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於居小是一種智慧，小規模也能發揮大能量。

　　經濟發展只能『到某種程度』；
　　生命只能複雜『到某種程度』；
　　追求效率或生產力只能『到某種程度』；
　　使用無法在利用的資源只能『到某種程度』；
　　完整人性對細密分工只能忍受『到某種程度』；
　　以『科學方法』代替一般常識只能『到某種程度』。
　　——《小即是美》作者 修馬克（E. F. Schumacher）

英国作为最成功也最有文明魅力的海权国家，对对欧洲、对世界陆权国家的最大贡献是什么？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我们英国人对欧洲的贡献是非常独特的。数百年来，我们一直努力阻止欧洲陷于单一强国的统治，我们为欧洲的自由而战，并为欧洲的自由而死，要是没有这种战斗、牺牲的意志，欧洲早就实现了统一，但那种统一既无自由可言，也无正义可言。”这听起来似乎令人震惊，却又发人深思！

英国“脱欧”成功后歐洲的國際政治格局，越发显示其增量思维-小即是美最佳典型案例，相对存量思维-大一统，哪个更富有创意和魅力？答案不言而喻。

野蛮的周征服更文明的商之后，实行采邑分封制和公（王公貴族）私（自耕农）分明的井田制，从几百个国家到春秋五霸而七国各显神通的格局，倒是一种进步，王夫之谓“战国时期”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各国有战事，合纵连横，但从墨子“非攻”即能止战，可以看出多是尚有贵族精神的“点到为止”，既不是非要称王称霸，也不是砍人头决胜负。

但不幸的是，野蠻的西秦在“刑徒经济”中崛起，灭六國，且实行大而无当“度同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六大同的中央集权之郡县制，显然是“方便統治”的存量思維，結果是“坐吃山空”，600年的秦国，20年就灭亡了，東方大地人口減少四分之三！

汉初兴黄老之学各封地（相當於國）与民休养生息（自主自发生產生活），这就是史称“文景之治”，但是，好景不長⋯⋯大而无当之董子罢黜百家-武帝征伐搜刮+大小戴大同世界-王莽折腾⋯⋯

小即是美的国家，在亚洲是新加坡，有虚君式的总统，有保姆式的国务总理，官员清廉，而且1967年独立是被马来西亚“赶出来”，同样资源贫乏，但是发达国家，在东南亚，甚至亚洲，有话语权，是制度输出项最多的国家，包括中国最近三十年向新加坡学习的东西不少，如廉政建设、保障性住房（组屋）、淡马锡，只是这些制度设置在“举国体制”的大一统中国，都应了那句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种下的是龙种，长出来的是跳蚤”……。

什麼是主义（-ism）？

凡讲xx主义，意思都是强调：以xx为“原则”，或“教宗”，或为“优先级”，比如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ism）、东方神秘主义（Eastern mysticism）、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还有Buddhism等等。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

社会主义，就是以社會為優先的主義也！

所以，社会主义，不等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更不等于黨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

那么，何為社會优先？

通過社會平衡、再平衡權力、資本（資源）分配機制，充分發揮每個人的精神體能及其生命自组織力與外連接平衡力也！

社會再平衡的第一要義，是組織生態平衡：

政府組織、市場組織之外引入社會组織（包括社區性、國際性的各種NGO），形成三大組織相互作用共襄生長；

社會再平衡第二要義，是行為價值平衡：

把經濟活動中不同勞動（白領、藍領、金領）的價值，落實在定價機制的平衡上，比如，加拿大人做法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兒單位價值率最高，比如垃圾工、清潔工、護士等藍領勞工每小時工資75$、46$，而銀行办公室等白領每小時工資15-20$，所以，在這里沒有我們中國人那种歧視低端人口的等級觀念，媽媽指著街道清潔工教育孩子“你不好好读書，以后就象他/她那樣”，這教育背後的深厚文化根基，是秦制漢儒后社會等級固化下的出人頭地（宋真宗《劝學篇》書中自有黃金屋、顏如玉）；

社會再平衡的第三要義，是國民待遇平衡：

從生教育、醫療、退養等福利机制保障（哪怕你只是消費者也是纳税人），到“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設置；

社會再平衡的笫四要義，是科技人文平衡：

Web3區塊鍵應用分布式去中心化創造的元宇宙，让包括政府、企業等等在内中間人平台機構胁迫、剝削現象降至最低限度；

社會再平衡的笫五要義，是愛之智慧平衡：

政教信仰、科技人文、性別行為，都不得以損害他者（她它祂）為前提的底線思維，而奉live and let live（包括Do unto others, do not impose on others，Brothers all over the world，love your enemy）黃金律而行！

這樣的社會主義之精神內核，即是天人（自然）、人我（社會）、心物（時空意间）共生（Symbiosism）。終極標準參照系：身心靈健康！

怎么办？一切历史的创造，都始于思想创造，一切现实的改变，都始于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改变。现代政治文明的“四大自由”与当代生态文明的“三大自组织力”之融合——将四大自由寓于三大自组织力之中，需要一个共生价值公约，迎来世界新格局从轴心时代走向共生时代。

孞烎
June 9, 2022 in Vancouver

第一，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所有抓“综合国力”的权谋式改革都失败了？

商鞅-李斯-始皇变法，让存续了600年而灭六国后的秦国二世而亡；

汉武独尊儒术-王莽托古改制，让西汉毁于一旦（参看吕思勉《秦汉史》，1983）；

王安石-熙丰新法，其功在“讲道理”“三不足”，其失亦在“足恤”（不敢）触动官僚体制引发无孔不入的“党争”和为解冗官冗兵冗费之危而使尽浑身解数“敛财”，为北宋亡国埋下了祸根；

张居正变法，其功在“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却改不动冗官冗兵冗费的庞大臃肿上层建筑，加之“器满而骄”、玩弄权术、舆论一律、党同伐异、人亡政息，高度集权与民争利政体变本加厉卷土重来，后人即使有改革者亦不过梦想“循居正成规”而再无创新，为明朝衰落埋下伏笔（参看近代史所《张居正改革的成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976）；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改革， 功在“开放”——简言之是对美国开放，在发展经济上引入“制度外部性”，拙在半拉子“改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控市场经济”的“半统制半市场”“闷声发大财”“渐进式改革”造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多重结构性失衡”的“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局面，让后继者陷入要么“反腐集权垄断”，要么“循小平成规”的两难境地（参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走出“水面勾兑共赢的浆糊经济学”思维误区》，2019）……

第二个大问题，为什么走出“黄宗羲悖论”接近确认“洛克-孟德斯鸠定论”的18届四中全会公报会很快束之高阁？

四中全会对中国本是可望成为划时代的大事件——中国自此走上了从无法无天（Rule Without Law)到法制（Rule By Law）而法治（Rule Of Law），进而确立“主权在民”（We the People）的“宪政”（Rule By Law）之路。然而，由于外缺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性压力，内无社会、地方、国民即“有生命的个人”（马恩，1845）自组织与他连接平衡的张力，上层精英很容易在“反腐集权垄断”的方便法门与“循小平成规”之间，作出方便自己有点任性的选择。九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样的选择，加深了中国的“多重结构性失衡”，也在渐次失去“制度外部性”的条件下，加速了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趋势，而回到了无法无天（Rule Without Law)或“选择性执法”的境地。

第三个大问题，为什么把“人民”顶在头上、挂在嘴上的中国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即整个阶层，却对作为宪政之本的“主权在民”之民，那么不信任、不放心，斥之为“顺民、刁民、暴民”、贬之为“民粹主义”，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阻止、限制主权在民之“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组织成富有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社会、社区、企业组织？他们真的以主体（Subject）自居，称王称霸，把“我们人民”当客体（Object）任意摆布吗？他们真的不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中“王在法下，法大于权”，沉湎于方便的“商鞅驭民之术”，而要永远拿人民当“韭菜”或“炮灰”，因而屏蔽“交互主体共生”（Intersbjective Symbiosism）的新思维和新价值取向吗？

四十五年前，杜润生先生说：“不能再13亿人一个脑袋了”。

万里气愤地说：“如果硬是问我要社会主义，还是要人民生活幸福，我明确告诉你，我要人民生活幸福，不要社会主义！”

胡耀邦在1969年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