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当代伟大哲学家张世英

钱 宏

中国作家学会会员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学术委员会主席

一位朋友看了我悼念张世英先生的短文，回了我一段话，他看到了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乐于读古代和西方圣哲，而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家却弃之如敝帚，却不知当代的问题要靠当代扫帚来打扫，真是可悲。”

而且，这位朋友也道出了我之所以说张世英先生是当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的衡量标准——审视当下人类精神生活状况及未来生活方式的再选择！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文明的灵魂，是追寻可能世界的不竭动力。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历史使命，但哲学家不是史学家，不接受“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的宿命论，无悬念的过往，并不代表人类不断臻美共生的未来。因此，有 A Beautiful Mind（美智）的哲学家绝不等于“哲学史家”。

凡能称得上哲学家（区别于哲学史家）者，其哲学必须具备四大品性（结构功能）：

一是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二是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三是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四是可践行的当代性生活：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参看《当代哲学宣言》，刊国务院《经济要参》2020年1月29日）。

一、张力世运英哲出

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不缺，不管是金钱物质，还是科技人文，抑或权力管控，都大大过剩，唯独缺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追寻可能世界的内在张力——哲学。

我一直冒昧地认为，想做哲学家，就不能偷懒，不能躺在前人探究铺就的温床上阐释所谓“微言大义”吃现成的。而中国搞哲学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学会使用“奥卡姆剃刀”，总是让一堆堆的知识理性冲淡生活主题，故而不能深入哲学堂奥。我们只要真的搞清楚了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就能从一句高度概括的范畴中举一反三，获益匪浅，比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伯阳父）、“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我们所爱之物昭示着我们是谁”（阿奎那）、“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存在就是被感知”（巴克莱）、“规定就是否定”（斯宾诺莎）、“他人即是地狱”（霍布斯）、“人为自然界立法”（康德）、“凡是存在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存在的”（黑格尔）、“现象就是本质”（胡塞尔）、“我们-自我-他人也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张世英）……便同时具备共时性的“四大哲学品性”。可见，一代一代的哲学家都是搁置一切正错、是非、善恶、君小等等形上预置，与日俱进，关切世运，深入生活，从中找出方向性的东西。

那么，“吾土、吾民、吾国”的时代精神文化生活诉求，亦即历史使命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有个性地融入世界——存同尊异，扬弃过往、参赞天地、恊和万邦！

一百多年前，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有了融入世界的历史使命，然而屡屡遇困受挫。特别是当下，中国GDP取得世界第二的好成绩的情况下，依然遭遇各种所谓“脱钩之困”，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有一条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自晚清到当代，在“赶超西方”物质技能和制度形式的冒进与模仿中，始终没有完成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

要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离不开真正的当代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我们-自我-他者”成长过程的发现、人生“欲求-求知-道德-审美”四种境界的主张和“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本体论。

这个发现、主张和本体论的特点是，通过提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过往哲学家的探索，引导当代人思考，目的是让当代人自己成为哲学家，而不是让当代人的脑袋成为过往哲学知识理论的“跑马场”。所以，普及张世英哲学思想，正是中国融入世界和世界拥抱中国的当代精神文化超越之道！

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对“自我”的认知与觉悟。在《中西文化与自我》（2011）出版说明中，张世英坦诚地说，他受到当代心理学家朱滢新著《文化与自我》的启发，朱滢的书中列举了两种类型的“自我观”，认为美国哲学家“Searle代表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张世英代表中国哲学对自我的看法”。该书称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独创性；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强调个体与他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中国人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英美人依赖自己的观点。”朱滢“用大量社会调查和心理实验证明：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年轻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传统的‘互倚型自我’，是‘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比起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观来，较少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让张世英先生感到“震惊”，这促使他重新反思自己在《哲学导论》和《境界与文化》两书中倡导建立一种超越主客二分式和自我主体性的“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于是，他写了这本《中西文化与自我》，意在从对“自我”的主体性与个体性本质的阐释中，从中西两种自我观的比较中，特别是从中华儿女为争取个体性自我的独立自主而奋力挣扎的历史长河中，让我们领会到个体性自我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必然性，领会到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

那么，什么是自我？自我是人富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所以，自我，首先是“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自我意识又是通过一次次自组织选择而不断成长着，而且，每次自组织选择都离不开与外部世界即他者的连接平衡过程，这些也构成了自我的组成部分，所以，自我之中，一开始就会有被“他人”“互倚”形塑的影子。一些生来就有无法改变或必须依赖的元素（空气、山水、土地、微生物、衣食住行信、父母兄弟姐妹、邻居社区）是最初始化的自我。但是，这时的“自我”，是以“我们”的方式，出现在“自我意识”中，我们身处于自然、亲情、社会生活关系和生活方式之中，还没有自觉到“他者”（他/她、牠、它、祂）“自我性”的存在。

我了解张世英先生“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思想，是从先生为“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2014）主题：“一视同仨，和恊共生”，以及随后他给论坛贺信，以及张世英先生给论坛的论文《共生的哲学：我们-自我-他人》开始的。

张世英先生在贺信中亲切地写道：

值此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召开，我谨祝论坛议程所设定的所有目标取得圆满成功！

从重“我们”到重“自我”，到重“他人”，似乎既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发展的道路，又是一个个人人生的进步历程。人生的初级阶段，缺乏“自我”的自由意志，其言行主要是从“互倚型自我”出发，言“我们”（包括父母至亲）之所言，行“我们”之所行。待逐渐突显“自我”的主体性之后，产生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则以“我”为“主”，以“他者”为“客”，把万物都看成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他者”皆被同一于“我”，同化于“我”，以致无视“他人”。如果可以把前一阶段叫做“无我”的阶段，这后一阶段就可称为“有我”的阶段。当入世较深，觉悟到“他人”和“我”一样具有独立的、特异的“自我性”之后，人生就进入了一个超越“使用”的阶段，不再视“他者”为使用的工具，而有了尊重“他人”的意识。这是人生的第三阶段，可称之为“超越自我”的阶段：“他人”是不能为我所用的，是不能被自我所同一和同化的，我只能“面对”他人，与他人“相遇”。

如今，我们中国人早已超越“自我”，进入“他人”的全球化认知和参与阶段，所以，必须在我们的文化心理设计上有所发展，有所改变，具体说，就是要打开视野，将“你、我”仁人聚焦，扩展为“你、我、他”仨人聚焦，就是用“仨”人世界观整合、超越“仁”人世界观。人生是否可以分成这样三个阶段？我希望得到学者们特别是心理学家的评论和证实。那么，如果将“我们-自我-他人”三段论引入“万物不同而相通”的社会、自然、人的整体身心灵生態系统，是否就进入共生思想论者钱宏所说的你、我、他全人称“仨焦思维”？即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主题“一视同仨，和恊共生”所指称的一种与生態文明相适应的新哲学范式？进而表征人类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家、国际、全生態关系建构上迈入一个“从权利启蒙，到共生启蒙”的历史新时代？我也期待得到与会学者、嘉宾的进一步解答和求证。

所以，我愿意以《共生的哲学：我们-自我-他人》一文，参加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的讨论，谢谢诸位！]

张世英先生的《共生的哲学：我们-自我-他人》，分别从：一、西方传统文化：从“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二、西方现当代文化中由“自我”优先到“他人”优先的转折；三、“他人”优先反对“自我”优先；四、中国文化传统：尊重他人的“自我”，才有真正的共生；五、“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本体论；结语、共生在中华传统下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述。

二、万物相通聚仨焦

张世英先生贺信中提到的“仨焦思维”，是指我在事前给他寄去的我参加“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雅典）”的论文《共生儒学——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的一个哲学概念。以下，请允许我根据对张世英先生《共生的哲学：我们-自我-他人》学习心得，对仨的概念进行重新梳理，就教出于出席“张世英先生追思会”的诸位前辈方家。让我们来解析一下“一视同仨，和恊共生”之意。

“和恊共生”的意思，就是不同的“心、力”“和”而“共生”。所以，“和恊共生”与张世英“万物不同而相通”思想是直接对应的。而“仨焦思维”中“仨”，即是架通“和恊共生”与“万物不同而相通”思想的彩虹桥。“仨”作为从张世英“我们-自我-他人”关系过程考察中，引申出来的一个哲学概念，仨的概念，也是本文讲的“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应当代中国“有个性地融入世界——存同尊异，扬弃过往、参赞天地、恊和万邦”历史使命之运而生。

“一视同仨”（或“一视为仨”），把哲学一元论与多元论在人类认知与参与的行为中统一起来。这里的“一”：完全地，一概、一律，没商量地。“视同”：看作是（仨）；“仨”：被看作为最大文化圣域，于是，人类必须约定（契约、法定、注册）为仨。

从观念上说，“仨”，是相对于中国精神文化内核的“仁”而言的。我们可以从“仁”与“仨”的构词上，即不难发现这种相对性的完美结构和历史过程。

仁：你、我，基于亲缘、地缘互闭的自己人、小圈子世界。

仨：与农耕文明时代的“仁”相对。从仁到仨，是位格的升华。仨，首先是属性概念，代表社会人你、我、他仨称谓的总体，三生万物，也是这个意思，仨者，多也，不可数；当然，其次也是数量概念，就是一、二、三的三。

仨：你、我、他（她、它、祂），基于天缘、地缘、人缘互联的全息、全生態、大格局世界。仨，是基于自然循环、均衡、制衡的共生思维显著的方法论，可表述为：仨焦（点）方法，或：仨焦思维，如“一分为三，三位一体”、“道不同，亦相为谋”，因为归根结底，“生命之源，共生一体”、“宇宙之源，共生一体”。

这样，仨的观念，仨焦思维就直通全息共生的哲学本体论。将时间、空间、背景（无论“大爆炸”，抑或“4维黑洞”）引入、开启后，你、我、他背后还有个“谁”，即你、我、他是谁？这个谁从何而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往哪里去？

张世英先生《我们-自我-他人》的考察，人类经历着“从重‘我们’到重‘自我’，到重‘他人’”三个阶段，那么，用仨焦思维来理解，“我们”，可以划分为或包涵了：你我、我你、他我，后面这个“他我”在第一阶段是蕴含着的“谁们”，即背景，从文化意义上讲，包括了天（神）文、地（母）文、人（子）文的历史积淀和呈现方式，这个谁们，是伏羲、轩辕、佛佗、泰勒斯、普罗泰戈拉、文王、阳父（史伯）、苏格拉底、李耳、亚里士多德、孔丘、墨翟、孟轲、庄周、荀况、董仲舒、耶稣、但丁、朱熹、陆九渊，以及古典哲学所苦苦求索的对象。这个阶段对“谁们”的求索，人类获得的最高智慧，是“天人合一智慧”和“逻各斯(logos)智慧”，诞生了“狩猎-采集文明”后的“农耕文明”、“宗教文明”、“前工商文明”。

张世英先生说的“自我”，可以划分或包涵了：本我、自我、超我，后面这个“超我”，既是第一阶段的“他我”的再现，又是第二阶段的“谁”，这是从伽利略、笛卡尔、李贽、培根、王阳明、洛克、王夫之、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到现代人文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灵学家们苦苦追寻的对象。这个阶段的对“谁”的追寻，人类在“独立型自我”和“互倚型自我”中，获得的最高智慧，是“权利智慧”。

权利智慧的启蒙深入，使人类区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后，进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地向着天、地、人，向着自然、社会、人自身，向着政治、经济、文化狂飙突进，催生了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及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变奏，并伴随N次N种革命性进步，于是，“工商文明”、“后工业社会”生活方式接踵而来。

那么，进入“生態文明”新时代，“他人”（Others），就可以划分或包涵了：他（她）、它、牠、祂。表明人类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之后，已经突破了“我们”、“自我”进入第三阶段，将你我、我你、我他中的“他者”，扩展到了社会、自然、神祉，人类对“谁”（包括“谁们”）的认知，进入实然、或然（含必然）、应然的仨焦全息思维，人类必须在超越“两种自我”中，获得的最高智慧，将是万物不同而相通的“共生智慧”。

共生智慧，是继农耕文明的和谐智慧或逻各斯智慧、工商文明的权利智慧后，人类可望达到的智慧新高。

共生智慧是伴随信息革命、生態革命、“前生態社会”而来，引领人类进入全息（holeg）生態文明和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大成智慧。因而，在经受500年权利智慧浸润的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族群、各阶层、各种族先后空前觉醒之际，继续依赖“两种自我”的权利智慧（含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相关性），很难解决天、地、人和你、我、他的共生问题。

特别是工商文明的发展主义已然显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操控）的极限三大极限之际，人类“自我”阶段形成的权利智慧的极端化运用，使得全人类很可能遭受“非共生，即共死”的命运。因而，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与世界有必要展开一场“从权利启蒙，到共生启蒙”的自我教育运动。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人类新生代而言，三个阶段、仨焦思维并不是简单不可逆的线性发展，而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无限迭代旋转循环过程。

共生启蒙，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启蒙。鉴于“仁”的观念深入“互倚型自我”浸润力，当代中国人要“超越自我”，有必要特别强化和凸现你、我、他全人称仨焦全息思维。

仨焦全息思维在伦理关系上，提出“善待他者，竞合共生”的伦理规范，以至体制、制度、规则、行为约定。这就有必要对“他者”（Others），进一步界定。

他者：在这里是一个复合词，代表他/她、它、牠、祂。反思中国文化的不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只有“自己人”的五伦关系（所谓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没有或忽略或对象化（汲取、掠夺、教化、贿赂）：

第六伦，他/她、他人；第七伦，它、自然万物；第八伦，祂，神；第九伦，人机神互联共生，全体、全息、全生態（神在其中，神、生相通，谓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曰神）。

所以，仨，及仨焦思维，在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论、伦理论上，尊重差异、多样、多元，将人与己族、己国的关系，拓展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从而将中国文化的“五伦”关系，拓展为全球、全宇宙的“九伦”关系——不同生態相通而臻美共生的关系。

这样，仨，作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财富管理方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方式，彰显出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

第一，仨，蕴含并避免了公元前8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伯阳父的警告：求同、独尊、片面分类和选择，导致打破自然循环、均衡、制衡的“和实生物”（“和”而共生），而走向“同则不继”（系统崩溃、死寂）。

第二，仨，超越了对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歧视性，也超越了“同仁”，所表示的“自己人”、“小圈子”、“小集团”、“小帮派”，及“党同伐异”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的狭隘性。

第三，仨，突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他（她、它、牠、祂），他中有你的互联相通关系，是真正应互联网时代之运而生。仨，是生態文明共生体（symbiont）的哲学表达，指称“超私人（亲情）”、“超区域”（超地缘）、“超边际”甚至“超领域跨界”的共生体（与共同体相对）方式，开展自组织合作，谋求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live and let live）。

第四，仨，作为共生体的形態，精彩纷呈：男女共生体、城乡共生体、官民共生体、跨界共生体，公民共生体、代际共生体、超主权共生体、人机共生体（从集成芯片到纳米机器，使用各种方便的能量和材料来进行新陈代谢、生物AI等活动）。

第五，一视同仨，聚焦在“仨”，亦即：仨，作为新世界观概念，不但要超越“以自己人为本”、“以己族、己国为本”，还要超越“以人为本”，不但要讲自己人、小圈子、小集团、小生態、小气候、小环境的“可持续”或“永续”，更要讲地球村、全球你我他（含大气层……）和宇宙太空的“可持续”或“永续”，从而“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

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到生態文明社会组织结构的整体改变，是从谋求特权垄断的利益共同体，到建构健康、简约、高尚的公民共生体。公民共生体，是生物共生体的社会展开形式，在工艺设置上，包括这样三个层次的交互关系：一是人自身及所需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生活；二是生产、生活所需相对应的工艺制度，包括一切游戏规则、法度、体制、机制、模式、方式、组织建设；三是符合生態法则和人类本性（忠于心灵呼唤）的价值约定，包括自由主义传统、平等主义传统、尊严（民族）主义传统，及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主义、民主主义等“变奏”形式（参看《原德：大国哲学》），以及慈航、俭约、谦和、敬畏、良智、健康、高尚、自由、平等、自在、逍遥等哲学概念的个体与群体实践。

从经济社会建构的意义上，仨焦思维贯通于人类迄今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每个要素都与其余要素互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即仨焦操作系统，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平台（通信，管理经济活动之基；能源，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物流和运输，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每一次“通用技术平台”的升级，都朝着“零”社会交易成本和“零”边际效益成本社会挺进一大步。高度组织的共生社会，而非一盘散沙的原子社会，才能充分发挥你、我、他的精神体能和生命自组织力推动“通用技术平台”的不断升级，接近建构、承载、维护好杰里米·里夫金所预感到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必定是建立在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的仨焦思维基础上。

从公共空间的意义上，可以更精确地进一步明了“仨的观念”、“仨焦思维”所蕴含的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性质，它包涵这样三重意义：1、仨是超越你我私域的整个公域。2、仨是当事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而且是无穷个第三方的总的组合，即整个社会。3、仨是超越利益当事双方的整个公共利益，是自然公义、约定公义和自然-约定公义的诚信践约。

因此，仨的观念在政治伦理关系上，必然提出“一视同仨，和恊共生”的现实规范，以至体制、制度、规则、行为约定。

最后，我想说，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时代，人在宗教桎梏下的解放之权利启蒙不同，这次“万物不同而相通”的共生启蒙，全人类都站在“并喻文化、后喻文化”时代的同一起动线上，重新建构权利智慧时代形成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全部文明形態，超越工商文明发展主义“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真正走进全球生態文明新时代的共同努力，是必须的。共生启蒙，也延续了我本人90年代初期的背景主义哲学思考，即把学者从代圣人立言教化万民的位置上请下来，进行自我启蒙，向后生、向时代学习。所以，“顶层设计须谨慎，问计底层新生代”，才能站在风口浪尖紧握日月旋转，真正与时俱进。

三、三大关系新定位

当今之时，由于大型喷气式飞机、互联网，甚至星联网，加之热核武器、生化武器，甚至生物AI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不仅大大缩短了人类的空间距离、心理间隔和边界约定，也使现代政治文明的约定公义，遭受空前未有的挑战。

我们当代人（We the contemporary）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更根本的“人类的分裂”。

因为分裂，就有对立，因为对立，才有冲突。从哲学上看，人类的这种“分裂-对立-冲突”，源自远古人们对天人关系（人与自然）、人我关系（人与社会）、心物（人与身心灵）关系“三大关系”的认知。这是一个新情况下的“to be,or not to be”式的老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的认知，经历了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经历了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哲学家们的恋爱对象，也必然要从以偏概全的“整体统一”观念，到全息共生的“关系过程”。因而，亟需重新定位天人关系、人我关系、心物关系“三大关系”。

天人（自然）关系：既不是天人相分，也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天人共生。包括重新界定人神、一多、异同、德道、阴阳、潜显、虚实、体用、是非、有无、主客、逻辑历史……关系。

人我（社会）关系：既不是人我对抗，也不是人我同一，而是人我共生。包括重新设置男女、人际、群际、国际、代际、东西、左右、正误、内外、敌友、官民（含君臣、劳资、强弱）、公私、康病、供需、义利、安危、垄断操纵、欲约规则、文信忠行、结构自由……关系。

心物（身心灵）关系：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心物共生。包括重新定位时空、动静、明暗、规矩、宏微、真假、善恶、美丑、智愚、门墙或门窗、有间无间……关系。

一句话，用共生（Symbiosism）哲学思维与价值观，重新定位“三大关系”，一切本着“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精神，超越自我，尽情发挥“We the people”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就能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关系过程中的“分裂-对立-冲突”,从而为“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创建一个可能臻美共生的世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贡献。

和實生物徳位配，

同則不继無間道。

自然有為架彩虹，

因孞稱義立約櫃。

萬物不同而相通，

心物參赞天地人。

一視為仨你我他。

競合臻美而共生！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写历史。我指的当然不是囿闭于“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理念的历史，不是地球上各个民族国家的编年史或断代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通史”或东方/西方的“兴起”，而是一种基于人类探求自然公义与约定公义过程的，从因孞（信）称义，到臻美共生的历史。

虽然历史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但是过往并不代表未来，这种“从因孞称义，到臻美共生”的历史，将启示我们，人类亟需一种新的精神约定。这个新约定，就是：全球共生，永续和平。

于是，我们当代人，注定要自创范式，再开新风，而非继续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人类必将从“求同存异”的轴心时代，走向“存同尊异”的共生时代。完成从埃巴文明（发明象形文字、创立解剖学经络学为基础的生命哲学和诞生了世界第一座城市、颁布第一部成文法、第一部药典和农人历书的巴比伦）、印夏文明（寻求般若涅盘的印度与自足华夷之辨的中国）、两希文明（推崇逻各斯的希腊和崇拜一神的希伯莱），到共生文明－－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庙堂农工商无例外地“存同尊异”，发挥所有个体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回归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全生态地各谙其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自然、自由、自在生活－－之历史跃迁！

那是一种成本最低而幸福快乐度最高的约定！

那也是一种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全球零关税、零壁垒、零歧视重组的共生社会！

那更是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四、自我超越凭良智

最后，万物不同而相通的臻美共生思维，并不是简单的“从分析到综合”。有人嘲笑“盲人摸象”，但是，大象也不是“柱子”，“墙”，“扇子”，“管子”的综合体。这其实是“明眼人”通常存在的一种打补丁式的加法思维，这样的明眼人，既形不成真共识，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大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而一切活体都是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的存在形式，是一个全息共生態！

作为活体的人类，富有“天地之心”的美誉，更是如此，所以，人的“美智、文明、共生”行为，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约定承兑方式”。

当代人类必须重建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心中怀日月，笔下秀乾坤，跳出先辈们给出的天人合一或相分、人我合一或相分、心物合一或相分的惯性惰性思维，实时进入天人（存增）共生、人我（公私）共生、心物（ 耗效）共生的竞合游戏均衡状態，不要想再吃现成的解决问题，也别轻易将先辈们所达到的智慧和愿行说成一钱不值！

仨焦思维，在认知和参与上，最后还要归结到“存在就是被发现”。发现什么？当然是（万物、我们-自我-他人）“不同”与“相通”。被谁发现？谁去发现？贝克莱说是“感知”，王阳明说是“灵明”，我管它叫“良智”（Beautiful Mind）。

良智（Beautiful Mind）：心灵、爱心、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基于美国Howard Gardner对未来提出“5Mind”理论——责任道德之心（The Ethical Mind）、学术专业之心（The Disciplinary Mind）、综合统筹之心（The Synthesizing Mind）、开拓创新之心（The Creating Mind）、尊重包容之心（The Respectful Mind），Qian Hong提出“臻良智”（Extension of Beautiful mind），并预言互联网、物联网之后必建“心联网”（The Internet of Mind）概念，这里6个英文“Mind”，皆指向中文“良智”基本涵意（参看《中华普惠价值及人类文明历史划分的辨析》）。

因而，当代中国人能不能做到“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超越”，亦即能不能融入世界达成张世英先生“万物不同而相通”的臻美共生境界，取决于我们的良智、文明、共生水平发挥到什么程度。

孞烎2020年9月10日-12月11于Vancouver敬上

对内开放赋能：

自我救赎，赎福共生

——“吉黄杜内卷化难题”之根解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最近几个月，随着“内循环”“双循环”口号的热炒，一个更具社会学与经济学意义的概念——内卷化，受到各界重新审视。我想，无论讲“内卷化”的人士出于什么动机和论述指向，都应当受到鼓励，没有必要急着定个什么调调。

内卷化（involution），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因为，在内外边界设限的条件下，单位劳动边际收益在过密投入下，会出现递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无法升级。

内卷化，或过密化，或内卷效应，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柯立弗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并用于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经济“自我战胜”过程，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反而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的现象。

有人打比方说，内卷化，就像一棵成熟了的卷心菜，始终在原地卷着，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变大了。所以，单纯的内卷化，相当于“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难能，却并不可贵。

作为15岁至26岁（1968-1979）在人民公社和知青场做了11年勒紧裤带为政府和城市人口奉献“商品粮”的地道农夫的我，对吉尔茨内卷化描述的现象，特别是黄宗智（Huang Zhongzi）教授有关中国“农业内卷化”三种商品化中的“剥削推动的商品化”（另两种是“生存推动的商品化”“牟利推动的商业化”）过程，有着深切体会，是真真的感同身受！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思想者，又对帕森杰·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政权内卷化”——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的论述，有着他乡遇知音的感慨。

所以，我把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结合吉尔茨的内卷化原创概念，一道称之为“内卷化难题”或“吉黄杜内卷化难题”。

这样的内卷化概念涵盖的中国内卷化问题，也适用于“李约瑟难题”（指向是科技生产力）、“钱学森之问”（核心是创新人才）、“转型中期陷阱”（要害是路径依赖）、“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痛点是公私颠倒利益羁绊）、“超高制度成本”（病根是机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泛滥癌变造成资源浪费和边际效益递减）、“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共业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以及“内循环”“双循环”“互循环”现象的解释。

但是，当我重新面对“吉黄杜内卷化难题”，并探索其解决方式时，我感到，需要赋予“内卷化”或“内卷效应”概念，更积极的“自我救赎，赎福共生”内涵。

这就是，将共生（Symbiosism）哲学关于生命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是一切活体组织（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权、企业、学校、共同体）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之命题，辅之以“区块链”技术应用，用来观照“内卷化”现象，引入“内外双开放”两个维度（大前提），以破解“政权内卷化”和“农业内卷化”难题。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注意：不是农村、农民或乡村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不能促进利益固化方式（如盘剥底层国民生存生产资源的低效能赢利型国有经济）的增量再生，只能勉强坚持“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不对称”以维持现状。但这两个“相似性”，有两个限定性前提条件。只要两大限定性前提出现松懈，内卷化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发生质的改变。

让我们以最近中国四十年两个阶段——即八十年代“中国经验”和九十年代后至今“中国模式”——为例。这两个限定性条件或大前提是这样的：

第一，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的“对内搞活”，亦即有限度的“对内开放”，改变了部分制度性内卷化边界（砸碎了部分镣铐），从而部分释放中国农业人口和企事业机构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

第二，“对外开放”倒逼部分改革，经过松动单一“资源配置”（1984）和搁置“姓社姓资”（1992）两次不彻底的思想解放——掩盖了“孰公孰私”这一更具中国特色内卷化的意识形态根源，形成半开放的“权控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以适应“最惠国待遇”，到争取到降格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而且，这两个大前提是相辅相成共襄生长的：“中国经验”的对内搞活（部分对内开放，释放国民、社会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必然促进对外开放（世界向中国敞开大门）；而“中国模式”的对外开放，又巩固对内搞活（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提升中国社会、公民、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也就是说，中国过去四十年，有限度的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倒逼部分改革，部分改变了中国农业内卷化与政权内卷化的格局。

但是，反过来看，如果“对外开放倒逼局部改革”，不能促进“对内开放倒逼全面改革”，因故（政权内卷化惯习）出现中途停滞，甚至倒转改革，就必然会丧失这两个基本前提。一旦这两个基本前提丧失，又必然重蹈覆辙，回到“吉黄杜内卷化难题”——权控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就将再一次陷入内卷化，而“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这也就是众多人士所描述的“转型中期陷阱”问题。我在长文《中国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中，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刊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对“吉黄杜内卷难题”的破解之道，就是四个字：对内开放！因为基于共生哲学，对内开放必然自然而然会对外开放。宏观中国内卷化难题之根解：对内开放的第一要义是改变，基本要求是社会共和，思维方式是一视为仨，价值取向是存同尊异，根本方法是间道竞合，终极目标是生活方式再选择——中国朝野行为方式和方向：顺势而为，体行共生！Let it be: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国度。请参看《对内开放：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提纲）》和《三大抓手九项举措”（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9-1-13/1756603.aspx；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9-4-2/1777774.aspx）。进一步的了解，请参看我们新近写作的《自组织“双循环”姐妹篇》：

姐篇《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态“双循环”——共生权范式观照下的人权、物权与国民事权，就经济发展谈阶段机遇的文风、党风、世风该变变了！》：一切意识形态之争和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之争的背后，都是秩序之争、规则之争、契约精神之争、社会生活方式之争！国际冲突、国内冲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和理由，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诚信践约。中美冲突是如此，国内冲突（包括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官民冲突）也是如此。

而践约不践约？既涉及现行规则、秩序的健全问题，更涉及国际国内在理念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内卷化問題。举个浅白的例子，中国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其实也是与中国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一个价值承诺，更是一种终极约定，那么，执政党在国家政体设置、行政行为和对外关系等政策实践上，是否与之契合？就是最起码的检验标准——也即衡量有没有国内冲突的晴雨表！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怎样从闭关自守的“艰苦探索”，一步步走向“改革开放”，又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不得不”（？）回到“内循环”，通过总结这区间的经验教训，明晰“从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到对内开放促全面改革”上下半场历史过程，给“下半场”的“双循环”找到动力学与恊和学的思想理论、制度设置和政策实践的基础。（全球共生网：http://Symbiosism.com.cn/4167.html；价值中国网：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20-8-14/1874458.aspx）

妹篇《放开一双“有质感的手”！——从邓小平《党和政府领导制度改革》讲话40周年说开去》：我们不应该苛求先辈，对先辈们永远保持一分温情与敬意是必须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代人从当下中国问题出发，客观总结先辈所作所为。我们充分了解：一、邓小平被公认的“以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遗产，是针对他早在“文革”前就指出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总病根”，搞“渐进式改革”，特别是通过1984年“资源配置”的讨论和1992年搁置“姓社姓资”争论，一系列措施，给中国国民（从耕者、工者、商者、学者，到地方政府）以部分自组织空间，亦部分事权（Civil Rights），在“制度外部性”（System externality）张力的推动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使中国整体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遗憾的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便终是显现出“半截子工程”的尴尬和遗憾；二、邓小平不被公认的“权控市场经济”遗产，至世纪初已经显现“结构性问题”带来的“超高制度性成本”（胡温上台时称之为“跛足改革”），而且，已经得到反向强化，回到其逻辑源头——继续革命年代“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侧”，尽管“跛足改革”的1990年代南巡后，还是“生产侧”！

其实，无论是革命，还是生产，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以及需求或供给、公平或效率、宏观或微观、规划或驱动、区域或国家、国内或国际、主权或人权、物权或事权、理论或应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命、生态、生活！仅仅想通了“蒙代尔-阳子不可能三角”的制度指向，再想想从中央到乡镇叠床加屋政府准政府性“骨干系统”（内卷化）规模，为何至今所有六七次“机构改革”悉数反弹，便不难明白：继续纠结于“孰公孰私”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走不出“吉黄杜内卷化难题”！

于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发现，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和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Control of visible hand）之间，其实有一双能将市场与政府、城市与乡村、劳动与资本、生产与生活、创业与创新、“官生”与“民生”、文明与文化、在地与全球挽在一起和谐共生，并作为经济社会生活托底的社区生活“有质感的手”（Sense of reality hands）。刊载全球共生网：http://symbiosism.com.cn/4222.html；精神文明网：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33829

总之，基于共生哲学，生命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是一切活体组织（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权、企业、学校、共同体）的存在方式，那么，对内开放，自然而然会对外开放，反之亦然。那么，什么内卷化、内循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中国融入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统统都不是问题！

孞烎2020年9月15-16日凌晨于Vancouver

参考文献

吉尔茨：《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加州大学出版社，1966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钱 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钱 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禾 必：《把内卷挂在嘴边的人们，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新周刊》，2020

钱 宏、厉有为、林德培：《哲学-共生经济学笔记（2008-2020）》，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共生权范式：“四间性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从马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高尚全“两个中性原则”引发的思考

钱   宏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编者按：本文由两篇正文：《富有成事智慧的高尚全先生永垂不朽》（2021）、《共生权范式：“四间性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的第三次思想解放！》（2019），三个附录：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2019）、《看<父亲节的由来>联想——兼读朱嘉明<“元宇宙”和“后人类社会”>心得》（2021）、《三大法宝、四则运筹、八大定律——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2015.4.2）构成。

当代中国如果再：不解决“孰公孰私”的意识形态问题（官多為患、官滿為患的冗官冗兵冗費之根源），不看清“主体客体”的哲学认知问题，不了解“自律、自由、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组织行为真相，形不成全民全国全社会平等互孞的主体间（多元）共生内外开放格局⋯⋯而是继续：纠结于似是而非甚至以非为是唯我独尊万物皆备于我的“公私”划线，摇摆于是否“自己人”的功利主义政治姿态表情，从而混淆宪政契约“主权在民”与Trust组织强人“代表服务”，剥夺国民资源主体、社区主体、市场主体（待遇）地位。

那么，中国就必然会陷入“双重丧失”：重蹈丧失“国际制度外部性”（如贸易顺差）的同时，丧失“内生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社会机制的覆辙，结果远不仅所谓“改革开放的成就”会得而复失，而且，必然会陷入经济萧条衰退、政局混乱动荡、政权循环更迭的情况！除非：一觉醒来，脱胎换髓！象百年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李登辉博士那样，在小蒋面授机宜“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我以专制结束专制”意识与“野百合学运”完美结合，实行“宁静革命”，完成从农业专家到转型总统的基督式精神蜕变：

“我是一个没有我的我！”

中國問題一切的一，别无选择：进入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之恆道恆情恆理！正是：

三大法宝四运筹，
八大定律兆新生。
内外开放共生权，
和平安全有保障。

2021年6月18日于温哥华遥看故园风云

富有成事智慧的高尚全先生永垂不朽！

惊闻富有成事智慧的改革老人——高尚全先生仙逝，享年九十二岁（1929-2021），我不胜感慨！

我感慨，中国1980年代“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落后的农业经济体到现代工业经济体的双重转型任务的改革”，竟然能够“克服保守的思想禁锢，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去开创、确立新的体制”。

我感慨，在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刻，涌现了如马洪、高尚全、童大林那样一批富有“成事智慧”的新人（参看《成事智慧、说理无力、挑战和契机——读柳红<破题1984：马洪的两份手稿>》)。这里必须讲到，1984年关于中国的地位展开激烈争论。高尚全等学者力主突破“计划经济”的传统框架，正式确认“商品经济”地位。马洪作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政府重要智囊，利用其学术影响力和政治地位，不仅在内部讨论中支持这一存在，还向中央提交了关键报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支持为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终采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举措起到了关键性的辅助作用，赞扬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突破，直接推动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成型。如果说马洪此前是一位“理论旗手”，为商品经济正名提供了艰苦的学术支撑；那么高尚全则又是一位“改革推手”，在劳动力市场、产权制度等更具体的禁区领域不断实现突围。

我更感慨，象高尚全先生这样一生追求改革、牵挂改革，又“心底无私天地宽”富有良智（Beautiful Mind）者——90高龄还能写出《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如此富有创见的苦口婆心的大作——是否后继乏人？

我在2019年1月11日回复柳红的微信中写了下面这段话：

破题者都是值得尊敬的人！

他們不只是富有说理的智慧，更有成事智慧。

高尚全、马洪先生1984年，能运用自己所处特殊位置，推動当时中共元老一起发力，促成12届4中全會写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难能可貴！也为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共14大报告把另一个说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改革開放的目標，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

高尚全所写报告局部影印件（蒋平提供）

尽管“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有本质上的缺陷，然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进步。而所谓本质上的缺陷，正是今天中国的当值者需要偿还的历史欠债：

首先，在理论上，缺乏马克思要求的“彻底性”，可谓相当别扭，商品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离开了“分工”“交换”“价格”与“资源”，戴什么主义的帽子，都无法“掌握群众”依法行事，不过是沐猴而冠耳！

其次，这一理论上的别扭，在政治上，必然为“权控市場”预留下权力与资本的结构性操纵与垄断空間，而成挤兑劳动（价值）之势。

其三，也在实踐上，为日后及今各级党政机构创租、抽租、寻租，以及所謂“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各種权变，留下诸如某种經濟组织是不是“自己人”这样的口实！

这种表述上的本质缺陷，势必在中國大陸参与世界經濟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不仅随之遭遇“市場自由与政府管制周期性世紀钟摆困境”，而且同時，还可能因自身先天结构性病毒病灶，一边从世界自由經濟体系分工中汲取大量资本能量，一边又对现行世界性經濟形態构成某种侵害，从而加剧中國大陸内部经济的畸型发展，乃至癌变漫延！

癌变漫延的现实表现，就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动荡与各种债务危机，造成“三大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极分化，信用资源分配两极分化（向松祚2015）。

这种情况的存在，撇开现行利益格局羁绊不谈，一方面暴露了现行新老结构主义、新老自由主義、新老政治經濟學，以及“宏經”“微經”生硬学科划分上的严重思维路径依賴与价值取向偏颇；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与世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革故鼎新，创造了势在必行的时代契机。

那么，三十五年之后，当中国需要进行“改革突围、创新突围、对内开放”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还有高尚全、马洪先生这样审时度势既有说理智慧，又具成事智慧的伟大历史人物吗？

请允许我把这段话抄录于此，我相信，这也是高尚全先生仙逝前的心声。所以，我在写出这段话的半年后，读到高尚全先生6月写的《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特地写下了这篇《“四中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等观念变革——从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引发的思考》。今特重刊于此，再表敬意！

富有成事智慧的高尚全先生永垂不朽！

晚生：钱  宏

2021年6月27日晨于Vancouver

共生权范式：“四间性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提要}高尚全先生提出的“下一步改革”，当离不开四个中性原则，即：劳动分工中性+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价值中性（简称“四中原则”），亦即：劳动分工间性+资本-劳动竞争间性+所有权间性+价值间性（简称“四间性原则”）。“四中原则”或“四间性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第三次思想解放，从而对接上新的经济学思想及其基础理论，即是确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仨自组织人”对象及其“创新（劳动-资本）分工配置”和“共生权”三层意思的观念变革。

高尚全先生颇具创新地提出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我与高先生相逢于2008年北大经济学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论坛上，后又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重逢，参加“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讨论会——《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重逢。

此后，每次看到高尚全先生的文章，都会认真阅读。这次我

想说的是，如果仅仅从改革的政策实践上看，高先生提出“两个中性原则”，是他继当年排除万难与马洪等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概念，即“权控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亦即既要解决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和“姓社姓资”意识形态争执问题，又要先让权力放心，还要让权力心安理得地务实操纵、垄断市场，采取的改革折衷方案之后，在中国经济压力下行加大和中美贸易持续摩擦背景下，给出的又一个回避“孰公孰私”（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根本认知问题，搞“深化改革”的一个权宜性办法。

社会转型大师高尚全重逢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专家首届座谈会上

真难为高先生了！

只是今天，无论是“中国经济压力下行加大”，还是“中美贸易持续摩擦”，都只是混淆“孰公孰私”这一导致中国“权控市场经济”或“半统制半市场”的“结构性失衡”——“跛足改革”（胡温发现，2003）根本认知——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问题的表象。

高尚全先生的可贵之处，是结合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提到的竞争中性原则，提出了“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两个中性”原则，而且，从哲学思维上澄清了“中性”认知，区分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分为二”是表述认识事物的最终性质，“一分为三”则是认识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法。

这个思维方法上的“最终性质”与“现在状态”区分，不仅超越了以往谈改革状态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下一步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方向。

这就是，“非中性”的“孰公孰私”二元对立问题，包括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偏袒问题，再也不能用某种似是而非甚至以非为是的意识形态说词绕过去回避了（参看钱宏《再论走向共生之第三次思想解放》、《从“三个代表”到“新三大法宝”——以共生的名义：重塑“私有财产”与有公信力的公权力》，刊精神文明网http://www.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22602）。

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专家首届座谈会上谈“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显然，从事物现在状态的“一分为三”，引出的所谓“中性”，就是思维方式上“不偏颇”，价值取向上“不偏袒”。我想高尚全先生这一区分，是中国人从经济运行到哲学思维上的一次跨越性进步！

更进一步，以共生哲学（Symbiosism）观之，高尚全、易纲提出的“中性”原则，也就是“间性”（Inter-path relation)与“间道”（Inter way）原则。共生，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最佳表达形式，是在时间上延迟冲突、空间上设置缓冲地带扩展的同时，积极地相互接受个性差异，并扩展共通领域的关系，找出“间性通道”，实现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这里有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是“间性”。间性，是一种关系约定，也是一种“缘分”“道行”。间性，是人类认知事物和参赞化育，以及遇事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的因应通道。“间，以及缘间而行之道”，指一切关系的交互作用，如调节人体八大系统遍布所有器官的经络，即为间道，哲学上讲的物质能量信息（心）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主客体间性、万物间性、大（小）道间性，所以，间性也叫间道（相对无间道，Inter way）；间性，也可以指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上的二元乃至多元关系，或二重乃至多重关系，比如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及其变体间性，民粹（草根）主义与官粹（精英）主义及其变体间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变体间性、国际政治中的双边多边间性，比如公平与效率间性、需求侧与供给侧间性，社区、市场与政府间性，生产、交换与生活间性，制度、人性与文化间性。从方法论上看，我们把找到人、事、物间性共生，称之为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初始条件”（背景），并称之为“间道智慧”。

第二个关键字是“动態”。任何关系间性都是实时处于动態过程之中，动態，是指心、物、能一体具足的开放自组织振动与外连接平衡相关，形成希格斯自相互作用態势，以及“熵增-熵减-熵旋”（Entropy Increase/Entropy Decrease/Entropy Spin Law）自组织耗散效应，这是宇宙生命的逆熵奇迹。这在方法论上，称为“心物条件”（心理-物理条件）。

第三个关键字是“平衡”。关系间性实时动態运转可持续（生生不息）的必要条件，是平衡（包括均衡、制衡），心物能一体间性振动状態，呈现出宇宙万物各自特定的本位（分阴位、阳位，或势能、动能）地生生不息（负阴抱阳、负阳抱阴，Live and let live），共襄生成灵动臻美（优美、壮美、奇美）之生態。这是人、事、物存在的“边界条件”。

间性（初始条件）、动態（心物条件）、平衡（边界条件），三个关键字，总体呈现的是，无论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无论须㢱芥末，趋于静態平衡者，为向生而死，趋于动態平衡者，为向死而生。作为初始条件的间性或间道变了，作为心理-物理条件的动態態势和作为边界条件的平衡（均衡、制衡）生態，也会发生变化。

因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必须实时把握有无之间，生生死死无量循环的周期性，通悉“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非共生即可能共死，非共死即可能共生之奥妙，是故，自己活也要别人活，而不要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live and let live，not do evil and let evil），从而实现永续的交互主体共生。我们认为，这就是当今世界，人类与天地万物及人类自身历久弥新约定的新哲学新知识范式。

这个历久弥新的约定的底部，书写着这样一个中文词：表达“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Symbiorights）。

共生，是人、事、物间性（道）动態平衡生生不息的宇宙法则。共生思维也是走出系统思维，及“复杂之复杂”系统思维——包括高科技建模思维、AI大模型思维、大人文定势思维“信源、信道、信果”局限，以及一切预设了利益羁绊“地板”和路径依赖“天花板”的“制度-文化-人性”困境之大成智慧与普惠价值。

有了这个共生约定，无论我们处于强势弱势，优势劣势，都会实时提醒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不要把自己的地板，当成别人的天花板，也不要拿别人的天花板，当自己的地板。所以，一视为仨，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为美，从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永续和平、太和吉祥（参看《共生（Symbiosism）是间道臻美之学》，见《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第479-485页，晨星出版社，2018）。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在多重组织形態间性（含多重文明间性）中尋找化解冲突重建新时代、新世界秩序，以及适宜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提“中性原则”，那么，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应当是所有权）中性，离不开劳动（技能、资源）分工配置中性！

就是说，即使是“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两个中性原则，也还是不充分的。

      道理很简单，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哈耶克从哲学上进一步发现：计划体制是不可持续性的，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技能、资源）分工配置。

千百年来，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本能和知识（技能、资源），以价格为唯一信号进行分工交易和配置，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并促成人类的进步与繁荣，改进生产和生活方式。

    任何个人、团体、共同体（政府）都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转所需的所有知识（技能、资源），因此过度计划体制、顶层设计、产业规划，必然造成巨大浪费、甚至灭杀“知识分工，竞合共生”，最终导致真理终结、经济崩溃、道德沦丧……因此，为了避免这种败局的出现，还应当有一条罗伯特议事规则中讲到的“价值中性”（The value of neutral），即生产决策过程中，旨在凝聚组织认同，提高运作效率，平衡多元利益，通过文明议事来说服、辩论、妥协，从而形成有效能的公平行动。

所以，我想在高尚全先生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作如下补充：劳动分工中性、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价值中性，即“四中性原则”；或劳动分工间性、资本-劳动竞争间性、所有权间性、价值间性，即“四间性原则”，才是一个经济体（个体、群体、共同体、共生体）正常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

我相信，高先生的哲学思考，加上我这个小小补充，不仅是竞合共生的另一种表述，而且也是人们改变经济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里还必须对“四中原则”中的“劳动分工中性”，作出比哈耶克进一步的揭示。说劳动分工的本质是知识分工没有错，但知识分工何以可能呢？知识分工，远不只是教学意义上的“学科分工”或“技能分工”。

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观之：

首先，米塞斯、哈耶克发现的“行动人”及“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知识”的前提，是“每个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存在，亦即马克思揭示的作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43-1845），亦即“交互主体”存在。

近三十年来，由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及各种AI智能技术、物联网迅猛发展和世界贸易格局根本变化，引发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绝不简单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片面的“理性经济人”分工、分权、分利追求市场占有率/力（往往引向零和博弈），以及市场占有方式——产品、品牌、标准、复制、规模、垄断、绩效——的改变，而是“零收费（相对于区块）、零壁垒（营商环境八要素）、零歧视（相对于特权）”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再适应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发展趋势。

第二，“有生命的个人”作为活的行为主体的存在方式，表现为富有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因而也就是熊彼得“创新”主体，而作为创新主体，必然具有其“独有的”丰富性。我们很容易发现，任何市场主体（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体验性效能，而并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方式都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的特征。

我们将这种开放赋能的三位一体全人称市场主体，称之为“仨自组织人”（Three Self-Organization Person）。正是“仨自组织人”这种丰富性、差异性、独有性，构成了作为活体的个体、群体、共同体、共生体既不相同，又具有中性（平等）共生权的社会现存状态。

更重要的是，不同市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之间，呈现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超越了，甚至消除了传统的主客体（Subject and object）关系。因而，所有“仨自组织人”从组织内到组织外，都彼此互为主体。而且，互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能够实现系统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单独实现“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统一，且可体验的高效能、高质量发展。

于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共生逻辑或共生效应——生成了一种整体高效高质的市场综合有机体——共生体（Symbiont）组织。共生体组织，也叫共生型组织，是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组织而言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態。

于是，更加令人激动的大事件，将会发生——由“仨自组织人”形成的共生体这一组织形态、组织方式的根本性的改变，带来了人类超越同质化、排他性竞争的竞争方式的改变——竞争与合作的共襄生长（Grow by Symbiosism），这就是我常说的“存同尊异，间道竞合”。

竞争方式的改变，会激发作为“仨自组织人”个体和群体的上进心和创造力，使之超越自我，开发潜能，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取长补短，降本赋能，共襄成长。所以，这样的竞争并不排除合作，尤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中，由于资源共享、利润共赢（各得其所），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而“打破了组织传统竞争模式体现出的单向线性思维，是一个双向或者多向的思维模式，使得有机系统中的组织个体可以开展基于自身优势、并为成员贡献价值、融合共生伙伴资源的网状发展”（陈春花），所以，共生体组织，真正实现了竞争与合作的不可分割，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在竞争合作中集聚力量、启发思维、开阔视野、激发创作性，并能培养同情心、利他心和奉献精神。

哲学家休谟说：“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于是，“创新分工中性”概念，成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的有机组成。我们将“三链生態圈”中这种高尚的竞争，称之为“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第三，富有“仨自组织人”意义的创新分工，不只是亚当斯密发现的“理性经济人”的“劳动分工”，也不只是哈耶克发现的“知识分工”，以及马克思看重的大工业化“集体（无产阶级）劳动分工”，如果只是“劳动分工”“知识分工”和“集体劳动分工”，这些分工，事实上随着科技创新及其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生態圈”形成，都将被自动化、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所取而代之。

企业家的行为是其创造力的表现。亚当·斯密：“人人拥有的财产就是他自己的劳动，因为劳动是所有其他财产的最初根基，所以是最圣洁，最神圣的。”这就回到了“劳动分工”的出发点和目的意义问题，也就是，如何保持不同的仨自组织人“生产-交换-生（活）態”的共生权（权力与利益、义务与义务）动态平衡问题。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认为，传统产权理论，尤其是公有制、私有制的产权理论，及其政策实践，不再适用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生態活动的规范，而由仨自组织人展开的综合“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思想，应运而生。

今后，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中性伦理（幸福）”底线。因此，所谓“所有权中性原则”，指称的不再是“公有制”或“私有制”意义上的中性，而是“共生权”意义上的中性。

我理解的劳动分工中性+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价值中性（简称“四中原则”），对应着“仨自组织人”及其“创新（劳动）分工”和“共生权”三层意思。

这样，就必須在“孰公孰私”（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的認知上，彻底解放思想，而后，中國大陸經濟結構性问題，也将自然而然得以解決（参看钱宏《中国经济潜力呼唤新经济学思维》，刊国务院发研中心《经济要参》2019年7月31日）！

基于此，我冒昧地认为，高尚全先生提出的“下一步改革”，当离不开四个中性原则，即：劳动分工中性+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价值中性（简称“四中原则”），亦即：劳动分工间性+资本-劳动竞争间性+所有权间性+价值间性（简称“四间性原则”）。“四中原则”或“四间性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第三次思想解放，从而对接上新的经济学思想及其基础理论，即是确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仨自组织人”对象及其“创新（劳动-资本）分工配置”和“共生权”三层意思的观念变革。

而一旦在“下一步改革”中引入“四中原则”，引入相应的“仨自组织人”理念，那么，就势必要求在政治体、经济体、自然体的组织和行为上实行真正的“集成改革”和“全面改革”：权力的归权力、市場的归市場、资本的归资本、劳动（知技）的归劳动，还有自然的归自然、社会的归社会、家庭的归家庭，各有明确分工，相互作用，共襄生长！

这一集成-全面改革形态，已然在虚拟空间（metaverse）中露出端倪。

孞烎2019年8月5日晨于辽东灣童心公寓

附录一：

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转引自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公众号”）

不久前，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我结合此前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G30国际研讨会上提到的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提出了“两个中性”原则，即“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所有制中性原则”。之所以提出“两个中性”原则，是因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所有制中性原则，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建议把所有制中性也作为重要原则，形成系统性的“两个中性”原则。对此系统性的“两个中性”原则，我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哲学思考。

一、 什么是“中性原则”

所谓“中性原则”，指的是绝大部分社会事物不是由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单纯对立两方面组成的，而是存在大量中间事物和中间地带，甚至这些中间事物才构成了社会事物的主体。因此，对待各项社会事物，不能简单地用两分法去区分内外、敌我、对错，而是要以“中性原则”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和处理。

1、中性的普遍性

中性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特征。《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其中的“一生二”的哲学意义是事物即矛盾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演化，呈现出来就不是“二”，而是“三”，所以“三生万物”。因此，“一分为二”是表述认识事物的最终性质，“一分为三”则是认识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法，两者不能混同。事物的现存状态往往可以一分为三，所以有正、有反，也有中；有有益、有害，也有无害；有姓资、姓社，也有更多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

我的老朋友艾丰曾经详细地阐述了“中性论”，他认为，在所有领域中，“中”是一个广泛的存在。不仅有无阶级性和无社会制度属性的事物存在，就全社会而言，就人类整个发展史而言，中性的事物是社会存在的主体。中性事物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据，是继承和创新能够结合的基础。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整体来看，也是无阶级性和有阶级性、无制度性和有制度性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体或融合体。

2、什么是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

什么是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就是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公平竞争，政府的行为不给任何市场主体参与者尤其是国企带来任何“不当的竞争优势”，不特别保护某一个竞争者。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在其《竞争原则协定》中提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概念。后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资本-劳动竞争中性”的含义进一步拓展，为了使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给国有企业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明确政府采购等八个方面的标准。

什么是所有制中性？就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不仅要平等竞争，而且要一视同仁，不分我高你低，不因所有制差别而进行歧视，也不应对不同所有制规定专门的限制措施。我认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所有制中性原则，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原则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建议把所有制中性也作为重要原则，形成“资本-劳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双重原则。各种所有制都是平等竞争、一视同仁。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都是为公平、公正的市场发育成长创造环境，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二、 改革历史进程中“中性原则”起的作用

回顾历史，对“中性原则”的自觉运用和把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于推动改革的前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计划与市场竞争论中的突破口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庸俗二元对立的错误看法，将事物的最终性质和当前状态混为一谈，将市场经济这一无阶级属性的事物跟资本主义绑定。经过改革开放酝酿阶段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逐渐接受了“中性原则”。人们或者没有准确地认知“中性原则”，但是小平同志强调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是典型的“中性原则”的一种深入浅出的阐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中性原则”的政策衍生。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着重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完全是“中性原则”具体而生动的阐释和运用。

基于这些“中性原则”的运用，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无社会属性，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改革因此首先在计划与市场竞争论中取得了突破。在1984年十二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过程中，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最终为中央所接受。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伟大成就证明，带阶级属性的“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样中性事物的结合，是对“中性原则”自觉运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突破和胜利。

2.学习国外经济管理经验

根据“中性原则”，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管理经验，属于典型的中性事物，也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更可以用的事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出许多成熟的经济管理经验，包括宏观调控的经验、微观企业管理的经验、资本要素市场组织管理的经验等等。这些经济管理经验都属于中性事物，不带有阶级属性，又都是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外经济管理经验十分有利于市场经济，并无害于社会主义，最终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毫不犹豫地学习这些先进的国外经济管理经验。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自觉运用“中性原则”，充分地学习国外经济管理经验。譬如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我们邀请了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向他们学习如何将宏观调控与市场作用结合起来。这次学习讨论的结果，为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再如“股份制”这一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过去长期以来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因为“股份制”是与资本、资本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看来，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股份制也只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在创新经济不断发展迭代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和科技创新要素越来越重要，正逐渐取代资本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股份制”也因此不断发展，形成如“期权激励”、“股份合作制”等等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充分说明，“股份制”是一种中性的事物，“股份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应当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和利用。

3.中共诸多重要政策文件蕴含着“中性原则”的内核精神

中共多次提出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内核。中共十八大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历次中央全会文件表述的核心实际上与资本-劳动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内涵并无二致。即无论各种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成分，在政策环境、法律保障、要素供给等方面，俱应平等竞争、一视同仁。

三、 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把握好中性原则，不仅是新时期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乃至全面深化改革都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改革中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1.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这个硬骨头主要讲的就是改革要面临的既得利益的阻力。类似行政垄断、歧视民营企业等等都是既得利益格局的具体表现。为此，就必须通过落实两个中性原则，破除行政垄断，把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各司法机构都应当在中共领导下高度重视两个中性原则，各部门、各地方、各司法机构必须协调一致，补齐政策和法律短板，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稳定的环境。

2.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国有企业不断改革的进程。1993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2003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职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属于中性事物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资本市场和在资本市场上的进退，都属于中性的范畴。因此，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国资委职能从管人管事转到管理国有资本上，都是落实两个中性原则的体现，并无关阶级性。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则是推动中性事物与社会主义属性的结合，更值得鼓励。

3、应对国际贸易纠纷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纠纷是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各项改革开放措施，来化解这一风险。一方面，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坚决回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讹诈和不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则要加快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被攻击的破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主动落实“两个中性”原则。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实质焦点是两个：一是对国有企业的定性，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享受特殊政策，处于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地位；二是希望压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保持美国高科技的竞争优势。主动落实“两个中性”原则恰恰是应对这两个矛盾焦点的重要法宝。“两个中性”原则的缘起本身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为创造不同国家、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公平竞争环境。对这一原则的主动应用和落实，加快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上被认可。

作者：高尚全

来源|财新网

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9-06-26/101431613.html

附录二：

宏观世界之虚拟空间（metaverse）

    看《父亲节的由来》联想——兼读朱嘉明《“元宇宙”和“后人类社会”》心得。

    父亲节设立的过程，很生动地诠释了“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Tip O’Neill）的观念，也展示了人类无中生有、实中生虚和有无互动虚实相济的创生过程。

    当我感受到加拿大“家庭第一，社会优先，公共服务”的制度设置后，进一步发现：好的地方政治都来自社区（教区）的原创，而社区的原创，则源于“有生命的个人”！

    所以，马克恩恩格斯早就总结说：“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基于此，他们预言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同时，卡尔·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经验》（1872）中特别指出，对《共产黨宣言》（日本翻译如此，本应翻译为“公社黨宣言”）要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消灭私有制一定要同时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继承下来的“祸害”，取消官吏、常备军和警察这类压迫性的工具。 因为从历史上看，权力的无序扩张（殖官）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资本的无序扩张（殖民）。因此，消灭私有制和国家消亡需要共同的条件与前提。  在前提不具备时，消灭其中任何一个都只会带来灾难。而权力的无序扩张——必将落在人格化的殖官主义上——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一个问题（摘自Archer Hong Qian《殖官主义：货殖意识形态的成因与结果》)！

    我想接着补充说三点：

    第一，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并不是完成式而是现在进行时的，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然并非人类社会的终极形式，而是现在进行时的组织形式之一，比如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政党政治也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第二，自由人都是具有“自组织意识觉醒”的人，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科学技艺、工商业、信息態虚实工具，进入自然（现实）世界，不仅大大拓展了自由人的生活空间（点-线-面-体-），而且形成了一个“人化自然世界（有无相间虚实相济的metaverse）”，但同时，对于生活空间和人化自然的占有与控制，往往成为自由人的本能显现，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能解决资本垄断与权力操纵下的排他性（族群内外的民众）问题。

    第三，怎么办？海德格尔说“人类的意识其实是第一位的存在”，因而回到“有生命的个人”意识觉醒和创造性参与（experience、discovery、creatoreconomy、sptial computing、human-coputer interaction）的社区化（infrastructure）、大众化（decentrslizition）。那么，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基于有生命的个人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演化形態（比如碳-硅基生命虚实共生体），将自由人的联合体，转化为自由人的群-环-域共生效应（Symbiosis effect），从而形成自然、自由、自在人的共生体？！

    意识觉醒（ mind awakening）创造性自组织的表现形態（含metaverse）有：科学（理论思维先导）、技艺（无中生有/有中生无/有无相生）、工商（分工复制竞争合作）、政治（重大利益的权威分配）、军事（重大利益分配的极限冲突）、法律（以规律与人心导向的机会均衡约定）、哲学（通过审视反思追寻可能的世界）……科幻电影《Blade Runner 2049》 展示的生物人、电子人、数字人、虚拟人、感应人、信息人，以及他们繁衍的拥有不同性格、技能、知识、经验、情感诉求的后代（后人类），不过是观念意识觉醒后的自然人、自由人、轴心人、自在人，乃至共生人——亦即“仨自组织人”在自然世、人类世、地球世的阶段性表现。

 孞烎2021年6月21日于Vancouver

附录三：

整理电脑资料，发现此短文，附录于此

三大法宝、四则运筹、八大定律

——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

钱  宏

2015年4月1日，《瞭望》发表《四群体成为习近平眼中阻力》一文，把昨天我在“習李新政共生场”中讲的“中国亟需处理好的内部事务”表述得非常到位，可谓一级棒的国情咨文！

据该文透露，习近平强调指出的深改问题是：改革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

孞烎中国政局的所谓“中梗阻”“肠梗阻”问题，说到底是“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使然。通俗地讲，就是“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亦即在传统“天下为公，假公济私，成王败寇，赢者通吃”意识形态及其制度设置，形成的“冗官”“冗兵”“冗费”的老问题。

中国“全面深改”要解决“四种中梗阻”，即：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扰或“误读”改革顶层设计；部门本位主义的“选择性执行”；基层干部群体的“雁过拔毛”行为和畏难、抵触情绪；分众化小团体汇成“民意集团”的冲击⋯⋯终究还是要着力于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

怎么办？孞烎建言如下：

首先，“依宪治国”名副其实，从而发挥：政府调控、市场经济、乡村－社区经济三大自组织相互作用力实施四个全面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筹，恢复国家社会机体自身的修复机制，使之处于正常吐故纳新、正常消化吸收、正常运化循环的自组织共生场新状态！

为此，中国顶层与底层要形成：“公义自由，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固本培元”、“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三大法宝相互作用力的共识。

基于“三大法宝”的共识，确定从今至2018年“全面深改”化解“中梗阻”的加减乘除。做好“生態文明四则运筹”准备：

政治科层组织的减法；

社会组织活力的加法；

共生思维创新的乘法；

公平正义无例外的除法。

三大法宝、四则运筹，又是基于“重建社会创新生活方式的八大定律”：

第一定律：个人社会角色多样化与组织平台角色专精化呈正比例关系。

第二定律：资源成本与健康收益呈反比例关系。

第三定律：伦理道德水平与社会管理成本呈反比例关系。

第四定律：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政权危机的频率呈反比例关系。

第五定律：政府权力债券发放与社会政治资本积累呈反比例关系。

第六定律：官吏冗员与基尼系数呈正比例关系。

第七定律：公民社会成长水平与社会和恊程度呈正比例关系。

第八定律：普惠价值影响力与科技人文创新成果呈正比例关系。

果如此，中国人民将获得一种全球向往的生活方式：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全面深改的目的，就是一切为了你、我、他的身心灵健康。

中国“全面深改”的要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

“共生，还是同归于尽”，To Symbiosism or not to symbiosism？

因为在人类由工商文明进入生态文明之际，在中国，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在国际，惟全球共生“让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康德），从而实现真正的永久和平！

2015年4月2日晨于福建连城培田古村

原题为《读〈读黑格尔〉所感》

提要与简评：

“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只是一种理论信念而非事实判断，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而非生活现实。中国人错认后者为前者，往往不顾实际强求事实与理论的统一。

而中国人习惯于述而不作的学术研究传统，缺少西方理论思维的训练，这进一步造成了中国的思想理论只能达到“现象的描述”水平，理论思维含量很低。

此文批评了国内学者轻视理论思维训练的现象，主张尽早实现中国式的学术研究与西式的理论思维的联姻。

王元化先生大鉴：

刚拿到先生的大作——《读黑格尔》时，特约编辑刘景琳（也是我的朋友）就来电要我为先生的大作写一篇评论性文字，我回答他说：还在80年代初，我就读过王先生的《文学沉思录》，后来又有幸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拜见过王先生，对王先生的为人和文章我一直非常敬佩，所以，虽不敢说写评论文字，但写点学习心得或感想还是可以的。可当时忙于《国学大师丛书》的评奖工作（这是组织派下的任务），这事就耽搁下来了。

最近稍暇，始得以拜读先生大作，昨日又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许纪霖先生的评论文章，遂想起该兑现自己的诺言了，可是提起笔来又顿感涩得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动过笔了），于是就想到给先生写信求教，顺便把我的一些零星的感想带出来。

关于先生对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潮的反思与先生的自我解剖精神及大作的内容，这里我就不打算多说了（人微言轻，赞美或反对都不重要）。我这儿主要是把我在读《读黑格尔》后所触发的几点感慨说出来，就教先生。

中国人了解黑格尔，除极少的几位大师级人物，大抵是通过恩格斯、列宁、艾思奇（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还通过马克思及普列汉洛夫）的权威“捷径”实现的。这就难免留有两大缺憾，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得之于“二手货”）；二是只会“照着说”“套着用”，不会追问和扬弃（因为得之于“权威”）。

结果，出了问题就要么陷迷惑、不知所措，要么走极端、怀疑动摇。

一、在理论思维（包括知性和理性两个环节）中，“历史的与逻辑的同一”属于“从概念系列（理论图景或模型）中再现具体”的理性思维范畴，也是爱因斯坦经常说的创造性思维中的“思想实验”’的依据（信念）之一。因此，历史的与逻辑的同一，既不是先验的产物，也不能从知性概念（来自常识、经验、知识及现成理论概念的归纳）中逻辑地推演出来，更不能作为理论公式到生活现实中去套用。

二、因此，所谓“历史的与逻辑的同一”（或“实际的与真际的同一”、“生活的与艺术的同一”），只是一种理论信念而非事实判断，是一种理想境界而非生活现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错认后者为前者。这样才会忽视所谓的“知性思维”并把“理性思维”贬低到“知性”水平（知性“不能掌握美”，所以中国人一说到“理性”总是立马一脸正经不苟言笑；李泽厚使用过的“实用理性”一词，或可玩味）。把“逻辑的”当成“历史的”，或把“历史的”当成“逻辑的”并认为其简单同一，是典型的“知性思维”。而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不顾实际，强求事实与理论统一，当然会犯“盲动主义”（非主观主义、亦非唯心主义！）；而忽视理论尤其是理论精神，只知“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就会陷入“被动主义”（非客观主义、亦非唯物主义）。

三、坚持某种理论信念，当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所有理论都有一个共同克星，即斯宾诺莎原理——“规定就是否定”（排除既有的、遏制新生的），但是，所有理论风险都与一定的实际回报相联系。至于那“回报”值不值，值多少，则既非逻辑判断也非事实判断的范畴了。

四、恩格斯的确在不同场合一方面极力强调“一个民族”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另一方面又指控过“青年人”动辄构造一个理论体系。可我们中国的学者们极易偏向带指控性的后者，却乐得只把前者当作一句漂亮的口号或辞藻，似乎压根儿没打算实施过——因为理论思维或理论创造往往“吃力不讨好’”，假若你手中没有“首创权”还有可能因“思想”而入“文字狱”累及亲友后代（孔老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子精神不再）；而我们习惯了的“述而不作”的学术“研究”传统，虽然有限，但的确“很实在”、有“收成”，而且基本上不带什么“风险”。如果把中国人重现世人生，因而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异常敏感这一点考虑在内，就更容易理解何以至此！

五、我们中国人以后者取代前者（最好的情况是所谓“活用”“化用”或曰“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自知，出了问题就动摇其“信念”，结果要么走向“理论取消主义”，要么陷入“一地鸡毛”式的“争鸣”、“论战”或“清谈”——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过于容易是理论精神的脆弱。记得1983年秋天，我曾为参加1984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冒昧地写过一篇题为《谈谈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的小文章，可在会上得到的反应是听起来很“辩证”很“平稳”的：这种探讨是否能得到自然科学的证实还不好说（这是中国式极端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尽管该文后来在当时的《国内哲学动态》（1985年第8期）刊出，我对它有何效果根本就没抱任何指望。

六、如今，我依然斗胆以为，我们中国人要想雄健地自立于未来世界，就应尽早实行中国式的学术研究与西式理论思维的联姻（不必理会“古已有之论”者）。为此，我想也许我们中国的学者，还必须首先自觉强化一下理论思维的训练（包括“二律背反”、“形而上学”、“思想实验”和基本逻辑等等。“历史的与逻辑的同一”是其中的一个“子项”）。我们中国人往往为太多的“常识”所惑，而甘愿停滞在理论思维的“槛外”自我陶醉——即使学富如钟书老人，其《管锥编》《谈艺录》可谓金光四射叫人开卷必有所得的鸿篇大著，掩卷之下，仍旧让人留下未凌“绝顶”的遗憾……我种过十一年田，进入80年代以来，每每生发出这样的联想：没有“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其工作，在本质上与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勤劳的“老农夫”何异？……

七、由此，又联想到一种席卷当今学界的所谓“务实精神”——我指的是那种“占领性”地宣布自己是“专治”某某学、“专搞”某某史、“专吃”某某饭或“关注”某某人、某某领域的“时尚”（这种时尚，很容易让人想起“跑马圈地”的故事）。这种时尚的形成，一是学界对80年代以前全民族空想式的机械“应用”及之后且延至90年代前期的“宣言式的创造”（表现为食洋不化的“引进风”或食古不化的“复兴风”）的反动，二是我国研究生培养走向专才（非通才）化、规范（弃博从约）化教育和各类“技术职务”评定的条件化、阶梯化、待遇化运作的当然后果。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本无可厚非，而且它的确可能造就一批批可称道的“专家”；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它还将导致——尤其近年来在西方所谓“话语权力”及“新历史主义”理论的鞭策下——中国学界走向一种社会金字塔式（各得其所）的“学术割据”（类“政治割据”、“军事割据”）和“学术垄断”（类“垄断经营”、“占市场份额”）的境地。

八、由于这种“割据”与“垄断”势必在整体上陷我国思想理论于“现象的描述”水平而难以自拔，中国学界的“学术研究成果”与“理论思维含量”，虽不说会呈反比例发展，要说会呈正比例发展则恐怕很难。当一个民族的学界人士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社会金字塔的阶梯，而且还受到某种“理论”（从“教化或启蒙理论”到“科学理论”再到“话语权力理论”不绝于耳）及“现实生存需要”的鼓舞时，那种面对“青灯古佛”、“宇宙洪荒”、更需“大悲大悯”、“无为而为”情怀（吃力不讨好）的“理论思维”怎么还会有人光顾呢？——然而，若非“圣子”、“真人”、“活佛”，抢着“话筒”更有何益？反之，“话筒”何需抢（“地皮”何需圈）？斯宾诺莎是个磨镜片的，康德哲学诞生于他当私人教师时期（1746—1755），黑格尔30岁前和年轻的谢林教授通信时也只是个家庭教师，马克思一生都在贫困中度过，福柯拿到“科学史”博士文凭后很久仍没有被哲学界真正接受……

此外，我以为，假若没有“佛学”——东方智慧中“理论思维含量”最高的一种学说——的浸润，我们中国人就读不到像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一成“体系”（起码是“准体系”）的——千古一书！

不当之处，诚请先生明示为盼。

如果可能的话，作为一名普通编辑（大概我命里注定可以“为他人作嫁衣”吧），我很希望为先生编印《读刘勰》，以作为《读黑格尔》的姐妹篇，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余容后叙，顺致

崇高的敬意！

晚辈： 钱  宏 顿首

丁丑年十一月十二日

钱 宏：哲学精神高于宗教、主义和政治

——关于第三种忠诚的对话

丽川（美国政府劳工部公务员）：听说《第三种忠诚》昨天（6月12日）已经在上海主流媒体《社会科学报》上部分刊登出来，还加了通栏大标题“对思想的忠诚”，同期还发了邓伟志和姜义华的文章。

孞烎（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是呀，有人看到“对思想的忠诚”通栏大标题及《第三种忠诚》，说这是“二十年来主流媒体在思想解放上的一次实际性的突破”，感觉问题切中当前中国学风文风的要害，而且是一个极佳的选点和切口，但很不过瘾。于是，建议组织一批有份量的文章连续推出，最好有多家媒体响应，借这个切口，把问题引向深入，使新一轮解放思想结出新的现实成果。《第三种忠诚》虽不是全文刊出，但关键的东西还是刊登出来了，实属难得。这张报纸是那场风波后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社科主流报纸，有人认为其内容一直偏左，但我想至少自去年胡总“6·25讲话”提出坚定不移地进一步解放思想后，有了一些变化。

丽川：中国主流媒体能够让你文中引用的“刘宾雁先生”话及名字注销来，这是具有某种标志性意味的进步，一种国人普遍盼望有所改变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映。跨越三个世纪一百多年的努力奋斗，特别是最近30年克勤克俭的努力奋斗，中国消化吸纳的时代已经过去，整合创新正处于黎明时分！如今，考验中国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和出版家、传播家眼光、智慧和普惠心的时候到了。

孞烎：“黎明时分”，你说得太好了。当初我在为《国学大师丛书》写的总序《重写近代诸子春秋》中曾提出一个命题，即“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现在，我想中国诞生精神文化大家的条件已经成熟，“时代期待新思想的第一声叫喊”（马克思），只要新思想的第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磅礴甘霖过后，新世纪的红日必将喷薄而出。

丽川：不过，我并不太乐观。按你文中表述，“第三种忠诚”应该是对思想所指导的身体力行（这应该是一个自觉不自觉甚至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的思想，那他就会按此行动）。所以，“第三种忠诚”不等于“对思想的忠诚”。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人们说惯了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重新讲“忠诚”似乎是新东西了。这多少有一点悲哀。

孞烎：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对词性理解差异上带来的歧义问题。所谓第三种忠诚，是区别于刘宾雁先生曾经强调的人们对于“真知灼见”的忠诚，亦即对于独立思想的某种结果、结论、主义、真理的忠诚。而第三种忠诚，指的是人们对于自己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本身的忠诚。那么，报社加的通栏标题“对思想的忠诚”，就要看读者是把其中的“思想”作动词性理解，还是当名词性理解。如果当名词性理解，那依然是指第二种忠诚。只有作动词性理解，才属于第三种忠诚的范畴。所谓忠诚，就是竭尽全力。至于“身体力行”，正是“忠诚”二字所表达结果，所以，无论第一种忠诚（忠于君和权）、第二种忠诚（忠于事和物），还是第三种忠诚（忠于精神和大写的人），都必须做到的。它们是相对于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嘴惠而实不至，及为了现实需要而曲意逢迎、牺牲原则或打折保留等等行为，在生活中习惯成自然的现象而言的。

丽川：那么，你觉得在中国这种情况改变了吗，还会持续下去吗？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啊。中国人太聪明了，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还要振振有词地说，玩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王顾左右而言他”、“实惠归拿牌坊照立”的把戏。要是仅仅是某些个体行为也就罢了，你就自个儿自欺欺人好了。可是，如果整个主流媒体和公开意识形态都如此话语（私下里当然不可能做这种傻事），姑且不说媒体和官职这种国家公器应当如何如何，但在社会文化心理上造成的结果，就势必会出现信任危机，乃至信仰危机。这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你文中最后说到的精神文化退化的问题。

孞烎：你把为何要提出第三种忠诚的结症点了题。有朋友读了《第三种忠诚》后对我说：“你的话语一针见血，有理想敢承担的学者与年俱减：除了和政界、商界的权贵们一样本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去满足作为一种自以为是的特殊生物体的欲望与快感……他们在学理、概念、理论体系、思想观念、精神文化创意上，走出了半步或坚守了什么没有？”另一位朋友则表现出一种“身在江湖，心不由己”的无奈，他说：“你的信及附录文化战略思考等文，我都读了。很受启发。当下中国知识人价值关怀的缺失，无力、无理、无气、无心，甚至无聊、无耻，已经成一大病症。你痛下针砭，好得很。而且你说的第三种忠诚，确实可以回应目前第二种忠诚不可一世的气焰。我身在体制中，说话不如你那样肯定明白。但是我心里是支持你的。”中国现在确实又到了重建精神的历史转折点上。

丽川：说到重建精神，就要关注承当精神文化载体的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的状况。什么叫文化人？简单说，就对自己的言行有要求、有原则、有约定的人。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就是说，品德高尚的人只要过简朴、审慎的生活，就能够有助于造成和平、安宁的局面，有助于促进真正的世界文明。“笃恭”就是约定，“笃恭”的生活，就是今天人们说的简约主义，亦即对自己简单约定的忠诚。所谓“第三种忠诚”，表现在文化人或思想者的个体生活上，就是这种简约主义。简：简单要素；约：约定，与天、与地、与人、与上帝、与佛、与道、与自己、与心之约，如《圣经》是信徒与上帝（圣）的约定，比如所谓“十条诫定”（佛教也是这样），所以叫《旧约》和《新约》。约，也是约定俗成，俗，即惯习，约定俗成就是某种约定已经成为一种惯习，一种生活方式。简约，就是自己给自己几条简单生活要素，并约定不因外界的变化而改变这种自己认同、认定约定，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认同、认定的生活方式。把简约放在其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优先位置的理念、信仰和做法，就叫简约主义。主义，即是优先之意，亦即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孙中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笃恭者得以自恃的第三种忠诚的力量。正如不同的人或不同阶场域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指数一样，每个场域的人都有自己认同的不同的简约主义。比如王元化一经给自己确立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和人的尊严第一这些约定后，便始终笃恭其行。从而体现出一种忠诚的精神和美德。某种约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后，人们可能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狂者行为，一是狷者行为。狂者总要做点什么，狷者总有一些事是绝对不会做的。孔子及其门生的学说可能由于其给统治者（过去即与臣、子、弟、妻相对的君、父、兄、夫）留下太多方便（生活空间），而没有给人民多少的公共空间（极其狭小），因而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但生逢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混乱时代，孔子自身的生活实践却给人们树立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毅形象。他自己就说过，他宁愿与狂者或者狷者为伍，也不会与流俗混为一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孞烎：你把简约主义与第三种忠诚联系起来，这很有意思。而说到主义，就不能不稍稍回顾一下世界和中国文化的走势。20世纪的人类囿闭于“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使得20世纪的世界文化成了一个走向大融合又大分化而险些毁掉自己的世纪。在中国，则表现为两种各执一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前者完全否定了中国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现实价值，后者则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物质文化）的现实价值，而所谓的“体用之争”只是这两种文化虚无主义的一种持续表现变体形式。然而人类，不管是在实然还是应然，抑或科学和价值意义上，人类又注定要互补共生和平发展，在这个以互联网、卫星电视、新技术革命以及跨国传媒、跨国经济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去国家化”、“去区域化”即将成为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的时代，在这个“由国家（官）本位向社会（公民）本位转化”的时代，一种既不同于农耕文明，又与工商文明大异其趣的生态文明，已然降临世界，只有在深广背景的意义天空下，我们才能说“对立就是互补，共生才能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他们那一代或几代人都葆有着一种无杂念的纯粹的平常心，保持着对自己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忠诚。因此，当人们反思两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也许这种反思的结果（多半为否定性的）不乏某些“真知灼见”，但却不能轻易否定不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们自身对于自己精神文化立场坚守。而面对这种反思思潮，今天的学界学人却没有跳出就事实而事实、就学理而学理的层面，其中还不乏“鹦鹉学舌讨赏钱”的现象。就是说，比如反思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学人们可以从20年代大革命一直推导到中国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根源，却忘记了反思的目的和意义，最后必须落实到当下社会生活方式运行的现实，忘记了反思者自己就是当下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最具体的活生生的自己唯一最可控制的部分。近年来，当中国学界学人婉惜老一辈大师级的学人一个个相继仙逝而追思不已的时候，忘记了这些大师级的历史人物正是那也许在今天看来是可批判甚至可咀咒的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结出的精神文化成果，忘记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是不管自己反思的结论是什么却始终忠于自己的反思精神，因而忘记了反思自己是否秉承到了这种文化成果和反思精神之万一，忘记了自己当下应当承当起点什么，期望点什么，笃行点什么。这种忘记，就是忠诚精神的丢失，就是文化精神本身的丢失，亦即“第三种忠诚”——思想者对于自己思想的身体力行的忠诚——的丢失。正如希伯来的上帝与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约”，精神独立是思想家跟自己立的一个“约”，是对思想自组织本身的极端忠诚。第三种忠诚，更重要的是精神，特别是人的尊严、智慧与良知。

丽川：我想你说的首先应当是哲学精神吧？我感觉重建中国精神文化，还是要对中国学界学人发起一场攻坚战。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的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精神。元化先生为了学人的尊严拒绝接受医生的抢救而提前仙逝，他是在以“唯精神”的力量召唤着这一攻坚战。 所谓攻坚战，当然不是针对肉体，而是心灵，是精神状态，是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是“攻心战”，是扪心拷问自己，是不是具备了一个学人应当具备的“第三种忠诚”。正所谓“改变，从心开始”。

孞烎：是的。精神独立，当然首先是哲学本身。哲学精神是一切精神文化的精华，是一切人间首创精神的源泉，是一切人类文明种子的种子。因而，哲学高于宗教、主义（宗教和主义在英语中的表达式是一样的即“-ism”）和政治。然而，世界上至今还有许多国家的哲学，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哲学，至今要么依然是某个宗教、主义的婢女，要么是权力的姘妇，而未能独立起来。而精神的独立，哲学的独立，又有赖于一个国家是否出现一批崇尚高贵灵魂并身体力行的人。否则，说重建精神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丽川：这种崇尚高贵灵魂并身体力行的人，未必都是哲学家，但他们都是富有智慧、尊严和良知的人，即富有哲学精神的人。这让我想起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为何普遍推崇那些康德后来说的心怀“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希腊人。比如那位写下约束自己造福患者的《誓言》的作者名医希波克拉底，比如宁可付出生命也不会丢掉时刻主宰自己灵魂的原则而去践踏别人豆田的伟大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特别是在生命最后关头拒绝逃生机会而高贵地面对死亡的哲学泰斗苏格拉底，还有为了不曲意逢迎叙拉古国王而差点被卖为奴的《理想国》的作者与世界上最早的NGO组织“柏拉图学院”创办人柏拉图，他们都是在神与权力、荣誉与金钱面前葆有“第三种忠诚”这一美德的伟大哲人。

孞烎：正因为古希腊出现了这样一批批出类拔萃的“精神贵族”，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深情地指出：“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它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它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同样，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之所以被称为“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也是由于那些“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无不在精神上独立于神权与政权，超越于地位与金钱，从而完成了那个时代远远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而具有人类性的精神重建。

2008年6月16-17日于上海-华盛顿

附录:《第三种忠诚》全文

第三种忠诚

——追念王元化先生

钱  宏

2008年5月9日，一代学界宗师王元化先生仙逝，享年88岁。我得知信息已是12号晚上，我这个客居上海的圈外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眼下再没有象他这样博古通今又身体力行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学问家了。

16号在追悼会场外碰到翁思再先生，他说“在先生出的九十年代日记里，见到足下去晤见的记载，我问他是否江西的那位钱宏，答曰是的。你看先生还记得你呢”。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元化先生，是2001年在衡山宾馆参加先生招待刚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吴彬小姐的晚餐会上。他一见到我走进来，就亲切地把我招呼到身边，还朗声向在场的上海朋友介绍说，“你们知道吗，这是钱宏，是我的老朋友”。如今先生仙逝，遗憾的是，我竟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于是打开电脑，一口气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与元化先生有关的文字后，我在Word上联成这样四句话：

唯精神元化万物，

行尊严自立天地，

录沉思新风开来，

传薪火海派奔流。

写完并冠以“大师风范”四个字，以表我这个圈外人的追念。*

未料日前看到有网友给我留言，说他16日从追悼会场外的“唁电唁文留言板”上用手机拍下了冈村繁、庞朴、王蒙、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沈建华、许江、施惠等先生的挽诗挽联，还有我的追念。这位网友还告诉我，说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报道王元化追悼会最后推出的特写镜头，就是我写的《大师风范》。于是，他从价值中国网上找到了我的博客留言说，前面三句写得都很准确，唯第四句中“传薪火海派奔流”不敢苟同。若说是八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有点实事求是，但“传薪火”三字明确说的是王先生之后，那么试问九十年代以来哪有什么“海派”更哪来“奔流”？该网友最后批评我，说我差不多是“睁眼说瞎话”。

我不想反驳，也没理由反驳这位网友的批评，因为我在《中国智库之现状》（2006）中已作过解析。但是，既然这四句话引起了媒体的青睐，我想我也许应当把当时写《大师风范》时，这种近似直觉的追念作一点说明。

四句话每一句中的前三个字，即“唯精神”、“行尊严”、“录沉思”、“传薪火”是我对元化先生生命本质和文化价值状态的一种感受与体认。这四个层面的感受与体认，既得之于我本人与元化先生的神交，也得之于拜读胡晓明、林毓生、张汝伦、汪丁丁、翁思再等先生的相关文字。我私下以为，元化先生的生命本质与文化价值，概括起来说，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忠诚的精神或忠诚的美德。

我很早就自命是搞哲学而“不吃哲学饭”的人，但由于身处江西农村我又非常孤陋寡闻。最早知道王元化这个名字，是1983年在朋友处看到先生的《文学沉思录》一书。因为此前的1981年底，我曾不揣冒昧给胡耀邦写信，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应当那么快就结束，中国思想解放的还得远远不够，思想解放的目的，不仅仅是号召国民要如何如何做，而是要培养国民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精神，而要达此目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看到“沉思录”三个字，我感觉遇到知音一般，就抢借了来拜读。读元化先生的大作，从他对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感觉这种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精神，就是康德说的获得勇气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和黑格尔说的反思。元化先生异乎寻常地忠于自己的纯粹理性和反思精神。如果说中国需要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落实到我身上，一定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培养自己的反思精神。后来我在《谈谈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1984，刊于1985年第8 期《国内哲学动态》）等文中，将其概括为发挥“个体思想自组织优势”亦即元化先生说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我相信，只有象王元化先生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身体力行地坚持解放思想，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因为，反思意味着以一种无杂念的纯粹的平常心，保持对自己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忠诚。

这种忠诚，无疑是美德。但不是普通的美德，而是人们通过忠诚和为了忠诚而忠诚才有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在《第二种忠诚》的文章中，曾经把对国家的忠诚划分为两种：一种忠诚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听话、从无异议”；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忠诚，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国家、社会和政治人物，并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国家提出真知灼见。我想，这两种忠诚，都符合忠诚的精神，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三种忠诚，即思想者对于自己思想的身体力行的忠诚。没有对自我的忠诚，就没有有道德的人，没有正直者的忠诚，就没有正义，没有人文主义者的忠诚，就没有人文关怀，同样，没有思想者的忠诚，就没有思想自由。光是表白、呼吁或号召，说得再好听，都无济于事。窃以为，在王元化先生身上，就体现了这“第三种忠诚”。

如果说，第一种忠诚与第二种忠诚是社会角色使然，其美德还没有超越类似于“武死战”、“文死谏”和“坚持真理”的传统政治范畴，那么，第三种忠诚才是人性使然，是精神使然，其美德才真正进入到“揭示真理”、“永葆生命活力”的现代伦理范畴。第三种忠诚，既不在政治立场上有多坚定，也不在于在学理成就上站得有多高，但它具有人类的、社会的、普世的价值。所以，不管元化先生是著书立说，还是出任党的宣传部长，都能体现出这种忠诚的美德。对于学者、知识分子或思想家而言，只有融入生命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只有贯通学问的生命，才称得上思想家的生命。因此，第三种忠诚的美德，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

“唯精神”、“行尊严”、“录沉思”、“传薪火”，体现在元化先生身上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具有自身的纯粹性。其中“唯精神”和“行尊严”既是元化先生的生平自况，又是他的自我价值肯定，且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录沉思”和“传薪火”更是精神和尊严本身的特征。人们常说，大自然是伟大的健忘者。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物质的。物质就是遗忘，只有精神才有圣奥古斯丁说的“过去的现在”，即记忆，亦即过去留给我们的，以及保留在我们身上的。这就是人类看似脆弱，影响小且时间短的个体精神，但由于记忆，忧虑和忠诚的精神便得以开始和延伸其勃勃生机。有人说，一种思想只有努力抵制遗忘、习俗和利益的变幻无常，以及投机或权力的诱惑，才能摆脱虚无或饶舌。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就是由这种努力构成。马塞尔·孔什告诫说，任何思想“都有不断地失落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努力保住它的话。”所以，没有忠诚就没有思想，为了思想，不仅需要回忆，还需要愿意回忆。忠诚就是这种意愿。忠诚指向“过去的现在”即精神本身，而忧患则指向“未来的现在”即人性本身，再自私的人也不会永远忘记未来。面对“祖国的花朵”（儿童少年），无论是否己出，人们都会寄以某种期望。即使精神是一种疾病，人性是一种灾难，但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每一个忠于自己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人，都是一个人文主义（人道，或人之道）的守望者和期望者。对于过去，不要动辄打个落花流水，对于未来，更不必悲观绝望。人的全部尊严在思想里，思想的全部尊严在记忆里。容易忘却的思想，没有精神，容易忘却的守望和期望，没有意志、没有心愿和灵魂。人只是由于记忆才有精神，由于忠诚才有人性。正如希伯来的上帝与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约”，哲学思辨是思想家跟自己的一个“约”，是对思想自组织本身的极端忠诚。所以，自况唯精神、行尊严的哲人如元化先生，势必会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始重新“录沉思”，以“传薪火”。这种忠诚的精神，就是精神本身，亦即道法自然，法尔如是。

有人说，斯宾格勒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提出其文化宿命论，第一次敲响了西方文明的警钟。汤因比又从对西方文明的忧患中展开其历史研究，提出“挑战与应战”的命题，并将其关注的范围由西方文明扩大到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最后诉诸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级宗教的解决途径。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亨廷顿又由这种文明忧患中引出他那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认为应当从这种忧患论与冲突论中得到启示，去建立有效的文化战略来促进中国的文化建设。但是，我以为所有这些论调，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停留于对文明现象利益诉求的抽象描述，就算都是“真知灼见”，也至多体现了“第二种忠诚”。而元化先生的“沉思”和“思辨”，就是回忆他的期望，期望，就是他想要的东西。他忠实地记录下他的沉思和守望，就是未来的忧患本身，而不只是一种概念或总念。

只有从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本身的第三种忠诚中，人们才能从自己的文明忧患中产生对文明的活生生的期望。胡晓明说，元化先生晚年最关心的是文明忧患，这个世界越来越和他期望的不一样。所以我想，尽管元化先生也许并没有把他所期望的文明具体地描绘出来，但他身体力行所遵循的“有思想的学术和学术的思想”，他的“唯精神”和“融入生命的学问”，他的“四不主义”（友人李晓东发短信告诉我，他记得元化先生在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时的答辞中有“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的话），他在逆境和病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医生肉身抢救方案所表现的人的“尊严”，足以给我们指出了文明薪火的传承方向。

回到前面那位网友对我的批评（即说我写“传薪火海派奔流”是睁眼说瞎话），这使我想起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召开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期间，在元化先生的高足傅杰先生的帮助下，我有幸第一次拜访元化先生的情形。这里，我要先作一点说明，1990年底，我与友人尹飞舟、王守常、钱文忠、欧阳哲生等策划《国学大师丛书》，丛书旨在总结并纪念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完成东西方文化交融对接和结构性创新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代英豪，以激发当代学人不要重蹈此前整整三四十年间中国学人几乎留下创新空白的历史覆辙，完成自己该完成的思想文化使命——又一个世纪之交的结构性创新。为了成其事，我就不揣冒昧地写了一个编辑说明《重写近代诸子春秋》（有朋友拿去分不同篇幅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报》和《文汇报》上）。文中提出三个相关命题：“诸子百家三代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为了组织这套丛书，我先后拜访张岱年、赵朴初、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周一良、王永兴、戴逸、龚书铎、庞朴、刘桂生、戴文葆、姜义华、阴法鲁、石峻、刘梦溪等学界前辈，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张岱老和季羡老，首先肯定了“诸子百家三代说”的理论假设和“国学”新定义，从而使我获得面对中国学界的勇气而至今感念至深。记得那次，元化先生垂询了丛书组织进展情况后，笑着问我在编辑说明中最后提出“历史不会跨越我们这一代”这个命题，有没有现实依据，他问我心里也这么认为吗？当时我不无尴尬地回答说：说是“一个命题”，与其说是一种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一种期望，我相信所选“国学大师”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说这种期望本身也就是组织这套丛书的目的。元化先生听到这里，笑着说“看来你比我乐观，也比我勇敢哪。不过，你们年轻人办事，应当有这种勇气”。我当时感到，元化先生既是批评又是鼓励。其实，当我写下这个“命题”时，心里面何尝不是在想：尽管恢复高考和国门打开之后，学贯中西古今的年轻一代学人正在成长，但仅从现象上看，由于当代中国以利言事的特殊国情、学者们的现实生存竞争和与经济建设接轨的碎片化教育体系……恐怕想不“跨过我们这一代”也难。

后来，我在《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和《读〈读黑格尔〉所感》（1998）等文中，曾就中国学人以现成选择为圭臬代圣贤立言教化万民的传统和述而不作的学术研究惯习，因而缺少西方理论思维的训练，从而造成了中国的思想理论只能达到“现象的描述”水平问题进行过分析。主张中国学人应尽早实现中式的阐释研究与西式的理论思维的联姻。这种联姻，就是发挥个体思想自组织优势，完成从秉承者向在出者的蜕变。从生命主体上讲，中国学人最大的问题，除了思想治学的理论思维含量非常之低外，就是缺少元化先生对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第三种忠诚。

参加王元化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回来，我收到《社会科学报》编辑部朋友的短信，说他们报社也要搞一个追思会，建议我就元化先生生前关注的中国文化与精神越来越退化，需要教养主义的推行的问题，写点东西。我想，确实应当为此写点什么了，于是，就在电脑上写下《经济学思维向度：文化精神从进化论到退化论》这个题目。当我用五笔打字，想打“退化”这个词，不小心打错了一个键，结果出来“奴化”这个词。这倒是很有意思。说到今天中国文化和精神的“退化”，可不就是直接与这个“奴化”相关吗？政治强权当然是一种奴化，而无尽的物质欲望，则是另一种更普遍更易主动接受的奴化。据吴敬链先生回忆，在元化先生最后的日子他去看他时，元化先生问及的，还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到底怎样？在吴先生讲了自己的观察判断后，元化先生说：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马科斯•韦伯指出过的“工具理性”膨胀问题。人们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而不承认它有“自我存在”的理由，因而泯灭了对于文化的渴望和对于理想的追求。一些年轻人也满足于房子、车子等物质享受，而不关心我们的社会走向何处。上海这一个月内贾植芳、王元化、蔡尚思三位大师相继仙逝，三位大师留下的精神文化空白，不知何时何地何人能够填补。窃以为，中国不解决精神文化的退化问题，这样的空白恐怕一下子很难填补。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教育、科学、卫生都按照经济学思维向度激发起来的业力演变位移时，“退化论”规律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作用了。

以我的愚见，其实，精神文化上一切的“退化”，都因思维方式而起，当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都被迫采用经济学思维向度去面对时，人们怎么能不斤斤计较，怎么能不各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挥自己社会地位和职务上的“比较优势”？中国的精神文化和文化精神怎么能不越来越退化？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中国人在100多年前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浸润，却在“站起来”扬眉吐气后的60年内走进了“退化论”这种尴尬的精神状态。

今天，面对奴化而退化的文化精神状态，我们需要推行教养主义，更需要高扬元化先生的第三种忠诚。

2008年5月23日于上海开关居

*好几位朋友事后告诉我,上海电视报道王元化先生追悼会,最后推出的特写镜头,竟是我这个圈外人写的这四句话(我用启功体放大打印出来,有关方面了贴在追悼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和港澳台名流悼词栏。后来，我知道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刘世军先生的安排):

唯精神元化万物，

行尊严自立天地，

录沉思新风开来，

传薪火海派奔流。

——共生权范式观照下的人权、物权与国民事权，

就经济发展谈阶段机遇的文风、党风、世风该变变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来自我因疫情滞留在温哥华，尽管疫情让加拿大政府关闭了通往所有国家的海关边境，但我接触到这里社区的朋友，依然在自发地做着许多中加连接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事，尤其让我感动。

一件事是，深圳大晟文化产业投资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哥华的Canada Longevity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合作拍摄一部以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原型的，旨在高扬“生命高于一切”，绵延“中加友谊”的巨幕电影《生死69小时》。这部真实反映“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作品，其精神含蕴和艺术呈现，正如电影《血战钢锯岭》中的主角德斯蒙德·道斯所说，战争如果不可避免，总要有人尽可能把那撕裂的世界，一块一块拼接起来，无分敌我，仅仅本着：生命高于一切的真理和信仰！

另一件事，是这边的Canada Community Service Association主动联手全球20个城市（3个加拿大城市、6个中国城市和10个五大洲城市）在线举办“中华传统文化节暨抗击新冠疫情全民行动”。每个城市精心准备一个节目，一一看下来，无不让我动容感慨！

这两件事，之所以让我感动，是因为它们再次证明，人类正在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迈向全球共生新时代！即使遭遇象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迫使各国政府封城、封国、经济停摆这样的生態大危机，也依然不能阻隔不同国别的人民和社会，以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进行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更别说中美“贸易战”打得火热期间，美国企业特斯拉在中美贸易战之后仍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而中国的福耀玻璃还在持续跟进在美国的投资。

而这一切背后的历史逻辑，正是共生经济学揭示的一个真相：只要人类社会葆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总是能找到边际成本最低而希望感和幸福指数最高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正巧此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斐泽文教授，从微信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一晚上在琢磨所谓“内循环”那新东东，昨天连黄奇凡这样的老法师也出来站场子了，你怎么看？他还讲到，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描述的东方经济形态变迁，可以作为共生经济学“三大经济形態理论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一个史实支撑。

斐教授从南半球发来的这个问题与让我在温哥华的感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生存状况与发展方式大背景上，有着直接联系。我对他说，这首先要检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提法的历史背景。

这就需要回顾一下中国过去四十年，怎样从闭关自守的“艰苦探索”，一步步走向“改革开放”，又从改革进入“深水区”，回到“内循环”，通过总结这区间的经验教训，明晰“从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到对内开放促全面改革”历史过程，给“双循环”找到动力学与恊和学的思想理论、制度设置和政策实践的基础。

一、内外顺逆，存乎一心：践约不践约

简约而言，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地看，始于邓小平访美、访日，开啓的“以对外开放，促体制改革”，经过1984年“资源配置”与1992年搁置“姓社姓资”两次思想理论解放，确立了“权控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不彻底，但已经获得参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中国经济社会持续近四十年“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的发展格局。

但是，由于中国“跛足改革”（胡温发现）造成“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片面追求GDP增长（单纯经济学思维）的结构性缺陷，依旧极大限度地限制着中国社会和国民“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成长空间，以至于中国在加入WTO“15年保护期”满时，由于欧日美发现中国依旧未转变为WTO需要的市场经济地位，加之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到意识形态对抗，而使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近四年来，逐个丧失经济学上讲的“制度外部性”（Institutional Externality）这一“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外部环境条件。

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一个是人权，一个是契约。共生经济学进一步发现，人权与契约的大前提和落脚点，是诚信践约。

平心而论，在中美建交的四十年中，前二十年，中国总体上是践约的，几乎可以说是一切国际契约的模范践行者。没有这样的诚信基础，美国也不可能让中国降低门槛加入世界自由（市场）贸易体系（WTO）国际大循环。但后二十年，聪明的中国人发现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有许多孔子可钻，甚至违背“十五年保护期”的多数承诺，国际社会也没有惩罚条款和监督机制，于是，就聪明地来个“选择性践约”——即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就践约，没有利的或有难度的，特别是要触动中国经济结构性制度性核心利益的部分，就不践约。于是，甚至为了赚取外汇，造成国内全面负债经营。

我在《共生政体：中美模式各自都大有改进空间》（2016）等文中指出，有两方面的问题要弄清：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忘记了“政经二元”“国民二元”“城乡二元”多重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原本是中国自己必须做的事，同时，由于中国自身举国体制“超高制度成本”背负，在世界贸易顺差（劳动输出，资本输入）中赚取的巨大利益（税收和外汇）并没有充分惠及本国国民（这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搞外向型经济——劳动输出、资本输入——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至今尚有6亿人收入处1000元之下）。常识告诉我们：中国市场是大，但不要忘记的铁律：弱民是不可能造就有效需求市场的。

另一方面是，尽管小布什、奥巴马已经发现了美国政府损失了税收和就业，出现劳动市场萎缩、城市空心化等严重社会生態背负问题，但由于美国华尔街资本家从中美贸易获利丰厚，又因为美国政府需要中国帮助解决一些其他问题（如反恐、借钱刺激消费），在近二十年间，也没有较真坚持敦促监督中国全面践约。就这样，中国超高制度成本的举国体制，既无内部制约机制，又无“制度外部性”制约机制，谁能阻挡巨大利益的诱惑？这期间，美国总统就换了三位，同时，美国大资本家与中国政府合谋的过程中获得巨大好处，受损的是美国劳工（幸好有成熟的福利制度）和中产阶级。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当“十五年保护期”满，率先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美国主导的WTO成员国资格要求的国家集团和国家，是欧盟，是日本，并不是美国。请参看2016年写作《步步莲花，共生吉祥！——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笔账，怎么看？》作此文时，还远没有中美贸易战！这两方面的情况，就是我所谓的“秦晖双重失衡”，也是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到“贸易协议谈判”反反复复，终于演变成意识形态及其外交、军事、经济制裁，甚至“脱钩”等全方位与中国政府对抗之原由。

今天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历时性的修昔底德类比关系，也不再是现代化先发后发国家的关系，而是：各自优先处理好内部社会事务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成本”而共时性存同尊异、互通有无、相互学习、间道竞合而共襄生长的全球性关系。

中美冲突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根本扯不上关系——中国既没有作为富有魅力的强势大国崛起，美国更没有象中国的名嘴渲染误导的那样衰弱。何况当代历史已经证明，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主导者的过程中，早已经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种基于古代历史类比套用当代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那种生硬把Nationalism扯进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摩擦之中的种种煽情，都是误国误民的哗众取宠！

因而，中美关系必將重新定位！不了這一點，就不能懂得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生態文明新時代的起码知识！

一切意识形态之争和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之争的背后，都是秩序之争、规则之争、契约精神之争、社会生活方式之争！国际冲突、国内冲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和理由，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诚信践约。中美冲突是如此，国内冲突（包括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官民冲突）也是如此。

而践约不践约？既涉及现行规则、秩序的健全问题，更涉及国际国内在理念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内卷化（单位劳动边际收益在过密投入下，会出现递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无法升级）問題。举个浅白的例子，中国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其实也是与中国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一个价值承诺，更是一种终极约定，那么，执政党在国家政体设置、行政行为和对外关系等政策实践上，是否与之契合？就是最起码的检验标准——也即衡量有没有国内冲突的晴雨表！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民主政体的美国，早晚都会出一个对国际公平交易（尤其对中国）特别敏感，且价值观偏保守的特朗普式的总统！而且，不管这个总统是商人出身，还是政客出身，抑或象威尔逊那样教授出身，最后都会进入以哲学价值观（诚信践约）考量，反思自身及中美关系的性质（冲突或缓解）与因应之道（实力和道义）。

多说一句，站在中国立场，相应地也应当（理想的状態）有一位领导人如此反思自身及美中关系的性质与因应之道。

二、双循环的三大前提与三大法宝

回到“双循环”的问题。以国为单位对外开放，并根据对外开放的需要，改革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逐步融入国际大环境，形成正常的政治接触、经济交换、文化交流，中国整体上获得机体正常新陈代谢的活力，是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这一成功经验的背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自由经贸社会体系，对中国的接纳——从经济学上讲，这叫“制度外部性”张力！

所谓“脱钩”，意味着“制度外部性”张力的丧失。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所谓“经济内循环”＝机体新陈代谢活力放缓渐至停滞。

尽管黄奇帆、贾康、程实等知名人士对“经济内循环”竞相放大招、辩学理、辨治乱，也有老牌三农专家李昌平将“内循环”锁定在有效内需的关键，是以国家扶持“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方式”让农民有更多可支配的钱。更有温铁军等人士及数以万计的志愿者长期坚持的“新乡村振兴”，重新审视“农业产业化思维”确立中国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等等，就是属于内循环范畴。这些我都赞成，但是，还不足以应对“制度外部性”张力渐失，外部环境恶化“政治冰点扩散”与内部制度能耗（超高成本）条件下，内循环如何破解“机体新陈代谢活力放缓渐至停滞”问题。

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观之，提出“国内大循环”的动因有二：一是如何“自力更生”解决城市青年和还乡农民工两股劳动大军的就业和生计问题，二是基层政府相当于中国GDP年总量的上百万亿直接和代理债务问题。其实，自力更生并没有错，错在过度（最大限度）管控压制压缩社会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而政治操纵一切政府行为方式！所以，只要敢于“对内开放”，主动积极扶持社会成长，重建社会，以释放中国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形成三大自组织内驱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格局（参看《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社会主义》，《中国：共生崛起》P160，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在此格局下，如果所有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都能自主更生而自力更生，那么，所谓“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不是没有可能。

我更愿意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称之为“仨自循环格局”，但有三大前提：

第一大前提：在意识形态和制度设置上，顺势而为，体行共生。这里指的是，摒弃搞阶级斗争年代遗留在政策实践上的“内外有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传统（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实行“全面开放”——即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实施“对内开放”，将“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这一共生法则，引入中国经济社会机体，形成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局面。所谓“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在意识形态和制度设置上，说白了，就是一切形式的“顶层设计”，都要与相应的“底层驱动”相匹配。意识形态和制度设置上的内部关系理顺了，制度外部性也必然跟着理顺（参看《共生就是对内开放赋能——清晰的逻辑，适宜的方式、明确的目标！》，2019），何愁没有双循环？

第二大前提：是政治上，一视为仨，和恊共生。这里指的是，回到2003年胡温上台伊始，就提出的“调结构，转职能”，改变“跛足改革”的局面。这里的重点是“全面改革”（习近平），直指“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具体来说，就是从改变经济结构转变党政职能入手，克服党政机构或政府性企业（内部自己人）“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而宪法第35条又是事实上不可能落实的国情条件下，造成支出（公共列支、创租、抽租、寻租）不断增加，引起的国民或公民性企业或社会性企业（外部自由人）收入下降（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超高），有效消费或投资降低“一头长，一头消”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说白了，就是防止“内部自己人”通过各种财政政策和债务货币化等手段给自己人直接输血，对“外部自由人”再次进行新一轮“洗劫”，从而扭转社会财富“2 :8效应”滑向“0.1:9效应”的趋势（参阅《钱宏在DC：和解共生再造中国——兼议改良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十六个切入点》）。

第三个大前提：在经济上，存同尊异，间道共生。这里指的是，全面开放（重点是对内开放）和全面改革（重点是政治体制）的同时，在经济形态上，在现行“政府经济（公共物品）”与“市场经济（资本复利）”二元对立形态之间，引入“社区经济（生息创新）”形态之维，开创三大经济形态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新格局，以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困境，克服中国式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双重“租金型模式”（吴晓玲），化解主权国别冲突、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含劳资）建制冲突，重建世界秩序，为实现“从追求国家资本高增长到追求国民生活高品质”的政策实践和制度设置这一伟大历史转变（参阅《竞合共生，破解冲突——从黄奇帆<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说开去》）。以走出“转型中期陷阱”走出“改革中期断裂”。

三大前提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参看《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如果说，前四十年的成功部分，是“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那么，这里讲“和解”、“补课”的关键，是补上“对内开放促全面改革”的课，具体说，就是用好与上述三大前提对应的三大法宝：

第一大法宝，依靠人民，重建社会（落实权利Rights，确定方向感）；第二大法宝，瘦身去瘤，培元固本（规范权力Power，拥有安全感）；第三大法宝，生态统领，共生为魂（体行共生Symbiosism，获得幸福感）！有关“三大法宝”，请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再访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

三、共生权范式观照下的人权、物权与事权

我们发现，解决“仨自循环格局”的三大前提，运用好三大法宝，不仅是处理中国自身问题的因应之道，而且，中国就自然而然地与现代政治文明连接上了。

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是以宪法的方式将一国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自组织创新的权利（Rights）巩固下来的前提下，授予国家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力（Power）的事权边界，从而超越了传统社会“君权天授”与“替天行道”治乱交替双循环的政治格局。

那么，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的治国理政，首要任务，就是划分“国家事权”与“国民事权”的边界，比如说“法无许可不可为”与“法无禁止皆可为”，讲的就是政府事权与公民事权的边界；其次，是划分中央与地方，或联邦与省洲县社区的事权边界；最后，是防止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不同利益集团、政党邦派）事权与国家政府事权的公私混淆，比如“权利（如财产、资源）不可公有”与“权力（如公安、税收）不可私有”！

最后这一条，对中国大陆特别有实时针对性，它涉及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尽管有过“资源配置”（1984）、“姓社姓资”（1992）两次并不彻底的思想解放，以及“经右政左”跛足改革（1997－2006）的讨论，但由于始终没有在思想理论上触及事关国体政体根本的“孰公孰私”问题——当代中国人至今纠结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认定“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这一似是而非混淆“孰公孰私”的权威定义，从而造成“庞大上层建築与超负荷政治經濟文化基礎的基本矛盾”——中国超高制度性成本——集中体现在“孰公孰私”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双轨制”和“两张皮”上（参看《“四中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等观念变革——从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引发的思考》、《怎么办？新冠大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生態大战！－－不要再抽國計民生的血！》、《放下“孰公孰私”背负，中国企业方能恢复正常——改变权力与资本、科技坑瀣一气的制度设置势在必行》皆见http://www.chinavalue.net/）。

如果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真的要催生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那么，我们认为，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理论”取代“产权理论”是一个思路。因为只有共生权理论，能够在“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意义上将人权、事权、物权统一起来加以观照，将“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顶层设计与底层驱动”融为一体，落实在思想理论、制度设置、政治行为贯通不悖。

请允许我在共生权（Symbiorights）范式下，重新厘定人权、事权、物权的共生关系。

人权（Human rights）：人，就是人类（human）、人民（common people），人民不是抽掉“个人”的政治空壳，而必须是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作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也就是中国俗话说的“一娘生九子，连母十样心”的人，更是罗斯福说的拥有“四大自由”的人，那么，这里的权（Rights），即《世界人权宣言》讲的“人类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权利”(human beings shall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belief and right of from fear and want)。这也是各签字国之间的一个约定，然而如何“践约”——保证各个国家或政府在其制度设置与组织行为中，践行这个约定？我不无遗憾地发现，这是一个联合国成立75年来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涉及诚信践约的需要一个各国政府和人民在理念、制度、行为层面，形成最大公约值的哲学共识，并以这一共识为基础，开展从加利、安南、潘基文到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的“联合国改革”（参看《联合国将何去何从？（Where does the UN go）》http://symbiosism.com.cn/4159.html）。

物权（Real right）：物，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真实的，实际存在的，非凭空想象的，现实的东西，包括一切私有的所有物、财产、财物、不动产、房地产、房屋及院落、庄园。物权，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和拥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一切生产资料、生活资源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排他性地享受其利益的权利。依物权的这种性质，它具有优先的效力和物上请求权。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归于何人之手，都不能妨碍物权的行使，物权人可以向任何占有其物的人主张其权利。物权依其性质，产生普遍皆有的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等三重效力。

事权（Civil rights）：事，就是做事，从事，处事、事业；权，就是权能，权利，权力，权限，职能边界。事权，指自然人、公民或社会组织行为主体自组织处理事情的权利（Right）和职权（Power），包括对做某件事拥有谈判权、成事过程中自主更生的支配权，事情结果的分享权。处理事情的职权，需要明晰事权主体，明确任务和责任范围。比如中国古人讲“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淮南子·兵略训》），“且谕汉家绥抚厚，莫言湘守事权轻。”（梅尧臣《送邵郎中知潭州》），“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传三．日本传》）等事权，都是一级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所承担行事、处理事情的职权，一般而言，事权、财权、财力三要素达到匹配，一级政府组织就能正常运行。但是，康有为《大同书》丙部说：“近百年则平民之权日兴，如隶之制尽释，虽有贵族、大僧，而事权日落，与君权而并替。”这引出了我这里讲的公民事权（Civil rights）与政府事权（Government authorities）划分、比较关系及各自的边界。比如前面讲到“法无禁止皆可为”与“法无许可不可为”，讲的就是政府事权与公民事权的边界。在“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意义上，公民事权中的“事权”，不仅是法律用语“民事权利”的简称，包括民事法律规范赋予民事主体满足其利益的诸般法权：1、财产权与人身权，2、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3、绝对权与相对权，4、主权利与从权利，5、专属权与非专属权，6、既得权与期待权，7、原权利与救济权等等。更是指称一国一区域人民、国民、公民拥有生产、生活、生态资源进行“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生存权、行为权和思想权（定居或迁徙权、劳动权、消费权、经营权、管理权、创造发明权、创新权）。

当我们把事权与人权、物权结合到起加以考察时，我们很自然地发现，人民、国民、公民事权（Civil rights），不仅包含了“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和拥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一切生产资料、生活资源的权利”（物权）和“人类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权利”（人权）的自组织权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Symbiorights）叙事中，事权，尤其是国民事权，处于“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枢纽位置——具有动力学与恊和学双重机制，真正能够将人权、物权进行到底！

在张全景、刘锡荣指出“官多为患”、“官满为患”造成政府组织“乱作为”或“不作为”超高能耗成本，同时宪法第35条事实上又不可能落实的国情条件下，联系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上严重存在这样的事实——挟政府组织自重的掌握话语权和行事权的人们，一边发出永远做不到的超高价值承诺（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且把所有政府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一边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几乎无孔不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比商鞅、桑弘羊、张居正时代有了更厉害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AI手段，参看《先哲的遗言》，《随笔》2005年第3期）地与民争利的驭民政策实践——2011年3月初我应新浪网、奥一网邀请，在“两会点对点”节目接受访谈中，我以《国民事权大如天》为题讲到：在中国大陆，处理好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的关键，是事权——国民事权！

将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为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反观人类经济形态和经济行为的变迁、现状与发展态势，同时凸现事权的重要位置，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一个发现或创新。

《生态主义主张》作者金建方最近从美国来信认为，“你提出的‘事权’，是一个新概念。”人权和物权是老概念，特别是物权。物权历史非常悠久。物权思想在工业社会中已经发展到顶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物权的产物。在工业社会中，谁拥有资本，拥有工厂，谁就拥有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便是以工厂为中心，进而再分销渠道和销售网络。马克思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社会一切关系的核心。生产决定消费，也决定分配。所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的设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工厂已经不再拥有社会生产方式中的核心地位了。而营销企业，研发集成企业，却成为整个经济关系的核心所在。考虑一下苹果公司的经营方式。苹果公司并不拥有工厂，却拥有营销权，技术集合配套权。因而，它能获得了最大的利润，取得财富分配权上的绝对优势。高通和海思在芯片产业中的经营方式也是这样。事实告诉我们，在后工业化社会，物权和产权，并不一定会带来收益，却往往会成为包袱，成为累赘。看看现在中国搞了那么多开发区，建了大量的工厂，都在那里荒废，闲置或破产。当代搞经营的人，往往不愿意自建工厂，或者，虽然建立工厂，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干，而是搞外包协作，依靠产业链和供应链。这已经变成一个时代潮流。所以，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以物权思想为核心的所有制思想，即所谓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划分，什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划分标准，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可见，明确共生权，凸现国民事权，是帮助当代中国人解开“中国特色孰公孰私”之谜的钥匙，也是“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態双循环”，破解“蒙代尔-阳子不可能三角”的关键（参看《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

在共生权范式观照下，重新厘清人权、物权与国民事权，有利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理顺：

一、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人人生而具足又非独存，人际关系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因而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真有敌人，那就是自己！

二、进而，社会关系上，“公”上，“私”底，公中有私，私中有公，不可偏袒公权、私权，更不可偏废私权、公权，因而当凸显基于人权、事权、物权的共生权！由此，我们提出“官生，民生，恊和生，是为共生”的命题，超越传统社会“君权天授”与“替天行道”治乱交替双循环的政治格局。过去纠结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需求侧”与“供给侧”、“公平”与“效率”的诸般二元对立，可以休矣！

三、国际关系上，从单边到双边，从双边到多边，从多边到全球关系（包括微生物、动植物与人），因而当“以球为体，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行文至此，我突然发现，“仨自循环格局”和共生经济学的现成样本，不就在我目前客居的国度吗？

我随缘而安地在这异国他乡住了七个月，我向这里的朋友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加拿大政府能够将疫情纾困金直接打入每个够条件的公民个人账户，根本不存在中国各级政府和“政策掮客”参与救济金、扶贫资金、农业补贴资金、文旅特色小镇配套资金，以及各种专项资金“再分配”这种“雁过拔毛”的事情？我也没有看到遍布全国城乡各种各样的“烂尾工程”——基本消解了“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超高制度性成本问题。

李克强在2020年两会记者招行会上也说：政策资金要直达地方、直达基层、直达民生。其实，拿加大制度设置上，在防止政府及政策掮客“雁过拔毛”方面，有非常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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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客家联谊会执行会长JCY先生告诉我，欧美日加治国，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立法的基础是人权和诚信。有了人权保障，人人都有尊严！有了诚信基础，行事成本最低（即与人方便而不是处处设障，层层卡压）。加拿大在政府与每个公民之间，只有一个扁平的机构CRA（加拿大税务局）。所有公民（含永久居民，包括小孩）都有一个社会保险卡（SIN卡，类似中国身份证）。你的一切经济往来都与SIN卡联系。故而高效，扁平，无须“中间人”为环节。中国是赋权于人，必有权力寻租，且官员乐此不疲。

这种基于人权与诚信的扁平制度——公民社会保险卡——设置，从源头上避免了中国“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及其人身依附（国民Right依附政府Power）甚至减轻了生態背负。总体上符合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边际成本最低而幸福感最高的（反比关系）基本原理。

温士顿学院院长何笑梅博士，给我介绍加拿大的“高福利经济社会制度”，其设置和运行是这样的：加拿大是典型得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国家。在政府（Government）事权上，有明确划分：立法权与政策法律化权的权力，在议会；对法律与法律化的政策的执行权力，在政府（Administration）。 由于民众具有对议会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权力，加拿大政府必须尊重民众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本原性政治权利，即国民事权（Civil rights），由此形成了社会福利制度中公民参与的治理理念。

加拿大作为高社会福利国家，政府治理理念，充分体现了钱老师表达的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主要体现为：公民参与，公正与公平，合理划分政府职能，扩大社会福利资源。

 1、公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国民事权），是现代民主制度最根本的理念，这一理念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民主，后由法国思想家卢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发展，形成了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人民主权思想。加拿大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采用的公民参与的政治理念实践，是民众对指定法律的议会议员和执行法律的政府官员有公共选择权的客观结果，也是国家机器，统治阶级为维护主导统治地位，缓和矛盾的主观意志的产物。

     2、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加拿大政府采取了罗尔斯的公正与公平的概念。罗尔斯认为，一个公正和公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尽可能使社会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多得好处的，较少受损的社会。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就随之从发展经济转到如何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上，加拿大政府的公正与公平治理理念，主要表现在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力，还有保障文化权力，隐私权力等。加拿大实际上把多元文化共生作为国策，鼓励接受并欣赏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最近BC省政府宣布拨出1000万加元建一座“华人博物馆”。 

3、合理划分政府职能（事权）的治理理念。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理想国》里就对政府职能进行过讨论，提出了审核职责分工的思想，这一思想被西方国家政府加以继承何发展，形成了合理划分政府职能的治理理念。加拿大实行三级政府制度，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有着联邦宪法赋予的明确职责（事权）。联邦政府：外交，军事，对外贸易，海关，联邦税收，移民事务，金融货币制度，刑法以及渔业等；主权政府，省政府主要负责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医疗，教育，自然资源，社会保障，安全，地方税收等。市政府负责城市基础建设，环境卫生，市场规则，发放商业执照，许可证等。其他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务，都归为“社区自治”，所以，加拿大公民享有充分的“国民事权”。

社会福利主要有省政府负责，由于三级政府几乎没有重叠的职责，也就没有重叠的机构，这有利于减少政府冗员，财政冗费（支出），同时职责明确，方便问责。避免社会福利制度中各级机构互相推诿责任内耗，提高效率，为公众参与提供公开的信息和监督对象，直接避免了“雁过拔毛”现象。 

4、扩大福利制度的资源，加拿大政府的具体表现：一是鼓励扶持民间发展经济，包括市场经济和社区经济；二是严格的税收制度，四层累进税制，收入高者税率高，达到33%；税种多样，严罚逃税行为， 有效保障税源，支撑社会福利制度；三是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募捐，彩票，志愿者文化，政府开办博彩业；四是提高资源效率，宏观上实现社会福利资源最大的边际效用和投入产出比率，这意味着设置好了制度，并严格依法执行制度，就产生了客观的效能! 

有比较才能鉴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江传瑜和何笑梅的回答，让我感到，共生经济学提倡的“政府、社会、公民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社会机制，在加拿大已然有着较充分的制度践行。甚至基于质量效能法则的共生经济学GDE价值参量，提出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態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也似乎有了确切的答案。而“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态双循环”在加拿大实际上是一种常态！

那么，中国真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在共生经济学意义上向加拿大学习吧！

而且，就经济发展谈阶段机遇的文风、党风、世风该变变了！我们提出改变单纯货殖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共生经济学，就是要提倡“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回归生态”，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为法权基础，以开源社区、“共生链”（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孰公孰私”两极对立的产权理论纷争，提出制订以《宪法》为基础的《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合称《中国法典》，以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生态环境，从而将传统货殖经济学，拓展为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全方位“经世济民”之学，进而跃迁到生命哲学的思想高地与智慧之谷（Ideological Heights & Valley of Wisdom），建构一个“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恩格斯）的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最后，我期待中国的上层精英们，重新反思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的制度设置、中国的经济结构，以便也能够无任何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阻隔地将国家建立在：“家庭第一，社会优先，服务公众”（Family first & Social priority & Serving the public）的基础上，让生产回归生活，从而让吾土、吾民、吾国成为一个富有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的正常国家！

中国社会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已积淀一百多年了，2020，到了该诞生巨人也必涌现巨人的历史时刻了！

陽子2020年8月5-13日于Vancouver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柳江您好！

很高兴与您结缘。一口气读完了你给我的七篇文章，非常佩服你的洞察力，且很欣赏你的文风，这都是我要好好向你学习的。

中国政体改革动力依旧源自权力核心

我同意江的综合素质高于胡的判断，这也许主要是他们早期教育背景不同使然（江年轻时的中国教育比较正常），还有，相对来说，江敢干一些，且没有那么深的城府；而胡相对保守且城府很深。

不过，我想说保守并不是与进步相对，而是与激进相对，所以，保守未必就不会进步。完成英国光荣革命的政治力量，其主要推手就是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人。

此盖因江未经过媳妇熬成婆的的磨砺，是突然直升上来，尽管当时还提心吊胆地应对陈、邓双方拉扯，但凭借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侥幸而成功地越过三年考验期而后获得基本自主权——我曾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四种可能》（2003）、《如何解决“7000万人法定金饭碗”的问题》（2006）、《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及政府与公民的对峙》（2006）、《如何看待1978-2006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资本实践》（2007）等文章中都有分析——这里不评论江此后的十年。而胡，则系隔代指定接班人且最终接到了班，熬了整整十年，政权得来相对不易，这注定了他哪方面都得罪不起，都不敢怠慢，心里掣肘负担过重可以理解，据说“手枪”（中央警卫局）至今握在忠于江的人手上（当然，这也许是胡系人的一种辩解或推托）。所以，他总是先试探一下（如第一次政治局学习的内容是宪法课，在怀仁堂开民主党派领袖会议强调增加他们的参政深度），不行马上退缩回去。因而大家看到的胡，似乎总是说一些“宽松”的话，但紧接着出台的措施却更加“收紧”。这样，从2003年众望上台以来，经过一次次希望的落空之后，人们对他不免异常失望，尤其是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过，我本人还是对胡抱有希望，感觉还不能完全排除他也许步齐威王、楚庄王之后“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当我看了你写的《江泽民瀛台问学沈志华——江泽民60大庆之夜致信中央背景揭密》后，我开始同意你说的江、胡政体改革竞赛中，江可能反而会走在前面的意见。江能在60大庆被高抬的当晚，不是心满意足（被捧晕）而是有感而发自觉进入60年的反思，足见江还真不是一般的人。而且，只要江愿意，他现在确实也有条件从容不迫地考虑一些当代中国发展的真问题，甚至去碰一些硬问题，把许多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正本清源。

然而，江要转过这么大的弯子来，恐怕也还没有那么容易，主要是他还没有自己创新性的可替代性的思想理论。其次，毕竟江已经不在一线，中国年23万起的群体事件（意味着平均每一分半钟一起）、1600万精神病重症患者、青壮年男子精子总量锐减80%、财政收入25.7%增长率与国民收入3-5.7%增长之差（有人将中国的低工资高物价与美国的高工资低物价相联系，似乎更能解释这个“剪刀差”越来越大的原因，反过来势必导致创业压力下降、就业压力增加与通货膨胀）等等，对于他来说，并不够成“非转弯子”不可的紧迫感！如果江有“紧迫感”，有些事他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比如，他让陈奎元先生邀请戈尔巴乔夫不成，还可以自己要求秘密访问俄罗斯，秘密拜访戈尔巴乔夫及他的一些“老朋友”不是吗？再比如，他既然问政于沈志华，那么，江也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建议有关方面把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创始人之一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与普京2006年任总统时委托俄罗斯历史学家祖波夫（1952-）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1894-2007）》翻译过来，直接发到县团级领导干部阅读。该书由40余名专家合作写成，读者对象是相当于中国的高二、高三学生，其编写动机很简单，就是这批历史学家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

相反，胡在一线，应当是有紧迫感的。所以，包括温在深圳三十周年纪念前夕关于政体改革的讲话，我宁可相信背后有胡的认可至少默许，对胡来说，方法依然是作试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觉传闻中有关胡打算搞“社会主义两党制”的匿名信，还是有几分真实性。该信说“18大以后中国的政治巨变的可能性之一，是可能就是让/把共产党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名称还没有确定），而胡锦涛以非党员身份继续领导军队保证政治转型的稳定性。……温家宝最近的言论，据说也是为了18大以后这样的政治展开做准备。胡锦涛这样计划，据说是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工程’超出原想象，特别是自从苏联的一系列档案的公开和被翻译成中文，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已经破产，使胡锦涛下定决心搞‘社会主义两党制’（与美国的‘资本主义两党制’对垒），正好也使他可以名正言顺再干五年或更长，开启真正的胡锦涛时代。”

但是，胡与江一样，也没有自己独创性的可替代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由于没有新思想理论来建构新的政体，同时，由于中共是一个意识形态党——自从搞合作化、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后，中共就丢了基于“耕者有其田”与“统一战线”（向国民党一党专政争民主、自由）“打天下坐江山”的传统合法性，而依靠意识形态的“最最先进”性及其武装力量与管控的媒体力量作为合法性依据——所以，尽管旧的意识形态在江、胡心中及整个中共内部早已没有真正的虔诚和尊重，没有市场，但还得变着法儿，就算是玩弄概念游戏欺骗自己也只好硬挣着。

最新的证据，就是昨晚新闻联播中介绍吴邦国将在10月1日第19期《求是》发表《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文章依旧是用罗列的方法陈述伟大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成绩的原因除了继续讲“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之外，加了“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发展积累、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讲到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时，就乏善可陈，只能回到与取得成就同一个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且试图说服读者中国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可以理解、应当接受），倒是文章结尾，重申了2007年后很久不提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

我相信，以江、胡的聪明才智和对于内外情况的了解，不可能不明白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游戏，比如仍然坚持把党的意识形态看成是全民意识形态，仍然坚持把党的历代主要负责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意识形态的理解、概括和具体表达形式看作全民、全社会意识形态的唯一价值来源，在逻辑上完全不通，理论上无法自洽，在事实上根本做不到；现比如仍然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等同于政府的工作重心，进而把政府的工作重心，等同于全社会、全民的工作重心，无法保障其历史连贯性和尊重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丰富性。因为，比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段，导致这些年中国一切政府性组织、享有行政级别的准政府性组织、一切社会组织的工作重心都是抓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换句话说一切行业都要变成产业、全民都要经商。如此一来，中国将继续陷入无法协调、处理中央现在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管理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无法确保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机制体制的改革，不会遇到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激发出来的部门利益、基层政府组织利益发生现实冲突？而发生冲突之后，又如何确保中央决策的贯彻执行，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动力和依靠力量是什么？（钱宏《还原历史和思想理论的真实、鲜活与美感——读<凝聚在伟大旗帜下>，致任仲平同志》，2008）

一句话，坚持旧有的意识形态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旧有意识形态与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调结构”的方针政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我之所以要和你讲吴邦国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当即想到了你说的“江胡政改竞赛”。如果吴代表的是江，那么，正好说明我前面所述，江问政沈志华后，依旧既没有新思想理论作为政改和统领全局的支撑，更没有“转弯子紧迫感”（这也符合吴自己即将淡出中国政治舞台不求进取但求无过的心态）；如果吴是胡授意撰文，那么就可能有二可，一是让江系色彩很浓的吴来说这些话，意在澄清江比胡更有改变中国命运的活力的印象，同时顺带表明江、胡并没有什么分岐，二是虚幌一枪，进一步“故意”证明北京人对胡的习惯看法。所以，我依然没有放弃对胡的一点幻想——他的确面对着一个把中国推向现代正常国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可能看不到这样的机会么！

中国政体改革应从何处切入？

那么中国的政体改革究竟有没有可能开始，应当从何入手？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过一个“中国新文化论坛”，论坛的主题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出发点，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什么旗帜下进行。

会上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王占阳、徐景安先生提出“邓小平理论遗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发现”，认为1999年后把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建设”两字拿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既成事实，因而实际上等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止。而蔡霞先生则认为，王、徐提出的其实还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的中国，人们往往习惯了说话做事包括改革，总要戴一个什么“主义”的帽子来进行的问题。其实，要学习邓小平，就应当“超越主义之争，用人类文明的大视角看待问题，也许能为我们解决中国发展进步所面对的问题打开更多的思想空间。”我想，这两种不同观点提出了一共同的问题，就是：中国政体改革从何处切入？比如会上辛子陵先生就直接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开始。”

不过，在我看来，撇开旧有意识形态（即名不副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纠结，而直接以胡主持的17大上率先全球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文章，完全可以获得全部思想理论上的支撑，不管提什么主义，不管什么性质的党来执政，都需要满足中国突破“社会主义没有社会”框架，突破不同身份资历的公民享受不同“国民待遇”的法权界限，从而满足“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的现实诉求。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也没有太大的风险，所以，是中国公民应当高高举起的旗帜！

工商文明，跟它之前的文明形态有一个基本相同点，就是它在政治上还基本属于地缘政治形态，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它就是一种支配关系，就是谁战胜谁，谁支配谁？遵循的是“特权法则”，在支配的过程中，谁想占据主导地位，以前马克思时代看到的工业文明也好，我们现在的已经现代化的工商文明也好，还是我们每天生活工作中际遇到的人和事，所面临的矛盾，无非是在这样的支配关系中争夺主导权，想占据超过平均利润率以上的好处和优势。不管是借助政权，还是借助财权，还是借助其他的权力，如身分等级、关系网、知识、信息等等。结果，无论在生产方式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人们追求的是无限扩张，奢侈攀比，这是工商文明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实质。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反映的突出问题，就是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实现欲望的理性工具的有限性之间的永恒矛盾，所以，它没有超越以前农业文明的这样一种关系。

中国是一个宗法亲情社会，讲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政治上讲的是“内外有别”、“己和异己”，在意识形态上必然党同伐异，在组织形式上必是帮派政治，如果自身强大，必是扬眉吐气傲视群雄，如果自身羸弱，必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而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的基础搞工商文明建设，势必遭遇较之所谓发展国家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在缺乏公共意识的“私人”社会文化条件下，如何行使“国家公权”的问题。

那么，生态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呢？它是一种生态政治，它应该建立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遵循的是“共生法则”，简单点说，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英语表达是：life and let life）。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与国之间，不管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共生法则和共生关系势必要求人们过一种内敛的健康、简约而高尚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这样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去考虑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比从什么什么主义角度谈，不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结，还可能会显得更加清晰一些，有利于看清什么是真问题、硬问题，而集中大家的精力、智慧和勇气加以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小平他不讲姓社姓资的争论。说得更透彻一点，因为金融危机，各国都在采用政府“救市”的措施，这使得我们对以前一直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政府管制、政府调控，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市场自由，这样的观念固化起来，特别是看到中国目前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的情况，给不少人（特别是那些迫不及待要强化所谓“中国模式”的先生们）造成一个假象，说什么现在要“靠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

其实，资本主义并不等于是市场自由，社会主义它也不是政府管制的代名词。这里面，我们管什么叫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优先位置，资本主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那么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建设”，它可能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还原所谓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本意，这里面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17大报告在上海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上（2007.9.7），我提了一条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应当继三十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现在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今天，我依旧是这个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解决“社会建设”的这个前提性问题，就是建设“有社会的社会主义”。

现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争论的焦点，什么制度优势呀，民主自由呀，宪政法治呀，权大法大呀，都可以集中到这个思想基础上来加以评判。政府与公民的事权边界不确定，所有争论都是各说各话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只是代表着一种利益之争，而不能反映中国国家及其全体国民的基本法权和共生价值。这也是我从来不，或很少谈论“言论自由”、“民主法制”这些概念的原因。

在我看来，西方人讲的自由，包括罗斯福讲的后来又写进《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四大自由，放在中国语境中理解，说的就是人民、公民、国民的基本人权、事权、物权这“三权”。“三权”中最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民的行事权、做事权。而且，公民事权只能受限于自身能量（如思想力、智能、知识、愿景、应变力），除此，公民事权适用于一切法禁之外的领域。这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根本而普遍的动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民事权大如天！

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诉求，首先应当在国家治理层面上集中力量，从法权上界定政府与公民的“事权边界”。然后以此为圭臬，来重新修订我们共和国的宪法，否则，包括宪法政治、宪法整体在内的公民的单项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永远流于条文而落不到实处。

我并不是不赞成呼吁中国的民主自由，可是，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考虑再三，所谓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等，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事权上。如果同为一国之人民、公民、国民，有的人享有超越“国民待遇”和宪法规定的事权（往往是假国家之名、公有制之名，握政府公权之实，行一己之私的无边事权），而另一些人（注定是被称为“群众”的多数人）连做事、行事的基本权利都是问题（比如1956年以后，人民特别是农民连按照自己惯习休养生息“种地”这种行事权都没有，国民连在自己的国家开办公司、厂房、学校、医院这种行事权都没有，公民连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选举人民代表选票上划圈圈的行事权都没有），还哪里来的这些自由？当萧默先生的《一叶一菩提》被无端禁印时，他为什么愤怒地喊出：“谁说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我就跟谁急！”他要表达的就是国家（政府部门）的事权大到无法、无天、无边！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要从法权上确立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待遇”，特别是“国民事权”。同时，宣布“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国形象”，以消弥一百多年来无数次的战争、政治运动、资本积累累积下来的仇恨与怨气，逐步培育起全体国民的“精神自立”，从而重新获得社会改革、改良的动力。同时，确立每一个中国人“国民待遇”，应当从确立政府事权边界开始，因而我认为，不必讲那么多公权人士不习惯的民主呀，自由呀，主义呀，只要强调人权、事权、物权对于国民是天经地义的，而在这“三权”中，最重要的是事权——中国百不逾的主题流变。这是中国公民获得“国家认同感”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我十分赞赏秦晓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制度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保障，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实现一套核心价值观”，而“正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样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才导致我们社会出现诸多问题”。他的这个发现，也是我提倡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的动因。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就是共生法则，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国际关系，就是共生关系。共生精神应当成为现时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谁能让社会主义的共生法则成为当下中国政府行为规范与公民行为规范，谁能领导中国通过“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来建立普及中国与世界的共生关系，谁就是我说的社会元勋！　

　　2010年10月1日于北京郊区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论国家主义与国家权威

——兼评何新先生反对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做为“治国理念”的新作《论新国家主义》

一

国家主义，是将国家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学说与实践，以及将君主权或党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传统。国家主义的学说和实践起源于欧洲，国家主义的传统形成于东方。同时，不管东方、西方，都有好的国家主义和坏的国家主义之分。

好国家主义的国家权威，是国家形象的体现和人民情怀的反映。

二

17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个分裂的世界，即使像中国、印度、玛雅这样的文明古国都只有地区性影响，因而不可能产生全球性的秩序。目前世界的主导秩序源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独立的王国成了主权国家。欧洲便开始了全球性扩张，同时也就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也由此开始（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法理基础）。尽管所谓国际秩序其本质从来都是世界上强权国家设计和推行的秩序，但有秩序与无秩序相比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从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来看，正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专家斯蒂芬·D·克拉斯奈教授指出的：“当哲学家布丹（Jean Bodin）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最先在16世纪和17世纪详细阐述主权概念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单一的、等级制的国内统治权的合法性。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接受神法和自然法，但他们都认为，‘主权’等同于法律，被统治者没有反抗主权的权利，只有遵从的义务。”

三

所以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眼里，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是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对立物，是剥削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和罪魁祸首。国家主权所表达的国家利益，不管其在意识形态上标榜为什么主义（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资本主义、道德主义、帝国主义、群众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政治垄断并通过政治垄断限制、削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组织行为，以方便专政权贵集团或精英集团的机会主义行为（打着国家、政府旗号的坑蒙拐骗），因而其逻辑结果都只会等于权贵专政集团利益，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精英集团的利益。这种国家主权除了代表反动的人剥削人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什么也不是！因此，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自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宣布了民族国家主权的非法和死亡。“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请注意：在恩格斯1888亲自审定的《共产党宣言》权威英译本的结束语时，将原来德文版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是很有意味的。1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工会领袖认为在互联网和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口号正在走向现实。还有，1895年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不是“五一国际无产节”！再请注意：美国的劳动节是国会投票通过议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的口号是：无产阶级要让自己的祖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塞缪儿·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凡是拿国家主权对内（注意，是“对内”）说事的，在思想上心理上和利益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反国际主义，也是反社会主义、全球主义、天下主义的。所以，鼓吹国家主义或所谓“新国家主义”的人，必然会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参看何新《论新国家主义》）。不管其反对的理由是多么聪明地睁眼说瞎话，也掩藏不住其背后机会主义的“小”和“恶毒”！

四

如果我们只从国家主权的控制者（权贵利益共同体）眼里的国家利益这个单一思维向度来看待国家主权，那么，国家主权论者，的确总是反社会主权、反人民主权、反公民主权和普遍人权的，除了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友邦，而主权国家内部的人民、公民、国民都是权贵专政集团的家奴。这也是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积极加入帝国化的发达国家经济联盟盘剥本国人民的逻辑。这些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几乎无例外地只能是“主人-奴仆”、“国家-社会”、“政党-人民”、“政府-民间”、“城市-乡村”、“精英-大众”，一句话，即“官-民二元结构形态”。

这种“二元结构形态”的国家主义语境下的最大误导，就是把政府等同于国家，把当权者等同于国家，甚至把精英集团（包括执政党、贵族、大家族或财团）等同于国家，最后把国家等同和混淆为社会，所以它们象法西斯主义一样，往往自称是“社会主义”。当权者、政府或精英集团一旦被等同于国家，其权力就没有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不但会产生市场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内幕交易、操纵市价、金钱操纵政治等腐败行为，而且必然走向政治上的垄断和垄断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从而滋生政府性机会主义。

“政府性机会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当权者、政府或精英集团的潜规行为和短期行为（垄断显然也是一种短期行为），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应干的事干不成，不应干的事不干还不行，政府性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坏结果，是诱导“民间性机会主义”的泛滥，最后，尽管政治垄断集团有时也能做到“薄赋轻徭”、“爱民如子”（因为不敢征重税，不敢不说爱民）、“亲民如流”，但整个国家社会正常的法治化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甚至正常的军事秩序永远无法建立，或者即使想建立，也被一而再再三地推迟出场（像路易十五和慈禧老佛爷那样），最终导致权贵集团自己的政治资源丧失殆尽，国家权威也丧失殆尽。

五

不管是“旧国家主义”，还是“新国家主义”，只要是有利于形成政治垄断（其必然要求经济垄断和文化垄断），从而给当权者、给政府或精英集团性机会主义行为留有空间，就是“坏的国家主义”。

坏国家主义的逻辑指向（不管用怎样华丽的词藻或口惠包装）永远是对社会、对人民的限制和削弱。因而坏国家主义是没有社会（生命）的张力、没有“人民同意”的正当性、更没有真正信仰没有灵魂的国家主义。“政治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和“文化国家主义”，比如路易十五式、慈禧式的国家主义、蒋介石式或希特勒式的党国主义，都是这种坏国家主义。

即使是为了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统合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场域、不同信仰，不同惯习、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也不需要坏国家主义，即便是“新国家主义”也不需要，甚至更不需要！因为，坏的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就走向国家主义或新国家主义者“愿望”的反面，即恰恰是“国家权威”丧失殆尽，其结果必然是又一场社会革命——不信？且不说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的俄国、伊朗、菲律宾和罗马尼亚，就看中国：1908年尽管颁布了钦定宪法，本来也算是件天大的进步，但却定在12年以后实行！3年后辛亥革命暴发，清廷再没有机会了。1912年正式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袁世凯和他的太太、姨太太、头男长子想过皇帝、皇后、嫔妃、太子瘾，他也就很快丧失了机会。重庆谈判确立“联合政府”时就应当制定的《中国民国宪法》延至1946年底出台，不到1年的时间，蒋介石先生又再次断送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清廷、袁世凯、蒋介石们每一次丧失机会，也就是中国跟着丧失一次机会并陷入“混乱”、“混战”、“动乱”而生灵涂炭。

坏国家主义是没有灵魂的国家主义，灵魂是不可能靠拿来和标榜而拥有的！

六

但是，对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可以不要国家主义，尤其是坏的国家主义，却必须葆有高度的国家权威。

如何保持“国家权威”？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维向度，即从国家形象的层面上，看待国家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普适性、神圣性。我相信，从国家形象的层面，可以形成“好的国家主义”并真正树立“国家权威”。

七

在国家形象的意义上，国家主权显然是一个公共物品，即一种公器。

国家公器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为人民提供了最广阔的生存发展的公共空间。国家主权作为一个公共物品、一种公器，不但为其行政区域内所有公民所拥有和享用，而且切实承担着或者需要承担一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藩属（周边区域）各个利益共同体最高调节者的角色，简直就是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对内对外都是全体国民自由、平等、博爱、伟大、公平、正义、文明、和谐、共生的象征。这样，对于富有理想和热忱，富有诚心和道义感，同时又有足够智能、勇气和自信心的国家主权论者和实际控制者（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国务活动家）来说，国家主权不但不是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对立物，而且是实现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保障和手段。这样的国家主权自然富有权威，也是好的国家主义。所以，好的国家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communism，就是英特纳雄耐尔。

八

在国家制度安排上，中国作为一个传统超级大国，在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三样东西缺一不可，第一，国家权威必须维护，尤其是面对国际社会，中国不能仅仅是一个经济巨人，没有政治法理上的国家权威，中国就会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当然，这也是“强势权贵集团”的喉舌所谈论的，但是区别在于，维护国家权威的价值目标完全不同，不管“强势权贵集团”的代言人如何表白，可他们心里非常明白自己的现实利益只能与“官位官阶大一统”的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普遍正义和幸福）、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人民主权）则完全不兼容（在这一点上，“新国家主义”者何新先生说对了），问题是如何体现政治法理上的国家权威，而避免政治垄断和经济博弈上的由资源垄断带来的“貌似国家权威”；所以，第二，为了保障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普遍正义）落到实处，必须完成建立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了一百年的宪政制序，同时，这也是真正维护国家权威的最好方式（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博弈过程中，国家、政府越是中立，就越具有公正性和合法性，也就越有权威）；第三，维护国家权威和建立宪政制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保障人民主权（核心是具有社会动力学价值的公民自由和平等权利）及其普遍福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因此，人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三足鼎立，一个都不能少。

在这里，人民主权为宪政制序、国家权威提供哲学和法理基础并规定最高政治原则；宪政制序为人民主权、国家权威确立政治位置和公共空间并规范各自的边界及活动规则；国家权威为人民主权、宪政制序提供政治和安全保障并生产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未来社会政治进程中，必然是以“国家权威、宪政制序、人民主权三足鼎立”的社会政治结构取代现行的“官-民二元结构”。

核心还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把“宗法”、“党派”、“资本”、“权贵”、“官阶”、“优势利益集团”、“国家”等等放在优先位置——即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亦即共生主义！

九

当国家形象定位在“善待他者”的意识形态上时，“好国家主义”的主权便永远意味着对权贵集团过分利益诉求的遏制，永远意味反对精英豪强（大家族）的垄断，永远意味着对草根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保护，永远意味着其行政区域范围内全体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公民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管是来自内部的，还来自国际的）——国家形象就是世界良心、良知、良能的三位一体。国家形象意义上的国家主义，仅仅表示国家权威（与人民主权、宪政制序构成三极社会政治结构）的至关重要性。

基于此，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又尤其是在一个超大型亚洲国家，在通往现代文明、和谐、共生的道路上，为了避免不掉进新、旧“坏的国家主义”窠臼和阴谋潜规中去，我提出：要国家权威，不要国家主义。

有了好国家主义的国家权威，在人民心中自然会生出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怀！

2007年11月7日

写于俄国联邦“十月革命纪念日”与“民族和解与团结日”

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此文已经全文刊登在《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改革的目的和本質，是让中国成為一个现代正常國家，改革的本質，是完成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转型。也就是說，当代中国的改革，不同于历史上商鞅、桑弘羊、王莽、宇文泰、王安石、张居正強化中央集權、國家斂財、利益集團借机自肥尾大不掉，以“民生”之名行“官生”之实式的传统改革！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改革的目的，只能算是一个阶段，其动力来自人为制造各种“有效需要的市场壳”，结果造成“改革中期断裂”，落入“转型中期陷阱”。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到“有效需求决定生产供给”，从“供给侧挖掘新市场、创造新需求”的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都不能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有所助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加以革故鼎新。于是，共生经济学（Symbiosnomics）应运而生，并将帮助中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

关键词：转型、阳子不可能三角、基本矛盾、新三大法宝、共生经济学

2011年9月3日，在友谊宾馆嘉宾楼，我作为《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研究员就“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主题发言时，我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官生列支有增无减

下联：民生欠债不能不还

横批：赤胀赛滞胀

我预警中国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或“中国模式”将出现：比“市场滞胀”更加可怕的“政府赤胀”。
政府赤胀：财政赤字＋通货澎胀。

我指出走出“赤胀赛滞胀”局面的“思想－制度－实践”法宝，就是两个字，曰：共生（Symbiosism）！

东亚国家重商主义传统，在工业化后发优势条件下，政治、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三种现象：政府赤胀，自我膨胀，或赤胀与膨胀并存。这三种现象中只要出现一种，东亚国家即可能会经历我称之为的“转型中期陷阱”。

日本经历了两次“转型中期陷阱”，以“自我膨胀”为标志：一次是日本军国主义建“大东亚共荣”，一次是日本式重商主义欲“买下整个美国”。历史教训如何总结？我只在2015年去过一次日本，但一直相信，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也许正好是“获得的二十年”，日本从此将进入真正发达的正常国家！

中国也遭遇两次“转型中期陷阱”，是以“政府赤胀”为标志：一次是早已成为历史的官僚资本主义“四大家族”形成期，一次是现在进行时的权力社会主义“利益集团”形成期。有人问我怎么办？我回答：如果“内生性改革动力”不足，甚至“改革中期断裂”，全球化背景下，会有“外部性压力”促进内部结构性变革，如果内、外动力都缺位，就可能暴发“武器的批判”式革命！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2013年曾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走出转型陷阱》一文。孙立平的“转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张林在《三大新经济现象：房租暴涨、消费降级和金融骗局》一文中，精确描述出了由“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收入结构恶化”这个源头，分流出来三个支流：“穷人在主流经济进步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弭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心层则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可以看作是对孙立平“转型陷阱”所指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的实时印证。
不过，理解任何一个政治概念，都要看到时代的变迁。要讲清楚何以出现“三大新经济现象”，并且进一步透析“转型陷阱”的畸形化本质，就要深入到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转型历史进程的阶段性问题，这就涉及到必须明白当代中国改革的目的！

由於改革总是包含“改良”，也包含“改惡”，甚至改惡的幾率，远大于改良，結果就难免不会進入“改革原来的改革”的“改革”，乃至无休止的“循環改革”！这种循环改革，我称之为“改革中期断裂”。中国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出现“改革中期断裂”，就可能倒逼走回头路：回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武革，或回到“打倒黨內走资本主義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而且，由于中国现阶段的所谓经济，就是现行意识形态管制下的“权控市场经济”，所以，我不说“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是否错位或严重错位的问题。因为，这里蕴含着，只要聚焦改变“权控市场经济”，改变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就是其中应有之义。

這樣，我们就不能不从原点上反思：当代中国改革的目的和本質，究竟是什麼？我一直坚信，当代中国改革的目的：是让中国成為一个现代正常國家，改革的本質，是完成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转型。

也就是說，当代中国的改革，不同于历史上商鞅、桑弘羊、王莽、宇文泰、王安石、张居正強化中央集權、國家斂財、利益集團借机自肥尾大不掉，以“民生”之名行“官生”之实式的传统改革！

当代中国改革的目的和本质，是要“改”掉，且“革”掉阻礙中國大陸成为“现代正常國家”目的的那些體制、機制，實現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现代文明结构性转型。

由是观之，1990年代后期至今的中国改革中期（也指转型中期），出现张林式“一源三支”的局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密钥，在于1994年开始由全国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改变为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后，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由全国一台发动机（中央政府），一下变成了5万台发动机（各级大大小小地方政府甚至准政府机构），中国市场经济非常特殊，它实际是5万个政府的市场经济。” 换句话说，中国自19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形成的“半管制半市场的经济”（许小年2011）“极权控制市场经济”（王国强2015）条件下，一切好的改革良方，甚至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进入这5万台“GDP增长”发动机的运转程序，经过centre power的批准，才有可能实施。

而问题正好在于，作为遍布中国国家机体表里神经系统的，亦即“GDP增长”发动机的各级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不是不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不是不懂得依宪法治国“关键在于实施”，不是不懂经济学家说的“帕累托改进”，可以“使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提高，但穷人收入提高地更快”，也不是不懂得“拉弗曲线”减税减负，可以扩大“税基”还“不扰民”的妙用，更不是不懂得“政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足改革”，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升级换代才能予以纠正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即使他们全知全能，在“政府臃肿”“官多为患”成为中国社会寄生性“利维坦”，又无法真正“瘦身去瘤”，降“制度性成本”，“总量刺激”深陷泥淖的情况下，实施“帕累托改进”，运用“拉弗曲线”，以及“完善加固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网，重新拾起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理念，尽可能地保证收入下降的群体能够支出”，以及各种惠民政策、“以法治国”等等，都早已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

他们真的非“装睡”，亦非不想作为，是积重难返，不可为也！“北京论坛”发布的一张《中美县级机构对比表》显示，美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个，而中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6个（2018.5），一个机构如此层层叠叠臃肿不堪的庞大政府，据说根据不同计算，在中国分别每33、32、29、20、14、10个“非财政供养就业人员要养活平均收入高几倍的财政、收费供养人员”，就是说即便取个折中保守值，也是13亿中国人每20个人养活一个公务员（而不是如某领导说“我们养活13亿人民容易吗？”），你叫各级怎么可能“以人民为中心”而“为人民服务”？又怎么可能不既好大喜功又短期行为杀鸡取卵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看看2000年首次提出和解决“三农”问题，并得到当时中央七常委批示的湖北省坚利县干部李昌平的故事，以全息共生思维观（以前叫“解剖麻雀”）之，仅此一例，即可明白这个“事实上的不可能”，是怎么回事（参看温铁军《李昌平的悲剧》）。不行，再看看《财经》记者翁仕友2013年写的报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先后七次(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始终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想想为什么？用马克思主义稍加分析，就不难明白，所有这一切，原因都在当代中国又一次出现了“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老问题了吗？

不懂还可以学，可以试，但更为严重的是，“转型中期陷阱”积累的问题，导致“改革中期断裂”，由这样三种情况，构成现实“叠加效应”而积重难返：一是原本推动改革的利益集团担心权力失控，反而促使其对外“自我膨胀”，对内“与民争利”（如在外部性压力下，不是积极扶持重建社会内生性活力，而是继续扩张“土地财政（金融）”，甚至继续将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新土改”作为拉动内需的“四驾马车”），推高债务危机；二是“二八定律”向“一九定律”加剧转化，少数依附权力与权力接近的各色“寡头”“白手套”们，疯狂瓜分资源红利的改革成果，杀鸡取卵导致经济崩溃；三是未完成私民向公民意识转换感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收入阶层，缺乏公共利益担当，眼看着自己与底层人民的利益受损受害，也不愿意与官僚集团的巧取豪夺进行抗争，由于“内部性”张力失衡，导致系统性坍塌。特别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业已证明，一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只求政府和市场效率而必定会丧失社会公平，而公平的丧失必定走向包括产能过剩、过度杠杆在内的效率的极限。所以，这个口号下形成的相应政策、体制、机制及一切顶层设计，都必定将因丧失公平而缺乏社会、公民底层驱动创新而推倒重来！

于是，中国的改革中期断裂在“转型中期陷阱”之中。接下来的问题，必定是：创新思想，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完成转型？还是造反革命，回到治乱循环的两千年故道？

顺便说一下，我特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人在我之前明确提出“轉型中期陷阱”概念。当然，已有“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06）、“转型陷阱”（孙立平2013）、“服務業主導﹔轉型與改革”（迟福林2015）、“长期停滞的陷阱与无危机的转型”（刘煜辉2016）等概念，从不同理论视角和历史背景反映了“转型中期陷阱”及“改革中期断裂”的问题，但这与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解决办法，是有本质差异的。

我所谓“转型中期陷阱”的“中期陷阱”，泛指迷失当代中国改革方向的“半管制半市场”条件下，形成的既然严控又失控的“权控市场经济”诸般政治、社会乱象。

说到“转型中期陷阱”，必定涉及形形色色的“转型理论”。什么叫“转型”？在我看来，从时空关系上，中国转型包括两个层级“四个目标共识”，即：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从方法论上，转型需要确立“三大法宝”，即：依靠人民，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为此，有必要了解分层次分阶段转型，才能防止“改革中期断裂”，走出“转型中期陷阱”。让我们分析一下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在内的三大转型：

经济转型，这里的经济，不只是中国传统“货殖学”，也不只是经由日本转译的“精于计量工程学”，而是基于“经世济民学”的共生经济（symbionomics）。这样，经济转型，就超越了“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二元对立选择，而进入这样三个转型阶段：由前期所谓“计划经济”，向“权控市场经济”转型过渡，再由中期“权控市场经济”，向“基于三大自组织的全生態经济形態”转型；或者说，由货殖学的“国家重商主义”经济学，向经世济民学的“社区、市场、政府共生主义”的经济学转型；

政治转型，这里的政治，是指“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俞可平），所以，政治转型，同样要超越“专制与民主”“官本位与民本位”，以及“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二元对立选择，而进入与共生经济相匹配的“宪政法律制度”，也是三个阶段：由前期“领袖人物治国”和“文件（政令）治国”，向“文件（政令）治官、法律治民双轨制”转型过渡，再由中期“政法双轨制”，向“宪政法典不二”（《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三大法典构成“一宪三典”的《中国宪政法典》体系）转型；

社会转型，这里的社会，是指由人与人形成的关系总和，社会既是由某些共同利益或志趣相投者结合而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团体、阶层、人群，也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组织社会的基础是体现在个人和群体日常行为中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考虑到中国长期宗法社会的影响，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特别要强调的是社会转型中从“私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从“仁人世界观”向“仨人世界观”的转变。所以，社会转型，也要超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选择，进入“制度-文化-人性良性循环”，也是三个阶段：由前期“城乡阶层固化”，向“城乡流动私民分化”转型，再由中期“城乡流动私民分化”体制，向建立“公民、社区、政府三大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力共生机制”实现“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正常国度转型 。

中国社会转型历史逻辑辨析

我们发现，经济转型中期的“权控市场经济”正好对应着“两极分化周期率”，政治转型中期的“政令法律双轨制”正好与“黄炎培周期率”对应，社会转型中期的“城乡流动私民分化”正好对应“批孔尊孔周期率”，正是三大转型中期与三大历史周期率惊人的吻合叠加，造成“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与“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从而构成了“转型中期陷阱”，可能导致“中国改革中期断裂”。

那么，如何防止并走出“转型中期陷阱”，以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基于三大自组织的全生態经济形態”、“宪政法典不二”、“公民、社区、政府三大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力共生机制”经济、政治、社会三大转型，让中国成为一个发达的现代正常国家？是每个当代中国人所关心的大事。

首先，要弄清楚“转型中期陷阱”（“改革中期断裂”）的表现形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2018年7月13日发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表示央行对于“灌水”身份，已经腻了，不想再背放水的锅。但财政部也是有苦说不出，三天后，财政部的青尺反唇相讥《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能否将赤字规模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简单等同起来，地方政府对于新增隐性债务是否应该继续兜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如何紧密配合、协调制定政策和确定力度。一篇题为《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终极秘密（2016年财政收支揭秘）》的文章指出“赤字之国”、“地产依赖”、“大国破产”等严峻情势，并不危言耸听，但作者并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除了发公债、印钞票之外，中国政府真的没别的办法，那结果，不正是印证了我八年前有关“政府赤胀：财政赤字+通货澎胀”的政治经济双重危机预警吗？

中国今天遭遇的这一“政府赤胀”与“转型中期陷阱”的叠加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不就是我们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上耳熟能详的“以革命的名义”所揭示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作用下，各级政府及国企唯一可能用得上的法宝，就是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对这片国土、人民等一切资源实行绑架性和毁灭性的“全面负债经营”。只要是为了发展，为了GDP增长，中国官员就敢于让中国社会、环境、国家、国民及其子孙付任何代价，因为，中国官员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三个硬道理”+“三大优势禀赋”。三个硬道理是：第一个是部门、行业所属的所谓“国有制”，第二个是GDP政绩考核标准，第三是习惯性抑制社会组织创新（甚至抑制政府组织创新）；三大优势禀赋是：资源不对称优势、信息不对称优势、权责不对称优势。这既是中国政府（官员）的比较优势，也使其陷入“萧何等式定律”。

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基本国情面，决定了中国财税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保养老制度，以及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安保政策的“官本位”价值取向偏好“全面负债经营”。

第二，也就是说，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是中国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这一“官本位”偏好与价值取向的制度及政策，正是导致我国由于2001年低门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暂时掩盖、缓冲的基本矛盾及其主要矛盾，终因“15年保护期限”已过，在各级政府控制的“诸侯经济”、部门控制的“王爷经济”、大国企控制的“垄断经济”作用下，我国经济结构依然不合理不平衡、社会自组织力量依然薄弱、国际贸易争端接踵而至，“政府主导市场配置加出口导向”（袁绪程）权控市场经济循环链，必然会在持续推高的“债务危机”中断裂，进入总爆发周期——其表现就是市场、政府、道德在社会生产-交换-生活上的“三重失灵”，以及“郭于华‘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现象（“须弥寓于芥末，现象即为本质”，世上没有脱离现象的本质，所以，形而上学或修辞学诡辩者，请在这里打住！）。

人民日报2018年7月31日发表署名文章，作出“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我国基本国情”的论断，并提倡“在坚持问题导向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那么很好，中国接下来“问题导向”的改革或改良重心，依然是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亦即“官本位问题”——“官生问题”！

从国家治理上说，这种“政府臃肿-减税增收–官生管理民生服务”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可以看作“去杠杆-防风险-扶实业”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升级版——政府赤胀升级版。

政府赤胀之“蒙代尔-陽子不可能三角”

第三，抓住“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的关键，是在思想观念上树立全息共生思维，解决长期困扰中国思想政治界的“公有权与私有权”“大与小”的二元对立观念。从全息共生观念去理解，佛学讲的“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以及当代科学揭示的“因是最小的，所以也是最大的(As is the smallest, so is the greatest)”，而每一个系统都能反馈回路、动态平衡和持续的自组织驱动，才是构成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會永恆不竭的活力！所以，自然、自由、自在的“小微个”成長，才是真正的大；而裹挟、強制、命定的“高大尚”，正好是虛妄的小！

将全息共生思维 应用在三大转型中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政策、实践过程中。确立全息共生经济、政治、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我们先倒过来看，有些人士十分反感“整体主义”，尤其反感政府的整体性，可是，事实上，又不可能不要政府，无政府，事实上他们本身就是政府整体的一部分。同样，那些站在政府立场反公民、反社会的人士，也不能不要公民、不要社会，起码需要公民、社会提供的劳动力和多重流转税收，不是吗？所以，只能根据全息共生思想，突显个人、社会的整体性，以便从宪政法律上确立公民、政府、社会各自整体性的边际共生条件，以及初始共生条件、心能共生条件。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全息共生为标准，对政府、公民、社会各自利益进行全面调整，该去特权、去臃肿、去轴心去，该维权利、维生存、维区块的维，该补短板、补建构、补生态的补，所以，一切片面强调市场或政府（含垄断或操控）、专制或民主、资本或法制、官粹或民粹、民族或世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都要以全息共生为圭臬，重新自我评估各自存在的意义！

进一步说，假如因缺乏这样的思维认知、勇气担当和情怀格局，或因“外部性”张力，而不能、不愿，或无力清算这一口号及其政策、体制、机制和顶层设计，甚至反过来把它当优越性而勉强背负起来，那么，必须自觉意识到，不管是“历史时势选择”还是“昊天上帝选择”，已经选择的历史人物或天才使者或组织集团，都不乏被重新选择的先例！
第三，在全息共生思维下，外部性张力也可以转换成内生性活力。什么是叫“外部性”？外部性也叫外部成本、外部效应（Externality）或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可以分为正外部性或称正外部经济效应和负外部性或称负外部经济效应，还有制度外部性与科技外部性。特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制度外部性”是指：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分配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增利益的问题：一是 “搭便车”——即为改革付出努力的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全部报酬；二是“牺牲者”——即在改革中某些人承担了别人应该承担的成本。前一种情况使改革缺乏动力，后一种情况使改革增加阻力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及因非对等贸易带来的所谓的“贸易战”，即是和平条件下的“外部性”。正如1990代初“日美贸易战”时期一样，由于“制度外部性”的缘故，加入WTO“15年保护期”后必然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对特朗普而言只是引领美国走出“利玛窦陷阱”，而中国人民在“共克时艰”的意义上，中国官民上下应当形成这样一种辩证思维：如果这次输了，通过调整处理好内部事务，完成经济、政治、社会转型，实行社会再平衡，那可能以后还有机会赢；如果这次赢了，势必继续发挥庞大政府聚财优越性，掉进“桑弘羊+塔西佗陷阱”，那可真是彻彻底底地永远输了。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历史判断，也是中国可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的外部性张力。因为，当我们考虑“贸易战”的输赢时，只要稍稍从中国民众的角度作出观察和分析，就不难明白我朋友陈申申所说，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应该有与贸易战利益相关的还有一方，那就是中国的国民和中国社会。”

所以，所谓“中美贸易战”，与“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关系，我赞成这样的判断：“不管是崛起也好，复兴也好，关键在于游戏的方式。如果是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那修昔底德陷阱成立；如果是正和博弈，那修昔底德陷阱不成立”（历史之瞳）。

第五、回到中国“内生性”活力的营造，我们需要开辟从权控经济，到法控经济之路。因此，只是考察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远不足以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人权、事权、物权关系，而必须扩大到文化，上升到哲学，才能找到合适的针对性方法。我们将“以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

共生权，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2010.6.8）建构的共生经济学 基础概念之一。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是对“共产”“大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这种两极选择的超越，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权力资本）的纠结。这样，共生权，就成为人民、国民、公民、社会，保留对强势产权者进行革命“底线权”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何兆武，2012）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状况，进行实时揭露曝光，实施有序改革、改良、改变，使之实时恢复live and let live，实现同处蓝天下的人民win-win-win的正常状况的权利。

共生权定位下的依法治国，就是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边界，因此，需要以宪法及宪法法院为法理实践基础，确立三大法典：第一，是规范公仆、管家行为的《官法典》，废除《八二宪法》第9、第10条，以《反操（控）纵法》、《行政许可法》为基础；第二，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以《八二宪法》第35条为前提条件，并新制订《国民事权法》为基础；第三，惩治官、民越位、越界行为的《刑法典》，以《刑事诉讼法》，并新制订《赎买特赦法》为基础。不妨统称“一宪三法”之《中国宪政法典》。

第六，我们这代人，注定要自创范式，而非继续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西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由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经济学只是从“政府（公共）经济”、“市场（私营）经济”两大经济形態消长的格局，思考如何用“投资、内需、进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结果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即“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及其供需矛盾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態的生产与超限资本增值，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超系统改变何以可能？现行经济学——无论是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还是新政治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有所助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加以革故鼎新。

于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论的经济学——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应运而生。共生经济学要求以“共生权”为法权基础，以“全生態（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经济”维度 ，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鉴于我们每个人、家庭、共同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社区（群）之中，共生经济学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理论之“全生态（区块）链社区服务体系”，以小见大，改变现行自上而下的产业规划与生活管理模式，既缓解了“基本矛盾”，抓住“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也使社区成员获得创新的内驱力与外平衡力。从而有了让每个城乡社区都成为“桃花源＋瑞士”式生产－交换－生活的独立共生体（简称城乡共生体）的动能。

只要改变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道德观念上的底线沦丧，当今人类已经有了充分的技术手段来既简易，又细致地加以解决，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心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何况各国各区域还有足够多的成功经验范例可供或效法笃行，或整合创新！比如，区块链+社区内置金融、全科医生+集成检测机器人、少长社区大学+移动通信实时终身学习，三大技术手段广普化，分别解决“双创”、医疗康养、教育问题，使人类城乡社区（群）共生体组织形态成为可能……

第七，这里，我必须普及一个常识：不管卡尔•马克思使用了什么方法（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阶级斗争学说”三大来源，或者“基督教共产主义”，或者如网络传言的“satanism”等等），但是有三大特质不可否认：第一，马克思终身宣战的对象，是一切形式一切阶层的特权；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世界主义而非官家天下主义的社会公平正义；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每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的社会制度 。离开这个常识，无论做出怎样的繁琐证明，无论用上怎样华丽或乖巧的说词，都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者有意歪曲。

今天，恕我直言，患有“左派幼稚病”和“右派狂躁症”的各界人士，应当意识到：中国执政党没有象朝鲜那样明目张胆地摒弃马克思主义，去强化与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背道而驰的“领袖主体思想”，大有好处。

这个好处，就是为走过长夜、走过坎坷、走进曙色的当代中国人“感觉变化、准备变化、参与变化”，而进入“大改良、大担当、大格局”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历史条件，为中国社会走向真正的新常態，“留下了话语和进步的空间”。按照“一物降服一物”的古老智慧：当代中国实行的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或“中国模式”条件下的权力资本主义，才真正需要马克思主义！我想说的是，“（政府）赤胀赛（市场）滞胀”也不可怕 。

总之，当代中国要走出“转型中期陷阱”，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需要形成社会共识与理论创新：一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这是因为，帮助中国官民看清这一基本矛盾并形成广泛共识上，无论是中国自身固有传统意识形态，还是笼统的“现代政治文明”理论，都不如马克思主义有现实针对性；二是离不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规范上的创新，即必须整合扬弃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政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批判”三者，提出针对“官本位政策机制偏好”和“两千年治乱循环”中国特色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

这种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既要能促进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三大转型的完成，又要兼容“官生、民生恊和生”，这就是支撑以实现社会再平衡的社会转型，为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托底的全息共生思维与创新实践。

于是，我们想起，也许当代中国同样面临17世纪初莎士比亚式的“王子之问”：To be，or not to be？

当代中国人，是官民不共戴天“无间道”，从而依旧诉諸不可代替的“武器的批判”，还是另辟蹊径寻找间道（智慧）生机？亦即：官民同归于尽，还是全息共生？

何谓共生？民生，官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条件是：官知进退，民谙厚德，天下相安；反之，官不知进退而一味算计，就休怪民不谙厚德，天下大乱！
怎么共生？答案是：首先，将“中国向何处去？”时代课题，转换为“中国人何以处世？”

其次，当代中国人一起来书写《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当代史，而非继续被自汉至今“货殖学”历史所书写。

最后，中国与世界一道各显神通，创建一个“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全生态共生社会！

2018年1月于复旦大学望道楼3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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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钱宏《官生、民生，恊同生，是谓共生－－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的发言》，收录《中国：共生崛起》P135－143，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2]钱宏：《和解共生与中国再造——改良中国政治生態环境的十六个切入点》，2008，《中国：共生崛起》P234-248，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3]参看钱宏《从国民财富到全球財富性质和原因的思考——全球共生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再平衡），2018.5

[4]全息论的核心思想是，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份之间紧密关联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份都包含整体的信息。全息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超距作用的原理。大卫·波姆曾阐述说，独立存在的事物展开来所看到的秩序之下其实存在着一种不可分的整体的有序性。这一整体与各个展开的个体同时共存。所以宇宙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全息图，它的各个部份即包含与整体之中，而整体亦包含于个体之中。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隐含这整个宇宙。但是，全息论的缺陷是停留在物理时空结构的观察上，而未能引入心能时空关系生成的洞察中，即未能将哲学关注从“整体统一”到“关系过程”、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的认知转变，洞察宇宙生命纯粹律动生成——从“暗物质”经由“心能”生成“物质”“新物质”的五-八维心能时空，因此，必须将全息论整合到共生论之中，形成全息共生思维。

[5] 参看朱文彬：《外部性理论及其在运输经济中的应用分析》，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年。

[6]参看钱宏：《中国：共生崛起》第177-20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7]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8]参看钱宏：《“一个遣责世间非正义的先知”——也谈Why Marx Was Right？》，2011。

[9]钱宏：《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198周年》2016，錢宏:《当代中国人才真正绕不开马克思主义！——从共生哲學與共產主义的共性说起》，2015。请看《全球共生：“社会论”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下去？》（2016）

[10]参看《原德：大国哲学》P3-7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11]钱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繁体版，晨星出版社，2018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

我有朋友说，美国人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美国错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错了，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美国人的发明，没有必要反驳美国人中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德国的李斯特，但为列宁首倡，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国家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二是指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监督和调节，“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特别指出1921年苏联经济的两大重点：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

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后，列宁领导革命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向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做出让步，解决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同时用新的手段加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手段不但包括了进一步加快国家所有的大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了大规模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苏联的经济，还包括了向外国资本出租和出借国有的矿山、工厂等等。1978后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不是有飞蛇走线的历时性联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教科书上说，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之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如一位朋友所指出的“当时党的政策是使民族工商业紧快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计划定货、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进而实行全行业合营的道路。这有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9月7日的谈话为证”（胡德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在《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根据列宁这一“历史梯子”的论断，那么现阶段，中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的企业，包括当前国进民退“混改”，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至于离“社会主义那一级”还有多远，起码是需要探讨的。至少，只要提高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能力），人均落后并不重要的经济模式，不属于“社会主义那一级”，而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政府货殖主义）。1990年代中国政府重商主义或权控市场经济的思想要义，是强化国家（政府）“汲取财政的能力”（参看胡鞍钢、王绍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1993）。正如独立评论人袁剑所指出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中国的变局》1995）。决策者在这一思想默契下，中国式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亦即所谓“渐进式改革”成为可能。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内涵。这里的“社会主义”，等于“政府主导”（国家主导），这里的“市场经济”，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法定条件下，仅仅剩下“效率优先”。

纵观全球，一切为了“提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确实绝无仅有，把它称之为“中国模式”也未尝不可。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完全超越了经济范畴，当然是现行经济学理论——无论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老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特色利维坦（Левиафан）。所以，我勉强称之为“政府货殖主义”（政府重商主义）。因为它可以让交易对象（本国企业和居民）、贸易对象（外国政府和企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一句话，这种以整个国民、国土、社会生態背负为代价的“权控市场经济”模式成功的秘诀在于：不但可以置公平正义、法治秩序、国民待遇，乃至自然环境、社会历史、道德规范于不顾，而且，让政府行为和组织机体无限膨胀，乃至城乡社区生活凋敝而趋于社会原子化；不但可以让失去以土地为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本国国民，成为权力资本无限欺压盘剥的对象，而且，能在现行世界贸易中发挥政治比较优势，赚得盆满钵盈。

但问题在于，这种“政府主导，效率优先”的国家资本主义，既然是以整个国民、国土、社会生態背负为代价，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身的极限。正如袁剑指出，这种把政权合法性与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将可能遭遇“奇迹的黄昏”（2004）。而且，非经济学家秦晖也看到“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2008）。只要对中国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收入，各种预算外收入、彩票收入、汇率差价收入除外）增量占GDP增量的比例分析，得知：占中国人口比例15.4%-16.14%的2.16-2.26亿吃财政饭人数+领取养老金人数消耗掉当年54.30%的GDP增量，剩下84.6%-83.86%的人口只消耗45.70%的GDP增量（2017）。难怪原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研究员陈申申一再呼吁“建立预算制度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可见，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國家”，可谓人类20世纪最大的奥威尔式谎言，沒有之一。因为这一谎言，最大限度地破坏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不仅让左派和右派无所作为，而且政府推动的所谓渐进式改革失去内生性动力而断裂，对内葬送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的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最大限度地损害了国家形象，不仅差点毀掉中国，还将继续把中国“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终归会招来国际社会的敌视。以马克思主义观之，“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为目标的集团官本位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其权力（中国“官粹、官僚、官家”特权文化使然）与资本（西方工商文明使然）勾兑杂揉的“中国模式”，已经造成“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追求财税增长远高于GDP增长带来城乡失衡、社会失衡、央地失衡、内外失衡等广义生態背负问题的根源，当然也是中国大陆所谓官员+智囊型经济学家们的问题。我这里说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包括“50人论坛”及希望挤进该论坛者。不过，9月16日该论坛20周年纪念会的基调，已经开始正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有所改变（林毅夫、胡鞍钢两位除外）而重提坚持独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我对这一基调性转变，给予高度评价！

针对“北京论坛”《中美县级机构对比表》显示，美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个，中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6个（截止2018.5）的“政府臃肿”及“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的问题，我欣喜地看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和“50人论坛”上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特别是“减政”改进办法：“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针对“运动治国”“指标治国”“文件治国”的问题，需要确立“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態并制定相应的《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以确立各自的事权边界。

针对19世纪以来人类特别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纠结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態，造成诸般历史性悲剧的情况，除了从产权理论加以重新厘定，还应当超越现行工程货殖学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将“人权、事权、物权”整合为“共生权”范式，加以解决。

一句话，只要是“国家政权与资本的结合”，并“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经济”，包括“盐铁”“烟酒油电”专营、“土地（财政）金融”、“外汇管控”等，就可以叫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叫“权控资本主义”或“官粹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更恰当，包括权控政府（国营）经济和权控市场（民营）经济，前者必然导致垄断，后者必然导致腐败，是事实，也是应当承认的常识。

在中国，改变特权导致垄断与腐败两大毒瘤的“权控资本主义”逻辑最有效办法和力量，依然要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边完成自身“革命党-执政党-服务党”的改造，一边积极主动扶持中国社会成长，重建社会，为实现社会再平衡创造条件，以超越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二元对立格局，在国家政体上建立起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动态平衡机制，从而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克服原子化社会（官民）在权控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助、无奈、无力及无方向感、无安全感、无尊严感，并将这一过程用宪政共和制加以巩固（参看钱宏《再访问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刊《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2018年9月19日《经济要参》）。所以，改变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或权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態方式，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困境”，势在必行。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改进空间。套用毛主席的话说，“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

分析完资本、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化”、“资本社会化”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运动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共和制”的历史沿革和当代使命。

首先，从词源上看，society，严复把它翻译为荀子讲的“人能群，彼不能群”的“群”，后经日本转译为一个双音节合成词“社会”，社，即“团体”，会，指“用来聚集的地区”，组合起来就是“在一个地方所聚集成的一个团体”。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并不是脱离个人的行动的实体，在个人行动之外，并没有社会的、作为一个行动实体的存在。我们能够观察、记录、分析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所以，马克思发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而“社会优先”中的有生命的个人，是社会的终极价值。这也是安•兰德在《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两本改行量仅次于《圣经》和《列宁选集》的哲理小说中表达的观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他并没有说“人的本质在其可能性上”是什么。

以共生哲学观之， 这个可能性，就是有生命的你、我、他“仨人”（相对于“仁人”），聚集于一个特定时空协和一致的合作行动，由这些协和行动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分工合作，我们把这种分工合作关系的实时组合，称之为社会。因而，正如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叫作“资本主义”，那么，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

那么，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本身就等于民主、自由、共和体制的共襄生成；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就等于社区、市场、政府形態的共襄生成；从文化上看，社会主义等于亲缘、地缘、生灵缘机体的共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继政府论、自由论、资本论之后的社会论，就是共生论。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现实意识形态争论中，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市场、自由对立起来，或者在“民主”前冠以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我认为，正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2006）一样，“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完全不成立的命题。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我们国家传统的理解上和几十年的实践过程看，众所周知那个“社会主义”，影响较大较深的无论是从苏联式的“共产社会主义”（实际是国家资本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跟“民主”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一层意思是，大家从思想理论上和历史起源上看，其实社会主义本身，又是最讲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1832）的兴起与民主运动（第二国际）、民主革命（欧洲1848）、人民革命（中国1949）的兴起，几乎是一脉相承。

正因为如此，后来很多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国号中，都直接打着“民主”（包括“人民”）的字样。比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民主共和国”、“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东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国号，“苏维埃”（Совет，Soviet）即是“工兵民主政权组织”引申为“人民民主”之意。

这都很说明问题，即社会主义就等于“人民当家作主”，即民主，等于“人民中心”、“社会优先”。所以，只要了解了社会主义的本义，也就了解了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与民主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的一体两面。我这是从思想理论上、逻辑上、历史起源上讲的。从传统实践上讲，人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却又恰恰相反，又把它与民主变成对立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使用这类国号的国家是不是名副其实？这正是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引发包括特朗普所谓“抵制社会主义”在内的诸般概念混乱情况。

那么，什么叫社会主义？我的理解，第一，不能离开它的历史起源，即1832-1848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或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共襄生（成）长。

第二，就是以“社会”为先决条件，为优先条件，把“社会”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社会优先的主义，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相对于“国家主义”、“朝廷主义”、“政府主义”、“资本主义”而言的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天然本质，就是讲民主的。没有什么单独还要叫一个相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同义反复。
第三，在宪政共和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生成三大基本要素，一是有一种能够表达“社会优先”公平正义的概念，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替代单纯公有与私有、官粹与民粹二元对立的产权理论（众人之私即是公，一己之公即是私，化解公私冲突，唯界定共生权法）；二是在政治形態上，有一套能够实时表达公平正义“共生权”承诺的法治参与形式——实施民主自治程序的机构和公民实践；三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態上，要求一个当代正常国家，无论是以市场（自由）经济为主，还是政府（规划）经济为主，都应当建构一种作为生活托底的社区经济形態——以作为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最大化的保障机制。在中国，更需要从企业所有制（如国营、民营、合资、独资）划分企业是否社会主义属性的梦魇纠结中走出来（参看钱宏《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即将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所以，社会主义“三大要素”，也是无分阶级、族群、官民身份地保持公民对当代国家信念的基本保障。

前面说过，“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桑德尔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理由是“赋予不在阶级体系上层的人们、工人阶级和普通男女以权力，并且培养一种团结意识和对公民素质的理解，正是这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我们是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然而，以此观之，无论是欧盟，还是主权（民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桑德尔在2016年6月谈论“脱欧论者和特朗普的能量源”时指出，既注意到社会民主党，把民主玩成一种政治自治工程以至成为“无法控制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又注意到丢掉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危险。“上一代主流政党的最大失败之一是没有能严肃看待民众的渴望，没有直接回应民众觉得自己在塑造支配其生活的势力方面有发言权的诉求。这部分是民主问题：民主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与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密切相关。失去权力的无力感部分就是自治工程失败的感受。”致使人们普遍对政治、政客、现有政党感到失望和沮丧，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政治没有能解决最重要的和公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什么构成公平正义的社会，以及公共利益问题、市场角色问题、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参看吴万伟译Michael Sandel: “The energy of the Brexiteers and Trump is born of the failure of elites” BY JASON COWLEY）。这也是我在本文开头，特别提出“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不要忘本”的原因。

相比之下，我感到福山先生在他的“历史终结”（“‘终结’是指‘目标’而非‘结局’”）于自由民主制的论断，遭遇现实挑战之后，提出“身份认同”的利弊以及“国家认同”作为补救措施，既在哲学上有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古老箴言，也对“世界社会”、“社会优先”的社会主义概念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创新动机。

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態、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的创新!

当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官粹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资产国营(大家族)化还是资产社会(民营)化”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国企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还是体制问题”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在为“城市中心论还是乡村中心论”“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之时，中国、美国、欧洲和南部非洲的“社会人”，早已针对中美欧非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中产阶级失落”、西北欧洲存在“福利国家惰性病”和南部非洲存在“种族特权”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態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欧洲“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南部非洲“班图精神运动”（生活在一个Ubuntu社区里，必须彼此分享和关爱Live in a ubuntucommunity and must share things and care for each other），以及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生態经济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环保酵素救地球运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的“新经济运动”，欧洲的“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南部非洲的“班图社区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环保酵素救地球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態”——社区经济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大方向(参看《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態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

总之，按照“社会优先”的社会主义，起码必须“有社会”，如果没有或不充分，国家和政府就有责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也要积极主动扶持社会成长，重建社会，而且“社会优先”，才可望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二维中引入第三维——“社区经济”（顺便说一句，在中国，为了鼓励城乡居民自组织就业和创新，鼓励承载市场经济、政府经济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般的社区经济形態成形，我主张象20年前上海市扶持国企下岗职工实施的“5040工程”那样，减免所有年利润100万人民币以下“小微企业”的税费），包括“草根的生態经济运动”所蕴涵的经济社区化、社区服务化、服务生活化——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结构，即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局面。倘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作为工商文明后发的国家，就可能成为生態文明的先发国度。

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我们说，“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是指他要十分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优先、公民本位的社会主义，而非“无社会”的精英本位的“假、大、空”社会主义，甚至也非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式企业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参看钱宏《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录《中国：共生崛起》P160-1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是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式“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发源地）欧洲式“民主”社会主义的升级版——整合了洛克“政府论”、马克思“资本论”、新世纪“共生论”与东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古老智慧的社会共生主义，亦即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Global Symbiosism with Social Priorities）。

早已从英国手中接棒“世界领导”责任的美国，不可能回到“门罗主义”。美国总统要在生態文明的全球时代，继续承担引领世界的责任，就必须意识到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才是“必须捍卫释放人民身上不可思议的潜力，使一切成为可能的基础”，也即是全球共生主义的基础。从而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特别是以某个“Party-state”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和某个“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并加以避免。

如果既非“白左”又非“普右”又在竞选中与民主党互换车道的共和党人特朗普，真的要介入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新建构，只要高举起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旗帜，就能不让英联邦人民失望，不让尚未完成工商文明社会转型又跨着生態文明的门槛的亚非拉人民失望，更不会让美国人民失望，还能重振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信念，让人们找到历史感，让一切“无社会”的假社会主义原形毕露无所遁形，而自觉改弦更张顺势而为。

假如特朗普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且强迫它脱下旧时代的伪装”（基辛格）的历史人物，他就应当意识到，丢掉全球主义，不从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的新思想，谈“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和“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和统治”，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缺陷，使自己陷入现实利益困境（比如与中国打贸易战，与盟友争吵）。这还不只是放弃责任的孤立主义美国凭什么再次强大的问题。哈耶克指出，人类合作是社会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民主、共和、市场、社区、地缘的优点，就是它使我们能够相互合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威权风格的、自顶而下的规则，不是秩序或进步的源泉，相反是一种障碍。不同个人、社区和企业群体、市场、地缘国家等不同主体间能够贯彻民主、共和、相互合作，就能实现因“信息相互融合而发生知识的质变、升华”，进而不断打破和修正威权风格的、自顶而下的规则。因而，单个人或单个国家或地区不能以一种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的方式生存，追求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是反社会性的，更何况今日人类社会因互联网云计算而去轴心化已成大势。

那么，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势在必行。正如《理性乐观派》和《自下而上》两书作者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在《奇妙的“云大脑”——这就是市场》中所说，哈耶克1945年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指出，中央计划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它试图用某些精英或领袖个人无所不知的才智，来取代人民弥散的、碎片的、本地的、但又相互关联的知识，大部分这样的知识是默会的，或者说是自组织整合的。正所谓“必集大成，方得智慧”。如果说，把前者叫作“官粹主义”，那么，后者自然是“民粹主义”，而这种民粹主义不正是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社区、市场、政府经济形態所必备的社会条件吗？怎么就不“政治正确”了？而以“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进行“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和“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和统治”，一切就顺理成章（而且在“双边”“多边”谈判的运用上，也将更加灵活而有效，也不会拘泥于“双边”或“多边”）。

只有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才能与去轴心的全生態（区块）链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现实相匹配，承载得起各个主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交流想法、服务社会从而激励社会变革，“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建设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追逐自己对命运、遗产和家园的美好梦想”，真正体现“这美丽的星球上每一个国家都很特别，每一个都很独特，每一个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闪闪发光”，从而共襄生成繁荣、发明、文化实验与可持续和平。
总之，人类需要创建一个“千灯互照、光光交澈”的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全新生活方式——重建世界秩序（参看钱宏《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繁体版，晨星出版，2018）。

陽子2018年9月26日初稿10月6日成稿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本文从八个方面展开论述：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最近两年有关“公有制”“私有制”的讨论又热闹起来，而且，这种讨论很快就从学术上升到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与中国的“公私合营”、“民进国退”、“国进民退”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特别是对私营经济，从“消灭论”“暂时不消灭，终究要消灭”，到“退场论”“职工管理论”不一而足。为此，胡德平先生发表了《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重温中共中央[1991]15号文件》。

国际社会方面，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3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在讲到委内瑞拉时，严厉批评了社会主义，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苦难和腐败，所有国家都应抵制社会主义和它给所有人带来的痛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加以反驳，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合不合适，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有趣的是，特朗普作为一位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美国总统，也讲起了意识形态，但这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身处美国总统之位的特朗普，面对国际社会的今日格局，无法回避，不能不勉为其难所致。这就充分表明，有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公有制、私有制，以及效率与公平、需求侧与供给侧这些“先辈们的传统”问题，如马克思所言至今依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必须重新梳理加以澄清，人类才能避免重新陷入“不共戴天”式斗争思维的危险——由于工商文明已然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人类社会不共生，就可能共死的临界状态，重陷斗争思维的后果将成为人类难以承受之重。

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

中国作为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在如何学习复制的问题上，经过器物、制度、国体变革仍然无所适从之后，终于发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今天，回望这段深刻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文化运动，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只是引进了“Democracy”（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和“Science”（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两位先生，而未能同时请来“Liberalism”（哲学和意识形态）和“Republicanism”（政治权威最终来自人民同意的原则）两位女士。

缺了“自由与共和”思想理念滋养的“科学与民主”，不仅结不出创新生产、生活、生態的种子，而且往往沦为“造神与专制”的工具。在哲学上亦有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德道相蓄势成之”的朴素理念，人、事、物众生灵皆“由二而三”共襄生长，阴阳和合共生万物——先生女士相爱生儿育女；雄雌蕊结实生成种子；天生地载而生万物；寒暑交替而成四季；电子和原子核组成原子；势能动能超弦振动相互转换为一切人、事、物正常生息的能量。“自由与科学”，“民主与共和”的共襄生长，才是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人类富于尊严与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的完整表达。

尽管这一遗憾，在后面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有所弥补（胡李之争并非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孰重孰轻孰先孰后之争），但囿于当时时政变化多端，终是不了了之，而回到先前两千年“成王败寇”治乱循环的老路——时至今日，中国在器物上取得GDP世界第二甚至不远为世界第一超大经济体的成就，却在“制度-文化-人性”循环及其基本社会生产、生活、生態方式上，远不能说已经是一个正常而有特色的现代国家。

在共生场中，势能（potential energy)是一种蓄势待发的能量，势能不是属于单独物体或实体所具有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物体或实体所共有。势能之“势”，可以理解为由各种综合因素组合成的能量聚合体，影响到人、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关系状态。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势能大致上分为两种：因状态产生的势能和因位置产生的势能，都可以释放或者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势能就转换为动能。人类进入工商文明后，最根本的势能来自国民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创新，思想势能可以低成本吸附组织资源，因而对人、事、物有一种价值增值效能。

因此，当“自由与科学”“民主与共和”的思想势能形成，并转换为工商文明成就的强大动能后，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可以顺势、借势，甚至简单“选择复制”，就能获得低成本高增长的效能，从而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

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原因，是1980年代始加入战后形成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凭借其势能释放所致。当时为了适应这一势能，顺势而为，众所周知，邓小平针对“左的那一套，什么时候不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来就不是哪回事喽！”同时，为了争取搞经济建设的时间和鼓励大胆试验，提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1992.1.18-2.21）。

但是，当工商文明的思想智慧、情怀担当、价值格局直到其阈值临界点，自由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也暴露无遗，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前夜，即将迈进生態文明新时代新世纪之门的时候，就不是“不争论”，而是澄清“问题与主义”，势在必行。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处于历史“顺势”转型阶段，回避“谈主义”或“讨论理论”，要么是因某种现实原因故意“暂时”不谈、不讨论，要么因为长期不谈、不讨论而失去了“谈”或“讨论”亦即“创新”的能力和信心。前者是“创新恐惧”（可能带来某种暂时的损失），后者是“恐惧创新”（承受失败的风险）。

如果说盛行各种各样“拿来主义”的整个20世纪，我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持有这样两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其中包含了某种“韬光养晦”和“大智若愚”的智慧，那么，当历史的脚步走进新世纪、新时期，近三十年来形成的所谓“中国模式”中缠绕的“中国问题”，已然“扎堆”成历史前进的“天花板”和“瓶颈”（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时，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再不寻求思想、主义、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不单是一种不长进和没出息，极而言之，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人格、智慧和热情的污辱！心安理得地没出息，比任何没出息可怕可悲一万倍，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参看《共生主义词典》，2007，刊《经济要参•“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专辑》2013年第3期）。

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

由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源，都来自欧美，所以，要澄清这些问题，走出人类共同的梦魇，必须先从分析近代以来国际社会概念演变开始，进而重建世界秩序。

今天，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时代，恕我直言，美国总统特朗普讲“抵制社会主义”的时候，犯着一种“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毛病，甚至可以说，他有点忘本——忘记了是谁把他送进白宫！

对于特朗普的当选，相对最近提出“身份政治”分析框架的政治时评家福山在《身份》中给出的负面评论，认为特朗普几乎是出于直觉地故意激怒左派，分裂民众，“暂且不论他造成的各种破坏、种族主义和荒唐举动，最令人不安的事情还是他享有的支持度。”而言，当代社群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更具政治敏锐性，也更客观地加以肯定，指出：“特朗普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感受，他们不仅被经济抛弃，而且文化也不再尊重工作和劳工。”

当然，也许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特朗普，并没有清晰意识到，正是他实际上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再平衡”的主张，让那些对“精英政治”“政治正确”不满的“最有发言权”的美国底层人民，把他送进白宫的。但他确实是上任之后，成为历史上兑现竞选承诺最多而少让选民失望的一位美国总统。虽然他因此而得罪了精英或官粹主义者，但说特朗普是草根或民粹主义者，这个定位并不合适，因为他主张草根、平民利益，显然并非打击精英、官僚利益，而是要两者之间求得一个社会动態平衡。

这里涉及美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也是个需要重新认知的问题。即一个能让当选美国总统，兑现承诺的国家，能够习惯性地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吗？从特朗普总统讲的“美国优先”的内容看，不管它对外部世界意味着什么，但它主要讲的是美国普通工人的就业、减税、制造业回流、改变社区空心化问题，也回应了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芝加哥教师运动、快餐业工人运动、反对警察暴力运动以及收入公平问题的大辩论等社会运动，对媒体和“华尔街”政客的不满。所以，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甚至包括他讲的“尊重美国的主权”“美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以“爱国主义”反对“全球主义”，实际上讲的都是以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

我说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得益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互换车道”。假如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人，是明确批判给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带来好处却没有在实际上帮助工人的自由贸易协议，参赞目的旨在“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利益服务的政府，而不是服务一小撮在顶层的人”的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者桑德斯再年轻10岁，也许特朗普，就没有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的机会（参看钱宏《“社会优先”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冒昧地以为，尽管为产业工人“尊严和幸福”说话的资本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言行一致，在“资本再平衡”的意义上表现也不错，但身居“世界领导”大国总统的他，要实现“社会再平衡”，成为福山先生所期待的“一种能够与全体公民的关切展开对话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能有超越狭隘身份关切的全国视野，而非只顾自家利益”，还是应当补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课。

同时，身处生態文明全球化大变局的思想理论家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需要重新进行梳理。

这就需要先从历史发生学上搞清楚“社会”与“资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诸多演变形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兴起，特别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逻辑形成之初，不久就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追求社会公平的共产主义（17世纪）和伴其道而行之的社会主义（19世纪30年代），乃至综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40-90年代）。

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先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斗争史观，后以英国政治经济学为“批判的武器”，同时发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逻辑对于工商文明的极大推动作用和作为工商文明生产主力（无产阶级）的罪恶剥削事实这一“双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式的“武器的批判”，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命运共同体的过渡，来达成“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同时，经过“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实现共产主义条件下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

在马克思看来，形成这种“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亦即共生体组织形态）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穷十年之功（1857-1867）铸就皇皇巨著《资本论》（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尽管今天看来，《资本论》的逻辑建构存在着诸般欠缺，但是，马克思对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和对劳资矛盾的理论揭示，给世界的普遍警醒，使他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朽丰碑——马克思不愧为“千年第一思想家”（2001年BBC投票网评），伴随欧洲以至美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展开，马克思主义结出了五大历史成果：

马克思主义第一大成果，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23年后，客观上促成了1890年美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反大资产阶级的《谢尔曼反垄断法》，以及20世纪初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直接参与的反托拉斯进步主义运动，最后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后国会通过实现公平交易三大证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及《萨班斯法案》）的出台而建立起一个基本健康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中论述的股份制为标志的“资本社会化”和“社会生態化”过程（参看钱宏《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而且，我相信，当代欧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兴起，也印证了人类进一步将“资本社会化”“社会生態化”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第二大成果，是经过列宁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后的“精英革命理论”与俄罗斯二月革命后反一战组织“苏维埃”（即工兵联合政府）极富激情而机智的结合，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名义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权。后又经斯大林、日丹诺夫式再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加盟国和若干卫星国组成），最后成为“冷战时期”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与美国相当的超级大国（参看《邻居的伟大与幸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怎么回事？》，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2007），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资本化”过程。应当承认，这一成果在中国的延伸，也创造了两大奇迹，一是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名义”将清末至抗战时沦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了，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是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布局，其最高成就，就是“两弹一星”和进入联合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参看钱宏《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载童庆炳主编《大文化战略》，中国工商联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第三大成果，是在恩格斯亲自参与下成立的社会主义国际（又叫第二国际）近一个世纪的持续推动下（从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到21世纪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第三条道路），通过“依法抗争”、议会道路和行政干预，在西欧、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普遍实现了的改良社会生態的所谓“福利国家”（一说“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第四大成果，是理论成果，即以所谓“法兰克福学派”、“青年马克思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为代表，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异化理论，从意识形态领域、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下人类畸形的生存状况，并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生態概念。这一成果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如陶东风、朱学勤、徐友渔有相当影响（尽管他们声称是批判地接受）。

马克思主义第五大成果，既属于理论，又可望成为国家实践哲学的成果，这就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哲学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领域，把人与自然各自的地位与作用、演进过程、矛盾结果、和解路径等“共襄生成、自然有为”的论述。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推动下，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一批学者，如余谋昌等结合中国古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信念，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生態文明”的概念。也包括欧美国家的“生態学马克思主义”者和柯布等人发起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以及基于对三十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得失损益的历史反思，中共17、18、19大相续提出“生態文明建设”战略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哲学思想，我们将这一成果表述为“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几乎涉及人类本身和人同自然的全部关系内容，其得失成败，功过是非，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当代人类一定会从马克思主义五大成果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让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以形成与之相应的人类共襄生成的价值体系——即全球互联生态化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

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

2017年5月9日下午，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69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514会议室，以《“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为题第一次在大学讲坛上讲到“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厘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最后实现社会生態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与人类300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活动和历史运动具有高度吻合性，达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的高度理论概括。

第二，“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动力机制，与人类权利从顶层逐级向底层分流的动力机制一样，并不是来自理论设计，而是真实的历史运动本身。我们可以追溯到1215年《大宪章》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倡导“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1625年的《权利法案》、1648年的“光荣革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主权国家秩序、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861年俄罗斯“解放”农奴的法令、1862年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890年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8年苏俄实行“土地国家所有，由农庄永久使用”集体农庄、1934年美国三法合一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基于古特雷斯秘书长“可持续和平”理念的联合国改革，势必导向又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

顺便说一下，我说“社会论本质上依旧是权利范式”（权利rights包含了权力power），并不涵蕴“从资本论到社会论到权利论”是一个递进关系的意思，而只是说明，“资本论”与“社会论”都是过去500年来人类最高智慧即权利智慧（含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的范畴。以“自然法权”或“自由理性法权”（即天赋人权）的观念视之，如果把效率与资本主义、公平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我们很容易明白效率属于工具理性法权范畴，公平属于自由理性法权范畴，所以，公平不仅是效率的基础，而且是效率的动力前提，如果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就必然给追求经济特权（比如以GDP增长率为纲）留下空间。所以，必须把公平与效率作为直接关联概念来研究，这也是漆琪生、陈岱孙把经济学（economics）翻译为“经世济民学”的本义。

第三，“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依旧属于“解释世界”的范畴，并不是要说明比如“资本（财富）社会化”是我们的改变目标或方向，但把这种解释方式，用来观察当今世界，比如包括美国、中国、欧洲、亚非拉在内的各国标榜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政府经济”、“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公有制”或“私有制”、“需求侧改革”或“供给侧改革”等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力量，有助于从实际出发，“走出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有助于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化解冲突、实行和解，进入“社会生態化”新时代，以球为本，走向共生。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

上述分析框架，是11年前我为华盛顿的《新世界时报》写作的《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Embrace An Era of Symbiosism in the WorldSociety）一文中提出来的。当我注意到钱学森提出的“世界社会形態”（1992）的概念时，我发现“世界社会所奉行的思想理论、道德情感和现实交往，再没有比共生主义来得实在。我一直感觉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共和制度、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早已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同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时代。”（参看《原德：大国哲学》P34-5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什么叫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对于封建主义、宗法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言，更呈现出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征，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某种理论界定，比如“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社会心理、社会学说。但它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人类性的社会实践。因此，这里说的“资本主义”一词，更多地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其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值”，即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值，是法制社会（与宗法社会对）和自由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社会财富获得人生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增值，首先是资本（生产资料资本、生活资料资本和生产力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资本所有者不同，“资本增值”的类型自然也不同。所谓“私人资本主义”、“股份资本主义”、“集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等等分类，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这一分类本身，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历史发展到今天，用普遍幸福和少数人幸福来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企图简单划分这个仍然有着主权国家、地区界别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不实事求是。从社会政治结构上看，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当人类生产、生活、生态运行普遍超越宗法专制社会而进入法制共和社会时，资本主义（包括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背景下的逻辑历史前景，就是“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即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如果将传统（苏维埃式）社会主义与现代（欧美式）资本主义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就恰恰是“资本的社会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反倒是“社会的资本化”，传统社会主义实施的正好是现代资本主义极力避免的各种资本垄断和权力操纵。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具有个人占有的暂时性，所以从绝对意义上，不管资本在社会个体中如何流转，总体上都具有公共性（commonality）。即使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的商品形态（物品及其价值形式、货币等）不进入生产流转，而仅仅作为消费资料（潜在不变资本）存在，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潜在的生产力资本——可使生产资料资本升值的可变资本，也没有改变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这种公共性，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说，社会作为一种资本价值，具有群体占有的长期性，所以从相对意义上，不管社会在资本占有形式中如何变化，总体上都具有自由性（freedom），只要生产力资本（可变资本）的劳动形态（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进入生产过程，而作为生产方式（包括管理方式等可变资本形式或智本、思本）存在，就立马表现出社会作为资本价值的这种自由性，所谓“人是活宝物是死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伦理（幸福）底线。否则，不管其冠以何等华丽的意识形态词藻，其实践都是非人性、非人道的异化形态，都是人类本性的悲剧和迷失！

马克思不愧为继亚当•斯密之后划时代的人类导师，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人类从此懂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亦即公平是效率的条件，为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威适时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每个生产力资本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资本的拥有者。在马克思之后的100多年里，人类分别实践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前者以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前苏联式社会资本化模式（或精英专政模式）为代表；后者以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标志的美国式资本社会化模式（或大众联合模式）为代表。

结果在实践中，在社会（国家）资本化模式与资本社会化模式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矛盾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后，至核军备竞赛时走到了尽头（再斗争下去人类必然文明共毁同归于尽），加上国家资本化模式由于其依赖精英专政的本性越来越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本质而困难重重，资本社会化模式反而较好体现“公平是效率的条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使人类组织形式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形式，人类终于在1980年代走向和解之路，也为人类走上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社会优先的“世界社会”共生主义之路，奠定了基础！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

6万多年前，我们被散播在风中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

重逢和解后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

灵动地走向区块链之

英特网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

——《共生宣言》（2012）

一、哲学必须直面当代问题

二、爱之智慧即共生智慧

三、恊和“智慧与愿行”是哲学家的永恒使命

四、哲学家恋爱对象的转换

五、生態战的超越之道

一、哲学必须直面当代问题

我十分赞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世界哲学日”（World Philosophy Day）发表致辞时，提出的一个论断：“人类渴望了解周围世界并获得行动指南的需求，孕育了哲学。”这个论断，也符合我这个从东方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哲学思行者的情感体验。

的确，哲学能帮助我们跳出当下的藩篱，带着必要的历史眼光和智慧高度，来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性与实践性问题。而且，人的这种哲学诉求，是一个伴随我们终身而无止境的过程，所以我们东方圣哲庄周不胜感慨地说“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这与苏格拉底为了激励我们互相学习，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共襄生活，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3年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幕，William L. McBride主席致辞说：“世界失去了往昔的文雅和彼此的尊重”，但本届“大会的氛围将是欢快的”，因为它是为每个人、为这片神奇土地、为爱智慧的哲学而欢庆。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特别是近500年来，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并推进了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发展主义的工商文明全球大变局，可谓成就斐然！

而在新的千年，人类继续在工商文明范式下即将走过20年，人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工商文明制造出日益积重难返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冲突，“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普遍意识到，工商文明导向下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无论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要摒弃工商文明下的伦理价值认知、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于是，一种将生态文明改造或提升工商文明极具“当代性”的可持续发展思潮，几乎成为联合国及东西方国家的共识，在生态文明的标签口号上，地球似乎不再分裂为西方与东方。

然而，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永远不能在产生问题本身的层次上被解决。就是说，不能用跟造成工商文明问题的思维相同的思维，去解决生態文明建设的问题，那叫“缘木求鱼”。汤因比說过：“对一次挑戰做出了成功应戰的创造性的少数人，必須經過一种精神上的重生，方能使自己有資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戰！”因为成功的模式和逻辑，会成为人追寻可能世界的精神拖累。所以，不是“路”的选择问题，而是“心”的格局，亦即精神上的重生问题。

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都与哲学家们的当代慧命攸关。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智慧引领向前！

那么，哲学家们，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慧命和历史责任了吗？

让人遗憾的是，即使在世界哲学之都——雅典举办的世界哲学盛会上，我也基本没有听到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引领人类走出困境的具有时代精神意义的智慧与方法，而似乎这样的想法和要求与哲学无关——各国权威机构的与会者，大多停留在从概念到概念的书斋之论，尽管也提出或指出了不少问题，却多属于“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的老生常谈。

过往并不能决定当下与未来。联合国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面对当代人类问题，我们过去的智慧和经验，已经不足以拿出有效解决方法，世界事务需要青年人参与（1985），特别是，倾听来自各国民间的智慧和声音。我之所以把“全球共生论坛”（GSF）的合唱DVD献给23届世界哲学大会，是要告诉世界：有这样一群中国人，在为世界的“一视为仨，和解共生”而莺鸣着……他们期待一种攸关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行动上的声援。

可惜，联合国的这一时代呼声，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回应——世界各国官方机构及国际组织，依旧生活在自己的惯习之中，或“生死时速”难以自拔，或漫不经心信马由缰，包括这次世界哲学大会！

让我们回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如果哲学家、哲人就是爱智慧的人，那么老实说，每当我听到人们说起philosophy这个词时，感觉除了爱（philo）智慧(sophos，包括很多美味的汁)，它还有利欲与统治的意味，所以，并不都是特别好的感觉。而且，我的这种感觉，得到20世纪东方国家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乌托邦悲剧”（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印证。

在东方语境中，我们的祖先将哲学的“哲”字，赋予过五种形态，分别为：“喆”、“啠”、 “嚞”、“埑”、“哲”。所以，哲人或哲学家，指那些具有卓越智慧能够呈现吉祥之人，如《诗》说：“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同时，哲，又包含了如何制裁、决断，惩治不当行为的意思。所有这些含义，这意味着，哲学被赋予了一种妥善处理天地人、你我他诸般关系的责任。

东西方集合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哲学及哲学家，不仅要把握“实然”，还要指出“应然”，不仅要洞悉“必然”，还要追寻“或然”，如此，哲学就是一种“全息性”（Holos）而不仅是“逻各斯”（Logos）的学问，哲学家必须同时关注“形而上”（如符号、宗教）、“形而中”（如数学、逻辑）、“形而下”（如科学、技术、工艺），不能囿闭一隅，满足于“片面的深刻”。

然而，我听到许多学者在谈论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与技术的界限及其五花八门的学科性划分。我认为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问题，其结果，将使哲学和“哲学同行”脱离生活实际，成为书斋里的游戏，或把人类生活继续隔行如隔山地以“文、理、工、医、农、商、军”的学科划分，以及将人类生活切割、割裂为似乎彼此互不关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生態建设，最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地囿闭在一个个小圈子、小格子里，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三季人”“二季人”“一季人”，而与全季候人“道不同，不相与谋”。

以我的观察、冥思和人生体验，哲学并不是学科问题，而是生存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性问题，是活体（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问题，是富有精神体能与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的人、事、物的关系（至少是主体间性）问题。

上天有好生之德，因为生，就有生的方式、方法，即有其生存之道，道由德生，万事万物各有其道、各行其道，道道与共而不相悖，方为天地之大德、原德。这是自大爆炸以来，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自组织生成，且又恊和万邦的共生法则——生命之源，共生一体，存同尊异，动態平衡（The Origin of Life, Growing by Symbiosism, Pursuing Diversities while Reserving Similarities, Keeping Balance in The Dynamic）。我相信，能够把握实然、指出应然、洞悉必然、追寻或然，且能够贯通于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哲学家们的最高智慧，是共生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莱布尼茨的表达式：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或伏尔泰式的表达：人生在最可几的世界。

哲学的生命并不在它的真理性，而在于它的智慧性和情爱性。有网友提问：“真理定义是什么？他是否也和科学一样是人类创造的工具？真理的判断依据是？”答：真理并不等于真相，真理依条件而定，造就一定的条件，就必有一定的结果，所以真理是一种确定性，也是规定性的反映或表达。这样的真理性表达，可以称之为“哲人之石”或“金手指”。真理的判据，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动态条件（包括人的实践）。但是，伟大的斯宾诺莎发现了真理的边界：规定即是否定！

哲学家关注的，永远是从情爱出发，如何智慧妥善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国家、人际、国际、族际、教际、代际）、特别是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能一劳永逸，不能独尊宗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哲人们对可能世界的追寻——是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的历史跃迁！

当代哲学家们，注定要自创范式，而不是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古已有之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这并非说，滥觞于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古已有之主义”三大传统智慧与愿行，不能“分别”或“混搭”着，作为当代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相反，从社会阶层来看，三大传统依旧能满足某些阶层或特殊阶层安身立命所需，而且他们过得超级滋润。

问题恰恰在于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观察到，这种“某些阶层或特殊阶层安身立命所需”（比如东方专制权力与西方市场经济混搭，国际上可能终究行不通，但在一国一地区内用于强者通吃及官与民争利上，则畅通无阻），在整体上背离了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时代一个最基本价值取向，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这一万物互联共襄生成（Symbiosism）时代的体认与愿行法则。

二、爱之智慧即共生智慧

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探索，一路走来，恰好显现了一个“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的过程。

前面说过，智慧之爱，就是古希腊人说的philosophy（爱智慧）。这里除了爱（philo）智慧(sophos），其实，它还有源自人们对迈锡尼时代菲利士人“利欲”的看法与源自波斯人“统治”的意味，所以，爱智慧，意味着从我出发，把“自我”作为主体，通过智慧的方式，包括逻辑的、话语的、政治的、制度的、武断的、暴力（含生態战争）的种种工具手段，将Other他者（他/她、牠、它、祂）作为客体，来进行“无间”“无差异”的整体统一的规范、征服、教化、支配。
那么，爱之智慧，则是把你、我、他（含她、牠、它、祂）互为主体的间性（Inter-subjectivity）、间道（Inter-civilization）共在关系和共生过程，看作是第一位的规范，即以爱（philo），去规范智慧（sophos）及其工具手段、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亦即以“他者的规范”，以普惠共生（GSP Symbiosism*）价值观为逻辑、话语、政治、制度、文化、人性、利益及各种各样的知识经验即所谓“硬道理”导航，从而将“爱之智慧”贯通于将形而上之道，形而中之和，形而下之器三界全过程。

我们不妨把philosophy倒过来，变成“sophophily”，以强调智慧是为了爱，而非爱为了智慧。

爱之智慧，就是共生智慧，也叫“间道智慧”。

我们把这个富有“爱之智慧”的新哲学，命名为中文的“共生”。这里，共生之“共”，讲的就是包容共享共容、是平等平权动態平衡，“一视为仨，存同求异”，也叫“道不同，亦相为谋”；共生之“生”，讲的是“天地之大德”，是“天道、地道、人道”，也叫别开生面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能力”。

共生智慧即爱之智慧，启示我们，人世间的事，大凡就一个约定的“约”字。共生场论认为，从物理星系的运行，到生命组织的繁衍；从佛陀拈花微笑，到基于四大福音的新旧约；从存同尊异和实生物，到男女恋爱生育繁衍；从文字语言的使用，到软硬通货的融通，一切皆为共生约定而俗成！

因而发现和遵循共生法则，也是当今地球公民（Earthlings），全体共生、全息共生、全球共生，化解冲突，永续和平的智慧、情怀与格局。有了这个共生约定，无论我们处于强势、弱势，优势、劣势，都会实时提醒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不要把自己的地板，当成别人的天花板，也不要拿别人的天花板，当自己的地板，所以，一视为仨、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为美，从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

离开共生约定的一切自由基，要么被机体消除，要么终将导致机体解散，走向黑洞深渊“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唯有共生的间道智慧，才能点燃我们的心灯！

我们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共生智慧之灯，我们的慧命，就是呼唤大家相互点燃，相互照耀，共襄生长，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获得成本最低，尊严感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妨用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中文“共生”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共襄互利”“和……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

共生（Symbiosism）思想，渊源于公元前8世纪中国伟大思想家伯陽夫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9世纪后叶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率先将希腊Symbiosis引入生物学，并在俄罗斯、美国、日本植物学、微生物学、医药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建筑设计中逐渐展开，当代中国学派的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思想则可看作是一种人类文明及时代精神活的灵魂的新综合。

共生哲学的生成语境与概念内涵

背景：共生思想是随广义生态学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应运而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外延：共生思想是指古今中外一切共生关系形式的概念、理论、方法；

内涵：共生思想是揭示人、事、物（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自足而又非独存之活体间共襄生成（Grow by Symbiosism）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法则。

本体论：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有敌人，就是自己；

认识论：一视为仨，和恊共生，取象-抽象-意象，不舍弃任何人，不对人事物作是非、好坏、善恶、君子小人的形而上学预置，一切都在关系过程共生场中显现其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本质属性，又反身关系过程共生场；

方法论：道不同，亦相与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赎福共生，即便是“病人”，也要帮助找一个恢复修复身心灵的界面接口，让他们也有机会赎福共生。所以，必须给世人自医、自救的赎罪行为，提供知进退通损益的机会，化解冲突，竞合共生（Defusing Clashes ,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价值论：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大自然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时空的错位，人人皆可追求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的生活。

共生哲学的四大品性（结构功能）

一是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二是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顺势而为，体行共生，生态统领，共生为魂；

三是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良智（Beautiful Mind）、文明、共生；

四是可践行的当代性生活：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

如何把握共生四大品性的现实运动？

把握共生四大品性现实运动的关键，是对人事物作出恰当的时空定位，在本位（质能信）、阴位（势能）、阳位（动能）的自组织互动关系中，从多维度把握人、事、物活体关系的实存性、价值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反身性。
实然：认知者、觉知者，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认知（智慧）功能优先于参与（愿行）功能、操纵功能，尊重真相、真理作为思维方式的一个承诺；

应然：参与者、操纵者，审视生活后的价值取向规定认知者的行为方式，即参与、操纵功能决定行为方式的价值承诺，这一承诺对“知行合一”提出了挑战；

或然：由于关系过程总在变化中，完美的认知（perfect knowledge）与净效应（net effect）是人的智能很难达到，为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不确定性，亦即可能的悬念，这并不完全是坏事，没有悬念的生活不具有审美价值，为认知与参与者驾驭开放性的共生智慧、担当、格局留下了可为的空间；

必然：正是或然性给共生智慧、担当、格局留下的可为空间，使人们在自然、自由、自在的生活过程中达到认知和参与、历史的与逻辑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无限臻于完美，即参与者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成。

共生，是活体自组织力及活体间连接反应能力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

共生哲学毫不迟疑地宣示：所有活体，尤其是人，皆有两大与生俱来的本事，一是成就自己的本事，叫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一是与他者（Other）连接的本事，叫外平衡能力或干脆叫连接能力。正所谓“生而俱足又非独存”，故而，人既要体认、认知世界，更要诉诸参与、表达愿行！

三、恊和“智慧与愿行”是哲学家的永恒使命

共生哲学认为，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说有敌人，那就是自己的思维定势与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性-文化-制度”惯性、惰性落入“无间地狱”。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人性-文化-制度“惯性与惰性”，走出无间地狱，还须将权控驱动“创新”、贪腐驱动“创新”，转变为共生思维驱动创新。

地球众生灵，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孩子，当人作为自然故事的参与（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操纵事实）者，尤其是作为“完全性的参与者”或“完全性契约的履行者”（Bengt Holmstrom，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我称之为“文殊（智慧）-普贤（愿行）定律”，或“索罗斯定律”中的两个相反方向（功能）去做——一个是体认（认知、智慧、理性）函数，“连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一个是愿行（参与、操纵、制度）函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世界”。这里借用的文殊和普贤（天尊、真人、菩萨），是中国道教与汉传佛教中“道”与“佛”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The words are broken, the mind is broken）大智慧（认知）与大愿行（参与）形象代表。文殊代表的是大智慧，以体现佛智慧的圆满，而智慧是诸佛（人皆为佛）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因素。普贤是大愿行的代表，象征着佛的执行能力，以体现佛愿行的圆满，是诸佛济世渡人的执行力的重要实践因素。

智慧（体认）函数属于思维方式，具有惯性特征、易误性特征（inherent fallibility），但追踪真相、真理（truth）越过了边界，就成了谬误(misconception)，认知理性放大扩散谬误（fertile fallacy），所谓“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愿行（参与或操纵）函数属于价值取向，具有利己特征，但追踪利己、权力（power）过了头，有可能事与愿违，终归在现实遭受失败。所以，朋霍费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这里的“道德”即是“愿行”。所以，共生哲学认为，体认和愿行、文殊和普贤、认知和参与不可分割。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的主题叫“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就是体认与愿行都势必趋向共襄生长的意思。

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特征在同一个参与者身上，可以是“知行合一”的，如人对自然存在的参与，只是受“易误性”（fallibility）制约，但是，人在参与社会存在及其价值创造时，由于既受易误性制约，还要受到“反身性”（Reflexivity）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知行分离”是必然的，这就是索罗斯说的“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和他从他老师波普那里借来的“开放性原则”（Open principle）。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动態的“概念框架”，以尽量实时把握消解“不确定性”，并尽可能主动适应“开放性”，这就是像他说的和做的那样“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在此，我们看到的并非媒体炒作的“金融大鳄”，而分明是一个即便在生態文明新时代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或在永恒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找到人的安身立命之位的，堪称具有“共生智慧与原行”的哲学家。

由此可见，哲学，作为基于共生思想的爱之智慧，必是扎根于人的情感经历、心路历程与社会实践的反思与追寻。就是说，恊和智慧和愿景、文殊和普贤、认知和参与是哲学家们的永恒使命。

哲学家需要上揆天机、下接地气、中达人和，必须直接面对现实的社会人生，去思考真实世界的本相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然，这并不是一般方案，而是引领人类“走出困境”“追寻可能世界”的方案。思想不是脱口而出的网络意见，哲学家们不只是向大众解释世界，而是应当从众声喧嚣中静下心来，抛开那些旧有的哲学定义和知识概念，直面人类当代生活。然后，才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快乐分享——开启并追寻一种新的可能的世界。

四、哲学家恋爱对象的转换

承接亚里斯多德和康德的海德格尔正确地指出：所谓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类意识的表象，现象就是本质。谁也不能保证把世间人、事、物的道理全部说尽，一次性完成，更不可能用一种逻辑话语一锤定音式地加以规定。

当亚里斯多德以其“完整和一致”说尽了哲学、科学、艺术、审美标准之后；看似没有人再继续，却又出来个托马斯•阿奎那将“完整和一致”的原因归结到“三位一体”的上帝；接着又有笛卡尔的出场，开始“怀疑一切”以确立不可怀疑的对象“我思”，从而划清了上帝与凯撒的边界，重新为哲学和科学打下坚实的根基；然而，怀疑之风一经刮起就再也刹不住车，很快就怀疑到了理性的命根儿，即“完整和一致”，终于出了休谟和贝克莱，以“怀疑一切”和“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证明因果关系不过是被人类的观念所建构，而非真实的存在，使得整个唯理论的哲学大厦崩塌了；幸好经过斯宾诺莎洞悉“规定就是否定”和莱布尼茨“世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认识论梳理，来了个康德，他将被亚里士多德搁置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复活为“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引入直觉和情感作为理性思考的前提，再次划定了理性的边界，也让唯理论和经验论和解共生。这样，虽然“完整和一致”是先验的不可被证实的，但科学的“现象片断研究”也可以揭示普遍性和一致性，进入知识的殿堂，可这并没有完结。

于是，经过费希尔、谢林、黑格尔对“整体与统一”的所谓辩证法“正、反、合”，及费尔巴哈“唯物论”的颠覆与马克思式颠倒式拯救，再经叔本华、尼采“酒神与日神”式主体“意志”的洗礼，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将主体性（subjectivity）还原为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好一番所谓古典哲学的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层层突进，海德格尔终于出场了。他以一句大白话宣告“人类的意识其实是第一位的存在”，他将亚里斯多德确立的和康德拯救的“完整和一致”也倒了一个个儿：无论世界是否完整且一致，但被人类认知的到的世界，一定是完整而一致的，因为“现象就是本质”。这就将“我”与“非我”不分的原始主体间性，重新厘定为“自我优越感”的“主体性”。

那么，当“人意识到的存在形式是人一切认知的前提”成为常识，又远离神性（阿奎那意义上）的护佑之后，哲学是否到这里就终结了呢？当然没有，整个二十世纪人类分化为心理学、语言学、科学学、社会学、人类学数路大军，进入了一个人本语言分析哲学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人物，如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马斯洛、罗洛姆、古斯塔夫•伯格曼、皮亚士、弗雷格、罗素、怀特海、杜威、皮尔斯、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卡西尔、库恩、波普尔、费耶阿本德、贝塔朗菲、斯宾塞、迪尔凯姆、涂尔干、拉康、韦伯、方东美、哈贝马斯，也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与行为边界，这就是，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灵修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恊同论、突变论、超级计算、动态迭代的一系列发现，古代希腊、希伯莱人开创和追求“整体与统一”的和“一神”的哲学传统，经过19世纪古典哲学的长足发展，终于走向了近乎完满的终结，而经过语言“编程”分析评价转向，代之以交互主体性共在约定，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关系与过程”世界观，就走进了人类叙事创生的新历史大舞台。

到这里，我们突然发现，“关系与过程”观念，与公元前8世纪东方最伟大哲学家伯阳父所揭示的“阴阳”、“五行”范畴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命题，有着一种近乎“量子缠扰”式的共时性感知效应，在东方，华夏人的三千年哲学史，正是从伯阳父开创的这一人文哲学、生命哲学行进的。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中者谓之和”，谁之“和”？“和”之谁？谁“和”之？人也！但是公元前7世纪的佛佗已经觉悟到，这个人，不是独存的、原子的人，而是“六方关联”、“明心见性”且“缘起性空”的人。这样，实际上，东方人将西方人开辟的“形而中者谓之Logos（逻辑、数学、几何学亦即形学）”直接诉诸人，诉诸人的“身心灵”三位一体的透视和参赞。这就是，作为“天地之心”的非独存、非原子的主体间性的人，可以“搁置中心，和而不同，由业至態，从心开始”，通过发动良知（感知、理性）、发现良心（本初心、德性）、发挥良能（道行、技艺）去“参赞天地、化育万物”。

因此，所谓终结，不过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当哲学的对象，从“整体与统一”，转向“关系与过程”时，哲学家的恋爱对象，也就从追溯世界的本体——本质规律，转向了可能的世界的价值——共生法则，这样，从笛卡尔开始分离的神性、人性与理性，经过500年的分而治之后，又开始重逢，也由此，真正开始了人类“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哲学新纪元。于是，20世纪以降至今，人的存在感、历史感、认知感、幸福感、尊严感、价值感成为哲学和哲学家们的对象与恋人！

人性、理性、神性，在“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共生法则中，必将形成富于内生机制的三位一体的自组织运动，且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五、生態战的超越之道

我们相信，在这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世界，综合人类自组织灵动力学（Dynamics）智慧与平衡恊同学（Synergetics）智慧的共生思维方式、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Symbiosism）的爱之智慧，将为古特雷斯秘书长表达的“联合国改革”新希望、新思路提供精神支持。可以说，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是继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之后，为当今世界重新树立的一个普惠价值观（GSP Values）。

为此，我们不能不重新反思工业文明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因其标准化、可复制、规模化带来人类文明共同体无以伦比的扩张发展，同时，也造成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社会及个人）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商文明本质上就是一场打了近500年（在东方也打了180年）的生态战。

伟大的布伦特兰夫人，是“可持续发展之母”。1983年受任联合国环发组织主席，她主持创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把经济发展与生態（资源）发展，特别是社会（人文、科技）发展联系起来，发现人类现行生活方式不可持续。于是，“可持续（Sustainability）”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够成危害－－成为时代强音。可持续（永续）发展，同时提出了一个“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的新课题！在经济、生態、社会三维关系上，社会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生態是条件。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实践，在目的、手段、条件的关系定位上，突出单维冒进，经济、生態、社会间就会出现颠倒、错位、失序的非动態平衡（非共生態）。因而，我冒昧地认为，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伟大创举，但又需要给这个创举贯注一个灵魂，一个芯片、一个感应器、一个底线约定，才能达成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永续和平”目标。

这个灵魂约定，我想，只能是也应该是“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简称共生——身心灵能量相互作用 自组织与连接结网能力，通过共襄生成文而化之的超级滤霸，几经放能/吸能、人人/人机、微分/积分新陈代谢，降解迭代，引领你我他（她牠它祂），由物质生产力的轴心时代，朝着“吾言为金” 守孞（Xìn）的臻美共生时代飞升！

所以，笼统地讲生态，包括在排他（它牠祂）性的“人类共同体”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无异于企图用造成生态战争的思维方式相同的思维方式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及“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内的美好理念，至多是缓解人际、社际、国际、族际、代际、洲际、环际生态战争及其灾难，而无法从本质上予以解决之！

那怎么办？答案并不复杂：既是讲生态文明，就是要彰显所有地球公民（Earthlings）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大智慧、大情怀、大格局，实行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因而真要讲生态文明，就无可避免地必须具备以共生思维及共生价值观，重构人类组织形态－－即从过往各种各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转变成“地球公民共生体”（Earthlings Symbionts）组织形态－－的基本素质和格局，并由此重估一切现行硬道理及其制度秩序安排！

所以，我高度评价19大阙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思想和基本方略，并综合17大“生态文明”战略、18大“五位一体”布局，提出“生态文明统领，共生思想为魂”的全息共生、全球共生新世界秩序构想，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以来建构的世界秩序！

与此相应地，在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治理问题上，我们建议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制定并颁布继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后的又一个划时代历史文献－－即《全球共生宣言》（Global Symbiosism Manifesto）！

同时，我们郑重提议：联合国增设“全球共生理事会”（UN Global Symbiosism Council，缩写GSC）专亊处理各种超主权超洲际的诸般“全球性问题”。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当今世界最优的經濟，是生活方式的再選擇；

当今世界最强的文化，是全球共生－－一视為仨，間道競合，你我他（她牠它祂）全人稱，一起來，心手相連！

全球公民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陽子2019年“Human rights day”前夕改于遼东灣童心公寓

作者：钱宏（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我们不需要拯救任何主义！

——读齐泽克文有感

我们不再是要拯救任何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制度设置，我们要拯救的甚至不是何种文明和文化——我们需要拯救的是生命，是与人的身心灵健康息息相系的社会生活。

裴泽文兄弟一早发来，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的《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并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重现》（宋尚诗翻译）一文。

齐泽克先生在本文中提供了一种颇具警示性的思路——灾难促进反思，即冠状病毒潜在地打击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带来的痛苦将使人们反思现存的社会形式，从而寻求一种新的全球性组织，以调控经济，甚至在必要时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且，齐泽克式的反思，超越了那种一厢情愿的想象！

但是，正如此文标题所显示的结论，依然象以色列作家史学家赫拉利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样，能给人启迪，却又依然停留在现象描述和脱离实际的呼吁层面，并没有提出具有超越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甚至，齐泽克的文章结论——将其反思和呼吁称为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本（Viktor Orban）所谓的共产主义或有文凭的自由主义的“彻底变革”（radicalchanges）或“拯救”，还可能引起误会和误导。

今天，有过被称为“斗争世纪”的20世纪经验教训的人类，必须明确的一个常识、常理和常情是，这场波及200多个国家的新冠病毒大灾难，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大危机面前，我们不再是要拯救任何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制度设置，我们要拯救的甚至不是何种文明和文化——我们需要拯救的是生命，是与人的身心灵健康息息相系的社会生活。而为此，人类和国际社会，需要重建世界秩序——重构健全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参看《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新冠病毒引发的这场生態大战的结果，并非人类与新冠病毒（微生物）的你死我活。在人类活体（免疫力）遭遇新冠微生物（病毒）进宿后，双方机能实现非杀活性再平衡过程中，一种远超国别利益共同体，甚至远超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涵盖地球生命新陈代谢共襄生长的微生物、人与动植物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共生体（Life symbiont）组织形態，将应运而生。因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主要着力点，依然是在通过新冠疫苗等方式促进“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的同时，防止和避免因种族、文明、主义等等不同引发的“人类自身相残”相互推诿攻击，带来底层社会生態和自然生態难以承受之重！

我想说的是，在处理全球大危机意义上，在国内外疫情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变量皆不可预测的条件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将显现超能与群体赋能（empower）价值。共生（Symbiosism）本身，是一切活体及活体间生命自组織灵动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是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又译协同学）的动態平衡。有道是“微生、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因此，共生，是天地之大德，也是人类个体与群体认知与愿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企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重新建构制度设置和运行的行为圭臬。

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以球为本，共生为用－－搁置一切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建立新范式，重构全球化的哲学基础》的探索，也只是给新世界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思想理论准备。

我深知，真正的改变和重建，从来都是倒逼出来的，而且倒逼的张力要足够大！比如，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今日世界也许真的“需要一场灾难”，才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特性，及其改变的方式。

首先，齐泽克也看到了“比尔盖茨难题”，他指出，这样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简单——疫情会很快消退，我们只需静待疫病的激增（spike），然后生活自然会回归正常。面对这些过于简单的希望，首先要接受的是，威胁将持续存在。“即使这股浪潮退去，灾难也会以新的、甚或更险恶的形式重新出现”。如果看不到问题的空前严重性，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灾难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就白白浪费掉了——人的普遍惰性是“好了疮疤忘了伤”，灾难过后又回到旧的自以为是的制度设置，以及相关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其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已经，还将继续影响我们与周遭人、事、物（包括自我身体）最基本的互动方式——不止国家和其他机构会控制我们，我们也学会了自我控制和规训。就连高级政客和超级富豪自由活动的开放空间也被限制在他所拥有的“岛屿”之内，而与国民、公民、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实体经济也已然大受其损。

再次，但是隔离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所有的岛基相连。我指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个人心灵中,人人能用心感受、触摸到而且人人真信笃行的东西，依然存在。至于互联网技术呈现的“虚拟现实”是否安全，事实是，感染网络空间的“virus” 和 “viral”（数字病毒），不仅早就存在于冠状病毒发现之前，而且这次也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一起扰乱世界市场的平稳运行，而且可能在虚拟现实的双重维度齐头并进。但是，如果病毒、疫苗和群体免疫力的动态平衡，是必须适应的现实，那么，让我们尽可能地克服心理反应过度（恐慌）、医疗反应过度（误医）、行政反应过度（隐私与健康对立），而学会接受与之共生！

顺便说一句，也许马斯特计划的12000个无地表死角的卫星互联网+心联网（Mind of internet），会很快让我们现行比拼既有技能技术（如建5G基站）的诸般行为，都将显得多余和浪费（卫星互联网未投入运行之前，4G并非不能用，为何要搞争一时之气的所谓“弯道超车”的5G基建呢），我们亟需将有限有资金资源用于“纾困难、降成本、提效率、强社区、重建社会”。

最后，新冠病毒和意识形态病毒，双维席卷并可能感染我们，倒逼我们探索一种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一种不脱离社区生活实际的在世界范围内齐心协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实现（actualizes itself ）或发挥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的社会生活方式（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参看《Earth Day（世界地球日）寄语》）。

于是，人们自然而然想到，某种能够控制和调节经济的全球性组织，以及在必要时，该组织可以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当然，世卫组织（WHO）远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即使有一种更合适的组织形式——比如全球共生理事会——也依然不足以承载人们基本的正常社会生活所需。所以，全球共生研究院提出的因应之道是：

第一，诚如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的那样，存在了75年的联合国，其体制机制亟需进行新的适应性改革，以利于建立一种能够紧急处理应对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灾祸）”组织架构——比如成立一个“全球共生理事会”（《致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亟需超越“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困境”，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提出，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呈现生态，“以共生权范式替代产权理论”，在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自由（跨界资本主义或价值主义）和公共物品最大化的政府管控（国家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二元交逐利的无间地狱中，引入一种类似老子“小国寡民”式的休养生息普惠化的社区经济形態，疫情（毕竟不是常态）之后逐渐形成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三位一体新格局。

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别阵营之争，一切回归到人的身心灵健康，势在必行！

孞烎2020年4月27记日于温哥华

原文链接

https://www.rt.com/op-ed/481831-coronavirus-kill-bill-capitalism-communism/

作者：钱  宏（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

以球为本，共生为用

——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

重新审视三大根本问题

“比尔盖茨难题”

“秦晖双重失衡”

“赫拉利全球合作”

全球共生需要引入他者观念

蓝血人：看比尔盖茨、秦晖、赫拉利等知名人士对这些年“异常事情”发生的分析，我感觉全球化在隐退，当代人在做迷茫的选择。教授的《<共生十愿>10周年再奉献、再反思》将给人们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方向。

感谢蓝血人认可！多少年來，我是这樣感覺的，也是這樣孜孜不倦乐此不疲朝你说的方向、方式做的。但是，老实說，共生是一種真俗不二的新語境、新思維和新方法，这对于習慣了吃现成快餐或享受金句、聰明而望文生義的人们，包括領导、领袖、学者、教练讲师們会有一些难度，也因此，甚至会遇到一些惰性抵制。

重新审视三大根本问题

我想说的是，通过“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我们看到了什么？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当地球村居民被迫相互隔离在自己窄小的空间时，只要心心相印，且相信No one is an island，正好让平日里为了“权、钱、性”，陷入“忙、盲、茫”的我们，有机会安静甚或宁静下来，从百年赶超权重思维和自我逼仄膨胀的失魂落魄中，“退一步海阔天空”，直接退到更原生、更底层、更通用，也更有余地的生命、生活、生態连接口，清空我们人类头脑中那些奢侈冗余（形式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的东西，重新审视认知、愿景、笃行三大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认知，我们人类在世界所处的真实位置？

人类并非地球的主宰，生命世界里的主宰者，也许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菌、病毒（微生物）。新冠病毒的真实身份，也许是地球生命的信使——代表祂传递的信息是：“以人为本”征服自然且经常性自身斗争相残的观念和行为狂妄、可笑，而不堪一击，且一个不小心就将前功尽弃、自取灭亡！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与小小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等）托底的所有生命活体，所有地球生灵，是什么样的关系，又应当怎样相处？就需要重新定义。我在《共生菌如是说：人类文明止步，自然需要安宁》（2019）有过一些思考，但还远远不够，不过仅此反思，已然颠覆了轴心时代以来，特别是近500年来过往的人类中心主义三观和知识阈值。

第二个问题是愿景，我们人类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

基于第一个问题，人类有没有对“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取决于人类智慧的高度和愿行的格局。这意味着，当代人类注定要自创范式，而不是在过往的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所谓自创范式，就是要完成“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历史跃迁！《共生简史·当代哲学宣言》（2019）只是一本“抛砖引玉”的小册子。我有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第三个问题是笃行，人类现存一切组织形態面临改变？

基于第二个问题，只要人类智慧的高度和愿行的格局足够大，一切组织形态，政府、企业、学校、宗教、公共当局都将面临改变。我们不难发现，任何组织主体（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体验性效能，而不再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方式都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的特征。我们将这种开放赋能的三位一体全人称市场主体，称之为“仨自组织人”。更重要的是，不同市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之间，呈现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超越了，甚至消除了传统的主客体（Subject and object）关系。因而，所有“仨自组织人”从组织内到组织外，都彼此互为主体。而且，互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能够实现系统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单独实现“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统一，且可体验的高效、高质行为。于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新型社会组织形態的共生逻辑——共生体（Symbiont）组织，将成为人类的自觉行动。

“比尔盖茨难题”

我将Bill Gates在2015年TED演讲中提出的下一次“全球灾难”将由微生物而不是战争引起的警示（If anything kills over 10 million people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it’s most likely to be a highly infectious virus rather than a war. Not missiles, but microbes），概括为“比尔盖茨难题”（Bill Gates Problem）。

“比尔盖茨难题”已经得到艾滋病毒、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特别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漫延肆虐情势的证实。同时，也暴露了人类“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无论是投资、科技、医疗体系，还是公共卫生疫情信息流通、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匹配上，都“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

只是可惜，至今鲜有人回到“Bill Gates Problem”本身，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亦即哲学上，重新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特别是人与微生物究竟是且可能是什么关系？由“比尔盖茨难题”（Bill Gates Problem），我提出了一个时代新命题：以微生物作人类生活方式的参照物（参看2020.2.7的《“Bill Gates Problem”的哲学指向》）。

今天，必须反思启蒙时代以来“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的时候了！今日世界，再不是农耕时代智慧中讲的“你我”仁人世界，而进入了生態文明共生智慧倡导的“你、我、他（她、牠、它、祂）”仨人世界，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无需重复“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或者“蝴蝶效应”的老调儿，中国的事儿，会波及世界，世界的事儿，也会涉及中国，而中国与世界的事儿，都只是地球生灵宏观、微观叙事的一部分（参看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余新中译，中环科出版社，2010；卡尔·齐默《病毒星球》，刘旸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9）。

所以，总体上你不“共”，也得“共”，关键是“共”什么？或者说，以什么来规范“共”。我们“共生学人”，都明白，我们要共的是“生”，而且要以“生”规范“共”，而不是相反，以“共”来规划“生”（参看《共生简史·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

所以，我们并不惧怕放弃“以人为本”或“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的自我定位，而基于“生命之源，共生一体”的信念，要精进到以对地球生灵和一切活体存在来说，不可或缺的微生物为本——即以微生物（固氮、合成氨基酸、组织蛋白质）为我们人类认知和愿行的参照物！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就是人类，再没有什么“自己人”（包括中国特色以户籍、房产、阶级、党派、族群、国家为界别的“自己人”与“异己分子”）就有优越感——正如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所言，伤害个体势必伤害全体！

“丧钟”一旦敲响，就再不会只为，或不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姓氏、哪个党派、哪个区域、哪个群体或“特殊材料做的”个体而“鸣”！所以，今日世界，一切专注“自己人”的思想文化传统或斗争意识形态，都将是害人害己又害他（包括微生物）而终必伤及全体的意识形态宣传！

其实，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有敌人，就是自己！今天，我们不难发现，“一切战争的本质都是生態之争”，而避免生態之争的因应之道是个“度”——各种生命、生活的生态平衡与再平衡的问题！

细菌、病毒、变异基因，或“敌人”（包括“阶级敌人”、“民族敌人”和“贪官污吏”），他（它）们生之目的，也和你我一样，不外乎一点，就是“活下去”，“活得好一些”。因此，如何做到“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而非“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evil and let evil）？这才是关键。这个问题，是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后至当下的我们这一辈，有没有可能进入地球世（Earthropocene）的大智慧、大愿行和大担当（慈悲）的最大考验和挑战！

第92届奥斯卡小金人奖获得者瓦昆·菲尼克斯说：“我认为我们严重地与自然世界失去了连接，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内疚的是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认为我们是宇宙的中心。”“用爱去拯救世界，和平自然会到来（Run to the rescue with love, and peace will follow）”。所以：“当我们以爱与同情心作为指导原则时，我们可以创造、发展并建立一个有益于所有生灵和地球环境的全新系统。”

“秦晖双重失衡”

2018年4月2日，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他从“历史轮回”、全球化及其两个特例造成“双重失衡”加剧的现象，提出世界“将是良性进步，劣币驱逐良币”选择问题。虽然秦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厉有为提出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参见《重建社会：改良社会政治生态与“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扬弃——厉有为、钱宏庚子新春的讨论》），但并没有超越何兆武的“真理与国情”孰轻重的问题，没有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古典与现代，以及左右、权责（自由、平等、民族）等等范畴。

首先，这些范畴，其实都是基督教演化出來的理念、政治、行为艺术，但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成了不同国别的强势集团維護“自己人”權益的招幌！

如果认真，欧美诸邦，更多符合恩格斯第二国际社會主义的本义（政府更小的权力更大的责任，社会更大的权力人民更多福利）；而中國大陸（社会更多责任更小的权力更少的福利，政府更大的权力更少的责任），才真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泛滥到每个毛孔！

其實，無論中外，一百年来，无论是皮凯蒂讲的“两极分化”，还是向松祚讲的“三个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信用资源分配两极分化），都是利益集團綁架政府政权工具，利用自然、资本和劳动资源驱动，收割魚肉本国人民又让人民互害窝里斗和主权国别冲突，惹的禍，与民族國家的民眾公众沒毛关係，这世界才這麼混亂。

而且，人们不难发现，即使本可以通过科技工商经济信息化、生態化、全球化给后发国家或地区劳动者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问题，带来帕累托改进，但凡事总有例外，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离开特定的历史时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工商文明权利智慧强调的平等和自由问题。在“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官民）矛盾作用下，如秦晖指出的两个例外，即种族特权歧视的南非与官本位资本资源决定“劳动低交易权”的中国大陆，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输入资本输出劳动或廉价商品，既带了输入国家劳动与资本不平等的失衡，又没有解决本地区社会分配的失衡问题，而且由于这两个例外的经济体量足够大甚至超级大，又会倒过来使得“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双重失衡”结构，让经济全球化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会带来大危机、大萧条！

那么，如何让资本和劳动回归生命、生活、生態，以及人类最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身心灵健康？如何将“撒谎不是好孩子”的诚信承诺约定法則進行到底？将成为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哲学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可以简化表述为：有家才有国与有国才有家，孰公孰私？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我这次来加拿大温哥华，不能马上返程，但思想上的收获非常之大。这主要是有机会较长时间与我大女儿一家和她的几个朋友相处。

在与我女儿、女婿和外孙Rechard外孙女Rebecca日夜相处中，在与这里结识的朋友交谈中，特别是我女儿对我说：“这里一切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孩子，他们认为‘有小家才有大家’，也就是‘有家才有国’，不是我在国内接受宣传教育说的‘有国才有家’”，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力。是呀，大家寓于一个一个的小家，犹如须弥寓于芥末，所以，“国家”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家国”，有“家之国”，方有“家国情怀”——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哲学常识和政治伦常啊！

有朋友说，绝对赞成“有小家才有大家”，不能颠倒，反过来强调的人，是占着公共资源的人，那些小喽喽跟着哼哼！反观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不能不说，颠倒这个根本性的政治伦常，是中国人民百年苦难之根源！

我强烈感到国家制度设置上的差异，反映在家庭生活重心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让我在与吾土吾民吾国对照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这就是人类不同区域地理条件下两种制度设置的基礎性差异渐渐明晰起来，先大致概括如下：

一种制度设置，是家庭第一、社會优先、服務公众；一种制度设置是家族第一、集團优先、服務官宦。

家庭第一（Family first），是一种生活方式，家族第一（Clan first），是一种管控方式。在工商文明的政党政治條件下，決定了前者是公共政治的结党为公，后者是帮派政治的结黨营私；在社會動能上，前者着眼于每个人的生命自组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后者寄望于集團的自组织力与外威逼利诱能力；在意识形態上，前者必须诚實公正智慧，后者只能虛伪做作权谋；在生产生活资源分配上，前者奖励強者，照顧弱小，競合共生，后者官阶一统，人身依附，垄断操纵……说到这里，又想起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及“黄宗羲定律”积累莫返之害（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他因此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为君臣官僚集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党羽），受享无穷”，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社会共生思想。

对于这次天降新冠疫情暴露的社会治理（governance）问题，所有反思，所有追责，所有改变，如果能把重心放在新中华立国之本，即：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即“有生命的个人”及其“家庭第一，社会优先，服务公众”（Family first & Social priority & Serving the public）基础上，强调建构当代社会治理，必经充分“对内开放，重建社会”，将会更有益于形成思想启蒙全民行动的冲击力量，造就一种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

我相信，这是当代中国人真正的历史使命！倘若当代中国人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以中国超大体量的影响力，世界完全有可能避免秦晖担忧的“劣币驱逐良币”逆全球化方向发展。

“赫拉利全球合作”

再来说说《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最近在《金融时报》发表的《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长文中提出的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的两个问题。

赫拉利认为“在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在国家主义隔离状态与全球齐心协力相互支持之间的选择（In this time of crisis, we face tw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hoices. The first is between totalitarian surveillance and citizen empowerment. The second is between nationalist isolation and global solidarity.）

赫拉利通过皮下监视（Under-the-skin surveillance）、紧急布丁（The emergency pudding）、肥皂警察（The soap police）等细节分析，既指出在疫情流行和危机时刻，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监督的惯性力量，会逼迫人们在“隐私与健康”作出二元对立的选项，又理性论证了只要葆有对科学、公共当局和透明媒体的信任和公民合作，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受隐私和健康”这样明智的选择。

于是，这位著有《人类简史》三步曲的作者提醒说：请记住，相同的监视技术通常不仅可以由政府用于监视个人，而且可以由个人用于监视政府。这让人想起分布式记账的区块链技术的又一种可能的应用。所以，他特别警示大家：冠状病毒的流行是对公民身份的主要考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信任科学数据和医疗保健专家，而不是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我们最宝贵的自由，相信只有听任政府监控才是维护我们健康的唯一途径（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thus a major test of citizenship. In the days ahead, each one of us should choose to trust scientific data and healthcare experts over unfounded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self-serving politicians. If we fail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 we might find ourselves signing away our most precious freedoms, thinking that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afeguard our health.）。

在国家主义（nationalist）孤立与全球齐心协力相互支持的这个选择面前，赫拉利非常明确和肯定：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Both the epidemic itself and the resulting economic crisis are global problems. They can be solved effectively only by global co-operation.）。他指出，为了战胜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医护资源和产业供应链，这是人类相对于病毒的最大优势，但前提是发挥“全球合作与信任的精神”。特别是较少冠状病毒病例的富裕国家，应该愿意向较多病例的较贫穷国家提供宝贵的设备，并相信如果以后需要帮助，别的国家也会同样帮助自己。这样，新冠病毒客观上帮助人类认识到：全球不齐心协力相互支持不仅会延长危机，而且将来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灾难，反之，这将不仅是对抗冠状病毒的胜利，也是抗击可能在21世纪袭击人类的所有未来流行病和危机的胜利。

最后，赫拉利呼吁，我们需要一项全球计划（We need a global plan）来达成公民赋权与全球齐心协力相互支持。我想，这也许能看作是“比尔盖茨难题”的“赫拉利式回答”。

全球共生需要引入他者观念

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越是际遇“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和“赫拉利全球合作”问题，就越发说明一种情势：从大蕭條，到亚洲金融危机；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滞胀，到美国08金融海啸；从前苏联的畸型计划经济，到中国的权控畸型市场经济，三种經濟形式，终于演变成今天的国别社会政治文化结构性冲突，全面挑战现有世界秩序！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及其各种冲突的周期性困境，这表明五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需要改变，以达成社会自组织再平衡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加上2020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暴露出现有世界秩序已不足以承载化解人与自然冲突的职能，国际社会急需思维方式和價值观创新，进行全新的哲学对话，以避免各自封闭隔离带来空前的信任危机！

所以，我高度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将2020新年伊始就发起75周年系列纪念，及时改为全球网上对话活动，而且呼吁“采取行动——对任何地方的每个人”，特别是保护和促进人权必须置于中心位置，同时增进性别平等，赋权于青年，增强他们的权能，并且深化联合国改革！所以，我们不同意“新冠疫情是压死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观点。

我们认为，新冠BC与新冠AC，在人类思维方式上的标志性区别，是克服过往单纯经济学思维的“工商文明全球化”——由于其人际、社际、国际、洲际、代际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形成的生態失衡，必然导致官粹或民粹的Nationlism反弹；进入“全球共生”观念和价值标准引领下的“生態文明全球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不是改变，而是帮助人类完整认知和改善“全球化”再出发的新起点。因此，我们也在向联合国申请，举办2020’联合国75周年网上全球共生论坛（UN75 Global Symbiosism Online Forum）。

我们注定要自创范式，而不是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这个范式，就是共生和全球共生！请参看《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上、下）》（分别刊登《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期，《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1/2合辑）。

共生（Symbiosism），需要保持每个“有生命的个人”不懈发揮身心灵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在自己生命、生活、生態所涉关系中永葆动態平衡和再平衡的可塑性！

所以，我们永远要从别人（Others）、青年、新生代学习智慧与愿行！也因此，共生不仅强调赫拉利公民赋权（citizen empowerment），更注重“公民权能”（Civil rights & powers）！！

共生不只是你的、我的，也是他、她、它、牠、祂的，共生需要地球生灵“道不同，亦相与谋”的智慧（文殊）与“一视为仨，间道竞合”的願行（普贤），所以，赫拉利呼吁的全球合作需要引入他者（异己者）观念。如果人类能在过往文化、制度设置强化的“你我”“自己人”中，引入别人，甚至突破“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自以为是，树立you、me & Other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地球生灵将真正進入四海一家永续和平全球共生的新世界！

所以，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必须具备“全球共生”意识，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和“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以球为本，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

回到蓝血人提出的“共生思想将给人们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方向”观点，我完全同意。只是难点在于，共生（Symbiosism）不是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烏托邦,共生不是孟子的大同世界，共生不是荀子的小康社会。共生沒有救世主，更非“打天下，坐江山”強者为王那样具有鼓动性、煽情性和“跟着走，见者有份”的诱惑性。共生需要将“摩西、耶稣、十二使徒”“伯阳父、老子、子墨子”“文殊、普贤、弥勒”们的认知、愿景、笃行贯通起来，适时推陈出新！

清晨，收到谷峰转来彭昭（物女王）的《为什么说物联网时代，“接口”的重要性会超过“入口”？》，传来谷歌和苹果联手的好消息，他们共襄开发保护新冠接触者隐私的追踪技术，不再“浮于”APP和单个应用，而是“深潜”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平台层面，以推动生態系统运行。这显然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全球合作行为赋能路径，故而谷峰批注说：从API接口到API经济，是共生的另一种表达——从入口到接口，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条条大路通罗马，从现代启示录到当代启示录，共生就这样涌现了。

蓝血人：跟您一起努力。从自身做起，联通他者，共襄生长。记得您说过，要为孩子们建一个全球共生公园。。

太好了，是的！让我们一起努力，live and I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全球生灵各竞神通，共襄生活，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孞烎2020年4月17日晨于温哥华

作者：钱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现实践行版

政府应该干的正经事！

——我看加拿大等国政府向国民果断“撒钱”纾困！

被戏称为“撒钱抗疫”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英国，数加拿大政府规模空前宏大，出手果断，绝没有半点迟疑。因为，大概他们认为，这是政府应该干的正经事！

在加拿大彻底控制住疫情前，全体民众都不用为了物质生活担忧，政府永远是你最坚实的依靠。 特鲁多曾在电视机前一再强调：“因这场危机而失业、并担心未来前景的同胞们，我希望你知道，政府正在竭尽所能为您服务。”

疫情下： 01、记者提问特鲁多：“干嘛当时要给中方捐赠16吨物资？”特鲁多平淡回应：这是全球性问题，捐给中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咱们也不用怕，我们自己能做防护服。

02、疫情爆发后，大家隔离在家，加拿大政府担心大家没钱生活，一怒之下发钱820亿，最后两党一商量，这钱不够啊，追发至1070亿，保证大家能每月2000，连领4个月。 还有退税加省政府自己的补贴，躺着挣钱不要太快。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由于目前的疫情，政府不会让加拿大人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出台“重大财政刺激方案”。

03、270亿是用于支持加拿大居民的，550亿是用于支持加拿大企业的。820亿的拨款相当于加拿大GDP的3%！ 这些支持旨在帮助加拿大人支付房租和购买生活必须品，帮助企业继续支付工资和账单，使得经济平稳过渡。 牛奶金，涨！工资补助，涨！退税，涨！房贷，6个月不用还！

04、为了防止企业裁员，加拿大政府将向因新冠疫情陷入经济困境的企业提供补贴，补贴金额为3个月发给所有雇员的工资的10%，每位雇员最多算$1375，每位雇主最多$25000。 “这将鼓励雇主在动荡的时期将员工继续留在公司。”工资补助政策预计耗资$380亿。

05、不论是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还是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了收入，又或是因为学校关门必须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个人情况都将被银行具体分析，提供更宽松灵活的方案。

06、加拿大政府将为因疫情大流行而失去工作或工时减少的工人们提供援助金，向那些无法获得EI的工人，例如自雇工人，part-time工人等，发放高达$50亿的紧急援助津贴（Emergency Support Benefit）。

07、政府已经将个人报税截止日期从今年4月30日延后至6月1日，需缴纳税款的加拿大人，将可以最晚延迟至8月31日交税，免息。

08、特鲁多还宣布，政府推出一项新政，允许借贷者延后6个月偿还联邦学生贷款，免息。

09、加拿大6大银行昨天宣布，将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加拿大提供财政支持。 蒙特利尔银行（BMO），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加拿大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Cananda），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加拿大丰业银行（Scotiabank）和道明银行（TD）均承诺，将与每个个人、企业合作，共度疫情难关，新政立即生效。

加拿大政府将允许企业延迟缴纳收入税，最晚至8月31日，免息，无任何罚款。政府还将提高大中小企业的税收抵免额。 除此之外，政府还将把无家可归者护理计划拨款加倍，为原住民社区支持基金提供3.05亿元。

回顾疫情之初，加拿大迅猛撤回海外公民与永久居民一百多万呢，钱不够，给你买机票，还提供每个人5000加币贷款应急。 要知道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加拿大境内80%都是输入型病例。 加拿大政府与人民没有对带病毒回来的人恶言相向。相反，他们受到了极其温暖的隔离待遇。

12、老弱病残在这个疫情中被给予最大的优先级。除了在撤侨时优先将他们撤离，在加拿大境内，如果他们去超市囤货，大家也会给予他们一天中最好、最早、消毒最佳的时段。

如何看待加拿大等国向国民“撒钱”？

有朋友说，对于美殴这次应对疫情的重启经济的做法，应悉心观察。给民众发钱也是凯恩思经济学政府拉动投资的一种，疫情冲击下百业凋敝，给民众发钱既可以补助民众又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此投资一举数得，拉动经济还有乘数效应。

在现行单纯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这也无大错，但是，我不这样看。

从政治上看，是不是人民政府，紧急状况下可见一般。所谓政治，就是重大利益的权威配置！无论人民有怎样的自组织力，即使国民有着蒲公英一样的生命力，但在重大天灾人祸紧急情况下，没有强大的加军、没有超发的加债、没有硬通货加元“三加逻辑”，还与美国边境在史以来第一次关闭的加拿大政府运用特有的自组织力，照样发给国民发钱纾困！

可见那些编造个“三美逻辑”（意为美国给国民发钱纾困的原因），还大逻辑、套小逻辑，扯上中美老大老二之争并拿台湾说事暗示中国要做老大正可以趁机捞一把的人，多么没有人性，又狗屁不通，唯恐天下不乱！

从经济上看，纾困，保命，对政府而言就是保护国家最大也是最基本的资源，不是投资行为，是存量资源的配置，而且是公平原则优先，效率是紧急情况过去后的事情。这是一种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大相径庭的政治经济政策。

这种政策可以追溯到1948年，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英国，在存量资源显然不足的情况下，果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之后，英国经济快速恢复，从经济学看，这是“公平促效率”的典型案例，与战前美国实施凯恩斯主义政府拉动投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学。

在我看来，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在“新冠商情全球大流行”紧急情势下，果断向国民“撒钱”纾困，就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cs）——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呈现生態——的经典案例！

所有果断给国民发钱纾困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正是共生经济学的现实践行版！

对不起，其实早在此之前的3月11日，我就在《如何走出当前中国经济困境？——Symbionomics如是答（提纲）》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纾困难、降成本、提效率、强社区、重建社会”的十六字方针的建言。

那时，美国政府对疫情大流行还存在一定的摇摆观望态度，加拿大政府还没有出台纾困措施。在更早的2月27日，我发表在《精神上的重生：如何避免下一次更大的疫情和灾难？——我对2020年中国“两会”主题的期待和对联合国改革的建议》，文中表示：

我现在温哥华，热切地遥望期待，将推迟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十三届全国政恊第三次“两会”，能够开成一个讨论这样一个命题的“两会”——即：开成以建立社会治理体系为主轴，改变国家治理方式，重建全球治理方式的“两会”！

当我看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果断出手纾困政策，而中国还在呼吁“新基建”和“货币双轨制”时，说实在的，我有点急了！

3月27日直书：《不要再抽国计民生的血了——怎么办？新冠大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生態大战！》在新冠疫情大危机面前，大家正好放慢增长的脚步，等一等“掉队”的共生灵魂，考虑一下经济长期增长积累的资源背负、生態背负历史欠债，怎样偿还和修复，而不是继续刺激社会性机会主义物欲，继续把这次防控新冠疫情中声称反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推向极致。显然，大疫情之下，你不发展，别人也不可能有大发展，大家都满可以把各自短板好好补补，没有人逼你非要实现个什么超高的政治目标，不是吗？

3月30日直书：《放下“孰公孰私”背负，中国企业方能恢复正常》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20-3-31/1855671.aspx

如果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真的要催生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那么，我们认为，以“共生权理论”取代“产权理论”是一个思路。这一思路蕴涵着解决“孰公孰私”历史背负，可以“集团共同体”和“公众共生体”两种不同企业的组织形态，作为划分“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标准。

这种划分的理论价值，在于明确一个事实，不是西方、东方的问题，也不是左和右的问题，而是单纯政府资本主义和单纯市场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经济学思维方式，都需要调整，而且要引入新的概念，以及新的体制机制。

所谓引入新概念、新机制，在中国，则意味着，当代经济学家们，应当停止一切既无实质性理论建树，又为虎作伥式“做壳”思维，又来玩什么“货币双轨”“新基建”之类把戏，而用合符常识、常情、常理的正常人思维+专业知识，着力于引导中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超高价值承诺的意识形态（或大外宣）官员与面对庞大上层建筑“官本位”背负不得不实行“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践（或行政区）官员，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的“权控市场经济”“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中走出来，打破权力与资本（包括外来资本）“合谋”的老套路（可以追溯到慈禧“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治遗产），在内外开放的政治条件下，超越以“理性经济人”为出发点，以“资本增值/减值”为价值导向，以“投资、内需、贸易”为动力的新老“政治经济学”、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以及新老“双轨制权谋”纠结百年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进入以“仨自组织人”为出发点，以“资源能效/能耗”为价值导向，以社区、市场、政府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条件下的“生产/生长、交换/配置、生活/生态”为动力，“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展现生命，让生命恊和生態”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新天地。

如今，食物，燃料，药品，净水，实用与防卫性工具，黄金或美元，知识与技能，特别是社区自组织等等，都有使用价值的硬通货。因而，当前各国政府最重的事，尤农历甚，莫过于不舍弃任何人的纾困补短，而非保经济增长（资本增值）指标和某些既定政治目标。

“ 不舍弃任何人的缓解纾困补短 ”，其不二法门，就是各国领导人，企业领袖，NGO组织和各国公民，改变进行追求主权，奢侈浪费和资本增值的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和成功的衡量标准，建立以健全更加完备的社会自治体系，以及国别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体系！

据说，还有四天，推迟了的中国“两会”就要召开了，请允许我再次重提2月27日的那句话：

但愿当代中国人，尤其是2020年走进“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真的读懂了崔卫平女士这句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2010）。

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担当”，尽管慢了一拍、半拍！

其他，我就不多说了！

烎2020年3月于温哥华

作者：钱宏（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