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学术研究 – 全球共生研究院 http://symbiosism.com.cn Symbiosism for Institute Wed, 01 Apr 2026 08:43:42 +0000 zh-Hans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6.9.4 http://symbiosism.com.cn/wp-content/uploads/2019/04/cropped-001372b171a50cba64ac02-1-32x32.jpg 共生学术研究 – 全球共生研究院 http://symbiosism.com.cn 32 32 作为一种智慧的共生思想 ——读钱宏《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的札记 http://symbiosism.com.cn/6898.html http://symbiosism.com.cn/6898.html#respond Sun, 24 Apr 2022 13:26:33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6898 作为一种智慧的共生思想

 

——读钱宏《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的札记

 

任帅军博士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杨浦 200433）

 

共生已经成为当今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达成这一共识离不开无数学人前赴后继的探索和付出，钱宏先生就是在国际上较早提出共生思想的学者。他早在1986年就提出，人类在宇宙中本来是也可以是平等地“共生”的思想，在1989年首次提出互相奉献则“全体共生”的观点，在2007年提出“共生是全生态社会建设的灵魂”的观点。从出版《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中国：共生崛起》，到2012年发起组织“全球共生论坛”（GSF），倡导国际社会亟需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以期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改变对世界发展的碎片化认识和补丁化改进，他一直致力于对共生思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2017年，他主编了第一本共生文集《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为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18年为全校硕博研究生开设的FIST课程（邀请国内外各个前沿学科的专家作“夏季集中式授课”），特别开设了由钱宏、徐珂主讲的《现代危机与共生思想》选修课。

 

有必要通过中英文对照本《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SYMBIOSISM: 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 Style，Onebook Press Canada，2021）的阅读，梳理和研究钱宏的共生思想，重新打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扇全新“窗户”。

 

一、提出共生智慧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不仅仅是经世致用的学派，在强调建设经济强国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强国的建设，还主张对人类作出经济贡献的同时要作出相应的文化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秉承了一种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时代精神，但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复制性路径选择困境的困扰，急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审视。因此，应当从时代主题转换的高度，直接回答“中国何以处世”的根本性问题。一旦我们从这种大国哲学的当代性诉求反观现实，就会明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中国与世界处于共生状况，意味着需要重建大国哲学，即创造出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哲学。这就是钱宏先生提出的共生哲学，成为具有使命意识和体现担当精神的中国声音。

 

1.共生思想何以如此重要？

 

钱宏先生认为，共生思想就是关于人事物共襄生成的方式、法则的揭示、照亮与镜鉴，即共生哲学。哲学是宗教与科学间性、艺术与伦理间性的学问，所以，哲学同时关注真相与真理、认知与参与、觉悟与操纵之间的关联与不同，这就引出了主体间性问题，主体间性问题，或者说，从无间道到间道，正是共生哲学缘起之念。共生哲学有三个特征，第一，重现建构关系的秩序想象：从秉承者蜕变为在出者，从法乎其上到关系定位，从原子论、还原论到关系过程论；第二，重新书写不同的历史叙事：从思辨走向处世，直面时代主题从竞争到共生的转换；第三，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从审视追问，走进为明德循道臻美。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共生思想的创新性。

 

首先，共生思想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本体论视野。共生思想是揭示人、事、物自足而又非独存之共襄生成关系与过程的运行法则。这种思想认为，地球众生灵，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孩子，当人作为自然故事的参与者，尤其是作为“核心参与者”或“完全性的参与者”时，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且，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我活也让别人活的理念，从而建构出向有利于所有存在物的方向运行的世界。

 

其次，共生思想呈现出一种新型的认识论视野。共生思想认为，一视为仨，和恊共生，取象-抽象-意象，不舍弃任何人，不对人事物作是非、好坏、善恶、君子小人的形式上学预置，一切都在关系过程共生场中显现其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本质属性，又反身关系过程共生场。

 

再次，共生思想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视野。共生思想认为，道不同，亦相与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赎福共生。钱宏先生首创与中文“共生”对译的“Symbiosism”：（1）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潜台词是“组织在一起”（Organize together），结合活体考察，不难发现Sym，其实都是通过“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而组织连接在一起。（2）“bios”，意为“生活方式”（Lifestyle）。而生活方式，一定是人通过对天人、人我、心物关系认知与参与过程中，依据某种意义（价值）定位，形塑生成其风格。（3）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这个主义，就是生活方式的价值（意义）定位与约定，这就是文明，也是历史，而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心之力（Mind Power）的存在。Symbiosism 的三层含蕴形成了“大德曰生，大宝曰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赎福共生”的“共生体”“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哲学表达。这一哲学表达，意味着尊重和发挥人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人类将得以享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成本最低而和平、安全与幸福度最高的生活方式。

 

最后，共生思想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论视野。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时空的错位，人人皆可追求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的生活。由共生思想可知，大自然足够富饶而且慷慨，足以让每个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人类文明创造的物化世界，更是足够丰富多彩，足以让你、我、他相拥生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在生活中诗意地栖息。

 

2.共生思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共生思想是对当今世界过于物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纠偏。并在哲学上提出重新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亦即“天人、人我、心物”三大关系的命题，即：既不是天人相分，也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天人共生；既不是人我对抗，也不是人我同一，而是人我共生；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心物共生。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需要认真反思和对待的极端现象，例如有些中国人的思维潮流已经严重走向重智不重慧、重谋不重略、重术不重道、重知识意见不重思想理论的极端。这种思维方式虽然有利于人们迅速利用规律实践，复制、学习前人和他人创造的文明成果，具有经济学思维方式的高效率、低成本特征，但在哲学及科学艺术社会历史意义上，则显现出僵硬、被动、封闭、碎片化、补丁化的特征。只有从思维方式改变入手，提高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力冶”“文化力冶”，走向身、心、灵的生命自组织冶的一体化，中国人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经济文化发展创新,，以及作为正常国家公民的休养生息，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强大的精神体能和思想理论支撑。在所有范式共识间追寻可通约性，是共识哲学的信念与出发点。而人类生产、生活、生态中的共生法则，正好具有这种最大通约性。

 

文化危机和文化建设，说到底乃是哲学危机与哲学重建。无论是奠基于古希腊的西方论理系统，抑或源于古代印度的达意系统，还是成型于先秦演化至今以克己通道为指向的东方心性境界，莫不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维谷之中。因此，尽管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全面引进或全面复兴基础上，出现了形式上“中国化”或“现代化”的自由主义、新儒家、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和后现代、后现代之后的哲学努力，但哲学对于现时代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目标，仍没有道出与一个东方魅力大国的世界责任相称的智慧和神韵，而至今建树寥寥。因此，中国急需要一种全新的哲学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予以重新诠释，而共生哲学通过“赎福共生”成为整合多元社会思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哲学。“赎福共生”之所以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基于每个个体的人都生而具足精神体能和生命自组织力，因而每个个体生命对于“共生赎福”与“赎福共生”的追求方式、实现方式和足迹，并不是整体同一的。这是这种多元又统一的灵活性，开创了中国人全新的存在方式。

 

3.全球意义上的共生何以可能？

 

世界是一个整体，天下大道，就是全球共生。由于互联网技术、卫星传播技术等的运用，以及跨国经济流通和文化频繁交流，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日益成为彼此互通有无的共同体，谁也不能完全孤立地存在，全世界因此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共同体。共生共同体就成为人们了解彼此和对待新生事物的基本出发点。人类成为共生共同体是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入到网络时代的产物。钱宏先生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共生共同体称之为世界大社会。世界大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由民族、国家你的交往发展为能够跨越民族、国家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态，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

 

全球共生倡导的是一种全球视野，即不仅了解某一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传统，更将世界、天下和社会了然于胸，毫无阻碍地克服和超越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狭隘性，而通过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创造出和而不同、包容多样的世界文化，引发推进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即世界大社会的共生、共济、共栖和共享。这就要求，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要善待作为他者的民族和文化。这是因为任何民族和文化都无法仅仅局限于自身的范围而不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必然会在存在与发展中与作为他者的民族和文化产生联系。全球共生就是在作为他者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之中形成的，可见全球共生的终极目的是，普天之下的万事万物都能和合共生。

 

二、共生智慧的三重逻辑展开

 

通过梳理和总结钱宏先生的共生思想，可以发现钱宏先生所主张的共生智慧有三重逻辑展开方式：第一重逻辑展开方式是从共生现象到共生意识的生发，第二重逻辑展开方式是从共生实践到共生社会的展开，第三重逻辑展开方式是从共生智慧到全球共生的实现，需要分别予以专门分析。

 

1.从共生现象到共生意识

 

共生智慧的生命力在于它总是尽可能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共生作为一种智慧思维方式使得我们对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审视有了新的角度与方法。基于共生视角重新审视生存智慧中的主体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提出的共生哲学，为思考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可以从马克思学说中寻找到共生哲学的基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共生现象。

 

马克思（Karl Marx），将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科学精神与哲学传统体现在人文社会领域，从人自身及其活动中寻求理解和把握“现存世界”的理论途径。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指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46）。“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三个层面的共生大义：第一，是指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二，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即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是“共生赎福关系”，赎福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三，赎福共生之所以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基于每个个体的人都生而具足精神体能和生命自组织力。

 

从共生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哲学不是“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相反，直接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揭示心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性质。因此钱宏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当代人类绕不过去的思想高地，因为不仅在“现实性上”，而且在“可能性上”，“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而揭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方式，存在状态，特別是存在可能，才是马克思哲学永远具有的当代性特质。包括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在内的所有具体规定、建构原则和建制，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金科玉律，而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即扬弃性和从人的存在即生活方式中追寻可能的个性拓展、约定创新与再选择愿景的精神力量，赋予马克思哲学与哲学本身以当代性生命力。如此，才能说“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批判的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的哲学”，能够“深度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和吸收”，让当代“有生命的个人”们，从诸般“不共生就可能共死”的极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组织、国别的现实斗争、冲突和对抗中走出來，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可见，共生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式不可能离开现实的生活世界而仅仅从人的头脑中产生。意识虽然被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所建构，然而在这些范畴内，往往追求事实本身的真实样子。这就要求我们要将根源于生活的真正的意识从这些概念、范畴中呈现出来。只有看到其背后真正的事实本身，才会选择适合的范畴概念去解释和解决事物中会存在的问题。

 

共生现象就是以研究共生事实为出发点的。自胡塞尔现象学运动起，20世纪各门学科其实已经开始了这种力求摸透事物本身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反省。现象学运动席卷多门学科。现象学把现象作为一个新的审视问题的视点，提出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论原则，揭示现象更为丰富的意义，从而使停留在前现象学水平的研究方法受到质疑。

 

在生物界存在着共生现象，即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依赖，彼此有利。倘若彼此分开，则双方或其中一方便无法生存。人类对生物界的共生现象的研究是形成共识意识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存在论是通过生物界的共生现象的研究，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种思想上的启发。共生智慧就是关心人自身的具体存在的学问，而回到具体存在的途径，就是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存在上面。研究共生现象，就是要回到现实本身，去发现观念和现实之间的不同，看到被观念、范畴遮蔽了的现实问题，从而发现现实世界变革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找到实现共生目标的可能的现实路径。

 

这种共生意识，是一切文化和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共生哲学的核心。这就是钱宏先生主张的从人出发理解共生的哲学意涵。人，就是通过逆时追问“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欲何为？”而感知、认识自然、人文和社会的历史奇迹及其现状，进入生产、生活、生态的实践建设和创造，获得动态意象形态的生存机制；最后，通过进一步追问和追寻“我欲何求？”、“我应是谁？”、“我可望成为谁？”通感洞察及瞬间耦合赢得和显现神奇意象形态及其现实，从而自我设计、自主创新和超越现存背景，在现存背景中脱颖而出，为人类提供新的合目的性而又可能的生存基础亦即新的综合背景。然后，再以此为起点重新进入新的意象追问、追寻和追求之阶。

 

2.从共生实践到共生社会

 

共生实践的基础是共生意识，共生意识就是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感性意识。任何历史都是感性意识和感性活动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对象性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对象性活动中产生的感性意识，就是对人自身的类意识的确证和对自身是社会存在物的确证。所以，共生意识不单纯就是对事物概念的理性认知，而是对事物本身的还原性认识。基于共生意识的共生实践研究就不是考察既有的社会秩序的可修补性，而是考察研究共生所依赖的真正感性意识是什么，如何能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为何对共生实践的理解如此必要，因为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感性实践的变革所带来的。纵观人类科学发展史，从牛顿力学体系，到相对论、量子力学体系，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到耗散结构（熵值）理论，及数学、逻辑规律等，都通过研究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而对社会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革。共生实践的研究很重要的对象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如何能促进这个现实世界更好的发展？感性实践是共生哲学研究的基础，因为我们生存的世界，如果没有新的包含共生的感性实践的形成，理论上去重复千百遍，对现实进程也会没有丝毫意义的。如果这样，共生智慧就会沦为对现存秩序的辩护或修补，而无法根本性的推进社会的前进。

 

共生社会是共生实践的产物。共生社会是运用共生实践把握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何把握、何以可能？就是通过深入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观察，去表达共生的感性活动，即人民群众实践的进程和价值，从而从共生意识上升到共生实践，从共生实践进展到共生社会的。

 

共生社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而不是以人民为名义的社会。钱宏先生认为，“以……的名义”这个句式中省略部分的关键词，是工具，更准确的说，是“工具理性”“工具法权”意义上的指称。人民不是工具，不是工具理性、工具法权这样的资源手段。人民是目的、是中心、是价值聚焦点和行为理性的终端。如果把人民当作手段，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的工具。而以人民为工具的社会不是共生社会。共生社会是以人民为目的的社会。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合理、正当的，其尺度与基础，全在于是否符合自由者间的理性权利法则。这一自由理性法权，是每个人一切不可让度的诸如占有生产生活资源的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迁徙定居的自由等权利的基础。同时，也是每个人拥有可让度的强制权即便每个人可以强制要求他人尊重、承认、保护其拥有不可让度的自由权的基础。共生思想提出综合“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转移（Symbiosright paradigm shift）。

 

无论东方西方，无分种族、民族，国家正当性的基础，是富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人们，为了维护和保障上述不可让度的自由权，而让度了强制权，以建立国家及政府。反过来说，凡是出现一部分人（精英及精英集团）假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权，侵占人民、国民、公民的那些自由权，特别是自由地拥有资源进行生产生活和自由地思想的权利，从而压制人们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和社会自组织力的制度、体制、机制，无论其举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旗帜，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人民可以以理性的名义通过宪法法律，甚至“以共生的名义”发动革命予以匡正。

 

3.从共生智慧到全球共生

 

 我们都是依靠共生智慧而在社会中生存的。共生智慧的追求所体现的哲学基础是Live and let live，同时又尊重不同主体的独立性及价值观。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共生智慧需要理解这种现实，并思考如何去发扬这种现实中的智慧以达到全人类都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共生智慧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共同追求，它体现着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是现代性发展的未来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是现实的，社会共生的追求不应只是一种和谐的秩序，不仅仅只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等，还有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对抗性的克服。共生智慧针对现实生活中对抗事实，提出“存同尊异，间道竞合”方式方法加以克服。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在克服对抗中探究共生的可能。

 

那么，全球共生何以可能？全球共生是建立在共生智慧庇护全球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共生智慧为解决人类异化和片面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步入21世纪，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破坏世界的共生生态系统。过分扩张了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片面发展的异化了的人类发展观。这种片面性肢解了人的自我个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使人变成异化人，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战争，而且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在这样的发展中只是得到了片面性发展和畸形形态的满足。共生智慧为解决上述冲突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从改造世界到敬畏世界，从改变他人到善待他人，从攻击社会到造福社会，共生智慧为全球共生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只会支撑。

 

其次，基于共生智慧形成的全球共生系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全球性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能源危机、粮食短缺危机，乃至金融危机、核战争威胁、恐怖主义等人为灾害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现状。只有借助共生智慧，形成全球性的共生系统，才能为国际政治合作交流、全球经济贸易往来、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设置一种最低底线的全球道义，从而避免全人类陷入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的“三大极限纠结症”的困惑之中，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应该在达成全球共生上面付出努力，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纳入到共生智慧的考量范围之内，用共生智慧促进全球共生体系的形成，从而造福全人类。

 

最后，全球共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社会物质基础上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要在政治体制机制上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族文化品格上实现求真求善求美的公民道德追求。全球共生理念通过促使中国与全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使中国成为展现世界舞台的中国，使世界成为具有中国元素的世界，使中国与世界共存共生。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就是一个中国参与创建共生世界的过程。

 

 

综上所述，钱宏先生的共生思想是以共生智慧，构建“自己活，也要他者活”的共生理论体系，给我们当代人带来的启示是要懂得知进退，明损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存同尊异，间道竞和，赎罪得救，赎福臻美而共生。

 

]]> http://symbiosism.com.cn/6898.html/feed 0 生 论——“三S理论”：从生物，到格物、格调与共生 http://symbiosism.com.cn/6191.html http://symbiosism.com.cn/6191.html#respond Fri, 26 Nov 2021 19:07:01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6191 生   论

 

——“三S理论”：从生物，到格物、格调与共生

 

Archer Hong Qian(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开题报告

 

一个多月前，我读到美国中央康州大学终身教授居延安的《格论》，真可谓佳构妙篇！其结尾以一句英语总结道：“Framing is limiting while frame breaking is emancipating！”格格在心，又格格不入，以有限入无限，方为解放。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解放？

 

我的理解，为了庄子在《达生篇》中创造的“生命”二字。生命本身化生了万物，地球上有了“生物”这件大事，才有人之“格物”这件事。至于真假、是非、善恶、美丑、君子小人这些区格，则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处理的第三位的事情。

 

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我问居延安：“能否接着写一篇《生论》？就是比庄子《达生篇》更具本原性的，未知生，安知达生？还包括孔子‘未知生，安知死’的生。”

 

他回说：“我建议你来写《生论》。我写了《格论》，你与我遥相对应，来篇《生论》，我们就合着出版。”

 

我说：“我没有居兄的学问功底，我的行文风格受早年读马克思的影响，观念激情先行，而兄的文章可谓唐宋八大家风格再现，还是兄写这个题目扎实。”

 

他说：“我在美国出《格论》，宏兄在加拿大出《生论》。北美洲出了‘两论’，多棒！然后我们在北美出中英文对照‘两论’一书。再叫玉兴写两论的序言。”

 

我说：“我是反八大家的，把中国文章的美写绝了，格式化了，时至今日，人们跳不出韩愈的道、师，欧阳修的表，苏轼的儒释道一锅烩……但又不能不佩服他们那股文气才华。用兄长的话说，我写《原德：大国哲学》，是破道统的‘格’”。

 

这位兄长依然坚持鼓励我：“你是文章高手，我差些。玉兴也是顶呱呱一支笔。你们都是妙笔生花的高手，我不是。”

 

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上。正巧北美“学者论坛”的张国瑞先生约我作11月份的论坛主讲，要我报个题目，我就报了这个《三S理论：从生物到格物、格调与共生》。其实，我想讲的重点，是我所谓的“生论”。

 

简单题解

 

从人类文明生化看，一切历史，都是思行史，一切历史，又都是当代思行史。如果我们粗略地将人类思行史，简单归纳为“生论”与“格论”两个层面的存在，那么，人类思行演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双重存在，就必须引起重视。

 

我们将这种动态的双重存在，划分为三种状态，即：保守古典（Conservative classicality）、重写现代（Rewriting modernity）和书写当代（Writing contemporary）。于是，我们发现人类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分别对应着三大范式转移（The paradigm transfer），这就是：始于天地生物（Living beings）的格物（Study world）、格调（Style）与共生（Symbiosism）。

 

鉴于格物（Study world）、格调（Style）与共生（Symbiosism），都是以“S”开头，我对此冒昧地称之为“三S理论”。

 

从三大范式转移的过程中，人的思行——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要么是书写历史，要么被历史书写！

 

简述格物

 

请允许我倒过来，先讲一下什么叫格物？格者，位也，正也，統也，局也，同也，圭臬（参照谱系）也，亦即“明心见性”也，不一而足。物者，世间一切人、事、物也。格物，就是研究世间人事物，通透其特质和规律。

 

这就是自诩万物之灵、天地之心的人，玩儿的趋同存异，而設局为格、谋局为格。格局有大有小，视存异多寡为而定，存异多者为大同，存异寡者为小同。大同、小同，皆可能产生具有一定排他（含她、牠、它、祂）性的共同体（Community）。比如汉儒戴圣在《礼记·礼运》中描述的“三纲”“八目”“七证”，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设局、谋局的格局，也就是定格、定位。

 

 

但是，位位之道，万变不离其心，而且恒定于心之践行，即孞，或可称之为“孞宇宙”，并由此展开相应、相关、相恊的孞之“意间”、宇之“空间”、宙之“时间”。

 

人们平常讲的大同、小同，仍然存乎一心（mind），又桎梏于心，貌似整體统一，实則分殊排异。然，心不死，亦必不离生生之德，必继反之，而超越之。因为，心本自具足而无量、无限，必也自组織破格求异，破格为解，求异為放，是为解放。

 

于是，从无到有的生命组织形态——存同求异，存同尊异的共生体（Symbiont）诞生了。

 

既如是，只要不明枪执杖求同灭异，上帝就不会死，作者并未死，读者当然也不会死，只是向死而生，向异而和实生物！ 

 

是故，深化认知（文殊）扩充愿行（普贤），而尽善尽美联结的爱（基督），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了生死，皆在其中。

 

解而放之，和實生异，生生之德、位位之道，伯阳父、老子、孔丘、庄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耶蘇、奧古斯丁、陸九渊、马丁路德、王陽明、尼采、伯格森、海德格尔、怀特海、伽达默尔、利奧塔、莱维纳斯、埃隆·马斯克……皆承此心路（Mindedness）一路狂奔，而又階段性诗意地棲息。 

 

 

异性相吸，同性相斥。人类一部哲学史，即为从整体統一之“求同存异”，到关系過程之“存同求异”，乃至尊异，而追寻可能世界的间道共生臻美史！

 

生论（Theory of living）的演化观

 

我所谓的“生论”（Theory of living），当然是从“生命”而来。生命，只有生命，才是打通生物、格物、格调与共生全部关系过程的动力。

 

但我作为问题提出的思想起点，则源自公元前8世纪东方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中，作为动词的“生物”。而这里的“和”亦即“共”，也是“格”的一种方式。同时，“生论”，还汲取了大抵成书于东周多位作者之手的群经之首《周易·系辞》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的启示。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自然最大的美德，在于孕育生命，并承载、维系生命的延续。圣人之大宝曰位，圣贤大能最好的法宝，在于给参赞化育的生命定出位格，让生命适应环境变化。《周易》还有一句话：生生之谓易。易者，异也，变也，生物，就是在永恒不断的变化中生出新鲜事物（Living beings），让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代代相传生命长存。

 

那么，天地为何能一直不停地化生、孕育着天地万物呢？这生生不息的特性和功能从何来呢？来自对生的不同的定位、守位、延展形成的道。不同的生，有不同的位（本质特性），不同的位，有不同的道（规律、规约），生生之德，位位之道，“和”而“易”之者，乃生物、格物之妙（参看《原德：大国哲学》，2012）。

 

其实，在后面的阐释中，读者观众朋友就会发现，“生论”，其实也就是“共生论”，但要讲好“共生”，必须先了解“生”的丰富涵蕴。

 

那么，从大德曰生、大宝曰位的“和实生物”语境看，从“生论”，到“格论”（Theory of Study world），也是“位论”。通常人们所谓的“定位”，即是“定格”。而且，定位、定格，都要与“生生之德”连在一起，叫“德位相配”或“生格相恊”，这样，从“生物”（Living beings），到“格物”（Study world），就有了远近高低不同的“位格”（Niche），从而也和三大宗教共有的“位格说”贯通起来了。

 

我们不难发现，从生物（Living beings），到格物（Study world），落在不同生命的现实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上，便有了我们称之为格调（Style）的东西，不同格调的相互参赞，即是共生（Symbiosism）。

 

有了哲学宗教意义上的生生之徳，位位之道，于是，科学家、艺术家们各显神通的“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之阴（势能）阳（动能）理法转换叙事，遂出……

 

生论，讲的是生。生，是一个一级汉字，最早见于甲骨文。生的本义是草木破土萌发。后引申为从无到有，出现；由从无到有，出现引申为母体产子、产育；由母体产子、产育引申为古代对年轻男子的称呼；由古代对年轻男子的称呼引申为活着；由活着引申为活着的，新鲜的，未死的，活生生的，人类的灵肉活动，存在；由人类的灵肉活动，存在引申为一个人存在的长度和次数；由活着的，新鲜的，未死的引申为未成熟的，未处理的；由未成熟的，未处理的引申为未接触的，不了解的，不成熟地，条件不足的。

 

生，指一切可以发育的物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了最初体积和重量，并能发展长大：天地生人、诞生、滋生、生长。造出：生产、活的。有活力的：生存、生命、生物、生机、出生入死、舍生取义、向生而死、向死而生。有生命的东西的简称：众生、丧生、卫生、生活。维持生活的：生计、生意。整个生活阶段：一生、平生、今生。发出、起动：生病、生气、生效、生花之笔、谈笑风生、风生水起。使燃料燃烧起来：生火。植物果实不成熟：生瓜。未经烧煮或未烧煮熟的：生饭、生水。不熟悉的，不常见的：生疏、生客、生字、陌生。不熟练的：生手、未经炼制的、生铁。硬：态度生硬、生吞活剥。甚、深：生怕、生疼。正在学习的人：学生、门生。有学问或有专业知识的人：儒生、医生。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国语·楚语下》：“滞久则不振，生乃不殖。”韦昭注：“生，生物也。”《淮南子·主术训》：“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民间：相由心生。都是生的升华。

 

从生物到格物，共生论的第一个命题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第一原理。

 

和实生物：和，And、Blend、harmonious；实，實在，真實不虛，Amen；生物，Living beings！多样元素和合、冶和、聚和、裂和、共和在一起，实实在在能生发、生转、生变出事物（质能孞、身心灵、真善美、精气神、日月星等三寶），能无（非显然之物）中生出有（所看見的）來。

 

同则不继：同一单一的元素，堆積、重叠、复制在一起，产生规模效應，重复也是有力量的，但不能继續生成新的事物。

 

那么，看看生命的起源吧！

 

地球从宇宙化生而成之后，大气中的有机元素氢、碳、氮、氧、硫、磷等，在闪电、紫外线、宇宙线、火山喷发等能源的和合作用下，生成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水、硫化氢、氨、磷酸等有机分子。

 

这些有机分子进一步和合，变成氨基酸、糖、腺甙和核甙酸等生物单体。这些生物单体进一步和合生成蛋白质、多糖、核酸聚合物即细胞。

 

这是地球化学演化过程中，发生在距今大约36亿多年前的一件大事。因为，作为蛋白质聚合物的细胞出现后，标志着地球生命的诞生。顺便说一句，所谓演化、进化（Evolution），本质上是生化（Biochemistry）和化生（Metaplasia）！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态很简单，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个体，它没有细胞核的原核生物。原核生物生活方式，是异养厌氧的（靠细胞表面直接吸收周围环境中的养料来维持生活），它最初的体积形态，是圆球形，后来变成椭圆形、弧形、江米条状的杆形，进而变成螺旋状以及细长的丝状，如线粒体。从此，地球上就开始有生命了。

 

这里必须提到伟大的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正是她推进了细胞起源的研究。她1967年通过真核起源的观察，发现并提出了被人们称为同时连续内共生理论（Serial Endosymbiosis theory，简称SET），解释了真核细胞（eukaryotic cells）即具有核的细胞，是由无核细菌共生进化而来的，而这种细菌之前是可以独立自组织存活的。叶绿体和细胞中的其它结构，如线粒体，都是从之前能够独立生活的细菌品种共生进化而来。

 

我们知道，现代进化综合理论虽然结合了达尔文天择论的进化机制和孟德尔等基因理论的遗传进化选择单位，突出了自然环境选择是导致变异的因素（个体间的偶然差异），肯定了自然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生态因子（生态位、基因流）对于进化的决定作用，但这依然只是对“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现象描述，并没有揭示生命起源及其演化规律的内在逻辑——每个个体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因而误导人们将自然群体或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放大为赢家通吃的斗争哲学。Serial Endosymbiosis theory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进化论或生化论，帮助解释了真核细胞的起源。其革命性贡献在于：包括人体所有细胞在内的真核细胞，都是由细菌共生演化而来，而这些细菌在20亿年前，又都是在共生关系（既能自组织又能外连接动态平衡）中存在的。这就是现今生物学界所普遍接受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界却不甚了了的“共生起源”学说。

 

此外，马古利斯关于生物学的整体观，使她成为詹姆斯·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于1968年提出的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支持者。Gaia hypothesis认为，地球是一个统一的生命有机体，彼此运行、相互联系。所有的生物相互作用，创造了生命赖以继续存活的环境，联结每个生命体的是爱之智慧！

 

那么，生命与非生命的演化区别是什么呢？生命与非生命物的最基本区别有三大特性：

 

第一，是新陈代谢。生命能从环境中吸收自己生活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质能量，排放出自己生活过程中“无以为”的物质能量，又适应“无奈何”的环境；

 

第二，是繁殖后代。任何生命的个体，不管他们的繁殖形式有怎样的差异，他们都具有繁殖新个体的本领，即自组织力；

 

第三，是有遗传和适应性变异（Adaptive variation）的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能力。生命能把上一代生命个体的特性传递给下一代，而新生代个体又在其生长过程中，形成与上一代不一样的特点叫变异。这种变异的特性，如果能够与外连接平衡中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它就会一代又一代地把这种变异的特性加强，并成为新个体所固有的大体特征。

 

这是生命至关重要的特征！生命个体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生长，如果只有遗传，而没有适应性变异，生命演化就将陷入“同则不继”而断子绝孙。生物体不断地变异，又不断地遗传，存同求异，和合共生，天长地久，生生不息，具有新特征的新个体也就不断地出现，使生物体不断地由简单变复杂，由片面变丰富，构成了不同生物体——即生命世界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整体演化。

 

从地球的化学演化，到不同生命体的整体演化，我们见证了造物主第一推动的原理：“生命之源，共生一体”。

 

下面出场的就是具有心路（Mindedness）历程的生灵，如何按照造物主第一推动原理，共生演化史。

 

共生演化的第一个世代，我们管它叫轴心时代，生物界从蝼蚁狼狈到人类族群，相继自组织出现了一个个具有社会科层特性的共同体（Community）。

 

干脆直接说到人类吧，共同体很有效率，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归因于我们结成共同体，能比其他物种更好地利用能量，并且能够将能量的消耗成本转移出去，比如利用火加工食物。想想为何“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排在第一位？我们一家在农村虽然经常挨饿，但最担心的是没有柴火，身为老大才十四五岁的我不得不经常跟着当地农民伯伯跑到15公里之外的山里去偷砍柴火。有研究表明，吃熟肉的效率，比吃生肉的效率高10倍以上。这是因为人体能从熟食中吸收更多的能量，肉类中40%以上的蛋白质，谷类和根茎类蔬菜中5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还有铁、锌和维生素B12。这些成分都是建立和维持大脑复杂构造的必要元素（人的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大脑重量只占体重的2%，但消耗的氧气和养料却占身体的23%，人需要比其他动物有更多的营养）。

 

我不得不说，出于同样的理由，现在的人类没法也再消化太多其他灵长类动物吃的生树叶或水果，这样一来，对不起，我们刁钻人食欲和退化的味觉，让我们能吃的食物变少了，变精了，结肠变小，但需将更多宝贵的能量输送给大脑。烹饪食物还造成大量浪费，人真正吃下去的食物占浪费掉的食物五分之一都不到，额外产生了大量的厨余、餐饮垃圾。大规模饲养牲畜，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又造成空气、土壤、地下水大面积污染（地球表面气温上升，猪牛羊排便贡献的二氧化碳，并不比火力发电和汽车尾气小）……长此以往，更容易遭遇饥荒和居住环境的气候恶化。而且，人类也无法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应对植物中的毒素，人类个体从肢体到心智功能，也在收缩、压抑、退化……这对把“进化论”作为处世哲学的人们来说，是个极大的隐喻和讽刺！

 

但是，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题。请允许我说句得罪政客和那些气候专家的话，所谓的“碳峰值”“碳中和”远远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是人类内部不同共同体之间，为了自身展开博弈而提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伪命题！

 

因此，“以人为本”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具有天然排他性的命运共同体，不得不加倍制造更多工具，尤其是武器，占据更多的有利资源，以保障“精致”食物的供给，并让一部分占有特权、资本的人，维持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

 

所以，随着生命共同体运用工具手段（特别是热核生化武器及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尤其是人类不同种族、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排他性，导致的对抗与冲突，不可避免，以至于可能导向地球生命同归于尽，造成地球生灵的第六次大灭绝……

 

于是，回到造物主“生命之源，共生一体”第一原理，亦即尽善尽美联结，创新生命体尤其是人类生命组织形态，从智慧之爱跃迁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跃迁到共生时代，势在必行！

 

这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新型社会组织形態的共生逻辑——地球公民共生体（Symbiont）、社区共生体、城乡共生体、群际共生体、人际共生体、国际共生体、代际共生体……组织，将成为人类自觉限制文明足迹走向共生的行动。

 

当每一个具有“你我他”全人称的自组织人走到一起时，人类的组织形态，就必然会由科层制（以效率之名遮蔽仨自组织人）的共同体，向元宇宙（以创造之名显现仨自组织人）的共生体迈进的叙事、叙人、叙物新时代（参看《共生权（The Symbiorights）：经济学叙事的范式转移（a Paradigm shift in Economic narrative）》刊http://symbiosism.com.cn/5861.html）。

 

那么，生命的組織形態，如何从压抑个体变异創新与排他的共同体，回到共生体？

 

让我們重溫Bible圣约，在“论福”中，耶稣一共讲了八个“有福了”，那么，如何就有福了呢？圣约中葆有“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清心”、“使人和睦”、“义受逼迫”这八种品性，也就是八种“赎”福的行为方式——赎福而惜福、载福、有福。

 

生命之源，共生一体。生命体是由生物分子的蛋白质（尤其是酶）、核酸（DNA和RNA）、脂质、糖、维生素等有机物以不同的方式聚散相互联结，形成的细胞及其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群落、族裔、生态结构。生命体从环境中取得以食物形式存在的高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把它们转化为了低熵状态并将代谢物排出体外，从而保持自身的熵处于比环境更低的水平，维持着自身的有序状态。生命体的有序性，不但表现在空间结构的分布上，也表现在生长、发育、生殖、衰老、死亡以及对外界刺激作出有规律的反应上——隶属于任何物种、族裔的一切生命，都富有吞噬（阳光、水分、养分即种间代谢物）、求生（竞争、合作与适应）与繁衍（无性、有性、母爱）三大禀赋（功能）。而让三大禀赋功能尽善尽美联结的爱，就是造物主赋予各生命体“种间”（Interspecies）与“种内”（Inspecies）的自我调节、自我复制、选择性反应和价值导向（目的性）等一系列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的生生不息。

 

偉大的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说过：“爱是尽善尽美的联结”。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把生命之躯的各部分和不同个体、族裔连缀起来的就是爱，缺乏这一纽带的机体、个体和族裔，不可能尽善尽美，由此联结起来的各部分处于一种特殊的“存同尊异，间道竞合”的共生关系中，使得人与自然（阳光、水、土地、微生物、动植物）、人与社会（语言文字、冶和、家庭、社区）、人与自己（身心灵）变得亲密无间，必然要分担彼此的力量与软弱，欢乐与忧愁，幸福与哀痛。正如《哥林多前书》12:26昭示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道快乐”。

 

于是，从宇宙天体、地球生灵，到人类社会，无分种属、族裔，对彼此境况的感知与同情，必会给每个部分注入一种自然的愿望和奋进心，想要援助、捍卫、支持、安慰别人，从而慢慢适应学会“道不同，亦相与谋”。

 

所以，共生学人（Symbioscholar）从圣约的启示中认识到，八种赎福的品性和行为方式，都需要用你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去相互赎取驱动实现，而不可能躺等某个偶像或组织的恩赐，所以，赎福而有福，也必会赎福而共生！

 

马太福音5：14-15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圣约言明，赎福共生之人饱含历史、宗教、文化、律法、经济、政治意义和所有生灵价值的“山巅之城”，被约定设置在一个朗朗乾坤众目睽睽中，照耀引导他者（无论是否门徒或人类，世间一切生灵）按照造物主的契约和话语，改变历史进程，走向全球生灵共襄生长，永续和平之共生之域！

 

 

这就是从生物，到格物、格调与共生的全过程。

 

共生是一种全新的语境

 

讲完了从生物，到格物、格调与共生之“生论”，小结一下。

 

生论：和实生物，无中生有，从0到1，存同求異，组织118元素，适应變異、推崇原德，追寻可能的世界。

 

格论：同体格物，有中格无，从1到多，求同存異，揭示118元素，专注遺傳、理論原道，规格现实的世界。

 

生格、天人、人我、心物既非合一，也非相分，而是共生。

 

一，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体）的存在（Marx and Engels）。

 

二、有生命的个人（体）本自俱足（Buddhism）。

 

三、本自具足的个人，富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Aricher Hong Qian）。

 

原理性结论：一切活体的存在方式皆为共生即Symbiosism。

 

本体：生命之源，共生一体；识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竞合；愿行：一视为仨，和恊共生，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

 

因而，Symbiosism不只是一个新概念，而是人人拥有的一面“镜”、一盏“灯”、一支“歌”、一幅“画”、一首“交响乐”、一座“建筑”、一群“博物馆”、一柸“种子”、一种生物AI、一个“元宇宙”，因而共生是：

 

一种新语境，一种内在健康张力，一种新三观，一种臻美生活方式。

 

所以，在共生语境（背景、径纬、纵横）中，就是在共生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重新审视和探究一切！

 

今天，地球生灵所有的幸或不幸，乃至生存或毁灭，皆取决于：To Symbiosism，or Not to Symbiosism.

 

反观历史、当下、未来：自然世的共生起源（The Symbiogenesis of Naturalopocene），适者生存；人类世的共生底线（The Symbiotic Baseline of Anthropocene），不共生即共死；地球世的共生灵魂（The Symbiotic Soul of Globalropocene），生态文明超主权、超科技、超人文！

 

因而，你我他（她牠它祂）必也有责任、有权能，实时超越一切名义的共同体（Community），进入共生体（Symbiont）状态，即：你我他（她牠它祂）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活、臻美共生，以致个体与共生体组织身心灵健康、幸福、喜乐！

 

以上所谓《生论》，可谓行色匆匆，聊作居延安佳构《格论》的一种呼应。请方家批评指正。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北美有影响力的人，发两个呼吁：

 

一是帮助支持我们接着举办“第五届全球共生论坛”（GSF）。

 

 

 

 

另一个呼吁，是为孩子们建世界第一座“全球共生历史公园”。

 

全球共生历史公园，共分三大版块：

 

第一版块：以艺术群雕塑形式，呈现First Nations、Inuit、Métis与早期欧亚移民的故事（含George Vancouver船长、维京人、客家人、华夏人、香港人、日本人、印度人的故事）与生活面貌——在“温情敬意”中，增强温哥华市民及下一代对十几代开阜、建阜者生活方式的尊重感与珍爱感，继往而开启BC省、温哥华美好未来。

 

第二版块：为出生于温哥华的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与William H.McNeill两位当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塑像，并建一个纪念馆——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温哥华市民及下一代人的历史荣誉感和地域文化自豪感。“全球共生论坛”（GSF）大厦亦可以考虑设在此。

 

第三版块：建世界第一个“全球共生博物馆”，共生博物馆将分为作8大馆群（1、地质生態馆；2、生物圈馆；3、全球农耕文化养生馆；4、循环经济馆；5、人机共生馆；6、人类文明进程馆；7、宇宙之子馆；8、地球生灵艺术馆）——在“亲子互动”中，激发世界各地来的孩子们爱之智慧亦即共生智慧，引领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的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

 

 

每一个孩子，

都是一位全新赋能的他者；

在充满各种可能的全球化时代，

孩子是我们的老师；

能吸引孩子们的地方，必定对父母和老人家富有魅力；

这是共生哲学的一个发现，

也是一种信念！

 

孞烎2021年11月25日记于Vancouver

附录读书笔记一则：

造物主、元宇宙与人

 

What you see is not made of what is obvious.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希伯莱书11：3）。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有信仰的人，被恩约与行约应许揭示和解决的：

 

第一，“显然之物”，指肉眼能见的物质。但所有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是不是从肉眼+测量工具“所看不见”的所有“元素”造出来的？

 

科学家在原子的研究中发现许多奇妙的事物，比如，在微小的原子世界中，发现“原子能”“氢能”。原子能、氢能蕴藏在“原子核”中，只要设法分裂或聚合那小至难以形容的原子核，就能造成巨大的“毁灭力量”或“用作和平用途的力量”，甚至“康养”。如原子弹、原子能和氢弹、氢能即是。

 

所以，“所看见的”（物质），又“不是显然之物”，即肉眼所不能看见的，是否就是科学家发现的118种“元素”？如是，那么一切物质乃是由神所创造的多种元素（已被发现的有118种）构造而成，即神先从无造有，造出这些肉眼所看不见的许多元素，然后用这些元素，“化合”、“冶和”、“混搭”、“裂变”、“聚变”而造成宇宙中一切肉眼能见之物。

 

神的这一创造，被EINSTEIN用 E=mc2（E是“能的量”，m是“质的量”，C是光的速度，2平方）定律，将神的秘密（“质”，只是“能”的另一种表示）揭示给了世人：

 

神的能力=所创造的物质 X圣灵运行与速度

 

神的能力“不是显然之物”。因此，《新约》“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希伯莱书11：3），即是说：所看见的“质”乃是从不能看见的“神能”所造成。

 

但是，第二，虽然所看见的“质”乃是从不能看见的“神能”所造成，但是，这依然仅仅是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通过电磁力等信息媒介工具“所看见的”“质”“能”（据说仅占宇宙5%）意义上，见证和揭示了神的创造，那么，还有非电磁力非六根可“看得见的”占宇宙95%的所谓“暗物质”“暗能量”“量子纠缠”呢？神是否赋予宇宙无数种“看不见”的未知、未识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各显神通，共襄生长（Grow by Symbiosism）呢？

 

我想，这又回到了Belief is the truth of what is expected and the evidence of what is not seen.“孞”，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之确据（希伯莱书11：1）真理和愛。

 

是故，神之子，必备五大品性，而八福具足！

 

Passion甘于献身的热情；

 

Vision深见卓识的愿景；

 

Mission悲悯敞亮的使命；

 

Expansion超越时空的拓展；

 

Action义无反顾的行动！

 

陽子哥2019年8月1日于辽东湾北海小城童心公寓

 

作者新书：SYMBIOSISM 共生: 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 Style 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 https://www.amazon.ca/dp/B096PYNP8H/ref=cm_sw_r_u_apa_glt_0KRJY15HME8AAT3ABCV7

 

作者联系方式：Qh2012@vip.126.com, Hongguanworld@gmail.com

+1 236 558 7628

Windows：Sm622007755

]]> http://symbiosism.com.cn/6191.html/feed 0 思想先导：共生而共富-共福 http://symbiosism.com.cn/5782.html http://symbiosism.com.cn/5782.html#respond Sat, 19 Jun 2021 03:40:23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5782 思想先导：共生而共富-共福

——在清华“共同富裕县域城乡标准研究”开题暨第一次理论务实会议上的发言

 

钱 宏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正如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

 

——海因里希·海涅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张闻天（1971）

 

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在社会与国际分工中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及其供需义利矛盾，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他们不仅让自己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也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然而问题在于，追求高额资本增殖，却脱离生活常態的生产，已然超出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那么，超序改变，何以可能？这就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试图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生崛起》（2012）

 

尊敬的余主任、何部长、史主任、李会长、彭院长、包区长，

 

诸位大家好！

 

习近平说：“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浙江省要率先构建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示范什么?怎么示范？我以为，要示范共同富裕，更要示范思想富裕。所以，我十分赞赏袁家军提出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本质上是重大集成改革”这一导向性思想。

 

那么，高质量、高能量发展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能不能建构起来，取决于什么样的经济学思想理论下，形成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及其参量标准。我相信，这是习近平指出社会跃进、文明发展亟需“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汇报的原题是“共富而共生”，实际蕴涵则是“共生而共富-共福”。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共富就是缩小三大社会差别，避免两极分化，而缩小三大社会差别的根本，是发挥激发每单位（区块）“有生命的个人”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达到live and let live的最佳共生效应。所以，共生（Symbiosism）是共富的出发点、动力源和目的地——经由共生而共富，以至共福！我想，这是我们探究共富标准的思路和着力点。

 

以下我就班门弄斧，作六点抛砖引玉式疏理，就教诸位。

 

一、从缩小三大差别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对立、对抗，可以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形成社会自组织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增量均衡，消灭剥削制度，消灭了异化劳动，从而化解冲突，创造消除三大差别的实际条件。

 

2、同时，恩格斯又明确指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地理环境的差别也是不可能消灭的，辨析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于，通过“社会再平衡”为“城乡共生体”“公民共生体”“农工商共生体”“体脑共生体”（含“人机共生”及“碳-硅基生命体”）概念开辟了现实空间。

 

3、邓小平“先富共富论”，是经由“拉开-缩小-均衡”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三大差别的“渐进改革”“集成改革”“全面改革”三个改革阶段——建设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表达。

 

二、共生而共富-共福的三大改革

 

1、初次分配的渐进改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做大蛋糕”“拉弗曲线”“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经济全球化”“吉黃杜内卷”;

 

2、再次分配的集成改革：“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帕累托均衡”“纳什均衡”“强制转移支付”（抽肥补瘦、反腐打豪、反垄断反操纵并举）、“全球化问题”；

 

3、三次分配的全面改革：“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内外开放赋能”“八种关联机制”“自觉转移支付”（升维精神境界、重构伦理价值）“库兹涅兹曲线”“明茨伯格社会再平衡”“全球化重组”。

 

三、共生而共富-共福的回顾与展望

 

1、文本认知——“理想国”（礼运大同）、“资本论”、“共生论”的历时性导向。社会劳动资本化与资本劳动社会化。

2、实存认知——“土豪炫富”、“官本-资本-民本”、“躺平”（或暴戾）的共时性问题。供应、价值、生态“三链趋势”与三零规则（对内零收费、零壁垒、零歧视）的因应之道。

 

3、规范认知——“自由人联合体”、“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態平衡。人人自美其美、个个美人之美、社会美美与共、共襄生成喜乐－－赎福共生，共生吉祥！

 

四、共生而共富-共福的历史跃迁

 

1、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物质转换”，包括了人与自然及人本身（社会）即人化自然的关系和实现“两大和解”的思想。从人类文明形態的历史跃迁来看，相对农耕文明的灵魂“和谐”（Harmonious）和工商文明的灵魂“权利”（Rights）而言，“共生”（Symbiosism）正是生態文明的灵魂。

 

2、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3-1845）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需遵循的历史原则是：“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当代中国，在进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实行“对内开放赋能”，是激发“有生命的个人”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也是创造“城乡共富-共生体”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3、从因信称义，到臻美共生——将“和实生物、同則不继、存同尊异、间道竞合”（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法則，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思维和价值取向，建立“全生態社会成长参量价值标准”。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共同富裕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

 

五、共生新思维驱动改革创新

 

臻美共生的“黄金律”约定，引出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態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

 

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这是两个共生而共富-共福的“牛鼻子”式的问题。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实际上蕴含着提升能量能源的单位能效问题，即“以升（效能）促降（成本）”的增量创新思想，将成为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建设的重中之重与双翼跃动。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高质、高能发展的硬核力量，是其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与政府自组织力及其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恊和能力。任何单一自组织力的过度发挥，尤其是在某种特殊法权规定下过度发挥，都会导致其他两大自组织力的削弱，导致经济社会的严重失衡而陷入困境。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有法难依等等，只是这种困境的一种表现，一种结果。因而这是我们制定任何价值参量体系的应当遵循的圭臬。

 

共生经济学的这一发现，将可能导致一场经济学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意味着经济学对象，从单纯片面碎片化的“理性经济人”，转向“仨自组织人”（每个有生命的个人及其组织，都是“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的三位一体）。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从现行“投资、内需、进出口”宏观微观经济范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活”理论-实验经济范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质量、效能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呈现生態”！

 

这一发现还意味着，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建设，着力以人权、事权、物权三权一体的“共生权范式”而非“产权理论”为法权基础，以“全生態（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经济”维度，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人与自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

 

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

 

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

 

我特别期待，中国人亦将因社区经济形態公共空间的历练，由“土猪拱白菜”式的传统私民（“出人头地，犬儒逐利”，成则自我膨胀或娱乐致死，不成则躺平主义或戾气冲天），悄然“在地转变”为身心灵健康的公民——国家公民、世界公民、地球公民，乃至宇宙公民。

 

在这个意义上，共生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分工、交换和生態（动態平衡）通论”。于是，经济学也将在人的精神体能（能量）转换的势能/动能平衡、失衡、均衡循环中重生。

 

六、共生而共富-共福的GDE全生態价值参量

 

基于上述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新思路，我们将制订一套不同于以资本增值/减值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即：以能源能效/能耗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效能（GDE）统计方法。

 

我们知道，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演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玻尔量子力学和和耗散结构思维，事实上，经济学也已经从重量、数量法则演化到了质量、效能法则。经济学的重量、数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原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態文明新时代，必须重视质量、效能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亦即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换。

 

具体说，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给出的每单位（区块）资源生产贡献率——即看是否加重生態背负、地球背负、社会背负、身心灵健康背负为基础的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全生態平衡率，所体现的边际成本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和尊严感。

 

共生经济学给出的这个GDE全生態价值参量，正是质量、效能法则的综合体现——GDE全生態价值参量综合了：

 

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首创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方法，及后续的“综合国力方程”（Klaus Knorr，1956）；

“国家实力指数方程”（Clifford German，1960）；

 

1、“非线性国力评价方程”（Wilhem Fucks，1965）；

 

2、不丹国王的“国民幸福指数”（GNH，1972）；

 

3、“国力评价方程”（Ray Cline，1975）；

 

4、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HDI，1990）；

 

4、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2003）；

 

6、“生活质量（QL）测量指标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Riane Eisler，2007）；

 

7、中国人大财经委的“民生指数”（福祉指数，2010）；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国形形色色的“绿色GDP”（GeGDP=GDP－<自然部分的系数＋人文部分的系数>）及“生態文明指标评价体系”的诸般努力。

 

GDE全生態平衡率价值参量的制订与实施，意味着摈弃重量、数量法则，使用质量、效能法则评价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势所必然，人类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通信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善政良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那里的人民、国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是否与其获得的幸福度和尊严感之间所呈现的反比例关系状况（H＝G/T）。

 

 

自然，这个H＝G/T也是衡量“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包括县域城市标准课题研究）是否取得成效的价值尺度。

 

因而，必须指出，共富不等于均富，更不是绝对平均主义那一套，共富经由共生而达到“有生命的个人”及城乡共生体的精神体能转换臻于H＝G/T最佳。

 

所以，GDE国民账户核算体系要求的不只是解决GDP遗漏的家庭、社区、以及环境等非记录的庞大福利领域，也不只是关照质量与数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还原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休养生息与环境气候之间失衡/均衡动態循环关系，尤其是鉴于工商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遭遇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操控的极限三大极限，以及步其后尘参与其中的当代中国遭遇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三大陷阱，而变相对狭隘的生产价值估算，为更宽泛的能量转换价值评估。

 

GDE全生態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

 

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还将所谓“绿色GDP”、“GEP”、“GNH”进行有机整合；

 

2、GDE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环境与气候、法治与道德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

 

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

 

总之，建立在乘法思维和共生法则基础上的GDE，是全生態社会成长（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

 

小结

 

我以上做的“从缩小三大差别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生而共富-共福的三大改革”“共生而共富-共福的回顾与展望”“共生而共富-共福的历史跃迁”“共生新思维驱动改革创新”“共生而共富-共福的GDE全生態价值参量”六点初步疏理，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共同富裕的动机和目的，是人的身心灵健康；县域城乡社會成长的标准，是单位（区块）质能效能的正常发挥狀態。

 

循着这样的思路践行，中国将在内外开放赋能中－－永续和平，共生崛起，率先全球成为生態文明生活方式的幸福国度！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汇报这么多。有关GDE全生態价值参量的理论框架，请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9年第44期上发表的《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但要达到方便顺畅应用，尚亟需组建一个得力团队进入GDE全生態价值参量共生场，合力工作测试后，才能完成！

 

谢谢大家！

 

孞烎2021年6月10-13日拟于Vancouver

 

 

后 绪

 

清华的仪式及总共三天会议结束了，我想对黄岩区的领导说几句套语之外的话。

 

这次，我积极参与筹划清华大学“‘共同富裕县域城乡共生体标准课题’开题仪式暨第一次理论务实会议”，又实时关注每一位发言者的见识，还通过视频直接参加了后两天的闭门会议，并与黄岩区干部和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几位博士的博士后有两度互动，十分开心！

 

先行示范区，黄岩怎么办？我赠十六字：

 

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共富共福，社区先行

 

浙江·台州·黄岩既有藏富于民社会自组织且取得人均GDP全国第一的优势，就注定要“顺势而为，体行共生”，有条件有能力创造性地把“共富共福，社区先行”，作为落实“先行示范区”的抓手（切入点）！

 

接下来的活儿，首先是主政者自己的思想升维，精神升格，行政行为定位升级，带动县域城乡社会经济（相对经济社会）升维、升格、升级。

 

自觉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新思路，集成改革（变革）现行GDP价值（政绩）评价标准（体系），以及相关制度设置和舆论导向，全面对内开放赋能－－聚焦释放“有生命的个人”（马恩）的精神体能，党政主动积级扶持促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公民（居民）自组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互为补充的態势，率先全国升维和扩容浙江·台州·黄岩经济形态－－形成以社区经济形态托底的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格局，从而一步步由点到面，由面到体－－县域共富共福内生性机制体制建设－－城乡共生体！

 

辅助机制：组建“社会企业家联合会”，并设立世界第一个“共生文明基金会”。

 

今日世界，成大事者，必能：顺势而为，体行共生。

 

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恊会会员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地球共生学首席科学家

 

2021年6月18日于Vancouver

 

 

Hong Qian Archer，Chief editor：《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 (Chenxing Press 2018)

《SYMBIOSISM·共生》（CANADA One Book Press，2021）

 

]]> http://symbiosism.com.cn/5782.html/feed 0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http://symbiosism.com.cn/5630.html http://symbiosism.com.cn/5630.html#respond Mon, 28 Dec 2020 10:03:24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5630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式的隔空对话！

 

林  玮[①]

 

摘要：“共生”一词进入哲学视野，成为哲学概念，是钱宏先生在2007年前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它的基本意涵是从宇宙天体、地球生灵到人类社会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地共襄生成的过程，即一切人事物都既是自组织的又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寓于自组织过程之中。这一概念与美国学者Charles Thomas Taylor的相关论述有相似性，而其概念的生成与传播也有独特的概念史渊源。钱宏长年推广“共生”理念，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而共生理念的发展与完善，仍需社会的普遍关注。

 

关键字：共生  共生主义  共生思维  共生哲学

 

Symbiosism：A Dialogue between Charles Thomas Taylorand Qian hong

 

Lin  Wei

 

Abstract: the Chinese word “symbiosis” entered the philosophical field and became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was the main work carried out by Mr. Qian Hong in 2007. The basic meaning of it is that all living things are born and grow not only independently but also in theprocess of interdependence. That is to say all things are both self orga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interdependent. This concept is similar to that of American scholar Charles Thomas Taylor, who wrote the book named “symbiosism”.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symbiosis” has multiple sources, and it can be practiced in sociology, economics, philosophy and many other fields. Qian Hong has promoted the concept of “symbiosis” for many years, and made a series of related books. But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symbiosis” idea still need the social widespread attention.

 

Key words: Symbiosis, Symbiosism, Symbiosis thinking, Symbiosis Philosophy.

 

中文“共生”一词，早在1985年，钱宏先生就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读书笔记中提出过“全体共生”“和解共生”，但钱宏把“共生”改造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是在2007年给华盛顿报纸NEW WORLD TIMES专栏文章《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报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95-206页）中事。在钱宏所指认的哲学概念中，意为从宇宙天体、地球生灵到人类社会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地处于共襄生成的过程，即一切人、事、物，即凡是活体都既是自组织的又是相互连接平衡的，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寓于自组织过程之中。

 

这个过程在个体生命是这样展开的：从直接生活中来，在人类文本经验知识中交换、印证、互动并加以整合、改造、超越后，多维度反观并反身到现实生活中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和组织行为，以改变或追寻可能的世界。

 

共生，对于钱宏先生来说，并非来自文本知识，可以说是他长期关注生活现实，观察、思考并写出《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之后，产生的一个灵感[②]！从一开始，“共生”就是一个哲学概念。共生哲学的前端，是他“追寻可能的世界”（1989）和“背景主义”（1994），共生哲学的后端，是他的“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2007）和“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创新与再选择”（2015）。

 

当钱宏先生感觉需要寻求一个合适的外文词汇来对译“共生”时，发现英文、德文、俄文、法文中的symbiosis、Conviviality、симбиоз、Co-naissance 或commensalism，都可以作为“共生”或“共生主义”的相应表达，而且在矿物学、生态学、植物学、社会学，甚至教育、管理、特工、金融、艺术、宗教文本中都能找大量应用的案例。这让钱宏激动不已，特别是当他感觉symbiosis、commensalism等词汇，不足以表达“共生主义”的全部内涵时，他自创一个英文词汇“symbiosism”，来对译“共生主义”。他相信，既然西方人也发现并使用着“共生”和“共生主义”这个概念，这说明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

 

于是，钱宏先生查遍了他手头所有的英文词典和能够登陆的网站，发现虽然现有的英文词典里没有symbiosism这个单词，但“symbiosism”的用法在网络上确实有人提过：The origin of language: Symbiosism and symbiomism。他让我帮助在维基、谷歌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寻找，看有没有更规范的出版物上用过相应的词形。果然，美国Hamilton Books公司于2006年出版过一本名为《SYMBIOSISM》的小册子，作者为科罗拉多州Charles Thomas Taylor。Taylor 先生所言的“symbiosism”是综合了东西方各种宗教、哲学的道德传统，如其本人所言，包括了无害伦理学（the ethics of noninjury，一种古印度哲学）、功利主义伦理学、宽宏伦理学（the ethics of magnanimity，即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最高之善），以及一种来源于古老的“黄金律”全新伦理学，作者将其称为“互惠主义”（reciprocitarianism）。这与钱宏先生使用的中文“共生主义”意思基本接近。

 

钱宏先生对共生哲学或共生主义的阐释包括：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可践行的当代性生活方式。而Hamilton Books在介绍《SYMBIOSISM》一书时也明确指出，“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哲学，试图标明一种理性亦带有普遍性的准则。在此准则中，人类得以享有和平、安全与幸福的共同生活。根据其说明，英文的“symbiosism”之名，也由作者Taylor所生造，系采三者之结合：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活方式”（mode of life或styl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凡此种种，均与钱宏先生的相关说法、理解有着殊途同归与暗通曲款之意。

 

尽管钱宏先生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朋友陆群先生告诉他，《SYMBIOSISM》一书出版10年来，还没有发现一篇评论文章。但钱宏先生认为，只要美国有人作过类似的思考，这就已经够幸运的了——美国有了这本书，本身就为中美共襄生成“全球共生”、“普惠价值观”语言、语境，乃至为人类形成新约定和新世界秩序，提供了现实根据。

 

因此，钱宏先生说，今后使用共生的英文时，在矿物学、生物学意义上，不加m，仍然是Symbiosis，而在超越矿物学、生物学意义上使用共生时，英文Symbiosis都加m后缀，为Symbiosism。而且，即将在台湾瀚芦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共生化解冲突——中国学派的兴起》繁体版的英文提要，都直接采用他与美国这位Charles Thomas Taylor先生“量子缠绕式隔空对话”般共创的这个Symbiosism.这样，英文symbiosism就将形成一种翻译中文共生，特别是共生哲学、共生主义的惯例。而翻译界也有惯例，就是讲究尊重他人劳动，如果没有原则性问题，一般不动已有的译文惯例。

 

因此，以此为时间节点，包括“全球共生研究院”都将统一使用Symbiosism，全球共生研究院即译为：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综合西方学者对共生的研究，共生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体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互助关系，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人类当然也是共生生物。没有共生现象，地球上就不会存在生命。也许正是共生关系推动了多细胞生物有机体的进化，这就是“共生起源”（马古利斯）。有的科学家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个巨大的共生有机体。更为奇妙的是，量子力学家们发现在微观世界量子海洋中的“共轭现象”与“量子缠扰”（相距感应），也是共生关系。从19世纪中叶三位俄罗斯植物学家到1873年德国生物学家Antonde Bary于1879年以古希腊语Symbiosis对共生现象正式命名，再到美国伟大的科学家Lynn Margulis女士对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证实，共生在西方语境中，同样不仅是生物学的、综合进化的概念，也是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环境艺术设计、社会学的，宇宙学的，当然也是哲学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曾经创造出共生体系和契洽(Consensus)体系，来认识这个世界[③]。著名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的过程（process）哲学，以共生（con-crescence,意思为growing- together)和涵摄（prehension）为关键字，强调万物之间相互依存感应(connectedness relatedness)。有趣的是，“Prehension”，也是怀特海自造新词，分别将Comprehension、apprehension去字头改换而成。在美国，不仅有共生学会，还兴起了强调共生精神的社会运动，这就是“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在“深层生态学”中，“共生”主要是一种智慧，更为确切地说是实践的智慧，这就与中学语境中的共生精神契合了[④]。还有，近年来由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John B.Cobb等学者发起的“新经济运动”“生态文明”运动[⑤]，其哲学底蕴，实际上也来自共生主义（Symbiosism）意识对于后工业社会与全球化运动的反观、反思与反身。

 

对于“共生”“共生主义”更为通俗的解释，就是Live and let live，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何兆武，在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上的讲话，2012）或“谋求自己过得好，也要谋求别人过得好”（习近平，2012年7月7日清华大学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⑥]。而根据日本学者渡边章梧的调查，日语的“共生”对应英文的词语竟有五种之多：symbiosis；conviviality；co-viviance；living together；“co-living and co-existence。而其中coviviance，也是日本社会学者伊东俊太郎所造的新词[⑦]。

 

 可以说，钱宏先生发现、提出并阐释、传播的共生（symbiosis）、共生场（Symbiofield）、共生律或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共生史观（Symbiotic history）、共生权（Symbiotic rights）、共生主义（symbiosism）、共生智慧（Symbiosis wisdom）、共生能力（Symbiotic capability）、社会共生（Socialsymbiosism）、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普惠共生（GSP[⑧] Symbiosism）及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共生系统工程（Symbiosys）、共生容量（Symbiotic capacity）、共生创新（Symbiovation）等概念框架，正是在上述概念基础上，顺应满足人类融合的三次全球化浪潮与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相交织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关于其具体界定、阐释，可以参考他出版的相关著述，如《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及其执笔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形成的《共生宣言》和凤凰网“钱宏的博客”。大体来说，钱宏先生对于共生哲学的阐释包括以下内容：

 

共生哲学标志着人类哲学的三大转变

 

秩序想象：从秉承者蜕变为在出者，从法乎其上到关系定位，从原子论、还原论到关系过程论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从思辨走向处世处事，从秉承者到在出者的蜕变，时代主题的转换

 

生活方式：从审视追问，走进为明德循道臻美，从“我是谁？”到“我可能成为谁？”

 

共生哲学的生成语境与概念内涵

 

背景：共生思想是随广义生态学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应运而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外延：共生思想是指古今中外一切共生关系形式的概念、理论、方法

 

内涵：共生思想是揭示人、事、物（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自足而又非独存之共襄生成关系与过程的运行法则

 

  本体论，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没有敌人，只有病人

 

  认识论，一视为仨，和恊共生，取象-抽象-意象，不舍弃任何人，不对人事物作是非、好坏、善恶、君子小人的形而上学预置，一切都在关系过程共生场中显现其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本质属性，又反身关系过程共生场

 

  方法论，道不同，亦相与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赎福共生

 

  价值论，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时空的错位，人人皆可追求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的生活

结构功能（共生哲学的四大品性）

 

  1.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2.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顺势而为，体行共生，生态统领，共生为魂

 

  3.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良智、文明、共生

 

  4.可践行的当代性生活：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

 

如何把握共生四大品性的现实运动？

 

把握共生四大品性现实运动的关键，是对人事物作出恰当的时空定位，在本位（质能信）、阴位（势能）、阳位（动能）的自组织互动关系中从多维度把握人、事、物关系的实存性、价值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反身性

 

实然：认知者、觉知者，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认知功能优先于参与功能、操纵功能，尊重真相、真理作为思维方式的一个承诺

 

应然：参与者、操纵者，审视生活后的价值取向规定认知者的行为方式，即参与、操纵功能决定行为方式的价值承诺，这一承诺对“知行合一”提出了挑战

 

或然：由于关系过程总在变化中，完美的认知（perfect knowledge）与净效应（net effect）是人的智能很难达到，为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不确定性，亦即可能的悬念，这并不完全是坏事，没有悬念的生活不具有审美价值，为认知与参与者驾驭开放性的共生智慧、担当、格局留下了可为的空间

 

必然：正是或然性给共生智慧、担当、格局留下的可为空间，使人们在自然、自由、自在的生活过程中达到认知和参与、历史的与逻辑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无限臻于完美，即参与者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成。

 

共生哲学认为，地球众生灵，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孩子，当人作为自然故事的参与（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操纵事实）者，尤其是作为“核心参与者”或“完全性的参与者”时，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钱宏称之为“文殊（智慧）-普贤（愿行）定律”，或“索罗斯定律”中的两个相反方向（功能）去做——一个是认知（或智慧、理性）函数，“连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一个是参与（或愿行或操纵）函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世界”。

 

 认知（或智慧）函数属于思维方式，具有惯性特征、易误性特征（inherent fallibility），但追踪真相、真理（truth）越过了边界，就成了谬误(misconception)，认知理性放大扩散谬误（fertile  fallacy）；参与（或愿行或操纵）函数属于价值取向，具有利己特征，但追踪利己、权力（power）过了头，有可能事与愿违，终归在现实遭受失败。朋霍费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特征在同一个参与者身上，可以是“知行合一”的，如人对自然存在的参与，只是受“易误性”制约，但人在参与社会存在及其价值创造时，由于既受易误性（fallibility）制约，还要受到“反身性”（Reflexivity）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知行分离”是必然的，这就是索罗斯说的“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和他从他老师波普那里借来的“开放性原则”（Open principle）。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动态的“概念框架”，以尽量实时把握消解“不确定性”，并尽可能主动适应“开放性”，这就是像他说的和做的那样“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在此，我们看到的并非媒体造作的“金融大鳄”，而分明是一个即便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或找到人的安身立命之位的，堪称具有“共生思维”的哲学家。

 

 但是，请注意，索罗斯之所以能做到把“两个相反方向”的函数和行为特征统一起来而拥有共生思维，是因为他在金融领域和自身生活领域，都是一个“完全性的参与者”，因此也是一个“完全性契约的履行者”（Bengt Holmstrom），而且，无论是试错、试验、证实、证伪，其效果、效益、效能如何，无论发生多大的变故，他都可以或必须自己对自己负全责。当然，这里只是理论概括，并不完全等于索罗斯的实相，更不是只有索罗斯才能从认知与参与两个方向驾驭“不确定”与“开放性”。而且，两个函数的反身运动可共襄生成不同于自然现象的人为事件（态）即社会现象，这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社会现象又反身人的认知与参与，由此循环往复，直至参与者内部趋于平衡死寂，或遇到众多参与者构成某种强势外部性压力而发生改变。这就是钱宏所谓“共生哲学”和“共生思维”的基本内涵。

 

 据我了解，钱宏先生还着有《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2010）、《共生经济学文集》（2016）、《共生社会学》（2014）、《共生政治学》（2012）、《共生心物学》（2015）、《共生词典》（2007）。由他主编的《共生化解冲突——中国学派的兴起》即将在台湾出版中文繁体字版。他还在策划编辑《相约共生丛书》。该丛书计划出版中英双语版 36 种，已有成稿、半成稿 15 种。钱宏认为当代中国，从《走向未来》，到《国学大师》，再到《相约共生》，三套富有时代标志性丛书的历史背景、定位、使命为：

 

一、1980 年代初的《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副主编），是立足于引进消化，帮助当代中国大众开眼界、 谋发展;

 

二、1990 年代初列入国家“九五”重点的《国学大师丛书》（钱宏为总体编辑），是立足于中华融和，帮助当代中国学人寻根本、 传薪火;

 

三、21 世纪即将问世的《相约共生丛书》，将是立足于范式原创，引领全球思想家、政 治家、企业家开智慧、获灵魂!

 

而钱宏先生也多次表示，他欢迎中外致力完善、改变现行世界秩序的学者、践行者加盟Symbiosism中来贡献智慧，倾注情怀，展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

 

 

 

[①]林瑋，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講師，北京師範大學與美國杜克大學聯合培養博士、臺灣世新大學博士後，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員。

[②]参见钱宏：《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95-206页。

[③]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60页

[④]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In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The 21st Century.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95.

[⑤] 游小建：《共生之可能：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愿景——刍议美国新经济运动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创新》，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入选论文，2014。

[⑥] 参见《“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5/c_114148683.htm。

[⑦]（日）渡边章梧：《共生学の英译はどれが适しているのか》，《共生思想研究年报2006》（东京：东洋大学共生思想研究センター编，2007），第95页。转自孙国柱《共生学专栏述评》，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6107。

[⑧]普惠共生，译作GSP Symbiosism，是借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和倡导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缩写GSP，表达非排他性共生体（Symbiosome）组织形態的原则与理念：普惠共生。中国古代最接近普惠共生思想的文化源流，是墨家“兼爱，交利，非攻”的思行。据此，表达非排他性的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的“普惠价值”，也译作：GSP Values.

]]> http://symbiosism.com.cn/5630.html/feed 0 彭富春 | 论共生 http://symbiosism.com.cn/4208.html http://symbiosism.com.cn/4208.html#comments Mon, 17 Aug 2020 11:34:28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4208 彭富春 | 论共生

 

 

作者简介：彭富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杰出学者。

 

 原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68–78页

 

摘要：何谓共生：人类的生一般理解为人的生活。它尤其指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衣食住行。它是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人的存在是与世界在一起的整体性的存在，亦即共在。一即一切，万物相通。天人共生：天地人的共生是指，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相生相克，形成了世界的存在游戏。我们所主张的人与自然最美好的关系是天人共生，亦即人与自然的共同生成。人我共生：天地有好生之德，人也有好生之德。人我共生是让自己生，也让他人生。所谓生是生成，是给予，是奉献。这就是爱之道。心物共生：一方面，物转化为心，存在被思考；另一方面，心转化为物，思考变存在。心物的交互生成便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共生的智慧将推进共生的天下的实现，亦即人类命运共同的建立。惟有天下有道，才能天下大同。

 

当我们说“共生”这一语词的时候，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共生”所说的是：我们共同生存在这一世界之中。这句话包括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是谁？第二：世界是什么？第三：如何共生？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人。人是一特别的存在者。他既不同于矿物、植物和动物，也不同于神灵。但此处的我们指的不是单数的人，而是复数的人，是人们。它是无数个个体的集合。

 

关于第二个问题：世界是存在者的整体。但这个整体包括了什么？人们说，人生天地间；同时也说，人在生死间。前者所说的是世界的空间性的维度，后者所说的是世界时间性的维度。就空间性的维度而言，世界包括了天地人，也就是万物。就时间性的维度而言，世界包括了人的生生死死。在这样的意义上，世界就是人的存在的空间化和时间化。
关于第三个问题：共生不是人的独立存在，而是人与其他存在者的共同存在。这不仅意味着人与天地其他存在者的共同存在，而且意味着人与其他人的共同存在，同时还意味着人自身的身体和心灵的共同存在。

 

虽然我们简要地回答了“我们共同生存在这一世界之中”这句话的基本意义，但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语词“生存”的语义却没有得到阐明。因此我们首先探讨生存是什么，然后说明天人共生、人我共生和身心共生，最后简要说明共生思想的历史和当代的意义。

 

 

一、何谓共生

 

生的本义是草木亦即植物从土里生长出来，但后来也指动物的出生和成长。总之，生是有生命的存在者的一般特性，由此它区分于非生命的存在者，如矿物。在此基础上，生也意味着生动，亦即运动。生因此成为所有存在者的特性。即使是矿物，它也是运动的。如江河之水是日夜流动不息的。

 

尽管根据生的语义的起源和发展，它可以指一切存在者的存在特性，但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人的存在的特性。与其他存在者生的语义不同，人的存在的生具有自身独特的语义。

 

人类的生一般理解为人的生活。它尤其指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衣食住行。它是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通过如此，人满足自己本能和非本能的欲望。人生在世最原初的活动就是欲望的实现活动。同时，生还理解为为人的生产。欲望是人作为欲望者占有欲望物。但人只有通过制作欲望物，才能满足作为欲望者的人自身。生产是一种广义的技术活动，即人制造和使用工具制作产品的活动。人的生产活动多种多样，从农业的种植和养殖到工业的机器制造等。生除了有其欲望性和技术性的语义之外，还具有智慧性和大道性的语义。例如，中国的儒道思想认为天地有好生之德。这就是说，天地万物的本性就是生。同时，人也有好生之德。所谓的仁的本性就是生的本性。与此不同，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和拯救了世界。上帝的创世就是创生，同时上帝的救世也就是救生。这种创生和救生正是爱的本性。与此相应，人要爱上帝，要爱人如己。这种爱的本性就是好生之德。生的大道指引了人们去满足欲望，去从事生产。可以说，生是贯穿人类在世的欲望、技术和大道活动的一条红线。

 

但人类的生自身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将人的生表述为生存，以此区别于其他存在者一般的存在活动。所谓生存就是生活的存在或者生命的存在。人的这样一种存在是生活性或者生命性的。生命、生活、生产和好生之德不过是人的生存自身不同的展开方式。

 

尽管我们对于生的语言家族作了一般的说明，同时也对人的生存现象做出了大致的描述，但是生自身的本性不是变得明朗了，而是相反变得晦暗了。人们不禁要问，那个贯穿于生命、生活、生产和好生之德的生自身究竟意味着什么？生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生成自身。这就是说，它生出并成为自己。在生成的结构之中，既没有一个作为主体的生成者，也没有一个作为客体的生成物。生成者和生成物是同一的。汉语的生生是一个奇妙的语词，具有极其丰富和深邃的思想意义。如果第一个生作为动词、第二个生作为名词的话，那么生生就是生成生命；如果第一个生作为名词、第二个生作为动词的话，那么生生就是生命生成；如果第一个生和第二个生都是作为动词的话，那么生生就是生而又生，生生不息（不绝）。在生成中发生了什么？它生成生命，它让生命生成。由此看来，生成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从缺席到在场、从遮蔽到显示。但生成既不是僵硬的有限，也不是空洞的无限，而是自身对于有限性的克服，而成为非有限性，也就是达到一种无限性。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说，生成是存在最根本的意义。如果说当代还要试图建立一种本体论或者存在论的话，其惟一的形态只能是生成本体论。这在于生成既不是一个一个普遍的存在者，也不是一个最高的存在者，而是作为虚无的存在或者作为存在的虚无。因此生成本体论是无的本体论或者是无本体的本体论。

 

我们在此探讨了作为生成的生本身，那么它和人有何关联？我们有必要在生成的基础上，探讨生命、生活、生产、好生的意义，亦即阐明生成与人类生存模态的关系。所谓生命，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它们都区分于非生命的存在方式，而能够生成自身，或者相反，它不再生成自身，而导致死亡。与之相反，非生命存在者的存在既不能生成，也不能不生成。它们既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的展开，生活首先表现为欲望的追求和满足。通过占有他物，人将一个自身之外的存在者变成自身存在者的一部分，而促进自身生命的生成。人自身最基本的欲望如食欲和性欲就是如此。食欲的满足能够维系个体生命的存在，性欲的满足能够实现个体生命的繁衍并能保持种族生命的存在。但人的生活离不开人的生产。人的生活如何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生产如何。这就是说，人的欲望的实现完全依赖于人的技术去制作。当然，技术的生产不仅实现了人的生活的欲望，而且建立了人的世界。它不仅敞开了自然被遮蔽的奥妙，而且揭示了人自身的秘密。此外，它也推动了人的精神的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人类智慧或大道的光芒开始照进人的世界。智慧是关于人的命运的知识，告诉人和世界存在的真理。相对于欲望的占有和技术的制作，人类的智慧只是指引。它指出欲望的边界：哪些欲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欲望是不可以实现的。同时它也指出技术的边界：哪些技术是可以使用的，哪些技术是不可以使用的。智慧或者大道的本性就是让万物生。这具体地表现为让欲望生、让技术生。当然，欲望和技术也推动了智慧和大道的生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存在就是欲望、技术和大道的游戏活动。其根本特性是生或者生成。

 

在这样一种世界的游戏中，人与万物都是参与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自然：它们是天地及其万物；人类：他们是个体及其组合成的各种集合；心灵或者精神：它们表现为宗教、哲学和艺术等。这个世界的游戏是自然、人类和精神的游戏。在这样一个大世界的游戏中，还存在许多小世界的游戏。如人与人的游戏。人包括了个体和整体两种存在形态。所谓个体是指任何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人，所谓整体则可能是家庭、社群、国家，也可能是国际。人的游戏既可以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个体的游戏，也可以是一个整体与另外一个整体的游戏，此外还可以是一个个体与另外一个整体的游戏，如此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人存在于世界之中”意味着人共同存在于世界之中。如果这里的人指的是复数的话，那么其共同存在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如果这里的人指的是单数的话，那么他也不可能是独生，而只能是共生。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与他人在一起，同时也与天地万物在一起。此外，人也与他的精神在一起。人的存在是与世界在一起的整体性的存在，亦即共在。一即一切，万物相通。

 

但共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共生作为一种思想其实早已存在于中西思想之中。但将共生思想形成系统表达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却是现代生物学的理论。它指两种或数种不同的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的关系。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另一方的帮助。生物的共生有多种形态，如寄生、互利、互害、一方偏利、一方偏害和无关利害等。但我们所说的不是一般生物的共生，而是世界存在者整体的共生，亦即天地人的共生。
天地人的共生是指，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相生相克，形成了世界的存在游戏。所谓相生是指相互给予，某一游戏者的活动会促进另一游戏者的生成；所谓相克是指相互剥夺，某一游戏者的活动会克制另一游戏者的活动。这种相克相生是同时进行的。这就是说，相生可以导致相克，相克可以导致相生。它们是一种奇异的悖论，并循环不已。但世界共生作为大游戏不同于一般的世界之内的小游戏，如体育、棋艺等。人们甚至可以将战争与贸易等看作是一种双方或者多方的博弈行为。在这些种种不同的小游戏形态中，它们可能产生三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零和、双输和双赢。与此不同，世界共生的大游戏既没有一个时间性的结局，也没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输赢。它超出了有限性，具有无限性；同时它始终是相生相克的活动。正是在这种和平与斗争中，人与世界才生生不息。

 

二、天人共生

 

世界的共生游戏是天地人的游戏。我们首先探讨天人共生。

 

人在天之下，天在人之上。人之上的无限的存在者就是天。但什么是天？其规定性并不明确。一般而言，天指天空。其中包含了空气及其运动。尽管这样，天是空的。这就是说，天没有任何东西。因此天是不可见的和不可说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天是一种奇特的存在者，它既显明也隐秘。根据这样神秘的特性，天获得了自然神的身份。它有认识、意志和情感，并能在冥冥之中支配人与万物的命运。天不仅指天空，而且指天空上的一切存在者，如日月星辰、电闪雷鸣、暴风骤雨等。虽然人们可以想象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存在者是无限的，但是其中的太阳和月亮对于地球及其上的人与万物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年、月和日夜的区分是地球和太阳、月亮之间的运转所形成的。这直接规定了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天除了指天上的一切存在者之外，也指天地。为什么？这在于地球也是天空中的一个天体，而且与太阳和月亮的存在密切相关。作为如此的天就是天地万物，亦即自然界整体。它包括了矿物、植物、动物和人。其中，矿物是无生命的存在者，植物是有生命的存在者，动物是有感觉的存在者，而人则是有意识的存在者。这个天地是一切存在者的整体。当然，它具有自己的根本属性。它是已经给予的，是自然而然的。于是天或者天地获得了一个本源性的语义：天性、天然。自然成为了本性的另外一个名字。天实际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指自然界整体，另一方面指自然而然的本性。

 

我们分析了天的语义，并在其中提到了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者。但是对于人的这种阐释是远远不充分的，也是不切中的。这在于人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者。他既存在于天地之内，也存在于天地之外。之所以说人存在于天地之内，并不是说人只生活在天地之间，而是说人遵循自然的规则；之所以说人存在于天地之外，并不是说人不再生活在天地之间，而是说人超出了自然的规则。这种超出最集中地表现为人与动物相区分。一般思想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或者认为人是天地之心。这看起来指出了人与动物和天地万物的不同，而抬高了人，但实际上在开始就把人置于与动物和天地万物同等的水平。从本源上看，人在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特别的动物，而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者。我们既不能说动物首先是一个植物，然后说它是一个特别的植物，即是一个能动的植物，也不能说植物首先是一个矿物，然后说它是一个特别的矿物，即是一个生长的矿物。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首先说人是一个动物，然后说他是一个特别的动物，即是一个理性的动物，或者是说话的、使用工具的动物等等。人从其开端处就超出了动物，能够建立和开展自己的存在。人有欲望，并凭借技术去生产，而且有智慧指引自己的存在。在这样的生存活动中，人不仅与动物相区分，而且与自身相区分。人始终以可能性来克服和超出自己的现实性。因此人是一个可能性的存在者。

 

基于人与自然的这种区分，我们来讨论天人关系。历史上，人们关于天人关系最有影响的学说是天人合一说和天人相分说。

 

天人合一说主张人与自然是合一的。所谓的天人合一首先是指人与自然相似。他们不仅在类型上而且在结构上具有根本的相似性。人们说人是一小宇宙，而宇宙是一个大身体。天人合一然后是指人与自然相同。一方面天地的运行能影响人的活动，另一方面人的活动能感天动地。当然，天人合一说也存在两种模态。一种是本然论，认为天人本来就是合一；另一种是应然论，认为天人应该合一。天人合一说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和最独特的智慧，并规定了古代中国的世界及其历史。

 

但天人合一说是值得人们追问和再思的：它是否解释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真理？其关键点在于：谁去和谁合一？显然不是自然去和人合一，而是人去和自然合一。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然就是规定者，而人则是被规定者。天人合一说实际上意味着人去遵守自然的规定，服从自然的法则。

 

这种天人合一说让自然给与了人自身及其存在的基础。首先，它限定了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是停留在自然的欲望亦即饮食男女，而超自然的欲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同时，人们也主张寡欲，甚至主张无欲。由于欲望的减少，所以人们缺少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其次，它限定了技术。与自然的欲望相应，人们发展了自然的技术。技术本来是超出自然的。但是自然的技术始终没有摆脱自然的给予性。如人们虽然掌握了一些技能，但并没有建立一个作为知识学系统的科学；人们只是操作手工工具，而没能发明机器工具；人们的制作的产品一般是自然直接的变形，而非其间接的再造。最后，它限定了人的智慧。中国传统的智慧是一种自然性的智慧。这就是说，天地给予一种尺度，而圣人作为一个特别的人体察并接受了它，然后把它传给天下众人。由此，人的欲望、技术和大道都没有得到生长。存在的自然性也赋予了思想的自然性。中国思想具有一个鲜明的天人结构。亦即首先建立一个天地的根据，然后推论出关于人的结论。这也让中国的语言极具自然性的特色。无论是思想性的，还是文学性的，或者是日常语言的文本，它们都富有形象性。这些形象正是天地万物的形象。人们借助这些形象表述一些超形象性的思想。

 

但天人合一论对于天人关系的设定是假想的，并不符合人与自然的真实的存在情形。事实上，人与自然不是相似，而是相异。在世界整体中，矿物、植物、动物和人分属不同的存在者。它们虽然彼此相连，但并不能绝对同一。即使在常识之中，人也不是和矿物、植物和动物划等号的。这就是说，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些不同存在者之间的相似性并非一种事实性的规定，而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这一方面是拟人说，将万物比拟成人；另一方面是拟物说，将人比拟成万物。人作为一个特别的存在者，与万物不仅相异，而且相差。这就是说，人不是同等于万物，而是超越于万物。人的身体不同于矿物、植物和动物，人的心灵更是其他存在者所无法具有。最重要的是，人能开启一个独自属于自身的世界。但世界的本性是不同于自然的本性的。当人们设定人与自然的同一的时候，实际上是设定一个高级的存在者和一个低级的存在者的同一。如果这种同一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其结果只能是高级的存在者将自身贬低为低级的存在者，而不可能是低级的存在者将自身提升为高级的存在者。这就是说，在天人合一的情形中，不是矿物、植物和动物提升为人，而是人贬低为矿物、植物和动物。因此，人们要去掉天人合一的幻想，揭示其真相。

 

与天人合一不同，天人相分说主张人与自然相分离。

 

天人相分说基于对于人不同于自然存在的一般情形的判断。这就是说，人与自然分属不同的存在区域。自然遵守因果法则，人则遵守自由规则。自然的因果法则意味着有因必有果，万事万物的生灭就是这无穷的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但人类的自由法则不同。人类虽然也遵守因果法则，但是他们能够意识到它，且能改变它。通过制造新的原因，人让事物形成新的结果。因此人与自然相分离并超出它。这就让天人相分说与天人合一说背道而驰。但天人相分说的关键不在于人与自然相分，而在于人与自然相争。人与自然并不是和平相处的，而是相互抗争的。

 

如果天人相争的话，那么这就会出现三种模式：天胜人、人胜天、天人交相胜。第一种是天胜人。其中，天是强者，是主人；人是弱者，是奴隶。天是规则的制订者，人是规则的服从者。天常常以灾害来危害人的生存。它不仅使人饥寒交迫，而且会生病、痛苦，乃至死亡。人对于天只有敬畏和恐惧。第二种是人胜天。人是强者，是主人；天是弱者，是奴隶。人是规则的制定者，天是规则的服从者。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并通过行动来征服自然，甚至改造它和创造它，开天辟地。人对于天成为了一个新神。第三种是天人交相胜。在天人之争中，自然和人类交互战胜对方，或者被对方所战胜。天与人各有其强弱之处，天主宰天的领域，人主宰人的领域。因此在天所统治的领域，天胜人；在人所统治的领域，人胜天。

 

在上述三种形态中，人胜天的思想是最主要的。它贯穿于技术活动之中，并在现代社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一般说，技术是人的行为，因此是区别于自然的活动。广义的技术是人制造和使用工具去制作产品的活动，是人存在的最基本的形态之一。与古代的手工技术不同，现代技术发展了机器和信息技术。但无论是何种形态的技术，它们都包括了人、工具和产品三个环节。人是自然给予的，也就是天生的，但他通过学习使自身成为了掌握一定技能的人。工具一方面是人的身体及其器官，另一方面是对于已有的自然物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发明和创造。产品显然是从自然物亦即原料中生产出来的。由此看来，人和工具和产品三者虽然都来源于自然，但又都超出了自然。

 

在技术的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早已不是那种毫无区分的同一的原初状态，但也不是混沌初开的人从自然中觉醒所产生的分离关系，而是一种由人所设定的主客体关系。人将自身设定为主体，将自然设定为客体。在这种特别关系中，不是自然规定人，而是人规定自然。这种规定就是技术的生产。在生产中，我们看到人与自然都赋予了一个既定的角色。人只是一个技术性的人，而自然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物。天地万物失去了它自在的存在，而专门化为一个被技术加工的物。天空和大地成为矿藏资源，植物成为了植物资源，动物成为了动物资源，如此等等。这就是说，作为技术化的自然实际上只是由人完成从原料到产品的转变。在自然被技术化的同时是人自身被技术化。人的存在、思想和语言都成为了技术化的存在、思想和语言。

 

为何技术能够让人征服自然？这在于人的欲望和技术共谋。一方面，人的欲望推动了技术。欲望虽然要占有所欲物，而必须依靠技术来生产它。人无穷的欲望就会无穷地要求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技术也制造了人的欲望。技术所制作的产品不仅满足了人已有的欲望，而且也激起了人的新的欲望。于是欲望和技术形成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对于它们而言，如果没有智慧的真理的指引的话，就会走入灾难深重的困境。

 

事实也正是如此。现代技术给自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然被征服了，被破坏了，已经不再是原初的自然。如大气、土地和河流受到污染，森林被砍伐，动物被猎杀，如此等等。天不成其为天，地不成其为地，万物不成其为万物。一个被毁灭了其本性的天地不再是人的居住之地，而是成为了一个荒原；万物也不是人的伴侣，而是成为了敌人。天地以极端恶劣的天气报复人，带来了无法抗拒的灾难。甚至寄宿在动物身上的可怕的病毒也传染到人的身上，让人得病、痛苦和死亡。这些都昭示着天人相分的错误、人定胜天的狂妄。同时这也表明了人要意识到技术的边界和限度，更要重新思考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所主张的人与自然最美好的关系是天人共生，亦即人与自然的共同生成。

 

如前所说，天地人已经存在于此，且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天是自在的，人是自由的。但它们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里。世界是天地人的世界。它既不是无人的天地的世界，也不是无天地的人的世界。当然人们可以设定无人的天地，如在人类诞生之前的天地。甚至按照一些人的疯狂想法，人类将来可以借助航天技术而移居到外星球上去。但如果一个没有人的存在的天地的话，那么这种天地与人没有任何一丝关系。现在已经给予的事实是人在天地间。因此人们的思想一定要从现有的情形出发。

 

这个摆在人的面前的事实是什么？天人相依。一方面，人依赖于天地。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也就是存在于大地之上和天空之下。它无法逃脱于天地之外。无天无地就没有人。因此人的存在要谢天谢地。人对于天地的感谢在于天地给予了人的存在。人与自然的这种天生的关系是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切断的。另一方面，天也依赖于人。如果没有人的话，那么虽然天空虽然存在，但大地却成为了荒原。天地最原初的矿物是无生命的存在者；然后的植物是有生命的存在者，依次的动物是有感觉的存在者，最后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着。这就是说，人的存在让天地的生命达到自身存在的完满，并达到了自身的自觉。因此人是天地万物之心。正是人的存在能意识天地万物，并能看守它们。

 

在天地人的世界中，天与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天地是自在的，人是自由的。他们虽然是差异的，但是平等的。无论是天地，还是人，他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我们既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强调世界以自然为目的，人为手段；反之，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世界以人类为目的，自然为手段。这两种主义都有失偏颇，只能分裂天人，并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天地人的世界中，每一存在者既以自身为目的，也以存在者整体为目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每一存在者既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基于这种角色的定位，人与自然既不是敌我关系，也不是主客关系，而是朋友和伴侣之间的关系。

 

正是在天人相依的关系中，天人开展了其共生的存在活动。天生成。天旋地转，草木生长，禽飞兽走。人生成。人出生、劳作、死亡。

 

一方面，自然促进人的生成。天地是人的现实与精神的家园。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命的存在者，从父母所生，也是由自然而来。天地给人赋予身体的欲望，如吃喝、性行为等。同时，自然也给人提供了技术的基本条件，如人自身、工具和作为原材料的自然物。此外，自然也以天地之道启发人之道。

 

另一方面，人促进自然的生成。这主要表现为人的生产活动，如种植、养殖和建筑。通过种植，人们让农作物生长结果；通过养殖，人们让蓄养的动物长大繁衍；通过建筑，如道路、堤坝、桥梁等，人们改变了山河地貌。人的种种技术活动不仅使自然成为一个人的产品，而且也满足了动植物的欲望，同时也敞开和守护了万物的天性，亦即自然之道。

 

人对于自然生成的促进又进一步地让自然促进了人的生成。这使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从而生成一个新世界，亦即新天、新地和新人。

 

一方面，天人化，亦即自然的人化。自然成为了人的生活世界，天地万物变为了与人相关的存在者。它们仿佛是是人完成的作品，成为了人的另外一个身体。天人化不仅是外在自然的人化，而且也是内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身体亦即人的自然成为了人性化的身体，同时他的五官的感觉由本能的感觉升华为人性的感觉。

 

另一方面，人天化，亦即人的自然化。人的技术通过改造自然也改造了人本身。这使人既远离人所生存的天地万物，也使人超出了自己的自然本性。但当人自然化的时候，人们就由自身所建立的世界而返回到天地万物，回到曾失去的家园。同时人也回归到自身的自然的本性。它不是社会培育的，而是天地赋予的。

 

三、人我共生

 

除了天人共生之外，世界的共生还是人我共生，亦即每一个人与其他的人的共同生存。这在于人不仅生存在天地之间，而且生存于人我之间，亦即由人与人所构成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人首先是生活在人我之间，然后才是生活于天地之间。例如，人们开始由父母所生，接着融入社会，最后走向自然。其实，人从来不可以脱离社会生存于天地之间，相反只有在社会之中并通过它的集体的力量才能作用于天地。因此当我们说天人共生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人我共生。

 

谁是我？按照语言学的说法，我是第一人称，且是单数。当人们说我的时候，他就是指那个言说者自身。因此我具有反身性，也就是说，我即我自己。但当人们说我的时候，也包含了与他人的关系。我虽然指称我自己，不是他人，但相关于他人，即第二人称的你和第三人称的他。我既不是你，也不是他。但思想上所说的我却具有独特的意义。我指的是任何一个独立的人或者个体。所谓个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一的存在者。虽然我们也可以将任何一个个人称为个体，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的人是具有独立存在本性的。它是自我，能自我存在、自我思考和自我言说。

 

但个体作为自我并非是天生的，而是依靠独立而建立的。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个体并没有与整体分离出来，而与他人保持同一和平均的状态。他人如何存在，我就如何存在；他人如何思考，我就如何思考；他人如何言说，我就如何言说，如此等等。个体的出现在于一种关于自我的智慧照亮的人的思维和存在，而导致其自我的觉醒。一方面，人与他人相区分，而获得了自身的规定。自我是一个与他人不同的特别的存在者。另一方面，个体的人与自我相区分，而获得了自身新的规定。新我是一个与旧我不同的变更的存在者。因为我与他人不同，所以我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新我与旧我不同，所以我是不可重复的。通过与他人和与自我的两重区分，个体就还原到了其真相：人是身体性的和死亡性的存在。人是身体性的，而不是理性化的；人是死亡性的，而不是永恒性的。他只存在于这一个世界之中。惟有今世，既没有前世，也没有来世。因此个体的存在是唯一的。

 

与作为自我的个体不同的其他的人简称为他人或者他者。他人既可能是一个个体，也可能是由这些个体组成的社会。它们具有不同的形态。你是在场的他者，他是不在场的他者。但这是单数的他者，还有复数的他者，即我们、你们和他们。同理，你们是在场的，他们是不在场的。但我们是与自我保持同一但又大于自我的他者。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整体，如家庭、社群和国家等。家庭是社会最原初和基本的形态。它是一个生活、生产和心灵的综合共同体。其中有父子、夫妻和兄弟关系。但它的纽带是血缘关系，因此它具有一种自然性的限度。社群是由不同的个体由于共同的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群体。它有很多类型，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社群是个体在世界中存在的主要场所。人与人会成为友人、仇人和毫无利害的人。此外还有一些与熟人不同的陌生的人。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最高的共同体。它包括了领土、领土上的居民和管理领土和居民的政府。国家内存在的主要关系过去是君臣关系，现在是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除了国家之外，现在还有作为国际的世界。它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也导致了国家公民向世界公民的转换。

 

人我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它既包括了人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亦即我与你、我与他的单一的关系，也包括了人作为我与你们、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了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但人我关系可以简明地表达成人与其他个体以及整体之间的关系。关于它的论述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一般可分为两种，即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整体大于个体。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单位是整体，而不是个体。整体如同是一部机器一样，而个体只是其中所构成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整体是规定者，个体是被规定者。整体才是目的，而个体只是手段。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这种整体思想的典型代表。对于它而言，世界上有两个最根本的整体，即国与家。国由无数家组成。所谓的个体都生活在这两个整体之中。人我关系。具体表现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是个体之间在国这一整体之中的关系，父子、兄弟、夫妇是个体之间在家这一整体之中的关系。朋友虽然是个体之间在社群之中所建立的关系，但实际上是兄弟这一家的关系的扩大化，因此在日常语言中的兄弟朋友共用。在五伦当中，君臣、父子和夫妻是其主干。在这样一个国与家的两重整体中，个人的角色是预先确定的，不是自己选择的。他们或君或臣、或父或子、或兄或弟、或夫或妇、或朋友中的一员。这种主次的角色也确定了其上下等级的关系。三纲是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样的等级关系中，上级是管理者，下级是被管理者。其中，尤其是下级对于上级要遵守伦理道德，亦即臣对君忠、子对父孝、弟对兄悌、妻对夫从，朋友之间也要遵守兄弟之道。在儒家和其他的整体主义思想中，个体的存在、思想和语言都受到了束缚。

 

与整体主义相反，个人主义强调个体大于整体。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单位是个体，而不是整体。个体不是齿轮和螺丝钉，自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者。因此个体是规定者，整体是被规定者。个体是目的，整体是手段。个体主义虽然古已有之，但只是在现代才开始流行。它基本上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建立人我关系。一般而言，人我的利益关系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模态。第一是利己利人。一个事情（包括活动、思想和语言）既是利于自己的，也是利于他人的。第二是利己损人。一个事情只是利于自己，而损害他人。第三是害己利人。一个事情虽然损害自己，但利于他人。第四是损己损人。一个事情既损害自己，也损害他人。第五是人我均无利害。一个是事情无论对己还是对人都没有利害关系。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其基本原则是趋利避害。因此在这五种模态中，他优先考虑是利己利人和利己损人。他要避免的是损己利人和损己损人。至于人我均无利害的情形，对于个人主义来说是无所谓的。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观念只是考虑了个体的存在，但它对于整体和个体无疑都是一种危险。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当整体主义强调整体高于个体的时候，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反对个人；当个体主义强调个体高于整体的时候，它必然会导致个人反对社会。这无论是对于个体而言，还是对于整体而言，都是一种伤害。它最后可能形成既不存在整体，也不存在个体。整体成为了无序的混沌，而个体成为了无机的碎片。

 

鉴于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困境，我们要重新思考人我关系，建立人我共生的理念。

 

首先要确定个体的角色。传统社会的人扮演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中的一员。这是人在国和家中的角色。君臣是国家中的不同角色，父子、夫妻和兄弟是家庭中的不同角色。朋友介乎其间。但所有这些角色可说是人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身份。但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人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他人而言，任何一个个体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仇人，还可能是毫无利害关系的人。此外对于陌生人而言，个体的角色是尚不明晰的。实际上，个体是自由的，其在整体中的角色在根本上是靠自己所处的位置和他人的关系所确定的。作为自由的存在者，个体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谓权力是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所谓义务是人必须做什么和必须不做什么。

 

其次要确定他人的角色。他人表现为个体、家庭、社群和国家。除作为个体的他人之外，家庭可以称为小整体，社群可以称中整体，国家可以称为大整体。他人主要不是以个体而是以整体的形象出现。整体一般充当个体的规定者这一角色。在自身存在的前提下，整体首先维系所有个体的利益；其次保证大部分个体的利益；再次保证少部分人个体的利益。当然也有一种最坏的可能性，即整体无法保证自身的利益，从而导致自身的瓦解。在这数种可能性之中，最好的可能性既不是保护大部分个体的利益，也不是保护少部分个体的利益，而是维系所有个体的利益。因此整体的角色应该是充当所有个体存在的维系者。

 

最后确定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具体地表现为三种关系。第一是个体与个体的关系，第二是个体与家庭的关系，第三是个体与社群的关系，第四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四种关系？这关键在于游戏规则的建立。历史上规则的制订者有天地自然，也有上帝诸神，还有独裁的个人。但对于现代世界而言，每一个自由的个体共同参与了游戏规则的制订。这一规则是自由人之间平等的契约。它既强调同一，也保护差异。人们不仅共同制订它，而且共同遵守它。正如人们所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游戏规则的指引下，个体和整体之间展开了其活动。他们共同存在，相互依赖。个体既促进自身的生成，也促进整体的生成；同时，整体既促进自己的生成，也促进个体的生成。这包括欲望、技术和大道的三者的共生。

 

共生的欲望。就人我的欲望而言，它存在多种类型。有些欲望是普遍的，亦即每个人都同有此欲，或者不同有此欲。我之所欲，亦人之所欲。我之不所欲，亦人之不所欲。在这样的意义上，人要奉行一条基本的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否定性的表达。如果从肯定性方面来表达的话，那么它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人我除了这种同一性的欲望之外，还存在着相互性的欲望。这就是说，我欲望他人，我是欲望者，他人是我的所欲物；同时，他人欲望我，他人是欲望者，我是他人的所欲物。人我的互欲典型地表现在男女的性欲关系之中。男人欲望女人，女人欲望男人。在共同性和相互性欲望的同时，人们还存在着差异性的欲望。他人是他样的，他人的欲望也是他样的。我之所欲，并非人之所欲。我之不所欲，亦非人之不所欲。根据这种差异的情形，人们奉行的另一条基本原则应是：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己不所欲，亦可施于人。为了满足这种多元化的欲望，人们就需要宽容。宽容不仅是宽容那些与自己保持同一性的他人，而且是宽容那些与自己保持差异性的他人。这就是说，在游戏规则的范围内，让每一个个体的差异性的欲望都能实现。

 

共生的技术。技术是人创造和使用工具制作物的活动，它从来都不是个体的独立活动，而是群体的共生活动。从简单的手工工具到现在的机器和信息器具，技术以日益进步的方式将人与万物聚集在一起。作为一个技术生产者，人由于分工在整体的活动中充当不同的角色。人们相互配合，有序操作。就一个工厂而言，其生产过程是一个先后相随的流水线；就一个产业而言，其零件及其组装构成一个上下游的链条。一个产品是一个已经制作完成了的存在者，是不同的人与物的集合。但对于产品的消费还要经历分配、流通和交易等环节。这一过程在根本上是产品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移。总之，技术将个体和整体形成了有机的统一。

 

共生的大道。大道是关于人与世界存在的真理。这个真理并非其他，而是关于生和共生的真理。天地有好生之德，人也有好生之德。人我共生是让自己生，也让他人生。所谓生是生成，是给予，是奉献。这就是爱之道。爱既非是一种欲望的占有，也非是技术的生产，而是人与世界的生成，亦即成就人的生命的存在。爱也既非只是一种情感，也非只是一种意志，而是一种去存在、去生成的行动。当然，人我相爱有多种形态。首先，人要爱己。不能爱自己，如何爱他人。但爱己既非是自私自利，也非是一种顾影自怜的自恋，而是让自己的生命自由地存在。其次，人要爱人如己。人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友人和恋人，而且要爱世界上一切的人。这就是所谓博爱的精神。爱人是让自己之外的所有的人的生命自由地存在。如果每个个体都如此爱己和爱人的话，那么人我也必然是彼此相爱。我爱人，人也爱我。这也会导致个体和整体矛盾的解决，个体成为爱的个体，而整体成为爱的整体。

 

四、心物共生

 

世界的共生还包括了心物共生。无论是天人共生，还是人我共生，他们都离不开心物共生。为什么？天人共生中的人是一个作为身心合一的存在者，自然是一个作为物的存在者，同时被人所思考和行动，因此天人共生包含了心物共生。同样，人我共生中的人与他人都是作为身心合一的存在者，因此人我共生当然也包括了心物共生。

 

心是一个非常熟悉和广泛运用的语词，但其语义是复杂多样的。汉语的心本源地指心脏，是人的内脏之一。中国传统认为，心脏具有觉知的功能。但现代科学认为，不是心脏，而是大脑才具有意识的能力。现在一般所说的心指心灵，是人对于自己和世界的意识。何谓意识？它是知道，即我知道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我和世界是存在，意识是意识了的存在，同时意识在语言中进行，它表达出来并形成文字。中西关于意识都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佛教的唯识宗将意识做了非常细致周密的描述，它区分为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和阿赖耶识。西方的理性哲学则将意识做了另外的划分，它分别是感性、知性和理性。不管人们对于意识自身作如何的探究，其核心始终围绕着它与物的关系，亦即心灵是如何意识事物的。

 

物是什么？最广义的物指一切存在而非虚无的存在者。它既包括了心外之物，也包括了心内之物。心外之物包括很多类型。首先是自然物，如矿物、植物和动物，它们是已经给予的。其次是社会物，它们是人类创造的。再次是精神物，如宗教、哲学和艺术等。它们虽然是人所创造的，但更多的不是其物质特性，而是精神特性。同时它们虽然是心灵的产物，但不是心内之物，而是心外之物。在世界的所有存在者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物，即作为物的人。人是一个身心统一的存在者。当人们指人是一个物的时候，主要不是指他的心灵，而是指他的身体。但身体不能等同于肉体。身体不是死去的，而是活着的；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这既使人的身体不同于一切物质的存在者，也使它不同于一切感觉的存在者。无论是何种物，它们都是存在的。作为如此，它们和意识构成关联。

 

心物的关系是一般所说的思想和存在的关系。当然如果考虑它在人自身的特殊性的话，那么它就构成了心身关系。一般认为，思想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史上最基本的关系。对于它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根本。朴素唯物主义认为某些基本的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如金木水火土等。机械唯物主义用机械力学的原理解释世界的存在及其运动。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才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同时，它也认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存在。

 

相反，唯心主义认为心灵才是世界的根本。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人的主观精神规定了世界。但客观唯心主义则主张一种超越于人的客观精神才主宰了世界。此外，一些宗教认为神灵和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包括人本身。唯心主义相信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精神决定物质。同时，它也认为物质是精神的对象化和创造物。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貌似对立，但也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它们首先设定了世界或者存在者整体的心物二元性。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人分割为身体与心灵。心与物是彼此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次设定其中的精神为主体，物质为客体。不是主体决定客体，就是客体决定主体。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既没有看到其中的一个特别的存在者——人是心物（心身）一体，也没有看到心物之间并不能彼此直接决定。因此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它们都是一种空洞的设定。

 

我们看看在人的生活世界里心物共生是如何发生的。

 

人存在于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既不是没有人的自然世界，也不是超出人的上帝和神灵的王国，而就是人所属的世界。它既不是单纯物质的，也不是单纯心灵的，而是一个物质与精神交相作用的存在者整体。作为人本身，他既不是没有心灵的单纯的肉体，也不是没有肉体的单纯的心灵，而是一个身心合一的存在者。但无论是心物共生，还是身心共生，它们都建基于它们所属的存在活动。对于人而言，这种存在活动就是他的生存，亦即生活与生产等。在这种活动中，心物同在并且共生。一方面，物转化为心，存在被思考；另一方面，心转化为物，思考变存在。心物的交互生成便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

 

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欲望是原初性的。它首先表现为身体的本能，作为已经意识到的本能，它也形成语言。但欲望一旦要实现亦即占有所欲物的话，它就必然进入现实，与作为所欲物的自然和人类等发生关联。人的欲望的实现必须依靠技术。人使用工具去生产产品是人类世界中最基本的现实活动。人的心灵和物质的相互关联是通过人的身心使用工具去作用物来实现的。但无论是人的欲望还是技术，都需要大道或者是智慧来指引。它作为人的存在的真理表现为广义的精神形态，而欲望和技术两者具有明显的现实和物质的特性。智慧对于欲望和技术的指引并非是一种直接的改变活动，而是让欲望自身依照真理去占有，让技术自身依照真理去生产。由欲望、技术和大道的活动来看，人是身心共生的，世界是心物共生的。在这样一个生成互动中，无论是身或者心，还是物或者心，它们都不再只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实体、一个对象或者主体，而是交互生成一个又一个事件。它就是存在的发生或者是世界的建立，具体表现为人的生存、死亡和爱恨，甚至形成战争与和平、胜利与失败、荣耀与羞辱。

 

五、共生的过去与现在

 

我们探讨了世界共生的三个方面，即天人共生、人我共生和心物共生。它可叫做共生论或者共生主义。这非常容易让人想起熟知的共产主义思想。它有着极为漫长的历史。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一种氏族部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至今仍保留在一些落后的野蛮民族之中。但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同一的群体，而无差别的个体。早期宗教的共产主义，如原始的佛教和基督教，打破了血缘关系，而建立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关系。但这种共产主义是以消灭个体来组建共同社会的。近代的共产主义思潮曾风靡一时。但它却遇到了极为严重的误解和片面化的阐释。如人们认为它就是主张共产共妻，或者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其实是对于共产主义作了一种庸俗的经济学的说明。当然也有人在政治上把共产主义看成集权、垄断和暴政的代名词。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与上述各种形态的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它在根本上要理解为共生主义。共产主义的核心不是共产，而是共生，亦即共同存在、共同生成。从共生出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现在的社会，而是将来的社会；共产主义者不是现在的人，而是将来的人。但我们现在急切需要把共生的智慧变成当今的智慧。

 

当今世界需要关于共生的智慧的指引。为什么？这在于世界出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难题。首先是虚无主义。世界曾经拥有的基础不复存在，如中国的天道衰亡和西方的上帝死了。其次是技术主义。技术成为了时代的主宰，要将人与世界彻底地技术化。再次是享乐主义。世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交易市场。通过彼此的买卖，人们无限地满足自身的欲望。面对世界的困境，共生的智慧能有所作为。首先，它克服虚无主义。它给世界自身奠定基础，共生就是世界自身的来源和目的。其次，它克服技术主义。它给技术划定边界，共生既保护物性，也保护人性。再次，它克服享乐主义。它限制和引导欲望，共生让人既不纵欲、也不禁欲。

 

共生的智慧将推进共生的天下的实现，亦即人类命运共同的建立。惟有天下有道，才能天下大同。

 

 

 

 

]]> http://symbiosism.com.cn/4208.html/feed 1 共生场——行将来临的革命（The Symbiotic Field — The Revolution That Is About to Come） http://symbiosism.com.cn/4080.html http://symbiosism.com.cn/4080.html#respond Mon, 06 Jul 2020 08:17:13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4080 The Symbiotic Field — The Revolution That Is About to Come

共生场——行将来临的革命[1]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编者按】：今天发表作者2006年写的一篇“读书笔记”，希望读者朋友喜欢，并给予反馈！2020年7月6日于温哥华。

 

 

据说，从时空的本质到黑洞的复杂性，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可谓颇有建树。然而，这位在揭示宇宙奥秘方面游刃有余的科学家，最近却被一道题目难住了，即“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为此，他转向网络，希望能够集众人之智慧，解答其心中的疑惑。霍金是在参加雅虎网站的“知识”栏目中提出这个问题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有2.5万人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最后，轮到霍金给出他的答案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位被誉为“当代爱因斯坦”的科学家的回答竟然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的原因。”[2]

 

昨天读一本综合量子物理学以来融物理学与生物学为一体的新书——《场》，使自己再次明了了作者所描写的人们的工作，对于现实人生、人际关系的意义：世事皆为巧合，因果实为虚妄，此在（亲在）潇洒行走，人类身心灵生命自组织力的共存、共舞、共生，方为至情至理。

 

有道是“科学根于脑力激荡，价值本于人心向背”，“爱通乾坤理，思接万载情”，还是那句老话，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就让我们去继续“追寻可能的世界”吧！

 

还是从读书开始吧，毕竟我们应当先做一个好的秉承者、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这里发表的，姑且算一则读书笔记吧。

 

《场》一书，开门见山地指出（以下红色楷体字，为我的旁批）：

 

“我们已处在一场革命的边缘——一场如同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那样伟大而深邃的革命。最前沿科学领域内出现了对我们信赖的一切理念提出挑战的新观念：世界究竟在如何运动，人究竟是什么。日增一日的新发现证明了宗教的历来主张：人类卓越非凡，远远超越一堆肌肉加骨骼的组合物。新科学从根本上解答了科学界困惑了几百年的难题。

 

“数十年来，全球不同学科领域内受人尊重的科学家们开展了精心设计的实验，其成果摊在主流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眼前。综合起来，这些成果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人体及宇宙万物主宰核心的丰富信息。

 

“他们的发现令人惊心动魄。就本质而言，我们人体不是一个化学反应堆，而是一团活力四射的能量。人类和其他一切生命体都是一种能量聚合，身处一个涵盖宇宙万物的恢宏的能量场之中。这个脉动的能量场是我们生命和意识的核心动力，是我们存在的基本要素，阿尔法（α）和欧米伽(Ω)。

 

“我们人体同宇宙的关系中不存在两元‘我’和‘非我’，而是同一个能量场。这个能量场负责大脑的最高级功能，是引导身体发育生长的信息源。它是我们的脑，我们的心，我们的记忆——实际上，它是古往今来所有一切的底本蓝图。正是这个能量场，而不是细菌或基因，是最终决定我们健康或病态的力量，这是人体康复必须调动的一种力量。我们和这个世界相依相连、不可分割，我们唯一根本的真实，就是我们和它之间的关系。如同爱因斯坦说的那样：‘能场’是唯一的现实。”

 

这就是我感觉到的：“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接下来，《场》分析了近代科学的技术性、工具性误导：

 

“迄今为止，生物学和物理学一直是现代物理学之父的婢女，遵奉着艾萨克·牛顿的理念。我们关于自身以及所在这个世界的一切信条，统统来源于17世纪所形成的理念，这些理念依旧是现代科学的脊梁——宇宙所有要素都彼此孤立、相互分割、完全自我主宰的那种理念。

 

“这些理念在本质上造成了分离分隔的世界观。牛顿描绘了一个物质世界，单个粒子遵循某些规律在时空中运动——宇宙就像一台机器。在牛顿构成他的运动定律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当时具有革命性的一个观念，即我们——思想为代表——与身体内的无生命物质互不相关，人体仅仅是另一台润滑良好的机器。世界由一大堆离散而有规则运动的小颗粒所组成，其中最独立的是人类。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外面朝里观察，甚至我们身体和那个真正自我，即作这种观察的大脑意识，也以某种方式彼此分离。”

 

——笛卡尔从两个对立层面（即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即身体的对立和心灵的属性“思”与物质的属性“广延”的对立）证明了心身的绝对区别。他认为，无论在哪一个层面，对立的各方都不能还原为另一方。也就是说，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思”与“广延”是绝对不相同的东西，各自都不能成为对方的根据和解释。这种二元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从此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探究物质世界的奥秘，而不必担心受到坚持一个实体（上帝）的教会的干预，但同时，它又直接导致处理人类活动及其社会关系上的难题，使效率与公平、实利与诚信、科学与价值成为难以调和的现实矛盾。

 

“牛顿的世界也许是循规蹈矩的，但毕竟是一个孤独荒凉的地方。这个世界在运转，像一个巨大齿轮箱，无论有无我们的存在。伴随几个巧妙动作，牛顿和笛卡尔从物质世界里救出了上帝和生灵，从世界内核里救出了我们和我们的意识。他们剜掉了宇宙的核心和灵魂，留下一堆彼此割裂、没有生命的杂乱破烂。而至关重要的是，如同达纳佐哈尔（Danah Zohar）在《量子本体》（The Quantum Self）中的观察：‘牛顿的观念把我们从宇宙纤维中撕裂出来。’”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使我们的自我形象变得更加苍白惨淡。他的演化理论——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ts）如今略有调整——认为，生命就是一场随机、盲目、孤立的掠夺。要么成为最强，或者灭亡。你只不过是演化的一个偶然事件。你祖先广袤的生物遗产被简化成为一个核心点：生存。吃人或被人吃。你的人性本质是一个遗传上的恐怖主义分子，有效地抛弃任何软弱的关系。生命不是彼此共享和相互依存。生命是战胜，并成为第一。并且，如果你确实保持了生存，那么你就独自稳坐在生物演化之树的顶端。”

 

——这种观念强化了地缘政治权力关系及其国家机器的统治意识、专政意识、对抗意识和阶级斗争观念。这种观念催生了以托马斯·霍布斯为代表的强势国家（《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Leviathan，1651）的政治哲学。

 

“这些观念——世界像机器，人类就像生存机器——导致了一个技术主宰的宇宙，却没有带来对于我们至关重要的任何真正的知识。在精神与形而上的层面，它们带来了孤独的绝望与残忍；也没有使我们更靠近那个人生的最根本奥秘：我们如何思考，生命如何开始，我们为什么生病，单个细胞如何变成一个完整人体，以及我们的意识在死去时将发生什么变化。”

 

——拉·梅特里干脆明确提出“人是机器”的论断，亦源于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观念。尽管笛卡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论灵魂的激情》(The Passionsofthe Soul，1649)中，试图用身体的血液循环、器官结构、元精(animalspirits)的运动，以及外界物体的作用等来说明人的情感和意志活动，并且将脑中的松果体确定为心身发生作用的物理地点，他甚至以人能够用语言表达思想理性和学习感知适应环境为由，来明确否定“人是机器”。但是，他始终未能说明物质运动(血液循环、元精的渗透等)是如何转变为与机械运动完全不同的主观意识的。今天，人们可以用物理化学的过程对意识作“因果性的”说明，但无法将那些说明与意识的“特质”比如所谓的“感受性”（Qualia）等同起来，因此前者与后者之间自然存在着“解释的空白”(explanatorygap)[3]。笛卡尔也遇到了这个“空白”但他不打算填补这个“空白”，而是赋予这个“空白”以某种“合法性”。他认为，虽然与心身结合有关的感觉等活动需要从肉体方面来解释，但“纯理智”则不需要，因为它是独立于肉体而活动的，任何肉体方面的解释都对它无效。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将与肉体(包括大脑)有关的心灵活动称作“灵魂”(soul)，将与肉体无关的心灵活动称作“精神”(spirit)，以示两者的区别。于是：

 

“我们依旧不情愿地追随将世界看成机器般分割的那些理念，即使这不是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很多人会从我们看来是残酷虚无的宗教存在里去寻找庇护所，宗教也许能够为团聚、社会和目的等理念提供某些救助，但那是借助于另一种与科学世界观相矛盾的理念。任何寻求精神生命的人都无法不在这些对立的世界观中间挣扎，劳而无功地试图调和它们。”

 

——伦理学教师出身的亚当·斯密考察了财富的来源是劳动，成为后来市场自由的革命性、合法性圭臬，但他关于分配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的教导却很少被引用，这些亦源于把科学与价值对立分而治之的笛卡尔-牛顿式的二元对立哲学。《场》叙述了量子物理学家们的惊人发现，以及他们的困惑：

 

“二十世纪初年发现的量子物理学，应该一劳永逸地把那个分裂的世界扔进垃圾堆。量子物理学的先驱们窥探物质内核的时候，他们被自己看到的情景惊呆了。物质的最小成分甚至不再是物质，诚如我们所知，甚至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时而是一种东西，时而又完全不同。甚至更诡异，它们往往同时可以是许多可能的东西。而最有意义的是，这些亚原子粒子无法分离，只存在于和其他一切的关联当中。在最根本上，物质不能切割成独立的小单元，而是完全不可分割的。你只能够把宇宙理解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动态网络。事物一旦彼此接触，就会在一切空间时间里永远保持接触。事实上，时空本身也像是任意的结构，不再适用于这个层面的世界。我们所了解的时间和空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所有一切，就我们力所能及，看起来是一种‘当地和当下’的景象。”

 

——我以为此处应当翻译成“此在”？

 

“量子物理学的先驱——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沃尔夫冈·保利（Wolfgang Pauli）——有一些闯进形而上领域的迹象。假如电子在一瞬间无处不在，这暗示着大千世界的某些深奥特征。他们求借于经典哲学理论，试图把握他们在亚原子诡异世界中所见的真谛底蕴。保利（Pauli）查阅了心理分析及原型，以及Qabbalah；玻尔（Bohr）查阅了“道”和中国哲学；薛定谔查阅了印度教；海森堡查阅了古希腊柏拉图的理论。但是，量子物理学之精神影响的一个连贯理论，仍然在他们的掌握之外。为此尼尔斯·玻尔在门上挂了一块牌子：‘哲学家止步，工作在进展中’。”

 

“量子理论还有一些相当实用性的未完成的事情。玻尔和他同事的实验以及理解只能到此为止。他们进行的实验表明，这些量子效应发生在实验室里，是无生命的亚原子粒子。由此，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便自然而然地假定，这个诡异的量子世界只存在于无生命世界。任何生命体的运作依旧在遵循‘牛顿和笛卡尔的法则’，这一理念构成了现代医学和现代生物学的一切，甚至生物化学也要依赖牛顿的力和碰撞来发生作用。”

 

“我们怎么样？突然间，我们上升为每一个物理过程的核心，但没有人能充分说明这一点。量子学先驱们发现，我们对物质的介入至关重要。亚原子粒子存在于所有可能的状态中，直到被我们打扰——通过观察或测量到了这一点，它们才最终安定下来，变为某种现实。我们的观察——人类意识——是亚原子波动实际成为某一确定状态这一过程的终极核心，但是我们不在薛定谔或海森堡的任何数学模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们是某种关键，但不知道如何把我们纳入其中。就科学范围而言，我们仍然是朝里观察的外人。”

 

“量子物理学的所有松散的头绪从未联结成为一个连贯的理论，而且量子物理学被贬低为一个极其成功的技术工具是炸弹制造和现代电子设备的关键。由于哲学影响被遗忘了，所以剩下的一切仅仅是它的实用优势。当今物理学明星们愿意接受量子世界奇异特征的表面价值，因为数学，如薛定谔方程，如此成效卓著，但对它反直觉的一切则大摇其头”。

 

“电子怎么能在一瞬间触摸世界的一切？电子怎么会不是一种确定状态，而使其在它被观察或测量之前被认识到？事实上，世界的一切怎么都那么坚实，如果你开始观察的时候，它只是一堆不可捉摸的虚幻。”

 

“他们的解答是，一个真理适用于任何小事物，另一个真理适合于其他更大事物，一个真理适用于生命体，另一个真理适用于无生命体，并且，接受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就像接受牛顿基本公理一样。这是世界的法则，它们应该被照单全收。数学方程有效，而这就是一切。”

 

——至此，量子物理学的那些伟大的发现，既没有被联结成一个连贯理论，也没有从哲学上找到智慧的依据。设想一下：既然“亚原子粒子存在于所有可能的状态中，直到被我们打扰——通过观察或测量到了这一点，它们才最终安定下来，变为某种现实。”那么，我们人类的身心灵是否与世界同构，且能够在量子能源信息的交换和交互作用中共存、共舞、共生？于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精灵式人物又开始了这宇宙核心奥秘的新探索：

 

“一小群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不满足于依靠死记硬背量子物理学来过日子。他们要求对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拿出更好的解答。在调查和实验中，他们从量子物理学先驱们中断的那些地方入手，开始了他们更为深入的探索。”

 

“一些人重新思考量子物理学中几个一直被删去的数学方程。这些数学方程代表了‘零点场’——一个存在于物体之间的空间里的微振动海洋。如果‘零点场’被包含在我们关于物质最根本性质的观念中，那么他们将意识到，我们宇宙的根基就是一个深重的能源海洋——一个恢宏的量子场。假使真是这样，一切都将彼此联结，如同一张无形的网络。”

 

“他们还发现，我们是由同样的基础材料构成的。在最根基的层面上，生命包括人类，都是一团量子能，与永不枯竭的能源之海不停顿地交换信息。生命体发出的微弱辐射，这是生物过程的最至关重要的方面。生命的各个方面信息，从细胞通信到各种DNA的巨大控制，都通过量子层面来转达交换信息。即使于我们的意识，好像远远处在物质定律范畴之外，同样也是根据量子进程来进行的。思考、感受——每项高级认知功能——都必须依靠大脑和身体内的量子信息脉冲来发挥功能。人类出现感知，是由于大脑亚原子粒子与量子能海洋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我们的确在和世界一起共鸣。”

 

——回到巴克莱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而且，生命意识一旦在大脑亚原子粒子与量子能海洋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人类的意念（无论是瞬间意念，还是有计划的意念）就不可能不发挥影响，就不可能不参与其中，所以，被感知，即是被观测，亦即被参与。

 

“他们的发现非同寻常而且异端。弹指之间，他们向生物学、物理学的很多最基本规律发出了挑战。他们发现的，丝毫不亚于一把打开世界上所有信息处理和交换的钥匙，从细胞之间通讯直到大千世界的观念。他们已经找到生理学中人类形态与生命意识的某些问题的深奥答案。这里，所谓的‘死寂’空间，很可能隐藏着生命本体的关键。”

 

——在我看来，本体即背景。

 

“最根本的是，他们提供了证据，在人类的外表下面，我们所有的人都与他人和这个世界息息相关。通过科学实验，他们证明了，整个宇宙可能存在着生命力这样的东西——它是各种各样意念的汇集，或者如同神学所称的圣灵。他们为人类数千年来信仰但缺乏确凿或可信证据的那些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从非常规医药的效验到死亡后的生命。他们给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宗教的科学。”

 

——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连接平衡力，而且，生命自组织力就是宇宙自组织力最集中、最完美、最显性的体现。

 

“不同于牛顿或达尔文世界观，他们的是一种丰富生命的观念。”

 

“这些是借助秩序和控制的影响，能够使我们强壮的观念。我们不是自然界的偶然意外。这里的存在目的，和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位相互一致，我们拥有重要的发言权。我们的所做所想都是重要的——实质上，对于创造这个世界是至关重要的。人类已不再相互隔离；已不再有我们与他们；我们已不再处于宇宙边缘——从外边向里作壁上观望，我们应当占据理所当然的地位，返回我们世界的核心。”

 

——看来，量子生物学和通讯理论（包括系统论、控制论）的探索，使量子物理学先驱们的问题又回到爱因斯坦信奉的斯宾诺莎的上帝（自然神性）理论之中

 

“这些理念是大逆不道。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科学家不得作无望取胜的争斗，反抗盘根错节的敌意主流。他们的调查研究已经持续三十年，大多数没有公布或被压制了，这并不是因为研究工作的品量。这些科学家，都来自信誉一流的机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德国和法国等做过完美实验的顶极机构。可是，他们的实验研究打击了被现代科学奉为神圣的众多核心信条。由于他们不符合科学界主流的世界观——世界像一台机器。承认这些新观念将需要报废现代科学相信的许多东西，在某种意义上，需要白手起家，从头开始。而旧理念的卫道士们不具备这些品格。由于它不符合这个世界观，所以它必定是错误的。”

 

“可是，为时晚矣。这场革命已经不可阻挡。本书中描述的几位科学家仅仅是先驱者中的少数几个，一场大运动中的少数代表。后面还有更多人在挑战、在实验、在修正观点，在参与真正开拓者的工作。”

 

——人类科学无法因为不合乎世界的科学观念而去简单地排斥这些信息，正统科学家将不得不开始修正他们的观念来适应这些变化。到了将牛顿和笛卡尔降到其应有位置的时候了，历史的先知们已经被超越。科学只能是一个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过程，而不是一套亘古不变的框框定律，并且伴随新变化的出现，旧的常常必须抛弃，至少暂时抛弃。

 

“《场》讲的是这场正在发生中的革命的故事。像很多革命一样，它从几点星星之火开始，聚集个别人的力量和势头——一个领域内的突破，另一个领域内的发现——而不是一场庞大而统一的改革运动。他们虽然彼此相知，却都是实验室里的男男女女，往往不喜欢在实验之外去探讨自己研究结果的全面影响，或者并不总是会有必要时间在其他科学证据的背景下去考察自己的实验结果。每个科学家都在探索的旅途上，都已发掘了一桶泥土，但是无人有足够的胆量来宣称，这是一片大陆。”

 

“《场》代表了把这些不同研究综合为统一整体的第一次尝试。这个过程中，它也给予那些基本上属于宗教、神秘主义、替代医学、新时代猜测的那些领域供给了科学的验证。”

 

“尽管本书所有资料都是以科学实验的硬事实作为依据，有些还得到有关科学家的恊助，但我不得不在如何整合当中作一些猜想。所以，我必须强调，这个理论，如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院长罗伯特·雅恩（Robert Jahn）喜欢说的那样，工作在进展。如同所有新观念，本书应当被视为一种初步尝试——把个别实验结果纳入一个连贯的模式，其中的某些部分今后必然被更动改善。”

 

“脑子里保持这条众所周知的格言是明智的——一个正确理念永远不能获得绝对证明。科学能达到的最佳期望就是，反证错误观点。很多声誉卓越的科学家曾经试图用严密的科学实验来证伪本书中阐述的新理念，但是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人成功。在反证或修正出现之前，这些科学家的实验结果依旧是成立且有效的。”

 

“本书是为普通读者写的，为了让笨人能够理解，我常常必须借助仅能粗略表达真相的比喻。常常地，本书阐述的激进新观念还要求有耐心去品味去，因此我无法保证这是一本从头至尾易懂的书。书中很多理念与我们中间的牛顿派和笛卡尔派有着明显不同，我们已习惯于将世界万物看作彼此独立、不可侵犯的。”

 

“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发现。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一名记者、一个客串的译员。赞扬应当给予实验室里几乎不为人知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抓住了这些异常。时常某些东西尚未得到众人的充分理解，但他们的研究已经变成一种对这种不可能的物理学的追求。”

 

以上是《场》的前言部分内容，译者是我的朋友无隅先生的文字（可惜正文部分因中文无出版单位出版，他没有翻译），是我的摘录、感悟、引申和姑妄称之为哲学解读——我冒昧地以为，这本书的内容，正好是我的背景主义哲学（1994）的最好佐证。

 

由于场的作者所介绍的科学家的工作，把物理学与生物学统一起来，而且找到了“生命力”对于“能量子”活动的参与根据（其实FBI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发现人对待花木的善恶态度，导致花木与人再次接触时发出的电磁波出现强烈反差。还有《水知道答案》一书所做的实验，如果能确定的话），这就证明了背景主义哲学（背景就是一个“场”或“零点场”或“耗散结构”或“系统”）中一个核心概念“生命自组织力”的存在。这样一来，不仅中国古人曾经认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天地氤氲，万物化生”，所谓“生生不已”，在当代科学中找到发生学依据，而且，中国哲人感悟到的心是人的“天植灵根”，是“天之所以与我者”，中国哲学认定的“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有人，犹人之有心”也都有了现实的证明。心能“虚灵以应万物”，“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个“通”一直通到宇宙万有。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心”，不只是心，而是“身心灵”的生命体现。而在动力学意义上，生命自组织力是身心灵瞬间耦合的表达。

 

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思路：人与宇宙的关系是同一个共振共恊的场，而不是机械或印刷一般的模拟。人脑感知世界万物，就是与感知对象的共振共恊（都作动词解）形成所谓信息的“波干扰模式”，感知与感知对象是一个相互作用无可分割的过程。这是感知或记忆的本质，也是“不可知论”的题中本义。感知，并不存在“心物”两元，这是一个全身全心与对象（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类似通常说的“全息”（Holos）过程，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大脑专利。古谚“心之官则思”不宜作通常解释。英国牛津曾经有过一位博士生，智商160以上，但大脑容量仅有常人的百分之五左右，几乎“无脑”。生物学家在1930、1950、1970年代曾将爬行动物的大脑跺成肉泥，搓成圆球再放回去，或烫焦烫烂动物的大脑表皮，然而结果却是：实验动物还是能够按照以往的方式行动，无需经过“重新学习”的过程。

 

在西方，笛卡尔之前，神性压倒了人性，特别是理性；笛卡尔之后，到现代社会，是以科学及市场意识为标志的理性，压倒了神性，同时也压倒了人性。如今，人类及其精神体能本身就是自然神性的核心枢纽，神性与理性不只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且可以在人性——人的身心灵生命力能量场——中达成一致，从而把整个宇宙（环境）联结成一个共生场。

 

笛卡尔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分而治之的哲学及其解析几何，在思想上帮助牛顿用四种相互作用力统一了自然世界，把人、生命、意识或灵魂排斥在外；为了驱散“世纪乌云”，拯救“紫外灾难”，催生了20世纪一系列伟大发现，能量不连续（普朗克）、光速不变（爱因斯坦）、电子不辐射（玻尔）、关系测不准（海森堡），此后核能、氢能的利用，人类似乎找出了能量释放的所有秘诀，也使人类及生命意识重新回来并参与到自然世界的运动中成为可能，尽管在科学主流观念中依然只允许遵循着经典物理学自然秩序及其必然性来参与；与此同时，新兴的心灵论、系统论、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又怂恿人们继续追寻人类直接参与的可能世界，发现自然世界运动的随机性、宇宙子时空存在的非对称性、非此在性，以及系统的信息熵值的耗散性，同时这种随机性表达、耗散性转换、非对称性宇宙场、非定域性零点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相关性，即非独立、不连续、偏离中心的“夸克团”与生命意识的相关性[4]。也许，被常识拒绝了几百年的巴克莱名言to be is to be perceived（存在就是被感知）将在这种相关性中重新焕发生机。

 

《场》一书提到的可爱可敬的人们，接续了量子物理学家们工作，他们通过科学实验正确地指出，我们的宇宙的根基是一个深重的能量海洋，亦即一个恢宏的量子场，生命，包括人类，都是一团量子能，与永不枯竭的能源之海不停顿地交换信息（一切能够改变质、能、时空、人、事、物、身、心、灵价值率的内外因素）。从细胞通信到各种DNA的巨大控制，都通过量子层面来转达交换信息。“整个宇宙可能存在着生命力这样的东西——它是各种各样意念的汇集，或者如同神学所称的圣灵。”“综合起来，这些成果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人体及宇宙万物主宰核心的丰富信息。”所以，生命及其意识不只是外在于物质世界的见证者，而是包括生命意识在内的宇宙运行的直接参与者，那么，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生命自组织力是宇宙自组织力最集中、最活跃、最完美的体现。

 

从微观角度看，通常，当量子物理学家谈到非定域性（nonlocality，非局域性，非位性，非此在性）时，他们会提到一项事实，即二粒子能对彼此产生立即的影响，即使彼此之间距离很遥远。爱因斯坦觉得困惑后，便说出了那句著名论断：“在一段距离上幽灵般的交互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因为一个粒子相关信息的移动，看来好像比光速还快，而这违逆了因果律。虽然这个构想违逆了直觉，非定域性现在已获得物理学家的广泛认可，进而几乎都是针对微粒子系统的。单一态非定域性证明，加强了单一态与纠结态（夸克团）的等效压缩态，从而赋予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的地位更多信用。

 

那么，从宏观和宇观角度看，人类世界也就相当于一个量子世界。能量团、量子场相当于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及其意识相当于量子实体、单个电子，比如存在思维量子、“思维子”或“智慧子”，即我所谓的“子”（SIZI），事实上呈现更具活力的“波粒二象性”和连续与非连续的随机应变性，“具有在一瞬间影响任何距离上另一个粒子的能力”，所以，量子物理学家们当年发现的量子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关系，以及近年少数物理学家发现的非定域性量子相关效应以及信息熵涨落等等“诡异活动”（远距离的幽灵般的交互作用），实际上也存在于人类活动之中。由于现代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互联网）、传感工具（物联网）的发明和普及，“智慧地球”、“伦理地球”、“生态地球”的出现，如今这一点已经不难理解。

 

此在，即是彼在；微观，即是宏观，亦即宇观。

 

在物质的某个层次，物体能以超越光速旅行，亚原子粒子在隔离（真空）状态已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理解它们。这个世界，就其最本质而言，是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错综关系网络而存在，并永远不可分割。只有进入生命世界，进入“子”世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照样是一个“普遍连接的宇宙”——连接存在于非连接、不确定的关系之中。人类活动中，信息流脉冲的速度，就显然远远超越光速旅行，人的意识意念可以在一瞬间到达宇宙的任何星球、银河……而且，生命意识一旦在大脑亚原子粒子与量子能海洋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就不是单纯的感知。人类的意念（无论是瞬间意念，还是有计划的意念）就不可能不施加影响力，不可能不进入主动观测（人自身，及运用一切可能的工具）状态，就不可能不参与其中，所以，被感知，即是被观测，亦即被参与。

 

也许，我们可以把巴克莱的名言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稍作修改为：to be is to be participated，即存在就是被参与，包括被感知、被观测，乃至中国古人洞察到的被“参赞化育”。

 

重温量子物理学家们的工作，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相信必然性，讲究对称因果律的中国人，亦即丢失老子洞察先验、透视经验、感悟超验全息思维之后的中国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牛顿、达尔文、乃至DNA及部分地接受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却很难理解爱因斯坦和玻尔的辩论，也很难理解量子物理学的实验结果，所以，尽管耗散结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后曾被提到“新世界观”的高度，尽管人工智能、UFO与天人合一相结合的“人体特异功能”也展开探索，但始终就是一忽儿的事，便消散了。

 

早在时间与空间概念经爱因斯坦统一后，世界的奥秘已经变成了一个物质、能量、信息、时空、运动（即一切“此在者”）的连续与非连续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客观性”，恰好被量子力学的先行者们（玻尔、海森堡、薛定谔）开创性的工作所证实（尽管爱因斯坦不能接受“上帝是掷骰子的”）。但量子力学的天才们也来不及洞悉这一问题背后的哲学原因，只是用一句“哲学家止步，工作在进行中”（玻尔）来避免“争吵”和“麻烦”。不过，这正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事情），不可强求。我以为，能够把“凌波微步”式的概率论、统计学、工具论和偶然性概念引进物理学，他们已经做得不能再棒了。此后，总有一小部分富于想象又脚踏实地的人们，会循着量子力学家们的路朝前走，他们发现了量子场、宇宙子、夸克团及其与人的活动包括生命意识的关联性，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做法，就是把所谓现代科学“领头羊”的生物学引进物理学的研究之中。可是，生命力一旦引入宇宙系统（耗散结构）的自组织过程，整个近代以来为人类的空前进步立下汗马功劳的哲学、科学，乃至政治秩序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于是，中世纪后被笛卡尔哲学和后来的科学分离出去的人及人的生命、意识、精神乃至上帝，就这样可能被重新请回来，二分法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在能量子、量子场、子场的运动中重新统一，生命及其意识处于宇宙的中心位置恊调着一切美妙的运动……最终，所谓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及其各自持论者之间水火不相容的500年论战，很可能都是幼稚可笑的。

 

更遗憾的是，人类至今对量子物理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取得进展没有给予充分关注，或者说没有在哲学创新上给予相应的阐述。就是在科技发达的美国和欧洲，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现在，是时候了，1970年代开始的能源危机是一个机会，于是，量子信息理论开始问世；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又一个机会，于是，新能源（如氢能源、生物能源的技术转换）、循环经济的概念被再次提出（即“保持人类主要需要和需求所需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新伦理”的概念也被来自70个国家的1670位科学家（包括10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共同提出，他们呼吁：“需要一种新伦理，这种伦理必须驱动一个伟大运动，以此来说服不情愿的领袖们和不情愿的政府们，以及不情愿的人民，自己来实现必须的改变”。这种对自然的新意识，转换成博弈论的语言，就是仨赢博弈——我赢你赢他赢，而不是我赢你稍赢他输，亦即通过互助、互信、互联而恊同、恊熵、恊和，亦即从人类与大自然被动的共存，转换成主动的竞和互存而共生。

 

下面，顺便说说我的思想历程和我的理想追求。

 

1982年写《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由来及影响》，我已不像恩格斯那样，完全接受笛卡尔-牛顿开创近代科学，回避教会官方认定的亚里斯多德式本体论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区别开来分而治之的现成方法（当然他还借助了黑格尔辩证法），从而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这一后来在苏式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思路（如从所谓“哲学的党派”，倒推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而是通过反思和超越笛卡尔-牛顿二元世界观，重新把本体论从认识论中解救出来，这样所谓哲学基本问题内部的逻辑矛盾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我比恩格斯幸运的是，我有机会读到贝尔纳的《科学史》、海森堡的《物理学与哲学》、许良英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科普读物、人物传记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研究》。

 

至1994年初写作《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时，继1986提出“重建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权利优先引论》）之后，我明确提出“重建本体”的课题，进一步通过反思和超越近代科学世界观，将世界还原为统一背景（比如老子-斯宾诺莎-量子物理学先驱们-普里高津-量子生物学家们的“自然秩序生命能量场”，即是一“背景”链），并力图追寻人类一代一代地在出（创新）背景的内在机制，“在出背景”亦即“从秉承者向在出者蜕变”的核心力量，即是“此在”的人的“生命自组织力”。

 

感谢《场》一书提到的人们接续了量子物理学家们的工作，他们通过科学实验正确地指出：我们的宇宙的根基是一个深重的能量海洋，亦即一个恢宏的量子场，生命，包括人类，都是一团量子能，与永不枯竭的能源之海不停顿地交换信息。从细胞通信到各种DNA的巨大控制，都通过量子层面来转达交换信息。“整个宇宙可能存在着生命力这样的东西——它是各种各样意念的汇集，或者如同神学所称的圣灵。”“综合起来，这些成果为人们提供了科学认识有关人体及宇宙万物主宰核心的丰富信息。”所以，生命及其意识不只是外在于物质世界的见证者，而是包括生命意识在内的宇宙运行的直接参与者，那么，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生命自组织力是宇宙自组织力最集中、最活跃、最完美的体现。

 

健忘的人们啊，你们往往只知笛卡尔、牛顿、斯密、法拉第、马克思、爱因斯坦、薛定谔、玻尔、埃德·米切尔、雅恩、图灵、丘吉尔、比尔·盖茨们生命活动的结果如何如何了得，却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那就是这些人类的天才们的意识行为活动显现能量的过程本身，就是宇宙生命自组织力存在的明证。

 

是时候了，把意识引入物质、能量、信息转换，贯通时间、空间、意间，势在必行！

 

1687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他的“绝对时间”（“不受任何影响，在任何场所都总是以同样速度流动的时间”）“绝对空间”（“不受任何影响，总是保持静止的空间”）观。

 

但是，特弗里德·莱布尼兹（Tfried Leibniz，1646-1716）不同于牛顿，他认为，“时间不过是用来表示事物发生变化的先后顺序的一个用词”，而“空间不过是用来表示物体位置关系的一个用词”。可惜，后面三百年间，人们接收的只是牛顿的“绝对时间空间观”。而实际上，莱布尼茨的时间空间观有着更广延的伸缩意义。

 

“先后顺序”，有时间，也有因果；“位置关系”，有无间，也有间道。所以，“时间和空间具有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伸长或收缩（外拓或内敛）的性质”，因而，时间与空间是相对的不可分的，比如，在相对论中是把时间等同于空间的一个方向那样来处理，这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相对时空观”。

 

用一个图来表示这种富有历史意义的图形，叫时空图。在时空图上，将时间流的方向确定为从下向上（下代表过去，上代表未来），当然，这是物理学对时空图画法的一种约定。在时空图上垂直于时间轴切出的截面代表瞬时世界，表示了对应瞬间同一时刻的世界。时空图同时包含了一个物体（仅仅是物体？）处在何时（时间位置）和在何地（空间位置）两方面的信息。从时空图的立场来观察我们这个世界，这就是相对论的时间观和空间观。

 

不过，事情还没有完，时空图表示的时间位置与空间位置“两方面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个“两方面信息”的解读，有高低、深浅、长短，亦即维度、伦序、意蕴之分，而且，谁来解读，所揭示的价值意义，既不同又是大有讲究。我们假定，解读者是活体，即生命体（从线粒体到人），微动植物们，甚至一般人，对相同的信息，也可能得出千差万别的意义，只有思想力（Mind Power）超越庸常乃至神性者，才能揭示出象质能公式（E=mc2）这样的价值意义，这也是薛定锷、海森堡们引入“观察者扰动”“人择原理”或“自由意志”发现——远不只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和量子物理学发现的“量子纠缠”，共生学人倾向于彭罗斯（Roger Penrose）在他的著作《皇帝的新脑：关于计算机、思想和物理法则的问题》（The Emperor’s New Mind: Concerning Computers, Mind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1989）中解释意识的起源和性质时提出的“原意识”（原始意识、原型意识，Proto-Consciousness）的概念，认为意识是宇宙基本元素和固有属性。

 

这就引出了一个独立时空观的“思间”或“意间”或“孞间”概念，而且，由于意间（意识之间），是贯通于时间空间全息关系过程，打通物质、能量、孞息全生态自交互作用的“扰动者”，所以，不能离开意间，来单纯地讲（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时间、空间，这就有了“时空意间观”。

 

Particle，中文翻译为粒子，其实是一个质点，是指忽略其形状和大小，被赋予若干物理性质或化学性质，如体积、密度或质量，用一个有质量的点，代替整个物体。而且是与波（wave）相对而言。

 

Wave，波，是一个或多个物理量从平衡状态传播出去的动态扰动（dynamic disturbance），波也是此物理量在空间逐点传递时形成的意间运动。Particle & Wave，随“观察”“测量”“心念”的变化而变化、在场而在场，测是测不准的（海森堡），只能在波、质点、间性交互转换关系中，加以把握。

 

Interstitial，间性或间质，指蕴涵在“时空意间”自组织转换过程中，在两个或多个状态、事件、实体之间，在波质（粒）之间，存在的过渡、连接或空隙，理解“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动态变化，意间显然是一种存在，更是存在的自组织、自相互作用者。

 

  • 时间的间（Temporal Interstitial）：这里的“间”可以理解为时间中的过渡阶段或间隔。比如，两个事件之间的过渡时间，或者在某个持续过程中的短暂停顿。
  • 空间的间（Spatial Interstitial）：这里的“间”指的是空间中的过渡区域或空隙。比如，两栋建筑物之间的空隙，或者在某个区域中的过渡地带。
  • 意间的间（Mind Interstitial）：这里的“间”涉及的是思想、意识或意图之间的过渡或间隔。比如，两种思想之间的思考，对时间-空间富有质感的穿透性，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犹豫或反思阶段或转换机制，所谓“一念之间”。

 

是故，所谓“波粒二象性”（玻尔），实为“波质间（三象）性”，是“时空意间观”更本质的物理展开。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可译为“主体间性共生”或“交互主体共生”，是时空意间观的生理、心理、伦理展开。个体之间、群体（共同体或共生体）之间，即人际、群际、国际之间，通过交流、理解和互动，建立一种互惠互利、共襄生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涉及共享信息和知识，还包括情感支持、资源共享和共襄决策。主体间性共生强调个体生命的“本自具足又非独存”，所以，个体在社会中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通过你、我、他（她它祂）全人称或全生態的互动和合作，通过“存同尊异，间道竞合”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形成更复杂、更具效能与公义、更美好良善的社会结构、关系网络和生活方式。

 

在实际应用中，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概念，可以用来探讨天人（人与自然）、人我（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作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圭臬，也是重塑团队合作、社区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国际关系的方向与方式方法。它强调了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经验，以及通过合作和互助来实现共通的目标和进步。

 

我相信：物理学、生物学（包括认知学、心灵学）、文化学（包括价值观）将统一于“广义生态学”，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共生场”（伙伴场），一种“乐活新思维”全景图，催生一场真正的生态革命。

 

为了适应这行将来临的共生场生态革命，日前在与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恊副主席、两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的通信中，我冒昧地以为，中国的教育观念，应当完成这样一种战略转移：“培育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乐活新人，推动人类生态能源转换方式的研究与实践，包括环境艺术实践”。于是，我提出一种“三本通学教育”理念。

 

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战争对抗，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此后的许多局部战争，不管以何种借口，无非围绕能源（包括自然的化石能源、人为的货币能源）和材料（如冶金材料）展开（所谓金融对抗、货币战争只是一种虚妄），所谓“冷战”更多地表现为内部管控（包括布拉格之春），而且意识形态之争从来都会让位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对抗。围绕材料展开的战争对抗，已经随着“废料”（如废钢材的品质远远高于原始铁矿石）的循环利用（无独有偶，科技与工艺总表现出一种“共轭现象”，源于意大利的一群“贫穷艺术”艺术家，为了摆脱和冲破传统的“高雅”艺术的束缚，重新界定艺术的语言和观念，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采用废旧品和日常材料或被忽视的材料作为表现媒介，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更有直接依赖于生命自组织力中人脑创新组合的“新材料”的出现而趋于缓和，如今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困境，主要是能源的争夺。

 

所以，我坚信，人类一旦能从能源困境中解脱出来，那么传统地缘政治权力（对抗）关系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将大大下降，现代生态政治共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将凸显出来，从而使人类的“和解的智慧”、“变化的智慧”与“共生的智慧”成为可能。而且，迄今为止的各种私权“利益共同体”（或叫利益集团，包括政党政治），都将让位于各种“公民共生体”。剩下的问题，就突出地表现为：公民共生体自身政治生态、经济生態、文化生態、社会生態的动态平衡、生产的自然良性循环和生活的健康可持续……

 

写到这里，我想起近年来各国各地青年争做“乐活一族”（Life 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LOHAS，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新潮流，于是我想，只要我们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无分草根与精英，在当下特别是我们的80、90后）意识到自己身心灵生命自组织力的存在，通过自身创造和创意的能量转换，不断拓展共生新思维的内涵，不断刷新科学纪录与调整价值评估体系，那么人类将构建起的共生场——行将来临的生态革命，即是一场没有硝烟、没有污染、没有破坏，也没有被污辱与被损害者的革命，是一场富有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体行共生意味的革命，祂将开启宇宙历史的新纪元——据说它将被称之为“宝瓶座世纪”。

 

总之，共生场——行将来临的革命，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革命，祂本身就超越了学术与政治上的左中右，超越了文化上的东西南北。这已经不再是一派对另一派的革命，不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革命，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革命，是新型文明对一切旧式文明的自我革命，是新我对旧我的革命。

 

我坚信：共生新思维革命，将普惠全人类、普惠全生态、普惠全宇宙！

 

2006年11月3日于上海市延平路心约开关居

 

 

[1] 本文已经收录在《原德：大国哲学》一书，该书2012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霍金先生继《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和《果壳中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之后创作的《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不仅接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说“哲学已死”，也象尼采“召来一位扎拉图斯特拉，顶替上帝给芸芸众生以光明的使命”（参看《参与——现代人的追求》，1989）一样，霍金先生则从鱼缸里金鱼眼中得到灵感从追问“何为实在”，进而给我们馈赠了一份大礼包——“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和“多重模型”（工具、“有待”），以及由此“从无中创生”且“不需要超自然的存在或上帝的干预”的“多重宇宙”（据称这个“实在论”不仅适用于科学模型，还适用于我们所有人为了解释并理解日常世界而创造的有意识和下意识的心理模型）。但是，熟知现代物理学的人们都很清楚，霍金先生的这份“大礼包”，在哲学上并没有比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给我们更多一点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基于观察的演绎。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他本人真正面对“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这样“实在”的问题时，自己也立马陷入了迷茫。

[3] 1960年，Liklider JCK提出了“人机共生”（Human-Computer Symbiosis）的概念，被视为人机交互范畴的启蒙观念，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空白”，提供了现实依据。

[4] 夸克理论是1963年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提出的关于“物质组成”的新理论，认为当时科学家所认知构成物质的最小粒子中子、质子等，是由更基本的粒子“夸克”所构成，并提出三种夸克，分别命名为上夸克、下夸克、奇夸克，例如，质子是由两个上夸克与一个下夸克及胶质组成。后来科学家陆续发现粲夸克、底夸克、顶夸克的存在。夸克理论的提出，让物理世界变得更简洁、更美。现代粒子物理学家们相信，上帝只用了六种夸克和少量轻子，便构筑成我们客观所见的一切物质！意味深长的是，最初，盖尔曼这个基本粒子中最基本的“夸克”（quark）其名，竟是从詹姆斯·乔伊斯的1939年出版的小说《菲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里信手拈来的（Three quarks for Muster Mark！/Surehehasn’t got much of a bark/ And sure any he hasit’s all beside the mark。给马克先生叫夸克三声！/他听见的肯定不像鸦啼/他所有一切无不偏离中心）。这里面应当还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东西，比如场能的构成与运动方式。

]]> http://symbiosism.com.cn/4080.html/feed 0 论共生的智慧 http://symbiosism.com.cn/4076.html http://symbiosism.com.cn/4076.html#respond Mon, 06 Jul 2020 07:56:15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4076 论共生的智慧

 

作者：钱 宏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宽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到变化的智慧、共生的智慧，我们看到了人类“地球智慧”半个世纪缓慢而淡定的进步。

 

今天，人类正面临着一次数百年一遇的变化，包括经济、科学、技术、艺术、文化、政治、思想、哲学，以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巨大变化，这是一种思维结构上的重大转变，它预示着地球村居民从今天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时代，将转向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贺洛斯文明（Holos-civilization）即“全生态文明”，亦即“共济共栖而共生”的文明时代。

 

我们这代人，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全新变化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我们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一个包括世界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体结构性改变的时代，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一个价值观改变的时代。

 

我所说的“共生的智慧”,是背景主义哲学（1995）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共生价值观, 即为一种新的全息性生存方式和全生态生活态度。说白了就是这样几句话：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在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发展是硬道理”，最终价值判断也是要优化社会的共生关系；和谐中国，和谐世界，还是建构全球文化生态和文明形态的共生关系。所以，共生哲学，共生价值观，就是关于人类共生关系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系统。

 

共生思想有着深厚的生物、生态、科学、艺术、技术、工艺、伦理、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共生”一词，来自古希腊语Symbiosis，共生概念则由德·贝里在1879年提出，其意为，共生是不同种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到上个世纪70-90年代，“共生”一词已突破原有意义和范畴，不仅扩展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被用于阐释各种关系。共生思想已经受到了许多国家不同领域的人士关注。

 

生物体的周期性或永久性的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就是通过不同生命体之间的自然联系导致新细胞、器官或生物体的产生过程。于是，不同物种的两种以上的生物共生体间，也同时通过生命行为、新陈代谢或基因传递深化了这种自然联系。这里说的“自然”（nature）是“内在性”、“本性”的意思。就是说，共生不是一种外在于生物、生命、宇宙、人、事、物的关系。“内共生”（不同物种共生的内在联系）是进化创新和生命自组织力的根本能量源。因此，共生价值观强调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一切能够改变人、事、物价值率的内外因素）和生命自组织的相互关系。

 

于是，一种全新的共生思想、共生哲学、共生价值观即共生主义思潮行将来临，应运而生。

 

笛卡尔之前，神性压倒了人性，特别是理性，笛卡尔之后，到现代社会，是以科学及市场意识为标志的理性，压倒了神性，同时也压倒了人性和价值。

 

如今，人类及其意识本身就是自然神性的核心枢纽，神性与理性不只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且可以在人性——人的身心灵生命能量场——中达成一致，从而把整个宇宙联结成一个共生场。

 

共生场，在发生学（包括宇宙发生学、生物发生学、认知发生学）和动力学意义上，既是“万有为一”，也是“一为万有”，即“存在”、“此在”状态(场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的也是发生学，但没有揭示其动力学机制)，或者说是“零点场”开始运行的“生命自组织”的情形。根据一本名为《场》的新书介绍，世界各地有一批人士接续量子力学家们取得的认知成果，把物理学与生物学统一起来，而且找到了“生命力”对于“能量子”活动的参与根据（其实，FBI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发现人对待花木的善恶态度，导致花木与人再次接触时发出的电磁波出现强烈反差），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思路是：人与宇宙的关系是同一个共振共谐（都作动词解）的场，不是机械或印刷一般的模拟。人脑感知世界万物，就是与感知对象的共振共谐形成所谓信息的“波干扰模式”，感知与感知对象是一个相互作用无可分割的过程。这是感知或记忆的本质，也是所谓的“不可知论”题中本义。感知，并不存在“心物”两元，这是一个全身全心与对象（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类似通常说的“全息”（Holos）过程，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大脑专利。古谚“心之官则思”不宜作通常解释。

 

这就证明了背景主义哲学中一个核心概念——“生命自组织力”的存在。背景就是一个“场”或“零点场”或“系统”或“耗散结构”。这样一来，不仅中国古人曾经认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天地氤氲，万物化生”，所谓“生生不已”，在当代科学中有了发生学依据，而且，中国哲人感悟到的心是人的“天植灵根”，是“天之所以与我者”，中国哲学认定的“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有人，犹人之有心”也都有了现实的证明。心能“虚灵以应万物”，“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这个“通”，一直通到宇宙万有，“通”到东方与西方的交融，“通”到印度四世纪的唯识思想，“通”巴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通”到巴洛克式的艺术哲学，“通”到德·贝里的共生概念……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心”，不只是心，而是“身心灵”的生命体现。而在动力学意义上，生命自组织力是身心灵瞬间耦合的表达。

 

当我读到生物学家洪黎民生前的告诫说：“普通生物学者深刻体会到群落中生物相互关系的复杂性，鲜明地揭示了个体或群体胜利或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密切联合的能力，而不是强者压倒一切的‘本领’，自然界如此，人文科学中的生物哲学亦可如此理解。”（《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6年第4期），不胜感慨系之。

 

当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日益显现之际，人类幸运地步入了信息社会，全球化、个性化（一说多元化）势不可挡，对人类生产、生活、生态构成核心支配作用的力量，渐次由资本、能源、权力的垄断和操纵，转向信息、文化、艺术的创造力，转向个体生命的自组织力。人类与个体生命，与信息、文化、传统、栖息地、能量场及环境、气候、星际的生态关系，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关系。个体生命的价值以生态关系即“共生关系”的方式显现出来。于是，世界共生关系中形成的生态政治，开始取代传统“权力关系”中形成的地缘政治。生态政治与地缘政治的质的区别，这就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事、物发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是因为，人类生命的动态变化及其新陈代谢过程是一个持续动态平衡的耗散结构。所以，人们必须整体性地把握生命的动态变化，超越和整合近500年来的近代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切割式专业分工，及其学科化教育体制带来的人格异化和生产、生活的片面性发展问题，才能拥有未来。

 

其实，共生思想还远不只是包涵艺术、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历史、未来等人文领域，而且，共生概念真正涉及到人和自然界的共生，异质文化的共生、科学与艺术的共生、宗教与科学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共生、传统与时尚的共生、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共生、历史与未来的共生、不同年代的共生、城市与乡村的共生、海洋与森林的共生、抽象与象征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肉体与精神的共生、保守与革新的共生、开发与保护的共生、精英与草根的共生、偏利与互利的共生、工业与农业的共生、消费与服务的共生、效率与公平的共生、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的共生、人与神的共生、人与他者的共生、不同语言（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共生、不同思维方式的共生、一国一地区公民与全球公民的共生、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共生、东西南北中左右的共生、江湖庙堂农工商的共生等等，总之，不同领域、层次、方面、内容的共生、共栖、共济，将构成人类世界、地球宇宙自然联系愿景，形成一个从量子场到零点场，以至全息共生场！

 

综合中外人士的探索，共生的智慧有如下表现：

 

共生，是在给予和被给予的生命自组织活动中共同进化的关系。

 

共生，是对新与旧、外来与自有生活方式与审美旨趣的超越、整合而创新的关系。

 

共生，是在时间上延迟冲突、空间上设置缓冲地带的同时，积极地相互接受个性差异并扩展共通领域的关系。

 

共生，是在相互调和、妥协、合作中创建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的关系。

 

共生，是相互对立和否定的同时，相互给予必要的理解和肯定的关系。

 

共生，是包含了经济增长、政治对抗、人性施恶在内的竞争、紧张和强权关系中建构起来的一种赋有创造性的关系。

 

共生，是追寻可能的世界，并创造人事物新的可能性的关系。

 

总之，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把共生的智慧，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学、共生的价值观，概括为这样十六个汉字：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和谐中国的社会建设应当倡导共生价值观。共生价值观坚持多元、个性、合作、互动、共生、共栖、共享的原则,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促进个体生命自组织力发展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以社会生产、生活、生态均衡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提倡发挥三大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的相互作用，既保证社会整体充满活力,又确保国家安定有序,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解决人类异化和片面发展需要共生价值观。20世纪是对抗、战争、发展的世纪。主客二分、我他二分的思维模式,使人类在改造世界取得骄人经济奇迹的同时，过分地扩张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弘扬的主体性是一种异化了的片面发展的主体性,这种片面性肢解了人的自我个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战争,而且导致了人与他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紧张对峙,人变成了“异化人”,个人在社会发展中只得到片面的、畸形的满足。唯有整体主义、背景主义的共生价值观才是解决人类异化和片面发展的不二法门。

 

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构共生价值观。世界各国从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能源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博弈中诞生的气候政治，其精神文化支撑点，在新的国际关系政治实践中，仍然首先是借助（环境）科学名义、（国际）法律手段和（自由）市场机制得以通行，但是其哲学伦理基础，却是共生思想和共生价值观。只有共生价值观才能为科学、法律、市场设置全球道义底线。从而避免人类再次陷入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的困惑之中，保持地球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生态与自然大循环重新趋于一致，以及正常可持续发展。

 

结语：在人类事务中，寻求共生关系和共生、共栖、共济模式，是人类关系、国际关系、区域关系、世界关系的最高境界和终极关怀的内容。

 

2009年11月1日01：01：01于北京团结湖东里陋室

]]> http://symbiosism.com.cn/4076.html/feed 0 希格斯玻色子还不是“上帝粒子”——从爱因斯坦、霍金到共生场论 http://symbiosism.com.cn/2988.html http://symbiosism.com.cn/2988.html#respond Fri, 11 Oct 2019 14:08:14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2988

题记：我相信，哲学的功用不在知识性，而在智慧性。我这里给出的不是结论的真理性，而是给世界各地前沿科学家们提出一个方向性问题，或者说，提供一个新思路！

 

追求统一场论的背景

 

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从牛顿到拉普拉斯，都声称：“如果知道某一时刻宇宙内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宇宙的未来。”而20世纪量子论的测不准原理发现，不可能同时准确地测到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后来，又发现了混沌现象，即在一处很小的扰动会在另一处引起巨变。一只蝴蝶在一个地方扇扇翅膀，就可能在很远的一个地方引起大雨，所以天气预报往往也不准确。

 

如此，绝对的决定论失去了基点。然而，自爱因斯坦晚年尝试建立一个能描述自然界所有力的统一场论后，很多科学家一直在追求建立一个能描述整个宇宙的大统一理论。

 

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能描述一切物理现象的理论？有人认为可能，这就是所谓Ｍ理论，或超弦理论。据称，Ｍ理论又称膜（Membrane）理论、矩阵（Matrix）理论、母（Mother）理论和神秘（Mystery）理论。它认为弦或者膜是物质组成的最基本单元，所有的基本粒子如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都是弦或膜的不同振动激发态。它有可能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完美地结合起来。

 

但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指出，在任何公理化形式系统中，总存留着在定义该系统的公理的基础上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科学家发现了多少自然界的基本特征，可霍金依然断言，人类包括M理论在内的关于宇宙的所有理论“既不协调，又不完善”。那么，在物理学领域，会不会可能存在类似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规律？这似乎在说不完备才是完善的。

 

既然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整个宇宙的理论，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追求“完备性”？所谓的“完备性”“大统一”，究竟是指什么意思？

 

如果大统一、完备性，指的是上帝全知全能的特性，那么是否存在“上帝粒子”呢？

 

 

上帝粒子的品格

 

如果上帝粒子就是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那么，当它与变布全宇宙的量子场耦合而获得质量或质点（Mass point）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共生场（Symbiofield）理论讲的Si（ ）子或灵子引發的自組织共生起源。
Si（ ）本身就是一种生成质量的机制（亦即Higgs mechanism，又不限于此），即使費米子、玻色子等基本粒子獲得质量的机制。

 

重要的是，Si（ ）子具有超弦的特性，既有转动、振动、移动特性，又有双螺旋耦合特性；既无处不在光耀传神，又似有若无瞬间即逝（此亦希格斯子、费米子特性）；既是一個“被观察对象”（自组织、自相互作用意义上），又是一個觀察者（人择原理意义上）。

 

所以，希格斯玻色子虽然接近上帝粒子的意思，但因其不具備“觀察者”特性，还不是上帝粒子，只有聚合希格斯子、希格斯机制、希格斯场三位一体，同时，又符合人择原理逻各斯（λογοσ，认知理性）、努斯（νους，参与理性）、埃斯特惕卡（αισθητική，臻美感性）三位一体的Si（ ）子，才具备了“上帝粒子”的品格。

 

所以，拉普拉斯之后，从爱因斯坦到霍金，希望建立一种解釋一切的统一场论或大统一理论，都是南辕北辙，都不可能統一到任何一个质、能、信及其时、空、弦同一的任何点（质点或奇点singularity）、波或体上，因此，物理学家们设计加速器向外寻找基本粒子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一切都在臻美共生的关系过程中。

 

结论：如果大一统理論是必須的，那麼，只能是在全息且臻美共生的意义上，才可能是成立和有价值的。
否則，任何宣称“大一统”的理论，一定会和人過不去、和人为难！

 

 

 

从人择原理到共生论

 

 

其实，任何大统一理论远不只是“不能和人过不去”，而且就世界本身来说，哈耶克发现“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竟是如此真切。

 

那么，有没有一种导致观念转变和赋予意志力量动态平衡相对应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又正巧与自然秩序与约定秩序的动力学与恊和学相对应呢？

 

既是“人”说“事”观“物”，当然离不开人的选择。人择原理的深刻性，在于洞察到了这个宇宙的种种精细结构运行维度，包括明暗物质、能量、信息（心=Information of Mind）各个基本自然常数和观察数值，恰巧不偏不倚不增不减自己如此地“适合碳基生命活体及其意识现象的存在”。

 

人择原理的深刻性，还在于将人的意识形态存在，看作宇宙天体、生命演化全过程、全生态链的观察者和亲历者，这就超越了笼统的天人合一、一圆融合、以神为本或以人为本观念，赋予自然作为人自身存在的矩阵（Matrix基质、环境、界面或接口）必要条件，拥有和人类社会一样的权利。

 

这样，就为我们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假定，超越笼统的整体观念的思维方式；用“黄金中道”，超越笼统的“中庸之道”或“折衷妥协”的思维方式；用“间道共生”或“恊和”（Synergetics）的思维方式，超越诸般“二元对立选择”的思维方式；用强势者“知进退”“通损益”的觉悟，换取弱势者“谙厚德”“有尊严”的信赖的思维方式；用简明演化的“共生起源”，超越简单循环的“太一生水”“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开启了通往“参赞化育”“向死而生”的永续臻美的时间之窗。

 

因此，人择原理揭示出：被观测的宇宙环境，必须允许观测者适时地与之共襄生成，“你成就了我，我读懂了你，你我传承了他”，“化腐朽为神奇”，犹如两性耦合生子，生命从此繁衍不息。否则，就不会有人这样的智慧生命，来谈论她或它或祂。

 

有趣的是，物理学家和灵修家们发现的明暗物质和能量0.05:0.95，恰好与心理学显潜意识0.05:0.95之比呈相应关系，更有趣的是，生物学家发现与细菌（特别是共生菌）、微生物数量10倍于生命活体的细胞，即人体细胞与各种细菌的量能，也可能是0.05:0.95之比例关系——很接近几何美学黄金律（Goldenrule），决定了世间可见人、事、物的阴（势能）阳（动能）平衡与失衡、秩序与失序、渐进与突变的新陈代谢（Metabolism）共襄生成，也决定了在明、显、阳的世界不可能的事情，可能通过暗、潜、阴的“间道”“虫洞”“彩虹桥”“光子隧道”来实现量子纠缠式的交互作用，所谓“谋之于‘神’，成之于‘明’”，比如雷神Thor可以瞬间在距离以光年计的Asgard天空城与地球之间往返自如，并且信息瞬间互通！

 

这就反过来坐实了，人的观念和意志恰巧也体现了造物主（自然）各种度量空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法则。

 

我相信，这个自然约定秩序，就是共襄生成（Grow by Symbiosism）思想所指称的共生法则、共生价值、共生方式，以及“自然世”的共生起源、“人类世”的共生底线和“地球世”的共生灵魂。特别是共生法则蕴含的美妙数值，将生命活体长、宽、高、面、体、方、圆的臻美黄金矩阵（基质、环境、界面）实然、应然、或然、必然地历时又共时地揭示出来。共生法则相应的共生思维，彰显出凡人、事、物，皆由1、共生单元（U，因子、信源、动机）；2、共生矩阵（M，基质、环境、接口或界面）；3、共生能量（E，效能、价值、尺度）三要素耦合生成。

 

我们发现，大自然产生的每一活体，都依赖于合成、分解、降解其他活体的代谢物而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着。生物及空气、水、土壤、微生物、化合物，都是活体，每一活体内及活体间的能量交换、转变过程，所储存与释放的能量及其不同物质形态，都是一种代谢物。所有菌艸木禽兽你我他的种子的生与再生“新陈代谢”（施旺）过程中，一种生命活体和生物物种的代谢物（包括熵增物），往往是另一种或多种生命活体和生物物种，或次一级或高一级生命活体和生物物种的养分，甚至美餐，这从生物链（许多人只看到了食物链）的观察中最为典型。

 

而且，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大自然没有浪费，没有垃圾和腐朽，氮是共生菌的代谢物，氧气是植物光合代谢物，所有动物活体从所谓“果子蔬菜、花朵块茎、肉类食物”所吸纳的氨基酸、蛋白质、脂质、核酸等大分子元件，其实也不过是某种特殊活体能量转换的代谢物，区别仅仅在于活体的基因不同，其代谢物的性能各异。许多人类这种生命活体喜欢吃的膨化物（如馒头），最喜欢喝的酒，不过是酵母菌吞噬粮食的代谢物（便便或尿尿），所以，我在《共生菌如是说》中半开玩笑地说：“我想告诉喜欢喝酒的朋友一个秘密——高成本、高税收的酒，是死了的酵素；低成本、零税收的酵素，是活着的酒！”同样，人和动物的代谢物，又是狗的美餐和许多植物的“肥料”，再比如一堆朽木在艺术家眼里可能成为几件伟大的雕塑作品，还有近年来兴起的“循环经济”等等，不一而足，由此类推。

 

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不是人，而是微生物，是共生菌，没有共生菌和其他微生物的参与和降解，换句话说，奢侈浪费成习的人类啊，再不学会保护微生物，这世界就是一堆僵尸或垃圾场；人类如果再不学会与微生物共生，已经毒化的了空气、水源、土壤和变异的微生物及自身变异的细胞（如癌症），将毫不留情地将人这种生命活体代谢掉！

 

所以，地球生灵总体上保持着一种“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態势，才有了文字图像记录以来，我们看到的如此丰富多彩的生灵世界！

 

而这正是我写作《共生简史》，不是从学科分类选材，而从有文本（如左传、管子）记载的，人对于“异质共生”的事、物的观察开始之原由。

 

回到词源学的共生理解上，中文“共生”概念，与英文“共生”有没有对应概念？英文共生，一般公认源于希腊文Symbiosis。这里稍作改造，为Symbiosism，前缀“sym”，意为“在一起”“共襄恊和”（Living Together），“bios”，意为“生物”“生长”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Grow up，Living，Style of life），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信念”之意。那么，综合中英文的意思，我想给共生下一个超学科的定义，供方家重新审视！

 

共生（Symbiosism），是一切生命活体及活体间恰如其分的动態存在方式，是这个世界已经成型和尚未成型的东西自组织与外平衡力展现的新陈代谢共襄生成的法则。

 

生命活体间的存在方式，也是生命活体的内生性自组织与外平衡能力（Autopoiesis and Ext-Balance Ability）的互动互助竞合臻美过程。因而共生，是亿兆年来形成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现在这个状况之源泉。

 

所以，共生也指全体共生、全息共生、臻美共生。共生既是动力学（Dynamics）的，也是恊和学（Synergetics）的。就是说，共生既是渐进的适者生存，也是突变的量能创生；既是工程学的，也是伦理学的；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于是，我说的共生哲学，讲的就是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一切生命活体间“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生生不息的永恒创生的故事。

 

 

午夜对话

 

Q：科学家们希望建立的大统一的理论，也只有在共生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单纯从时间，空间，物质，能量，运动都不能建立这个大统一的理论。从爱因斯坦到霍金他们的努力，所以不能建立大统一的理论，是因为他们在哲学上没有引入共生（Symbiosism）的概念,大统一不是大同一，如果他们理解成同一就完蛋了。

 

S：大统一就是大宇宙吗？

 

Q：可以这么理解，重要的是，要引入生命的概念。

 

 

S：我说的大宇宙不是那个时空的宇宙，万事万物不都是在这个宇宙里面吗？

 

 

Q：也不是说在宇宙里面，也在宇宙外面。

 

S：好深奥呀，如果这么讲的话，那这个宇宙又是什么呢？

 

Q：因为你必须还要设定一个他者（她它祂）。

 

S：意思是说宇宙以外还有东西？

 

Q：这个他者，是观察者，既在宇宙中，又在宇宙外，这就是上面说的既存在于人中，又存在于人外的这个Si（ ）子。

 

S：我在思考，我在观察？

 

Q：对呀，上帝其实是个观察者，不是说他是单独的全能的观察者，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是相互影响的，相互作用的，只有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才能理解和贯通，因为需要一个观察者来理解他，这个宇宙正好适合这样一个生命观察者的存在，反过来讲这个生命的存在印证了这个宇宙的存在，当我说的这个存在，正好是你在谈论他，谈论你说出来的那个存在，你说出来的那个存在本身，跟你的存在本身，两个存在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所以你想完全说或测“准”他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测不准原理，但是又可以测的，因为你存在着，你观察到他了，同时他也在影响你和我。

 

S：那意思是说，你观察了，他就定了，因为粒子是动的，只有你观察，你思考的那一刻就定了。

 

Q：他就是一个质点嘛，一个质点，一个波形，然后又在弦动着，在弦动中，一会儿是质点，然后又拉长了，又弦成了波形，智能是相互转换的，怎么转换呢？常识大家都知道，讲速度，运动。

 

S：那照你这么说，科学家早就考虑了，引入了速度，最典型的就是爱因斯坦的能量公式。

 

Q：引入了速度，是根据观察的显示，运算得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满意，他们想在哲学上建立能够解释一切现象的理论，然后，还是认为有一个完全脱离于人的客观存在来解释这个世界，那就说不通了，脱离于观察者被观察对象的共襄生成（动態平衡）来解释这个世界，就解释不通。

 

S：你把观察者引入进来，那就是三位了，而不是两位了吧。

 

Q：对呀，而且是一个互动关系，在共襄生成（Grow by Symbiosism）的意义上，可以建立一个大统一理论，我猜想，这才是爱因斯坦，霍金真正都想做的事情，不从共生，共襄生成的意义上去理解，就理解不了，而共襄生成的理论有三个支撑点，一个是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二是普里高津熵增理论提出“自组织理论”，三是还活着的希格斯提出的“自相互作用”理论。所以有了熵增原理、自组织原理，自相互作用原理，就可以把观察者也引入到这个“自”里面去，这就是共生理论所做的工作。

 

S：普里高津提出自组织伦理，自组织是粒子特性，也是波自身的状态和自弦的状态，构成自相互作用，自组织就是把不同的东西编织造在一起共襄生成新事物。那么希格斯提出自相互作用，是把两者统一了，还是也把观察者引入进来？

 

Q：他没有把观察者引入进来，共生理论就是要把观察者也要放进来，这就跟人择原理有关，这是不同人提的，人择原理是一个人提的，自组织理论是一个人提的，自相互作用是一个人提的，所以共生的思想是把这些组织到一起，只有在共生的意义上才能够建立大统一理论。

 

S：为什么要建立大统一理论？

 

Q：大概人要理解这个世界，一定要工具，理论就是一种工具，一种方法嘛，否则你怎么在宇宙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呢？人要在宇宙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才能够辨阴阳。

 

S：那人在宇宙中是什么位置呢？

 

Q：观察者的位置。从宇宙的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Si（ ）子，从自身的角度看，人这个观察者是认知者、参与者和臻美者三位一体。

 

S：噢，人在宇宙中是观察者位置，他去观察事物的运行？

 

Q：你这句话本身又不全对，有你那个意思，但同时又错了，因为观察者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他和宇宙本身构成自相互作用，共襄生长。

 

S：哈哈，我又把我抛出宇宙之外了是吧，但其实我是在宇宙之内的，我也是跟这个宇宙相互运转的。

 

Q：对。你变成上帝视角去了嘛，上帝的观察好像是一个外在，宇宙是我创造的，你说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也没错，但上帝也是这个宇宙创造的。上帝是一个自创论者，必须是从“自创”去理解，这个“自创”既不排斥上帝，也不排斥进化。

 

S：好像有那么点意思了，有一点点明白了，但这个明白不稳定。

 

Q：你不稳定也是对的。生命之源，共生一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道不同，亦相与谋；一视为仨，间道共生，这就把共生的基本命题都点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理解世界是统一的。因为他的统一是把人择原理，跟奇点大爆炸理论统一起来了，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了，把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也统一起来了，然后把轴心时代那些“分隔”的智者贯通统一起来了，佛陀讲的不着两边，取一个中道，因为只有在中道里面才有确定性，相对确定性，亚里士多德讲的黄金中道，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黄金矩阵，全都可以统一起来，在共襄生长，共襄生成的意义上全都打通了。

 

S：所以，从人的身体往内看，无论是物理化学系统，还是生理系统——从氨基酸到蛋白质，从细菌到细胞，从细胞到器官及八大系统，直至遍布生命活体内外的经络（经脉和穴位），都是统一的自组织新陈代谢的共生个体。每个共生个体，无论是你、我、他，还是小猫、小狗、蚊子、老虎、苍蝇、微生物，从外表看来都是具体存在的单元，有一定的外延也有一定的内涵。然而，若是从核子内的粒子来看，这个粒子和那个粒子之间有一定的空间，任何物体实际上都是一大串“虚空”相连的小粒子，而小粒子之间又有似有若无的力场。假如在某个粒子上有一个小的智慧体即Si（ ）子，从其观察角度看你、我、他的人体，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看外太空的天体系统，其间有许多空间，而不是一个结实具体的单元。而且这些粒子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从能转变成质的过程，也有一定的方式、时差和速度。那么我们自以为是具体的个人，其实只是无数小粒子彼此以空间隔离，我们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但同时，大至星体、星云，小到生物的个体，以及生物体内的细胞核等，其实都是一个既连续又不连续的排列，而且它们无论位置、速度、远近，都是具有自组织、自相互作用而耦合共生的，这就回到你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Si（ ）子了吧？

 

Q：你能这样描述，也十分有趣。既然回到了Si（ ）子问题，后面我再作此说明。

 

 

两点说明

 

一、（SI） 字是2009年和赵启正先生（他当时是“两会”新闻发言人）聊及英汉字的生成功能时造的字，但直至两年后，2011年在北京相对论研究会（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一批科学家主导）召开的“超光速中微子讨论会上”正式作为一个哲学、科学概念进行阐释（见《三恊论、共生场、处世哲学——在“超光速中微子研究报告会”上的发言》、《一个当代东方人对霍金的回应——Philosophy is Dead？Let’s Return To Philosophy？》、《SI（ ）子论：聚散之间，冶和共生》、《共生场论：共生史观、民族本位主义与公民共生体》），我也因在“超光速中微子研究报告会”上提出“超宇速SI（ ）子论”，被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接纳为会员，获得向科学家学习的机会。

 

二、前面虽然说到“从爱因斯坦到霍金”都企图建立大统一理论，但我还得把话说回来，就是爱因斯坦和霍金在创新方式上的本质的不同。

 

1、爱因斯坦喜欢创新体系，而霍金则喜欢创新解说（当然是数学推演+文学修辞两种语言）,无论如何，他推论宇宙时间必须开始于一个没有大小、存在又不存在的奇点也给人莫大的想象空间；

 

2、爱因斯坦经常以他独特颠覆性的“思想实验”做大的系统创造，霍金经常只是采纳科学界最新的观点做大的局部改造或引伸；

 

3、爱因斯坦无论对错都比较坚持自己的思考，多数的情况他是对的，但也在大统一理论和偶然必然问题上强词与玻尔辩论，就有些LOW，而霍金先生如有人说的，改变观点的速度跟建立观点的速度一样快，但挺网红的，因为容易抓住敏感话题写童话，而他依据“哲学赶不上近代物理学的研究”为由说“哲学死了”，就有些利用自己的名气来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嫌疑。

 

所以我，80年代初似懂非懂读到许良英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和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后，就喜欢上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了（我在1984年跟钱学森先生做思维科学研究时，还专门就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作过论述，文章《谈谈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后来发表在1985年第8期《哲学动态》上），也喜欢反思、扬弃整合，更喜欢超越和建构一种大成智慧意义上的体系——至少“共生场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逻辑障碍和解释困境。

 

 

当然，有一点我也和霍金先生一样，也喜欢解读主流观点和进入我视野的一切新鲜信息。这也是我冒昧接受中国高能物理所那些科学家邀请去讨论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超光速问题（当然，接受邀请去之前，我特别请教了老朋友杨福家，他当时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2019年10月10日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附录旧文：

 

共生场论1

钱宏、林德培

（全球共生研究院）

 

 

全球共生愿景，一经在共生场（Symbiofield）中动了念，就像蝴蝶，不，像小蜜蜂的翅膀，在采撷来的花粉堆边扇动起来，众多小蜜蜂，念念想通，必将产生全方位、同频共振效应，酿出沁人心脾的蜜汁和蜂乳，滋养世界……

 

须弥寓于芥末，共相藏之殊途，欲见德位相配者，破诸般迷信我执，必读授受于宇宙神明，参赞天地万物之人。人因生而具足，智慧展开之始，即富有内在、内省、内求的睿智直觉，曰：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

 

所谓自我学习（复制）、自我反馈、自我实现，皆缘起空灵无用之思想力、自生力、合众力三力生慧。我们注意到一奇妙现象，自然界看似无用的菩提（印度），香柏（以色列）、无花果（希腊），樗（椿）栎（中华），潘多（Pando）树（美洲），及世界各地的香柏树，却皆为生命智慧绽放光华之安顿者和历史见证者。

 

人与宇宙的关系是一个共振共恊的生態共生场，不是机械钟表或印刷一般的模拟。人脑感知世界万物，就是与感知对象的共振共恊，形成所谓信息的“波干扰模式”，感知与感知对象是一个相互作用无可分割的过程。这是感知或记忆的本质，也是“不可知论”题中本义。感知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心物”两元，这是一个全身全心与对象（环境）相互约定、交互作用的约定（灵）过程，类似通常说的“全息”（Holos）“臻美”（perfect）过程，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大脑的专利。通过分析原子结构，所有已知粒子或质点（particle或Mass point）可以分成两族，即有“感知”能力的，无“感知”能力，但照样“参与”有“感知”能力的并与之发生相互作用。一族由夸克组成，能够“感知”只在夸克之间起作用的强力，叫做强子。另一族叫做轻子，它们不能感知强力，但参与以所谓的弱力做媒介的相互作用（或称弱相互作用），比如，放射衰变（包括β衰变）过程就是弱相互作用引起的。强子既能参与强相互作用，也能感知弱力。

 

在西方，笛卡尔（1596－1650）之前，神性（divinity）压倒了人性，特别是理性（reason），笛卡尔之后的500年间，到现代社会，是以科学及民族（主权）国家、市场意识为标志的理性，压倒了神性，同时也压倒了人性。如今，人类及其意识本身就是自然神性的核心枢纽，神性与理性不只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且可以在人性——人的身心灵相互作用产生的生命自组织力能量场——中达成一致，从而把整个宇宙联结成一个生態共生场。

 

笛卡尔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分而治之的哲学及其解析几何，在思想上帮助牛顿用四种相互作用力统一了自然世界，把人、生命、意识或灵魂排斥在外；为了驱散“世纪乌云”，拯救“紫外灾难”，催生了20世纪一系列伟大发现，能量不连续（普朗克）、光速不变（爱因斯坦）、电子不辐射（玻尔）、关系测不准（海森堡），此后核能、氢能的利用，人类似乎找出了能量释放的所有秘诀，也使人类及生命意识重新回来参与自然世界的运动成为可能，尽管在科学主流观念中依然只允许遵循着经典物理学自然秩序及其必然性来参与；新兴的心灵论、系统论、突变论、恊和学、耗散结构、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又怂恿人们继续追寻人类直接参与的可能世界，发现自然世界运动的随机性、宇宙子时空存在的非对称性、非此在性、系统的信息熵值的耗散性，同时这种随机性表达、耗散性转换、非对称性宇宙场、非定域性零点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相关性，非独立、不连续的夸克团与生命意识的相关性。
从微观角度看，通常，当量子物理学家谈到非定域性（nonlocality，非局域性，非位性，非此在性）时，他们提到一项事实，二个粒子（质点）能对彼此产生立即的影响，即使彼此之间距离很遥远。这使爱因斯坦困惑后，说出了那句著名论断“在一段距离上幽灵般的交互作用”。因为一个粒子（质点）相关信息的移动，看来好像比光速还快，违逆了因果律。虽然这个构想违逆了直觉，非定域性现在已获得物理学家广泛认可，虽然几乎都是针对微粒子系统。单一態非定域性证明，加强了单一態与纠结態（夸克团）的等效压缩態，从而赋予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的地位更多信用2 。

 

从宏观和宇观角度看，人类世界也就相当于一个量子世界。能量团、量子场，相当于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及其意识，相当于量子实体、单个电子，比如存在思维量子、“思维子”或“智慧子”，即我所谓的“ 子”（Sizi）。生命自组织力、思想力很可能是通过这种可以称之为思维子、 子跃迁运动来实现的。

 

这个“ ”（si），应作 ，是“身”、“心”、“灵”的仨象恊和共生体，也是“质”“能”“信”相互作用的耦合共生场，但把“整个人的参与，会改变人事物的‘编码’”的意思“显现”出来了。物理学家说的“光”、“光子”和上帝说的“要有光”的“光”，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或“第一推动”，而是一个富有广义生命自组织力背景的“共生场”中发生的事件。因为虽然光的粒子（质点）状態，保持独立的随机性轨迹互不相扰，但光子相互之间的波动频率，势必能恊和共振耦合，灵动地生出新的波形组织结构整体，且相互吸引，形成相对时空意义上的“共生体”（Symbiont），这是较生物世界里“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更基本的心物能共生起源（类似霍金Singularity缘起），是 子共生进化最高形式——人的诞生从胚胎形成到身心灵显现过程，看似漫长，但却是宇宙从奇点到人亿兆光年的跃迁浓缩（霍金的推算和赫拉利的演绎是有意义的），即人，可以体悟、体认、体证的极限。那么，“ 子”就是生命自组织力、思想力的最基本的质、能、信单位，它可能象“夸克”一样，可以是成对出现，也可以成“团”的形態出现，可以是一个此在，也是一个彼在，瞬间抵达宇宙任一位置，又反转到原地，可以“其大无外”，也可以“其小无内”，可以“和而生物”，也可以“同则不继”，所以，它自身既是一种“机制”（如Higgs mechanism），也是一个“场”（类Higgs field），即“ 子场”、“恊和场”、共生场。而这个子场的“场速”是宇宙速度真正的极限，且其快慢自如，始即是终，终即是始，始终如一。

 

事实上，子呈现更具活力的“波粒二象性”（或波粒场三象性）和连续与非连续的随机应变性，而“具有在一瞬间影响任何距离上另一个粒子的能力”，即具有零距离影响力。所以，量子物理学家们当年发现的量子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关系，以及近年少数物理学家发现的非定域性量子（共轭）相关效应，以及信息熵涨落等等“诡异活动”（远距离的幽灵般的交互作用），实际上也存在于人类活动之中。由于现代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互联网）、传感工具（物联网）、通灵工具（心联网）的发明和普及，“智慧地球”、“伦理地球”、“生態地球”的出现，这一点已经不难理解。
此在，即是彼在，此即是彼，彼即是此，彼此恊美；渺观、微观，即是中观、宏观，亦即宇观、胀观。

 

这个推动思想力的思维子或子，目前只好叫“超中微思维子”或“超宇速子”了，因为只有子速度，那才称得上真正的宇宙速度，而且是可快可慢，且既可在快宇宙运行，也可在慢宇宙运行，既可以穿越茫茫宇宙，它本身就是“间道”“虫洞”“彩虹桥”“光子隧道”，又可以在全世界跨界穿越你、我、他（她、它、祂），形成全人类、全球互助、互信、互联而恊同、恊熵、恊和的共生场。

 

那么，现在有了（）子这个概念，根据其结构重新拆分来理解：

 

第一，我们不妨把以通讯（信息）方式存在，且全自旋而不占空间的能量子，如共轭光子、甚至如“黑洞”、“虫洞”、“暗物质”、“暗能量”、“量子纠缠”、“无声之音”、“潜意识”、释氏的微笑、庄子的逍遥，通通理解为一种“灵子”或“灵子性”存在3 ，或信息粒子存在，那么在子结构中，用“囟”（Xìn）来表示，同时，囟也是一般能量子的本质性表达；
第二，非全自旋而占空间位置的物质，及其发展进化的最高形式，用“身”来表示；

 

第三，“心”（Mind）这个部分，表示物质粒子即中微子、能量粒子即光子、信息粒子（质点）即灵子三位一体的通讯意识（觉知、情感、意志）和能力，包括心之能，心之力4 ，相当于“量子跃迁”、“量子缠扰”中的表现出来的所谓“量子意识”、“宇宙脑”。

 

三部分合起来也是一个场，就是这个子的量子物理学解释。我想，正是这个子自旋与非自旋、零速与超光速、定域与非定域的进退自如、损益自得，使得物质、能量、信息（一切能够改变人、事、物运动几率和价值率的内外因子）形成整体相互作用，形成了宇宙、本体、意识的相互创造、相互依持、相互成就生生不已的统一场、子场（质量、能量与弦动力量的合一）、共生场。正是由于子的存在，使中国古老的哲学抒情传统、印度哲学的会意传统、古希腊哲学的论理传统得以相互参赞化育，蕴酿出文明人类丰富多彩的共生世界5 。

 

反观宇宙，正负两族夸克相向相异振动，产生位能或势能potential energy和动能kinetic energy。能量子，以波质（点）二象性原理，测不准原理，质点是非连续性的、不占空间的，因此因果律有问题，但因果论，通过振动频率大小重叠构成共生结构，相互和恊，相互依存、相互摄入、相互融洽、相互作用（交变），interaction，太阳的智慧光谱（质能信）讲质能信之“信”，必须区分message（活的），Information（数据）。

 

2015年世界地球日，我与逢甲大学首席科学家、德国哥廷根大学神童林德培先生在昆山合议《共生场——从夸克共振到人类生活》，他告诉我，台湾将particle翻译成“质点”，而不是“粒子”，如“波粒二象性”，台湾人译为“波质（点）二象性”，原因大概是强调“粒子”的无方向性，只是一个占有空间的“质点”。

 

 

夸克，质子、中子、介子，带电不带正负各上、中、下三位一体，相互相向相异振动不已，而无以单独存在。量子力学、量子色动力学、引力场论、强弱人择原理、相对论、统一场论、SI子场论，直至共生场论（The Symbiosis-field Theory），自然生態天地人、你我他、位阴阳、风雅颂、赋比兴三文世界，无限有边的缩观、渺观、微观、宏观、宇观、胀观世界，隐性质能信与显性质能信、共时性与历时性地按强力、弱力、电磁力、万有引力顺序衍生循环统一于全息臻美共生场。

“全集然文明”先生四大相互作用力衍生循环示意图

 

世界即是“自然”繁衍“自然”，如氧气+氢气+正常环境点燃的“母体”，一直都可以“繁衍”出“水”之液体、固体、气体三態，且循环往复，以致无尽，有自称“全集然文明”者，将此种“现象”和“活动”，称之为“衍然”（繁衍自然）关系，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的关系也是“衍然”关系。四大相互作用力具足，如果从天体到人体、社会组织系统出了问题（如系统与环境、场之间熵增熵減、有序无序、开放封闭、循环失衡），需要做的无非是恢复系统自组织灵动修复能力。

 

天体、机体、组织性空缘起，有机生命获益太阳5777度温度至地球距离强度恰到好处地形成水的三態循环，为七种安基酸合成多种形式蛋白质、单双复合细胞提供了条件，太阳、太阴、地球相映成趣共生场。

 

共生场论认为，自然、自由、自在的共生愿力，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每个人生而具足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只要轻轻点燃，就能用自己的光明照耀自己的道路，并在“道不同，亦相为谋”“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大慈航、大智慧、大格局中相互照耀，形成宇宙间一个个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
往大里说，由四大相互作用力及星球、星河构成的宇宙，是共生场，地球生物生態圈，是共生场；往中里说，人类聚集建立的一切组织形態，从男女两性结合休养生息的家庭，到不同技能者分工合作建立的企业，从政府机关、国家机构，到民族区域、社群社会，都是共生场；往小里说，我们的身体构成、心理反应、灵魂通达，是一个共生场，一切进入我们感知视野的你、我、他（她、它、祂），都处于共生场中。

 

一句话，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繁衍到今天，就是因为其本质上是一个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于是，所有的生灵live and let live，生生之德不孤，不同之道有位，生命之源，共生一体！

 

 

生生之德这个命题，是我发现共生后，重新对学界说共生（如写《原德：大国哲学》）时的一个基石。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故生生之谓德，德即是圣人之本位，有此本位，方可言阴阳，即本位（自组织灵动力）、阴位（亦即位能、势能）、阳位（亦即动能）之互动、繁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非“道不同，不相为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非求同、求大同、舆论一律），于是，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但是，历史地看，共生场的存在，在人的觉知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后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观念。这是由于先人们分处于不同自然地理、生物圈内，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发挥受到很大局限，不同个体、族群、国家在行为选择、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恃神壮胆、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唯物斗争、工具至上的竞争与融合过程，本来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一边经常遭受毁灭性破坏，一边经历着更大更深广的拓展。

 

历史学家们根据自己的觉知，对这样的人类历史进行了各种描述，渐次形成了所谓“泛神史观”、“斗争唯物史观”、“文明工具史观”，比如，斗争唯物史观论者（梯叶里、恩格斯、日丹诺夫），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公民社会、共产社会；而文明工具史观论者（布罗代尔、托夫勒），将人类历史划分狩猎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社会。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变革，下一个阶段取代上一个阶段，而且，下一个阶段比上一阶段要先进，政治会更开明、经济会更增长，文明会更冲突（武器会更尖端）、社会将趋向大同，人类将出现终结性价值选择。

 

但是，在全球互联的生態时代（globally-interrelated eco-Era），以共生场论观之，无论什么样的历史观，只要是“终结论”的，且是“线性决定论”的“排他”的，就一定会为了某种所谓群体利益而排斥个体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意义，最终导致对人类现实生活意义本身的否定，在哲学上都属于形而上的预置虚妄。所以，无论其逻辑、学理上多么缜密，与我们当代人看到的事实真相和历史常態并不是一码事。但这不能责怪先辈，因为，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确感知到一个身处其中的“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灵生態圈共生场，才成为可能和必须。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地球温室效应日益增强、空气水土地恶化、两极分化日甚、社会道德滑坡、身心灵疾病加剧，而高速交通和移动互联网同时缩短人们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个体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灵动力迅速提高……一切恃神壮胆、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唯物斗争、工具至上的行为选择、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无论是来自西方的逻各斯主义，特别是权利范式下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具有历史信仰意义的谋略性智慧，都将在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政治对抗的极限、生存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的发展阈值中遭受穷途末路。汲汲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人们，无论是个体或集体，无论是利益共同体或帮派圈子，都将面临基本立场、观点和行为方式的全面更新。

 

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只要人类不愿走向同归于尽，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就是我们当代人进入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新时代最可能的选择。

 

这意味着，我们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人，必须也完全可能在处理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上，针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不唯洋不唯古，自主创新地提出适应时代的全新哲学及其历史观。

 

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共生场论整合过去五百年来人类最高智慧——即权利范式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三大传统，提出共生范式下整套新生活方式——全体人民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富有尊严而永续圆融幸福地休养生息，以建构一个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提出相应的共生史观，以超越斗争唯物史观和文明工具史观，作为纾解人类由发展主义带来的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挑战的因应之道。

 

2016年9月18日于复旦大学望道苑39-101A

————————————

[1]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只阐述“共生场”概念，有关共生（symbiosism）概念、共生哲学，本人在《思想随笔》（《百花洲》1990年第5期、《青年一代》1991年第7期）、《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以及受命执笔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形成的《共生宣言》时，已经作过一些梳理，概括一句话，即共生是生命活体间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a being style between living bodies），这里不再重复。

这方面的历史梳理工作，我以为早期有日本黑川纪章先生1980年代就开始著述的《共生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胡守钧先生的《社会共生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于真先生著述的《共生论》（2011）这三位先生做得相当好，是我学习的榜样。后来，许多年轻学者，比如袁年兴博士在《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2009）中对共生哲学的进化、共同、合作、互惠、相变理念进行了详尽和历史梳理；孙国柱博士在《共生概念的哲学考察—基于星云大师有关共生的思考与实践》（2014）又作了进一步梳理。他们的工作难能可贵，谨在此表示敬意。

[2]绝对世界没有空间、时间，但是有光的波动和粒子（质点）存在，这个光的特性一旦产生，就有一个范围，一个位置、一个有范畴的存在，即与光（波动、粒子或质点）相对，又同时存在的整体（场），由此，张立德在《心、物、能一元论》或《当哲学遇上近代物理学》（学林出版社，2011）中推导出波动、粒子、整体三象性存在的概念。那么，在相对世界如何拥有一个相对的绝对呢？通过身心灵不动而动的妙动，形成波动、粒子、整体三象性缘起（组织、结构）的“妙有场”（超“有”与“无”之上的原始存在，或非有之有，空而不无，便成妙有），正向的妙有场，就是心、物、能统一的共生场。负向的妙有场，就是共灭场。共生场、共灭场还原到绝对世界里，生灭就合一“常住”（本体秩序）了。那么，从绝对通往相对，相对复归绝对的内在组织动因，单是有光，或光子、中（次）微子并不能达到觉知上的圆融、喜悦，而这个动因又非“上帝的第一推动”，必有一种自组织存在，使光子、微子与其范围形成整体合一，成为这个内在组织动因，我猜想，这就是与整体合一的SI子及其自组织弦运动，形成（XIN）力。然后，从子（能）到形（力），人的觉知（阅）就开始（自组织）启程了。联系到人世、人事、人物，我们从“阅人”、“阅世”到“悦读”的真谛，是心、物、能共生场的展开——慧心、玩物、聚能、美力、红颜、性色、艳歌、曼舞、生趣、健身、天伦之乐、共生而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臻美共生、生生不已、共生吉祥……

[3]灵子，是张立德在上书系统提出，用于解释“心灵”，进而解释“心能”、“心力”从何而来的概念，并作为与中微子（物质粒子）、光子（能量粒子）并列的“心灵的最根本粒子”存在。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发现与创造。在我的观察和理解中，灵子可以是与光子、中微子并列，且同为0次元或正整数境界的粒子，但它并不能完全表达“心灵”、“心能”、“心力”之存在，而只是“以通讯（信息）方式存在”的能量子，即所谓“信息粒子”的存在。所以，窃以为，也许子，正好能够更全面、精准表达张立德先生“心、物、能一元论”之“心灵”的能量和力量存在。

[4]参看王守仁 “一盏心灯万古明”，“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等论述（《阳明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毛泽东《心之力》（1917）等。

[5]以上内容参看钱宏：《一个当代东方人对霍金的回应——哲学死了，还是回到哲学？》、《子论：生命自组织力的能量源》、《“三恊论”、共生场、处世哲学——在“超光速中微子研究报告会”上的发言》，分别《原德：大国哲学》P166-177，P217-225，233-241，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 http://symbiosism.com.cn/2988.html/feed 0 共生简史 http://symbiosism.com.cn/2793.html http://symbiosism.com.cn/2793.html#respond Mon, 07 Oct 2019 01:56:11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2793 共生简史：从宇宙之子说起

 

（天文学-矿物学-生态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仿生学-环艺学-宗教

形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哲学-地球学集大成）

 

共，从廿（nian），从廾（gong），，表示异性合力。所以，共字的本义，为“耦”为“和”，而不是“同”，更非“求同”，而是“求异”“尊异”和合、和恊。甲骨文，小篆，表示多种异性、异体共亿（相安）耦合，各显神通，一起承担责任、重担或灾难，表示一种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一种认识和价值观。

 

生，指事字，象艸木生出土上，本义为菌艸木禽兽新陈代谢生育后代，男女相爱生育孩子，“生”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竖，上下贯通天地人而为“王”，王字出头为“主”，左边一撇，代表“天地之心”的人，用心贯通天地万物之德者为“生”，所以说“大德曰生”。乾坤通德、日月通明、四时通序、耦合仁者为仨，而生天地之心——你、我、他（她、它、祂），引申为生命（life）、生长（grow）、生活（living）、生態（Ecological）、生命活体（Living thing）。只要气温、空气、光线、水源、土壤、微生物具备，异性异体和合而耦（共），菌艸木禽兽你我他的种子就会发芽、生根、生长、开花、结果、再生。生，是一个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动態耦合臻美共生过程。

 

西方对于共生的概念，单是生物学界，有过各种激烈讨论。最激烈持续时间也最长的论战，是1969年马古利斯女士公布她对“内共生起源”的观察，引发新老达尔文主义学者与她展开长达二十年的论争，最后以生物“共生起源”概念写入中学科教书，马古利斯收到来自论争对手的祝福为结束。其实，最早明确给共生下定义的是德·贝里（Anton de Bary），他于1879年把共生定义为“不同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这就给了共生一个非常宽泛的概括，有了讨论的基础。至1884年，德·贝里又进一步论述了共生、寄生、腐生的关系，提出了生物间的多样共存方式，并分析了共生和非共生的区别、寄生与共生的区别等，从而使人们对共生的理解更加清晰。

 

后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中国，几乎所有进入共生论域的学者，都是从生物学，从德·贝里对于共生的定义出发，延伸到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设计、管理、社区、社群、家庭各个领域。

 

不过，从“发生学”（Phylogenetics）的维度看，我感觉共生源自远古的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如矿物、生物、微生物、空气、水、韵律、色彩）、社会生活（如男女生育、代际、群际、国际）、个体生命（如身心灵健康）各种纵横交错左右贯通，“共襄生长”体式的观察和体悟。

 

回到词源学的共生理解上，中文“共生”概念，与英文“共生”有没有对应概念？英文共生，一般公认源于希腊文Symbiosis。这里稍作改造，为Symbiosism，前缀“sym”，意为“在一起”“共襄恊和”（Living Together），“bios”，意为“生物”“生长”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Grow  up， Living， lifestyle），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信念”之意。那么，综合中英文的意思，我想给共生下一个超学科的定义，供方家重新审视！

 

共生（Symbiosism），是一切生命活体及活体间恰如其分的动態存在方式，是这个世界已经成型和尚未成型的东西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展现的新陈代谢共襄生成的法则。

 

生命活体间的存在方式，也是生命活体的内生性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能力（Autopoiesis  and Ext-Balance Ability）的互动互助竞合臻美过程。因而共生，是亿万年来形成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现在这个状况之源泉。

 

实际上，这也是发源于地球的人类，历经“自然世”（Naturaropocene）“人类世”（Anthropocene）之后的“地球世”（Earthropocene）三世回归。是的，共生贯通从无机物到有机体的整个“生物”过程，人类从六万多年前走来，必经“三世”而再生：

 

幸运的是，从“自然世”进入“人类世”以来，总有一些（极少数）可称之为“宇宙之子”的思想者，包括哲学家、数学家、宗教家、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实验家、政治家，适时地在地球的不同区域，仰望星空，俯念苍生，本其良智素养，关注文化世运，以其生命践信，攘臂前行，承载起“导致观念转变和赋予意志力量”的使命，将共生法则渐次揭示出来，呈现给我们。特别是，面对失序的自然、失序的社会、失序的身心灵健康，这颗“七色星球”上，灿若恒星的宇宙之子，总能适时出现，帮助历史行进中的人类，修复各生命活体间正常的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拆分降解、强弱代偿、循环往复、休养繁衍机能，为实现自然生命活体的再回归、社会生命活体的再平衡、个体身心灵的再赋能，提供臻美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人类“超英谱”叙事的主角！

 

宇宙之子们

 

当我阅读哲学史、宗教史、科学史、文艺史、发明史、政治经济文化工艺史，及其书写者的故事，与那些宇宙之子展开宁静而缄默的对话时，总是被他们的努力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我悟出了一个至情至理，这就是，那些宇宙之子们，常常是把自己make love的能量体验，转换升华为共生思想的臻美结晶……

 

1、伯阳父（BoYangfu，8B.C）

 

创立阴阳、五行范畴，并发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和”是多种多样不同元素、事物、观点的相异相补，相反相成，恊调共生，不同、差异，是共襄生成新事物的规律。“和成”的物才能“丰长”而趋于长久地生。所以，“生”是“和”或“共”的目的，是“共”的规范，如果“去和取同”，“同而不和”，那就离灭亡不远，而与生的目的，事与愿违。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中者谓之和”。正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点亮了300年后承接积淀二千年文明成就的东方诸子百家的智慧心灯，成就了一个“千灯互照，光光交澈”的熣灿时代。

 

2、管子（Guan Zhong,723－645B.C）

 

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矿物共生的人，开创“稷下学宫”云集百家诸子，史称“圣人之师”。他发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其下有铅、锡、赤铜；上有铅，其下有银，山上有银，其下有丹；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等六种矿化生成的情况及这种在空间上的矿物共生关系。现代采矿学发现，有同体共生矿和异体共生矿之分。管子“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富有共生思维驱动创新的意蕴。

 

3、释迦牟尼（乔达摩·悉达多,一千年中期B.C）

 

提出“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相应阿含》，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若有敌人，必是自己）不落二边的中道根本，亦即超越有无、增减、苦乐、爱憎等二边之极端、邪执的“无间道”（无间地狱），而缘起“间道共生”的思想。佛佗开示众生：有大智慧，即明世间得失、因缘果报；有大无畏，就能病不忌医，超越我执；有大慈悲，就能人我一如，间道共生。

 

4、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580-490B.C）

 

倡导“不是知道，而是如何知道”，不仅前承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后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而且发现了长宽高方圆球体臻美共生的“黄金矩阵”分布（数理）方式。由此，他从乐律中发现了“和谐”概念，从可理喻（理念）与可感知（共相）的东西中发现了“完美”、“永恒”与“缺陷”的动态平衡点。其人类种属性共相论，也在后世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叙述学、音乐学的纵横深广发现中获得印证。今天，“黄金分割-黄金矩形-黄金矩阵（基质、环境、界面）”的臻美共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可望在新能源、6G生态和生物AI研究中发挥作用。

 

5、老子（Lao Dan,571-471B.C）

 

最早发现“道法自然”，即道是自己如此，自组织（Autopoiesis）是“道”之精髓，于是，人须明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不拘一格永葆探究自然玄妙的可能空间是必须的。这与今天人们发现95%的暗物质暗能量不为人所知相对应。他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福相依、善恶相倚、美丑相伏、损益进退有道，诸般生克反辅的共生思维。

 

6、晏子（Yan Zhong,？-500B.C）

 

作《晏子春秋》，倡导“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面对物质赏赐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民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以过节俭简约的生活作表率，以防人们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自然资源的铺张浪费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对今日人类“生活方式再选择”极具借鉴意义。

 

7、孔子（Kong Qiu,551-497B.C）

 

 

“子以四教，文信忠行”（诗书礼乐之谓文，身体敏德之谓行，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相信“德不孤，必有邻”，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这一德位相配的共生思想。

 

8、苏格拉底（Socrates，469-369B.C）

 

 

有两大哲学命题，一是“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指的是生命活体发挥自组织灵动力的特性；一是“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半径越大所知越少，反之亦然），指的是生命活体开放扩展外部世界半径的特性。因而，正好合了“共生即生命活体的内生性自组织与外平衡能力的互动竞合过程”的认知、参与属性。

 

9、墨子（Mo Di,480-389B.C）

 

洞察到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爱互利，因此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利共生思想，且身体力行。由兼爱、尚贤、交利、非攻思想出发，他提出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的人担任“天子”，以别于宗法传承“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堪称“东方民主之父”。

 

10、鬼谷子（Gui Guzi,约400-270B.C）

 

生性厚德，洞察社会现实抽象事物阴阳变动生克相辅之间道，且极尽间道及其方略、圆略之能事，集大成，提出顺应时势设身处地知权善变纵横捭阖的“七十二术”，本为开示明心见性，谋之于“神”成之于“明”，可惜时处戾气纵横犬儒逐利乱局，难保门人亦用之于自相残杀，终是悔遁山中云深不知。

 

11、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384-322B.C）

 

提出不同于孔子“中庸”的“中道”，是以“a:b=<a+b>:a为方法基础的“黄金中道”，在实际生活中有明确指向，如勇敢是鲁莽与怯懦之间的中道；慷慨是奢侈与吝啬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佛佗“不落二边中道缘起”思想的影响，还有他在《大伦理学》中阐述“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的平衡，无不充满“存同尊异，间道共生”智慧的光芒。

 

12、庄子（Zhuang Zhou,公元前369-286B.C）

 

他发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他不仅在《达生篇》中提出了“生命”的概念，而且，洞察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成为东方“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思想的源头,可谓为“生命哲学之父”。

 

13、荀子（Xun Kuan，313-238）

 

文章素有“诸子大成”“辞赋之祖”美誉，主张“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将“辨物”、“治人”的权利还给了人，但他发现，以人国而论，人不仅有“国宝”“国器”“国用”之分，更有“口言善，身行恶，国妖”（《荀子·大略》）之别，尤其是“国妖”说，对当今社会至关重要的“诚信”“信用经济共生体”而言，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

 

14、吕不韦（Lu Buwei,292-235B.C）

 

主编《吕氏春秋》，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贯通名、法、儒、墨、农、兵、阴阳思想，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政治上提倡休养生息，顺其自然，惜未实施。但重要的是，他提出德行道宗“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此之谓至贵”（《吕览·下贤》）的本体论，与现代科学宇宙观极其相和。

 

15、塔西佗（Tacitus，55-120）

 

 

通过文风、官风、世风的转变，发现社会兴衰的规律，比如执政者一旦失去公信力，“他做的事不论好坏，都会招致同样的不满”。他发现以往历史教科书存在“失真”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书写历史者过于强烈的爱憎好恶以及偏私之见。他提出史学家为子孙后代负责，应秉持摒弃偏袒超然物外的中道立场。

 

16、耶稣（Jesus，A.D.1-33）

 

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且爱人如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22：37-40），因而，“他所赐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約6：37-40）。人祖亚当经不起诱惑获罪，世人皆有罪，且皆因诱惑、贪婪、争斗、不信神、不自信、无他信之病所致。惟耶稣因血称义，显明神的大爱与大能，使全人类赎罪得福（罗5：8、9）。共生不舍弃任何人及其他生灵，所有生灵将自己特有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亦即对神的奉献。所以，必须给世人的赎罪行为，提供机会，破解（内外）冲突，竞合共生。

 

17、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

 

 

他的臻美共生思想，是将“赋形于质”的哲学与“无中生有”的神创和合交融，认为丑之于美，犹如阴暗之于光明，孤立地看丑，从整体上看反而烘托出整体的美。他的因信称义（免罪）也必因行称义的“预定论”，成为加尔文（1509-1564）道德使命世俗化的宗教改革，解决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双城、双力矛盾冲突，而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救赎和恩典的思想源头。

 

18、张载（Zhang Zai，1020-1077）

 

发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实为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主客相投、物我两忘的“天人合一观念”，向强调存同尊异、主体间性的“生命之源，共生一体”观念转变的承上启下者。他还和学生买下一块地，划分为公田、私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留下“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19、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

 

认为信仰与自由理性的生命形式即灵魂，提出理性存在于上帝之中的自然神学，发现灵魂“作为生命第一原则”，对于质料具有主动性（生长、欲望、感觉、运动、理智），并贯通人类智魂、动物觉魂、植物生魂三位一体臻美共生的全过程。启发着我们凡事不止步于感官愉悦和外在的满足上，而是要把精神内核融入生命成长，在内外动态平衡的臻美共生中，引发起我们对自身、对生命、对美和爱的思考。

 

20、爱克哈特(Eckhart 1260～1327)

 

生于图林根霍赫海姆贵族家庭，主张上帝与万物融合，人为万物之灵，人性是神性的闪光，人不仅能与万物合一，还能与上帝合一，他相信保持此在世界的臻美共生，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人不需要到任何地方去”，成为德国新教、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的先驱。

 

21、王阳明（Wang Yangmin,1472-1529）

 

承接了陆九渊（1139-1193）“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及“陈湛心学”，洞察到“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将生命活体的“灵明”释放出来，把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外在诉求，发展为将观念转变与意志力量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打通了孟子（372-289B.C）“尽心”之“良知良能”及后世“天理良心”“天地良心”和“天良”这一中国人的世俗上帝为：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良智（Mind），舍此，必将“知行合一”引向今人成功学之歪途。

 

22、尼古拉·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1473-1543）

 

 

生长于一个追逐“黄金”的意志力量推动观念转变的时代，作为一个精通天文学、数学和热衷于旅行观察的“神医”，他相信科学能使人的心灵高贵，宇宙的庄严秩序，推动人趋向于规范的生活，去实行各种道德，从万物中看出造物主是真美善之源。他的《天体运行论》，启发了开普勒（1571-1630）行星运动三定律和牛顿（1643-1727）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

 

23、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21-1626）

 

 

他认为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但“应用知识的智慧在书本之外”。他是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共襄生成公理、概念的第一人，其中归纳法是将观念和方法整合起来，进行科学发现的工具，他因此在思维方法上成为“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24、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

 

 

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形学）之父，他的r=a(1-sinθ）方程，堪称爱情能量转换的经典。他从“我思”出发，证明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得到一个与精神世界完全不同的伽利略式的数学和机械的物质世界，来作为建立新知识体系的认识论基础。

 

25、黄宗羲（Huang Zongxi,1610-1695）

 

发现“黄宗羲定律”积累莫返之害（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因此，他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为君臣官僚集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党羽），受享无穷”，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社会共生思想，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26、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

 

 

提出“规定即是否定”这一认知边界阈值，他认为爱憎纷争起于各个事物都过度保持自己的存在，而未能找出伦理关系的黄金中道，深刻地意识到“自由人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爱因斯坦声称唯一相信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自然法则的“内在因”。

 

27、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作为开现代自由主义风气之先者，洛克亲历了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整个过程。他将基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式自然权利与自然正义相融合，指出贯通生命、自由、财产权等基本自然权利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正当特性，决定了公共政治权威的约定正义特性，从而确立了权力与财产的法理边界。“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臻美共生法则。

 

28、安藤昌益（Ando Shoeki,1703-1762）

 

作为“日本唯一能向全世界夸耀的独创思想家”，他从医生到“社会医生”，洞悉到人体、群体、政体、经济体的“活真自感”“自然自感进退退进”（自组织运动着的活生生的真实存在），而且，天地、男女、善恶、苦乐、明暗、显潜、进退、损益等不同属性，是“二别而一真”“互性活真”（外平衡互性与活真自行）。他提出将“法世”（私法盗乱之世）改变为“自然世”（直耕平等之世）的概念。

 

29、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发现电荷分为“+”“-”且数量守恒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从此电成为可定量的物理量，他基于异地伴生的观察绘制“暴风雨推移图”，还将自然法和普通法联袂融合，上演了一场现代政治思想革命。只读过2年小学的他，却创建了宾州大学和马歇尔大学两所，为了提高各阶层人的文化素质，兴办图书馆、组织和创立多个协会，他是反对蓄奴的先驱，体现了不舍弃任何人的共生法则，可谓一生“从苍天那里取得了雷电，从暴君那里取得了民权”。

 

30、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基于对人类道德情操和自然秩序的信念，他深信人类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六种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其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因而都会在社会分工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从而达到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

 

31、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基于对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的信念，通过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和历史理性四大批判，在笛卡尔理性主义和培根经验主义两种矛盾及一系列“二律背反”的观念与方法中，打开了一条通往真善美和不同生活方式的“间道”，从而提出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实现了将人从单纯因果必然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完成古典法哲学向现代法哲学转变和发展史上质的转向。

 

32、亨利·卡文迪逊（Henry Cavendish，1731-1810）

 

他缄默无声地研究了普通空气由五分之四的氮气和五分之一的氧气组成，确定了水不是元素而是化合物，他测算地球的平均密度，确定了万有引力常数G，计算出了地球的质量，与现代数值相差无几，被誉为“第一个称量地球的人”，可谓以其生命践信地球的“耦合共生”之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实验室，一百年来产生了诺贝尔奖金得主26人，麦克斯韦、瑞利、J.J.汤姆逊、卢瑟福等先后主持过该实验室。

 

33、冯·歌德（von Goethe，1749-1832）

 

“我们周围有光也有颜色，但是我们的眼里如果没有光和颜色，也就看不到外面的光和颜色了”，作为诗人和自然科学家，他深知“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是他自己的心智果实。他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展开葆有个性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并预感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他的科学实践与“世界文学”实践相互启发，从中寻找一切不同生命活体间的恊美臻美形式。在《浮士德》中，他幻想出一个具备精神却不具备肉体，有高尚出身不需男女交媾而生殖的小人，但小人的目的却是要获得肉体达到完全的成长，让人想到今天的生物人工智能机器人。

 

34、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

 

无独有偶，与本杰明一样仅上过2年小学，却获得“电学之父”和“电磁学之父”美誉。他发现电和磁感应的共生现象，先后提出了电解定律、电场和磁场、电力线和磁力线概念，并在实验室实现了电磁运动向机械运动的效能转换，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改变了人类文明形态，拓展了人类“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从电动机车、照明、深海、星际探险，到计算机、互联网、生物人工智能，都源于电磁共生场的发现。

 

35、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当19世纪的美国人解决了温饱却在精神诉求上依然乱象环生时，他喊出了“人不是在自然里，而是在自身中看到一切都是美好而有价值的”，他的《美国学者》，告诫美国人不要盲目地追随传统，强调人的价值，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上的“独立宣言”，“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是正确的，对所有的人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天才”。显然，只有真正“面对自我和自我面对”时，人才能与人、与自然相通共襄生长，林肯称他为“美国文明之父”。

 

36、施莱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1804-1881）

 

他总结前人的探究，第一个提出的“所有的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随后，发现酵母菌（共生菌）有机属性，并创造了“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概念西的奥多·施旺（Theodor Schwann，1810-1882），提出“所有动物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跟着“细胞病理学之父”鲁道夫·魏尔肖 （Rudolf L.K. Virchow，1821-1902）提出“所有的细胞都必定来自已存在的活细胞”，三个论断相互补充：1、细胞是一个有机体，一切动植物都由细胞发育而来，并由细胞和细胞产物所构成；2、细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既有它自己的生命，又对与其他细胞共襄生成的整体的生命起作用；3、新细胞可以从以前存在的活的细胞中产生，也就是“所有的细胞都来源于先前存在的细胞”。细胞学说为“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思想提供了生物活体结构上的有力依据。

 

37、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

 

在1859年出版的《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群）的方法的物种起源》中，他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力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在这个意义上，进化论与共生论是完全一致的，不管进化论本身存在多少漏洞，但那些“自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与进化论和作为观察物种起源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先生并没有必然联系。

 

38、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象社会学之父孔德（1798-1857）一样，将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科学精神与哲学传统体现在人文社会领域，从人自身及其活动中寻求理解和把握“现存世界”的理论途径，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构想，所以，那种“精英集团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被BBC网民称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毫无关系。马克思和达尔文一样，其思想被那些自我中心的精英集团“世纪误解的牺牲品”。

 

39、波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1826—1866)

 

 

他的《关于以形学为基础的假设》为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奉献的一把金钥匙，为爱因斯坦思想实验以引力场“时空弯曲”“光谱红移”“光线偏转”三大预言鼎立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臻美共生的数学基础。

 

40、德·贝里（Anton de Bary，1831-1888）

 

 

德国医生真菌学奠基人，第一个提出“生物是广义共生”在1879年他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Live together）”并将两个希腊词“sym”共同、一起和“bios”生活合成一个专门的术语，即单词Symbiosis。他的这一表述，成为20-21世纪初美国、日本和中国许多共生论者的圭臬。

 

41、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

 

 

立遗嘱设立“诺贝尔奖”，发下大愿，他财产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明确愿望是“超主权”跨文化的，他强调“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

 

42、恩斯特·海克尔（E.Haeckel，1834～1919）

 

 德国博物学家，首个提出生态学（Ecology），并于1866年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认为自然界中的对称，比如单细胞生物中的放射虫对他的艺术天赋有很大的启发，尤其是他画的浮游生物和海母的画，这些图画生动地体现了生物世界的美。在耶拿的住宅和那里的一个他资助的博物馆的建筑也体现出了他的艺术天才。

 

43、福泽瑜吉（Fukuzawa Yukichi,1835-1901）

 

 

胸襟开阔的启蒙思想家，在一个儒教传统的国度，倡导“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的独立精神，开私塾以培养国民“独立心”为旨趣，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充分肯定有生命的个人自组织力与外平衡能力的存在。

 

44、安德雷·法明茨恩（Andrei  Fa mi ntsyn，1835-1918）

 

尝试从植物中分离叶绿体并使其生长，康斯坦丁·梅里兹可夫斯基（Ko nstantin Merezhkovsky，1855-1921）发展了“双原生质”（twoplasm）理论（细胞内的细胞），宣称叶绿体起源于蓝绿藻。另一位植物学家保利斯·伯里延斯基(KoZo Polyansky，1890-1957)提炼了他们的思想，认为细胞的游动性（motility）源于共生，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成为一支小而有影响力的生物思潮，为马古利斯的工作作了很扎实的理论铺垫。

 

45、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1842-1921）

 

道德高尚的“无政府王子”，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根据俄国三个植物学家的共生起源理念，写出《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认为“适者生存”的重要动能是互助合作的本能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形成分布式非政治超宗教的合作社会，以充分发挥生命自组织活力。孙中山据此提出“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所以，“人类进化，非相国相助，无以自存。”

 

46、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将阿波罗神殿上“认识你自己”这一神谕引入人的精神心理分析，开创了潜意识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动力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来临之际，他发表了《梦的解析》，他发现三大真理：梦的原由、俄狄浦斯情结、始于人之初的性能量（Libido，欲力、性力、心力）积极转换升华，是人类一切创造成果的源泉。成就了包括阿德勒、兰克、费登和荣格内的杰出精神分析学家，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一样，他使“潜意识心灵”这个概念变成了今天的常识，从而为共襄生长的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思想，找到了生命活体心灵能量（Mind Energy）“岛基相连”之源。

 

47、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

 

1900年发现黑体幅射的吸收和发射频率（v）之所以不是连续的，是因其以一种最小的能量元素即量子e=hv的跳跃式增减变化决定，每一份能量子，等于一普朗克常量h（6.62559*10^-34Js）乘以辐射电磁波的频率v，恰巧能跟实验事实相符。为人类“如何知道”（毕达哥拉斯）微观世界开辟了新的“间道”，从而揭开了旧量子论与量子力学的序幕。

 

48、胡塞尔（Edmond Husserl,1859-1938）

 

第一个发现并提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个人生活世界，向人类共相世界过渡的桥梁，每一种原初地给予的直观是认识的正当的源泉，他明智地循着笛卡尔追寻我思的路径，同时搁置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从人的意识现象形成体验流（Experience stream）中把握自我（自组织与外平衡能力），以本质直观（洞察）方法，“回到事情（存在）本身”，重新确立知识论的臻美共生基础，也开启哲学由整体统一，向关系过程的心路历程。

 

49、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他认为佛陀的教义是要把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修炼至最高程度，“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感觉“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宇宙万有，生命同源为“梵”“‘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于是，他以神或“梵”为“无限”方，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有限”方，展开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哲学探索和诗意畅想，重心回到“人”上，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50、怀特海（Whitehead，1861-1947）

 

他从变化、持续、永恒客体、机体、价值和混合5种有机联系的观察和研究中，创立了“过程哲学”，以共生（growing together）和涵摄（prehension）为关键字，强调万物之间相互依存感应，并为哈特肖恩（Hartshorne，1897-2000）继承发展为一个机体的感觉由组成机体的各种细胞的感觉所组成，而细胞的感觉又由更简单的物理实体（原子、电子、质子等）的感觉所组成，于是从机体内的最低级的感觉逐渐走向高级的感觉，形成一个感觉之流的生命哲学。

 

51、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

 

他认为学生“学业过劳”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叫孩子们游戏”，由此思想和实践出发，发现按照一定规则展开博弈、对策、娱乐的“游戏”或“运动会”（game），不仅能让年轻人学会知识和技能，还能激发人的潜能和公正守则的习惯。他推动促成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现代奥运会面向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开放，并保障“个人竞技的平等地位”，从而为激发每个人“更快，更高、更强”地参与竞技运动创造了均等的机会，也为每个参与者健康地发挥其体能和智能、释放其心身潜力以及充分实现其生命的价值、体验其生命的欢欣创造了公平的条件。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最典型的共生体组织形態，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52、帕克（RobertE.Park,1864-1944）

 

继孔德之后，开创了社会学4个重要论题的研究：大众传播、种族关系、人类生态学和集体行为，并从竞争（各单元为稀缺资源展开存量博弈）、冲突（彼此相互联系和传播的单元之间的竞争）、适应（由社会结构确定和控制的上下属地位和权利的分配）、同化（要素交流和共享导致共同的文化）4种社会进程的观察中，提出共生（symbiosis）体系和契洽（consensus）体系来认识这个世界。

 

52、蔡元培（Cai Yuanpei，1868-1940）

 

他发现各种主义、宗教彼此之间存在党同伐异“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偏狭性，提出“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入主北京大学，“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实为中国臻美共生思想的笃行者。

 

54、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1870-1945）

 

 

发现大海与大地都是人类的母亲。从“纯粹经验”出发，提出一个超越主客的由智、情、意共同形成的“场所逻辑”，他认为这种“场所逻辑”是在命题的“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上，“谓语”象大海一样碧波摇曳，将主与宾、有与无、人与神、善与恶、智与爱包摄贯通，共生一体。

 

55、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

 

1925年出版《礼物》，追溯商品经济尚未成型之前的人类交换模式，提出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有必要从互惠共生的“礼物”模式中汲取养分，反思现代化以来经济理性而功利的社会关系。1980年代，法国知识人组建了以莫斯命名的MAUSS小组，提倡反对风头正经的功利主义与经济理性人假设，小组的领导者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提出走出高增长、高消费的资本主义的方式，以“共生”的概念造福社会。

 

56、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

 

1905年循着普朗克开辟间道，进一步发现时间与光信号的速度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存在绝对静止的空间和绝对同一的时间，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和运动的物体联系在一起，他指出质量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当速度接近光速时，质量趋于无穷大，于是，他不仅给出了著名的质能关系式：E=mc2；而且，作为“思想实验”的佼佼者，他更进一步，预言物质引力波的存在，引力场是一个弯曲的时空，引力场可使光线偏转，在强引力场中光谱向红端移动，并得到证实，揭示了不同光谱的能量子运动速度决定能量大小差异，共襄生成了这个光艳夺目的七彩世界。

 

57、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

 

发现当存量博弈达到瓶颈时，唯有创新（Innovation）实现增量博弈，这使他影响力到了“言创新必称熊彼特”的程度，而且他的“创造性毁灭”的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但是，创业家出于建立私人王国、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坚强的意志，把一些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五种创新”，并没有揭示走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根本路径和驱动力量，来自修复商业周期给自然、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身心灵健康的失衡性损坏所需要的智慧、担当和勇气——共生思维驱动创新。

 

58、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

 

人格高尚，不畏强暴，和平主义者，又能与思想相异者竞合共生，为对方的成功感到“莫大幸福”，他架起物理学与哲学的桥梁，创立了哥本哈根学派，发现对原子体系的任何观测，都将涉及所观测的对象在观测过程中已经有所改变，因此不可能有单一的定义，平常所谓的因果性不复存在。对经典理论来说是互相排斥的不同性质，在量子理论中却成了互相补充共襄生成的不同侧面，“波（线性）粒（质点）二象性”，正是互补性原理的一个重要表现。

 

59、方东美（Fang Dongmei,1899-1977）

 

自称“家学渊源为儒家、气质内涵为道家、宗教派别属佛家、治学学理属西家”的他，从怀特海、伯格森等生命机体主义哲学，及“不落二边的中道根本”佛学中，发现宇宙生命大化流行、绵延不断、创造不息的生生之德是人类及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没有中断的不竭动力。

 

60、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

 

矩阵力学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根据玻尔互补性原理，发现粒子位置的不确定性，乘上粒子质量，再乘以速度的不确定性，不能小于一个普朗克常数（确定量），并且，这个极限既不依赖于测量粒子位置和速度的方法，也不依赖于粒子的种类，粒子位置或速度的不确定性，受到观察者测量工具的影响，他由此发现了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或然性质——“测不准原理”。

 

61、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

 

代际关系研究第一人，洞悉到“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人格具有可塑性，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期可以接受与父辈不同的价值观。研究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各个成长阶段以及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后，她提出了可谓独树一帜的“三喻文化论”（后喻文化、并喻文化、前喻文化），提倡现实生活只有通过年青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

 

62、莱维纳斯（E.Levinas, 1906-1995），

 

他基于时间，确立了“外在”优于自我，并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形成既相联系又有差异的“他者”理论，从而真正突破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自我或“你我”的总体局限，可望进入体味“他者”的真切涵义。这种关系过程中，哲学是“爱之智慧”，而非传统希腊语中的“智慧之爱”，这显然可以成为共生哲学“一视为仨”思想的理论资源！

 

63、叶谦吉（Ye Qianji,1909-2017）

 

 

编著《英汉农业经济词典》,1987年首次使用“生態文明”，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角度阐述生態文明。他1999年提出“人类活动行为边界论”认为，生態文明是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共生关系。

 

64、特蕾莎修女（Blessed Teresa of Calcutta，1910-1997）

 

她强烈的感受到了自己要为穷人服务的心，从教皇那里取得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的许可，成立博济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帮扶弱小的生命。她相信，战争的极限是斗争双方或诸方不至于同归于尽，如果突破这个极限，人类这个物种甚至连带所有地球生灵，都将无分强弱化归乌有，所以，战争的创伤，对人的身心灵的创伤，还在战争进行时，就得有人来抚平。她曾从一座处于贝鲁特交战前线的医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象《血战钢锯岭》的道斯“当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我想一点一点把它拼凑起来，这总归不是什么坏事！”她奉行原谅、友善、成功、诚实和率直、善事、快乐、奉献“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天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65、费孝通（Fei Xiaotong，1910-2005）

 

第一位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江村”社会，提出“差序结构”概念，著述《乡土中国》，继承其美国老师派克的思想，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倡议，是社会共生思想的中国式概括。

 

66、以色列“吉布兹”（Kibbutz，1910-）

 

开创一种人类史上首个具有非排他性的共生体组织形态，这种共生体组织，也是一种享有独立自治权的自愿聚集的“社区经济形态”与生活方式，是等级“人类世”向直耕“自然世”回归的一种实验形式。一代一代的Kibbutz人不仅在死海边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着“奇迹”，而且是以色列公共精英的“摇篮”。为共生经济学提出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提供部分镜鉴。

 

67、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

 

1969年任德国总理，堪称“和解共生”政治智慧的典范，他对自己1970年的“华沙之跪”解释道：“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有人说“他没有必要下跪，而他却为那些应该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共生需要，1990年他提出了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全球治理”的概念，成为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直接思想资源。

 

68、普里高津(1917-2003)

 

布鲁塞尔学派创始人，他把克劳修斯(1822-1888）创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扩大应用于研究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现象，提出以非平衡态的开放涨落形成的自组织“熵减效应”为基础的“耗散结构”理论。开拓了一个生命活体内外开放赋能自组织新陈代谢臻美共生的崭新领域。

 

69、何兆武（He Zhaowu,1921-）

 

历史学家、翻译家，他提出“历史理性批判”，将康德揭示“真善美”，发展为“真善美信”四大批判哲学，他在2012年以92岁高龄出席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并致开幕词，指出“人类许多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这就是共生的方法，英语中有个谚语‘live and let live’也很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事实上用社会共生的方法处理矛盾冲突，大家都能活得很好。”

 

70、张世英（Zhang Shiying,1921-）

 

哲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莱维纳斯的他者理论，提出从个人到人类整体“我们-自我-他人”三阶段说，对应“一视为仨（你我他），和恊共生”的思想，从重“我们”到重“自我”，到重“他人”，既是一个个人人生的进步历程，又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发展的道路。已进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第三阶段一一与他者平等共生（“一视同仨”）的阶段。

 

71、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1921-）

 

他从“自然、生命、认知”三个维度思考世界社会问题，针对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分析的思维传统，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之为“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思想方法三个原则（自组织原则，多中心原则和反思性原则），进而用复杂性思维方法，对人、社会、伦理、科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反思，以期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之努力，显然与共生思想的内核和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简直可以说，莫兰先生是一位没有使用Symbiosism概念，却将“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发挥到极致的思想家。

 

72、戴维·科顿（David Korten，1925-）

 

具有Symbionomics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社区经济推动者，著述《新经济，新人文-求索“生命宇宙”人文叙事之下的人之安顿》，提升了美国新经济运动中产生的“社区经济”的哲学品位。

 

73、于真（Yu Zhen，1929-）

 

社会学家，2005年写出“共生千字文”，著有《共生论》，梳理了从费孝通到21世纪前后中国共生学研究者的探索，他在“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上指出：“人类共生就‘大是’，人类不共生就是‘大非’”，他是“社会共生分论坛”的创始人

 

74、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1929-）

 

当“能量子”概念被普遍确认后，不同的基本粒子如何获得质量的物理机制？希格斯提出由于“香槟酒瓶玻色子”（champagne bottle boson）能引起遍布宇宙的希格斯场（Higgs field）的场量子化自组织激发振动，玻色子通过强力、电磁力、弱力多样融合的自相互作用而获得质量。“希格斯机制”与“耗散结构”宏微相济，揭示宇宙缘起从基本粒子、分子、细胞、微生物、器官、机体、种属、生物圈到最复杂社会生活，都是这种生命活体自组织的“自相互作用”的形式，为“共生是生命活体间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机制论上的充分依据。

 

75、米谢·赛荷(Michel Serres，1930-）

他以对科学、哲学、神话和诗歌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而著称，在《姆指一族》中，他考察了从口述到手写，从手写到印刷，从印刷到新科技，人类三次跨越时空传授知识传递信息，并伴随生命活体器官出现相应分工产生新的功能的全过程，认为人类从依赖自然变成了依赖科技，年轻一代对变化的适应远远胜过其父母和祖父母，必将重构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生活形态、生存方式以及认知方式，标志着一个自由链接的非物质社会取代单向运作的社会新纪元的开始。但在《自然契约》中，他意识到，在这个网络世界，将会很快产生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在旧有度量空间所组织的法律，自然应当被赋予类似人类所拥有的权利，为“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的共生思想，提供了哲理及可量化的的法理支撑。

 

76、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

 

他把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和“朝有利于己改变世界”两个相反方向的思想和意志，用“认知”和“参与”两个函数连接起来，道出了共生智慧的两个支撑点：1、一切新的智慧、创造和美，皆源自“不确定性”的易错性、反身性、非独存性、变量性的历时与共时性相互作用；2、一切个性生理机体、社会生活机体保持耗散结构，让我们获得平等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提供的可能空间，来自“开放性”的证实性、证伪性、互补性的共时与历时性相互作用。从而揭示出认知和参与、思维和价值、自我和事件（如赚钱、慈善，公权、服务，休养生息）“道不同，亦相与谋”的动態平衡机制。

 

77、史蒂芬·柯维（1932-2012）

 

被《时代》周刊誉为“人类潜能的导师”的他，不仅著述和讲解了高效能家庭和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从家庭、教育、管理、职场、社会不同领域及其政治家、企业家、职场人士、学校和医院等组织的管理者、所有步入婚姻的人，以及青少年解决“分歧与交流”“挑战与冲突”“逃避与对抗”难题的创新行为中，发现、提炼出“我看到自己-我看到你-我找到你-我和你协和”这一“第3选择思维”——间道共生智慧，是激发个人在组织中持续保持高效能的强大驱动力。

 

78、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1932-）

 

他观察到的“全球脑”的出现，是人类“身心灵”整体相互作用，即互联、互助、互信乃至恊同、恊熵、恊和的结果，由此提出全球脑“能量子跃迁”（A Quantum shift in the Global Brain）概念，由于量子总是以非连续的、跳跃的方式运动，比如从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同时释放出光子，所以，可以把“在渐进过程中断的那一点上发生的非连续的突变”的现象称之为量子跃迁，远远超越单纯“神经元运动”，正好对应于我称之为“（Si）子运动”（2009），为全球共生世代的到来，提供了哲学和技术思路上支撑。

 

79、稻盛和夫（1932-）

 

他通过《干法》与《活法》总结自己人生实业的成功经验，总结出发挥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的可度量的共生公式：人生·工作的结果 = 思维方式×热情×能力。他将佛教“六波罗蜜”（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与作为身心灵相互作用的宇宙生命自组织力，甚至我们灵魂注定要经受累世历练的慧命联系起来，赋予智慧新的内涵，大道至简、大能至慈、大爱至纯，与天地万物共栖、共济、共生，乃至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以太境界。

 

80、艾斯勒（Riane Eisler，1934-）

 

提出国家的真正财富是“关怀经济学”，由此实现“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权力结构、两性关系及经济模式——形成全人类新的文化转型”，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从统治或权力关系模式，到伙伴关系模式，再到共生关系模式”，看作一个“统治-伙伴-共生”的历史链条，那么，她所阐述的“伙伴关系”，可看作既是“从特权主义到共生主义的一个世界性过渡”的绝妙建言，也为共生经济学的出场，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学基础。

 

81、黑川纪章（1934-2007）

 

从生物“新陈代谢”中提炼出共生设计理念，直接延伸在建筑、服装、产品的呈现中，他先后提出：异质文化的共生、人类与技术的调和、部分与整体的统一，内与外的交融、历史与现代的共存、自然与建筑的连续，试图以共生思想来改变西方中心和理性主义，将所有的建筑元素都看作是相互间能够产生意义和气氛的词汇或符号，最后提出“相互承认圣域”的共生论。

 

82、林恩·马古利斯（Lynn·Margulis，1938-2011）

 

她在《有丝分裂细胞的起源》（1967）中首次指出“现今的某些细胞组分曾经是营自由生活的细菌，任意一种比细菌大的生物都 是通过细菌菌体合并而共生起源产（Symbiogenesis）生的超级生物。”即真核细胞的线粒体和叶绿体起源于内共生于真核生物细胞中的原核生物。发生在不同界或门之间的生物共生关系，是驱动演化的力量。她认为遗传变异的存在，是源自细菌、病毒以及真核细胞之间的“超体性”信息转移。这一理论也解释人类基因组中部分DNA序列的来源。1973年人类意外地发现，在完全没有阳光的深海热泉口旁与管虫共生的细菌旺盛地生活着，有些是我们至今未知最古老的物种，意味着这里可能是远古时期生命起源的地方。

 

83、吉登斯男爵 （Baron Giddens，1938-）

 

提出“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政治原则，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结构化理论和“双面诠释”的规则，试图克服过度强调结构的决定论和过度强调行动的意志论的理论两难，以及“积极的中央”或“断然的中间立场”、左派或右派之间的政治两难，认为社会结构是通过人们的行动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的团结不能靠国家自上而下的行动或求助于传统来保障，人们的谋生方式必须比前几代人积极，要更加积极地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他认为社会政治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安然度过“全球化、个人生活的种种巨变”以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84、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1938-2018）

 

古特雷斯秘书长这样评价他的前任，“他曾以无与伦比的尊严和决心带领联合国进入新的千年”，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1995年首次提出“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计划，要求世界工商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持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共生原则。

 

85、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1939-）

 

她始终关注的是人类未来之路，1987年，她向联合国大会递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变成了行动方案，她提出“多元文化的世界能够为后代创造更多的机遇。”通过她的努力，“Sustainability”（可持续）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够成危害－－成为时代强音。

 

86、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1940-）

 

“敢于想象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他创建的孟加拉Grameen Bank，立足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经济社会共生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充分展现出和平、人道、普世的伊斯兰精神。

 

87、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1941-）

 

是美国科罗拉多州机场一名高级会计师，深谙“价值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2006年出版《Symbosism》。他提出的“Symbiosism”，是综合了东西方各个宗教、哲学的道德传统，包括无害伦理学（一种古印度哲学）、功利主义伦理学、宽宏伦理学以及一种来源于“黄金律”的全新伦理学，作者将其称为“互惠主义”，这一概念与《共生简史》作者提出的“共生”及其“Symbiosism”形成超时空未谋而合。

 

88、威廉·霍金（William Hawking，1942-2018）

尽管他基于“哲学家没有跟上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前进的脚步”这样的自我设定，而宣称“哲学已死”，也尽管他面对“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这样的存在问题时，陷入迷茫，但是，霍金以其生命践行，在人生困境中突破人类自身认知的限制，去理解推算宇宙生命的源起密度和质量无穷大，提出“大爆炸”奇点原理和终归坍缩“黑洞”理论，提出时间里存在比分子原子还小的缝隙（间道），能在超越光速的速度里由“四度空间”的“虫洞”实现超距离穿越，以及通过“大设计”得出“宇宙和人类能够，而且将是从无到有自己创造了自己”的乐观结论，又对人类发展生物人工智能提出警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即便一个人宛若流星也能够点燃烛照时代的共生之光，即便命运无情也要努力活出光亮快乐，从而拓展人作为生命活体的别样存在方式！

 

89、布兰登·卡特（Brandon Carter，1942-）

 

《大数重合与宇宙论中的人择原理》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与哥白尼相反的观点：“虽然我们所处的位置不一定是中心，但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特殊的地位。”此后至今，不管是“弱人择原理”（WAP)、“强人择原理”(SAP)，还是“最终人择原理”(FAP)，都一致认定，自然定律惊人地适合碳基生命的存在，正是人类的存在，才能解释我们这个宇宙各个基本自然常数，，从而为人与自然共生提供了深刻的认识论支撑。

 

90、卞崇道（Bian Congdao,1942-2012）

 

2008年出版的《融合与共生》中，对中日共生论者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共生是以异质性的他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共生非但不回避而且肯定矛盾、冲突、斗争，承认和尊重他者（尤其是少数者、弱者）的存在及其权利，要求公平、公正地对待和处理“非我族类”及地球众生灵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反对“自文化中心主义”。

 

91、井上达夫

 

面对“为完善自我而生存”的难题，他提出人需要呈现核实自身目的正当性的实例，以印证“人格实现价值”“人格构成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思索能够转化为一定的实例，而这种预览模式的存在，也将为构建道德人格提供必要的便利性。他1992年出版的《走向共生的冒险》中，提出社会“向异质者开放”的共生思想，主张共生“不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

 

 

92、胡守钧（Hu Shoujun，1946-）

 

身受“斗争哲学”之害，受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启发，提出“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人都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系统中。……社会共生是一种关于人如何存在的哲学”，他在《社会共生论》中描述出36条社会共生基本原理，并率先在复旦大学开设研究生选修课。

 

93、尾关周二（1947-）

发现19世纪后半页至20世纪前半页，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本的声音是“生存斗争”概念，20世纪末至21世纪，生存斗争逐渐让位于“共生”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国际化与异文化交流的共生，高度信息化社会与信息通讯，富裕社会中的交往异化共生，以及和山口定（1934-2013）一起在“消极共生与积极共生”问题上，作出了有益探索。

 

94、李承律（1948-）

 

韩国“连友论坛”会长，2005年出版《共生时代：东北亚区域发展新路线图》，引导韩国和国际社会舆论的发展，并参与创建和维系旨在发展韩中关系的企业家交流协作研究会和以帮助中国赴韩留学生为宗旨的国际学生联谊会。

 

95、戈尔（Albert A.Gore，1948-）

 

提出“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概念引发技术革命，1992年著述《濒临失衡的地球》，提出对地球遭受的破坏，我们再不能以“事不关己”为由而“高高挂起”了。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后代的子孙，我们迫切需要全人类共同关注人类生存的环境，并朝改善环境这一个方向去努力。2006年，制作纪录片《An Inconvenient Truth》，为全球变暖提供了科学证据，指出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若没有减少，将导致全球经济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

 

96、UN维和部队（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1948-）

 

 

基于自愿接受、中立、不得已自卫三原则，创造了一种公正公开透明的维和形式，发挥着阻止局部冲突扩大化、防止冲突再起、帮助战争受害平民，为最终政治解决冲突创造条件的和解共生作用。

 

97、阿斯朋研究所（Aspen Institute，1949-）

为纪念歌德诞辰200周年，瑟夫·巴鲁加（芝加哥大学教授，德国文学家）、罗伯特和鲍尔·皮波尔（芝加哥的实业家）三位美籍德国人，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成立该当研究所，宣称：“对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共性问题，希望各界领导人广泛地提供一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思索和互相讨论的场所，以交流意见，探索未来文明为目的。”致力于人类的价值观、爱和创造力，及更为广泛的人文研究领域的研究。

 

98、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1949-）

 

 2008年始创造数字加密货币协议及其相关区块链软件，不仅将会彻底改变我们对金钱的思考方式，还将彻底改变法律合约的方式，使全球自由流动、不受政府监管和控制又对政府发行“法币”起着对比监督作用的货币成为可能，让人类生活朝着边际成本趋零的共生社会提供了技术支持。

 

99、朱健国（Zhu Jianguo，1952-）

 

著名记者，提出自由主义与合作主义相结合的共生新思维，实现共生思想的路径是“破敌人观”和“破暴力观”，以“健与疾取代善与恶”的新视角，废除一切名义的暴力。

 

100、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955-）

 

“万维网之父”，他深谙“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万物互联的深邃，凭一己卓有成果的劳动，推动人类信息沟通、物质联网、心力能量转换的交互作用，而且主动放弃专利权，因为“这是给所有人的”。

 

101、比尔·盖茨（Bill Gates，1955-）

 

早年洞察人类新生机，将刚刚出现的个人电脑真正普及到世界各国普通人，为消除人类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公平现象立了大功劳，最后又在气候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性的能源突破联盟The Breakthrough Energy Coalition，旨在为全人类提供价格合理、可靠、接近零碳排放的能源。

 

102、乐素坤（Rosukon，1956-）

 

“环保酵素救地球”创始人，她以慈悲的精神将 30 多年来研究酵素的秘密完全公开，认为只有家家户户都懂得制做环保酵素，生活化地利用环保酵素，我们的环境污染才能减低，调节食物、空气和心情大家才能更进一步过着健康有机生活。成为泰柬边境 3 百多万难民、原住民健康守护神。

 

103、肖恩·蒙森（Shaun Monsonc）

 

 以其超常艺术家视角，在其影片《地球公民》Earthlings和《万物一体》（UNITY）中，通过对生命的存在并不依赖二元冲突，而是追求完整存在过程的各种诠释，呈现不论是人类、动物或者树木，均源自地球，给所有追求更深刻的生命意义、谋求与他者和美共生的人们以深刻启迪——生命之源，共生一体。

 

104、吴飞驰（Wu Feichi，1962-）

 

 

经济学家企业家，2002年出版《企业的共生理论：我看见了看不见的手》，提出共生律、共生力、共生度系列概念，发现“共生总是生存成本最小，生存快乐最高的生存方式”。

 

105、凯文•艾什顿（Kevin Ashton，1968-）

 

不仅是物联网之父，而且洞悉到，物联网并不是简单的“智能化”，而是通过传感器完成物与物之间信息数据的交换，将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通过广泛的信息化网络紧密相连。如今，物联网已在智能交通、智能电网、远程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成功应用，为新型智慧城市和全球共生提供了技术支持，凯文•艾什顿显然是一位意识到全球共生趋势的了不起的人物！

 

106、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1969-）

 

 

从1972年提出《增长的极限》报告，警醒全人类“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形成联合国“只有一个地球”的共识，到最近出版50周年庆文集，指出“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以共生思维驱动创新，促进内生性经济成长”。

 

107、日本“山岸会”

 

 

20世纪50年代由山岸已代藏创建，并坚守着一种生活-经营一体化的共生体组织形态，这种非排他性共生体组织，彰显非政府性自觉人和自然的和恊共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消灭私有、铲除私欲、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人类走向共襄繁荣的另一种尝试。

 

108、TED国际会议

 

凭着“当全球都联系在一起时，游戏规则改变了，每个人都互相关联，一切都会快速发展。当知识传播出去后，会以最快速度到达全球各地，得到反馈，得以传播，而它的潜在价值是无形的”的信念，克里斯·安德森买下TED大会，为那些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在“科技、娱乐、设计”三个广泛的领域塑造着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人们聚合在一起，进行“超级大脑SPA”和“四日游未来”，正是“翻转极限，觉醒共生”的集中体现。

 

109、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

 

认为宗教是特定时期人们组织生活的方式，绝不意味着某种极端价值，而宗教暴力，只是“对无情世界的痛苦回应”，于是，她以天主教徒身份成为一名专精于伊斯兰的学者，着力于引导民众正当认识和理解当代伊斯兰，这一行为本身，便具有“存同尊异，和恊共生”的境界。2008年始在全球倡导“你我他”全人称的《仨爱宪章》（The Charter for Compassion）。

 

 

110、全球荒野基金会（Wilderness Foundation Global）

 

主席Vance Martin及各国志愿者，提出人与自然“天下共生”理念，认为“自然银行”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提供永久的福利，有助于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尤其是人类社会，保存一个总体类型的“生命保险”。“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保护地球空气、水源、土地、微生物、动植物原生態、“生物多样性足迹”（Biodiversity Footprint）及其动态平衡原动力，限制人类文明足迹，实现全球共生提供范例不余遗力。

 

111、肯赞·多吉（Lyonpo Kinzang Dorji）

 

 

 以“持续公平的社会发展、国民幸福、促进文化发展和多样性、良好持政”四大支柱支撑人民幸福指数，表明其深谙“共生智慧，普惠价值”为治国理政之灵魂。

 

112、开源社区（Open Source Software Community）创设者

 

由于诸多编程语言创始人的卓越贡献，本色上具有“社会化编程”意义的开放源代码社区(Open Source Software Community or Open Source )，使得被散布在全世界的编程者沟通交流有了全新的途径，大大推动计算机软件发展与应用普及。

 

113、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Lawrence Edward “Larry” Page，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рин）

 

 

共襄生成想出了在互联网上寻找信息的方法，并决定放弃学业，创建搜索引擎，将想法商业化，使处于“信息爆炸”时代的人们，异常便捷地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114、萨拉雅库（Sarayaku）人民

 

仅从自然中拿走维持最低生存必须的东西，他们会想方设法将猎物“物尽其用”，提出Kawsak Sacha(活森林)宣言，保护领土和自然，2013年获得联合国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工作组，人权协会 (Conectas) ，法律、正义和社会研究中心 (Dejusticia)和全球正义组织 (Justia Global) 的支持。

 

115、莉·内维茨（Annalie Nevitz，1969-） 

 

作为科学网站io9.com的元老级编辑，敏锐而有担当地写出《第6次大灭绝——人类能挺过去吗》，总结45亿年地球生灵进入自然世之前，生命曾遭受的冰封、甲烷毒气、地外星体撞击、超级火山喷发引发的5次大灭绝，而幸存者总算维系着生命的进程，但是，这一次的幸存者，走过“自然世”而进入“人类世”至今，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可能人类力量的自我膨胀引起第6次大灭绝，那么，包括人类在内的200多万个物种，生命将能否超越自我膨胀而进入臻美共生的“地球世”？

 

116、保罗·瑞恩（Paul Ryan，1970-）

 

1998年在《文化创意者：5000万人如何改变世界》中，提出“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概念（Life 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LOHAS），提倡既要享受现代技术便利又要对自然环境负责的生活态度，形成跨越地理、种族、年龄限制的无界渗透地球人的生命理想和行动的乐活族生活方式。

 

117、凯文·费奇（Kevin Feige，1973-）

 

他主导的漫威系列电影，不仅将蜘蛛、蚂蚁、狐狸、树木、精灵，植物、微生物、人物、人造物的价值与可爱展现出来，同时，通过各具神通的系列“超英”之间恩怨情怀展现一条了真相：“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有敌人，就是自己”，所有生灵将自己特有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即是对世界的贡献。所以，必须给世人自医、自救的赎罪行为，提供机会，破解冲突，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118、袁年兴（Yuan Nianxing，1975-）

 

 

他在《民族多元共生的基本逻辑: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将原来生物学中的共生概念提用于民族关系的构建中，旨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分离主义的认知缺陷。共生不只和谐共生，更重要在于有包容的共生，各民族之间互相包容方能产生力量，民族关系也能向着更高层次有序演进。

 

119、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1976）

 

收入赫拉利，显然是因其写作出了极富专注和清晰边界的《简史三部曲》，可谓是霍金《时间简史》的另一种更具贯通性的诠释。《人类简史》重新梳理了人类发展的脉络，改变了有关人类进化而来的认知，《未来简史》则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切入，刷新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今日简史》当然是直面当今问题和挑战。

 

120、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1984-）

 

基于“所有人都想被誉为连接起来”而且“某人或许能够连接整个世界”这一朴素理念，“相信自己的使命”“用心”“向前看”，致力于让新生儿童参与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当中，增进人们的潜能，推动下一代所有孩子之间的平等，他强调人与人相互连接共襄生长。2019年公布 Libra白皮书，将解决“金融资源不平等、不平衡”，以实践“普惠金融”，“让更多人享有获得金融服务和廉价资本的权利”作为其追求目标。

 

121、素全法师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他在“5·12汶川大地震”这样一个特定时空，毫无阻隔地張开佛佗般”人我一如间道共生”的慈悲胸怀，一念之間迎接了108个有着无限可能的孩子降临，以其生命践行了天地人共生之德与佛院主持之位－－德位相配的伟大意义，从而发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奉献自己的时候!”

 

122、Business Roundtable宣言书

从1995-1999联合国《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要求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持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到2019年“商业圆桌会议”（BR）发布由181位顶级公司CEO签署的《公司宗旨宣言书》，重塑新时代公司核心任务——最重要的目标不再股东利益，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写到这里，负责编辑的助理问，你怎么把自己给忘记了？我说我自己写共生简史，不好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人子”之选，她说，这不是你个人低调高调的问题，而是要把你几十年坚持不懈对共生研究成果，奉献出来，与历史对接，让读者看到《共生简史》的现在进行时，供人们镜鉴，也是一种自激励，不是吗？这话在理，那么我就从“共生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说我为什么进入共生思想的探究的。

 

 

123、钱宏

从早年“池塘一草养三鲢，人畜庄稼风水甜”的农夫生涯和“自采中草药，针砭疾苦人”的实践体验中，意识到生命都是在自然环境中共襄生成而生长，生命机体若遭遇困境或“疾病”，大部分都能自然修复，或通过“医生”帮助自动修复，由自然生命活体构成的人际、群际、国际、洲际、代际关系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应当大抵拥有这种自组织生长和修复机能。大自然足够富饶而且慷慨，足以让每个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人类文明创造的物化世界，更是足够丰富多彩，足以让你、我、他相拥生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诗意地栖息！但是，身心灵病态的人，自恃才傲物，往往把足够慷慨的地球自然，作为“他者”施与无止境的改造掠夺，仿佛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当今人类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信赖和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导致相互比拼争斗已然趋于生活方式同质化——奢侈浪费的代价，必是生灵涂炭，最后同归于尽。

 

 

这就是让他强烈意识到：“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钱宏相信“教育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在伦理上是使儿童发现父母、政府、僧侣（传统的解释权威们）关于‘不共戴天者’并不存在——通过互相尊重、理解和信任，人类在宇宙中本来是也可以是平等地共生共荣（与其他生物亦如此）、和衷共济”（1986）。他在思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创价学家池田大作讨论的“终极存在”时，首次提出“互相奉献，则全体共生，巧取豪夺则迟早得毁灭（同归于尽），因此，社会教育必得把着眼点放在‘每个人的精神努力’上”的命题（1989）。至2007年追根溯源到公元前8世纪思想家伯阳父，重新发现“共生是全生態社会建设的灵魂”，在出版《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和《中国：共生崛起》后，于2012年发起组织“全球共生论坛”（GSF），倡导国际社会亟需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以期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改变如“世界经济论坛”（WEF）的碎片化补丁化状况。主编第一本共生文集《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

 

钱宏作为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新生思想者，不揣冒昧，搁置自己诸多生计诉求，勉力前行，几十年如一日地东西上下求索，于近十年逐步和盘托出这植根于每个人心里的“共生哲学”。是的，在人类觉悟发现的所有智慧中，只有共生（Symbiosism）智慧，具有非植入性，而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共生，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个体、群体心中，所有活体（人体、国体、政体、经济体）都具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

 

 

 

共生是活体间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a being style between living bodies）。非共生状態，我们管它叫病態，一切活体的病態，都是生命活体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受到某种干扰所致。三分之一的病態，活体能够通过自组织修复，三分之一的病態很难修复（如恶性肿瘤、心梗、爱滋病等），三分之一的病態可以通过“医/治”修复。治人体，与治理国体、政体、经济体和地球体的道理都是一样——恢复生命活体的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一个判断，叫做“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说有病人，那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心念被堵住，只要心念打开，必会从各种关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间道”。所以佛教有句话，叫做“凡墙都是门”，基督教也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又会开启一道窗”。除非你被自己的病态绑架，陷入“恃强凌弱，冤冤相报”互害循环，否则，“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智慧，就是你进入生态文明“地球世”的必备品格！

 

 

 

 

 

 

]]> http://symbiosism.com.cn/2793.html/feed 0 中英文“共生”“Symbiosism”正解、延展 http://symbiosism.com.cn/2267.html http://symbiosism.com.cn/2267.html#respond Tue, 03 Sep 2019 02:37:12 +0000 http://symbiosism.com.cn/?p=2267 共生，中文双音节复合词，由“共”与“生”构成，共生的前提是“共”，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生”，所以，共生和合，必须以“生”来规范“共”，共生具有“性情睽异，共襄生长”之意。

 

共，从廿（nian），从廾（gong）， ，表示异性合力。所以，共字的本义，为“和”，而不是“同”，更非“求同”，而是“求异”“尊异”和合、和恊，甲骨文 ，小篆 ，表示多种异性共亿和合，各显神通，一起承担重担或灾难，表示一种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一种认识和价值观。

 

生，指事字，像艸木生出土上，本义为菌艸木禽兽新陈代谢生育后代，男女相爱生育孩子，“生”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竖，上下贯通天地人而为“王”，王字出头为“主”，左边一撇，代表天地之心的人，用心贯通天地万物之德者为“生”。乾坤通德、日月通明、四时通序、和仁者为仨，而生天地之心——你、我、他（她、它、祂），引申为生命（life）、生长（grow）、生活（living）、生態（Ecological）、生命活体（Living thing）。只要气温、空气、光线、水源、土壤、微生物具备，异性和合，菌艸木禽兽你我他的种子就会发芽、生根、生长、开花结果。生，是一个自组织与外平衡动態过程。

 

英文共生，源于希腊Symbiosis,为Symbiosism，前缀“sym”，意为“在一起”“共襄互利”（Together），“bios”，意为“生物”“生长”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Grow up，Living，Style of life），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信念”之意。共生Symbiosism由共生单元（U，因子、信源、动机）、共生矩阵（M，基质、环境、接口）和共生能量（E，效能、价值、尺度）三要素构成。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德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俄国植物学家、日本政治家设计大师、美国社会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亦提出“共生”概念。

 

共与生和合，即共生，用来表达一切生命活体间内生性自组织与外平衡的存在方式。公元前8世纪东方伟大的思想家伯陽父发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即说：“共”“和”是多种多样不同元素、事物、观点的相异相补，相反相成，恊调共生，不同、差异，是新事物“共”“和”生成的规律。这样的“共”或“和”才能长久，“和成”的物才能“丰长”，而“生”为“和”或“共”的目的，如果“去和取同”，“同而不和”，那就离灭亡不远，而与生的目的事与愿违。

 

所以，共生哲学，讲的是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一切生命活体间“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生生不息的永恒创生的故事。

 

综合人类轴心时代（Axial Age）以来的智慧，共生学人发现：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dynamics（动力学）的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Synergetics（恊和学）的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the Bible，15Century B.C.-1Century A.D.）；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the Symbiosism Manifesto，2012）。如圣经所述，“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这里來；到我这里來的，我总不丟弃他。”“他所赐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約6：37、40）。共生本自神的應許，亦是沐恩生活的律例，共生不舍弃任何人。所以得要给他们找一个出口，让他们也有机会赎福共生。

 

共生不舍弃任何人，甚至不舍弃任何生灵（正如好莱坞电影中老鼠、蜘蛛、蚂蚁、狐狸、熊猫、树木、精灵，植物、动物、人物、人造物，都有其价值，甚至都有其可爱之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双慧眼巧手，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有敌人，就是自己。所有生灵都可以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将自己特有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亦即对神的奉献。所以，必须给世人自医、自救的赎罪行为，提供机会，破解冲突，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这，就是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普惠价值诉求。而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普惠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就是Symbiosism（共生主义），且今天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趋于从轴心时代，进入全球共生时代（Global Symbiosism Age）。

 

这是一种对大爱、大能的自然的全新认识，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方式，你我他所要行的，就是进入、适应、参与创建这种新境界——一种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场。

 

自然、权利、共生三重启蒙

 

自然（自己如此）

 

1、实然（实际如此）；2、应然（应当如此）；3、必然（必须如此）；4、或然（未必如此）。

 

正是或然给自由留下了活动空间，虽然你的一切来自于神的预定，但你因信称义的同时，必须因行而称义，否则你的命运未必如神预定给你的那样，神可以更换选定者，也就是神要不要改变你的命运，由你的行为方式决定，你自己是自己的原因。为此，神把你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权利也就交给了人。

 

权利（权力和利益、义务和责任）

 

1、自由主义；2、平等主义；3、族群主义；4、和谐主义。

 

科学、技术、艺术这些在中国古人看来的属于“雕虫小技”的东西，来自自由的权利；生存、发展、机会这些在中国古人看来属于“礼崩乐坏”的东西，来自平等的权利；族群、和谐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唯此为大的东西，则直接来自礼、乐的自然规范。

 

共生（生命活体间共襄生成）

 

1、自觉；2、共在；3、自在（自己在出自己）；4、尊严与幸福。

 

 

人作为宇宙自然生命活体中最灵巧的活体，其自觉、共在、自在的存在方式，觉悟到“生命之源，共生一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而必须“一视为仨，和恊共生”，必须富有“存同尊异，间道共生”“道不同，亦相与谋”的智慧，从而“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而非“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evil and let evil）。

 

无论李约瑟难题，还是钱学森之问，抑或汤因比池田大作之展望，从自然正义到约定正义，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都可以从上述自然、权利、共生三段启蒙中得到解释！

 

 

作者：钱 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 http://symbiosism.com.cn/2267.html/feed 0 中华普惠价值及人类文明历史划分的辨析 http://symbiosism.com.cn/957.html http://symbiosism.com.cn/957.html#respond Tue, 04 Jun 2019 15:43:35 +0000 http://symbiosism2016.gotoip11.com/?p=957

摘 要：本文从七个层面论述“良智、文明、共生”六字箴言，从理论到实践的构想：一、概念规格比较，二、中英文对译，三、历史起点、逻辑结构、时代诉求，四、为什么不能把“灵活”、“变通”作为价值观？五、回到天堂与地狱的故事，六、关于人类文明形態的历史划分，七、生態文明呼唤“良智、文明、共生”普惠价值，八、顺势而为，体行共生

 

关键字：良智、文明、共生，文明史观、斗争史观、共生史观

 

有关中华普惠价值（GSP Values1 ）及人类文明历史划分，可以有很多种表达式，我倾向于用“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作为中华普惠价值，并以此钩沉透析人类文明历史演化发展阶段，从而使我们更加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课题及因应之道。

 

一、概念规格比较

 

在《大国哲学——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一文中，我将2007年在《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两书中提出的“良知、文明、共生” 2，重新表述为：“良智、文明、共生”。

 

而且，我把“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放在“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诉求”这样的逻辑规格上表达。“人类生活基本价值”，就是通常人们说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不过，我更愿意用“普惠价值”（GSP Values）这样的表达。一个民族国家贡献的普惠价值，指的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该民族国家突出显现出来的价值特征，具有人类通约性，而并非指唯其独有，其余全无的意思。

 

能够达到普惠价值规格的人类通约性观念，大致有：英国自大宪章运动到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契约、宪政、拓展”；法国启蒙运动大革命时期贡献的“自由、平等、博爱”；美国独立运动至南北战争时期形成的“民有、民治、民享”。其实，我心里还认为，还有俄罗斯自彼得大帝到普京时代形成的“学习、变革、创新”，但这一概括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非众所周知，所以，就暂时不列入比较中。

 

今天，国际社会亟需展开文明对话、意识形態对话、阶层对话，而文明对话、意识形態对话、阶层对话，说到底是哲学对话，这意味着我们在处理国际、人际、代际关系时，需要用生命的智慧时时唤醒自己，因而我们将“良智、文明、共生”作为中华普惠价值贡献给世界。

 

我们还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是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

 

良智（Mind）：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

 

文明（Civilization）：良智诚于中形于外，体现为文明，规则、体制机制、尊重圣域、行为习惯，臻美风范，所谓“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共生（Symbiosism）：文明出发点和归宿，是共生原德行天下，“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也让别人活好”（live and let live 3）。

 

我们相信，“良智、文明、共生”（CHINA），作为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将与“自由、平等、博爱”（FRANCE）、“契约、宪政 、拓展”（UK）、“民有、民治、民享”（USA）一道并行不悖成为全球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即普惠价值诉求。

 

在这样的普惠价值引领下，中国将成为从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到生態文明先发国度；从现代“后工业社会”，进入当代“前生態社会”的模范国度，中国也必将走“共生崛起”之路。

 

二、中英文对译

 

为了便于理解和传播，当今之世，还是在选词时进行一下中外文比照（以英文为例）：

 

1.自由、平等、博爱（FRANCE）：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2.契约、宪政、拓展（UK）：Contract， Constitution，Expansion

3.民有、民治、民享（USA）：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4.“良智、文明、共生”（大中华）：Mind，Civilization,Symbiosism

良智，尚无恰切对应的英文词汇，良智是 intuitive knowledge（良知）, conscience（良心）, intuitive ability（良能） 的综合；良智的内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实际上，良智，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讲的“理性和良心”的综合。根据张立德《当哲学遇上近代物理学》一书中阐明的“心、物、能相互作用”学说，并基于美国Howard Gardner对未来提出“5Mind”理论——责任道德之心（The Ethical Mind）、学术专业之心（The Disciplinary Mind）、综合统筹之心（The Synthesizing Mind）、开拓创新之心（The Creating Mind）、尊重包容之心（The Respectful Mind）4 ——以及我曾冒昧提出的互联网、物联网之后必建“心联网”（The Internet of Mind）概念，这里的英文“Mind”，实际已经具备了中文“良智”的基本涵意。祈方家指教！

 

三、历史起点、逻辑结构、时代诉求

 

良智、文明、共生，作为当代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价值观，或“普惠价值”（GSP Values），不是你认为、我认为、他认为的一种意见性问题。“良智、文明、共生”是一个整体，有历史起点、逻辑结构、时代诉求。

 

1.历史起点

 

良智观念，从天堂与地狱的故事“一念之差”的引出，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儒家集大成者孟子的“良心、良知、良能”；再往回梳理到宋明时期综合儒、释、道的义理心性之辩；直到王陽明的“致良知”的总结和清中后期收拾江山的曾国藩的笃行；最后到台湾、许多海外华人团体以“良知教”立足。

 

但是，“良知不等于良智”。这个命题由三个子命题构成：

 

a、“良知”不等于“良智”。因为“良知”并不含蕴“良心”和“良能”的丰富性。汉传佛教经典《般若无知论》（僧肇）亦有“以缘求智，智非知也”说。且按四依原则，“依智不依识”，用真俗二谛的方法，阐述“智”与“知”的关系，是从分别、缘表的惑“知”，到穷幽、通鉴的圣“智”。

 

共生哲学（Symbiosis Philosophy）“良智论”认为，人在格致人、事、物的过程中，有“取象法”（如中国远古时的“端午术”“赋比兴”）与“抽象法”（如古代希腊的“几何学”或“形学”）之分。因而，缘表、取象为“知”的范畴，通鉴、抽象为“智”范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良智的内涵是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初心、发挥良能。

 

b、“知行合一”不等于“德行合一”，“知行合一”远不能保障价值取向的正当或适宜（propriety）。比如，偷东西是致富捷径的认知，与践行偷东西的行为合一，是知行合一，但其作为参与者的行为价值取向impropriety，我们管这叫“德行不合一”。同样，舍己救人是德行合一，而知行不合一，因为不会游泳者救落水者会淹死的认知，与不实施救人的行为合一，才是知行合一。

 

在一个聪明人严重过剩，傻子不够用的时代，陽明子的“致良知”是我们的几成宗教的信仰。早在近500年前，明陽子感叹世事多乖，即有言“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生中得来。”“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矣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至56岁终将其思想归之四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于是今天，“明陽热”在民间社会，在民营企业家中远远超过了“孔子热”。海外华人社会中，早有所谓“良知教”的出现，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各种民间教育、培训机构，甚至个别大学也再现各种“四句教”、“知成一体”、“良知教育”。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之所以有“良知教”、“陽明热”、“四句教”、“良知教育”、“陽明学院”，谁的心里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是：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管理就是力量，权力就是力量，资本就是力量，但是，知识、科技没有方向，知识、科技也“不是一块印好的硬币，可以拿来就用”（培根），必须经过个体生命自组织。而管理、权力、资本有力量，也有自己的方向，可管理、权力、资本方向，指向邪恶（操纵、垄断）的概率远远大于指向正当适宜（公义、均衡），至少是具有“两可性”。这是因为，在社会分工意义上，知识、科技属于信息能量范畴，是非独占性工具，而管理、权力、资本属于物质能量范畴，是可独占性工具，因而具有价值倾向。当代中国盛行各式各样“知行合一”“知成一体”的“成功学”，然而，“缺德”咋办？“口言善，身行恶”咋办？Impropriety咋办？这也亚当•斯密1759年发表《道德情操论》时面对的首要问题（《国富论》是他迟至15年后才发表的）。

 

因此，单纯的“致良知”，并不能彻底解决“知识、科技就是力量，却没有方向”及“管理、权力、资本有力量，也有偏向”的问题。从哲学上讲，不能解决“认知函数和参与函数的反向运动”问题，也就是具有“普世性”，却未必有“普惠性”的问题。

 

c、“良智-文明-共生”行为风范，才能解决人的“认知函数和参与函数的反向运动”问题，从而恊调当代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一体化。因为从“定在性”或“定域实在性”（Local realism）上看，我们人类自以为是的认识，实际上都是原始定在的，特别是前辈们的行为模式和成文经典。而每一代人面对经典文本知识传统，大抵有两种倾向，这在东方，就是陆象山发现，并与朱熹争执不下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在西方，就是马丁•路德改革，并与罗马教廷抗争的二元对立命题，即：“因信称义”，亦即“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教规称义”。到今天也演化成：“因信基督称义”，还是“因信教规称义”？显然，后世人很容易发现，陆王心学开辟了较之程朱理学更宽广的认知与参与空间，一如马丁•路德新教开辟了较之罗马教廷更宏阔的认知和通达心路。

 

但是，陆九渊和马丁•路德，其实都设置了一个二元对立的选择性圈套。我这里不进入这个“陆九渊选择圈”或“马丁•路德式萧何定律”，只说这两者各自存在的问题，以便使当代人明白，这两者都不过是“先辈们的传统留给我们的梦魇”（马克思），对传统需抱有温情的敬意，以示你有文化，有传承，但传统成了梦魇，就必须敬而远之，以显现你完成了“从秉承者到在出者的蜕变”（背景主义，1994）。因为，“我注六经”问题多多，总是消解人的“当代性”认知与参与，如罗马教廷设“宗教裁判所”般独占经典解释权；“六经注我”主义多多，总是导致“公婆孰理多”的乱象，如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式宗教改革后出来两千多个对立教派，而每个教派都要求自己的信徒“因教规称义”，从而回到了以“类（共同体）的封闭性自组织”，消解了人的开放性生命自组织力。这也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后世一切乌托邦的“实践悖论”。

 

共生哲学的“良智论”认为，良智是良知、良心、良能的统一，而且，因为人在解决“思想与现实”这对矛盾时，必然遭遇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认知函数与参与函数这样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良智呈现为一个动態过程，即是一个不断“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组织过程。因此，只有良智，才能解决知识、科技、管理、权力、资本既有力量又有适宜方向的问题。

 

2.时代诉求

 

当代中国依旧崇尚谋略性智慧+片面复制西方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现代主义，将人和社会工具化、将自然沙漠化、将心灵荒原化的“恶智”（包括传统诈术、流氓哲学、敌对思维、冷战思维）现象，亟需改变。顺便说一句，良智、文明、共生作为中国贡献的普惠价值，并不只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各国，只是侧重面不一样，比如，中国主要是需要将良智、文明、共生用来处理国内事务，而美国则需要以良智、文明、共生来处理国际事务（美国现在明显带有“吃老本”而非制度创新的性质，遗憾的是：美国人总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者的自满情绪且高高在上的制度教师爷的身份自居，对全世界指手划脚，让我们这些亟需制度创新的东方国家产生反感，甚至强烈反感，让我们感到似乎有理由不理会美国制度的优越性。更何况，美国制度体现在三维制度文明的结构和细节上，正遭遇三大政治生態危机……）。

 

从思维方式上看，如果说，中国在处理国内事务时骨子里还多半是“敌对思维”，而处理国际事务则更多地表现为“共生思维”（比如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使有“敌对思维”，也多半是国内矛盾使然）；而美国正好相反，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多半是“共生思维”，而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则往往是用“敌对思维”。在生態文明建设已然提上议事日程的今天，这是一个很有趣，而必须改变的现象。而要改变，还是要充分分享良智、文明、共生的普惠价值。

 

3.逻辑结构

 

良智、文明、共生的逻辑结构是：

 

共生是个人、组织、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个出发点和归宿需要内在根基，这个内在根基就是良智。良智的内涵包括：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所以精神、思想、智慧、创造、创新、恪守、变通、灵活、尚礼、道德律、同情、慈悲、知进退等等，都属于良智的不同侧面。

 

良智作为人、组织、国家的内在根基，必须外化成个人、组织、国家行为方见其诚（ ，yù）。这个外化行为，必须是符合共生法则的一系列文明行为现象，具体落脚到游戏规则的制订和遵守，即“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参看《从王子之问到农夫之问》，《原德：大国哲学•卷首语》）即是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现在重提十七大后被人们忽视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有其道理。富强相对贫穷、民主相对专制、文明相对野蛮、和谐相对混乱；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平等主义的一个变体，属于良智范畴，同时只要外化成功，也是一种文明。这里潜台词就是：“贫穷、专制、野蛮、混乱”都不是社会主义，都属于缺乏良智的、不文明的行为。

 

四、为什么不能把“灵活”、“变通”作为价值观？

 

“良智、文明、共生”的提出，作为普惠价值，在现时代的中国，对强势人群（特别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具有鼓励型教育的意义。

 

有人建议，用“灵活、创造、共生”取代“良智、文明、共生”更有中国特色。我想说，“创造”就未必，也许“灵活”（其实远不如“变通”），确实更有“中国特色”，但我们讲的是价值观，而且是“普惠价值”，这首先有个逻辑规格问题，就算撇开这个不说，将良智范畴中的一个侧面如灵活、创造、变通拿出来作为价值观来提倡，会是什么结果不难想象。对原本就不讲规矩、不要法律甚至宪政都不要的人，还要告诉他灵活、变通是中国贡献的价值观，是什么效果？鼓吹“中国模式论”的人，就喜欢说：“正是西方的民主以及其他机制缺乏灵活性、变通性，才导致了其发展缺乏后劲。”我想知道，西方发展缺乏后劲，是因为缺乏什么样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是破坏环境、空气、水的灵活性？还是对国民不够狠或掠夺压榨得不够彻底的灵活性？还是守着古板文化艺术观念不善于绕开法规，去拆掉一切旧建筑、用掉城市每一块地的变通性？请不要又说什么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模式论者的“必经阶段论”还包括“必须牺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论调）！著名的“搁置争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灵活、变通做法，结果是“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了吗？充其量不过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GDP成绩单优佳，然缺乏大战略思维的权谋治国，贻害无穷，把什么都留给后面的人去解决，还美其名曰“相信后人的智慧”！
透过现象看本质，当下中国一切问题（包括“改革死了”）的根源，是一部分通过权力操纵、资源垄断比较优势禀赋先富起来的人，不甘心只是满足于“先富起来”，更不会去“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近年来，人们描述和警示的“新时代面临的十大陷阱”（参看《她在呼喊什么？——事权！事权！！公民的事权！！！》），都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这一没有良智的、野蛮的“非共生”行为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联。

 

目前新政步履维艰，显然与权力操纵者、资源垄断者不知进退，良智已然迷失有直接关联性，他们要的是自己“永富”，而非“共富”。且为此，而不惜以国家安危、社会混乱为代价固守现状。于是，无例外的人“通过组织获得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一共和国的基础，就成了一个问题；无例外的人身心灵都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同时，由于享受政府和准政府机构待遇的人越来越庞大，以及享受社会保障的人群越来越大，国家资源也越来越枯萎……于是，政府的税收压力、财政压力、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压力越陷越深来越大，最后，连解决“民生问题”，本身也就必然成了每年人大政恊“两会”的一个突出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的”的议题。于是，社会上“革命与改革赛跑”的议论便不胫而走……

 

所以，哪怕仅仅为了避免又一次发生治乱循环式的社会革命，也必须用“良智、文明、共生”为一切现行“硬道理”导航。

 

五、回到天堂与地狱的故事

 

我说过，小童和老者对话《天堂与地狱》故事可能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而且还可以不断演绎，甚至拍摄成一部影视作品，但是问题仍然是，我们能从这个故事获得什么信息或启发？

 

有人说，天堂与地狱被一双长筷子区分出来？我们姑且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文明工具史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种观点没有错，人类文明的划分可以用工具的发现、使用、发明为纽带来加以连接，并确定其位置。但工具，如筷子、风车、磨房、蒸气机、电气、计算机等发现、使用、发明者，都是人，是由你、我、他构成的人群、社会掌握。

 

另外，人都有七情六欲，极而言之，有佛教说的十恶（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欲、嗔恚、愚痴）诸般烦恼，当人们感觉活在地狱般的娑婆世界时，就必然遭遇两种选择，一是放纵的方式，即认为人有权利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自由主义传统的初级形式，当这种权利认识由国王、贵族，逐步扩展到资产阶级、平民、及其它民族、国家时，就又分别形成了平等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由于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都强调各自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我称之为“斗争唯物史观”（梯叶里Thierry、马克思）。

 

人类面对欲望，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禁欲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初始形式是宗法主义、教宗主义，而后发展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即为了祖宗、教宗（主义）、民族、国家、社群等的整体利益，个体应当无条件地作出牺牲，比如用所谓“孝道”、“原罪”、 “存天理，灭人欲”来获得诸般烦恼的解脱。

 

历史上，人类分别为工具论和灭人欲论，无数次地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结果：人自身成了工具的奴隶，成了某种意识形態背后的某个共同体（君主、教会、党派、资本、联盟）的牺牲。

 

那么，工具和人欲，需要用智慧来妥善处理，而真正的大智慧，是从“致良智”（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开始的。能不能致良智，是区分忍受种种烦恼苦难罪孽的众生与能忍受劳累在“娑婆世界”中表现出大智、大悲和大勇精神的杰出人士（哲人、佛菩萨、圣贤、英雄）的分水岭。所以，在经历沉痛反思后，加尔文教即新教，很好地妥善处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与社会伦理关系的办法（尽可以设法获得财富，但尽可能消费财富，而将财富用于发展和接济穷人）。这个办法，用我们中国话说，就叫致良智。由此，便引出了基于文明工具史观与斗争唯物史观整合与超越的“共生史观”（Symbiotic view of history）。

 

共生史观认为，天堂或极乐世界或共生世界，就在人间。天堂和地狱都在生活中体现出来，极乐世界、净土、桃花源就在我们所处的娑婆世界，不在彼岸，在人间，在你、在我、在他心里。所以，天堂与地狱的区别不在外部环境与条件不同，而在于同等条件和环境下的你、我、他（她它祂），能不能互助，心手相握，释放信鸽，让大家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充分发挥出来，以致“自然有为而共生” 。5

 

对每个人、每个组织共生体而言，天堂与地狱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遥的距离，又在你的一念之间。人生是一出没有彩排的连续剧，从生到死我们都生活在与大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特别是与自己的心灵的关联之中。

 

共生智慧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用生命的智慧时时唤醒自己心灵的共生愿景，就是良智（正心、诚意、灵明、思想、智慧）；良智形于外，体现为文明（规则、体制、圣域、文化、行为习惯）；而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共生（生活、生产、生態、激励性竞争、竞合、价值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对于个体或社群，共生史观体现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地休养生息。

 

六、关于人类文明形態的历史划分

 

在辨析“良智、文明、共生”作为中华普惠价值的同时，不能不涉及有关人类文明形態的历史划分问题。

 

文明形態的历史划分，属于宏大叙事范畴。我在《原德：大国哲学》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前生態社会，是重建宏大叙事的开始 6，而非历史的终结”的命题。现代主义的元叙事是权利范式。

 

权利，包括人权、阶级权、主权，是一个合成词，包括“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两对关联概念的矛盾内涵与选择冲突。权利元叙事在政治上的展开，就是所谓政府管控（专制政治）和市场自由（民主政治）两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实践，并由此历史地形成了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及各种变体）等耳熟能详的三大文化传统。
权利叙事下形成的三大文化传统，又历史地反过来规定着“政府管控”与“市场自由”的内涵、边界及适用范围，且由于“权力与利益”立场的不同（保护主义与开放主义），导致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和文明文化冲突家“五大冲突”错综复杂交替进行。顺便说一句，包括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在内的五大冲突 7，并不是“冷战结束”这一单个历史事件决定或显现的结果，而是权利叙事下形成的三大文化传统使然。

 

政府管控，包括两大亚叙事，一是欧洲福利国家（又叫民主社会主义），一是苏联式国家资本主义又叫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市场自由，也有两大亚叙事，一是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马克思说的股份制社会主义），一是综合了苏联与美国两种模式又含蕴了自身宗法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称权力或权贵资本主义）。

 

如今，很显然，就权利讲权利，人类首先在语言和言语上，就很难走出“权利元叙事”的陷阱，事实上，实践了几百年的现代主义（包括发展主义）的以权利为核心的两种宏大叙事，都已经或正在遭受严重的包括“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的当代性挑战，所以，历史真正走到必须以当代性或“当代主义”的以共生范式为核心的新叙事阶段。

 

众所周知，对于人类文明历史，有诸多划分法，在“权利元叙事”意义上，最著名要算“五阶段说”，即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近年来，五阶段说有些变化，主要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换了一个个儿，其理由是共产主义的构想和实验早于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构想和实验，早在500年前就开始，是资本主义运动是伴生现象；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晚至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共产主义的理论形態始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態则迟至20世纪前半期欧洲和俄罗斯诸多流派。但不管如何分，五阶段说都是以社会制度形態为依据进行。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本人，更倾向以劳动工具（生产力）水平作为人类历史划分的依据，而且，正如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本人无关一样（马克思只提过“实践唯物主义”，且说得不多），五阶段说，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象苏联和我们中国人搞的教科书，硬是把五阶段说加在马克思头上，强人所难，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恐怕又要发火的。

 

2013年8月27日，我在马克思墓前沉默良久，同往凭吊的英籍华人常向群博士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章晓英不约而同地问我想到什么，我说：“我在想，一个生前视自由为生命的人，为何死后他的学说成了堂而皇之剥夺别人自由甚至亿万生命的灵符？”其实，马克思生前并非没有警觉——马克思晚年看到那些必言称“马克思主义”且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甚至当面向他献媚的人，异常气愤，以至于他生命将尽时直言宣称：“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8

 

经过一百年的试验或试错之后，人类历史再一次回到了恩格斯1881年在《工人政党》中描述的节点：“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9

 

实际上，二十多年前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已经重复了恩格斯的结论，但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错误，在于没有跳出现代主义“权利元叙事”的窠臼，企图论证权利叙事一体两面中的一面优于另一面，且这种优越性是终结性的。

 

其实，人类过去一百年中，一直陷于“政府管控（政治专制）与市场自由（政治民主）的世纪性钟摆”及其此起彼伏的周期性危机之中，恩格斯的贡献在于正确地指出了问题，却没有深究解决问题的因应之道，而仅仅归结为唯一的道路，即民主制道路——福山们称之为“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我不知福山先生及其追随者们是否看过恩格斯的论述。

 

这就很难与当代世界多元性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信息化、生態化、全球化现实和新文明诉求相吻合。而与这种当代新文明（时代精神）相吻合的范式、灵魂、哲学，就是大共生。从权利到共生，正是人类千年一遇的智慧大转型！

 

比较通常的划分，是依据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形態进行，这就是近年来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四阶段说”，即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采集-狩猎文明、农耕-城邦文明、工商文明、生態文明。这划分近年来说得比较多，这里不重复。

 

我想介绍的是另一种“四阶段说”，可能更容易引起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们的兴趣。这就是以人类平等互利契约水平为划分标准，即按照蒙昧、野蛮、流氓和文明四个时期，对应着自然、暴力、权力和权利四个阶段 10。蒙昧社会，是一种最原始的自然社会，人类因为数量较少，物质匮乏，相互之间敬而远之，社会正在萌芽之中。随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趋频繁，人类进入野蛮社会。野蛮社会属于一种古老的自由社会形態，战争、暴力和复仇是一种常態，有正义，但没有秩序。权力社会是少数流民和流氓无产者通过集体暴力建立的一种流氓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暴力并没有消除，暴力只是被流氓集团垄断，他们以垄断暴力构成巨大的权力威慑。在权力社会中，恐惧和不平等是一种常態，有秩序但没有正义。只有在一个文明的权利社会中，建立了一种非暴力的社会正义程序，暴力才得到彻底的分化和消解，人们才是平等的，并且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难得的是，这里实现了正义，也实现了秩序，因此这个社会结构是极其稳固的。也只有到了文明的权利社会，政治才得以超越自然，摆脱体制，从而真正的出现，正义和秩序成为社会常態。不过，如果正义和秩序动態平衡的社会常態成为可能，应当就超越了文明与权利阶段，而进入共生阶段了。

 

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划分文明时代的，还有突出人类需要变迁的“两阶段说”或“两时代说”，即认为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以追求速度最大化的时间时代，为追求距离最大化的空间时代。而且认为，这是从人类的诞生到人类的灭亡就这两个时代。截止到2012年12月21日之前，那是人类在以追求速度最大化的时间表时代的终结点，从一种理性的、诗意的、文学的，信仰的角度讲，2012年12月21日之前，是一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假恶丑的张扬、羡慕、甚至推广的一个时代，到了追求距离空间最大化的时代，宣布了对假恶丑时代的一切事物的逐渐的消亡，或者是破产、或者被淘汰，或者被灭亡，一个真正的、追求真善美的时代的到来，新文明时代的核心就是适宜栖居。这种划分很新颖，又似有很大的警示意义。可能受到玛雅人曾经发明的“长历法”影响，根据长历法，从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玛雅文化起源，到2012年冬至日，完成了5125.37年（即1872000天）的一个轮回，意味着当前时代的时间结束，于是重新开始从“零天”计算，又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最后，还有一种“两阶段说”，是以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程度及其内在精神本质为划分依据，集中体现在布达佩斯俱乐部的中心信条：“保持人类主要需要和需求所需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態平衡”，即从人类与大自然被动的共存转换成主动的互存共生。这种两阶段说，把人类文明形態历史划分为：渴望特权和支配改造他者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全生態社会共生场的贺洛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

 

除了两种“五阶段说”之外，两种“四阶段说”和两种“两阶段说”有很多通约性，其最鲜明的通约性，就是“生態状况”与“共生法则”、“文明权利”与“共生智慧”的正反比例关系对应现象。所以，两种“四阶段说”和两种“两阶段说”中有进一步整合兼容创新，使之成为人类价值共识的可能。

 

那么，结合这些阶段说，针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共生场论整合斗争唯物史观和文明工具史观后，提出了全新的作为纾解当代问题因应之道的共生史观（Symbiotic view of history）。

 

因为不管如何划分，我们人类正处于一次全球性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聚合东西方大成智慧引领向前，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时代诉求，而良智、文明、共生作为中华普惠价值，可能也可望成为人类整合历史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性理论建构前提。

 

关于生態文明与共生文明两个概念，顺便理一下。第一，生態文明与共生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两个阶段；第二，生態文明与共生文明有概念上的重合处。

 

可以这样理解：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和共生文明是同一个文明的两种表述，不是两个文明阶段，而且生態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態，才刚刚开始（目前确有许多事例表明我们已然进入“前生態社会”，但还没有标志性事件可认作历史里程碑）。讲生態文明，即是讲多元、讲包容、讲竞和，而多元、包容、竞和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共生。因此，生態文明的灵魂是共生哲学，生態是现象，共生是本质。所以，生態社会、生態文明也可以表达为“共生社会”、“共生文明”（Symbiotic-civilization）。特别是需要强调生態文明的特质不同于工商文明的特质（改造、支配、权力）和后工业社会（后发国家效法追赶先发国家）的特质时，用共生社会、共生文明更明晰。但是，当描述人类文明形態发展阶段时，只能用生態文明、生態社会。

 

七、生態文明呼唤“良智、文明、共生”普惠价值

 

马克思指出，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贯通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就会表现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伴随每一次文明形態的更替，都有其应运而生的哲学。

 

从人类文明更替的活的灵魂看，正如作为农耕文明（Farming & Reading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和谐”（Harmony）；作为工商文明（Industrial & Commercial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权利”（Rights），都是哲学概念一样，作为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灵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亦即“全息共生”（hologsymbiosism），简称“共生”（Symbiosis），必定也是一个哲学概念。

 

我们不妨把源自古希腊文的Symbiosis稍加改造为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中的关键字，即：“全息共生”“共生”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所以，共生哲学，讲的是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的永恒创生的故事。

 

“共生起源”的著名微生物学家马古利斯指出：“大自然的本性就厌恶任何生物独占世界的现象，所以地球上绝对不会有单独存在的生物”（1967），这与佛教讲的“身土不二”完全一致。因此，每一“有生命的个人”，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生灵，只有“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氛围中才能生活美满。

 

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动力学的自由主义（Dynamics）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恊和学（Synergetics 11）的平等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迄今为止，人类在自由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人类在平等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尽管在历史进程中，现代经济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并非总能达到完全同步推进的水平，但却依然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会错位到哪里去。如果发生错位且错位较大，那必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非重铸、再造、更新，不可持续。

 

　　自由主义强调学无禁区，在人际关系上不设任何边界，而平等主义强调习有禁忌，在人际关系上却有明确边界，这就产生了一对伦理价值上的矛盾。于是，恊调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便成为现代人身心灵健康成长所必修的人格功课。这也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所以，一个人格成熟的现代人，必是一位能够较好地恊调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人，必是一位富有尊严和幸福感的人，因而必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人。

 

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在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区域，表现为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態或处世哲学。但是，从哲学上看，包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福利主义、精英主义、官粹主义、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民权主义等变体在内的自由主义处世哲学，和包括社群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等变体在内的平等主义处世哲学，在各个国家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都有其自身的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现实运动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人类亟需寻求新的智慧引领向前，以适应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我以为就是共生主义（Symbiosism），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呈现为趋于共生主义。

 

共生哲学，是与中国生態文明建设应运而生，作为生態文明的灵魂，既是一整套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一种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一种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態，也是一种可践行的当代性生产生活生態方式。

 

共生哲学，作为生態文明新时代的精神精华、活的灵魂，可望成为当代中国人追寻动力学智慧与恊和学智慧实时均衡制衡平衡的示范性尝试——适宜（propriety）谐美处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纠正“双重断裂”（人与自然之间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交流的循环断裂，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態的循环断裂），克服“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化解“五大冲突”，促进中国“制度-文化-人性”良性循环共生场的圭臬，将是当代中国人向世界贡献“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的开始。

 

共生哲学，也综合了中国群经之首《易经》“生生之德，进退之道，损益之法”和古希腊文艺复兴“自由理性与爱的践约”智慧，强调强者（官）自律、弱者（民）自励，官知“道之进退”，民谙“生之厚德”，“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知进退”是一种由共生智慧派生的善恶观，就是如弘一法师所说的“势可为恶而不为即是善，力可行善而不行即是恶”，加上两条：一是“结党营私而不营即是公，立党为公而不为即是私”，一是“法许可作而不作即非善政，法禁止作而狂作即非良治”。

 

“通损益”是一种共生智慧派生的资源转换法，是人在单位时间内追求资源成本最低而尊严感最强、幸福度最高的臻美禀赋。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人性”优劣的显著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人们生产、生活、生態所需社会交易成本与边际效益成本实况，“制度-文化-人性”优劣与“社会交易成本与边际效益成本”呈反比例关系。

 

总之，中国的“文化中轴”、西方的“制度中轴”、社会主义“人性中轴”，是共生主义的三大“价值系统的源头活水”。至此，我们感到了，作为生態文明灵魂的共生哲学，一经与王沪宁先生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1988）中阐述的断代又迭代、历时又共时的“古典结构、近代结构、最近结构价值系统”交集时，就必然会催生和呼唤一种与当代中国息息相关的普惠价值。

 

八、顺势而为，体行共生

 

人，非牛非马非草木，亦非宠物猪、白眼狼、乌眼鸡，更非生产、交易和战争的工具。所谓“以人为本”，原本是相对“以神为本”或“以权为本”，但相对于大自然和地球母亲，这个口号显然问题多多，所以，非要继续使用，它首先是强调人作为一种特殊生灵，对他者负有责任12 ，即善待自己，也必须善待他人（人类、非人类、后人类），善待“你、我、他”，与他者（她、它、祂）共生。马克思主义绝非乌托邦，在人类最近的演化化进程中，“千年第一思想家”关于“有生命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命题和价值目标，是一种“全生態社会建设”理念，一种“共生”的文明形態，因为人自身就是目的，是价值之源，不是历史、整体、集体、理性、主义的工具。这一理念并非“对一个渺茫的黄金时代的憧憬，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罗斯福，1941）。

 

这个“世界的现实基础”，不在外，而在内，在我们的心之“知进退，通损益”，就是“良智”。这里的良智（Mind），包括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初心、发挥良能”；良智（Mind）诚于中形于外，体现为“文明”（Civilization），即规则、体制机制、尊重圣域、行为习惯，审美习俗、臻美风范等；那么“共生”（Symbiosism），就是良智、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早在2012年7月，习近平就用一句大实话“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也让别人活得好”（live and let live）传递中国声音。在这里，“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当然就包括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亦即全息共生！

 

于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是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我们相信，“良智、文明、共生”，作为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时代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将与“自由、平等、博爱”（法兰西）“契约、拓展、宪政”（英格兰）“民有、民治、民享”（美利坚）观念一道并行不悖地成为人类生活的普惠价值（GSP Values）诉求。

 

愿我们顺势而为，体行共生 。13

 

 

2013年11月3日于北京香山塔后身6号农舍初稿
2017年6月15日于上海复旦大学北区望道苑修订

 

——————————

1普惠价值，GSP Values，这里借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和倡导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缩写GSP，表达非排他性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普惠价值。据此，非排他性共生体（Symbiont）组织形态的原则与理念“普惠共生”，也译作：GSP Symbiosism.中国古代最接近普惠共生思想的文化源流，是墨家的“兼爱，交利，非攻”思行。

2参看杜维明、钱宏：《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中国人的世俗上帝！——呼唤当代中国的“社会元勋”》（2007.6.21-25），首刊华盛顿《New world times》，收录《原德：大国哲学》P226-23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3年第2次印刷。

3参看何兆武先生为“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致辞开幕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收录《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即将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

4Howard Gardner，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7

5参看成中英先生为“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2014）撰写的论文：《共生的本体生态学：易道面共生》，收录《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即将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

6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叙事”，即一种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惯性、统一性和有始有终性。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政治学中对这一概念皆有借用，并有将其神化、权威化倾向，也因此引来“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以强凌弱的权力政治”、“叙事霸权”等批评。结果，导致20世纪后期的文艺学、语言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普遍趋于专业化、碎片化、补丁化而走向“琐碎叙事”、“斗争叙事”的极端。本文作者提出“超越后现代”的“前生态社会”和“当代主义”概念，因而，这里讲的“重建宏大叙事”，是“活在当下”、“此在”而作为主体的人，以及大国的“完整性叙事”、“全人格叙事”、“全息叙事”和“共生叙事”，所以，是对基于西方500年来工具理性滥觞的“宏大叙事”、“科学主义叙事”和中国传统“独尊儒术”式的霸权叙事，以及“后工业社会”的“碎片化思维方式”的双重超越。

7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American Journal of diplomacy 1993.

8[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德]默林《马克思传》、恩格斯转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20—52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参看杜君立《膝盖下的中国》，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6766385&boardid=2&read=1。

11共生论者将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的Syengreitcs（恊调合作之学及大自然构造的奥秘），译作“恊和学”而非“协同学”或“恊和论”。恊和学以系统论、信息理论、控制论、突变沦及激光技术等为基础，采用统计学和动力学（dynamics）相结合的办法，通过比分析，建立了一整套数学模型或非数学描述和处理方法来描述各种系统和运动现象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相通规律，而非求同一律。公元前八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近三百年后孔子发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现象的思想依据，而由于后世儒家的影响，孔子的发现的“和而不同”已经在中国人际交往中已经成为一种特定语境，所以，Syengreitcs译为“恊和学”或“恊和论”不会引起误解。协和学与耗散结构理论及一般系统论之间有许多相通（非相同）交叉之处。一般系统论提出了有序性、目的性和系统稳定性的关系，但没有解答形成这种稳定性的具体机制。耗散结构理论则通过自组织现象分析，明确指出“非平衡态可成为有序之源”。协和学虽然也来源于非平衡态系统有序结构（如激光、流体绕圆柱体的流动）在更高标度层次如何形成的研究，但它摆脱了经典热力学的限制，进一步明确了系统稳定性和目的性的具体机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协和学（Syengreitcs）的概念和方法，与动力学（dynamics）的概念与方法一道，在另一个侧面为建立系统研究宇宙、生命、个人、企业、政府、社会的共生法则奠定了基石。

12参看张世英先生为“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2014）撰写的贺词与论文：《共生哲学：从“自我”到“他人”》，收录《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即将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

13参看《从王子之问，到农夫之问》：顺势而为，体行共生，指顺应生态化大势，搁置任何个人与组织优越性、先进性及其谋求特权的形而上学预设，在所有公民个人的体认行为中，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上，在政府体制制度上，实行共生，将公正契约进行到底。体，体制、规模、整体、体量、制序、法则，如《典引》“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体行，《后汉书•班固传下》：“体行德本，正性也。”李贤注：“体行，犹躬行也。”体行，即 （yù，吾言是金，贵在力行）也。故，体行共生，即诚敬地循共生法则原德精神身体力行，亦即 成共生。本书名为大国哲学，其意为：自立于天地之间者，为大；国者，域也，域中有五大，德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大道并行而不悖曰共。所以，我心目中的“大国”，即以“地球为体，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 the way）之国也；“大国哲学”，即遵循原德精神的全息共生哲学。体行共生更加突出了行为理性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与超越。

 

 

 

 

作者：钱 宏

单位：全球共生研究院

 

 

 

]]> http://symbiosism.com.cn/957.html/feed 0 共生场论：共生史观、民族本位主义与公民共生体——兼论“全球公共政府”之可能 http://symbiosism.com.cn/891.html http://symbiosism.com.cn/891.html#respond Wed, 29 May 2019 12:11:39 +0000 http://symbiosism2016.gotoip11.com/?p=891

共生场论：共生史观、民族本位主义与公民共生体

——兼论“全球公共政府”之可能

 

 

 

摘 要：本文基于对生活的长期体察和学习型思考，认为现行工商文明基于自由、平等、民族三大主义的发展思维，在当代正遭受着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的极限三大挑战。而解决三大挑战问题的因应之道，只能依靠当代人创新思维方式。中国与世界各显神通、和恊共生，用共生价值观为发展主义硬道理导航，以迈进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新时代，建构生態文明之共生社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关键字：共生场论、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共生史观、民族本位主义、利益共同体、公民共生体、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

 

一、共生场论

全球共生愿景，一经在共生场（Symbiofield）中动了念，就像蝴蝶，不，像小蜜蜂的翅膀，在采撷来的花粉堆边煽动起来，众多小蜜蜂，念念想通，必将产生全方位、同频共振效应，酿出沁人心脾的蜜汁和蜂乳，滋养世界……

 

须弥寓于芥末，共相藏之殊途，欲见德位相配者，破诸般迷信我执，必读授受于宇宙神明，参赞天地万物之人。人因生而具足，智慧展开之始，即富有内在、内省、内求的睿智直觉，曰：自组织灵动力。

 

所谓自我学习（复制）、自我反馈、自我实现，皆缘起空灵无用之思想力、自生力、合众力三力生慧。我们注意到一奇妙现象，自然界看似无用的菩提（印度），香柏（以色列）、无花果（希腊），樗（椿）栎（中华），潘多（Pando）树（美洲），及世界各地的香柏树，却皆为生命智慧绽放光华之安顿者和历史见证者。

 

人与宇宙的关系是一个共振共恊的生態共生场，不是机械钟表或印刷一般的模拟。人脑感知世界万物，就是与感知对象的共振共恊，形成所谓信息的“波干扰模式”，感知与感知对象是一个相互作用无可分割的过程。这是感知或记忆的本质，也是“不可知论”题中本义。感知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心物”两元，这是一个全身全心与对象（环境）相互约定、交互作用的过程，类似通常说的“全息”（Holos）过程，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大脑的专利。通过分析原子结构，所有已知粒子或质点（particle）可以分成两族，即有“感知”能力的，无“感知”能力，但照样“参与”有“感知”能力的并与之发生相互作用。一族由夸克组成，能够“感知”只在夸克之间起作用的强力，叫做强子。另一族叫做轻子，它们不能感知强力，但参与以所谓的弱力做媒介的相互作用（或称弱相互作用），比如，放射衰变(包括β衰变)过程就是弱相互作用引起的。强子既能参与强相互作用，也能感知弱力。

 

在西方，笛卡尔（1596－1650）之前，神性压倒了人性，特别是理性，笛卡尔之后的500年间，到现代社会，是以科学及民族（主权）国家、市场意识为标志的理性，压倒了神性，同时也压倒了人性。如今，人类及其意识本身就是自然神性的核心枢纽，神性与理性不只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且可以在人性——人的身心灵相互作用产生的生命自组织力能量场——中达成一致，从而把整个宇宙联结成一个生態共生场。

 

笛卡尔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分而治之的哲学及其解析几何，在思想上帮助牛顿用四种相互作用力统一了自然世界，把人、生命、意识或灵魂排斥在外；为了驱散“世纪乌云”，拯救“紫外灾难”，催生了20世纪一系列伟大发现，能量不连续（普朗克）、光速不变（爱因斯坦）、电子不辐射（玻尔）、关系测不准（海森堡），此后核能、氢能的利用，人类似乎找出了能量释放的所有秘诀，也使人类及生命意识重新回来参与自然世界的运动成为可能，尽管在科学主流观念中依然只允许遵循着经典物理学自然秩序及其必然性来参与；新兴的心灵论、系统论、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又怂恿人们继续追寻人类直接参与的可能世界，发现自然世界运动的随机性、宇宙子时空存在的非对称性、非此在性、系统的信息熵值的耗散性，同时这种随机性表达、耗散性转换、非对称性宇宙场、非定域性零点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相关性，非独立、不连续的夸克团与生命意识的相关性。

 

从微观角度看，通常，当量子物理学家谈到非定域性（nonlocality），非局域性，非位性，非此在性）时，他们提到一项事实，二个粒子（质点）能对彼此产生立即的影响，即使彼此之间距离很遥远。这使爱因斯坦困惑后，说出了那句著名论断“在一段距离上幽灵般的交互作用”。因为一个粒子（质点）相关信息的移动，看来好像比光速还快，违逆了因果律。虽然这个构想违逆了直觉，非定域性现在已获得物理学家广泛认可，虽然几乎都是针对微粒子系统。单一態非定域性证明，加强了单一態与纠结態（夸克团）的等效压缩態，从而赋予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的地位更多信用。

 

 
从宏观和宇观角度看，人类世界也就相当于一个量子世界。能量团、量子场，相当于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及其意识，相当于量子实体、单个电子，比如存在思维量子、“思维子”或“智慧子”，即我所谓的“子”（sizi）。生命自组织力、思想力很可能是通过这种可以称之为思维子、子跃迁运动来实现的。

 

这个“”（si），应作，是“身”、“心”、“灵”的仨像恊和共生体，也是“质”“能”“信”相互作用的耦合共生场，但把“整个人的参与，会改变人事物的‘编码’”的意思“显现”出来了。物理学家说的“光”、“光子”和上帝说的“要有光”的“光”，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或“第一推动”，而是一个富有广义生命自组织力背景的“共生场”中发生的事件。因为虽然光的粒子（质点）状態，保持独立的随机性轨迹互不相扰，但光子相互之间的波动频率，势必能恊和共振耦合，灵动地生出新的波形组织结构整体，且相互吸引，形成相对时空意义上的“共体”（Symbiont），这是较生物世界里“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更基本的心物能共生起源（缘起），是子共生进化最高形式即人，可以体悟、体认、体证的极限。那么，“ 子”就是生命自组织力、思想力的最基本的质、能、信单位，它可能像“夸克”一样，可以是成对出现，也可以成“团”的形態出现，所以，它自身也是一个“场”，即“子场”、“恊和场”、共生场。而这个子场的“场速”是宇宙速度真正的极限，且其快慢自如，始即是终，终即是始，始终如一。

 

事实上，子呈现更具活力的“波粒二象性”（或波粒场三象性）和连续与非连续的随机应变性，而“具有在一瞬间影响任何距离上另一个粒子的能力”，即具有零距离影响力。所以，量子物理学家们当年发现的量子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关系，以及近年少数物理学家发现的非定域性量子相关效应，以及信息熵涨落等等“诡异活动”（远距离的幽灵般的交互作用），实际上也存在于人类活动之中。由于现代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互联网）、传感工具（物联网）的发明和普及，“智慧地球”、“伦理地球”、“生態地球”的出现，这一点已经不难理解。

 

此在，即是彼在；渺观、微观，即是中观、宏观，亦即宇观、胀观。

 

这个推动思想力的思维子或子，目前只好叫“超中微思维子”或“超宇速子”了，因为只有子速度，那才称得上真正的宇宙速度，而且是可快可慢，且既可在快宇宙运行，也可在慢宇宙运行，既可以穿越茫茫宇宙，又可以在全世界跨界穿越你、我、他（她、它、祂），形成全人类、全球互助、互信、互联而恊同、恊熵、恊和的共生场。
那么，现在有了（）子这个概念，根据其结构重新拆分来理解：

 

第一，我们不妨把以通讯（信息）方式存在，且全自旋而不占空间的能量子，如共轭光子、甚至如“黑洞”、“虫洞”、“暗物质”、“无声之音”、“潜意识”、释氏的微笑、庄子的逍遥，通通理解为一种“灵子”或“灵子性”存在 ，或信息粒子存在，那么在子结构中，用“囟”来表示，同时，囟也是一般能量子的本质性表达；

 

第二，非全自旋而占空间的物质，及其发展进化的最高形式，用“身”来表示；

 

第三，“心”这个部分，表示物质粒子即中微子、能量粒子即光子、信息粒子（质点）即灵子三位一体的通讯意识（觉知、情感、意志）和能力，包括心之能，心之力 ，相当于“量子跃迁”、“量子缠扰”中的表现出来的所谓“量子意识”、“宇宙脑”。

 

三部分合起来也是一个场，就是这个子的量子物理学解释。我想，正是这个 子自旋与非自旋、零速与超光速、定域与非定域的进退自如，使得物质、能量、信息（一切能够改变人、事、物运动几率和价值率的内外因子）形成整体相互作用，形成了宇宙、本体、意识的相互创造、相互依持、相互成就生生不已的统一场、子场（质量、能量与力量的合一）、共生场。正是由于子的存在，使中国古老的哲学抒情传统、印度哲学的会意传统、古希腊哲学的论理传统得以相互参赞化育，酝酿出文明人类丰富多彩的共生世界 。

 

反观宇宙，正负两族夸克相向相异振动，产生位能或势能potential energy和动能kinetic energy。能量子，以波质（点）二像性原理，测不准原理，质点是非连续性的、不占空间的，因此因果律有问题，但因果论，通过振动频率大小重叠构成共生结构，相互和恊，相互依存、相互摄入、相互融洽、相互作用（交变），interaction，太陽的智慧光谱（质能信）讲质能信之“信”，必须区分message（活的），Information（数据）。

 

2015年世界地球日，我与逢甲大学首席科学家林德培先生在昆山合议《共生场——从夸克共振到人类生活》，他告诉我，台湾将particle翻译成“质点”，而不是“粒子”，如“波粒二象性”，台湾人译为“波质（点）二像性”，原因大概是强调“粒子”的无方向性，只是一个占有空间的“质点”。

 

 

夸克，质子、中子、介子，带电不带正负各上、中、下三位一体，相互相向相异振动不已，而无以单独存在。量子力学、量子色动力学、引力场论、强弱人择原理、相对论、统一场论、SI子场论，直至共生场论（The Symbiosis-field Theory），自然生態天地人、你我他、风雅颂三文世界，无限有边的缩观、渺观、微观、宏观、宇观、胀观世界，隐性质能信与显性质能信、共时性与历时性地按强力、弱力、电磁力、万有引力顺序衍生循环统一于共生场。

 

“全集然文明”先生四大相互作用力衍生循环示意图

 

世界即是“自然”繁衍“自然”，如氧气+氢气+正常环境点燃的“母体”一直都可以“繁衍”出“水”之液体、固体、气体三態，且循环往复，以致无尽，有自称“全集然文明”者，将此种“现象”和“活动”，称之为“衍然”（繁衍自然）关系，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的关系也是“衍然”关系。四大相互作用力具足，如果从天体到人体、社会组织系统出了问题（如系统与环境、场之间熵增熵减、有序无序、开放封闭、循环失衡），需要做的无非是恢复系统自组织灵动修复能力。

 

天体、机体、组织性空缘起，有机生命获益太陽5777度温度至地球距离强度恰到好处地形成水的三態循环，为七种安基酸合成多种形式蛋白质、单双复合细胞提供了条件，太陽、太阴、地球相映成趣共生场。

 

共生场论认为，自然、自由、自在的共生愿力，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每个人生而具足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只要轻轻点燃，就能用自己的光明照耀自己的道路，并在道不同亦相为谋的大慈航、大智慧、大格局中相互照耀，形成宇宙间一个个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

 

往大里说，由相互四大相互作用力及星球、星河构成的宇宙，是共生场，地球生物生態圈，是共生场；往中里说，人类聚集建立的一切组织形態，从男女两性结合休养生息的家庭，到不同技能者分工合作建立的企业，从政府机关、国家机构，到民族区域、社群社会，都是共生场；往小里说，我们的身体构成、心理反应、灵魂通达，是一个共生场，一切进入我们感知视野的你、我、他（她、它、祂），都处于共生场中。

 

一句话，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繁衍到今天，就是因为其本质上是一个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于是，所有的生灵live and let live，生生之德不孤，不同之道有位，生命之源，共生一体！
生生之德这个命题，是我发现共生后，重新对学界说共生（如写《原德：大国哲学》）时的一个基石。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故生生之谓德，德即是圣人之本位，有此本位，方可言阴陽，即本位（自组织灵动力）、阴位（亦即位能、势能）、陽位（亦即动能）之互动、繁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非“道不同，不相为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非求同、求大同、舆论一律），于是，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但是，历史地看，共生场的存在，在人的觉知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后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观念。这是由于先人们分处于不同自然地理、生物圈内，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发挥受到很大局限，不同个体、族群、国家在行为选择、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恃神壮胆、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唯物斗争、工具至上的竞争与融合过程，本来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一边经常遭受毁灭性破坏，一边经历着更大更深广的拓展。

 

历史学家们根据自己的觉知，对这样的人类历史进行了各种描述，渐次形成了所谓“泛神史观”、“斗争唯物史观”、“文明工具史观”，比如，斗争唯物史观论者（梯叶里、恩格斯、日丹诺夫），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公民社会、共产社会；而文明工具史观论者（布罗代尔、托夫勒），将人类历史划分狩猎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社会。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变革，下一个阶段取代上一个阶段，而且，下一个阶段比上一阶段要先进，政治会更开明、经济会更增长，文明会更冲突（武器会更尖端）、社会将趋向大同，人类将出现终结性价值选择。

 

但是，在全球互联的生態时代（globally-interrelated eco-Era），以共生场论观之，无论什么样的历史观，只要是“终结论”的，且是“线性决定论”的“排他”的，就一定会为了某种所谓群体利益而排斥个体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意义，最终导致对人类现实生活意义本身的否定，在哲学上都属于形而上的预置虚妄。所以，无论其逻辑、学理上多么缜密，与我们当代人看到的事实真相和历史常態并不是一码事。但这不能责怪先辈，因为，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确感知到一个身处其中的“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灵生態圈共生场，才成为可能和必须。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地球温室效应日益增强、空气水土地恶化、两极分化日甚、社会道德滑坡、身心灵疾病加剧，而高速交通和移动互联网同时缩短人们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个体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灵动力迅速提高……一切恃神壮胆、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唯物斗争、工具至上的行为选择、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无论是来自西方的罗各斯主义，特别是权利范式下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具有历史信仰意义的谋略性智慧，都将在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政治对抗的极限、生存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的发展阈值中遭受穷途末路。汲汲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人们，无论是个体或集体，无论是利益共同体或帮派圈子，都将面临基本立场、观点和行为方式的全面更新。

 

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只要人类不愿走向同归于尽，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就是我们当代人进入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新时代最可能的选择。

 

这意味着，我们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人，必须也完全可能在处理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上，针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不唯洋不唯古，自主创新地提出适应时代的全新哲学及其历史观。

 

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共生场论整合过去五百年来人类最高智能——即权利范式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三大传统，提出共生范式下整套新生活方式——全体人民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富有尊严而永续圆融幸福地休养生息，以建构生態文明的共生社会；提出相应的共生史观，以超越斗争唯物史观和文明工具史观，作为纾解人类由发展主义带来的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的极限三大挑战的因应之道。

 

二、共生史观

 

共生史观（Symbiotic view of history）认为，从物理星系的运行，到生命组织的繁衍；从佛陀拈花微笑，到基于四大福音的新旧约；从文字语言的使用，到软、硬通货的融通，所有的命名、区分、规定、教宗、主义、逻辑、命理、意义、价值、情趣、科学、艺术、规则、制度、体制、媒介物（货币最典型）都是约定（而）俗成。
而且，既然是约定，那么就可以既是线性历史的，也可以是非线性迭代的，既可以是历时性的，也可以是共时性的，既可以是进化突变的，也可以是常態贯通守恒的。

 

比如，共生史观认为，当我们讲到人类文明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欧洲，经验告诉我们，以斗争史观划分的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公民社会，或以文明工具史观划分的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社会，就既是线性历史的、历时性的、进化突变的，又是非线性迭代的、共时性的、常態贯通守恒的。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身在美国洛杉矶参加“第九生態文明国际会议”的游小建君发来会议海报，我注意到会议主题“走向生態文明”的英文，用的是Towar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即强调生物与环境、生物机与生物体之间的关系，而非中共17大后中国对外翻译的Toward an Conservation Culture（侧重保护生態环境的内涵，而忽略了“关系”意义）。这个生態文明的用法，对政界、商界、学界、传播界，当均有启蒙和棒喝意义！因为，它超越了环保概念、浪潮概念，而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社会，构成一种既对应超越、又呈现非线性迭代的关系，从而为世界经济走出增长性困扰、为国际政治走出对抗（同归于尽）性陷阱，全球相约共生、走向共生赋予了基础性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18大之后我应邀在北京798苍鑫读书沙龙上将18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生態统领，共生为魂”。在初步见证习李新政并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后，我将这八个字进一步作为“习近平精神”的三大法宝之一，另两大法宝分别为：“依靠人民，重建社会”和“瘦身去瘤，培元固本” 。

 

有句老话，叫生活之树常青，理论（逻辑、学理）总是灰色的，唯有共生约定（俗成）常在。而共生约定的基础，依旧是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妙有的会心一笑。

 

在人类迈进生態文明的今天，我们当代人有幸能看到过去所有时代社会形態和文明形態的共时性迭代景象，这本身就是文明共生场的一个表征。如果说，农耕文明的灵魂，是（差序）和谐，其建构的社会形態，相应地称作“和谐社会”，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约定；工商文明的灵魂，是（改造支配）权利，建构的社会形態，相应地称作“权利社会”，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约定；那么，生態文明的灵魂，就是（全息）共生，所以，生態文明建构的社会形態，就必定相应地称之为“共生社会”，且亦将由此形成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约定。

 

但是必须指出，讲共生思维，必讲生態基础；打生態基础，必树共生价值观，改变思维方式。所谓生態文明，就是一种“生態共生场”，它既不同于导致环境与社会衰退的“工商文明时代的斯特拉斯堡时钟模型”，也决非简单的“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潘多（Pando）树模型”。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生態文明，不同于中国词典中的“生態”概念（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態），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形成的“环保”概念，也不只是强调了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教授创造“生態”或者“生態学”（Ecologie，英语ecology，其形容词形式为ecological）一词之初的原义，即：关于生物体与生物体之间以及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sms and their environments）。而是在全球互联的新技术、新媒体、新工艺条件下，涵盖了农耕文明、工商文明在内的一种“全息生態文明”。这种生態文明，在社会形態上不仅可以涵盖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公民（民主）社会，而且可以涵盖所有社会成员、阶层的纵横流动及你、我、他（她、它、祂）一视同仨的“全息共生社会”。

 

基于此，共生史观认为，今天保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生活、生产、生態常態化，需要一种刚性的约束机制，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同时发挥基于生命自组织灵动力的公民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在经济形態上，必须同时建构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追求公益普惠化的政府经济”、“追求生活质量最佳化的社区经济”三大经济体系相辅相成、各得其所。

 

如此，世界各国经济将不再从因“投资、内需、出口”失衡而周期性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的世纪潮”困境中解脱出来。

 

共生史观认为，在生態文明时代，不需要“全民经商”的欲望刺激，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的规模都将得到恰当的规范，而大量存在的是与人们“在地化”休养生息和科学艺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社区（乡村）经济及其“社会企业”。最终形成一个“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即：一种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富有尊严而永续圆融幸福地休养生息的生活方式。

 

所以，2009年10月10日，曾经挥笔写下《为自由鸣炮》的胡德平与我时隔20年在北京西华门重逢，畅叙中国百不逾的主题流变：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时，他问我：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直截了当地回答：中国大有希望。胡说：愿闻其详。我说：一切发展、进步、希望，都和社会动力学相联系，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最深厚的动力机制，是社会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用一个公式表达，即：

 

综合国力=政府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

 

中国过去三十年，仅仅重点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就取得了综合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成绩，当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并压制损耗了巨大精神体能，但还有两大自组织力没有发挥出来，就是说，即使按加法思维，中国也还有三分之二的巨大成长空间！如果用乘法思维，13亿人的精神体能再×三大自组织力，其综合效应有多大？世间一切能源中，人是最宝贵的！胡再问：如何做到这一步？我再答：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改变现行的社会发展评价标准，就两个字，曰共生。用共生法则、共生智慧，来权衡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党内事务与政府事务、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经济增长与自然修复、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亲情社会与公民社会等八大关系，从而积极、陽光、正向地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

 

离开共生约定的一切排他性自由基，包括政府公司主义的政府与市场合谋、自由人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攻守同盟的生命共同体，要么被机体消除，要么终将导致机体解散。一切皆为约定，任何标榜为真理、主义、教宗的东西，都只是小范围、小概率事件。

 

约定，就是一种秩序，而且本质上是共生场秩序。当权利范式及其标志——资本逻辑及其三大传统（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遭遇其阈值极限（对抗、增长、操控等），致使人类陷入零和博弈而进退维谷之际，实际上首当其冲遭受挑战的，是一国社会生活和国际社会生活赖以维系的旧有秩序约定。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和《第三次浪潮》，及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为代表的关于“21世纪属于……的世纪”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这个“21世纪属于……的世纪”的假设，实际上说的就是一种关于21世纪人类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约定？

 

今天，当全球互联的生態化趋势日益显现之际，我们终于有可能直接来讨论（反思）整合、超越权利范式及其三大传统的新约定——全球共生秩序及其新的生活方式之可能。

 

中国有无可能成为继工商文明后发国家之生態文明先发国度？除了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一种可能的世界性制度文明，是一种什么的组织形態？

 

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生宣言》指出，复兴不是复古，复兴首先是指适应今天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的智慧的复兴。

 

那么，中国传统智慧中，在文本上揭示整体融通的，当然是《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在思想言论上达到整体融通最高境界的，是西周末年伟大的思想家陽父（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但在人生行为上达到与天地整体融通的，除了庄子，再无出其子右者。

 

其他所有所谓圣贤或其流派，整体上均未超越附属于王本位、霸本位、官本位“谋略性智慧”的范畴。

 

而且，如果没有庄子，中国人很难理解并接纳佛教、科学、人权（特别是其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观念，就连后世儒家津津乐道的“内圣外王”，也是出自庄子，其余诸如什么“王霸”、“纵横”、“儒法”、“道佛”、“道统”之争，在思维方式上亦未超越庄周所设阈值。另一位用行为为人间社会立定融通规则且超越了谋略性智慧的先贤，是子墨子及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

 

庄、墨是超越个人功利得失而将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发挥到极致的中国先贤，所以，庄子是整体融通的真人，墨子有社会融通的真情。而且，他们也分别在天人共生和社群共生方面，成为体现共生法则与共生智慧的最高行为典范和文化基因。

 

有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们就不难理解人类社会自组织力，是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三个层面的同心文化共生体作用于社会文化系统 。

 

物质文化，以文明形態为标志：狩猎-采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生態文明。在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交替融合时期，人类形成了四大文明轴心。文明轴心的形成，是以精神文化的自组织（创造）为核心纽带的。
精神文化，以思维方式为标志：采用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的轴心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在精神上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华文明轴心期出现的陽父、墨翟、庄周（或管子、孟子、荀子）三种思想体系 ，刚好分别代表了人类内在组织良知、良心、良能展开的三个思维向度；而希腊文明轴心期，则出现了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印度文明轴心期出现了释迦牟尼等；希伯来文明轴心期同样出现了许多先知先觉等。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精神文化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期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这些古代精神文化都出现了“大爱”、“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自觉。从而在道德、理智、宗教上完成了一次对原始文化的系统超越与整合，而超越与整合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欧美、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態。那些没有实现超越整合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玛雅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只给考古家、博物家和艺术家提供想象的记忆空间。

 

精神文化创造的外化，形成各种自觉的制度性的包括军事组织、政府组织、宗教组织、行会组织、学校组织、技艺组织、王权-皇权式微后，还有政党组织在内的各种各样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工艺文化的出现。

 

工艺文化，人类自组织社会形態的阶段性划分为五个阶段：以中华为例。

 

第一阶段，文明史前社会，特点是：氏族-神话-英雄三位一体，历时：约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第二阶段，文明轴心国家共和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王权-分封-民本三位一体之公私分明体系，历时：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包括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第三阶段：世俗家国宗法专制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皇权-官权-民生三位一体，历时：公元前221年始皇统一六国～1912年末代皇帝退出历史舞台止；

 

第四阶段：民族国家共和主义社会，结构方式：民族-民生-民权三位一体，历时：1912～今（但是，由于中国“世俗家国宗法专制主义社会”的历史惯性与世界各个文明的非自然杂烩及人为片面的选择，形成了一种非常態的亚文化社会形態，这就是以“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市场二元结构”-“官民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形態）；

 

第五阶段：全生態社会共生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物权-事权-人权三位一体，历时：如果从现在开始，那么～永续。

 

第二、第三阶段，相当于农耕文明时代，其社会人格载体形式为宗法体制，地缘政治的族际权力关系，高于公私权力关系，且最高权力拥有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宗法荣誉和宗教信仰。

 

第四阶段，相当于工商文明时代，其社会人格载体形式为利益共同体，民族国家政治的权力关系，高于宗法和公私权力关系，同时，又要受到一定制约，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是理性革命和市场法则。

 

第五阶段，就相当于生態文明时代，其人格社会载体，是公民共生体，全民化政治人际、我他关系高于利益权力关系，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是自组织的公共生活、社会良智和社区法则。

 

中国目前处于自组织社会形態的第三、四、第五阶段，介于有序无序之间的交织迭代状態。这是一个从全球化到全民化的过渡时期，在这种社会形態的过渡时期，一般会出现三大危机：即文化哲学危机、经济伦理危机、政治道德危机。

 

常言道，危机也是生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克服三大危机，并把它转化生机呢？雅斯贝尔斯（1883-1969）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与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到目前为止，人类克服重大社会工艺危机的办法，都是回到文明轴心时期的精神文化，因为文明轴心时期创造的精神文化，就像一个处于青春期的人，面对自身问题时，第一次暴发出以生俱来的综合生命自组织力灵动，蕴含着可以组织起创造一切奇迹的可能性，有一种通过当下整合与超越从而自我更生的能力。

 

今日中国，是一个考验中国人智慧、担当和格局的历史时刻。

 

那么，面对当下中国遭遇的三大危机，我坚定地认为，首先应当在精神文化上树立三种思想观念，第一，在发展观点上，树立生態文明主义，以克服当下的经济伦理危机；第二，在基本立场上，树立社会共生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政治道德危机；第三，在理论方法上，树立背景自组织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文化哲学危机。

 

与此相适应，对内要有充分的智慧和胆略实现社会大和解，真正克服斗争哲学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对国家民族精神的癌变侵蚀；对外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前瞻的责任，力推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建构，以期用生態文明的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整合与超越农耕文明时代的命运共同体（Fate Community）、工商文明时代的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 )，实现全球共生。

 

生態文明主义、社会共生主义、背景自组织主义三种思想观念形成四句话十六个字，构成中国现时代的处世哲学或处变哲学：全球互联、生態情怀、善待他者、和恊共生。其方法和目标，就是：“用共生价值观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发展硬道理导航，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这里，我要再次重复这一结论：保持社会自组织活力，形成社会自组织均势，是地球人类生態系统得以永续存在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说建设生態文明的自觉知识形態、自立财富形態和自由权得形態，是一个社会共生主义的运动体系，亦即一个全生態全民化社会建设系统，那么，自组织灵动力及其法则，对于人类、国家、民族而言，建立整合与超越农耕文明的宗法差序社会（生命共同体）、工商文明的利益共同体之公民共生体，就是生態文明形態约定的组织结构方式。

 

对中国而言，如果说我们过去几十年在“一盘散沙”的条件下较好地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形成“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论者所描述的积极成果，同时也造成了近年来左、中、右人士所诟病的社会性消极后果，付出了巨额代价，那么，如今到了亟需政府、社会、公民组织创新的时候了——在发挥政府自组织力的同时，引入“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并使其潜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形成三大自组织力的相互作用。

 

三、民族本位主义与公民共生体

 

当前，中国人都热衷于谈论股市、楼市、“一带一路”、“东亚自贸区”、“新战国策”，作为“全球共生论坛”的发起人，及《大中华：共生崛起》 一书的作者，我对金融界，把现在的国家战略浓缩六条，如此调侃有点担忧，他们说：1、把中国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一带一路”释放到国外去。2、把中国如饥似渴的消费能力，通过“自贸区”吸收到国内来。3、把中国盲目乱窜的巨量货币，通过“股票市场”转移到实体中。4、把中国无处可去的外汇储备，通过“亚投行”投到同盟国去。5、把不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的企业引导到资本市场锻炼去。6、把远走海外的优秀科技企业，通过估值溢价，吸引到A股来。

 

从民族本位主义（National Departmentalism）和国家战略出发，谋略性智慧即从术的层面看，不能说是错，但还是那句话，当利益共同体的运作过程缺失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的约束机制，当命运共同体的整合过程缺乏共生大慈航、共生大智慧、共生大格局的场域规范时，可能越是精明强干，越会是灾难性结果，摊子铺得越大，灾难也可能越深重。尤其是，现在不少人感觉到了“一带一路”的各种风险后，主张政府和国企在后，让民企在前，更要在思想理论上讲清楚，重建人类世界“政治伦理”和“经济伦理”的历史必须与现实需求。

 

爱因斯坦指出，你不能用造成问题相同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当代人（特别是中国人）搞国家战略或顶层设计上，如果还停留于“文化规划”式地“东”抓一点，“西”来一撮地选择复制，继续在张之洞《劝学篇》道器脱节、体用分离的掩盖下囿闭于实用主义“思维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羁绊”，而不去下功夫整合创新，只能是浪费生命和资源。而要整合超越融通创新，就要直面近代以来，中国人被近邻日本人逼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组织动力。因为，以民族本位主义作为国家发展动机的问题，既是一个“萧何定律”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因为无论中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態，必然以包括国家霸权主义、沙文主义和“学科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据小建介绍，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及其研究员王治河博士在《生態文明呼唤超越“学科崇拜”——基于建设性后现代视角》中提到，他读到“学科崇拜（disciplinolatry）是当代美国大学盛行的一种偶像意识。该概念由世界著名生態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在《为了共同的福祉》一书中首先提出，是指一切把学科视为神圣，坚持过度学科化，轻思想重学术，拼命捍卫学科权威的文化现象……在达利和柯布看来，学科崇拜已成为今日美国大学里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宗教，以至于如果在大学内部对其提出挑战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亵渎行为。”在这篇文章里，王治河博士阐述了“学科崇拜”的三个危害：封杀了综合性思维和原创性思维发展的空间；抑制了批判思维的能力；放弃了大学的社会责任。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本位主义，依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代课题。下面，我们通过对权利范式下的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思，带出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 ）与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组织形態的分析。
事实上，民族本位主义在联合国及其各种组织平台上，已经被广泛多样地讨论。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一元主义的争议（参看拙作《跨国传媒:世界文化交融的宏大叙事》），甚至已经结出相应的国际成果，比如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关于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公约》。民族与民族主义不同，民族生活（生产、生態）状况及其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永恒的背景，而民族主义则带有明显优越性或卑劣性的特殊利益倾向。文化多样性讨论的背后既有民族问题，也有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的背后仍然是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以及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近代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概念（世界性的“人民主权”的概念，始于1948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我以为近年来法美之间，或者说欧美之间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中国与邻国（据称背后是美国）之间的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也属于这一范畴。

 

问题是，1960-1970年代以来，当我们面对对抗性思维、增长性思维、施恶性思维的三大极限时，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世界大势，我们的世界应该成为一个共有家园，当今世界已然是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生体。人类再也不能拘泥于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时代的思维定势，不同区域和民族的人们必须学会尊重各自的差异、历史语境和传统圣域，通过平等对话、交流与合作，以保持对奢侈攀比、铺张浪费的超越与整合的活力。

 

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这种世界格局的一个侧面。

 

尽管如此，但在中国，民族本位主义问题可能更复杂，中国的民族本位主义传统并不深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封闭的中国在一步步被逼上现代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被主动接受现代主义的近邻——日本人的炮舰、铁蹄和刺刀教育出来的。就是说，中国民族本位主义的兴起不会早于1895甲午战争。严格说，从那时至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本位主义在中国主要还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流行和言说，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突出的例子是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尽管有“民族解放”的目标，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是典型的民族本位主义者，但夺取政权并不是依靠民族本位主义。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传统的均田运动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整体格局大势使然。而后，在中国民族本位主义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苏式社会主义”的信仰标签，于1950-1970年代在国家垄断一切生产资源和最大限度剥夺工人、农民“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极富成效地实施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积累和建设（完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全国工业化布局），其最高成就是“两弹一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至此，中国百年不逾的三大主题，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问题中的“民族主义问题”终于在国家层面获得了解决。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下，为了解决民族本位主义问题，每个今天50岁以上的人、每个经历了那激情燃烧岁月的家庭，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为之付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代价。接下来，中国人民、国民、公民更多地应当为解决 “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而努力奋斗。同时，那些利用中国人民解决民族本位主义问题过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名义下”垄断起来的“国家资源”、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名义下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再也没有理由打着民族本位主义的旗号让中国国民继续付出“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代价。

 

而中国民族本位主义在社会和个人（公众）层面的普遍兴盛，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亦即1980-1990年代后至今。随着在政府公司主义主导下以GDP为参量取得国家金融资本积累达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及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的成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同时，中国社会和个人相对1978年前，开始有了非公共言说的自由，而心理上带着近代积淀起来挥之不去的屈辱感，伴随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更加上90年代以来，“全民经商”成为时代风尚，随之而来的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態失范和社会基础秩序紊乱，权责不对称、资源不对称和社会公平缺失，导致“基尼系数”不断攀升，公共空间窄小，公民组织缺位，社会各阶层平等对话、交流、流动和合作的机会与平台极其有限，形成“信息不对称”、普通教育鄙陋和思维方式的碎片化（专业化），以至于“上下交相利”（孟子语），甚至“口言善，身行恶”（荀子语）成为国人尤其是具有示范和影响力的某些精英（包括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的行为常態，即基本国情之一。同时，由于互联网新技术、新媒体的普及和“网开一面”的网络民主，为中国的草根-精英虚拟联盟提供了可能。于是，民族本位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开始在民众中勃然兴起，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了。顺便说一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1980大陆开始输入港台武侠片，尤其是近代题材的武侠片对大陆民族主义（包括爱国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人不无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及中国政府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中国民族本位主义再度兴起。这里，有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需要新的精神力量维系，以支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原因，也有中国民众借民族主义（包括爱国主义）说事曲折表达对社会不公的现实不满的成分，还有民族人格成长过程中的历史扭曲问题，比如所谓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的人格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先生曾指出，“这是现代政治人格成长的一个特殊阶段。个体人格初步形成但还不够独立、成熟和坚强，寻求对半人半自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Community）的依附。它也是现代独立人格在形成中受到压抑、挫折和误导的表现，其人格特征表现为：以集体的自私掩盖个人的自私；非理性，情绪化，不善于克制，寻求发泄释放敌意；好斗精神和软弱的性格的结合——在最安全的地方表现其最大勇气；暴力倾向等。如果这种思潮主导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但影响到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而且将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步入歧途，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存在空洞性、非理性和国家本位等倾向，因为它处于反抗西方和学习西方的困境中，还没有以国内公民权为本位来建构民族认同。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如果进入政策领域，其内在缺陷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说极端民族主义的人格缺陷形成的原因时，我赞成丛日云先生这样的评估：“教育的一大误区，是突出了仇恨教育和爱人类、爱和平价值的缺失，没有从历史的苦难中升华出人类之爱，而是将其转化为仇恨。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一种崇高的感情，但它不是惟一的人类之爱。人类之爱指向不同的目标：个人、家庭、社区、民族、国家、文明、人类以至各种生命。国家或民族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对国家之爱不能否定人类之爱，要与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相结合。我们过去的教育曾灌输阶级的仇恨，带来像文革那样灾难，红卫兵们是带着教育给他们的阶级仇恨投身文革的。现在，一些民族主义者习惯于通过对其他民族的仇恨表达对自己民族的爱”。

 

在我看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国人缺乏身心灵健全人格教育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智慧、担当、格局三大参量去衡量一下，就不难发现我们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哪些是多余而无济于事的，最后，了解什么是真正健全而幸福的民族生活！

 

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本来就因为她拥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及其文化。我们要民族，不要民族本位主义，正如我们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一样，科学主义可能导致人类普世价值的丧失，使我们变得没有慈悲心或敬畏感，民族本位主义则可能把人类导向对抗性思维，使我们变得虚狂或怯懦。民族本位主义只是现代主义流行以来由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尽管中国民族本位主义的兴起有其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但它是近一百年来在现代主义道路上“选择复制”的一个并不成熟的果实。所以，我们也需要对其进行整合与超越。

 

20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维克多•雨果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欧洲合众国”理想的被重新唤起。欧洲的经验，是果敢地走上和解共存的利益共同体( Interest Community)之路。从《布鲁塞尔条约》 (1948)到《罗马条约》（1957），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终于完成了欧洲的重新统一。这是一种尊重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基础上的统一，欧洲联盟与联合国不同，它是实实在在的国家集团。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早在2千多年前，中国也经历了一次“天下大战”，最后也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那是强权消灭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的一次统一。此后，中国还经历了多次这种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循环”或“治乱循环”。历史是一种存在或一种背景，无论悲剧、喜剧或正剧，我相信中国人2千年来的经验，非常值得今日世界过于沉湎于经济得失的人们重新总结和评价。总结和评价的形式，可以是由中欧合作拍摄一部同名电影或电视剧。

 

同样，于1994年（钱宏针对福山“终结论”和亨廷顿“冲突论”应邀写作的《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同年发表）正式成立的欧盟，碰巧后来成为我朋友的卢森堡前首相雅克•桑特先生出任欧盟第一届主席，桑特不仅与欧洲央行行长一起正式启动欧元，而且打破了欧中关系自1989始陷入的僵局。我一直认为，欧盟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值得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和中国学习和借鉴。然而，让人费解的是《欧洲宪法》却在两个欧盟主要国家（也是受益最大的）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中遭到挫败。当时，我正在巴黎大学副校长高德涵（Godfroid）博士家做客，我向他请教个中原由，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并不是法国人不赞成《欧洲宪法》，而是他们要借这次全民公决表达对希拉克总统的右派政府的不满。”这使我想起，我那喜欢日货却又参加反日游行的女儿和她的同学们，我不能不认为，这是民族本位主义对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一次超功利的反抗。
所以，欧洲一体化进程要想取得最后胜利，也象中国和俄罗斯需要解决国内问题、美国需要克服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样，恐怕还应当有更富有智慧、勇气和慈悲心的内容。这意味着一种超越现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全新的梦想！

 

地球作为人类公共家园，要求人类组织起保障涵盖所有“主权国家”的所有公民的尊严、自由和安居乐业的治理机制，要加倍快速地革新我们的理论思维和制度建构。这样，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就摆在了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确立的世俗民族本位主义“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将面临被超越。

 

一个超主权时代必然到来，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態、制度文明也将势必面临重新约定和重新建构。那么，最可能的世界性制度文明的组织形式将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我的朋友于硕博士关于“中欧相逢三时期说”中“人的特征”，果真是循着“神圣人、英雄人、经济人、生態人”的脉路演进，如果说中欧相逢的第三时期人类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还带着现代主义主权国家时代的对抗性思维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创建一种比“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 )更加能够承载人类共同命运并与新兴的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共生经济、共生政治、共生文化、共生社会相适应的世界性制度，我把这种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

 

为了促进公民共生体的成长，我们不仅需要提高智商，更需要提高情商、乃至灵商，我们不是工具，我们是人，我们需要爱，不只是对自己国家、民族和利益共同体之爱，还要人类之爱，健全的人不只需要科学，还有价值，需要灵魂。总之，主权国家时代的无限增长与对抗性思维，必须被超越与整合。唯其如此，人类才能迎来同处世界公共家园的各民族的真正融合与和平。因为，真正的民族融合，必须建立在发挥个人（公众）、政府、社会三大自组织力的基础上。三大自组织力一个都不能少。

 

方针还是“依靠人民，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为了帮助国际社会适应“超主权时代”的涌现的各种新情况（比如“地球变暖”、“荒漠化”、“人权灾难”、“雾霾”、“核扩散”）、新事物（比如“跨国传媒”、“移动互联网”、“超主权货币”）、新形势（比如“全球共生运动”），确保中国导向“生態统领，体行共生”，为全球作出生態文明的表率，展现大国风范，重新唤起人类的希望，我们建议中国将主动要求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暨《京都议定书》下一次缔约方会议，放在中国的某一城市举行，比如台北市。

 

中国将在这一世界平台上倡议：将“气候政治”、“地缘政治”，转变为“生態政治”、“共生政治”。“世界气候大会”将不再是讨论各国“权利划分”，而是讨论“全球共生”问题。为此，“世界气候大会”，将正式更名为：“全球共生大会”。并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the Global eco-political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或“全球共生基金组织” 。

 

从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的权利范式，到共生范式的主题转换，即是从权力到责任、从利益到义务的主题转换。因而，“全球共生大会”的参与主体，将不再单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是与其名称相匹配地分别以：地球公民、现行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各国及地区NGO组织、教科文卫体艺媒组织、跨国公司、跨国集团、地区结盟组织等，分别按一定比例派出与会代表。

 

同样，“全球共生基金组织”或“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的资金构成，亦将按地球公民、现行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非政府性组织、教科文卫体艺媒组织等参与主体的比例出资，比如无论什么国家民族的人，人均拿出1美元，每个国际组织、NGO按比例均拿出若干美元……由此类推。

 

全球共生基金将用于：保护地球，空气、水、土地、植被、动物、人类，退居还“原”、退居还“林”，设立“自然保留地”（如世界仅存的几块净土，如西藏高原、东南亚雨林、非洲草原、西伯利亚、东欧森林、亚马逊雨林、南极洲、北极圈）、帮助有机使用高排放、无机开采高放射的国家或地区解决技术难题和人口迁徙、帮助南北纬20度范围内因海平面上升失去家园的人类、动植物安顿新的家园……所有这一切，在“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将可望在“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框架内逐步加以解决。

 

人类自觉回归自然，开启自然、社会与人良性循环（均衡制衡）全球共生新秩序，将由此开始。因为，从全球气候-生態问题切入，当为最小阻力原则。同时，也是对中国综合国力的真诚检验：能制衡自己者，必是内心真正的强大者。其全球示范效应，依然是：改变现行“特权政治秩序”和“霸权政治秩序”，势在必行，且完全可行。
正如我的一位好友最近来信中指出：只要人类不想走向全球毁灭同归于尽，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核武时代、发达国家老龄化时代、新兴国家崛起时代，霸权政治必然会让位给共生政治。为此，我们在哲学和国际政治的领域讨论共生政治问题以及新的国际秩序，乃至建立“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或“全球公共政府”（the Global Public Government），将无可回避。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工商文明系统由于后发的民族国家、新兴国家加入和崛起，“霸权政治秩序”本身已经完全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共通问题，即：因为对地球过度开发而陷入环境污染（碳排、毒排、放射线）、物种灭绝、资源破坏、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恐怖袭击、战争恐怖、核武讹诈的险境，加上地缘政治带来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严重威胁地球生灵的基本存在。

 

“全球共生大会”及“全球共生基金组织”，能否作为国际社会从维护世界和平恊调机构的“联合国”，顺利过渡到生態统领共生为魂——创建一个共生世界的“全球公共政府”（简称“全球公府”）之雏形？值得期待。

 

如果说，在人类“地缘政治”转变为“生態政治”、“共生政治”的过程中，美国思想家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Jeremy Rifkin，基于“物联网基础设施和相应的恊同共享机制构建的运行模式”、“现有的能源体系和结构将被能源互联网所替代”、“人-机革命来临”等三大可能，所预言的“零边际成本社会”，注定由中国引领，并确保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中的领袖地位”，从而“为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更繁荣的后碳生態文明铺平道路” ，那么，只要对这一技术革命注入“共生价值观”的哲学引领，世界就将注定按照这样的路线图，将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变为现实，即中国要引领建构的是：共生中国－共生世界－共生地球，而在这一过程展开中，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欧盟＋联合国”性质的天下世界、全球公府！

 

我们惊喜地发现：美国近年兴起的基于城市社区重建的“新经济运动”、“乐活运动”和“生产性民主理念”，与中国的新乡村-社区建设运动、新农人生活和环保修身运动，以及全球共生研究院倡导营造的“共生场”、“共生史观”、“全球共生运动”和“公民共生体建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共生运动中，真正体现着：关爱一切众生的大慈航、洞察万法实相的大智慧、彰显普世幸福的大格局。
我们将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联合国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人民主权社会秩序之后，“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颁布又一个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以确立超主权、超人权地球公民秩序。

 

愿：天地人、你我他，一起来，心手相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生生不息、共生吉祥！

 

全人类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

1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只阐述“共生场”概念，有关共生（symbiosis）概念、共生哲学，本人在《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以及受命执笔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形成的《共生宣言》时，已经作过一些梳理，这里不再作重复。这方面的历史梳理工作，我以为早期有日本黑川纪章先生1980年代就开始著述的《共生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胡守钧先生的《社会共生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于真先生著述的《共生论》（2011）这三位先生做得相当好，是我学习的榜样。后来，许多年轻学者，比如袁年兴博士在《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2009）中对共生哲学的进化、共同、合作、互惠、相变理念进行了详尽和历史梳理；孙国柱博士在《共生概念的哲学考察—基于星云大师有关共生的思考与实践》（2014）又作了进一步梳理。他们的工作难能可贵，谨在此表示敬意。

2绝对世界没有空间、时间，但是有光的波动和粒子（质点）存在，这个光的特性一旦产生，就有一个范围，一个有范畴的存在，即与光（波动、粒子或质点）相对，又同时存在的整体（场），由此，张立德在《心、物、能一元论》或《当哲学遇上近代物理学》（学林出版社，2011）中推导出波动、粒子、整体三象性存在的概念。那么，在相对世界如何拥有一个相对的绝对呢？通过心灵不动而动的妙动，形成波动、粒子、整体三象性缘起（组织、结构）的“妙有场”（超“有”与“无”之上的原始存在，或非有之有，空而不无，便成妙有），正向的妙有场，就是心、物、能统一的共生场。负向的妙有场，就是共灭场。共生场、共灭场还原到绝对世界里，生灭就合一“常住”（本体秩序）了。那么，从绝对通往相对，相对复归绝对的内在组织动因，单是有光，或光子、中（次）微子并不能达到觉知上的圆融、喜悦，而这个动因又非“上帝的第一推动”，必有一种自组织存在，使光子、微子与其范围形成整体合一，成为这个内在组织动因，我猜想，这就是与整体合一的子及其自组织运动，形成（XIN）力。然后，从子（能）到形（力），人的觉知（阅）就开始（自组织）启程了。联系到人世、人事、人物，我们从“阅人”、“阅世”到“悦读”的真谛，是心、物、能共生场的展开——慧心、玩物、聚能、美力、红颜、性色、艳歌、曼舞、生趣、健身、天伦之乐、共生而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

3灵子，是张立德在上书系统提出，用于解释“心灵”，进而解释“心能”、“心力”从何而来的概念，并作为与中微子（物质粒子）、光子（能量粒子）并列的“心灵的最根本粒子”存在。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发现与创造。在我的观察和理解中，灵子可以是与光子、中微子并列，且同为0次元或正整数境界的粒子，但它并不能完全表达“心灵”、“心能”、“心力”之存在，而只是“以通讯（信息）方式存在”的能量子，即所谓“信息粒子”的存在。所以，窃以为，也许 子，正好能够更全面、精准表达张立德先生“心、物、能一元论”之“心灵”的能量和力量存在。

4参看王守仁 “一盏心灯万古明”，“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等论述（《阳明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毛泽东《心之力》（1917）等。

5以上内容参看钱宏：《一个当代东方人对霍金的回应——哲学死了，还是回到哲学？》、《 子论：生命自组织力的能量源》、《“三恊论”、共生场、处世哲学——在“超光速中微子研究报告会”上的发言》，分别《原德：大国哲学》P166-177，P217-225，233-241，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钱宏：《再访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

6参看钱宏：《我们从何而来，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童庆炳主编《大文化战略》，全国工商联出版社，1995年版。
老子、孔子的言论，是对《易传》思想及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源代码一体两面的发挥，故未列入。

7钱宏：《中国：共生崛起》一书的繁体字版本，已于2015年4月由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在台湾出版，并更名为《大中华：共生崛起》（分类：大陆中国研究/经济发展）。内容只是增加了一篇自序《共生：从“单口相声”，到多学科参与》，另外，《共生十诫》改为《共生十愿》，其他只作了个别错别字的修订。

8钱宏：《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上海证券报》2010年3月24日。

9来自澎湃新闻http://m.thepaper.cn

 

 

 

 

 

 

作者：钱 宏

单位：全球共生研究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http://symbiosism.com.cn/891.html/feed 0 共生文化的本质及我的理论和观点 http://symbiosism.com.cn/839.html http://symbiosism.com.cn/839.html#respond Wed, 29 May 2019 02:32:12 +0000 http://symbiosism2016.gotoip11.com/?p=839

摘 要：只要人们，本着共生的精神，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共生的中国，未来的世界也必定是一个共生的世界。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共生学人，在此集中把我的哲学观、人性观、文化观、共生观、政治观、经济主权论、物质文化记忆属性和道德观作一表达。

 

关键字：共生学人、文化观、世界观

 

观世界上多达200余种的文化定义，我们只能说，那些定义大多是描述了文化的表象，这些表象，实为文化的枝叶和果实。当然，有不少的定义已经十分接近了文化的本质，可惜没有能够触及到文化的筋骨。

 

我所理解的文化，是以“自我关系模式”为圆心，以“人际关系模式”为半径，以“天人关系模式”为圆周的人类赖以存续的组织行为模式。它因为地域不同、历史不同、族群不同而略有差异，而它的总的趋势是趋同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共生论坛活动，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化行动，论坛的规则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这个论坛做出自己的贡献并相互分享彼此的思想和观点。文化既是积淀承继的，又是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也必将以一种新的样式呈现。

 

无论是一对夫妻，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我们常常说要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或者要建构新型的文化形態，那么，到底要传承什么？建构的又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良好的“自我关系模式”，优秀的“人际关系模式”，和恰当的“天人关系模式”。只要人们，本着共生的精神，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共生的中国，未来的世界也必定是一个共生的世界！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共生学人，在此集中把我的哲学观、人性观、文化观、共生观、政治观、经济主权论、物质文化记忆属性和道德观作一表达。

 

【哲学观】万事万物并无本原。一切事物都是“存在”，以及它们的“关系”和“变化”。一切存在既是自在，又是与它在关系的产物。存在是关系中的存在，关系的变化引起存在的变化，因此，存在又是变化中的存在。存在、关系、变化，这就是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全部的内容。一切本体论哲学行将终结。

 

【人性观】即人们基于自己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形成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的观点是人们从事（包括研究）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行为基准。不同的人性观，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观，不同的文化观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態。人性观不仅影响个体的社会定位、价值取向和个体价值实现，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组织架构、发展和存续的基因模板。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否有清醒的人性观的意识，他都有自己的人性观，他都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人性观的影响下评价他人的言行、指导自己的言行。

 

【文化观】文化，即人际关系模式。人际关系模式，即社会组织结构模式。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態，这些文化形態表达为语言文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天人关系等等。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人。

 

【共生观】共生，即共同生存。是人类个体联合起来谋求共同生存的意识形態、结构状態。共生的意识状態有一个从自在共生、自觉共生到自由共生的演进过程。共生组织的成因、结构和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即是“共生学”要揭示的主要内容。由此而建立的一套理论体系就叫做“共生理论”，“共生理论”在各种社会领域的应用就叫做“共生学”

 

，由应用而产生的文明就叫做“共生文化”。“共生”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微观物质、中观物质到宏观物质，从微生物、植物、动物到人类，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共生的存在。“共生”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宇宙间的规律和本质，特别是在生命界，每一个生命个体无不受着共生的支配。对于共生现象和本质的研究，就叫做“共生哲学”。共生组织行为学的宗旨就是研究人类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模型、组织模型和发展模型。

 

【政治观】首倡并系统阐述“人民共和制”，这是一种与“党政”相区别的真正的民主制度，亦即是“无党政治”。正式提出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安全“五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框架。首次从法学的角度定义“人民”这一概念，人民是由自然人和非政府组织法人两部分构成。第一次将“民主”定义为以“平等入仕”为核心的权力集合，每一位合法公民都有凭借自身素养、能力和水平通过合法选举程序进入国家各级管理层的平等的权力。第一次将“宪政”解释为对“官吏和人民”的双向确权和限权。首次将“物权”定义为诸多权利的基础权力，着重提出“物权就是主权和人权”的新理论。主张私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新经济理论，正式提出“经济主权”理论。

 

【经济主权论】经济主权，即资源权、财产权、资本权。经济主权是个人和组织的一切权力的基础；经济主权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变化变化，主要表现为资源主权、土地资源、财产主权、资本主权等；经济主权就是人权、生存权、话语权。未来若干时代，全世界社会矛盾的焦点，主要表现为资本（货币）主权的争夺，即透过金融争夺和控制经济主权。每一个人都有获得、争取和维护经济主权的权利。经济主权是经济民主的基础，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前提！

 

【物质的记忆属性】物质的记忆属性，是指一个具有相对稳定空间形態的物质能够“记录”与之发生联系的物质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条件下能过被解读出来。一切具有空间形式的物质都具有记忆属性。物质记忆属性的强弱与物质的复杂程度呈正相关。物质记忆属性的研究对于人类的生存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解释大脑机能，揭示基因秘密，对于考古学、侦查学、医学、计算机存贮科学，以及诸多自然现象的解释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道德观】首次提出“厚德载智”的崭新道德观念。德者，共生也；厚德者，厚生也。一切资源、物产、知识、技能，科学技术，乃至智慧，都是中性的，同时也是双刃的。有德者居之，利己利他；平庸者居之，利己而不害他；无德者居之，利己而害他；大恶者居之，害他而不利己。是以不惟厚德载物，厚德载情，厚德载智，当为普适之价值。

 

让我们携起手来！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抛弃批判主义的懦弱和悲鸣，冲破意识形態的壁垒，为着中国、为着世界、为着众生，坚定地，向着共生，前行吧！

 

 

 

作者：梁勋，共生学人，

本文是根据作者出席“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北京）的发言与作者主要理论观点综合而成。

]]> http://symbiosism.com.cn/839.html/feed 0 和生•共生•生生：“大道和生学”的理论突破 http://symbiosism.com.cn/822.html http://symbiosism.com.cn/822.html#respond Tue, 28 May 2019 10:31:12 +0000 http://symbiosism2016.gotoip11.com/?p=822

摘 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指出了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的理论价值，其一，肯定了“和”的创造性；其二，强调了“同”的积极意义；其三，“平”除了具有平衡的意思之外，还可以诠释为公平、平等。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是从伯陽父的“和实生物”思想出发，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予创造性诠释，其思路是有效的，值得人们进一步讨论。

 

关键字：钱耕森；大道和生学；共生

 

西哲赫拉克利特曾云“战争，是万物之父”，对照这种说法，中国文化则是“尚和”的，可谓“和谐，是万物之母”。万物生成的秘密，究竟是和谐，还是“战争”？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借用钱耕森先生(以下统称作者)“大道和生学”的思路，尝试做一回答。

 

诚如作者所言，中国是“尚和”的，并将这种传统的起源追溯至上古——黄帝提出“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的政治理念，而尧帝亦主张“恊和万邦”(《尚书•尧典》)。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此时，中国文化里面还没有关于“和”的明确定义。到了西周末年幽王时期，郑桓公与伯陽父讨论周朝的命运(“周其弊乎”)，伯陽父引用《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断言说，西周肯定是要衰弊了(“殆于必弊者也”)。伯陽父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是因为他有一套哲学理论作为支撑。在伯陽父看来，西周之所以衰弊是因为“去和而取同”，并论证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仅如此，伯陽父还以历史传统作为佐证，“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和同之辩”。在中国历史上，伯陽父第一次对于“和”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详细的论证。

 

伯陽父的“和异裨同”说，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百多年以后，老子更进一步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陽，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论命题。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实践原则，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法论。综合起来看，在中国历史上自觉运用并明确表述“和”之哲学的人物首推伯陽父，这样一来，从“和”的哲学谱系上来说，伯陽父实在是孔、老的先驱。如果从理论的内在价值来讲，伯陽父提出的“和实生物”这一命题非常重要。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伯陽父的理论能够回答“世界万物是如何生成的”这一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

 

对此，钱耕森先生从伯陽父出发，结合老子的大道说，正式提出了“大道和生学”这一理论。根据作者自述，“大道和生学”是自己阅读古文献时看到，自家“体贴”出来的。而正式提出则是在1994年10 月5-8日，于“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和为贵”新论——儒家与现代化》。其后，钱耕森先生围绕着“大道和生学”又发表了系列文章，而以《光明日报》(2015年3月2日16版)发表的《大道和生学》一文最为集中。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有三大亮点。

 

第一，肯定了“和”的创造性。之前，人们讨论“和”的时候，往往只把“和”视为一种关系或状態。而“大道和生学”则揭示了“和”的内在精神是“生”，亦即生成事物多样性的秘密之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伯陽父的“和实生物”说，比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更具事物演化的根源性。具体而言，在孔子那儿，“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之用。而在伯陽父那儿，和是先于“生”的，和是生的源头，“和实”方能“生物”。作者认为，“他”与“他”，本是不相同的东西，其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对立。如果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对抗，其结果不但可以化解矛盾，更有可能因此而达到新的“平衡”，如此一来则会产生双赢(优化)的新生事物。这就是伯陽父关于“和实生物”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的奥义之所在。对此，作者还借助老子的学说解释云——阴陽二气，不相互交冲与激荡，是生不出万物的。单阴独陽，是无法生出万物的，正如单身男女，是不可能生人一样的。只有当阴陽二气经过相互交冲与激荡，并且还必须达到了“和”即“和谐”，“平”即“平衡”的状態时，才能产生出新生事物，生生不息，日新又日新，就能产生出万物，也就是所谓的“三生万物”。概而言之，“和”是具有创造性的，它能使事物日新又日新，使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不断充满朝气和活力，永远向前发展。在此，“和”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凸显，“和实生物”强调了“和”是体，而不仅仅是“礼之用，和为贵”，这点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和”之目的是生，而不是合，或者谐。

 

第二，作者对“同”进行了正名，肯定了“同”的积极意义。作者指出，美中不足的是，伯陽父看出了“同则不继”的消极一面，却没有肯定“同”也有“生物”的积极一面。作者认为多元的“他”，只有经过“求同存异”，才能达到“平”“平衡”，才能达到“和”“和谐”，才能“生物”。对此，作者以古文为证。首先，《易传》中即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系辞上•第八章》)的名言。而传统《周易》第十三卦“同人”则是专门论述“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又，《荀子•乐论》则提出了“乐合同，礼别异”的命题。《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考释》甚至说：“和则同，同则善。”可见，存在这样的逻辑可能，“和”与“同”二者为一，“和”“同”与“善”三者为一。这样，作者将同异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了“和实生物”的讨论范围，拓展并深化了这一古老命题。在当今世界，人们往往过于看重差异性，甚至走到了否定种属内部同一性的地步，重新肯定“同”的积极意义适得其时——当然这种肯定最好建立在“不同同之”的基础之上。

 

第三，“平”除了具有平衡的意思之外，还可以诠释为公平、平等。这是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部分，颇受学者好评。在伯陽父那儿，“和”意味着“以他平他”。作者认为，此处的“平”，是“平衡”的意思，还可引伸为“平等”与“公平”两种关系。即当“他”与“他”共同创造新事物时，首先是“他”与“他”必须以“平等”的原则参与其事；其次是“他”与“他”又必须以“公平”的原则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作用；之后则是“他”与“他”在互动中必须并且能够达到高度的“平衡”。这段解释确实精彩。平等、公平，皆是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而平衡，应该是和谐的题中之义。如何在“平等、公平、平衡”三者之中做出合理的价值排序呢？作者认为当以“平衡”为主。如此一来，东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大道和生学”中皆获得了充分的阐释空间。用作者的话来说，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道”，不仅包含了“天下为公”的“大道”，而且包含了“天下大同”的“大道”，还包括了“天下大和”的“大道”，当然也包含了“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的“天下大生、广生”的“大道”。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中，其中一个问题即是如何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作者将“平”解释为平衡、公平、平等诸义，这样“和”的形態并不局限于平衡之“和”，还有平等之“和”，公平之“和”，等等。这样就将伯陽父“和实生物”说的兼容程度大大扩展了。

 

以上三点，是笔者学习“大道和生学”的若干粗浅心得。现在还是回归到之前的问题，万物生成的秘密，究竟是和谐，还是战争？“大道和生”四字可以算作一种答案。在辩证法中，统一性、斗争性两者的关系众说纷纭，难有定说。不过，其中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无论多么剧烈的斗争，如果没有统一性作为前提，则一切不复存在。或许这也是中国“尚和”传统中坚持“仇必和而解”的原因所在。这种“和”，在根本上即是各种差别性存在所呈现的共生关系、状態乃至过程。诚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可以说是一种“不齐之齐”。在自然界，它所展现的是鸢飞鱼跃，万类霜天竞自由，犹如孔子的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陽货》)。在社会领域，社会由个体构成，而个体本是各异的，是异而不同的，有自为性。面对这一现实，作者满怀激情地畅想，由于这个社会实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则，就可变“私”为“公”，甚至为“大公”；变“异”为“同”，甚至为“大同”。也就是说，公-私，同-异等区分，实际上是不了义的，从“道不遗物”的视野来“看”，公-私、同-异等存在关系，还有转化、提升的可能与必要。经此一段工夫，自然和社会之间的障碍消失了，一切存在关系都充满了“和谐”，无论是心態，抑或是世態，还是生態，在这一世界里都是和谐的。这样一来，“和”与“同”所具有的意义，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大超越了伯陽父当年提出的“和同之辨”，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动互补，有机地统一起来，持续不断地“共生”出万事万物。

 

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对待古代和外国的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和態度。钱耕森先生“旧瓶装新酒”，将伯陽父“和实生物”的古老智慧经由创造性诠释，变成了融会古今、会通中西的“大道和生学”，用自己的方式注解了“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其思考值得学界重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作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大道和生学”，其思路是有效的，在文章表达中充满真知灼见，在以后的岁月里，期待有更多系统而深入的论述，相信会有更多惊喜。同时，笔者也希望作者提出的观点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思考与讨论，加深对于中国“和谐”、“共生”文化的讨论。

 

 

作者：孙国柱，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参加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

 

 

]]> http://symbiosism.com.cn/822.html/feed 0 墨家共生思想研究——从兼相爱，交相利谈起 http://symbiosism.com.cn/818.html http://symbiosism.com.cn/818.html#respond Tue, 28 May 2019 09:50:23 +0000 http://symbiosism2016.gotoip11.com/?p=818

摘 要：我所理解的共生思想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有机结合，主体之间寻求平等兼爱，互利共赢的一种政治伦理关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共生思想源远流长，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要打破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社会等级差别与社会固化，建立一个平等互利，尚贤使能的共生社会。墨家的共生思想以兼相爱为伦理核心，以交相利为手段，以天志为准宗教。反映的是底层人的善良愿望。需要注意的是，墨家提出了尚同的政治思想，与其兼相爱，交相利的共生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从现代文明来看，对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古为今用，完全有可能成为共生思想的价值基础之一。

 

关键字：兼爱；交利；共生

 

 

近年来，共生哲学逐渐引起思想界与学界的兴趣。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共生，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多元并存，和谐共赢。所谓的多元，既包含政治的、经济的，更是指价值的、文明的，且价值、文明的多元化更为根本，是理解政治、经济多元化的思想理论基础。为了消弭文明与价值的冲突，提倡一种多元宽容的文化观，同情理解，从而达到和谐相处，共生共赢的目的。这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特征的文化观念，从过往的历史看，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冲突，导致世界秩序的混乱与动荡是世界历史的常態，姑且用“旧常態”来表达这种过往的常態。这种旧常態下，国家间充满着冒险与战争，殖民与掠夺；国家内部常常表现为平等自由的政治观念受到挤压，民权、民生得不到有效保障。诸如此类。共生的主旨之一是“道不同，亦相为谋”，倡导一种多元和谐共存的文化观念，其目的无非是要构建一种“新常態”的世界秩序思想方法。就国际关系来说，反对文明冲突而导致的战争，提倡文明对话包容与同情理解，国家间彼此尊重，和谐共处。就国家内政来说，提倡保障公民的平等与自由等基本现代政治价值，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感，有安全感、幸福感。

 

“为有源头活水来”，共生思想并非一时的想象，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早期的思想家们已经表现出类似于共生思想的光芒，平民思想家墨子的思想尤为突出，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可以成为共生思想的价值源头之一。

一、何谓“兼相爱，交相利”？

 

何谓“兼爱”？兼爱即尽爱。《墨子•经上》云：“尽，莫不然也。”简言之就是普遍的、无差别的爱。“无穷不害兼”（《经下》），说明了兼爱的全体性、普遍性。墨家用“兼以易别”（《兼爱下》）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 1，《大取篇》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说明了“兼爱”的平等无差别性。这是兼爱的第一层意思。“兼爱”的第二层意义是“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2墨家与儒家不同，从不讳言“利”，墨子讲兼爱以利为本。墨家之“利”虽然不排斥个人正当利益，但并非个人之一己私利，是“兴天下之利”的“利”，即天下公利。正如史华兹所言：“他们最终懂得，假如不能使全体人类都认识到，只有服从普遍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满足，那么，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将会继续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 3当然，墨家也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利与义结合起来，利的正当性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贵义篇》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墨家提“兼相爱，交相利”，把爱与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有通过“兼相爱，交相利”，人类的普遍利益才能得到实现。

 

墨家提倡兼爱但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家“仁”的思想内涵，相反，甚至汲取儒家的“仁”的观念来诠释“兼爱”。《兼爱下》指出：“兼即仁矣义矣”。“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根本，“仁者爱人”。但儒墨在“爱”上有着较大的区别，从“爱”的来源上看，儒家之爱源于人性之善，推己及人，而墨家之爱源于“天志”，“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 4。从“爱”的方法上看，儒家谈“爱人”，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以自我为圆心，有远近亲疏之别，是推己及人之“爱”，反映了宗法社会的血缘伦理原则。墨家虽然出身微贱，但从平民利益出发，反对西周以来的等级制度，因而反对儒家的差等之爱，力图打破血缘亲疏、贵贱差别的伦理原则，建立小生产者乌托邦式的“兼爱”社会。兼爱与仁爱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儒家讲仁爱是从动机出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5，显然，从伦理学上看，儒家是主张道义论的。墨家与儒家在这点上恰好相反，“爱”与“利”是互为一体的，表现出功利主义的特征。因此，儒家的“仁爱”有超越性的一面，接近于宗教之爱。而墨家的“兼爱”直面现实。墨家谈“兼相爱，交相利”源于其对人性的认识，墨家不讲抽象的性善性恶，在《所染》中，墨家提出“染于苍者则苍，染于黄者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也变”，强调人性的后天养成，人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宣称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着相似之处。但墨家也有自然人性论的倾向，承认人性天生中有自私自利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才把“兼相爱”与“交相利”结合起来。

 

基督教的博爱也讲平等的无差别的爱，但兼爱理想与博爱不同。博爱源于神的启示，是宗教式的超越之爱，其根源在于上帝，博爱完全从动机出发，不计利益关系。墨家虽然讲兼爱是天的意志，但墨家的天志并非宗教式的超越之天，天志是平民阶层无力改变现实，而幻想借助于外部力量的反映，即“神道设教”，至多可以说是准宗教，“天志”的根本就是墨家自己的意志。墨家兼爱并不否认世俗利益，甚至承认世俗利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把“兼爱”与“交利”结合起来。而且，墨家谈兼爱从不否认自我，《墨子》有云：“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 6因此，墨家爱人、利人，从不排斥自己。

 

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体现兼爱原则的？《墨子》对兼爱有具体的界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7 兼爱的思想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描述非常相似，《圣经》指出：“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8 兼爱不仅是个体之间关系的要求，也是群体关系、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遵循着兼爱伦理原则，就会实现“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9

 

二、缘何要“兼相爱，交相利”？

 

面对社会的纷乱与战争的频繁，墨家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不懂得也不愿意接受兼爱这样简单的道理。人们只知道自私自利，而不知兼相爱交相利，其结果必然是个不幸的社会。“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10

 

墨家认为，解决世界纷乱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因为“兼相爱，交相利”反映的是上天的意志，自然的法则，“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11 人们顺应天意与自然法则，就应该做到兼爱交利。墨家从殷周以来的宗教传统中对天的敬畏来论证“兼相爱，交相利”的必然性。

 

兼爱伦理具有可行性吗？

 

在《墨子•耕柱》中，记载了墨子与巫马子之间的辩论，巫马子是墨子假设的一个儒家弟子，儒墨之间就为什么要提倡兼爱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辩论，巫马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反对兼爱，墨子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反驳。论证的实质是儒墨关于爱的论争反映了对“爱”的理解的差别，儒家从人情或人伦来诠释爱是以自我为圆心，由近及远的“推爱”，因为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有差别，即所谓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12之说的“无差等”，等于有“差等”的另一种表达。儒家这种“差等”之爱符合农业文明的伦理属性。在农业文明的社会，人们按照血缘亲属聚族而居，除非不得已，终其一生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墨家群体则以手工业者为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与社会交往性，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本着“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原则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素朴的平等观念，墨家并把这种素朴的功利主义平等观推而广之。在这场儒墨论战中就体现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爱”的交锋。不过，在当时农业文明出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墨家的“兼爱”伦理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三、“兼相爱，交相利”何以成为共生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墨子的兼爱伦理不适应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法则，因为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民众大多按照血缘的亲疏聚族而居；那么，在现代文明则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法则，兼爱则有可能成为人们之间关系伦理基础。

 

就国内社会发展来说，我们国家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诸多矛盾纷纷暴露，可以说是矛盾比较集中的时代，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195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中，错误的强调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撕裂中国社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诸多对立；如阶级对立，城乡分割等等，给国家的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伴随着这些成就的取得，人们的认识水平、思想观念的进步却显得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障碍。有鉴于此，十多年前，建设和谐社会愿景的提出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对抗与对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对和谐社会的理论诠释缺乏新意，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理论的创新。

 

关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以为，一是不赞同对古代文化的执着，或者是文化复古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思想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历久弥新，社会的发展在价值观念上是倒退的，背离了古圣先贤的思想要求，因而主张坚守中国的文化传统。二是要破除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认为必须用西方文明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早在百年前，胡适先生在《先秦名学史》中曾经说过：“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 13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诠释，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开放性的生长点，汲取现代文明中有价值的因素，显然，墨家的兼爱伦理就是这种开放性的生长点，给墨家的兼爱伦理融入时代需要的内涵与意义。

 

兼爱伦理，其实质就是寻求共同体的共生！兼爱伦理一方面承认，个体有正当的利益需求，应该满足与尊重；因此，人们在获取自己正当利益的时候，也应该尊重他人的正当利益需求。所谓的正当利益，是指符合“义”的原则与内涵，“不义不富，不义不贵。” 14《墨子》中讲过一个故事，当楚王准备给墨子丰厚的赏赐而不愿意接纳墨子的主张时，墨子谢绝了。其原因就是不符合“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墨子认为，社会的公利，也就是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是更为重要的利益，并为此能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利不再局限于个人之利，而是涉及问题相关的个人与群体的公共利益，利体现了仁的精神，符合正义的原则。墨家对利益的判断并非仅仅是从动机出发，而是主张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结合。《鲁问篇》提出“合其志功而观”，《大取》篇的“志功为辩”都表明了墨者非常注重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结合，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功利主义伦理特色。

 

站在功利主义伦理观的立场上，兼相爱必然交相利，承认每个人的正当性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性，人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平等互利的，用何兆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因此，可以做合乎逻辑的推理，不愿意自己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就理所当然的平等对待别人；不愿意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理所当然的公正对待别人；不愿意自己在困难时处于无助的状態，就理所当然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愿意自己的自由受到不正当的限制，就不会用不正当的方式限制别人的自由；……诸如此类的推论，可以认为，墨家的兼爱伦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基因，可以契合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符合共生的思想要求，可以成为共生的思想基础。
在国际关系上，坚持兼爱伦理，表现形式为非攻，即反对不正义的战争，和平共处。国与国之间的侵略与掠夺不仅使人们饱受战争之苦，也使人们的尊严受到侵害，国家没有安全感。战争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破坏了社会生产。因此，寻求国家间的共生，必须坚持兼爱伦理，共赢共生。

 

在现代文明体系中文明冲突是不争的事实，非攻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对待战争的態度上，还表现在文明冲突上。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明系统，在全球化时代，文明碰撞是必然的现象。对待文明碰撞的回应的原则是什么？墨家的兼爱伦理或许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意义。也就是尊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产生的不同的文明具有同样存在的理由与同等的价值。文明的碰撞不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同情理解，彼此尊重与平等对话的问题。在碰撞中持开放的態度，既可以保持一种文明的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利于文明的新的生长。文明本身就是在不断演进的。没有必要因为文明的演进而失去了一部分固有的形態感到悲观，发出如同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叹，乐于见到文明碰撞的新的生长。这样的回应態度，则化解了文明碰撞你死我活的冲突，回归到不同文明的共生共赢。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

 

当然，在肯定与提倡墨家兼爱伦理的时候，是认为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在今天依然具有光芒，并非是仅仅采取拿来主义的態度。事实上，必须警惕墨学“尚同”思想可能导致的思想与政治上的专制倾向。唯有如此，墨家思想才可能成为共生的思想源头之一，才可以在今天复活。15

 

就墨子的最高社会理想来说，是在现实社会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美好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16 在这样的社会，“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17（《尚贤中》）在《墨子》的所描绘画卷中，从信仰层面看，敬天事鬼，灵魂安处；从伦理层面看：互爱互利，人心向善；从社会生活层面看，社会安定，民生幸福；从国家间关系看，大道和平，没有战争。这是一个奉行“兼相爱，交相利”的美好社会。

 

 

———————————

1儒墨皆提倡“爱”字，儒家主张以自己为圆心，由近及远的“推爱”，由此而衍生出“爱有差等”，切近人情。

2《墨子•兼爱中》。

3[美]本杰明•史华兹着，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版，164页。

4《墨子•法仪》。

5《汉书•董仲舒传》。

6《墨子•大取》。

7《墨子•兼爱中》。

8《圣经•马太福音》7章12节。

9《墨子•兼爱中》。

10《墨子•兼爱上》。

11《墨子•天志上》。

12《孟子•滕文公上》。

13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14《墨子•尚贤上》。

15[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11页。

16《墨子•尚贤下》。

17《墨子•尚贤中》。

 

 

 

 

作者：解启扬，中国政法大学伦理学所、马克思主义与全面依法治国恊同创新中心教授，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是作者参加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北京香山）的论文

 

 

]]> http://symbiosism.com.cn/818.html/feed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