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

钱  宏（Aecher Hong Qian）

题记：尽管近年在“三去”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暂时搁置不提，但是，这都不是搁置“一降”——全方位提升单位效能，促降能耗成本这一创举的理由。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认为，经济是一个基于价值评估核算体系的动（生）態开放生態系统。简述GDE价值评估核算体系前，必然联系中国政府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经过2016、2017及2018开局的努力，“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基本完成，“去杠杆”的任务主要涉及宏观金融政策，目前正在进行中，属于整治范畴。接下来主要是“一降”和“一补”，先说说“一降”什么，怎么“降”？

共生经济学认为，这个“降”，就涉及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问题。现行“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采用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参量体系。那么，让我们简要梳理一下GDP成为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历史。

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简史

大家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采用联合国认可的约翰·理查德·斯通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1968)作为计算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基础。尽管GDP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首要核心指标（在1991年之前，美国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标Gross National Product即GNP作为首要指标），从其提出到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的近80年时间里显示出许多缺陷，例如缺乏对资源环境成本、非市场性经济活动的价值、收入分配状况等要素的合理衡量，但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接受并实施的国民经济基本核算指标。苏联式的物质产品平衡核算体系曾与之比较过。近几十年，国际上也有不少的补充完善性或替代性的经济社会总体状况核算体系构思提出。

然而，任何指标体系的提出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改变现实存在的不合理性，首先要理解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与宏观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政策选择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的GDP体系而言。

国民账户的估算最初是由英格兰的托马斯·配第于1665年作出的，其目的在于估计该国的征税能力。亚当·斯密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民的财富”并非仅仅植根于农业、金银，而是植根于“国民的生产过程”，因而也把制造业等部门包括进来。尽管观念上取得进步，斯密也未就怎样衡量一国的财富（或生产）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洞见。而且，斯密并未考虑到今天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一般被称为“服务业”的产业部门，例如律师、娱乐、金融和政府，作为国民生产的组成部分。斯密称那些职能，无论有用与否，最终是“对任何价值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并未产生有形的产品。

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经济福利之于人的普遍化。福利经济学试图将对生产的衡量与人的福利联系起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20世纪初发现，生产过程如不考虑个体的消费者对被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评价，不能被有效地衡量。马歇尔还严格地将效用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思想。这导致生产的市场价值（即价格）这一概念成为最好的衡量尺度。这一概念的蕴含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价格的商业上可交易的一切增加到GDP。这惟有凭借这仅有的事实，即它被生产和购买，才会发生。借助此依据，至少在其中货币“不易手”的两个巨大的领域被留在“可记录的福利”之外：家庭/社区，以及环境。

就国民生产衡量的突破而言，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作所引导。柯布（Cobb）等(1995) 将此情况描述如下：

“1931年，一群政府和私人机构的专家被邀集到一次国会听证会，回答关于经济的基本问题。结果他们不能回答：最近的数据是关于1929年的，它们对回答而言是基本的。1932年，美国参议院要求商务部准备对国民收入的综合估计。不久以后，该部安排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青年经济学者以开发一套统一的国民账户的任务。这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GDP这一核算体系的原型。”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它倡导政府在需求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等。由于凯恩斯派的管理通过货币流而非官僚机构的规划发挥作用，这套新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工具对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按罗伯特·索罗的话来说，提出GDP的库兹涅茨为凯恩斯的“生理学”提供了“解剖学”。此外，GDP在二战期间发挥了作为战争规划的工具的关键作用。这些核算账户使美国和英国（设置上稍有不同）能确定经济上未被利用的能力，能大大超出常规的生产水平。

确立国民账户核算工具及其对福利的贡献的真正的突破，于二战后出现。战前，就公共政策而言，经济学者们极少受到援引或咨询。凯恩斯的学生斯通与詹姆士·米德一起研究了如何使理论上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与实践相一致的问题，并于1941年编制出英国国民收入和支出核算的估计数据。凯恩斯认为，他们的估算完全可以并入当年英国政府的预算报告。1944年，斯通和米德合写了《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这本书不仅为斯通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一问世就成了国民收入核算的标准教科书。1952年英国中央统计局根据这本书提出的原理和方法，开始发表年度国民收支“蓝皮书”，如今它已成为英国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这本著作后来由斯通与夫人G.斯通进行了修订，至1977年已出到第10版，在西方经济界广为流传，影响极大。50年代初，斯通与西蒙·库兹涅茨等人曾被邀请作为印度国民收入委员会的顾问，接着，被联合国召往纽约，旨在建立一个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辅助表（1953年）》（SNA）出版，最终成功地推出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68年）》（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新SNA）。柯布等人注意到，战后，他们成为“政策的最终权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凯恩斯派的学者把消费提升到其经济管理的首要角色位置时，决策者们不再视“人民”为工人、农夫和商人等等，而只是视为消费者。

然而，正是国民账户体系的创始者们，首先出来批评GDP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西蒙·库兹涅茨于1934年在倡导GDP核算体系的使用时，就已经警告道：“一国福利几乎不能从以上定义的国民收入的衡量标准中推断出来。”他于1962年写道，“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成本和回报之间，以及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别必须切记。实现更多的增长应详细阐明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要更多增长。”

如今，从“生態文明，共生发展”的新时代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当作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方式本体（组织）的人、人民、公民，被简化为“消费者”时，“人民”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必然被慢性抽空，所谓“自主创新”也必然被追求资本或法权两大特权所取代；而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就被简化为各地政府与企业合谋“投资、消费（内需）、出口（外需）”这样一种兴高采烈的“GDP锦标赛”的冷冰冰过程。

“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过是追求超平均利润率的工具理性的工具性载体，亦即自己成为自己谋求特殊“权、钱、性”的奴隶，进而成为统治性的利益体系的意识形態化的奴隶：要么按照丛林法则的选择而成为僭越公共话语的主人，要么是依附于主人的奴仆。于是乎，陷入一种钟摆式世纪困境：在经济体制机制上，要么市场自由，要么政府管制。

在政治体制机制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资本垄断一切，要么法权操纵一切；在意识形態上也必然相应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所谓“右”，要么所谓“左”，且互不相融，明争暗斗，内耗不止。虽然各领自以为是的“风骚”三五年，但无论是“左”是“右”，结果都会留下一大堆“烂根之事”给大自然、给社会、给家庭、给后人去消受。

所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谈到选人用人问题时说，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態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GDE生態价值参量是质量、效能法则的综合体现

因此，从生产的角度看，必须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特别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Symbionomics认为，这里讲的“一降”，清楚地告诉我们，“一降”包括提升资源单位能效，也就是说，“降中还有升”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单位资源效能上去了，能耗下来了，成本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这“一降”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也可以表述为从微观入手，通过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共生经济学认为，生活的美好就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并非对物质文化无限需求，而是“现实的人”（马恩，1845）付出成本最低而幸福度尊严感最高的生活。

特别是全方位提升单位效能，促降能耗成本，可谓一大创举。这里远不只是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这么简单，而且，这实际上蕴含着提升能量能源的单位能效问题，即“以升（效能）促降（成本）”的问题。

我相信，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论者制订一套不同于以资本增值/减值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即以能源能效/能耗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效能（GDE）统计方法。

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将从“投资、内需、进出口”经济模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活”经济模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质量、效能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共生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分工、交换和生態（动態平衡）通论”。于是，经济学也将在能量转换的失衡、均衡循环中重生。

我们知道，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演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玻尔量子力学和和耗散结构思维，事实上，经济学也已经从重量、数量法则演化到了质量、效能法则。经济学的重量、数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原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態文明新时代，必须重视质量、效能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即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换。具体说，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给出的每单位资源生产贡献率，即看不以加重生態背负、地球背负、社会背负、身心灵背负为基础的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动（生）態平衡率，所体现的边际成本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和尊严感。

共生经济学给出的这个GDE生態价值参量，正是质量、效能法则的综合体现——GDE价值参量既综合了：

• 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首创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方法；2、后续的“综合国力方程”（Klaus Knorr，1956）；3、“国家实力指数方程”（Clifford German，1960）；4、“非线性国力评价方程”（Wilhem Fucks，1965）；5、不丹国王的“国民幸福指数”（GNH，1972）；6、“国力评价方程”（Ray Cline，1975）；7、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HDI，1990）；8、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2005）；9、“生活质量（QL）测量指标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Riane Eisler，2007）；10、中国人大财经委的“民生指数”（福祉指数，2010）；11、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形色色的“绿色GDP”（GeGDP=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的诸般努力。

同时，基于质量效能法则的共生经济学GDE价值参量，又回答了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態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这就是说，传统的指标和方法无法反映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条件下的国家和地区实力与国民生活与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率，所以，摈弃重量、数量法则，使用质量、效能法则评价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势所必然，人类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通信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善政良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那里的人民、国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是否与其获得的幸福度和尊严感之间所呈现的反比例关系状况（H＝G/T）。这也是衡量“一降一补”成效的价值尺度。

建立在乘法思维和共生法则基础上的GDE，是生態文明共生经济体发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

国人把GDP嘲讽为“鸡的屁”，看上去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出现“民怨”与“官腐”两大危机的集中反映。须知中华文化意象中的“凤凰”原形，就是“鸡”（雉鸡），当全民经商只关注“鸡的屁”成为世风时，中华之凤凰还能飞得起来吗？还有灵魂吗？生態文明的GDE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正好从中文谐音表达了一个时代诉求：从关注“鸡的屁”，到关注“鸡的翼”——凤之翼的认知飞跃。

因而，GDE要求的不只是解决GDP遗漏的家庭、社区、以及环境等非记录的庞大福利领域，也不只是关照质量与数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还原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休养生息与环境气候之间失衡/均衡动態循环关系，尤其是鉴于工商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遭遇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操控的极限三大极限，以及步其后尘参与其中的当代中国遭遇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三大陷阱，而变相对狭隘的生产价值估算，为更宽泛的能量转换价值评估。

GDE生態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还将所谓“绿色GDP”、“GEP”、“GNH”进行有机整合；2、GDE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环境与气候、法治与道德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

GDE生態价值参量的理论框架

共生经济学认为，无论从稀缺性的结构主义意义上，还是差异性的自由主义意义上，人们经济社会活动中宏微相济的能量释放与效能平衡，都是根本性的。

1958年，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主席伦纳德·里德写了一篇《铅笔传奇》，弗里德曼评论说：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那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

《铅笔传奇》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个体能够拥有制造某件产品或提供某项服务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人的理性是相对有限的。然而，我们的社会却在无时无刻地提供无数的产品与服务，而这并非真是基于“上帝造树”的结果，而是源自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基础协调。哈耶克也深入阐述了理性经济计划的诸多问题——那实际上无法维持理性，因为没有任何权威拥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作出最佳、最优的经济决策，而后强制执行——无论此岸设计路线是多么的优美，理论上多么正确，道义上多么有力，前景多么美好。彼岸亦不一定即映照出基于此岸设计路线的美好现实图景。也许，一个伟大的结果往往并非设计即成，亦非来自强权主宰，而是形成与成千上万基于本能利益驱动的普通个体的自由博弈过程。

只要让人们自由地尝试，总会有富有精神体能和生命自组织力的人，能够更有效率、价格更低廉地提供更好的物品和服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组织和管理者，没有设计师，没有预先画好的完美蓝图，全球无数单一的、互不相干的个体及其组织，从光导纤维，到PC、IT、卫星通讯……自发组成了一个丰富、强大、有序的新世界——合作生成了互联网这一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时代最伟大的创造。

因此，让我们记住伦纳德·里德告诫：“让所有创造性能量无拘无束”，并“允许创造性知识自由流动”——生物以至人类是演化的，经济以至社会形態也是演化的。演化即所谓物竞天择，个体自由竞争，环境做出选择，适者生存。凡能持续发展的系统，均是所谓负反馈系统或具有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吸能/放能的系统，即能够按照实际上无法预测而又不断变化的环境自我调整演化路线与之适应的系统。与此相反的正反馈系统，即排斥异己，不见、不顾环境变迁，一根筋、自我中心、人定胜天地坚持走既定路线的系统，无有不走进演化死胡同而最后灭绝或崩溃的。

那么，既然“创造能量”“就象太阳、雨、雪松和美好的地球一样实在”，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妨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参量构想。

共生经济学基于Energy一词，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能效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参详。所以，也许用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总值来做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发展价值参量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与合目的性。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生態文明的英文Ecological civilization，也是“E”打头，所以，GDE，已经包含了“生態”和“动態”“动力学”（dynamics）之含义。更为奇妙的是，中文生態一词中的“態”，本身就包括了“Energy”的全部含义，同时，生態文明指的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状况、规则构成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恊和（Synergetics）方式。迄今为止，我们对文明形態的定义都是以“業”为参照物，如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而从生態文明开始，人类将进入以“態”为参照物的文明共时性历史新时代。生態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转型从单一、多样的“業”（产業、行業、事業、企業、百業），到立体、整体的“態”（业態、生態、心態、生活即生产、服务、休养生息状態）的历史性飞跃。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GDE生態价值标准，最后还要找到计算或计量单位¹⁶。从GDE上来看，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价格肯定反映了人的行为（劳动生产）一定的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价值远远超越了价格的内涵，而且：

第1，价值有正（+）有负（-），被GDP计入的产值，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降低生活品质和福利的东西，例如污染造成水、空气和环境破坏，需要付出代价才能恢复，但要折算成价格扣除也非常困难；

第2，价值的显现方式和表现程度还有时间限制（引入时间概念，长、中、短期，过去、当下、未来等）；

• 价值仅有相对性（如不同的人有智愚、强弱、高尚卑劣之分，比如对于没有价格但是同样也增进了人民福利的东西GDP无法反映，违法和犯罪的行为也不能计入） ，而为了追求GDP增长率，政府官员想方设法把那些钱买不到的东西，变成钱能买得到的东西，有的达到荒唐程度（有地方官员或人民代表提出设“红灯区”）；

第4、价格不反映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如果A、B两国的“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相同，但是A国的生活有如苦役，B国的生活轻松闲适，这是劳动生产的终极价值标准；

第5、“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不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A、B两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很可能相差极大，但是这个差别是不反映在GDP里面，还有，即便两国或一国不同地区的GDP相同，但所付出的代价也不一样；

第6、由于政府生产指向导致的计入GDP的产能过剩和“挖坑填坑”行为，能耗很大损失很大，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高价确实可以推高“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是很大程度的浪费，人为推高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更是如此。

所以，价格不反映价值是显然的。那么，GDE如果采用能效与能耗“价值”作为基本计量单位，具体应当如何计算？这需要集中多学科、多领域智慧。这里只是提出GDE的框架性思路，这里的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可以同时依据3个值的综合评价来加以计算，即：

能产1：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生产、消费、物流过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对环境生態（包括奢侈浪费率、社会公平损害率、游戏规则混乱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增长、国民身心健康受损、非法经济、简约美学）破坏量等；能产1=1-转换效能，即表示转换必需成本+负面消耗因素总和，能产1越低，效能越高。

能产2：能量转换的产生量（+值），生产产出价值及环境（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如所谓“人口红利”>、家庭乡村社区公益经济、政府投资产值、市场投资产值、进出口本外币对冲、estate结构优化率、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贡献率、社会公益建设贡献率、幸福指数、亲情间的服务、非亲情间的善行）优化价值等；按能量守恒法则，能产2=总转换能量×转换效能，此为乘法。

能产3：创意生产量（+值），非可比价格的精神能量（思想、文化、爱心活力及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自然修复循环，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时尚流行潮流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性服务消费贡献率，简约乐活物质性循环消费贡献率、社会政治共生体自组织力）；能产3是消耗能量最小（只需保证个人生存及心灵自由），因而产生效能最高的部分。

这种“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是一种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既把现行GDP或GNP的方法考虑在内，又把所谓Green GDP或Green GNP的方法考虑在内，还把“创意产业”（所谓GDC和GNC的方法）考虑在内了，同时全方位涵盖了人自身的生产、家庭生产、社区乡村生产、自然资源贡献、社会公益贡献、社会政治组织贡献、政府与市场投资、国民消费、进出口贸易的正负能产值。

能产3值乘法思维统计中，第1值显然是负值，为了强化资源、环境、生態意识，人类首先应当了解自己“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其次才是正值，即第2值和第3值，相当于现在GDP或GNP的统计方法，但较之涵盖面宽阔得多。尤其是第3值，远不是目前所说的“文化创意产业”所能概括的，它将是从“知识经济”（后工业经济）到生態文明时代“共生经济”的主要评价指标和基本参量指标。由于新的“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更趋公正、公平、公道，如被世界各国采用，那么不但类似《京都议定书》中有关碳排放量的硬指标（奖励机制及由此衍生的“碳排放权交易”将被取消）要进入统计，像机会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的软指标，也要进入统计。具体可以再细化，并作出若干理论模型与方法规则。

GDE参量的模型化必然涉及大量调节和权重参数的确定，数学模型确定之后，GDE体系就是这些参数全体的体系。那么，这些参数从哪里来？不是从思想家、政治家和经济专家的头脑中来，而是从古今中外既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对其效能的大数据科学评估中来。它们不仅要符合既有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还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告未来的社会经济活动。

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或许可以提出三个与生態文明及其生態经济（自然创意经济）这一新发展模式相应的参量：

只有完成了生产业绩评价体系及发展参量的改变，才能改变发展方式、增长模式和政府职能。新的参量，及其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和生产、生活、生態格局。

一个国家用于“衣、食、住、行、信、生、老、医、保、安、居、乐、业”13大生活要素产能越高，剩余的商品货币化劳动越高，其对“阳光、空气、水、地矿、生物、自遗、天体运行”7大“外部性”环境的破坏就越大。或许，这一判断结合“过度供给与过度需求”矛盾，可以得出一个生態文明系数（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efficient）。

根据GDE“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以13大生活要素”中的“衣”为例，看GDE的现实意义（其他12大生活要素由此类推）：设80%成年中国人5年内除内衣、鞋袜外很少添加新衣，甚至基本不添加新衣，会不会出现“衣不裹体”或“衣着不体面”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就不难发现中国服装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和劳动过度重复，以及为了“保GDP增长率”而刺激服装“内需”的严重能耗和过度消费（包括奢侈浪费）。那么，在生態文明建设的意义上，过剩的产能如何转化？过度的能耗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用“衣”为例论证和细化（如上文讲产能过剩时所述），一以贯之（关连项），即把你要求的“绝对性”（各项指标都具有绝对性）和“整体性”（指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形成整体）结合“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

老话说“一通百达”，做通了这个“衣”的绝对性、整体性与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关联，真正的模型就出来了，其他就是个应用操作（当然也要根据不同要素的特点及与其他要素关系性质在应用、推理过程中变化），最后形成一个Energy Conversion（自然、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生態能量转换）价值平衡表，操作性就出来了。

这就自然引出了GDE参量的生活导向问题——GDE评价体系的根本价值导向和极致诉求是：人类象自然母亲一样善于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并自行调节循环，没有所谓“垃圾”或“负能量”这一说——及其综合效应，即生態文明的生活方式，亦即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GDE 并非对 GDP 的简单替代，而是对 GDP 在共生经济学价值框架中的重新定位。

我们认为库兹涅茨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统计指标，基于加法逻辑衡量经济活动的总量规模，在战后重建与工业化进程中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然而，在高度互联、资源约束与社会复杂性显著上升的当代条件下，GDP 逐渐暴露出对资源效率、生态代价与社会健康度缺乏反映能力的结构性局限。

国民效能总值（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并不否定 GDP，而是将其从资本积累逻辑下的“终极目标”降维为发展分析中的“原始输入流量”。

在 GDE 框架中，GDP 需通过效能系数 η 进行乘法过滤，该系数综合反映能源效率、社会福祉与生态可持续性等关键维度，从而将评价重心由产出规模转向资源效能与结构健康度，其形式化表达为：

GDE=Σ(GDP_i ×η_i)，R=GDE/GDP

其中 η 不再是单一能效，而是综合评估：

资源效能（resource efficiency）

社会福祉（social well-being）

生态影响（ecological impact）

方法论突破：

从“加法统计（Additive Accounting）” → “乘法过滤（Multiplicative Filtering）”

从“规模评价（scale-oriented evaluation）” → “效能评价（efficiency-based evaluation）”

目标：调节和化解无责之权 = control rights not priced by GDE；无权之责 = obligations without decision rights → negative efficiency η < 1

因此，GDP 主要回答“生产了多少”，而 GDE 进一步回答“这种发展是否健康、是否可持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GDE 构成了前后文“五因（C–E–H–T–P）× 四维（DDI、BAI、PPI、SCI）交互指数”得以成立的度量基础，用于系统评估共生治理的结构性健康水平。

这一生活方式，同时也是生产方式（恊调好阳光、空气、水、土地、生物、自遗、天体运行的时空关系），因为，“生態统领，共生为魂”意义上的共生，必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自己三大关系上的终极-现实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亦即“全体共生”、“全息共生”、“全球共生”。

所以，“一降”的现实逻辑涵义，就是在全社会“提效能，降成本”——提出一整套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国民账户核算体系。

最后，我们将组建一个多学科创造团队来完成“GDE生態价值参量”的可应用性研究希望得到必要的支持。

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

我们提出“GDE生態价值参量”的可应用性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有关机构业已提出的“生態文明评价体系指标”及其试点工作。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要真正建立生態文明建设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

最近，我一口气读完《生態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评析、比较、与改进（上中下）》，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周宏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宋智慧，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刘云飞、张晓磊四位先生。

文章从“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以保障后续生态文明建设的稳健性和持续性，还要有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供相关研究者运用并进行国别对比研究”目的出发，对目前业已出现的多种“生態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细致的评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改进完善办法。

特别是作者在提出针对性的“八个规范性要求”（目标导向性、数据可得性、权威性、可重现性、一致性、可比性、非相关性、完整性）的同时，通过对经济体行为（如排放、投入和绩效）合并同类项和拆分筛选后，基于获得的主成分分析（线性不相关变量）和综合评价指标筛选，提出了一个比几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现行评价体系，更简练的“两维度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这是作者的贡献！

但是，现行生態文明建设评价指标的问题，远不只是繁复性、描述性，而是逻辑上存在追求“完备性”与“自洽性”的矛盾。比如作者评析“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所得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省际、区际和地方建设水平”的结果，不只是“不均衡、差异大”，甚至与人的直觉判断（常情、常理、常识）相违背。

任何经济体行为的绩效评价方法得出的结果，都不应当与当时当地人的直觉判断发生离谱的偏差，如果偏差过大，这种排位的“评价结果”上的矛盾自身，就否定了其评价的学理意义。

比如，北京的绿色发展指数、绿色生活指数，全国排名第一，而西藏、新疆倒数第一、第二，与人的直觉判断相违太大。这样的研究结论，简直是浪费公共资源。

记得2009年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哥本哈根）期间，有人为中国、美国排碳量世界第一、第二辩解，搞出一个“人均排碳量指标”，说中国是排碳世界第一，但是人均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别碳排放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排碳总量，而且碳排放首先是污染了自己国家，其次才影响世界，并不因为你换一种统计口径而改变一个国家碳排放“积累值”（钱宏：《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出路：改变思维方式，把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的框架》，刊《上海证券报》2010年3月24日）。

所以，新的统计方法是必要的，但不能违背人的直觉判断。同时，对新方法的采用目的，也不可立场优先，否则再好的方法，也会在实践用变味了。这意味着，方法对现实经济结构起改变规范作用，而不是维护某些不合理的结构性问题。与现代服务业（如金融衍生品）一样，不用建设，只需统计口径或方法的变现。

有朋友说，“按钱宏‘GDE价值评估体系’的六张资产负债表，改变统计口径可以很好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不是维护历史遗留问题。将六张资产负债表变成利益集团扩大辗转腾挪空间的工具。当然，GDE价值评估体系，估计许多人一时半会看不懂。看不懂就不是‘忽悠’问题，而是‘智慧’问题。”

其实，也没有这位朋友说的那么玄乎。我要表达的仅仅是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既是讲生態文明，而非讲工商文明，那么，就要有与之相应的全新经济学思维（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omics），即对经济体行为的性质及其绩效都要有全新的认知和发现，而任何生態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的提出，都是建立在这种新的发现和认知基础上。

如果人类只是把自然、社会、家庭、“有生命的个人”当作资源，并且只会展开争夺资源的存量速率博弈，而不是把自然、社会、家庭、“有生命的个人”当作老师，并开展师法自然之德的增量创新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那么，终会从自相残杀，走向同归于尽——这才是自然最大的报复！

陽子哥2019年8月25日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刊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9年10月30日）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

——《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总序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出席2012年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北京）的学者们，无形中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共生学人”。大家感到以此相称和自称，都很亲切与自豪。

亲切，是因为中国各地研究共生践行共生的人士，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总有一天大家能走到一起共襄切磋讨论拓展共生命题的时代意义与价值。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在全球共生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共同体的组织下聚集一堂，大家彼此真的感到很愉悦很开心很抒怀。

自豪，是因为共生学人这个称谓，把“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何兆武）或“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习近平）¹ 这一共生学的本质，落在了人身上。意思是，共生是人的一种责任，一种权利，一种约定，一种尊严，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共生学人赋有一种践行“共生中国”“共生世界”实现“全球共生”的使命！

“全球共生论坛”已经举办了四届（另经办生態文明、国际思想感染力和中美关系论坛三次，及恊办社会共生分论坛三次、），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加拿大、欧洲、东南亚的共生学人，提交论文或演讲稿达数百篇。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对全球共生论坛论文的精选本，也是一本从“全球共生视野下讲述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及其因应之道”的文集。

一、现代社会与共通价值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呢？从对问题的因应之道上，我们可以倒过来把问题看得更清晰。汤一介先生2009年在复旦大学作了一个演讲《寻求文化中的“共通价值”》² ，他从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思维视角，追溯一百多年前严复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牛体马用”时讲的“西学”，“西方社会”，就是“现代社会”，于是，汤一介把“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中间点，向上和向下延伸，将“现代社会”分为：以“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前现代社会，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社会和以“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后现代社会。汤先生这个历时性的“三个体用”划分的核心价值，是试图在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时注入“多元现代性”问题后，寻找他要的“共通价值”，有相当的准确性。但是，鉴于西方表达的“普世价值”与汤一介表达的“共通价值”，用的都是universal value，因而，在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越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即以“中国中心主义”，反拨“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没有脱离旧时代“中心边缘”的地缘政治窠臼，而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流氓轮流坐庄治乱循环”的轮回观的当代延续，从而将自己阻隔在（生態政治）“全生態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的门外。为此，在处理个体和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上，习近平提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原则与理念” ³，将“共同体”（Community）升格为“共生体”（Symbiont），这就是，以“普惠共生”（GSP⁴ Symbiosism）更新“普世权利”。

然而，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的实质，依旧是从萨缪尔•亨廷顿1993年写作《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到开启中美建交序幕服务过多任美国总统的基辛格2014年出版《世界秩序》（World order）⁵ 时面临的挑战：“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以适应“当今的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的事实。因此，要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经验判断、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多维度加以归纳和综述，也可以从认知和参与两个指数来加以观察和反身与谋，不过，删繁就简归根结底，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依旧是：化解冲突（Defusing Clashes）与重建世界秩序（Remaking the World Order）。

不过，我们这里表述的“冲突”，绝不只是亨廷顿指出的“文明的冲突”，而“重建世界秩序”，也远不只是基辛格设计的“均势”加“伙伴”这样一套秩序，当然也不只是汤一介或福山说的“共通价值”或“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因而，对应冲突，化解冲突的世界秩序重建，也就远远不只是在一国之内或国际社会围绕多元文化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优劣选择，而是在一国或全球范围，如何恊调包括西方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东方的官粹主义（Officialism）与民粹主义(Populism)冲突在内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以及如何化解三大关系的多重冲突（Clashes）问题？

我们认为，以冷战结束为标志的所谓意识形態冲突，并没有终结，既没有终结主权国家之间的国别冲突，也没有终结一国之内社会阶层（士商学工农，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冲突，更没有终结工商文明后发国家的城乡市农冲突。而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是比意识形態冲突更为普遍存在的常態化冲突，因而，也是文明冲突所涵盖不了的经验事实。以共生思维观之，经验事实的另一面，所有国别冲突、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和文明的冲突，并非必然导致对抗（Combat），特别是零和博弈极端形式的对抗，而更多的是常和博弈、共和博弈式相互促进。因为冲突是撞击，是摩擦，撞击可以发出噪音，也可以发出乐音，摩擦可以生电，用中国的古话说，叫事在人为，即参与冲突者具有什么样的智慧决定撞击、摩擦的效果。

二、权利秩序与存同求异的智慧

很显然，冲突的背后是利益、个性、文化、意见的差异（difference）乃至巨大差异和本质差异，而差异、异质的存在，正是一切有生命的人、事、物“生而具足又非独存”地相互作用、相互吸引、和恊共生、共襄生长的前提条件。研究资本及劳资冲突见长的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⁶所以，一切谈论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思想理论，都必须尊重不同个人（人权）、族群、国别（主权）、阶层（人权）、意识形態、文明的利益、个性、文化、意见差异，乃至巨大差异和本质差异。

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有个伟大的思想家伯陽父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因而：存同求异，追寻可能性；和而不同，永续开放性。

根据这个道理，人类恊调处理冲突的原则，应当是存同求异，而非求同存异。事实上，起源于1215年“大宪章运动”而奠基于164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欧洲“威斯伐利亚和约”的政治思维框架，经过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1945年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人类500年来达到的最高智慧境界，正是从“阶级权”、“主权”与“人权”三个方面存同求异，历时性地彰显并共时性强调不同阶层（从教皇、国王到贵族、资产者、劳动者）、不同民族国家、不同个人表达“存在感”，并展示自身利益、个性（含性别）、文化、意见的“存在权利”。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主义、发展主义及其工商文明的元叙事，就是权利（阶级权、主权、人权）范式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五大冲突”，本质上是权利冲突。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是权利冲突问题。那么因应权利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显然不能从造成问题的权利智能本身来获得。这里并不想重复从洛克到孟德斯鸠，从康德到马克思，从哈耶克到韦伯关于自由理性法权的学理梳理，我们只是从语义叙事的角度对权利智能本身作一简单解析。

近代意义的中文“权利”一词，据北京大学李贵连教授考证，将语出荀子“权利”一词对译英文rights，始于19世纪60年代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Marin）直接翻译维顿（Wheaton）着《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其意为：“自造物降衷，人之秉性，莫不自具应享之权利，应行之责守。二者相辅而不能相离，否则无以成化。曾理义相待，而化以成矣。是以各国之制法，义与不义，抵以人性为准绳。是人既皆同此性，则各有应守之义，应尽之分。而无论贵贱，律法不得歧视。故律法初简而后繁，随时因革，而渐臻妥善。人能明于斯道，则高下不相越，强弱不相侵，而律法虽有不及，亦必遵道而行。”因此，英语表达的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正当性”的一种力量的rights，翻译成中文权利，就包括着“权能和利益”，权能是可以实现但未实现的利益，利益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得到的价值回报，是实现了的权能。因此，权利有着应然权利和实然权利之分。

同时，权利也包括着“职责和义务”。义务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职责就是一个人在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是，在现实运行中，权利范式中“权能和利益”“职责和义务”两对关联概念的矛盾内涵，往往出现选择性冲突。权利的元叙事在政治上的展开，就是所谓政府管控（专制政治）和市场自由（民主政治）两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实践，并由此历史地形成了自由主义、平等（博爱）主义，以及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加入现代主义后形成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等耳熟能详的东西四大文化传统。

权利范式下形成的四大文化传统，又历史地反过来规定着“政府管控”与“市场自由”的内涵、边界及适用范围，且由于权能与利益立场的不同，在不同个人、家庭、教区、国家和地区、党群、国际关系中不时形成群体冲突（如所谓教会与信众、群体与个体、左派与右派、保护主义与开放主义）。
政府管控，包括两大亚叙事，一是欧洲福利国家，一是前苏联国家资本主义又叫共产主义；市场自由，也有两大亚叙事，一是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一是综合了苏联与美国两种模式又含蕴了自身宗法传统的中国式权贵资本主义。

如今，很显然，就权利讲权利，人类首先在语言和言语上，就很难走出“权利元叙事”的陷阱，事实上，实践了几百年的现代主义（包括发展主义）的以权利为核心的两种宏大叙事，都已经或正在遭受严重的当代性挑战，所以，历史真正走到必须以当代性或当代主义的以共生为核心的新历史叙事阶段。

必须看到，权利冲突的根源，并非没有普世价值、共通价值或普遍主义，启蒙普及不到位，而恰恰相反，只是一味强调普世权利，强调任何个人或共同体（Community）必须遵崇规律、法权和自然权利，而忽略了不同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个体或共同体的现实利益诉求，既有其特殊的生存权利，又可能是对普世价值、共通价值和普遍主义的丰富与历史性扬弃的源泉。

三、普惠共生与三次全球化浪潮

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文良经天纬地，明智照澈八方。从宇宙天体、地球生灵，到人类社会、文化文明的成长，是一个从自然个体（Natural individual），到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从自由法权个体（Free legal entity），到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的演进过程。

当渴望特权和改造他者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走到尽头之时，全生態社会共生圈的贺洛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已经悄然登场。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将普遍法则与普惠道义、将自由法权与大爱文明结合起来，不舍弃任何个体或共同体的普惠共生（GSP Symbiosism）、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全球共生,并在具体关系过程中将人类各种各样排他性利益共同体组织形態，更新为基于全球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共生体组织形態。

我们发现、提出并传播的共生（symbiosis）、共生人（Symbioperson）、共生场（Symbiofield）、共生律或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共生史观（Symbiotic view of history）、共生权（Symbiorights）、共生链（Symbiotic chain）、共生主义（symbiosism⁷ ）、共生智慧（Symbiosis wisdom）、共生能力（Symbiotic capability）、社会共生（Social symbiosism）、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及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共生系统工程（Symbiosysx）、共生容量（Symbiotic capacity）、共生创新（Symbiovation）、公民共生体等概念框架，是顺应满足人类融合的三次全球化浪潮与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相交织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

如果把公元前4世纪亚力山大东征与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南战之后，肇始于地理大发现，终止于亚非拉美民族国家独立的殖民化时代（1492-1944），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把“二战”结束后，肇始于主权（族权+人权）国家地缘政治与各种政体试验为世界秩序的自由贸易时代（1945-2012），称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那么，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至今出现互联网、光导纤维、卫星电视、移动通讯、化石核动力生物质能源、新材料、气候监测、环境保护、超音速飞机、高速铁公路网、开源社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人类“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三大技术革命推动全球互惠配置资源，走向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生態政治新时代，便可以称为“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伴随全球化浪潮的人类社会发展，相继出现了这样三大趋势：一是19世纪以来，人类哲学探索从追寻“整体与统一”，到“关系与过程”的对象转向；二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从普及标准化一体化的工商文明（排他性共同体）到逐渐步入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普惠性共生体）新时代；三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联合国“世界青年年”（1985）和“世界和平年”（1986）为标志至今，个体，尤其是青年与共同体，新兴国家（金砖5国）、国家集团（欧盟、东盟、独联体、加勒比盟）、国际组织（如APEC、G20）、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权重关系和组织形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80后、90后、00后社群化、社区化共生自组织（Symbiotic self-organization）与自组织共生（Self-organizing symbiosism）体现出的“公民个人角色多样化与组织角色专一化”趋势，已经日益成为人类实际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亦即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作为人类过去五百年的最高智慧境界的权利（法权）观念，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规范和世界秩序（无论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国家，大都在形式上先后实行政党政治、三权分立）。但是，人类融合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与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之间，不仅存在着历时性交叉，而且存在着共时性的非均衡冲突，这就是地缘政治时代自由理性法权构架下的国别利益冲突、人权主权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含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和文明的冲突。

权利冲突的根源，是由不同个体和共同体对生产、生活资料占有权益失衡，带来的社会交易成本与边际效益成本上升，超过了自然、社会、人心的承受度；冲突的发生，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同质化竞争的两极分化、政治对抗的军备竞赛、文化强权（信仰施恶）的傲慢偏见；冲突的后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且将继续阻碍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进，甚至导致人类“不共生就可能共死”的大灾难。过去时代，通过战争、法律（国际公约）及联合国机制，对权利冲突的调节，在今天都将失灵了。这说明，单纯权利智慧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均解决不了权利冲突自身的问题。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切恃神壮胆、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唯物斗争、工具至上的行为选择、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无论是来自西方的逻各斯主义自由理性法权智慧，还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具有历史信仰意义的和谐主义谋略性智慧，都将在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报告）、政治对抗的极限（生化核导武器）、文化强权（施恶）的极限（个体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广普）“三大极限”的发展阈值中，遭受穷途末路。汲汲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人们，无论是个体或集体，无论是利益共同体或帮派圈子，都将面临基本立场、观点和行为方式的全面更新。

四、全生態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

2010年出席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开馆仪式的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先生就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极富卓见的问题：“各国的领导人，有没有政治远见，撇开自己国家的利益，真正走向世界？”

是的，亨廷顿说“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 ⁸然而，只要人类不愿在“三大极限”中走向同归于尽，值此“又一次历史大变局”之际，我们当代人却注定要书写自己“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全新剧本。这是一种整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全球每一种文明都各显神通共襄生成安身立命之所的历史叙事。

我们相信，这一全新历史叙事，是当代人类的一个新的约定，一个共生约定，一个全球共生约定。我们把这一将在共生智慧化解冲突（Symbiosis Wisdom Resolve Clashes）中展开的人类编年史，称之为全生態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而在全生態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的国家关系，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亚俄欧非拉各国关系，比如中美俄欧日新型大国关系，必将有新的哲学内涵。特别是中美两国内外事务的处理方式，乃至全球治理方式，都需要上升至“大国哲学”对话的高度。

未来全球共生政治伦理框架搭建中，人类开启工商文明时代已经发现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生活中广泛建制应用的权利观及其体制机制，依然十分重要。但就权利关系中的权能（与职责对）和利益（与义务对）的权重地位而言，将凸显职责与义务的权重地位，甚至可以说职责（与权力对）与义务（与利益对）将正式登上核心位置。

未来世界，在生態文明共生社会的实践中，再非“加权取利”模式主导世界，而代之以“尽责取义”模式。以“尽责取义”模式重新厘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的基础，尽责取义，即是“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三位一体——亦即从全球共生、国际共生、人际共生、社际共生、代际共生，乃至星际共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自身新的认知、情感、审美、臻美、超越的普惠诉求。

从行为称义（Behavior justification）而因信称义（sola scriptura），到尽责取义（Fulfill one’s duty），是人类中自觉放下特权而真正强大者（尤其精神强大者）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

那么，从全球共生视野反观当下中国，从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的正相关性，切换到共生价值框架下的自然循环与均衡制衡，可望消除人们对当下权利不充分的顾虑，看清“权利不对称”的哲学根源与东方文化根源。

这就是，凡是差序社会＋东方专制＋精英操控的国家和地区，如未经权利观启蒙与制度性匡正，确实存在权责不对等、利义不匀衡的情况，即：官儿权力无边、利益超多，却不负责任、少尽义务；民们权力几无、责任无边，利益有限、义务无尽。而且，这种情况当下还相当普遍和严重。所以，当下中国，补权利智慧之课，不仅是共识，也是必须。

但是，纳入共生价值框架下，当代中国还是那两句话、一个命题⁹ 。两句话是：“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一个命题是：“社会建设是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道德失灵¹⁰ 的唯一妙方。”

今天世界经济的改变，就像动车改变传统蒸汽车和内燃机车一样，每节载人车箱的动力，并不来自车头，而是来自载人车箱的自组织系统。那个“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所以，无论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部分，还是作为“共生体”（含家庭共生体、公民共生体、社区共生体、城乡共生体、阶层共生体、代际共生体、国际共生体、环境共生体、气候共生体、星际共生体）的重要部分，中国面对全球治理和内部事务“挑战”的方式方法和世界愿景，都不是火车头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引擎”，亦即不是我们故作羞答意义上的“领跑者”，不是特朗普批评意义上和陆克文先生赞赏意义上的“全球领导力”的展示。

那将是，传统的“五大冲突”化解和终结于“全球共生”的生態文明新时代世界秩序之中！所以，基础还是：自觉限制强者乃至人类文明的足迹，重建本体-重建共和国-重建社会-重建地球家园。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序言中指出：“今天‘国际社会’一词在在各种场合出现的次数之频繁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从这一词中却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标、方式或限制。”¹¹ 我们认为，以主权国家世界秩序（1648）为单位的“国际社会”，亟需“全球治理”才能应对“五大冲突”，唯其如此，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际社会、族际社会、代际社会、文明社会，才需要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
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庄子内圣外王；从康帕内拉太陽城，到共产大同滥觞；从春秋、战国，到二战、冷战；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从地理大发现，到世界经贸体系；从光荣革命，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东方朝贡体系，到民族主权国家，从大宪章运动，到世界人权宣言……从《河殇》，到《大国崛起》，再到《中国统治世界》，沿用的都是汤因比－池田大作式的主体轮替治乱循环外加中国民间“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式的历史叙事。其特点就是，将光之七色分离来，以所谓人文地理之色谱讲述人类文明的历史，比如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红色文明，绿色文明，皆为地缘政治（Geopolitical）时代的思维方式与强者为王的价值取向。

我们必须超越：笑傲江湖，内圣外王，庙堂会盟，轮流坐庄！

我们亟需阙立：全球视野，生態情怀，善待他者，和恊共生！

从罗斯福，到勃兰特，从联合国（UN）实践，到全球治理（GG）概念，再到生態政治（eco-political）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普惠价值的提出，是一个全新时空人文、地文、天文叙事！

从普世权利，到普惠共生，其实只有一墙之隔。

普世权利，强调了自由法权的普遍主义，开辟了自然个体或利益共同体的强权与活力，丰富了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但又陷入排他性“五大冲突”，既丢失了上苍的慈悲与大爱文明，又抑制乃至扼杀了弱小苍生（特别是人类的新生代）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的正常发挥。

普惠共生，是将“自由法权”与“大爱文明”和恊统一起来，成为所有个人与国家尤其是强者行为的底线法则，是生態政治新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生態文明的活的灵魂！

因而哲学，从智慧之爱，到爱的智慧，所谓全球治理、国别治理、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通过尽责取义，恊调强者，抚励弱者，普惠共生，以使每个人在“自由独白与爱的践约”中获得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

为此，我们将努力促成联合国率先形成“全球共生”的共识，以便将“全球共生”的大智慧贯通从加利、安南、潘基文，到古特雷斯发起的“联合国改革”行动之中。我们认为，联合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主题，决定其不是欧盟、独联体、东盟、非同、阿盟、拉盟、7国集团或20国集团性质，一句话，不是国家集团，不是排他性的利益共同体，而是不舍弃任何生灵的引领人类和国际社会面对现实，引领人类化解冲突更新文明的共生体。因此，联合国应当颁布一份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后的又一个历史文献，即《全球共生宣言》，将停止运行的“托管理事会”注入新功能与提升“人权理事会”规格合并后更名为“全球共生理事会”，并适时借助信息技术创新性推出“全球共生APP”以动態面向未来世界思潮的变化和挑战。据此，联合国借助共生思想，会完成联合国面对未来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成为信息时代的“联合国+”，从而为重建世界秩序开创新局面。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正是这样一种尝试。本书分“理论背景”、“实践构想”和“化解五大冲突更新文明形態个案”等三个部分，从提出问题到回答问题，完成一个对“共生思维”之“理”到实践之“实”之生命循环，折射出中国学人把化解“五大冲突”重建世界秩序为己任的情怀与格局。本书献给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0周年，并将递交现任联合国秘书长António Guterres先生，作为联合国改革参考书。
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的人士实在太多，从2012年夏季伊始，中国的文、理、工、医、农、政、商各界学人们，为寻求建设生態文明，化解当今全球层出不穷的冲突因应之道，每年聚集一堂，经过从北京、武汉、长沙、兰州、上海、嘉义等地，涵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及“分论坛”的精心酝酿，除了“全球共生论坛”与会者以及因故未到场只提交了论文的朋友的智慧，还汲取了社会各界参与讨论朋友的智慧，在五年成书的过程中又得到文章入选作者、编辑和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为人类大公益的奉献精神不愧为“共生学人”的称谓，令我深为感动，恕我不能将他们的芳名一一列出以表感恩之情。

2016年1月1日于复旦大学北区望道苑

——————————————

_{¹习近平2012年7月7日清华大学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参看：新华社特稿《“人民是我们力量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2月25日电。
²汤一介《寻求文化中的“共通价值”——在复旦大学的讲演》，2009年05月04日《文汇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4/9229682.html}

_{³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中新社2015年3月30日电。}

_{⁴普惠共生，译作GSP Symbiosism，是借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和倡导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缩写GSP，表达非排他性共生体（Symbiont）组织形态的原则与理念：普惠共生。中国古代最接近普惠共生思想的文化源流，是墨家“兼爱，交利，非攻”的思行。据此，表达非排他性的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的“普惠价值”，也译作：GSP Values.}

_{⁵（美）基辛格着，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08月 。}

_{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3页，人民出版社，1965}

_{⁷有关中文共生一词的英文翻译，请参看本书林玮：《关于中文“共生”的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

_{⁸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_{⁹钱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_{¹⁰三重失灵的根源，是人类陷入世界性的“市场自由（增长）和政府管控（分配）周期性世纪钟摆困境”所致，参见钱宏《何谓“具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观念”？》（《论里根经济学•序言》，格致出版社2009年8月版）。}

_{¹¹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作者：钱宏

简介：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