和“经济学思维方式”也将失去现实意义，因为，“中国问题”和“美国问题”的不同，远不是讨论“通涨”耶？“滞涨”耶？抑或更糟的“滞缩”耶？而后对症下药的问题！“美国问题”是霜前冷，而“中国问题”是雪后寒，所以，千万不要盲目乐观。“中国问题”远不只是“美国问题”，更非好于和小于“美国问题”，而是大于和糟于“美国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13亿人民的中国，只要充分在发挥中国政府自组织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和扶持中国社会自组织力和中国公民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形成合力之际，不管是“霜前冷”，还是“雪后寒”，抑或“雪上加霜”，都将会赢得一个“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好时光！

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事实证明，受“主权国家”时代民族主义驱使的所谓“国家创新系统建设”或“自主创新”及其所谓的知识经济，也并不能走出人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作钟摆式选择”的惰性，而失去了创新作为人的灵魂的核心价值！

由于知识经济已然出现了由“金融创新”引发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而且紧跟其后的还将会有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主权国家时代危机……继知识经济之后，也许将是一个价值经济、体验经济的时代，这时，社会创新系统建设、生态平衡创新系统建设，公民共生体创新，即“全生态社会创新系统建设”，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在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可能被誉为社会学所取代。因为，人们很可能最终发现，公民共生体创新，全生态社会建设，及其价值经济、体验经济或观念经济，才是摆脱这次恰好处于熊彼得“长波理论”尾声的世界性衰退的全新动力，也是世界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开始。

全生态社会创新系统建设及其体验经济，很可能就是引领人类走出世界危机的新曙光！所以拯救这个世界，我认为，就是“全生态社会”公民共生体。

谢谢！

主持人：再一次感谢钱老师来到南都公众论坛！现在我们要将钱老师的书赠送给提问题了朋友，大家提的问题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今天我们南都公众论坛中欧直播室第十二期的节目到现在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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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者注：兰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AND），以对客户讲真话著称。是于美国加州注册的一家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被誉为美国的“思想库”、“大脑集中营”，它影响和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的决策。让人称奇的是：RAND虽然多半是与美国政府保持一种客户合同关系，但却拥有发表研究结果又让公众获取研究结果的自由，而且，作为政策研究机构，花钱雇RAND的客户要准备接受其研究结果同他们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冲突的可能。因此，RAND的客户更注重其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而不是要RAND告诉他们想听的东西。RAND一直保持着这一富有尊严的文化传统，独立地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跨学科分析研究。

原文网址：http://news.oeeee.com/channel/2659.html《钱宏谈公民共生体》

*此文去年底应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邀请在深圳科技馆作的演讲，意外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广东省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办公室、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东网络文化协会主办的“1978-2008百万网民话改革谈发展”评选活动中获得二等奖。——2009年5月于上海补记

又及：《半月谈》编辑部首次为读者从浩繁的社会新闻事件中，评选出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十大新闻。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承办的广东首届网民论坛当选为“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十大新闻”之一。《半月谈》对广东网民论坛点评道：网民论坛，变过去网络问政的无序为有序的、有组织形态，尽管“民间智库”成员的特点是草根性、多元化，但可贵的是公民有了这个参与社会治理的稳定渠道。此文演讲是其活动的一部分。——2010年1月1日补记

——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

枭阳：记得你曾经要我给你一个中国大陆做出版物的选题报告样板，正好我应一家出版社的邀请刚写了一个，供你参考。

玉福：生态丛书，名称不错。具体什么角度讨论事情呢? 自然科学技术内容占有多大比重？准备讨论哪些生态问题呢？除了杨先生，还同哪些专家科学家联系过了？

枭阳：你这样提问本身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讨论“生态”需要使用什么方式方法，在什么层级上使用什么方法，不是个比重问题，而是个性质问题。对于复杂的生物系统，尤其是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科学技术内容和方法占有的比重再大，也远远不能充分揭示和解决其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以及种群之间（同类环境）及其与非同类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因为，我们理解的生态(ecology)，显然是一个包括环境概念（environment）在内的复杂系统，是包括地球上所有生物种群尤其是人类社会不同群体（如权贵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内的全生态系统。所以，当我们谈及“生态学”时，已经超出了所谓“自然科学技术内容”。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习惯于一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思维，也许我较早失学下乡务农未受过科班教育而又钻研过中医药学的缘故，我一开始就没有区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思维习惯，而是习惯把对象看作一个整体，比如中医治病不仅是治人体要从望、闻、问、切入手，讲究辩证施治，而且好的中医一定要了解病患的心理、情绪变化和周围人相处的关系是否正常等等，就是用药，也要讲究个“君、臣、佐、使”，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系统……所以，当我们谈论“生态”这样一个大概念时，我感到需要把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分析性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事实上，在国外也早已经出现了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群落生态学或叫社会生态学（ community ecology）的概念。“生态系统”是一个跨学科研究范畴，我们很难在方法或学科类型上用比重的观念来评说这些新学科。

第二，兄问我除了杨先生，还与多少专家、科学家联系过？这个潜台词还是只承认和相信科学家对生态学研究的权威性。这本身还是受了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这一传统不但造成了科学等于正确的观念，形成技术工具比人文个性可靠的政治思维方式，而且事实上最终导致中国当代政治的专家化甚至工程师化的现实，从而在非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群体心理上的自卑。这里实际上也有一个生态失衡——知识生态、教育生态和政治生态选择的问题，其原因远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才教育、专家治国对中国的影响，追溯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留下理工科大学，及文革后大学生志愿选择普遍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现象，近的就是现在进行时的“工程师治国”这一政治生态现象……我之所以邀请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联袂主编，并不是因为杨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而是因为作为科学家的杨先生，近年来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特色文化和做人做事的方式与自主创新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顺便说一句，我一直比较注意与科学家的联系，并关注他们对人文社会生态的看法，最早是几位搞自然辩证法的朋友，后来和江玲汽车的总工程师交往，因为他对《老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1984-1985年与钱学森、方励之、温元凯等科学家分别因为我对思维科学、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微电脑技术的兴趣而发生过程度不同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们，特别是钱学森先生，对人文、社会、政治比一般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更加关心和敏感。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即我所了解（阅读）到的物理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几乎个个都对社会学科、人文世运给予过特别关注，如爱因斯坦、玻尔、薛定锷、海森保、汤川秀树、萨哈罗夫、李政道……还有现在接触的这位杨福家先生。不幸的是，我们的政治家们要么自大（实则自卑）地对其嗤之以鼻，要么虚荣地拿他们来装装门面。我想，这一现象将来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医学家中有许多从事文学或心理学写作，不说鲁迅、郭沫若，单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就有5位是学医的，特别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社会人文事业的贡献，可与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媲美。

玉福：呵呵，我只是问个问题，你就说了这么一大通，也许你说的不无道理，但就我看到的东西，生态在大陆依然是一个所谓的敏感问题，人们依然从分割发展同环境生态的视角看问题谈问题。把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作为忽视环境生态的辩护词。在世界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作为政策正确的证明。换言之，中国国际地位高于环境，人们把中国经济GDP的增长视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命脉。我以为，生态问题，讨论的视角及其内涵要花大力气。泛泛的政策讨论或理论争辩可能是一大忌。

枭阳：是不是大忌我不管，作为一个思想者，厘清思想理论问题是我的本分。我曾在《世纪边缘的中国青年思想者》（1998）谈到：如果说“简单性”是构造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那么，“丰富性”（各种事物存在的相关性）则恰好是保存这个世界的根本法则。因此，“生态平衡”及环境观念的诞生，可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继近代“拓展”（Expansion）观念后，所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进步！我始终对“绿色和平组织”及一切关于“物种保存”的建议和行为——我们这个时代爱与智慧的最高表现——深怀敬意。如今政治家们挂在嘴边的一长串新词，诸如“和平与发展”、“多极化世界”、“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还有这个那个的“伙伴关系”等等，说到底，都是“生态平衡”及广义“环保观念”的拓展和延伸。环保观念的拓展（Expan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或生态观念的拓展（Expand of ecological equilibrium），必将结出丰硕而新美的文明成果！事实上，在“生态”、“环保”甚至“绿色GDP”的问题上，中国政府，至少中央决策层是完全接受的，并且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各种具体要求甚至刚性指标。我以为，中国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念，特别是2006年10月提出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以来，就开始自觉地转向“以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的思路上来了。这就是一种“全生态社会建设”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我们的生态概念正好应当倒过来，即有关自然生态的概念纳入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框架之内。

玉福：这么说来，似乎又有点儿道理。我还可以帮你举出以下关键性事实基础及其历史脉络：首先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达成“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不可分割的共识，罗马俱乐部还发表了反思工业社会发展模式《增长的极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接着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地球峰会，通过《21世纪议程》，接着，中国政府也依据与会承诺于1994年完成《中国２１世纪议程》，其中提出中国可持续城市的目标是：建设成规划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城市。这一目标含城市规模、城市功能、城市景观和城市素质几个方面。城市规模：指人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所形成的核心聚集量；城市功能：指能够满足上述各种“流体”进行国内外交住和城市社会、经济、市民生活所需要基础设施和机制。城市景观：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和城市风貌；城市素质：指城市文化素养、道德风貌和居住安全。特别是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明确要求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确定真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公平、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社会发展三个关键领域统筹行动。于是，生态环境问题迅速演变成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各国尤其是大国间围绕环境问题频频展开外交攻势，这无疑将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2007年2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向社会发布《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和《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以“完善和谐学术生态，建设制度规范体系”为题，正式出现“和谐学术生态建设”的概念。此外，在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文章中很早就出现了“教育生态”的概念呢。呵呵，语言本来就是约定俗成。看来，我只好姑且接受你的所谓“全生态建设”的说法啦。

枭阳：所以，我请你看的《生态中国丛书选题报告》中才这样提出问题：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后发国家，同时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存在，中国目前最基本的问题，依然是近代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就应当解决，而始终没能从容、充分解决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建设问题（自然生态、教育生态、学术生态等问题从根本上看都是具有派生性的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全生态社会建设”问题。我们以为，全生态社会建设问题，不仅是中国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中国最特殊的问题，更是经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积淀之后，当下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那么，际遇中国社会开足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引擎的时代，当一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一套关于社会热点的丛书时，我最想主编的丛书，自然是关于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基本思想、思路和理论方面的内容的，不妨称为《生态中国丛书》（或《全生态建设丛书》），丛书将以横跨哲学、人文、自然与社会学科综合研究和思想理论创新为特色，分若干专题逐步展开。

玉福：这个我注意到了。开个玩笑，原来还是挂“生态”羊头，卖的是“社会理论”的硝肉。可能是不在桃花源不识桃花面，就目前这些标题来看，我大概不会成为这套书的热心读者。不过，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就是你说的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中国当代政治的专家化甚至工程师化的现实。最近，我看了吴稼祥写的《中国政治的工程师时代接近尾声》，很有启发。他指出“政治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这一法学观念，将代替政治是一个可调控的系统工程观念。”

枭阳：呵呵，我也开个玩笑，恰恰相反，说句大言不惭的话，你确实不在桃花源，可却身在庐山不识此山啊。我的这套《生态中国丛书》选题中，就是按你说的“自然科学技术内容”比重再大，恐怕你老兄也不会是我的目标读者，更不要说是“热心读者”啦！吴稼祥是一位很有洞察力的难得的具有建设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理想社会时认为“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关于理想社会核心价值的思想在他们逝世之后，很少为人们所提及。我以为，吴稼祥近年的许多论述都是对马恩思想的直接继承，比如他在这篇《中国政治的工程师时代接近尾声》说“国家不是什么人设定的轨道上跑的动车组，而是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就是把“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用于国家理论建构的一种表述。“利益共同体”有一前提，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反过来说自由有一个主体，就是马克思说“有生命的个人”。在和平年代，除了殉道，任何要求他人作牺牲的说词或规章，都是自私自利的，不可取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而“有生命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是人类社会一直（特别是二战以后）在不断实践着的、待完善的“现在进行时”。绝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信仰或理论，更不总是要求牺牲个人利益尤其牺牲生命为代价。“全生态社会建设”概念，正是这一实践努力阶段性诉求。

玉福：我想，你所谓“全生态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还是全体人民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枭阳：是的。“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是人类社会生态平衡永恒的主题。“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古人在《礼记》中渴望的“理想”，在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不只是个“社保”和“福利”问题，也是个全生态社会建设的课题。

习惯、风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积淀和流动着各种各样既有的或新兴的知识。人类知识演化到今天，已汇聚成一股股信息的激流，每个决意参与时代的青年人，理当激流勇进，但也必先观其大势、察其流向……

当我们降生之时，在这个世界上，早已有着现成的文字、现成的语言、现成的书籍、现成的科学和艺术，以及现成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问题的各种技术或技巧。这现成的一切，便是人类赞美不绝引以自豪的知识。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也有人说，知识就是幸福、是使人快乐的源泉……是啊，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万物而成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类对所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有着一套一套的知识。就如直接拥入我们的习惯、风尚，之所以对我们是重要的，也因为其中积淀和流动着各种各样既有的或新兴的知识。

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在《我的生活故事》一书中写道：“有了知识，就可以区别真理和谬误，可以分清高尚和渺小。当你了解到各个地方各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行为时，你就会对发展到今天的人类产生同情和亲近的感情。在人类一贯努力实现的事业中，如果你竟然丝毫感觉不到有任何高尚的东西存在，那你对生活中的一切就只能是充耳不闻了。”的确，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说，知识的拥入本身，就能帮助你了解早已逝去的岁月，展望未来的时日，得知那远隔千山万水的异地、异国风情……透过知识的屏幕，我们感受着人类历程的痛苦、欢乐、奋斗、体验……不知不觉间增强了我们对自己生命价值和力量的信念，对人生真谛的追求，对美好前程的向往!美国科学家布罗诺夫斯坦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文明世界里，这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里知识和知识的完整性是起决定作用的。科学在拉丁语中是知识的意思。……知识就是我们的命运。”

因此，如果我们青年人要驾驭自己的命运．要具备自己的特色，要组织自己的意象世界去参与现实生活，那么，当知识向你拥入之时，就应当敞开胸襟虔诚地迎上前去拥抱它!青年人，必须充分识到：知识乃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人在现代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释放人的无限潜力的铀235；是效益、是创造，是参与，是青春的激光：器。每一个不满原地踏步的社会，每一个不愿被开除球籍的民族，每一代不甘沉沦的青年，都应是知识的热情渴慕者、发明者和拥有者。在拥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知识不仅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共同特色，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共同特色，而且也是现代人区别于传统人的共同特色!我们这代，青年人，当然不能不具备拥有知识这一“共同特色”。广泛而深刻的知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人类的各种知识，演化到我们今天，已汇聚成一股股信息的激流。以“新技术革命”或曰“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所谓“第三次浪潮”，一如它早已冲击了美日和东西欧，正在跨越我们的国境线，席卷着我国城乡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即将把我们整个心身活动卷八其中，迫使我们放弃任何田园诗般的、一劳永逸的幻想，而不得不迎接它的挑战……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青年，我国公民的求知热潮一年胜似一年地高涨着，无疑，这是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美好象征……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性信息激流的涌进，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字世界。数不清的新思想，新学科，新方法，新知识，各式各样的译文和译著，全都涌了进来了……只要看一看街头林立的小书亭，便可见什么《理想的冲突》、《现象学的观念》、《从混沌到有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你的误区》、《爱的艺术》以及《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等等，数不胜数。买书的有中老年人，但更多的是青年，尤其是大中学生。人们象疯了似的啃噬着知识，吞吐着信息…真可谓激流勇进!

然而，正如古谚所说“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这一股股信息激流的冲击下，人们对知识争先恐后、趋之若鹜，随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青年人，注意的消极现象。这就是，人们似乎把学习知识变成了囤积知识，把拥有大量的知识当作了唯一目的，而染上了一种“知识消化不良症”。常青的生活之树，奔涌的生命之流在患有此症的人们面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满肚子咕噜咕噜地响着“萨特”“尼采”“系统工程”“爱的艺术”…… 就象巴尔扎克笔下的高布赛克，千方百计地往自己家里囤积商品，到头来成了一个只知一心贮藏货币的守财奴。染上“知识消化不良症”的人，很容易沦为“知识的守财奴”——即知识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入主他的整个心身。于是，他自己的独特的意象世界，不仅没有因为学习了知识而得到强化和拓展

反而因为囤积知识而失落了。这样一来，所谓参与时代、参与生活在他那里，自然也就变成了空谈。

我们说过，习惯、风尚都有其局限和惰性的一面，其实，归根到底，这局限、这惰性是知识的局限和惰性决定的。因此，当知识(信息)向我们涌来之时，我们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醒。只有既诚实、热情地拥抱知识，同时又能以机智、冷静相待的人，才能不为知识所累。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的确生长在一个被知识统帅、照亮的世界里，以致于知识成了“我们的命运”。这个被知识统帅、照亮的世界，无疑充满着力量、成功、安宁和幸福(虽然还有许多丑恶的不尽如人意的东西)，仅仅为了这个，我们这

些后生对发明知识、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前辈们，说多少赞美、颂扬和感激的话也不为过。然而，也正是由于前辈们创造的知识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力量、成功、安宁和幸福，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往往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在面临新的生活、新的环境和新的情况时，显得那样傲慢自恃、妄自尊大而又往往目光短浅、无所适从，乃至吃尽了苦头。诸如，当今世界存在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危机、地区冲突，“理想冲突”、精神匮乏……我国近代史上的闭关锁国和后来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走的所谓“弯路”……以及“知识消化不良症患者的出现，等等，都是这种事实的明证。难怪人们说“昨天的经验(即知识)到了今天就很可能毫无价值，甚至反而有害”。

正是由于已有知识对这个世界的“统帅”和“照亮”，才不仅妨碍了我们后来者“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作出情况要求我们作出的、不受拘束的、灵活超脱的决断”，而且阻隔了我们对新世界——即未知的，陌生的、可能世界的探索。对此，《现代心理学史》一书的作者杜·舒尔茨总结道：“在一种科学领域里，现有的理论观点常常会妨碍往前进步而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一种现有的理论可能如此彻底地成为该学科的统治理论，以致阻止了新领域的探究(甚至阻止了对新领域的思考)。”①“现有的理论”或经典巨著仿佛是一条“从来如此，当然正确”的故道，总是如此这般地规定着你“照此开步”、“以不变应万变”。假使你脚下踩着了荆棘或毒虫，鼻子碰着了石岩或墙角，那是你自己不善于走，活该!我们中国人，更有“经”永远是好“经”，只是让歪嘴和尚或“假儒们”念坏了之说。这种不思建树，专吃“遗产”，坏了事又怨天尤人之说，实在应看作没出息!凡持此说者，均与“跨世纪的人”的要求相去甚远。“跨世纪的人”并不否认“知识就是我们的命运”，但他们心中永远在告诫自己：我才是命运的主宰者，“我要牢牢扼住命运的喉咙”!

被誉为“美国文艺复兴领袖”的散文大师爱默生曾诙谐地写道：“温顺的青年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他们的责任是应当接受西塞罗②、洛克③，培根的意见，他们忘了西塞罗，洛克、培根写这些书的时候，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青年人。”④

是啊，当我们青年人面对知识的拥入，面对前辈昀创造，面对当今世界一股股信息的激流时，不要“忘记”知识本是由人创造、由人驾驭的，不要“忘记”点燃自己青春的智慧之光，不要“忘记”去为人类探索和开辟更多、更广的可能世界!我想，这不仅是一种机智，而且是一种责任——推进人类历史的责任——每一代人尤其是我们这代青年人的责任，是作为跨世纪的人的内在要求。创造，发明和拓展知识，本身就是我们青年人需要参与的一大生活领域……

写到这里．我想为我的同代人献上一首小诗，这诗是我为自己偷偷写下的：

                  在那深沉的暗夜

                      灯光只与星星逗情

                          可曾知

                  自己的周围，与

                      星星的背后，仍然

                          有多少

                  可能的世界啊……

————————————

①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中译本，1981年出版

②西塞罗(前108——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③洛克(1632—1704)，美国卓越的哲学家。

④见《爱默生文选》中译本，三联书店1986年版。

——摘自《参与——现代人的追求》

这次新冠病毒（恶性病原体）引发的WH肺炎漫延之初，在微信群发布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之后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被辖区派出所两警察下“训诫书”，却仍然表示不离工作岗位的八位医生之一的Dr.Li Wenliang，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如今，这次公安民警“训诫”阻塞“庚子八君淑”信息流通付出的代價，是生命——是包括Dr.Li Wenliang医生在内的人类的生命，是“WH肺炎”疫情的漫延肆虐，是这片东方大地的“封城”闭关，是正常經濟社会政治活体自组织的停滯、梗阻和紊乱和国际社会的“手忙脚乱”！

文亮，你有一双多么

干净的眼睛

那含蕴着的火苗

足以点燃漫漫长夜赤县天

照耀公众脚下

一片连接一片的暗

让我们共襄生成

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

Bill Gates提出一个严肃的人类性难题：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If anything kills over 10 million people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it’s most likely to be a highly infectious virus rather than a war. Not missiles, but microbes）。

这个“下一次对人类杀伤力最大的不是核武+导弹战争而是微生物怎么办”的Bill Gates Problem（也许应当叫“Dr.Li Wenliang-比尔盖茨难题”），已经得到艾滋病毒、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特别是这次“WH肺炎”疫情漫延肆虐情势的证实。这个“Dr.Li Wenliang-比尔盖茨难题”，更暴露了人类“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无论是投资、科技、医疗体系，还是公共卫生疫情信息流通和社会治理体系匹配上，都“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
WH新冠病毒（恶性病原体）肆虐以来，人们从医学、技术、公众知情权、社会治理结构、打赢抗击疫情战术上提出问题，以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策略。

但是，至今鲜有人回到“Bill Gates Problem”（下一次对人类杀伤力最大的不是核武+导弹战争而是微生物怎么办）本身，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亦即哲学上，重新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特别是人与微生物究竟是且可能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一天不弄清楚，“Bill Gates Problem”的哲学指向，人类就一天也找不到“万全之策”！

我在写作《共生简史》时发现：对我们这个七色星球来说，或者直截了当对地球生灵和一切活体存在来说，提不可或缺（固氮、合成氨基酸、组织蛋白质）的微生物，必以并非必要环节（生命形式多种多样无限可能）的人与动物宿主得以生生不息，同时，人与动物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结社结群能力，也须臾离不开微生物无微不至的参与，否则人与动物活体的吸能放能、新陈代谢都将停止死寂（参看钱宏《共生菌如是说：人类文明止步，荒野需要安宁》

问题在于，人、动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动態平衡，何以可能贯通于生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文、组织，最后落脚在人的身、心、灵健康全过程？

一旦我们把看不见更不受人们主观意志支配的微生物，作为参照物，引入我们人类社会治理及资源成本管理体系来加以考虑，无需太多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知识，我们就能很容易发现：那种主要依靠ZF自上而下纵向行政化管控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只能让位于更多地依靠横向非ZF公民自组织认知和参与（愿行）的社会治理(governance)。参看《该解决了：社会政治结构与公共卫生防疫是否匹配？——新冠病毒、抗体与人类生活方式再选择》（分别刊载精神文明网http://www.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25994和价值中国网http://www.chinavalue.net/Biz/Blog/2020-1-30/1849585.aspx）。

而且由此出发，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一直争执不下的某些意识形态敏感话题，比如“依法治国”也变得清晰起来。

依法治國，治的不是公众，治的是ZF行為，包括浪費公共資源行政行為、組織不作为与乱作為提高社會交易成本和大眾信息交流成本——例如这次“训诫”阻塞“庚子八君淑”信息流通付出的代價，是生命，是疫情漫延肆虐，是封城闭关，是正常經濟社会政治活体自组织的停滯、梗阻和紊乱——的组织犯罪行为！

社會（公众）信息交流、交易成本与社會治理效果效能呈反比關係！对正常信息交流外加“訓誡书”之类阻塞管制成本，其后果不只是情治公共資源的浪費，而是犯罪！

但是，我举WH肺炎疫情漫延肆虐的案例，并不意味着只有中国存在社会治理结构缺陷，正如“Bill Gates Problem”并非专门针对中国的情况，事实上，这次WH肺炎商情漫延速度之快，让世界各国及WHO的手忙脚乱，已经成为比核扩散、ISIS、维和、气候、能源、荒漠、荒野更严重更基本的“全球性问题”——全球共生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当今世界最优的經濟，是生活方式的再選擇；当今世界最强的文化，是全球共生－－一视為仨，間道競合，你我他（她牠它祂）全人稱，一起來，心手相連！

当代人类注定要自创范式，而非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从农耕、工商文明的轴心时代，过渡到生態文明的共生时代！

我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机制，亟需展开直面当代全球性问题的哲学对话。

孞烎2020年2月6日凌晨于温哥华列之文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