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权：经济学叙事的范式转移

Archer  Hong Qian （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新冠去留不确定，

                        世间活法翻新篇；

                        共生正当合天时，

                        典范转移传导先。

我们常说，看透本质，并能够在理解本质的基础上自由地创新。  那么，何为本质？世界的本质，即第一原理是什么？

第一原理，就是从哲学家数学家宗教家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耶苏，到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玻尔、希格斯推崇的第一原理（追根溯源，即基本的公理、处世哲学、人类的本性、万物的规律、游戏规约）。

那么，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什么？

经济学第一原理，有哲学家（道德情操）兼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及李嘉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熊彼得“创新”、凯恩斯“政府调节”、埃隆马斯克“成本价值论（降低成本普及产品）”……

但是，从SARS到COVID-19，大自然母亲郑重提醒，人类亟需“你我他（她它祂）”共生叙事，中国人更需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的历史跃迁！

当经济学者（包括宏微经济学、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或凯恩斯主义、新老政治经济学、侧重工程学或伦理学的经济学家）、政客、企业主们围绕“供给与需求”来回转圈捣腾，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之际；

当创业者、投资者提出“价值笫一”而管理学大咖呼唤“企业文化”之际；

当人类由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的商业性经济实体和公益性经济实体，进入信息时代的生态文明，出现市场行为的商业性经济实体、政府性行为的公益性经济实体、社区行为的社会性经济实体三大经济形态之际；

当世界50个顶级CEO发表宣言重新定位“企业最关心的不是股东权益而是社会责任”之际；

特别是当COVID-19全球大流行昭示人类生活方式危机（天人、人我、心物三大关系对立、分裂、冲突互坑互害，身心灵病态）必将导致“轴心系统”不可避免地走向阈值临界状态之际……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亦即经济生活方式的第一原理，从而构建新的经济形态，就应当有一个全新的整合与超越！

因而，重新阙立基于生命哲学的经济学第一原理，适应三大趋势：A、改变人类行为的游戏规约，B、交换互联、物联、心联网+AI强弱资源配置，C、拓展线上/线下、实体/虚拟、社区分布/国别分布全通道创新生活，势所必然。

于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应运而生！

那么，何谓Symbionomics（共生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认知与价值观：“有生命的个人”是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1843），而这个“人”，乃生而俱足又非独存，即富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因而具有全人称（我你他）自组织政治人、自组织经济人、自组织文化人的整体性，叫全人称仨自组织人，简称仨自组织人或直接叫：共生组织人（参看《中国：共生崛起》第177-20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共生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整体的“仨自组织人”或“共生组织人”，替换单纯的“理性经济人”。

其实，只要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与《道德情操论》看作一个整体，就不难发现：人天生对自身利益的看重（趋利避害）与从他人获得爱、安顿灵魂和赎福共生之间，非但不矛盾，而且，趋利避害与赎福共生的思想动机，都是人们社会经济行为动机和基本权能（Right & Energy）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我们以产权理论划分和定位经济行为和经济实体“孰公孰私”，十分不切实际，注定会在政治理念上混淆公私关系，在政策实践上陷入左右摇摆、进退失据的混乱，为官家特权与科技资本合谋（坑瀣一气又勾心斗角）扼杀思想创新，留下操纵、垄断的腾挪空间。

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全部历史的一个前提”是有生命个人，以及马库斯·奥理亚斯（Marcus Aurelius）“生活就是由思想所创造的”（Marcus Aurelius）基本判断。

所谓“生活是由思想所创造的”，这里的思想（mind），可以是一个命题，一首歌、一则笑话、一部电影、一个理论、一条注解、一则自媒体视频、一项计划、一种愿景和梦想，总之是一种可以影响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生命、生活、生態变化的叙事方式。

所以，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2017年发表的《叙事经济学》（Narrative Economics）中，更是集中阐述了“经济波动主要受到叙事的影响”的观点，认为有效能的叙事，可以在公众中产生像病毒一样广泛传播的影响力。无独有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将人（智人）的这种“思想塑造生活”的价值观，称为“虚构故事的能力”（叙事意识）。他在《今日简史》中指出：“智人之所以能够崛起成为地球的主宰者，主要原因在于其具备了虚构故事的能力。”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典范（假设），经过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资本论》的诘难式发展，进入20世纪至今，从正、反、合三个方面，分别虚构了“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或称“共产主义”（Communism） 、“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或称“法西斯主义”（Fascism）和“市场自由主义”（Market liberalism）三个激进的宏大叙事，同时，“君主立宪”（Constitutional monarchy）和“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两个保守的微观叙事，也在讲述中。

时至今日，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无论是非成败，无论战争和平，展开三种激进的宏大叙事的国家（如苏、德、法、日、意、中、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一国“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归结为“货殖论”（经商营利）的“投资、内需、进出口”，以资本的增值/减值为价值参量——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账户核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的资源争夺角力，不仅背离了智人“思想塑造生活”的基本权能，扭曲人的生命与生活目的，而且，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让整个世界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困境”中难以自拔，致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冲突，冲撞和损害着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健康。倒是奉行两种保守的微观叙事的国度（英国、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战后日本、以色列、泰国），虽然也受到三种宏大叙事的冲击，但相对岁月静好。

然而，当科技颠覆、生态战争和外太空控制三大挑战来临，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如碳-硅基生命共生体）正在解构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方式，大数据和“清晰的见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优越性，已经不足以应对今天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加利、安南、潘基文、古特雷斯四任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State socialism（国家社会主义）的故事早已灰飞烟灭，讲述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故事的国家，要么寿终正寝，要么在上一波经济全球化中赚了盆满钵盈却陷入内外诚信危机，尽管目前尚“纸闭灯笼外面光”，而内里正经历沉重的社会生態背负、“三个两极分化”、庞大行政成本（超国民待遇成本）和企业社会交易成本（债台高筑）三重危机叠加，临近“油干灯枯”，每一次“天灾人祸”，都是以牺牲所谓“低端人口”的生命与生活为代价，每一项“形象工程”“寻租工程”相伴着的各种“烂尾”结果，都是以浪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公共资源为前提。同时，Market liberalism（市场自由主义）的故事，在遭遇1929、1998、2008三次金融危机后，在2020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面前，甚至连带Constitutional monarchy（君主立宪）和Democratic Socialism（民主社会主义）一起，正遭受空前未有的中产失业、财政赤字、纠错机制、族群分裂的挑战。赫拉利问得好：当“在线”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能否建立起一个维护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全球社群？当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已使人类掌握了重塑和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时，我们该如何运用这种能力，上演另一出全新大戏？

一句话，人类现行“虚构故事的能力”，以及宏大叙事、微观叙事的旧故事，都已失去信任、信用、信心基础，而人们对新故事亦远未达成共识。地球公民都知道，故事本身并不是目的，人和地球生灵的生命与生活才是目的。新旧故事的转换，要以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为大前提。

怎么办？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还远没有结束，别说新故事、新典范的成形与共识，包括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合作组织”和“论坛”在内的国际社会，居然没有一个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平台！

笔者在2020年4月在《建立新典范，重构全球化哲学基础——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曾指望，当地球村居民被迫相互隔离在自己窄小的空间时，只要心心相印，相信“爱是尽善尽美的联结”，正好让平日里为了“权、钱、性”，陷入“忙、盲、茫”的我们，有机会安静甚或宁静下来，从百年赶超权重思维和自我逼仄膨胀的失魂落魄中，“退一步海阔天空”，直接退到更原生、更底层、更通用，也更有余地的生命、生活、生態连接口，清空我们人类头脑中那些奢侈冗余（形式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的东西，重新审视认知、愿景、笃行三大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认知，我们人类在世界所处的真实位置？

人类并非地球的主宰，生命世界里的主宰者，也许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菌、病毒（微生物）。新冠病毒的真实身份，也许是地球生命的信使——代表祂传递的信息是：“以人为本”征服自然且经常性自身斗争相残的观念和行为狂妄、可笑，而不堪一击，且一个不小心就将前功尽弃、自取灭亡！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与小小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等）托底的所有生命活体，所有地球生灵，是什么样的关系，又应当怎样相处？就需要重新定义。我们在《共生菌如是说：人类文明止步，自然需要安宁》（2019）中有过一些思考，但还远远不够，不过仅此反思，已然颠覆了轴心时代以来，特别是近500年来过往的人类中心主义三观和知识阈值，而回归：以球为体，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

第二个问题是愿景，我们人类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

基于第一个问题，人类有没有对“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取决于人类智慧的高度和愿行的格局。这意味着，当代人类注定要自创典范（Paradigm），而不是在过往的现成典范（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所谓自创典范，就是要完成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历史跃迁！《共生简史·当代哲学宣言》（2019）只是一本“抛砖引玉”的小册子。人类共通的命题：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第三个问题是笃行，人类现存一切组织形態面临改变？

基于第二个问题，只要人类智慧的高度和愿行的格局足够大，把玩的工具手段（从技术到管理）足够强，一切组织形态，政府、企业、学校、宗教、公共当局都将面临改变。我们不难发现，任何组织主体（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体验性效能，而不再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方式都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的特征。我们将这种开放赋能的三位一体全人称经济主体，称之为“仨自组织人”。

把英国左哈尔女士的量子管理运用在海尔集团管理创新的张瑞敏，在德鲁克论坛上讲了一句也许多数企业家和政治家们都听不懂的话：“自组织中，没有被执行者、没有管理的客体，所有人都是主体，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自主人组成了自组织，而不是他组织。”更重要的是，不同经济主体的“仨自组织人”之间，呈现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场”与“相对性”的关系，超越了，甚至消除了传统的主客体（Subject & Object）关系。因而，所有“仨自组织人”从组织内到组织外，都彼此互为主体。而且，互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能够实现系统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单独实现的“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统一，且可体验的高效能、高品质行为。于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新型社会组织形態的共生逻辑——社区共生体（Symbiont）组织，将成为人类自觉限制文明足迹走向共生的行动。

当每一个具有“你我他”全人称的自组织人走到一起时，人类的组织形态，就必然会由科层制（以效率之名遮蔽仨自组织人）的共同体，向元宇宙（以创造之名显现仨自组织人）的共生体迈进的叙事、叙人、叙物新时代。基于这种改变的经济学革命，亦将应运而生。

    重新梳理人类认知、愿景、笃行三大问题之后，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相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典范而言，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仨自组织人”假设，将一国“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无论科技、资本、社会如何迭代翻篇，始终归结为“全人称”（我你他）的“生产、交换、生活”，“让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態”，并以精神-物质体能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国民效能转换总值（GDE）为账户核算体系，重塑智人“思想塑造生活”的基本权能，坚守人与地球生灵的生命、生活、生態文明为目的，避免“三个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信用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困境”，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关系的冲突，重建世界新秩序，实行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参看《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上、下）》，分别刊登《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期，《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1/2合辑）。

在全球共生的典范转移中，埃隆·马斯克以他的Starlink（星形链接）技术，中本聪以他的Blockchain（区块链）技术，分别证明，大数据和“清晰的见解”作为全新的生命、生活、生態资源，必须全透明、非垄断、非操纵、去中心分布化和防伪共识机制，其所有权，可以不专属于任何个体、共同体和集团组织。

既然是全球共生典范转移，那么，只是考察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产权制度基础，远不足以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人权、事权、物权关系，而必须扩大到文化，上升到哲学，才能找到合适的针对性方法。借用“天赋人权”的表达，世间万物都天赋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的共生之权。共生之权，人们已将包括每种生灵（尤其是野生动植物微生物）、每个人都有免于遭受严重的贫穷和饥饿的权利涵盖其中。所以，我们将“以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the Symbiorights）。

共生权，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2010.6.8）建构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基础概念。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是对“共产风”“共荣圈”“大同世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这种两极选择的超越，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权力资本）的纠结。

这样，共生权，就成为人民、国民、公民、社会，保留对强势产权者进行革命“底线权”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状况，进行实时揭露曝光，实施有序改革、改良、改变，使之实时恢复live and let live，实现同处蓝天下的人之民、人之官win-win-win的正常状况的权利。

因而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将人权、事权、物权，三权视为一个整体，并以共生权理论，超越传统的产权理论，及其工程学或伦理学的制度经济学（含自由主义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努力（参看《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的历史跃迁》）。需要说明的是，共生权（Symbiorights），包含了人、事、物的“权利”（Pights），包含了“权”（Power）和“利”（Profit），也蕴涵了“责任义务”（Duty）和“权能”（Right & Energy），所以，Symbiorights（共生权），不独为“民”或独为“官”所有。在共生学人的意识里，叫“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参看《中国：共生崛起》P135-143，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共生权范式语境中的人权概念，是基于“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个人，富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设定。包含三大自由两项权利：通讯自由（Freedom of communication），行为自由（Freedom of behavior），信仰自由（Freedom of faith），免于匮乏的权利（Rights from want），免于恐惧的权利（Rights from fear）。人权概念，是共生权范式的“初始条件”。

共生权范式语境中的事权概念，是基于“三大自由两大权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定的法定行事权利，包含个人行为自由的内涵与边界（法无禁止皆可为）；组织行为自由的内涵与边界（法无许可不可为）；第三方行为自由的内涵与边界（法有规定必须为），社会再平衡理论。所以，在《反垄断法》之后，还应当有《反操纵法》，更要有《国民事权法》，甚至要有《人类文明足迹限制法》。事权概念，是共生权范式的“心物条件”。

共生权范式语境中的物权概念，是基于人权、事权必须有物质保障的设定，包含生产、生活资料，以及物化的知识技能和公共物品，“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观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制度的“孰公孰私”问题。物权概念，是共生权范式的“底线（边界）条件”。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要求以“仨自组织人”为研究对象，以“共生权”范式为法权基础，以“全生態共生链”（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经济”（社会化经济实体）维度，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困境”，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为标志。

社区经济形態，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相向而行，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参看钱宏：《五百年来谁著史，八万里路展风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2016.10）。

确立共生权典范后，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在基本理论的假设上，引入了相对性与间性（场）概念，提出“存同尊异，间道竞合”的组织建构与运行原则，改变现行经济学思维、信念、价值和研究方法，具有Kuhn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1962）也叫范式转移或思角转向的性质——将可能在经济学思维方式、信念、价值、叙事方法上，引发一个新的转变过程，为当代经济学社群（学者与官员）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开辟了无限空间延展的可能性。共生经济学在学科建设上，搁置宏观／微观、市场／政府、自由／结构、工程／伦理的经济学划分，釆用物理学的方法将经济学划分为：理论／应用经济学。以明晰当代经济学遭遇的各种挑战，不再是日新月异花样翻新的工具理性（建模），而在思维方式，即基础理论和价值论上面临重估、重建、重构！

    所以，共生经济学将重新界定劳动（知识技能）、资本（资源通货）与社会（社群契约）的价值论地位，找出其相互作用的变量动态平衡曲线与临界点，以克服劳动与资本、劳力与劳心、公平与效率、供给与需求、消费与引资、进口与出口、规划与内生、叙事与行为、规划与内生、权利与责任、变通与契约、善巧与信托、分配与结合、存量与增量、生产与生态二元对立各执一端带来的周期性危机与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共生权范式的建立，为社会学、经济学社群解决“全球性问题”拓展了广阔新天地。

总之，反观人类20世纪“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三种宏大叙事遭遇科技颠覆、生態战争、外太空控制、新冠疫情的“新常態”困境，我们深切意识到，当代人正在经历典范转移的历史性时刻，而且，一切改变，都要重新回到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人。值此之际，我们共生学人（Symbioscholar）从《Bible》的启示中认识到，葆有“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清心”“使人和睦”“义受逼迫”八种有福的品性和行为，都需要用你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去相互赎取驱动实现，而不可能躺等某个偶像或组织的恩赐，所以，有福、惜福而载福者，也必会赎福而共生！

 马太福音5：14-15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圣约言明，赎福共生之人饱含历史、宗教、文化、律法、经济、政治意义和所有生灵价值的“山巅之城”，被约定设置在一个朗朗乾坤众目睽睽中，照耀引导他者（无论是否门徒或人类，世间一切生灵）按照神的契约和话语，改变历史进程，走向全球生灵共襄生长，永续和平之“共生之域”！

当代人，正在亲历一场全新的社会经济学叙事。

孞烎2021年8月8日于Vancouver

摘 要：只有在更加积极意义上的共生，方可以彻底解决竞争带来的伦理困境。在中国当下竞争底线不断沦陷的情况下，提倡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新共生，进而以“共生权理论”取代“产权理论”（科斯），实在是匡扶时弊，救济困局的一种可能的思想进路。有了“共生权”的概念，也就把我若干年前提出的“竞合”或“竞和”理念融合进来了，使共生哲学成为“公平与效率的底线思维”。

关键字：竞争、竞合、共生底线

多年以来，钱宏先生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完备的共生学说。每次见面，他对共生之说似乎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补充。所谓日新之，月异之。近年以来，他更是将生物学，生態学、物理学之诸多新发现，整合为其共生理论的基础，似有将共生理论逐渐完善为一套新的哲学言说的企图。其用力不可谓不深，雄心不可谓不大。

不过，无论共生学说的涵盖如何丰富、体系如何完备、逻辑如何自洽，它想要成为一套有力的话语、一种茁壮的政治与社会实践，进而成为被普遍认同和尊敬的一种人类生活方式。它就必须首先解决共生理论在真实世界所遭遇到的诸多悖论。否则，所谓共生之说就只能沦为看上去很美但却苍白无力的理想，无济于当下中国及世界的那些急迫问题。

在我看来，共生学说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合作与竞争的悖论。

自资本主义肇始，竞争一直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和逻辑，甚至我们干脆可以说，竞争乃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所在。所谓竞争，就是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里，竞争激励了创新，提高了效率，不仅是繁荣世界的不二法门,而且是人类美德的必由之路。

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今天这个以市场为核心的世界就是围绕着竞争被建构起来的，没有竞争机制，这个世界几乎完全无法运转。但不管竞争“意外”带来了多少物质繁荣，人间福利，它的内在目标则是鼓励对稀缺资源的最大化占有。换言之，它是鼓励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或独占的。在真实的世界中，一部分人对稀缺资源的独占定然意味着另外一部分人的完全丧失。如果这种资源是维系生命体所必须的，那么共生就无从谈起。

1990年代之后，中国全面卷入市场化运动，从上到下，从东到西，从政府到民间都全面卷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这固然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物质繁荣，同样也带来了深刻的伦理困境。尤其是在1990年代，为了在全球竞争中赢得全面优势，中国政府几乎全面放弃了其在公共品方面的职能。将医疗、教育等公共品全面投入市场竞争之中。在我看来，基本教育和基本医疗都属于当代意义上的必需品，在这些领域全面引入市场竞争，实际上会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被彻底的边缘化。对于这部分社会成员，所谓“生”的意义可能仅仅只剩下肉体上的维持而已。根本就无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生”。在现代意义上，基本的医疗及教育，恐怕都应该归于生存必需品之列。在这些领域无限制地引入以独占为最终目标的竞争，将无可避免地引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毁灭。换句话说，在维系现代生存的必需品的领域，竞争与共生恐怕是难以完全兼容的。进而言之，在这些必需品领域，完全应该是均等分配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共生底线。

人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上述消极意义上的“生”，而是有其精神上自我发展，无限丰富的意义。不幸的是，在真实世界之中，精神上的价值都往往处于高度垄断之中。在现代，精神价值上的竞争程度甚至远远超过物质和财富意义上的竞争。何为快乐，何为幸福、何为美好，甚至都被权力和资本暗中严格定义了。这种垄断性的定义，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精神价值的稀缺性。而这种稀缺实际上导致了无情的竞争。无财富、无权力，则不快乐、不幸福、不美好。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在世俗世界的竞争机制实际上是与其文化精神上的竞争机制高度契合并互为动力的。

知识分子试图以在这些价值上的平等分配来缓解、规避这种价值资源的有限性所带来的深刻紧张和冲突。但作为共生于同一个生態和社会系统中的人类，只要其价值指向是相同的稀缺性，就必然引发零和博弈的竞争。规避这种冲突并将我们引向一个新的共生境界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开辟和创造新的价值资源。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不断挖掘新的价值资源，开辟快乐、幸福以及美好的新边疆。唯如此，人类才不会拥挤在一个或者几个价值尺度上进行惨烈的竞争。比如，如果我们能够在财富权力之外定义出更多的快乐、幸福和美好，我们就可能避开在这些价值维度上竞争陷阱，从而达致一种更积极的共生境界。在这样一种图景中，社会成员相互依存，却又有千姿百態的多样性追求。按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在我个人的想象之中，中国古人所谓“和而不同”大概指向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態。

我很高兴看到，钱宏先生将“以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

正如“共产”，是注重“产”的结果，“共生”，是注重“生”的过程（生生不息）的不同 ，产权与共生权的区别及其内涵外延的不同，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是对“共产”“大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私有制”二极选择的超越，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权力资本）的纠结。这样，共生权，就成为人民、国民、公民、社会，保留对强势产权者进行革命“底线权”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状况，进行实时揭露曝光，实施有序改革、改良、改变，使之实时恢复live and let live正常状况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美国电影《哈里之战》，还是前些年西雅图居民武装对抗“强拆”上演的现实版“哈里之战”，都是对共生权的最好图解！

共生权，是综合中国群经之首《易经》“生生之德，进退之道，损益之法”智慧，强调强者（官）自律、弱者（民）自励，官知“道之进退”，民谙“生之厚德”，“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

所以，共生哲学绝对不是像某些名人、名嘴不动脑筋便自以为是地望文生义斥之为美好的“乡愿”，共生论者从来不回避革命，更不否定竞争，因为人“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竞合一体”：竞争，是对人类自组织灵动力的激励机制，合作，则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普惠体制。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虽然景观大变，但中国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仍然高度一统。这引发了中国社会在权力与财富上的白热化竞争。这种竞争导致中国道德底线的不断沦丧。事实上，在价值目标高度同一的情况下，这种沦陷是必然的。虽然，我们可以用各种法律或者其他规则来约束人们的竞争手段，将人类的竞争维系在一定的底线之上（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共生）。但只要价值是同一的，其稀缺性终将引发对稀缺性的无情争夺。只有在更加积极意义上的共生，方可以彻底解决竞争带来的伦理困境。在中国当下竞争底线不断沦陷的情况下，提倡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新共生，进而以“共生权理论”取代“产权理论”（科斯），实在是匡扶时弊，救济困局的一种可能的思想进路。

有了“共生权”的概念，也就把我若干年前提出的“竞合”或“竞和”理念融合进来了，使共生哲学成为“公平与效率的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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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请参看钱宏《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见《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P195-206，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9

²参看《民生、官生恊同生，是谓共生——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的发言》，收入《中国：共生崛起》P135-143，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作者：袁剑，中国著名经济分析师，着有《奇迹的黄昏》、《大拐点》，全球共生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文为作者参与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嘉义）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